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布蘭頓發表了正文厚達741頁的代表作《清晰闡釋》（MakingitExplicit）；2000年，哈貝馬斯發表長篇評論“從康德到黑格爾：羅伯特·布蘭頓的語用學語言哲學”[1]，高度評價了布蘭頓的貢獻，稱這部著作為“理論哲學中的里程碑，正如《正義論》在1970年代早期成為實踐哲學的里程碑一樣”。如今，布蘭頓關于推論實踐的推理主義觀點（theinferentialistviewofourdiscursivepractice），常被譽為當代語言哲學中的哥白尼式轉折。[2]在人才濟濟的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這位美髯公與麥克道爾（JohnMcDowell）一道堪稱最杰出的代表，而后者同樣于1994年出版的《心靈與世界》（MindandWorld），亦被譽為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哲學著作之一。

羅伯特·布蘭頓（RobertBrandom）生于1950年。1977年在理查德·羅蒂的指導下，于普林斯頓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實踐與對象》（PracticeandObject）。1976年之后，布蘭頓一直任教于匹茲堡大學，從助理教授一直升至杰出教授（1998），其間曾擔任哲學系主任（1993－1997），并于2000年當選美國人文藝術與科學院院士（FellowofAmericanAcademyofArtsandSciences）。此外，他還擔任多家哲學雜志的編輯和審稿人，也是美國哲學協會東部分會執行委員會成員。2003年，布蘭頓榮獲梅隆杰出成就大獎，獎金150萬美元，以表彰他“對人文學術的典范性貢獻”。

布蘭頓的第一部著作是與尼古拉·里徹合著的《矛盾的邏輯》（1980）[3]，但真正為他贏得聲譽的還是14年后發表的《清晰闡釋：推理、表象與推論性承諾》[4]。就語言哲學而言，此書試圖提出一種將語義學奠基于語用學的意義理論。這種意義理論基于兩個主要思想：（1）意義是不可還原的規范性意義；（2）意義由用法確定和說明。在這兩個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線索中，我們可以看到康德、黑格爾、弗雷格、維特根斯坦和塞拉斯等人的蹤跡，但在布蘭頓手中，它們發展為全面而有力的意義理論，可以取代現在廣泛接受的自然主義的和因果論的意義解釋。

此后，他編輯了塞拉斯的《經驗主義與心靈哲學》（1997）和著名文選《羅蒂及其批評者》（2000）[5]。也許是因為《清晰闡釋》篇幅太大，內容過于艱澀，2000年他又將其改寫為一部較為簡明的《清晰地說出理由：推理主義導論》[6]。但此書與其說是《清晰闡釋》的導論，不如說是一部指南，集中而簡明地闡發了他的幾個重要論題。

布蘭頓近期出版的著作是《逝去的巨人的故事：關于意向性的形而上學的哲學史論文集》[7]。該書收集了布蘭頓自1977－2000年的論文，考察了斯賓諾莎、萊布尼茨、黑格爾、弗雷格、海德格爾和塞拉斯等“逝去的巨人”的著作中隱含的意向性概念。早在《清晰闡釋》中，布蘭頓就從“表象主義的”與“推理主義的”語言觀出發，透視近代哲學的緊張關系，而這一緊張關系遠比通常理解的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之間的糾葛更為基礎。他試圖表明，那些逝去的偉大哲學家都有一項共同的事業，這就是主要由推理主義所刻畫的特定的哲學傳統；這一傳統中的哲學家都堅信，語言的表象性能力服從如下事實：語言是“以推理的方式而被清晰地說出的”。這部歷史性散論可以視為他的推理主義構架在哲學史中的應用，因此也為《清晰闡釋》所構造的框架提供了思想史的維度。

理解布蘭頓的主要困難在于，除了文筆和表述方式的獨特性之外，無論在方法、思路和風格上，他都深受分析哲學和歐陸哲學的雙重影響。按照他的導師羅蒂的說法，塞拉斯把分析哲學從休謨階段推進到康德階段，而布蘭頓則拓展了塞拉斯的工作，將分析哲學從康德推進到黑格爾階段。倘若真是如此，倒像是近代哲學的一次輪回，不啻為分析哲學百年歷史的一種反諷。[8]實際上，布蘭頓的思想語境相當復雜：康德的批判哲學、黑格爾的歷史主義概念論、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理論、塞拉斯的心靈哲學，甚至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都構成了布蘭頓的思想要素和對話者。按照布蘭頓自己的說法，他的立場異于那些塑造和推動20世紀英美哲學的許多、甚至是絕大多數理論的、解釋的和策略性的承諾。他贊同理性主義而反對經驗主義和自然主義，贊同推理主義而反對表象主義，贊同整體論而反對語義學原子主義，贊同對邏輯的表達主義的解釋而反對形式主義解釋。而位于其思想核心的乃是推理主義，而推理主義與整體論密不可分，因為如果傳遞意義的是推理，那么具有特定的意義就預設了在特定推理構造中的特定位置；就此而言，這一整體論會導致功能主義；如果我們把實用主義理解為實踐對理論具有優先性，那么，這又與實用主義密切聯系起來，因為推理就是做事。這一思想與經驗主義的核心主張背道而馳，就此而言，布蘭頓又將其視為理性主義的當代形態。因此，有人把這些彼此相連的立場統稱為“IHFPR傳統”（inferentialist-holist-functionalist-pragmatist-rationalisttradition）。[9]

在省、市社科聯領導的關心支持下，XX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于200*年3月16日正式成立。社科聯成立后，我們緊緊圍繞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特色鮮明、立足實際、體現小康發展戰略要求的哲學社會科學這一總目標，按照區委書記XXX關于“社科聯工作要走在全市前列，活動開展要有聲有色”的要求，以不斷推出具有影響的學術和理論研究精品力作；不斷產生服務于黨委政府決策的優秀運用研究成果；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隊伍為著力點，積極開展活動，各項工作都取得了較好成績，受到了省、市社科聯領導的好評。一年多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開展調查摸底活動，了解掌握我區社科資源。

我們于200*年3月下旬組織開展全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調查摸底活動，通過上門走訪、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等形式，開展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工作調研，查清資源、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資料。

一是人才資源。我們對全區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人員進行調查，對各學科各類人才的職業、專業、年齡、職稱、研究課題等進行登記，初步掌握了我區社科人才隊伍的職業分布、專業結構、年齡結構、職稱分布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經過初步篩選，對其中69名學有所長、成績顯著的優秀人才建立個人檔案，形成優秀社科人才檔案庫。

二是組織資源。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是社科聯的依托，我們在區民政部門的協助下，對全區63個各級各類社團組織進行調查摸底，對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的宗旨、主要任務、組織形式、會員結構、運作方式及開展活動情況形成一套較詳細的資料。*年9月，我們會同區民政局、區科協研究商討社科聯的業務管理范圍，區委宣傳部、區民政局聯合下發了《關于明確淮安市XX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業務管理單位的通知》，進一步理順了區社科聯和各學會、研究會、協會的領導關系，為今后規范、有序地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

三是選題資源。我們對我區社科人才結合各自工作實際進行的專題研究以及這些同志因職業或興趣愛好而選擇的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進行登記、篩選，對一批對我區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意義重大的理論、實際問題的課題進行跟蹤，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一批有一定影響的研究成果。

程朱理學亦稱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完成。從廣義上說，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攝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和二程）的學說，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學及整個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簡稱為朱子學。程朱理學在南宋后期開始為統治階級所接受和推崇，經元到明清正式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故如對宋明理學的概念不做特別規定的話，在通常的意義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學。二十世紀中國大陸程朱理學的研究大致可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從1900年至1949年。在這五十年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多以人物個案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觀》（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論文有程南園的《與友人論朱陸書第四》（1915年）此時也有中國哲學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問世，其中都有關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學思想的論述，但人物個案研究的專著很少。最早的中國哲學史的專著為1915年出版的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該書以簡潔的筆法對道學（理學）的淵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節、張橫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門諸子、朱晦庵、朱子門人之學。呂思勉的《理學綱要》（1931年）可以說是較早的一本斷代哲學史論著。在該書中，呂思勉同謝無量一樣認為“宋學長河，當推安定（胡瑗）、泰山（孫復）、徂徠（石介）”，但宋儒言哲學之首出者則為周濂溪。呂思勉對明道伊川之學，有獨到見解，認為洛學中之明道伊川，性質本有區別，學于其門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對晦庵之學，呂思勉的論述亦較懇切，認為其哲學思想則未有出于周、張、二程之外者，不過研究更為入細，發揮更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學之創造家，而是宋學之集大成者。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中亦對程朱一派道學作了詳述。陳寅恪先生在審查此書時所作的《審查報告》對此書的評價頗中肯，認為此書于朱子之學多有發明。此時，中國哲學史方面的著作還有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1936年）。雖然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業已基本展開，但大多只是從總體上闡述，并且對諸多問題的解析還不夠明確，故把這一時期的程朱理學研究稱為開創期。

第二個時期：從1950年至1965年。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義唯物主義劃分的方法，普遍認為程朱代表了客觀唯心主義學說。這段時間出版的有關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楊榮國的《簡明中國思想史》（1952年）、侯外廬等人的《中國思想通史》（1959年）、任繼愈的《中國哲學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專門章節分述程朱之學。此間研究程朱理學的論文亦有一些，其中專門研究二程的論文有兩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這些論著中的絕大多數對程朱理學持否定態度，認為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應，是極端反動的。朱熹的哲學在歷史上的作用只是對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對朱熹哲學沒有批判、沒有認識，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義發展的作用，反而會起破壞作用。當然，亦有學者對程朱理學有肯定的一面，認為程朱的哲學思想中包含有辯證法的因素，認為這是二程哲學體系中的合理思想。但從總體上認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義的，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從總體上說，此間對程朱理學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幾個主要人物上，對程門及朱門后學則研究較少。雖然此時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進行研究讀到，但相對于第一個時期，對問題的研究已相對深入了些。因為方法論上的偏差，故這一時期只能稱作探索期

第三個時期：從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正值“”，深受“唯心主義等于反動保守”之公式的影響，故對程朱理學的批判不斷升溫。這段時間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論選批一本，分別為《程顥程頤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顥程頤言論選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論文大致有54篇。“”期間，對程朱理學批判的主要內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爭史上，作為法家對立面的反動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還批判程頤要寡婦守節而帶來的“貞節殺人不見血”的后果。總之，在“”期間，程朱理學甚至整個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謂百花凋殘、野草滿徑，所以這一時期只能稱為挫折期。

第四個時期：從1977年至20世紀末。此間程朱理學研究真正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其中不僅與程朱理學相關的宋明理學斷代哲學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個案研究也得到了發展，大量的論文及專著問世，真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這一時期所跨時間雖不太長，但研究面貌日新，故又可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77年以來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此時宋明斷代哲學史研究及人物個案研究得到了發展，但人物個案研究主要涉及重要的哲學家，故稱發展期。這一階段是以1978年前后的撥亂反正、肅清“”的流毒為前奏的。由此，對程朱理學全面否定的態度有了轉變，開始以實事求是的態度研究程朱理學。對于朱熹思想，多數學者雖然認為朱熹的基本思想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即先于物而存在的理既在天上又在人的心中，但朱熹肯定理離不開物，認識事物之理就必須“與物接”，他所謂的格物窮理也就包含了接觸自然界具體事物而認識其規律之義。就這方面而言，朱熹格物致知的認識論中含有唯物主義的思想因素。另外有學者認為朱熹思想中也有不少樸素辯證法因素，而且在某些方面還為樸素辯證法提供了一些新東西。還有學者認為朱熹一方面企圖把“一分為二”從邵雍“先天象數”的迷霧中剝離出來，另一方面采納了張載“一物兩體”的辯證法思想資料，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一分為二”的思想，在哲學史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以后的程朱理學的研究比較注重對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重新評價，一些以往作為批判和否定對象的哲學家一一得到了新的審觀。第二階段為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這一階段對程朱理學的研究有如下幾個特點：一、進一步闡明了程朱理學的形成、發展、傳播的軌跡，認為程朱理學與孔孟儒學是一脈相承的，但程朱理學并不是對先秦儒學的簡單重復和繼續，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做出的新發展。二、擴大了程朱理學的研究領域，不僅注意研究二程、朱子的思想，而且注意研究二程門人及朱子門人的思想，尤其是對朱子思想的研究，更是在哲學思想之外引申到了教育學、美學、文學、史學、科學等方面。另外，受90年代以來現代化建設中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影響，對宋明理學當然包括程朱理學的研究逐漸深入，并將其和儒學對現代文明的作用和價值等問題聯系起來，重新確立程朱理學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三、深化了程朱理學研究的原有課題。在哲學方面，學者們不再停留在對程朱哲學作一般性的定性分析，而是細致考察了諸如朱熹的心性論、格物致知論、本體論、豁然貫通論、一體兩說等哲學觀點，并且對朱子思想在不同時期的特點也進行了研究。同時，對程朱理學的研究也和對陸王心學的研究聯系起來；不僅研究二者之異，而且研究二者之同。此時與程朱理學的研究相聯系的一個熱點問題是宋明理學分派問題，即分理、氣、心三派還是理、性、心、氣四派，由此也有許多文章專著問世。在方法論上，不再單純采用唯物和唯心的劃分方法，而是各種研究方法并用。將這兩個階段綜合起來看，80年代以來的繁盛期，程朱理學研究的成果可謂蔚為大觀，琳瑯滿目，發表的有關程朱理學的論文有數百篇，專著包括思想史、哲學史、斷代哲學史研究，對程朱、北宋五子、程朱門人等的個案研究（包括人物評傳）亦很多。下面，根據20世紀80年代以來有關程朱理學的研究文獻，對程朱理學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一評論。

一沃格林重新發現謝林

在二十世紀政治哲學經典著作《新政治科學》（1952）中，沃格林以靈知派世俗政治神學，分析當代集權主義尤其是原蘇聯的政治結構是如何可能的。沃格林獨出心裁的見解是，原蘇聯的政制與其說是基于共產主義，不如說是基于俄羅斯—拜占庭的國家與教會一體的東正教政治神學，以及從異端靈知派經過約阿西姆（JoachimofFiore）的異端政治啟示錄流傳下來的“第三羅馬”的理論。而謝林的《諸世界時代》、《神話哲學》和《啟示哲學》中就到處充滿著“第三世界時代”、“第三酒神”、“啟示的宗教”，“圣靈的時代”、“第三基督教”、“約翰的教會”等先知式的歷史預言。洛維特在《世界歷史與救贖事件》中同樣特別地提及這一點。[1]謝林認為歷史的力量在于靈魂和精神，哈貝馬斯說他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先驅”是不對的。[2]謝林將政治和歷史都視為靈魂和精神的政治和歷史，這種唯心史觀難道不是一種靈知派激進的末世論嗎？謝林的歷史哲學是否也該為整個現代性具有同一起源的自由主義、人道主義、蘇聯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的種種災難性后果負責呢？

沃格林認為，盡管謝林的“第三基督教”與約阿西姆的“第三時代”的政治啟示錄有緊密的關聯，但是謝林的良好的平衡感使他沒有陷入一種放縱不羈的“異端政治啟示錄的末世論”之中，正是這種沒有約束的末世論才成為二十世紀東方和西方的集權主義的根源。按照沃格林的哲學，謝林試圖以圣靈化的“第三基督教”克服天主教和新教教會，可以與柏拉圖對過去的象征秩序的克服以及基督教對希臘神話世界的克服相比，這一新的象征結構直接以思辨的語言表達了新的靈魂的經驗，整合了雅典與耶路撒冷、理性與信仰綜合的意識結構。因此，沃格林說：“謝林的理念的哲學不僅一般在西方思想史上，而且也特別在政治思想史上建立了一個意識的新水平。我們可以試著通過比較謝林在歐洲歷史中的地位與柏拉圖在希臘歷史中的地位標出這一新水平的特征。”[3]

沃格林認為，謝林的“級次學說”（Potenzslehre）在基督教的思想內，直接地表達了靈魂的意識對整全和歷史的意義。而沒有經過基督教的柏拉圖則以神話的方式表達了這一意識水平。沃格林給予謝林的哲學的平衡感以極高的評價：“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將謝林的地位與阿奎那的地位做以比較。如果說阿奎那的體系是試圖在歐洲高等文明破裂分散入各種此世的特殊的共同體之前，協調其張力的一種努力的話，那么也可以說謝林的體系是在歐洲最后的文明破裂分散入我們時代的危機之前，平衡其全部張力的最后的巨人般的努力。”[4]

沃格林將謝林視為二十世紀的危機前的十九世紀的綜合、平衡、和諧和集大成。沃格林認為，謝林是自1300年中世紀大一統的分裂之后再次將笛卡爾以來的變亂的和對立的各種哲學語言和基督教的語言綜合起來的哲學家。謝林本人也非常明確地意識到自己的使命。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中稱謝林是妄想包羅和超越一切以往哲學流派的“吹牛大王”。[5]沃格林認為，謝林不僅通過回歸布魯諾和波墨，克服了從笛卡爾到黑格爾對自然的遺忘，而且還通過新泛神論體系克服了斯賓諾莎和萊布尼茨的泛神論與單子論的表面對立；他不僅通過自由體系克服了康德的先驗的、形式自由和費希特的主體性的自由的困境，而且還通過其晚期的存在主義克服了黑格爾的理性辯證法體系；他不僅通過對基督教的批判和對神話的哲學思考克服了理性主義設定的界限，而且還通過級次說克服了黑格爾的歷史主義；他不僅以其基督和酒神的新神話學直接開啟了荷爾德林和尼采的酒神頌和酒神哲學，而且還以其藝術哲學開啟了二十世紀“藝術至上”的趨勢……

沃格林說：“在謝林之后到來的是他以靈魂的力量將它們聚攏在一起的那些要素的劇烈的分裂。結果我們在他的下幾代看到了他的經驗的各個部分的潰散：在叔本華那里的意志的經驗和涅槃的經驗；在克爾凱郭爾那里的回歸內在的渴望；在弗洛伊德那里的無意識心理學；在尼采那里的酒神體驗和此岸的恩典的經驗；在共產主義和納粹的大眾運動中的對時代的社會批判和對第三王國的渴望；在尼采、弗洛伊德那里的在世界大戰的毀滅和自我毀滅的高潮亢奮中伴隨著焦慮的對惡兆的狂歡的經驗。這些要素的分裂標志著時代的危機，而這些要素的平衡則標志著謝林的偉大。謝林從不期待著它們的潰散，而且他也很少引起它們的潰散，因為一個偉大的思想家是文明地震的地震儀，而不是它的起因。（略）因此，謝林是一個時代終結的標志，而不是一個開端；他作為一個時代終結的標志就如同柏拉圖、奧古斯丁和阿奎那作為一個時代的標志那樣。但是，在他的著作標志著文明時代的終結之時，他也建立了意識和批判的新水平。對于那些被圍困于一片混亂的示微的傳統、各種相互沖突的末世論、現象的思辨和迷狂、各種意識形態和綱領、盲目的仇恨、各種狂歡的毀滅等等之中希望獲得一個堅實的立腳點人來說，謝林的成就作為定位點在一個危機的時代中具有與日俱增的重要性。”[6]沃格林從他自己對實在的整全經驗的思想、整個西方思想史的視角和當代的時代危機的問題背景解釋了謝林思想探索的意義和地位。我們即使不能斷定沃格林的評價恰當與否，至少這種評價可以改變我們所接受的庸俗哲學史教程中的謝林形象。

在省、市社科聯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于20*年3月16日正式成立。社科聯成立后，我們緊緊圍繞努力建設面向現代化，特色鮮明、立足實際、體現小康發展戰略要求的哲學社會科學這一總目標，按照區委書記*關于“社科聯工作要走在全市前列，活動開展要有聲有色”的要求，以不斷推出具有影響的學術和理論研究精品力作；不斷產生服務于黨委政府決策的優秀運用研究成果；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質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隊伍為著力點，積極開展活動，各項工作都取得了較好成績，受到了省、市社科聯領導的好評。一年多來，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幾項工作：

（一）開展調查摸底活動，了解掌握我區社科資源。

我們于20*年3月下旬組織開展全區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調查摸底活動，通過上門走訪、召開座談會、問卷調查等形式，開展一系列有針對性的工作調研，查清資源、摸清家底，掌握第一手資料。

一是人才資源。我們對全區從事哲學社會科學的人員進行調查，對各學科各類人才的職業、專業、年齡、職稱、研究課題等進行登記，初步掌握了我區社科人才隊伍的職業分布、專業結構、年齡結構、職稱分布以及研究方向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在此基礎上經過初步篩選，對其中69名學有所長、成績顯著的優秀人才建立個人檔案，形成優秀社科人才檔案庫。

二是組織資源。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是社科聯的依托，我們在區民政部門的協助下，對全區63個各級各類社團組織進行調查摸底，對各級學會、協會、研究會的宗旨、主要任務、組織形式、會員結構、運作方式及開展活動情況形成一套較詳細的資料。*年9月，我們會同區民政局、區科協研究商討社科聯的業務管理范圍，區委宣傳部、區民政局聯合下發了《關于明確淮安市*區哲學社會科學界聯合會業務管理單位的通知》，進一步理順了區社科聯和各學會、研究會、協會的領導關系，為今后規范、有序地開展工作打下了基礎。

三是選題資源。我們對我區社科人才結合各自工作實際進行的專題研究以及這些同志因職業或興趣愛好而選擇的一些有價值的研究課題進行登記、篩選，對一批對我區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意義重大的理論、實際問題的課題進行跟蹤，以期在較短的時間內形成一批有一定影響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