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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第1篇

近年來，的高速增長還能不能維持下去的正在引起經濟學家更多的關注。這些年來的經驗表明，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的難度和成本似乎越來越大。而且，如圖1所示，1994/1995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還出現了顯著而持續的下降趨勢，盡管增長下降的幅度還值得進一步估算[1]。

更進一步，我們基于官方提供的增長率數據發現，1995年以來，不僅增長率的均值有所下降，而且變異系數出現了更顯著的下降。在1979-1994年，增長率的變異系數為0.36，而在1995-2000年則下降到0.13。這意味著經濟的高度波動可能已被增長率持續下降的趨勢所取代。基于這樣的觀察，我們有理由懷疑，在“短期”的經濟不穩定因素背后，1995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的下降很可能反映了某種“長期”因素的制約作用。

為了觀察并考察改革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變動的長期因素，我們在本文計算了改革以來中國的實際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模式，而且我們發現，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一個清晰的發散變動模式。我們通過進一步懂得，這個發散模式所提供的一個重要的信息是，在中國，資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對經濟增長的變動是不太敏感的。這不僅反映出政府的力量在資本形成中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意味著“資本深化”的加速可能是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持續下降的主要原因。

然后，我們構造了一個簡單的說明了資本-產出比率變動的主要原因，并在經驗上證實了我們的解釋的合理性。它也幫助我們認識到，在中國經濟增長率呈減速趨勢的背后，技術的選擇偏差是主要的原因，因為技術選擇的偏差加速了資本的深化過程，使資本的邊際報酬過快出現了遞減趨勢。我們的這個發現實際上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持續減速可能是典型的“外延”增長的結果，而不是短期需求波動造成的。短期的需求波動（指需求增長率的變化）應主要理解為經濟增長減速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本文結構安排如下：在第2節，我們對改革以來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變動關系做出經驗的描述。第3節提供一個理論的討論。第4節和第5節是經驗的驗證。最后是本文的結論。

2經驗觀察及其含義

本文主要探求這樣的長期因素是否存在。要觀察這樣的長期因素，根據（新古典）增長經濟學的分析范式，我們可以選擇從觀察資本-產出比率的總量指標入手。我們對1979-1998年間中國的實際資本-產出比率及其增長率做了計算（見圖2和圖3）。如圖3所顯示的那樣，我們發現，在1994/1995年之前，改革顯著改變了計劃經濟原有的封閉的模式，抑制了資本過度積累的速度，廉價的勞動力資源被資本的增長所利用，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在這一時期，資本-產出比率不但沒有上升，反而略有下降（1979-1994年平均增長率為-0.89%）。但在1994年以后，資本-產出比率的確顯著而持續地上升了（例如，1995-1998年間的資本-產出比率平均年增長1.92%）[2]。其結果，資本-產出比率更顯著上升了。

為了從整體上來解釋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變動趨勢，我們先使用1978-1998年間的GDP的增長率對同一時期的實際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做了一個回歸觀察。圖4給出了兩者之間的“散點”分布，直觀地顯示出了經濟增長率與資本-產出比率的負相關關系。我們所估計出的線性趨勢方程為：

（經濟增長率）（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

()

這個簡單的經驗觀察顯示，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與經濟增長率的變動方向是相反的。這個發散的模式可以通過比較圖1和圖3更加直觀地顯示出來：在經濟增長加速的時期，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呈現出減速的趨勢；而在資本-產出比率加速增長的時期，經濟的增長呈下降的趨勢。看起來，我們需要從理論上來解釋資本的形成方式與經濟增長率的這個有趣的變動模式。

在給出這個變動模式的理論解釋之前，我們先來進一步來考察一下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與經濟增長率之間的這個變動模式對資本形成速度有什么含義。為此，我們再回到“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上來。在利用1978-1998年中國經濟的數據計算“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時，我們使用了這樣的增長率定義：

這里，和分別代表資本存量和產出水平。下標表示即期，表示前期。符號“^”代表“增長率”。上面的計算公式可以幫助我們來探討我們所估計出的經濟增長率與資本-產出比率增長率之間的那個經驗方程對資本形成速度的含義。首先，根據估計方程，我們知道，若上升，則下降。根據我們定義的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公式可知，在上升時若要下降，那么，至少不應有上升的壓力，即可以下降或者不變。其次，同樣根據估計方程，我們知道，當下降時會上升。而依照我們上面給出的資本-產出增長率的定義可知，在下降時若要上升，至少不應有下降的壓力，換句話說，可以上升或不變。

上述簡單的討論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變化卻有重要的含義。因為資本存量的變動是投資的結果，因此，我們對經濟增長率與資本-產出比率的增長率所估計出的方程顯然是有理論意義的。粗略地說，相對于經濟增長率的變化，資本存量的變動似乎基本是穩定的。也就是說，資本形成的速度對GDP增長率的變動是比較遲鈍的：當經濟增長加速時，資本的形成速度并沒有相應地加速，從而資本-產出的比率下降了；而當經濟增長下降時，資本的形成并未減速，結果資本-產出的比率上升了。這也是資本-產出比率在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時依然可被觀察到上升的基本原因。

3理論解釋

那么，為什么我們在中國的改革后時期會觀察到資本形成的這個時間變動模式呢？為了解釋這個模式，我們需要尋求資本-產出比率這個總量指標變動背后的“生產理論”，因為在理論上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應該在微觀上反映該經濟的“生產方式”的變動。為此，我們求助于索羅（Solow，，1960，1962）以及丹尼森（Dension，1967）等人后來發展起來的所謂“增長的核算”框架來幫助說明資本-產出比率變動的這個微觀基礎。

首先，給定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的庫布-道格拉斯結構的生產函數：

（1）

其中以，，分別表示產出、資本存量和勞動，為資本的產出彈性。另外，假定技術

進步為中性，變化率為常量。我們從（1）式很容易推導出“人均產出”（）的增長方程。例如，對（1）式的兩邊除以，我們可以得到“人均”的總量產出函數：

（2）

為了推導出資本-產出比率變動背后的“技術因素”，讓我們首先來資本-產出比率（）。我們知道，資本-產出比率（）實際上可以寫成“資本-勞動比率”（）和“人均產出”（）的商，即：

（3）

將此表達式（3）代入上面的資本-產出的定義中去，我們就得到了用資本-勞動比率表達的資本-產出比率：

（4）

現在再對（4）式的兩邊取對數并將對數表達式變換成“增長率”的形式（我們還用符號“^”表示增長率，另外把A的增長率定義成“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增長率），我們就會得到一個簡單的關于“資本-產出比率”的核算方程：

（5）

在新古典生產理論的假設條件下，（5）式清楚地表明，資本-產出比率的變動是資本-勞動比率（即人均資本或者稱為“資本裝備率”）變動的貢獻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變化率之間的“差”。因此，對我們所關注的中國經濟增長問題而言，我們顯然需要將注意力放在改革以來資本-勞動比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發生變動的時間模式上來。

根據上面的表達式（5），現在就可以給出我們對資本形成相對于經濟增長表現出“遲鈍”的基本解釋。假設投資不斷增長，并且假設投資的增長能夠持續有效地驅動更多的勞動投入生產過程以致于資本-勞動的比率沒有上升的壓力，這時候，根據（5）式，除非TFP在不斷惡化，否則，資本-產出的比率并不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上升，因為進入資本的增長被勞動的增長所匹配。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就可能觀察到經濟的高速增長并沒有伴隨著資本-產出比率的顯著上升，即使這種增長主要還是依賴要素投入的增長來實現的。對一個資本稀缺而勞動富裕的經濟來說，這意味著，只要技術效率（TFP）不斷改善，技術的選擇不過分朝資本替代勞動的路徑偏差，經濟的增長仍有更長的持續性。

相反的情況是，技術的選擇出現了不斷朝資本替代勞動的路徑偏差。在這種情況下，投資的增長導致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出現了所謂的“資本深化”過程的加速趨勢。結果，由于資本的增長持續快于勞動的增長，導致資本的邊際回報出現遞減趨勢，最終導致到經濟的增長速度下降。在現有的里，這正是增長的“外延假說”所針對的情況：一旦出現過快的“資本深化”，或者說經濟中的資本密集度持續上升，那么，經濟增長的速度就會因為投資的邊際回報遞減而下降，甚至經濟會最終出現衰退。我們猜測，正式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們觀察到中國經濟在增長減速的情況下反而伴隨著資本-產出比率的上升趨勢。其實，根據我們的上述解釋，這個經驗觀察背后的因果關系是，過快的“資本積累”導致了資本的邊際回報率的持續下降和經濟增長的減速。

4經驗證據

以上的表明，觀察改革以來的技術變動路徑是否出現“偏差”以及何時出現了“偏差”對于證實上述理論解釋的合理性是至關重要的。不過，我們在本節將經驗考察的重點集中在部門，這是因為工業部門的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者，工業的增加值（工業GDP）占全部GDP的70%[3]。所以，觀察工業部門的技術選擇路徑對于理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變動模式是有典型意義的。至于工業部門的TFP的變動情況，我們在本文不作重點的考察，原因是，雖然在新古典的里對技術進步做了外生的處理，但是在經驗上，技術的進步與技術選擇的路徑是非常相關的。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往往也會導致TFP的增長減速，這在我們的另一項（張軍和施少華，2000）以及謝千里、羅斯基和鄭玉歆（1995）的實證研究中都已得到證實。所以，我們在本文集中于對資本-勞動比率的考察。

為了觀察中國不同所有制工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變動，我們在表1利用所獲得的官方數據并給出了1980-1996年國有部門、集體部門和大中型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及其增長率。在計算資本-勞動比率時，我們這里分別使用了官方公布的名義值資本數據和按固定資產價格指數平減的實際值資本數據[4]。顯而易見，在1980-1996年間，特別是80年代后期以來，無論是國有企業部門還是集體企業部門都經歷了資本-勞動比率的持續而顯著的上升趨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集體企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上升得比國有部門更快，而且無論是按名義值計算的資本-勞動比率還是按實際值計算的資本-勞動比率，結果均為如此。這說明，集體企業部門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實際上經歷著非常迅速的資本深化過程。考慮到的“鄉鎮企業”是集體部門的主要涵蓋對象，這個結果的含義就再清楚不過了，那就是說，鄉鎮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實際上在快速地上升。

我們的這個觀察結果與現有的一些研究也是一致的。例如，陳劍波（1999）的研究也發現，80年代中后期以來（特別是進入90年代），鄉鎮企業的開始表現出了令經濟學家不能完全預料的變化和特征，那就是它的技術選擇路開始出現偏差，它的技術變化并沒有如正統的理論所期望的那樣沿著技術中性或節約資本要素的路徑發展，相反，資本的密集度卻有不斷提高的趨勢。在陳劍波的數據里，鄉村兩級企業在1978-1996年間經歷了資本-勞動比率以及平均資產規模的顯著上升（見表2）[5]。

除了國有企業部門和集體企業部門之外，在表1我們還計算了大中型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結果顯示，大中型企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增長率明顯低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部門。出現這個結果的一個原因自然是，在改革初期，大中型企業本身已具有相當高的資本-勞動比率并始終保持著與小型企業在資本-勞動比率上的差距。例如，我們在計算中發現，在1980年，大中型企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幾乎是集體企業部門的7倍。眾所周知，由于計劃經濟體制和長期執行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策略，在大多數工業部門，國有企業不僅規模大而且裝備了資本非常密集的技術。但是，由于集體部門的資本深化速度非常快，所以到1996年，集體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已經上升到大中型企業部門的1/4。當然，大中型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仍在增長，不然的話，按照現有的增長模式，集體企業部門在資本-勞動比率上很快就會趕超大中型企業。

不過，我們想指出的是，鄉鎮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的快速上升并不是主要因為鄉鎮企業面臨的勞動力價格上升過快（陳劍波，1999；大琢啟二郎等人，2000，中文版，第9章）。而是一個需要從工業組織/市場結構的角度來解釋的。為此，我們曾發展了一個簡單的“過度進入”的概念框架來解釋轉軌中的工業組織的結構特征（Hallagan and Zhang，1998；張軍和哈勒根，1998）。我們模型的含義是，由于特定的財產制度和需求環境，特別是地方政府的介入，鄉鎮企業向工業部門的進入遵循了“古典競爭”的特征，從而導致過度進入和不斷升級的投資。根據這一解釋，不斷提高的資本密集度主要不是勞動力實際價格的上升或上升過快的結果，而是鄉鎮企業部門過度投資和過度進入的產物。

誠然，在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之前，鄉鎮企業的技術來源還主要還是依賴于與國有企業的非正規途徑而獲得的。國有企業淘汰的設備以及來自于國有企業的工程技術人員成為鄉鎮企業獲得技術的重要來源。因為如此，鄉鎮企業實際上選擇了勞動高度密集的產品的生產。典型的情況是，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不同，它往往不是生產許多產品，而是集中單個產品的生產，而大多數產品的生產是向城市國有企業分包來的（Naughton，1995，p 155；陶友之，1988）。然而，這種分包關系并沒有演變為穩定的分工和合作的契約關系。不僅如此，在一些鄉鎮企業發達的地區，鄉鎮企業試圖減少和擺脫對國有企業依賴的動機非常強烈。據江蘇省院的調查發現，在無錫鄉鎮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中，向城市國有企業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過了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6]。

事實上，在80年代中后期，作為政策，雖然政府鼓勵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進行廣泛的所謂“橫向聯合”，但是這個努力并未得到鄉鎮企業的積極響應，最后以失敗而告終[7]。而如果沒有與國有部門之間形成特定的分工和合作的穩定契約關系，那么，鄉鎮企業的進入在事實上就成為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對手。我們認為，認識到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兩大部門的這個進入-競爭關系對于解釋鄉鎮企業部門快速的資本深化是非常重要的。為國有企業與鄉鎮企業的競爭方式提供任何理論的解釋并不是本文的目的，相反，我們希望為這個競爭方式提供一些經驗的描述以幫助說明鄉鎮企業的資本-勞動比率快速上升的基本原因。

為了描述這種競爭方式，首先我們必須指出，鄉鎮企業的大規模進入并不能簡單地和孤立地用鄉鎮企業較之國有企業的“比較優勢”來解釋。由于在80年代初期，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種種扭曲還存在，鄉鎮企業的進入既可能是因為它們有較之國有企業的所謂“比較優勢”，也可能是對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現存的一些經濟扭曲的理性反應。具體而言，在一些國有部門留下的未被滿足的需求場合，鄉鎮企業的進入有助于矯正過于重化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在這些勞動非常密集的生產領域，鄉鎮企業的確發揮了它們在利用廉價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

而在另外一些場合，如紡織業，鄉鎮企業的進入則更可能是因為被扭曲的高利潤環境所吸引，而且它們的進入實際上爭奪了國有企業的產出和利潤。世界銀行出版的中國企業改革的研究報告（Byrd，1992）提供了反映80年代中國工業組織結構特征的一些背景資料。例如，中國的紡織行業典型地表現出了多種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并存的組織格局。盡管有大量的國有大型企業，但80年代初，在17100家紡織企業中，有2/3的企業為地方小企業，僅有1/3隸屬于紡織工業部和地方政府的紡織工業局。這當中，國有企業為3261家，城市集體企業2314家，國有與集體聯營以及與香港企業合資的有66家（Sabin，1987，p231）[8]。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鄉鎮企業的進入是否在總體上提高了經濟的效率，似乎是不能肯定的[9]。不僅如此，由于過度的進入和競爭，該部門的贏利能力實際上惡化了。諾頓（Naughton，1995，p.159）曾經分析了鄉鎮企業進入紡織業的情況。他發現，由于鄉鎮企業過度使用了勞動力，其生產并不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因此他也傾向于認為，在一些制造業部門，鄉鎮企業的進入和增長實際上可能惡化了社會福利的水平。

對于前一種情況，雖然鄉鎮企業發揮了比較優勢，但是由于鄉鎮企業之間的競爭非常嚴厲，而且更重要的是，由鄉鎮企業的社區產權的性質所決定，這種競爭往往帶有典型的“新古典調整”的特征：一個新的市場機會將迅速誘導大量的模仿者進入，價格和邊際利潤隨之下降，直至市場飽和，利潤趨于為零，出現均衡（Byrd and Zhu，1991）。這種競爭雖然會導致效率的一次性改善，但由此形成的工業組織則毫無疑問缺乏持續的和動態的改進機制（如創新、重組、穩定的買賣關系和信譽等）。

在與國有企業直接競爭的場合，由于國有企業部門，特別是大中型企業部門的資本裝備水平比較高，所以鄉鎮企業必然面臨如何能跨越較高的市場進入壁壘的問題。這就意味著，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的直面競爭實際上就是鄉鎮企業不斷縮小（和趕超）與國有企業裝備水平（即資本-勞動比率）差距的的過程。這可以從鄉鎮企業新建項目的固定資產的平均規模和每個項目的投資總額的增長速度中得到部分的證明。1986年，鄉村企業新建項目固定資產的平均投資規模為17.51萬元，平均每個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7.21萬元，而到1992年則分別為42.83萬元和26.19萬元，比1986年分別增長144.6%和51.65%[10]。

鄉鎮企業能夠實現快速的資本深化自然又得益于地方政府在信貸上的支持。在現有的中，地方社區政府與鄉鎮企業的關系常常被解釋為鄉鎮企業的一個效率源泉（Weitzman and Xu，1996，Nee，1994），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看到了地方政府的介入降低了鄉鎮企業在進入市場中的過高的交易成本。但所忽視的問題是，地方政府的介入干預了信貸市場，幫助鄉鎮企業形成了一種特定的預期，導致了普遍的過度進入和過度投資（過度生產能力）的形成。而面對過度的進入，地方政府和鄉鎮企業又往往進一步選擇提高裝備水平作為競爭的策略，因為地方政府干預了信貸市場使得資本的取得比現有生產能力的組織重構更容易。因此可以說，地方政府的全面介入既是鄉鎮企業高速擴張的原因，也為鄉鎮企業增長的持續性施加了技術層的約束條件。

5收益率變動的時間模式

概言之，基于表1和表2所提供的數據信息，我們已經證實，工業部門的資本深化整體來說在90年代中期以后顯著地加速了，而在此之前，資本裝備率的上升一直是緩慢的。這也是我們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在9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持續減速的重要因素，因為資本的深化加速是導致投資收益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改革以來中國工業部門的資本利潤率的持續下降已是眾所周知。不過，問題是，雖然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在80年代的下降在改革后時期具有正常回落的成分，但是，90年代以來持續的惡化顯然已不為“正常回落”所解釋了（張軍，2001a）。我們進一步的觀察發現，中國工業企業的虧損比重和虧損額只是在1989/1990年以后才急劇而持續地增長（張軍，1998）。我們在圖5給出了國有部門的虧損變動的時間軌跡[11]，為了更突出虧損在1988/1989以后的急劇增長特征，我們這里使用了國有部門的利潤額減虧損額的“剩余”作為觀察的曲線。不難看出，這個“剩余”在1988/1989年以后急速下降了，到1995年，這個“剩余”已持續為負。以上這些觀察都似乎說明，投資回報率的惡化事實上存在著一個顯明的時間模式。

按照本文的理論框架，我們認為，投資收益率的下降應該主要可以用工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過快上升來解釋。對這個命題的統計檢驗可以通過估計有待解釋的部門利潤率函數來進行。為此，我們在表3報告并匯總了國有部門、鄉鎮企業部門和全部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函數的分別估計結果[12]。其中，國有部門和鄉鎮企業部門的估計結果（1）和（2）來自于大琢啟二郎、劉德強和村上直樹（中文版，2000，第8章），而全部工業部門（樣本）的利潤率估計結果（5）來自于本文作者的另一項研究（Liang，Zhang and Murakami，2000）。

在估計部門利潤率函數中，主要考慮的解釋變量分別是資本-勞動的比率、企業的投資規模以及鄉鎮企業的進入份額等。根據我們對中國經濟增長變動性質的解釋，我們期望在統計上發現，（1）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對部門利潤率有顯著的負面效應；（2）鄉鎮企業的持續進入爭奪了國有企業的利潤，使部門利潤率惡化；以及（3）企業的投資規模對利潤率沒有顯著的“規模效應”。對于國有部門和鄉鎮企業部門，回歸使用的利潤率估計函數為

（1）∏it=αit+∑αijDij+β1（K/L）it+β2（K）it+γ（X）it+εit

這里，∏it為利潤率，D為工業部門的特征，K/L為資本-勞動比率，K為企業投資規模，X代表鄉鎮企業的進入份額，ε是誤差項，假定它符合正態分布。統計檢驗使用了1987-1992年6年的39個工業部門的“面板數據”（即t=6，i=39），樣本數為234個。（3）和（4）使用一年滯后的鄉鎮企業的份額，數據樣本減少為195個。另外，全部工業樣本混合的利潤率估計函數使用了下列形式：

（2）∏ij=bi+b1ln(K/Lij)+b2ln(K ij)+b3ENGij+b4EXPij+b5WELij+b6SDY+b7TDY+u，

其中∏ij是第i個四位數工業和第j種所有制類型的利潤率（%），K/Lij是資本-勞動比率，Kij是固定資產投資規模，ENGij是行業的工程技術人員的比重（%），EXPij是出口比重（%），WELij是福利支付比重（%）。SDY是國有企業的虛擬變量，TDY是鄉鎮企業的虛擬變量。a是回歸方程的常數項，ak（k=1…9）是系數，e是誤差項。bi是與第i個四位數工業有關的常數項，該值在不同所有制類型企業間保持不變，但在不同的四位數工業部門間卻是不同的。bh（h=1…7）是系數，u是誤差項。要指出的是，我們在估計全部工業的利潤率函數中使用了第三次全國工業普查（1995年）所提供的“截面”樣本數據（樣本數是1266[13]）。事實上，如果我們在截面上能夠發現部門利潤率與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之間存在著統計顯著的負相關性，那么，這個經驗結果對我們的理論假說也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經驗支持。

為了突出我們所期望的估計結果，我們在表3只選擇性地給出了與我們的問題有關的變量的估計系數。根據回歸結果（1）和（2），我們發現，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和鄉鎮企業的份額的增加對國有部門的利潤率有著顯著的負面（其系數均為負并且它們的t統計量的絕對值都非常高）。考慮到（1）和（2）是使用1987-1992年的“面板數據”的估計結果，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國有部門的利潤率在這段時間的下降可以用其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以及鄉鎮企業的進入來解釋。不僅如此，根據（2），鄉鎮企業部門的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也同樣降低了鄉鎮企業的贏利能力。為了避免聯立方程偏差問題，（3）和（4）是改用一年滯后的鄉鎮企業份額重新做出回歸的結果，但其結果與（1）和（2）基本上沒有大的變化，而且，對鄉鎮企業部門來說，資本-勞動比率和企業投資規模的顯著性反而都顯著改善了。

表3中的第5列（即（5））是使用第3次工業普查所提供的截面數據對利潤率函數（2）所做的回歸結果。這里我們省去了對其它變量的回歸結果的討論，僅僅給出了資本-勞動比率和固定資產規模的系數的估計值。與我們預期的一樣，資本-勞動比率的上升對工業部門的利潤率產生了顯著的負面影響，而固定資產的投資規模對利潤率也幾乎沒有什么正面的效應，1%的資本存量的增加值導致了僅僅0.007%的利潤率的增加。這個結果實際上與（1）和（3）的結果基本相同。不過，我們注意到，在結果（2）和（4）中，鄉鎮企業的規模系數為正并且非常大，似乎令人費解[14]。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回歸使用了僅包含少量解釋變量的非常簡單的方程，數據還比較粗糙。另一個可能性是，盡管鄉鎮企業部門的企業平均規模較大，但是由于資本市場高度不完全，大型的鄉鎮企業比小型鄉鎮企業在資本的獲得上還是更有優勢[15]。

6基本結論

當大多數學家都在談論經濟增長下降的“宏觀”因素時，本文把目光轉移到了增長的“長期”因素。盡管中國經濟在過去20年維持了世界上最高的平均增長率，但是經濟增長變動的一些統計性似乎清晰可見：資本的形成速度與經濟的增長軌跡有顯著的發散趨勢。這樣一個經驗的觀察有理由把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技術層（長期性）。

我們并不否認要素投入的增長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問題是，一個勞動力供給如此充裕的經濟，為什么經濟的增長這么多年一直步履艱難？本文發現，從增長的技術層來說，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在于資本-勞動比率在90年代以來上升得過快了，從而使得投資的收益率在此期間出現了持續的和顯著的惡化趨勢。雖然改革以來的技術效率或生產效率（TFP）有了顯著的改善，但是投資的效率卻在90年代以后下降得更加嚴重，部門的贏利能力以及不斷增長的企業虧損在90年代以后戲劇性地出現了惡化趨勢（張軍，2001a）。所以，中國經濟增長率在90年代中期以來的持續下降在邏輯上應該是一個資本深化速度過快和投資收益出現遞減的結果，而不應解釋為短期的總需求不足的問題。不僅如此，依照我們的解釋邏輯，1994/95年以來總需求的增長下降只不過是經濟增長下降的結果而不是經濟增長下降的原因。

本文發現，中國經濟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增長和1992-1994年的超常規增長之后，資本形成中所累積的一系列低效率問題就開始顯露端倪。導致這個結果出現的主要原因是那個眾所周知的過度投資和過度競爭的混合型轉軌體制。由于過度的投資和過度的競爭，企業的技術選擇顯示出資本替代勞動的偏差，使技術路徑逐步偏離了要素的結構，資本-勞動比率持續上升，加快了資本的深化過程，導致了投資收益率的持續而顯著的惡化。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這個解釋與楊格最近對中國經濟改革的認真的評價在邏輯上也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中，楊格（Young，2000）從統計上證實，中國的工業部門在改革以來逐步顯現出了區際間的趨同結構，地區間生產能力的重復和區際競爭嚴重威脅了中國工業部門的贏利能力，導致地區間的生產模式在越來越偏離了其比較優勢。他發現，這個偏差在90年代以后反而更加嚴重了。

我們的研究揭示了制約在我們經濟增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體制性扭曲，它的存在導致了過度性地投資和區際間的過度競爭。在典型的集權計劃經濟里，要素的價格被嚴重扭曲以“創造”更多人為的工業租金來補貼工業化和城市化。在轉軌經濟中，對要素（主要是資源和資金）的計劃控制被放松了，取而代之的是地方政府的控制。同樣，地方政府深受捕捉租金的激勵驅動，競相利潤率高的制造業。資本的形成不斷提高資本-勞動的比率。從融資方面來講，雖然改革以來的投資體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并沒有伴隨真正的資本（所有權）市場的迅速發育。投資體制的改革使財政資金變成了信貸資金，投資的集中決策由分散決策替代了，但是，因為還沒有形成有效的資本的所有權制度，資本還沒有真正變成稀缺的要素，信貸資金的使用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預。在這種體制下，對資金的過度使用還相當的普遍，這可以從中國工業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鄉鎮企業）普遍具有的高負債比率中略見一斑。

毫無疑問，工業部門的贏利能力的持續惡化以及嚴重威脅投資收益率的資本形成體制和金融制度將是中國經濟未來高速增長的嚴重制約。它們的存在及其作用也使得中國維持一貫高速經濟增長的代價會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在的體制下，大量無效率的資本一旦形成，就會進一步強化金融資源的無效分配，而在短期，對投資的鼓勵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加強長期因素的形成，這些問題都將對增長的持續性產生負面的影響。

陳劍波，1999，“市場經濟演進中鄉鎮企業的技術獲得與技術選擇”，北京：《經濟研究》，第4期。

大琢啟二郎，劉德強和村上直樹，2000，中文版，《中國的工業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書店。

第3次全國工業普查辦公室，1997，《中華人民共和國1995年第3次全國工業普查資料匯編》，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1988，《企業改革與發展新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國家統計局，各年份，《中國統計年鑒》，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孟連和王小魯，2000，“對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可信度的估計”，北京：《經濟研究》，第10期。

陶友之，1988，《蘇南模式與致富之道》，上海：上海出版社。

謝千里、羅斯基和鄭玉歆，1995，“改革以來中國工業生產率變動趨勢的估計及其可靠性”，北京：《經濟研究》，第12期，第10-22頁。

張軍，1998，“需求、規模效應與中國國有工業的虧損模式”，北京：《經濟研究》，第8期。

張軍和施少華，2000，“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1952-1998”，即將發表。

張軍，2001a，“中國國有工業部門利潤率的變動模式，1980-1998”，北京：《經濟研究》，第3期。

張軍，2001b，“規模分類、工業組織與中國工業部門的利潤率差異”，未完成的研究。

張軍和哈勒根，1998，“轉軌經濟中的過度進入：關于‘重復建設’的經濟分析”，上海：《復旦學報》，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宏觀課題組，2000，“核算性扭曲、結構性通縮與制度性障礙-當前中國宏觀經濟分析”，北京：《經濟研究》，第9期。

W.Byrd(eds)，1992，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under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Byrd and Q.Lin(eds)，1990，China’s Rural Industry:Sturcture，Development and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Byrd and N.Zhu，1990，Market Interaction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in W.Byrd and Q.Lin(eds)，1990，China’s Rural Industry:Sturcture，Development and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ension，1967，“Why Growth Rates Differ，”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e.

W.Hallagan and J.Zhang，1998，Excessive Entr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manuscript.

J.Liang，J.Zhang and N.Murakami，2000，“ Determinates of Profitability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Evidence from the Census Data，”working paper，Faculty of Economics，Tokyo: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D.Lo，1999，“Reappraising the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ate-Owned Industrial Enterprises:1980-1996”，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3:693-718.

B.Naughton，1995，Growing Out of the Plan:Chinese Economic Refo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Nee，1992，“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Hybrid Form，Property Rights，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37，no.1.

L.Sabin，1992，“The Qinghe Woolen Textile Mill，”in W.Byrd(eds)，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under Refor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Solow，1962，“Technical Progress，Capital Formation，and Economic Growth，”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2(May):76-86.

M.Weitzman and C.Xu，1996，“Chinese Township-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18:121-45.

A.Young，2000，The Razor’s Edge: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ssachusetts: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CXV，Issue 4(Number).

]

[1]本文不打算討論中國經濟增長率的統計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現有的研究文獻。例如，羅斯基對近年來的經濟增長下降有過一系列的研究（pitt.edu/~tgrawski/）。他甚至重新考量了1997/1998年中國的GDP的增長率，將官方的增長率數據下調到了5.7%以下（Rawski，2000，2001）。另外，對于改革以來中國官方GDP增長率數據的可靠性問題，近年來也多有研究文章問世。例如，有的經濟學家發現，在1978-1991年，中國的GDP增長率平均被高估了1個百分點，而在92-1997年則被高估了2.5個百分點（孟連和王小魯，2000）。

[2]我們想提醒的是，根據伊斯特里和費雪爾(Easterly and Fischer，1994)提供的資料，由于長期外延增長的結果，前蘇聯的資本-產出率在蘇聯解體前的1950-1987年間平均每年上升大約2.5%。我手頭未能找到作者的原文，這里轉引自我對他們這一研究的部分記錄。

[3]以1999年為例，GDP增長7.1%，其中4.3個百分點是工業增長的貢獻（中國社科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2000）。所以，觀察和解釋GDP的增長，可以主要關注工業增加值的增長。

[4]這些價格指數的數據來自于盧荻（Lo，1999）。

[5]需要提醒的是，由于作者在他的論文中沒有提到數據的來源和對數據的處理，所以，陳劍波（1999，表1）的數據可能是沒有進行價格平減的名義值。當然，基于我們在本文表1的結果可以知道，使用名義值實際上并不影響他的基本結論的有效性。

[6]這一數字是從世界銀行的研究出版物中間接得到的。參見波德和林青松主編的版《中國的鄉村工業：結構、發展與改革》（Byrd and Lin，1990）第5章“市場關系與工業結構”的有關論述（尤其是第97頁）。

[7]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在1987年組織了對上海地區的國有企業與外地鄉鎮企業的“橫向聯合”的大型調查為我們了解鄉鎮企業與國有企業之間進行聯合的復雜動機和方式提供了大量值得認真分析的信息。參見這一調查的研究報告《企業改革與發展新路：上海工業企業橫向聯合調查報告集》（復旦大學經濟研究中心，1988）。

[8]從分部門來看，1990年鄉鎮企業進入黑色金屬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行業的企業數量分別為5648和3839家，進入運輸設備制造業和及通訊設備制造業的企業數量分別7603和3506為家。在鋼鐵工業這個規模報酬遞增并以國有大企業為主導的部門，鄉鎮企業也占有相當的比重。這些鄉鎮企業主要生產最終產品（鋼材）。《中國統計年鑒（1995）》（國家統計局，1995）顯示，1994年生產鋼鐵的鄉鎮企業達到17455個，它們提供了鋼鐵工業總產值的26%。

[9]哈勒根和張軍（Hallagan and Zhang，1998）發展起來的關于“過度進入”的福利分析的模型討論了這種過度進入的福利后果。最近楊格（Young，2000）關于中國區域生產結構趨同問題的統計分析似乎也支持了這樣的觀點。

[10]這個數據來自于陳劍波（1999）。

[11]實際上，整個工業部門發生虧損的時間模式與國有部門是基本相似的，參見張軍（1998）。

[12]計算所需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1998），未做價格平減處理。

[13]嚴格來說，我們模型中的幾乎所有解釋變量都不是外生變量，而是內生變量。然而由于缺乏合適的變量定義，很難構造聯立模型。我們只能假設這些變量是預先決定和/或制度性決定的。

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宏觀經濟；形勢；預測；

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正在穩步進行，經濟增長速度也正朝著預期方向行進。但由于國際經濟形勢起伏不定，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受其影響也出現相應變化。

一、國際宏觀經濟形勢

目前，世界經濟總體上保持著復蘇態勢，總體上看，2013年世界經濟仍將呈現低速增長態勢，2013年世界經濟的年均增長率為4.5%左右，發達經濟體的增長率為2.5%，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為6.5%。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將進一步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發展中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地位提升必然要求對相關國際經濟金融機構進行改革，經濟格局的變化將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增加我國的話語權和決策權。包括20國集團在內的多種對話機制的形成將為我國廣泛參與全球經濟金融事務提供了更多的國際舞臺；世界經濟格局變化還將推動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轉變。

從區域宏觀經濟來看，歐洲債務危機導致歐洲金融體系崩潰和歐元區解體的可能性很小。歐債危機使整個歐洲將陷入停滯，各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也將明顯下降，并嚴重危害世界經濟的復蘇。雖然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雖然立場存在明顯差異，但最終均達成有效的短期救助方案；而從中長期看，隨著歐元區在財政、金融等方面進行大幅度的制度調整，債務危機將會逐步得以解決。美國經濟不景氣對我國出口的影響也將逐漸顯現。另外，今年以來由于經受自然災害的日本經濟處于恢復期，需要大量進口，使我國對日本的出口一直保持較快增長，但是隨著日本經濟形勢好轉，進口將有所下降。

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當前，國內的經濟增長處于短期回調狀態，支撐經濟中長期增長的各類要素組合仍比較好，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良好：工業化、城市化都在快速增長；投資需求雖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比較旺盛。與此同時，我們的勞動力成本將上升，地價將上升，資源環境使用成本也將上升，而且人口老齡化將更加明顯，這些因素將導致我們傳統的低成本競爭優勢逐漸喪失。

當前我國經濟正在經歷兩個轉變，即從高速增長轉為平穩增長，從規模擴張式發展轉為質量效益型發展。我國經濟總的形勢是好的，且由于我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工農業投資機會多，供給仍然不足，需要滿足市場需求。筆者重點介紹以下幾個方面的經濟形勢。

首先是經濟增長形勢，我國經濟仍處于增長“長周期”。從短期來看，房地產行業和制造業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另外，企業自主投資較強，制造業增長較快也將推動經濟增長。從中長期來看，企業設備升級等投資需求勢頭不減，國內較高的儲蓄率對拉動內需仍有很大空間，我國經濟將長期處在一個增長通道中。但是，我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2013年世界經濟極具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金融動蕩已致外需明顯下降，國內高通脹下的投資拉動模式難以為繼，加之土地可開發數量減少，土地財政拉動經濟的空間縮小，也使內需增長有限，經濟增速呈現逐漸回落趨勢。

其次，經濟結構失衡問題嚴重。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居民消費率持續下降，雖然國家已經啟動刺激內需計劃，但截至目前為止效果并不明顯。過度依賴投資，不僅影響消費，也存在生產能力過剩和閑置，加大金融風險的隱患；依賴出口，國際貿易長期失衡，不僅具有較大的風險，也導致貿易磨擦加劇。

再次，曾經支撐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勞動力、土地、礦產資源等傳統要素，其供求關系已發生較大變化，價格持續上升，原有競爭優勢逐漸減弱，一些地方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已近極限。國內外經濟形勢的重大變化，使得過去那種依賴出口快速增長的外需拉動模式不可持續，憑借要素投入的快速增長模式不可持續，憑借低水平競爭和產能過度擴張的粗放增長模式不可持續。

另外，通脹方面，首先，通貨膨脹壓力減緩。經濟回落降低通脹壓力、輸入性通脹逆轉以及國內食品價格進入回落周期促使我國通脹回落。PPI也快速回落。但是，在全球貨幣寬松的情況下，通脹預期短期難以輕易改變；當前經濟內在擴張壓力依然存在；可能存在的自然災害、輿論炒作等都可能成為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的因素。

三、我國宏觀經濟形勢預測

2013年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和國內經濟運行環境，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國民經濟運行總體良好，但是，面臨著復雜多變的國際宏觀經濟形勢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也不容樂觀。以下重點對幾個方面進行預測。

首先，“十二五”期間我國將不斷加強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根據國家“十二五”發展規劃，到2015年我國工業化率將由現在的50%上升到65%左右，城鎮化率將由現在的45.7%上升到60%左右。工業產值每增加1個百分點，就可以帶動GDP增長0.6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每增加1個百分點，可以帶動GDP增長1.5-2個百分點。工業化和城鎮化建設將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

其次，預計投資增速將繼續下滑。與2013年一樣，隨后的拖累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主要因素為房地產投資及其相關投資。基建投資，制造業投資在地產相關產業鏈，政策相對緊縮的大環境，以及財政收入下降等因素的影響下將繼續下滑。預計今后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將繼續放緩，在房地產、基建、制造業的投資組合中，制造業相對增速最高。

再次，預計今后宏觀調控政策從整體政策框架和總基調上，不會有太大改變，可能仍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正確處理物價穩定和消費需求的關系努力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的方向，促進消費需求的穩定增長；可能會更加關注正確處理投資、出口和消費的關系， 有效防止經濟風險。此外，繼續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使其有所成效。

綜上所述，當前國際國內各種不利因素的長期性、復雜性、曲折性。在國際金融危機重創之下，世界經濟由快速發展期進入深度轉型調整期。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不容樂觀，面對當前依然比較嚴峻的宏觀經濟形勢，只要我們采取正確宏觀調控手段，運用合適的金融調控政策，就能使我國經濟健康發展。（作者單位：江蘇省電力公司大豐市供電公司黨群工作部）

參考文獻

[1]高艷秋.我國宏觀經濟走勢及政策調控分析 .科技創新與應用.2013.25

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互聯網金融 風險分析 應對機制 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

互聯網金融的出現，便捷了世界各國經濟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現代企業依托于互聯網進行網上訂單和網上匯款，比實地進行交易的效率更高。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世界各國對于互聯網金融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這就不得不引起一些經濟學家對于互聯網金融的重視。互聯網金融的出現會對傳統金融模式產生多大的影響，會多國際經濟形勢造成怎樣的影響是我們所以談論的重點問題。互聯網金融的出現，重組了資本市場的投資金融結構，對傳統金融市場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下面我們就重點介紹互聯網金融在實際運轉中存在哪些問題以及互聯網金融的出現對于國際經濟形勢有著怎樣的影響。

一、互聯網金融的概念

在分析互聯網金融對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之前，我們應當明確什么是互聯網金融。所謂互聯網金融是由傳統金融行業與互聯網技術相互結合而產生的一種新興的領域。不同于傳統金融的是，互聯網金融所采用的媒介不同，而且金融參與者的形式也不同。在互聯網金融中，金融參與者依托的是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等工具，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交易效率，使得參與者的資金運轉速度更快。互聯網金融比傳統金融具有業務更加透明、金融參與者的參與度更高、協作性更好、中間交易成本更低、操作更便捷等特點，而這些特點也正是當下金融者所需要的，所以，可以說互聯網金融的出現符合大眾對于金融市場的需求，滿足了大眾的基本需要。所以當互聯網金融出現之后就被大眾所接受和推廣。互聯網金融在交易方式上依托的是第三方支付，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交易雙方的經濟利益。而且我們所說的互聯網金融也不是單純的指互聯網技術和金融業之間的結合，而是指在經濟活動中依靠安全快速的運轉被廣大金融參與者接受并推廣的一種新模式和新業務。互聯網金融在推廣之處也曾受到大量的質疑，但是隨著國際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計算機技術的不斷創新和進步，人們對于互聯網金融進行了重新的定位和認識，并接受和自覺推廣互聯網金融模式。現如今，互聯網金融已經涵蓋了個人貸款和企業融資等方面，并且也開創了網上銀行和第三方支付等業務。可以說，現在的互聯網金融模式已經趨于成熟，在未來的國際經濟金融市場上互聯網金融也會越來越多的被采用，且會同傳統金融市場一起促進國際經濟的融合和發展。

二、互聯網金融的主要特點和模式

我們所說的互聯網金融指的是互聯網技術和金融行業的結合，但也并不是這二者的簡單結合，而是在保證安全的基礎上金融參與者自愿加入并推廣的一種金融模式。之所以互聯網金融被廣泛的接受和推廣是因為它具有以下幾種特點和獨特的金融模式。

（一）互聯網金融有以下幾個特點：

1、互聯網金融的成本比較低

互聯網金融是一個大的金融平臺，金融參與者可以依托于互聯網在這個平臺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產品以及找到自己所能接受的價格。從這個層面進行分析的話互聯網金融提供了一個很大的交易平臺，減去了現實生活中所需要的市場成本。另一方面，在互聯網金融中，供求雙方是進行的自助交易，減去了中介的費用，也沒有交易成本和壟斷利潤，所以在交易中就省去了很多的成本，從這一層面進行考慮，互聯網金融也減去了很多現實中所需要的成本。就這兩點分析，互聯網金融的成本比傳統金融業的成本更為低廉。

2、互聯網金融的交易效率很高

互聯網金融依托的是互聯網技術，不同于傳統金融行業的是，供求雙方在進行交易時的速度很快，并不需要等待。傳統金融市場上，買方在進行交易結賬時需要等待很長的時間，而互聯網市場則不需要，在進行交易時是一對一的進行。交易速度很快，效益效率很高。

3、互聯網金融覆蓋面很廣

互聯網金融的覆蓋面很廣，因為是依托于互聯網而存在，所以在互聯網這個平臺中，任何地域，任何時間都可以進行交易。而在傳統金融市場中，僅能夠在一段時間內進行交易。所以在這一點上，互聯網金融的覆蓋面是很廣的。

4、互聯網金融的風險很大

作為新興的一個領域，互聯網金融存在很大的運行風險。具體而言，互聯網金融涉及到供需雙方之間的資金交易。而現在情況下，與互聯網金融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健全，所以出現資金糾紛時沒有法律依據進行參考。這就容易導致錢到貨不到或者貨到錢不到的惡性時間的發生。另外，由于是網上交易，所以也存在一定的網絡風險，例如黑客通過電腦技術盜取客戶賬號進行交易或者直接到去賬戶資金問題的發生。在這種程度上講互聯網金融的風險很大。

（二）互聯網金融的主要模式

互聯網金融的一個主要模式就是信息處理模式。這個模式也被大家所熟知，這是互聯網的一個特點。在互聯網上面，我們可以查找我們所需要的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的信息。從金融角度來講，互聯網金融向參與者提供了大量的金融信息，讓其能夠通過對各類信息的整合和處理，以歸納出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對自己的投資做出參考依據。

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中國，對外貿易

隨著中國加入WTO以來，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在參與到國際合作與競爭的過程中，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對中對外貿易的影響也隨之加深，其在給中國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使中國的對外貿易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一、當前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特點及趨勢

1.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成崛起之勢。20世紀90年代前后，美日歐以均衡的經濟實力形成世界格局中的“三足鼎立”，但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而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經濟就走入了低迷的狀態中，歐洲經濟增長稍有放緩的趨勢。與此同時，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呈崛起之勢，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2013年世界各國的GDP總量排名中，中國的GDP總量為9.3萬億，巴西的GDP總量為2.5萬億，印度的GDP總量為2.2萬億，俄羅斯緊隨其后，GDP總量為2.1萬億。據預計，未來10年金磚國家的經濟總量將與發達國家的經濟總量不相上下。

2.多邊貿易體系談判進程遲緩不前。貿易自由化是經濟全球化的基本形式，是各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充分利用世界資源的最基本途徑，但是無論在任何時期，貿易自由化都是相對的，是與貿易保護政策同時存在的。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世紀經濟不平衡趨勢在逐步加強，由于美國的經濟發展要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這就使世界各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格局中競爭逐漸加劇。在進入21世紀以后，發達國家的經貿呈遲緩態勢，從而使世界各國之間的競爭再一次加劇，致使貿易沖突升級，新貿易保護政策隨之誕生。但是，在新一輪的多邊貿易體制談判中，由于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以及自由貿易競爭的激烈化，致使談判進程緩慢，并不斷在尋求各國統一利益立場的解決辦法。

3.區域自由貿易相對比較活躍，并得到蓬勃發展。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轉型國家的經濟轉軌使區域經濟合作現象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尤其是新世紀以來，由于雙邊貿易談判進程遲緩，區域經濟合作的方式成為了世界各國家進行貿易合作的新途徑，從而促使國際經濟貿易自由化途徑變得方便。目前，大多數國家都加入到了區域合作經濟中，從而推進了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WTO成員國之間的區域經濟合作貿易協定的數量在不斷的增加，區域自由貿易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二、基于國際經濟發展的我國對外貿易的戰略制定

1.轉變對外貿易的出口方式，提升出口產品的質量。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外貿易得到了蓬勃發展，從我國關于對外貿易的政策上分析，目前我國是以出口貿易為主要貿易戰略。雖然我國的出口貿易為國民經濟的增長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但是，我國的出口貿易在結構與方式上都存在著局限性。首先，出口產品的結構大多數都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因此，有著世界加工廠的稱號；其次，我國的出口產品的科技含量相對比較低，缺少市場競爭力。由此，我國應及時改變對外出口產品的結構和方式，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轉變我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產品的生產制造，并積極的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以提升我國出口商品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

2.強化我國對進口貿易重要性的認識，制定相應的進口貿易戰略。進口貿易作為對外貿易的重要構成部分之一，不僅關系到我國國民經濟增長，還關系到了我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因此，應強化我國對進口貿易重要性的認識；與此同時，國家還應制定相應的進口戰略，以更好的引進并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并保障我國經濟的安全。在戰略制定的過程中，要著重突出進口貿易的重要性，并積極的擴大進口，引進先進技術的同時，要注重對技術原料資源的引進，以保證我國資源進口的多元化，確保國家經濟安全，更好的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

3.提高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面對服務貿易的發展形勢，為了提高我國的對外貿易競爭實力，我國應全力提高服務貿易的發展水平。這就要求國家要鼓勵服務貿易企業積極的引進先進的技術，提高服務貿易的整體競爭實力。與此同時，政府也要加大對服務貿易的扶持力度，同時，要完善關于服務貿易的相關法律法規，凈化服務貿易的環境，從而吸引更多的外商來中國投資。服務貿易企業也要提高自身的服務質量，優化服務貿易結構，完善管理體系，大力引進先進的技術來武裝自己，從而提升自身的綜合競爭實力。

4.積極地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合作當中。在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我國要積極的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合作當中，以提升自身的綜合競爭實力。這就要求做到以下三點：首先，要積極的加強與港澳臺之間的貿易合作，使我國的經濟共同的繁榮發展并走向富強。其次，要用全面的眼光看待區域經濟一體化，在世界格局中，尋找與自身利益需求互補并關系友好的合作對象。

總結：綜上所述，經濟全球化是當下世界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我國最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應該積極的參與到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并在經濟轉軌探索中，縱觀全局的把握好國際貿易的發展趨勢，以完善我國的對外貿易戰略，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的整體競爭實力，以更好的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增長。

參考文獻：

[1]黑龍江省國際經濟貿易學會2000年學術年會在哈召開[J].黑龍江對外經貿.2000（06）

[2] 龐興忠.《國際經濟貿易知識》系列叢書即將問世[J].現代財經-天津財經學院學報.？1992（01）

世界各國經濟形勢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際經濟貿易;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推動

一、前言

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背景下，國際經濟一體化形成，國際貿易的發展呈現出更多的發展態勢，與此同時，國際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水平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隨著中國加入WTO以后，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強勁趨勢，給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在不斷探索發展我國對外貿易經濟的過程中，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推進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二、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最新動態

（1）經濟全球化進一步加深。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世界經濟之間的聯系愈發密切，各個國家實現了經濟的合作，相互間的影響也在加深，從而形成了以經濟合作為核心的統一整體，全球統一市場由此誕生。第二，全球經濟體制逐漸形成，從而各國之間的經濟行為得以規范，經濟運行的全球化戰略在此基礎上建立。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加深，國際市場在形成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放，這就使豐富的資源、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實現了共享。[1]

（2）貿易自由化進一步升級。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有力地推動了貿易自由化的進一步發展。從20世紀最后十年開始，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國際市場分工的進一步明確，國際貿易的發展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從其發展的廣度上分析，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和國際經濟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世界各國要么強勢加入世界經濟發展中，要么被卷入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潮中，但是無論是以何種形式加入到了世界經濟發展的浪潮中，都促使各國將本國的經濟延伸到了他國。從其發展的深度分析，由于全球經濟戰略體系的形成，以及世界經濟發展觀念的更新，國際經濟貿易已從傳統的以貨物貿易為交易對象，逐漸深入到以經融、技術等為交易載體的交易行為。貿易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使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愈發密切，這種互相依存、相互推動的融合形式，需要各國最大限度地配合經濟發展的需求，消除其間的阻礙因素，從而實現各國資源技術的最優化、經濟利益的最大化。

（3）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態勢活躍。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的形成與發展，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逐漸加深，合作關系逐漸加強，但是由于多邊貿易本身局限性的約束，以及近些年來多邊貿易談判尚未達成統一共識，知識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態勢愈加活躍起來，并逐漸發展壯大。區域經濟一體化通過協定和條約的簽訂，使周邊國家或與自身利益相統一的國家實現了貿易經濟的互利互惠，從而使可利用資源、資金以及技術達到了最優化配置，實現了各國的經濟效益。

三、國際經濟貿易發展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推動作用

（1）有效地整合了我國的資本，提高了資本利用的有效性。一個國家要想實現經濟的穩健發展，就需要國內的生產資本進行有效的整合，提高資本利用的有效性，這樣在實現購買他國產品的基礎上和我國的同類型產品進行對比，從而發現其中所存在的不足與缺陷，并進行及時有效的整改，使我國的產品在有參照的情況下，有方向、有目的的改造，提升我國產品在世界市場競爭的實力，從而在實現資本利用的有效性基礎上，實現我國的經濟效益最大化目標。與此同時，實現資本的有效整合，能夠在合理范圍內確保資源利用的有效性，減少資源浪費的狀況，這一點在我國沿海地區的作用表現更為明顯：這是因為沿海地區的生產屬于勞動型密集產業，在實現資本的高度整合后，能夠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逐步過渡以最終完成蛻變，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發展。[2]

（2）生產效率得到提升，產業結構得到優化。要想實現社會經濟穩健發展，就需要對生產要素進行合理控制。從以往的實踐經歷中，不難分析出國際經濟貿易中所存在的科學分工，不僅實現了國際資源的充分合理利用，與此同時，還改進并優化了生產結構。因此，基于此實踐經驗，我國開始實現國際分工，以其優勢作用實現技術與管理的創新與發展，從而使我國的生產效率得以提升、產業結構得以調整，從而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控制，在技術和管理得到更新的同時，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縮小了與發達國家技術的差距。

（3）國際貿易形式多元化。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成與發展，面對世界經濟的發展形勢，我國市場經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但是，從某種程度上講，這也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并使社會主義經濟呈現出新的發展形式與趨向。經過在世界經濟環境下的“摸爬滾打”，我國的國際貿易形式已經從單一形式向多種形式并存的趨勢發展。與此同時，為了進一步擴大市場的占有率，我國的企業將發展的目光轉向世界市場，在國外市場開辟新生產基地的同時，實現了合作交流的多種渠道，從而有效地減輕了國際貿易保護帶來的影響，這就進一步擴大了我國社會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程度。與此同時，隨著科學技術與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化的普及與開放，為我國貿易提供了新的形式，即網絡貿易。由于網絡的方便快捷性，為網絡貿易提供了更好的發展平臺，并逐漸被我國的各個領域采用，這就進一步促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程，同時也為我國的國際貿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并提供了動力。[3]

（4）有效地強化了我國企業的管理建設。隨著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和世界競爭的逐漸加劇，使我國企業認識到了要想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得優勢，就必須創新企業的經營管理，而當前企業管理的核心便是科技和人才。在我國傳統的企業經營管理中，企業通常都是以價格的優勢獲得競爭的有利地位，這就嚴重地浪費了資本，無法實現企業經濟的最優化配置，因而無法滿足當前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面對新時期世界市場經濟的發展趨勢，我國的企業已經逐漸將企業管理的重心轉移到科技與人才上，這就開創了我國企業發展的新局面，企業的經濟效益提高了，企業參與市場競爭的實力大幅度提升了，并在世界經貿的發展過程中，樹立了良好的品牌意識。在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企業主動還是被動地加入到國際市場競爭的格局中，都使企業在優勝劣汰的危機感中不斷地強化了自身的管理建設，從而提高了企業的競爭實力，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四、總結

國際經濟貿易的發展，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國際經濟貿易發展的過程中，我國實現了與他國的經貿合作關系，并與利益相同的國家形成了區域合作的關系，這就使得我國的經濟建設進入到了全面發展的新時期。面對新時期下的世界經濟格局，我國不僅要從自身的實際出發，還要用發展的眼光去分析國際市場的變化形式，以確保在世界經濟格局的競爭浪潮中，我國社會經濟能夠穩健并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孫杰.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及其對中國經濟的挑戰[J].湖北行政學院學報，2012，12（0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