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世紀理論旅行中普遍存在的語言學對各學科的滲透，“文學性”不再成為文學的特有屬性而成為眾多理論的共性。于是，在當今的社會意識中，“文學性”不僅是一個形式主義的美學概念，也是滲透到文化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切領域、積極參與社會歷史的生成發展、并成為諸多領域潛在的統治性因素[1]。筆者認為，“文學性”不僅構成了文化社會的顯著意識形態特征，而且對其他領域的強大滲透力可以化解當前文學、文學研究、文學理論邊緣化的危機，管窺文學理論的建構前景。

一

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的現實：一方面是文學的衰微，另一方面是文學性的無處不在，二者悖反的背后隱含著文學性對社會意識形態各個領域的滲透。盡管學界大都認為以電視媒體為主導的直觀圖像文化的瘋狂擴張，直接導致了文學的衰落或文學邊緣化，但我們也注意到，電視這種主導的、綜合的形式正是仰仗“文學性”才得以向意識形態各領域強力滲透。流行文化的“走紅”、“轟動”往往都少不了文學性，種種風行時尚的品位和水準也常靠文學性來提升，仿真景象常因文學性的敘述和解說增加其韻致與情趣，體現出藝術真實甚至是生活真實。

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顯得特別突出。眾多社會科學理論本身因其理論諦視與文學性表達的完美結合而倍增魅力，而且這種文學性表達不僅成為一種外在的裝飾，尤其是深入到理論思維與思想內涵之中，成為顯示理論水準、理論生命力的重要標志。我們知道，現論的生命力在于簡練、準確、直陳，即概括性強。但是，枯燥和抽象的理論給現代社會高節奏生活的現代人帶來了極大的負擔和壓力，因此，文學性就成為理論的調味品和滋補品，成為壓抑彌深的理論的調節性因素。西方學界已注意到文學性對理論的這種滲透，卡勒揭示了文學性對20世紀的理論運動顯著參與和文學性統治的事實：修辭裝飾了理論話語。他說：“事實上文學勝利了：文學統治了學術領域，盡管這種統治偽裝成別的樣子。”[2]眾所周知，經濟學堪稱“最硬的”社會科學，但有西方學者在列舉了經濟科學中大量的文學性事實之后說：“經濟學家是不證自明的語言表演者，而對她的表演可以用文學批評家肯尼思•伯克的戲劇概念來予以討論，或哲學家奧斯丁和約翰•西爾尼的語言哲學概念來討論”，“經濟科學家用了許多裝備進行說服，就象一個大庭廣眾之上的演講者”，“科學的最終產品——科學論文——是一種表演”[3]。由是觀之，經濟科學中的文學性實則是一種煽情性，這也正好求證了“意識形態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潛在的作用就在于誘發情感”[4](p459)的論斷。

文學性對理論的滲透在我國傳統學術思想中早就有充分的體現，我國具有詩性文化、詩性學術的悠久歷史。中國古代文論、史論、哲學之中的詩性智慧堪稱文學性滲入學術理論的典范。當時的文學性與文論、史論、哲學水乳交融的關系成就了極其詩化、頗具特色、含蓄蘊藉、言近旨遠的文、史、哲、天文、地理等諸多理論。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理論的評價習慣于以西方標準為參照，對中國傳統學術理論因文學性而顯露的詩性智慧不屑一顧，將西方學術理論的思辨性奉為圭皋，這種用觀念的明晰性來框范“沒有觀念的智慧”[5]無異于隔靴搔癢。中國學術理論之所以隱藏著極大的靈活性、模糊性、趣味性就是其文學

性的滲透使然?？此破运檎Z，不顯山不露水，實則內蘊豐厚，機智委婉，美妙文雅，它并不明確地說出想說的話，總是通過隱喻、暗示、打比方，話中有話，言不盡意，鋒芒不顯。無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標準來衡量說這是優點還是以西方為參照說這是缺陷，這種特有的回避概念的思維方式形成了中國文化、中國學術的傳統，構成了中國學術理論的文學性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