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范單位”百步亭社區為案例，基于社會政治治理理論，從社區動員、合作模式和績效3個方面探討了企業社區參與的問題。研究發現，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涉及到社區建設的治理結構建立和活動開展兩個層面：在結構層面，企業通過身份合法化、組織嵌入、資源承諾3個策略參與社區治理結構的建立，實現了社區動員合法性獲取和動員能力的形成；在行為層面，圍繞社區各階段發展需要，企業在培育社區組織成長的同時，與其他多方參與主體間的合作模式經歷從“企業主導型參與”向“企業－社區協商型參與”再向“社區平臺型參與”的演化。上述兩個層面的企業深度社區參與最終幫助實現了社區和企業的雙贏價值。

關鍵詞：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社區建設；社區動員；合作模式

1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情境下，政府和黨組織負有社會管理與社區建設的責任，并擁有社會動員的領導權和主導權［1～3］。而當我國需要將大量的“住宅小區”轉化為“和諧社區”且政府又缺乏投入時，不具有社會動員合法性的企業如何深度參與其中并發揮作用？這是學術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問題。事實上，企業社區參與（corporatecommu－nityinvolvement，CCI）實踐在我國和諧社區建設的成功案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例如，我國部分房地產企業諸如萬科、保利和百步亭集團等通過長期深度社區參與及與社區其他參與主體積極合作解決社區社會問題，成功將其所參與建設的城市“住宅小區”轉變為被國家民政部認可的“和諧社區”①。本研究將這類城市“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情境下企業開展的持續性、合作性、全方位的社區參與行為界定為企業深度社區參與。但中國情境下這類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過程與特征還缺乏研究。當前CCI領域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背景，探討為解決社區社會問題企業開展社區參與活動的背景／前因、行為與績效及其間的關系等問題［4～8］，而情境的差異性［9］導致其研究成果對中國企業參與社區建設的借鑒意義有限。具體來說，中國情境與西方背景存在如下差異：①社區建設中參與主體（政府、社區組織、企業組織等）的合法性和能力差異。與西方社會不同［10］，我國社區建設處于起步階段，長期行政化的社會管理體系導致缺乏合法、獨立且成熟的社區組織；②我國社區問題更加多樣化和復雜化。西方的社區參與相關研究中以幫助解決具體單一的社區問題居多［7，11］，而中國“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變過程卻有諸多相互關聯的社會問題需要解決；③為解決社區社會問題采取的合作方式不同。西方學者探討解決社會問題的跨部門合作時以雙邊合作居多［2，12］，而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則涉及多方合作關系。由此可知，對中國情境下企業深度社區參與的研究需要從理解中國社區建設任務和挑戰入手。而關注社會問題解決的社會政治治理理論提出從治理結構和行為模式兩個層面探討政府、社會組織和企業間互動合作的思路，正好為本研究提供了可借鑒的基本分析框架［2，13］。因此，本研究認為中國轉型情境下的社區建設包括社區治理結構建立和社區活動開展兩個層面的任務，繼而該情境下的企業深度參與社區需要探討如下兩個問題：①在政府主導社會管理但又缺位于社區建設實踐的情境下，企業的深度社區參與如何在幫助創新社區治理結構過程中實現社區動員的合法性和動員能力？②在“住宅小區”向“和諧社區”轉化的社區建設過程中，企業與各方社區參與主體的合作模式是如何的？本研究通過對一個大型“住宅小區”在房地產企業（百步亭集團）參與下成功轉變為“和諧社區”的單案例研究來探究上述問題。

2研究框架

案例研究需要事先界定研究主題，并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待研究問題，以指導案例研究過程中的資料收集和資料分析［14，15］。因此，本研究的這一部分將在對CCI的中國情境特點以及相關理論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提出研究框架并界定具體的研究問題，以指導后續的案例資料分析和研究結果討論。

公共資源治理理論的出發點正是這兩個失靈，一是政府（利維坦）失靈，二是市場（企業）失靈。公共治理理論認為，采用私有化和市場交換的方式，或者采用政府集權管理的方式，都不能導致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應該采用政府和私有部門之間的牽制、合作來實現這個目標。美國學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提出的多權力中心的自主治理理論就認為:基于群體內部存在的相互關心與信任，人們能夠從關心他人和群體利益中獲得滿足。由此，人們會產生合作的愿望，有可能通過由組織行為產生一套規則、個體利用的行為規范、監督和懲戒機制等，從而使資源利用服務于社區(如流域)共同而長遠的利益。

公共資源治理理論：通過多中心實現自主治理

多中心治理以自主治理為基礎,允許多個權力中心或服務中心并存,通過競爭和協作給予公民更多的選擇權和更好的服務,克服“搭便車”現象、回避責任或機會主義誘惑,提高了決策的科學性，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實現。“多中心”(Polycentrity)一詞最早是由邁克爾•博蘭尼在《自由的邏輯》中使用的。邁克爾•博蘭尼引進“多中心”一詞是為了證明自發秩序的合理性以及闡明社會管理可能性的限度,他區分了社會的兩種秩序:一種秩序是指揮的秩序。憑借終極權威,并通過一體化的上級指揮與下級服從的長鏈條維系著自身的“協調”與運轉,實現自身的分化與整合。另一種秩序是多中心的秩序。行為單位既相互獨立,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能相互調適,受特定規則的制約,并在社會的一般規則體系中找到各自的定位,以實現相互關系的整合。文森特•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理論繼承了邁克爾•博蘭尼的社會秩序理論,更加強調參與者的互動過程和能動創立治理規則、治理形態。“‘多中心’意味著有許多在形式上相互獨立的決策中心……它們在競爭性關系中相互重視對方的存在,相互簽訂各種各樣的合約,并從事合作性的活動,或者利用核心機制來解決沖突”。多中心治理體制以自主治理為基礎,強調自發秩序和自主治理的基礎性和重要性。

“多中心體制設計的關鍵因素是自發性”“,自發性的屬性可以看作是多中心的額外的定義性特質”。多中心治理制度的安排打破了單中心制度中最高權威只有一個的權力格局,形成了一個由多個權力中心組成的治理網絡。多中心理論是在繼承傳統的鄉鎮自治、自發秩序等思想基礎上運用現代經濟學、社會學的新知識進行的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理論的新探索,是保守主義傳統在公共管理理論上的具體化和深化。它論證了多中心或社會自治的社會效率意義,為公共管理學科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視野。在政治學方面,多中心理論從漢密爾頓和麥迪遜那里吸收了聯邦制理論,從托克維爾那里吸收了自治思想。它豐富了托克維爾的鄉鎮民主理論,多中心學派利用他們的分析框架,發展了托克維爾的民主思想,認為“民主是一個多中心秩序環境中的自主自理的過程”,由此提出了民主治理思想。在經濟學方面,多中心研究者將公共事務治理等同于公共服務的生產和供給,認為生產可以與提供分開,兩者可以形成多種形式的公共服務模式。在公共資源治理的問題中大量運用了博弈論知識、公共選擇理論知識和制度分析知識。多中心學派還吸收了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本理論,認為外在的治理機制如果不注意內部的社會資本存續和發展,很可能破壞已經存在的地方公共治理中的社會資本,導致治理的低效率。通過多中心可以實現自主治理，奧斯特羅姆通過具體案例的調查為自主治理理論積累了大量實證經驗，并從中歸納出八項設計原則：這八個原則體現了對多樣化的社群自主治理的尊重:自主決策(第三條);自主監督(第四條);為社群自主管理提供基本支持(第一、五、六、七、八條);治理規則有效利用與地方自然條件相關的地方性知識(第二條)。

該八條原則都是在實證經驗的基礎上總結而得出的，對于全球范圍內的公共資源治理有重要的指導和參考意義。這八條原則從方法論上為解決自主治理過程中存在的三個難題提供了路徑。自主治理過程中存在三個難題，分別為：制度供給、可信承諾和相互監督。良好的制度供給能夠促進有效監督,監督的加強則提高了可信承諾,可信的承諾會增加監督,同時也會使制度供給趨于穩定和有效。因此,制度供給是基礎,可信承諾是前提,相互監督是保障,三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互為補充,統一于自主組織制度的設計體系中。根據八大原則，制度供給、可信承諾、相互監督成為一個互動的自組織系統。

公共治理理論對生態環境補償機制設計的啟示

摘要：社區作為社會治理的最基本單元，在重大災害應急管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傳統的的災害處理模式逐漸難以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協同治理視角下的應急管理模式應運而生。該模式強調多元主體力量的共同參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治理模式的有機結合、以防治兼顧為工作重點，并將應急管理納入社區治理的全過程，以社區為主體構建應急管理的協同機制，有效地規避傳統災害管理的弊端，促進提高社區應對災害風險的能力。

關鍵詞：協同治理，城市社區，應急管理

0引言

近年來，世界上各類災害呈現多發性趨勢，給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帶來巨大威脅。2019年病毒的爆發，給全世界的應急管理工作都敲響了警鐘，如何有效地協同多元主體參與到社會風險管理之中，成為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重要命題。隨著城鎮化的發展，社區作為城市最基本的組成單元，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公共安全隱患。文章通過對我國社區應急管理發展現狀的分析，基于協同治理理論構建社區應急管理協同機制，從協同治理的視角下提出相應的創新舉措。

1理論概述：協同治理與城市社區應急管理

協同治理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德國學者赫爾曼創立的“協同學”，隨著此后在不同領域相互關聯與凝聚，“協同學”逐漸成為一套現代化的治理理論與互動合作治理模式。［1］協同治理是指多元主體通過協調協同的方式發揮各自的優勢解決社會復雜矛盾的治理模式。［2］從政府角度出發的協同治理表現為政府部門、社會組織及其他相關利益組織，為制定與執行公共政策所進行的協調與溝通。基于社區的協同治理模式，主要表現為建立多元協同的社區治理機制，在處理矛盾的過程中重視發揮多元主體的作用。社區是社會突發事件的承載地，也是應對各類突發事件的前沿陣地，國家高度重視基層社區的應急管理能力建設。我國采用“一案三制”的應急管理體系，“一案”是指制訂修訂應急預案；“三制”是指建立健全應急的體制、機制和法制。［3］“一案三制”的綜合應急體系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分災種應急響應體系的缺陷，但存在適用性差、協調機制匱乏、法律缺位等弊端。現有社區應急管理模式主要沿襲“一案三制”的宗旨，將社區作為處理突發事件的基礎單元，局限于應急救災的救助屬性。城市社區應急管理是社會應急管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社區的基礎性應急管理工作卻是社區治理中的薄弱環節。

隨著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面臨著公共管理模式的轉變和治理結構的轉型，呼喚著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簡寫為NGO）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正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角色。其中由注冊黨員志愿者與NGO相結合的探索項目越來越得到重視，地位日益凸顯。

在區委、區政府、區委組織部等有關部門的指導下，莫愁街道代表組深入調研了現有黨員NGO組織在社區發展的情況。調查表明，黨員NGO組織具有創新性、靈活性、與基層聯系密切、了解基層實際情況等優勢,使其在解決社區或社會問題方面具有政府與市場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萊斯特•薩拉蒙曾認為,NGO的興起“代表了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創新。”黨員NGO組織在社區利益的協調、矛盾的化解、服務的提供、環境的維護、就業途徑的拓寬等方面開展的工作，促進了居民的參與和互助,，激發了居民的個人責任感,增強了社區居民的聯系和凝聚力。

一、黨員NGO參與社區管理的理論解析

市場機制存在弊端，政府干預也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帶：大量原有老舊小區、貧困居民小區的有效管理不能僅僅依賴市場機制調節與政府干預。此時，黨員NGO組織本身的特征,決定其在此類社區治理結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多元治理理論以及資源互相依存理論等都闡釋了這一點，同時黨員NGO也可以克服一般非政府組織會出現的志愿失靈理論。

第一，自主治理理論。

在社區管理中,打破“囚徒困境”不一定必須依賴政府干預,還可以通過自主治理的方式得以實現,尤其在較小規模的環境治理中更是如此。自主治理理論就闡釋了這個問題。該理論倡導利用小社會的“自組織網絡”,其中心問題是,一群相互依存的人們如何把自己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性治理,并通過自主性努力以克服搭便車、回避責任等機會主義誘惑,以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實現。在國外著名的公共池塘的案例中,就論證了一群相互依賴的當事人,通過自主地制定規則、實施規則并成功地進行了監督,完成了自我組織與自我治理,使公共池塘資源得到了可持續。自主治理理論指出了如黨員NGO這般來自于本社區這樣的“小社會”范圍內的紀律性組織對于社區管理的重要意義。在自主治理中,黨員NGO組織具有社會居民支持的優勢,這種社會資本在環境管理中有助于減少摩擦成本,增進人們的信任,促進人們的合作。另外,自主治理最適合較小規模的社區,而非政府組織的長處恰恰在于微觀管理,因此，在社區的自主治理上，黨員NGO組織完全可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摘要：在體育產業不斷發展過程中，體育企事業單位發展重要前提逐漸向體育治理方向靠近。國家將體育治理上升為國家重點關注的問題。如何構建我國的體育行政部門良好的治理體系，成為了我國體育行政部門改革的一項重大課題。本文圍繞包頭市體育局，深入探討以體育治理為依托體育行政部門體系的構建從而實現治理能力提升最終實現促進體育企事業發展的目標。本文主要采用文獻綜述法、訪談法、實地調查法調查包頭市體育局治理現狀以及體育行政部門治理方式構建，從而對體育治理自主治理進行反思。

關鍵詞：體育行政部門;體育治理;自主治理

本文以包頭市體育局為例，研究體育行政部門體育治理，深入探究以體育治理為依托體育行政部門體系的構建，實現治理能力提升最終實現促進體育企事業發展的目標，為體育行政部門的治理提供理論基礎，具有借鑒意義。主要采用文獻綜述法、實地調查法，實地深入調查我市體育局治理現狀以及體育行政部門治理方式構建，在體育部門體育自主治理大背景下，全面探究包頭市體育行政部門體育治理。

1基本概念的界定

1.1治理

治理（Governance）一詞源起于拉丁文Gubenare，有掌舵、引導、操縱等意思。指的是在特定范圍內行使權威。它所描述是一個政治進程，強調眾多不同利益主體共同發揮作用從而建立一致或取得認同，最終達到實施某種計劃的目的[1]。治理既是各種公共或者私人個體和機構共同管理公共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也是一個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聯合行動的過程。這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人們以自己利益為基準考量的且符合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治理理論的核心就在于推動多元利益主體參與合作，使不同主體間達成共識，構建相同理念下的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