一、基于個性化發展財政學本科人才培養與教學平臺

培養人才是一切教學活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整個教學過程都是為了培養人才而展開。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的科學與否，直接關系到畢業生工作與學習的競爭力。目前，大部分高校的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目標定位主要以“因校施教”為原則，即充分利用學校現有資源，而非“因材施教”。傳統的財政學本科教育培養目標主要體現在拓寬本科生知識面、培養學習與創新能力方面。具體而言，就是知識結構完善、掌握經濟學基本原理、熟悉財稅基礎理論、熟悉財稅基本政策法規，具備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財稅問題的能力。它忽視了與學生的興趣、個人職業規劃等個體差異性因素，這種在不以學生為中心確立的人才培養目標下，培養出適應社會的能力就相對較差。現在，我國許多綜合性大學的財政學專業正在雙軌推進培養學術型與應用型人才的目標與制度。面對近幾年就業難的問題，培養創業型、創造型人才愈加重要。不過，對創新型和創業型人才的培養制度和培養模式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基于此，基于個性化發展的財政學本科教學模式改革相對于重視知識傳承、學術養成、標準化教學、批量制造的傳統財政學本科教育模式，就可以為社會培養更多種類型的高級人才：學術型、職業型、創業型與創造型等。況且經濟類專業的大學生，包括財政專業大學生的創業基礎較好，具有某些特殊的優勢，充分發揮他們的天賦與潛能，其更易于成為社會所需要的創業型與創造型人才。個性化教育是引導個性生命獨特性發展的教育，它以尊重差異為前提，以提供多樣化教育資源和自主選擇為手段，以促進個體生命的自由和充分發展為目的（馮建軍，2004）。基于個性化發展的財政學本科教學培養目標，應該從尊重和培養個體的個別性、特殊性、差異性立場出發，結合學生的興趣與個人職業規劃，充分利用各自學校的資源優勢與特色，引導學生向不同類型的專業領域、不同層次的專業方向發展，為學生今后的發展創造足夠的條件，培養學生在財政學領域具備一定的專業化水平和創新能力。培養財政學專業個性化人才的完整途徑主要表現為：首先，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通識教育階段，培養目標應體現寬口徑、厚基礎的“廣博”培養原則，進一步擴充通識基礎模塊，增設相關學科的教學內容，供學生選擇，可以建立以思想政治類、工具類課程為先導，以經濟學基本原理課程為核心，以人文素質類、科技類課程為輔助的綜合課程體系。其次，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專業及拓展教育階段。結合不同高校的特色，在突出專業培養的同時，圍繞專業課程進行充分的拓展，引導學生結合專業與個人興趣，合理制定大學選修課程菜單。在課程設置上，可以建立以財稅類課程為必修課，以經濟類、管理類相關課程為選修課的綜合課程體系，同時，輔之以學術講座、第二課堂等開放式培養手段。選修課的取舍要體現不同高校的資源優勢與特色，體現不同高校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個性。并且，在可能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提供更多的課程供學生選修，使學生最大可能地選擇自己最有興趣的課程，激活他們的多元興趣與多種思維，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和素質提升，進而實現學生的全面發展與差異性發展。再次，在財政學專業本科人才培養的創新能力培養階段，就大學本科生的人才培養而言，本階段培養手段與方法是否科學有效，直接關系到學生創新能力的積累和今后個人能力的可持續發展。此階段的人才培養方案，應弱化理論課程的安排，強化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如通過學術報告、學生科創、社會調查、案例分析、社團活動、假期實踐、畢業實習等方式，有組織、有目的、有成效地實施人才培養活動，為財政學專業本科生畢業后的個人綜合能力的提高與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培養個性化財政學本科大學生的具體方法

這種以培養個性化財經類本科大學生為目的的教學模式，應該以“問題—發展”模式為主。正如李亦菲在《個性教育的歷史脈絡和發展趨勢》中所述：要努力超越“以教師為中心”和“以學生為中心”的對立，盡量實現“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合作對話、平等、民主和互惠的關系，而不是先知與后知、控制與被控制、主體與客體的關系”，這種沒有拘束的開放交流，是認識自我和認識世界的重要方法。在一些必修課和選修課中，教師可以組建多元的小型團隊，引導學生各自按照自己的興趣和特長組建自己喜歡的個性化團隊。以公共收入與支出的部門為導向的“職業型”研究團隊，以“經濟與社會”為導向的“創新型”研究團隊等。并將最近興起的行為經濟學、試驗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試驗法，用于財政專業課程的講授，將此教學方法運用于各種財政實踐中模擬和實踐，引導學生對學習的熱情，提高他們的動手實踐能力以及分析能力。應該以“問題———發現”型的新型模式為主，被動接受的傳統教學模式為輔，對教師各方面的能力和綜合素質提出了進一步的要求。一方面，要具備多層次的教師隊伍，既要有研究型教師隊伍，也要有負責教學任務的一線教師隊伍，還要有針對學生特殊需求的專業輔導員隊伍，從而使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得到充分的滿足。大學究竟是專門搞學術研究的地方，還是培養個性化、專業化、富有創新思維人才的地方，這是我們值得深思的問題。另一方面，必須改革傳統的教學方式。教師要將傳統的課堂教學延展到學校圖書館、實驗室、國庫、稅務機構等財政活動現場，使學生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參與、積極投入。使“講堂”變為“討論”、“對話”、“研究”內容“發酵”、“火花四濺”的具有個性色彩的“研究性學堂”，以增強教學效果為目的，以學生為主體來選擇組合教學方法。但要注意在運用試驗教學法時，要與課程的合理定位、內容設計和相關資源建設相結合。學生學習的場所不應該受到約束，應該在廣闊的天地中自由成長。

作者：仇曉潔單位：河北經貿大學

雖然各高校、各出版社都不斷在推陳出新一系列的教材，但教材體系設置缺乏統一性，內容差異也比較大。教材名字也是名目紛繁復雜《財政學》、《公共財政學》、《公共經濟學》、(公共部門經濟學》甚至《政府經濟學》等都作為財政學的教材出現。光是高等教育出版社指定的二+一世紀教材系列電《財政學》就有三種版本。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哈維•羅森編著的，還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陳共主編的，也有一些院校使用張馨和鄧子基主編的，同時有一些高校使用的是本校自己編寫的。光是這些教材，都已經是讓人眼花繚亂了，走進書店那更是五花八門，這種情況導致財政學這門課程缺乏統一的大綱，教材難以通用，知識體系千差萬別，教學各行其道，因而培養質量也就謬以千里。

教學的內容安排問題。在具體內容上，表現出了兩種主要傾向，一是繼續以傳統的國家分配論為出發點，一種以公共產品論為起點，這兩種體系的斷裂與對立表現出了國內財政學界在基本理念上的不同理解和思想沖突，不同學校的財政學理論教學在內容上差異巨大，整合兩種財政學體系的基礎理念顯得很有必要。同時，財政學的很多基本理論和概念在不同的教材中表述差異也很大，像財政的概念，有的教材認為是國家和政府的分配行為，有的認為是收支行為。對財政的屬性進行界定，有的教材有，有的教材又沒有。與此同時，財政學教材的內容也有些與實際脫軌，對稅收、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內容介紹得比較少，很多非財稅專業學生學完財政學后并不再學稅收學了，因而對稅收知識了解甚少，這就為以后進入社會從事財稅實務工作埋下了脫節的根。

教學手段和教學模式問題。目前，我國許多高校在教學手段方面仍然很落后，依然是教師課堂上講，學生認真地做筆記，記概念，整個教學過程當中師生存在著教學“梯級差”，幾乎沒有太多互動，課堂氣氛也比較沉悶。有些院校以為實現了教學多媒體化，教學效果就可以成倍大增了。事實上，在多媒體授課方式下，只不過是將手工板書的知識灌輸變為計算機頁面展示，教學的模式并未有多大改進，甚至因為課件播放速度過快，學生來不及記憶和消化課堂內容，效果比以前更差。成績考核和評定也是以期末考試“一考定終身”，沒有平時的課堂內外考核指標。這樣的教學手段和模式，學生平時聽課也會感覺枯燥不已，缺乏對財政實踐的感性認識學完之后對財政學理論知識也理解不深刻，只有靠到考試前猛背狂背，考完試也就丟得一干二凈，這種教學手段和模式很不利于培養學生理解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財政學課程教學的優化與創新路徑

(一)針對不同專業選用差異化教學內容和課時安排。不同的專業需要在統一的大教材體系下選擇差異化的教學重點內容，以滿足各專業未來知識和實務的需求。如財政專業的《財政學》課程應在強化基礎理論的前提下，注意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金融專業應增加國債部分內容的課時量;國際貿易專業應增加關稅政策、國際稅收等內容的介紹。對于不開設稅收課程的財務管理專業、市場營銷專業，應增加稅種知識的課時比例，而對公共事業管理專業應增加社會保險、社會保障以及公共福利方面的內容。在教學內容上，應該以公共財政學理論體系為主，主要包括政府經濟職能、公共選擇、公共支出、公共收入及政府分權等內容，其制度基礎是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在課程設置上，應該在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結課后，會計、稅收、財務管理等專業課開課之前開設，使課程在安排上能夠前后銜接，使知識的傳授具有連續性、邏輯性和科學性。

(二)在教學組織方式上，應引入討論、案例教學及社會調查等多種教學方式。財政學理論教學中應更多地采用計算機輔助教學和課堂討論，通過多媒體和傳統教學有機結合起來，揚長避短，達到教學相長。如財政部分側重理論應以課堂講授為主，討論為輔。具體可以在講授財政基本原理的基礎上，就財政總論、財政概念、財政制度、財政職能、財政支出、財政收入、國家預算等一些重要理論問題進行專題討論，也可以結合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一些專題討論。通過討論以使學生開闊思路和視野，舉一反三，更好地理解社會經濟政策。稅收部分側重實踐，因此應以案例教學為主，課堂講授理論為輔。通過對案例的分析求證，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學生在接近實際的條件下獨立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與此同時，財政政策和實踐貫穿整個社會運行，時時刻刻就在我們身邊，需要布置適當的社會調研任務，讓學生深入社會，了解國家財政政策和民生概況，在學生調研過程中，能夠發現問題所在，進而為其思考政策制定和改良提供視角和思路，增強對書本知識的進一步理解。比如通過調查三峽移民的生活，可以更深刻理解轉移性支出的意義和功能;通過調研地方政府豪華辦公樓攀比之風，可以知曉財政監督與預算透明的重要性等等。

1.研究性教學

1.1研究性教學法的特點

1.1.1學生學習的創造性

研究性教學法是對人的主動性學習的高度評價，有助于學生自主有效地學習。使用研究性教學方法，學生可以在教師指導下進行研究性的學習活動，獨立地進行專題研究，充分發揮自身的潛在能力，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思維，提高創造能力，實現素質教育的目標。

1.1.2教學組織的開放性

研究性教學法實行開放式的教學，研究專題公開，學生自己選擇并承擔研究課題，或是自己擬訂專題并經老師同意進行研究。在組織形式上，可以是小組合作研究，也可以是個人獨立研究，還可以是個人與集體討論相結合。在教學時空上，不局限于課堂，可根據需要到圖書館、實驗室、教研室等場所，或者深入企業、社會進行調研。完成研究任務后，可采用“開放式長作業”的形式，根據具體情況，可用幾周、幾個月到一個學期的時間完成研究性作業，整個過程開放性強。

我是xx電大20XX屆財稅班的學生，我懷著強烈的求知欲和進取心參加了電大學習，現已修完全部課程，就要畢業了。三年電大學習，使我獲益良多。學校嚴格的管理，嚴明的紀律，良好的校風，為我們營造了優良的學習氛圍。在學校的嚴格要求和輔導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刻苦學習，遵守校規，依時上課，按時完成課外作業;通過了全部課程考試，完成畢業論文，修完學分。經過電大學習，使我增長了知識，增強了工作能力，提高了思想文化素質。

電大業余學習條件艱苦，面對諸多困難，我都一一克服了：一是年齡偏大，記憶力和智力減退。我就用比別人多幾倍的努力，多幾倍的時間去學習；二是正確處理工作與學習的關系。工作時做好工作，學習時努力學習，做到工作學習兩不誤；三是正確處理好學習與家庭的關系。我積極爭取家人的支持、幫助和配合，家人的支持和鼓勵，成為我完成學業的巨大動力。

經過了三年的電大學習，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覺悟和科學文化素質。在學期間，我們學習了《政治》和《鄧小平理論》等政治理論課程，加深了對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十六大”精神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認識，對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有了更深刻理解，為我們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輔導老師的悉心指導下，我們系統地學習了《財政學》、《國家稅收》、《稅務管理》、《國有資產管理》等十多門專業課程，使我的專業基礎更加扎實，對今后工作有極大的幫助作用。

業余學習條件雖然艱苦，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它為我們提供了邊學習邊實踐的機會。在學習中，我注意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經常運用學到的理論知識研究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尋求解決矛盾的方法。

畢業后，我將一如既往地做好本職工作，把所學知識運用于工作實踐中去，爭取做一名既有科學文化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稱職的國家公務員。

第一階段是20年代至40年代末即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

從20世紀20年代起，中國傳統史學開始向近代史學轉變，這種學術演變的時代特征在財政史領域同樣有鮮明反映，即不少學者在繼承發揚傳統史學方法，注重傳世文獻的考據，辨析制度條文內容的同時，有意識地借助近代西方的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對中國財政史（包括古代財政史）做出一些不同于《漢書·食貨志》、《通典》、《文獻通考》等傳統典志的編纂、闡釋和評論，撰寫了一些通史體裁或斷代體裁的財政史論著，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商務印書館，1920年）、徐式莊《中國財政史略》（商務印書館，1926年）、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上海世界書局，1930年）、劉秉麟《中國財政小史》（商務印書館，1933年）、楊志濂《中國財政史輯要》十冊（無錫大公圖書館，1936年）、鞠清遠《唐代財政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劉不同《中國財政史》（大東書局，1948年）等。同時，專題研究和理財人物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特別是田賦史。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國民政府出于財政體制改革以及戰時經濟的需要，進行田賦整理、田賦征實和其他財政制度的變革，因此有些學者本著為現實提供歷史借鑒的意圖，對長期成為古代財政收入支柱的田賦制度予以較多關注，如萬國鼎《中國田賦史》（正中書局，1933年）、劉道元《兩宋田賦制度》（上海大學文學院，1933年）、徐士圭《中國田賦史略》（商務印書館，1935年）、陳登原《中國田賦史》（商務印書館，1936年）、吳兆莘《中國稅制史》（商務印書館，1937年）等，盡管內容有詳略，識見有深淺，均屬有一定影響的專著。程濱遺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二篇《田賦史》上冊和馬大英等編纂的《田賦會要》第三篇《田賦史》下冊（正中書局，1934年），是一套按編纂者的觀點“鋪敘史實，推究因果”的資料性著作，上自夏商周，下及清末民國初，“就歷代田賦沿革，為系統敘述，并作史料整理為主。其諸賦役設施，凡與田賦有關者亦觸類引及，以求明備”（《弁言》）。層面較多，視角亦廣，觀點平實，在當時堪稱詳悉。不過，此期從事財政史研究的學者尚少，專題研究以漢、唐、宋、明等朝代為主，選題較狹小，征引資料多據習見的傳世文獻。特別是由于缺乏斷代史研究和專題研究的厚實基礎，刊行的中國財政通史著作大多還談不上能對古代財政史作整體性研究和規律性探討。

不過，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此期有些論著無論選題或是闡述都頗具開拓性。例如，胡鈞《中國財政史講義》是20世紀第一部簡明的中國財政通史，其開創意義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緒論》中作者就“中國財政史之研究法”作了論述，認為西方經濟學的演繹法和歸納法各有長短，應采用“綜較概括，存其所有，審其所詳”的研究方法，并提出研究財政史應注意經濟史、政治史、法制史和學術史等幾個重要方面。二是對中國財政史的分期和內容編排作了探索。常乃德《中國財政制度史》就財政制度演變與社會經濟的關系所作的理論分析頗有特色。他在《導言》指出：“財政制度與國民經濟狀況有很密切的關系，因為財政是國家取之于人民的一種手段，人民的經濟狀況在何種程度，則國家財政的來源即注重何方面。倘若國民的經濟狀況變了，國家的財政政策也必隨之而變。中國從古到今，國家財政政策約有四大變，而其變化都是隨著國民經濟狀況之變化而變化的。”在內容編排上，該書分27章，所論以賦稅制度為主，旁及財政起源、貨幣、會計制度、財政職官等，但內容均簡略。從胡、常二書可以看出，到30年代，中國學者通過借鑒西方經濟學和財政學的理論，初步形成研究中國財政史的新思路和學術體系。

此期斷代財政史研究，以鞠清遠和梁方仲的成就最突出。鞠清遠《唐代財政史》雖然只有11萬字，卻是斷代體裁財政史的開山之作，重點在于分類敘述財政收入（如賦稅、專賣、官業收入、商稅、特種收支等）、財務行政二方面。書中對收入項目的歸類比較科學，對財務行政的論述內容較豐富，但對財政支出基本上未予置論，是明顯缺陷。梁方仲以明代田賦的征收解運制度以及一條鞭法改革為研究重點，發表多篇論文，資料豐富，分析細致深入，學術影響久遠。

第二階段為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78年。

總體上看，此期中國大陸對古代財政史的研究進展相當緩慢，具有新水平的財政史專著幾無新作，專題研究除賦役制度史一枝獨秀（從廣義上說，賦役制度屬于財政收入范疇，但當時的成果多數不注意從財政角度去論述賦役制度）之外，亦鮮有新篇。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三聯書店，1957年）之《財政》篇是少有的杰作。該篇“主旨唯在闡述繼南北朝正統之唐代，其中央財政制度之漸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前時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轉變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二事”。分別以江南租米回造納布及關中和糴二例作具體論證，指出轉變的樞紐在于武則天和玄宗兩朝政局的變化。該文對于深入研究古代財政制度的傳承演變具有方法上的示范意義。同時，李劍農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7年）、《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和《宋元明清經濟史稿》（三聯書店，1959年）用不少篇幅論述賦役制度、土地制度等與財政關系密切的內容，對古代財政史研究也頗有助益。相比之下，臺灣學者對宋代、清代的財政史研究較有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