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權中的精神權利(moralrights),是指版權權利人就其作品所享有的人格方面或精神方面的權利,主要包括:權利人擁有的決定披露作品(將作品公之于眾或保留在其私生活范圍內)的權利,要求尊重其創作者的地位及其作品的完整性的權利,因其信念改變而追悔或收回作品的權利以及將其作品從發行中撤回的權利等。含有不同內容的這些權利,又被人們分為兩類:絕對權利和相對權利。絕對權利包括披露、修改或收回的權利。之所以這樣修飾這些權利,是因為它們要求權利所有者作出決定并采取行動:公開(出版)作品,修改作品,從發行中撤回作品,毀掉作品。相對權利或防御性權利包括承認作者身份的權利和作品完整權,有的國家將其統稱為受尊重權:作者的姓名和作品受尊重的權利［1］115。精神權利在各國版權法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在一些國家中,精神權利是可以讓與的,至少是可以放棄的,但在另一些國家,這種約定則是無效的。在有些國家,除了享有經濟權利或除非作出合同約定之外,作者很少享有精神權利;而另一些國家則給予作品的完整性以較強的保護,即便作者已經從作品的授權使用中獲取了經濟利益。突出強調個人權利的重要性,即強調精神權利是法國版權法的一個顯著特征。按照法國版權法,作者享有排他性的披露權、表明作者身份權、保護作品完整性權、修改作品權等。這些權利都是“永久性的、不可讓與的且不受時效限制的”。而英國和美國作為普通法系的代表,則過于強調版權經濟權利的屬性,對精神權利的保護較為忽視。一般說來,版權人享有的精神權利是基本的,是非經濟性的,是作者的身份所固有的,也是絕對的。網絡對于作品傳播的影響不僅在于傳輸效率的提高和經濟權利的實現,還密切關系著作者精神權利的保護及其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協調。本文將對網絡環境下版權精神權利的調整進行深入分析,并根據網絡媒體的特點,分別對網絡版權精神權利的發表權、署名權、修改權和保護作品完整權進行闡釋。

一、網絡環境下版權精神

權利的調整

應該說,即使整個世界進入以數字技術為支持的嶄新信息時代,精神權利無論在實踐中還是在理論上仍然具有不可動搖的存在價值。但同時我們又無法否認,數字化所引起的網絡交互傳輸、多媒體創作、全球電子商務等新問題,的確給精神權利帶來了不少嚴峻挑戰。只有順應新技術的要求將傳統精神權利制度加以重新構建,賦予全新的內容,我們才能夠在充分保護作者權利的同時促進信息時代的發展。要在數字時代實現對精神權利的重構,無論采取何種具體模式,我們都必須首先將精神權利在全球范圍內的協調統一作為基本原則,這是由國際互聯網全球性決定的［2］。有些學者認為:要尋找切實可行的標準來協調各國精神權利制度,會因為兩大法系在版權哲學上的根本差異而變得十分困難［3］。然而實質上,兩大法系就這一問題的差異從一開始就遠非許多人想象得那樣巨大,而且近年來更有相互融合的趨勢。兩大法系在精神權利制度上的趨同,為數字時代精神權利的重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因為只要我們能夠找到適用于兩大法系的統一標準,也就等于找到了應對數字技術挑戰的答案［4］。當然,僅僅考慮數字媒體的要求來設計數字時代的精神權利模式是不切實際的,真正切實有效的模式應該能夠全面促進以國際互聯網為主的各種新舊媒體的協調發展。世界各國版權界對數字時代精神權利的重構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建議,其中不乏富有建設性的具體解決模式,其中相對主流的模式有以下幾種。①日本知識產權協會提出的精神權利的放棄模式。該主張得到了英美法系國家的響應,這種“放棄”如果從“許可”的角度理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作者精神權利保護的不安定。②《伯爾尼公約》確立的“對精神權利的侵犯僅限于有損于作者名譽或聲望的貶抑行為”模式。該主張在具有諸多優點的同時,也存在著缺乏明確性和可操作性的缺陷,必須將規定具體化、細致化,減少各國司法實踐對公約解釋適用的偏差。③“將某些改動作品的行為視為合理使用,不構成侵犯精神權利”的合理使用模式。該主張從本質上看是對《伯爾尼公約》的補充與細化,但究竟以什么作為考慮因素來判斷合理使用行為還值得研究。有的學者提出要考慮被使用作品的性質、使用作品的方式、使用作品的目的與主觀狀態、使用作品的后果等因素［5］。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為迎接數字技術所帶來的挑戰、解決網絡傳輸受保護作品與表演及錄音制品的法律問題制定了《版權條約》(WCT)和《表演和唱片條約》(WPPT)。WCT和WPPT雖然沒有關于精神權利的明確具體的規定,但兩個條約明確規定保護精神權利,要求締約方適用《伯爾尼公約》中的精神權利條款。根據作者權傳統,享有精神權利的主要是作者,表演者所享有的精神權利十分有限。多媒體技術使錄制在唱片上的表演能夠被隨心所欲地改變,而數字傳輸技術可使改變過的表演在計算機網絡上廣泛傳播。因此,表演者擔心其表演的完整性將會受到損害,主張保持表演完整性,反對未經許可改變表演。對此,WPPT要求對現場表演者或者固定在錄音制品上的表演提供精神權利保護。這些表演者的精神權利與作者的精神權利類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在“表演的使用可省略提到表演者的情形”下,不適用指明表演者身份的要求。關于作者的精神權利,《伯爾尼公約》第六條之二規定:“①不受作者經濟權利的影響,甚至在上述經濟權利轉讓之后,作者仍保有要求其作品作者身份的權利,并享有反對對上述作品進行任何有損其聲譽的歪曲、割裂或其他更改,或有損于其聲譽的其他一切損害的權利。②根據以上第一款給予作者的權利,在其死后應至少保留到作者經濟權利期滿為止,并由被要求給予保護的國家本國法所授權的人或機構行使之。但在批準或加入本公約文本時,其法律中未包括有保證在作者死后保護以上第一款承認的全部權利的各國,有權規定對這些權利中某些權利在作者死后不予保留。③為保障本條所承認的權利而采取的補救方法由被要求給予保護的國家的法律規定”。

版權及鄰接權人的精神權利需要獲得法律的有效保護,這不僅是為了版權及鄰接權人的利益,也是為了公眾的利益。精神權利是對作者智力勞動的承認,是整個社會對作者勞動給予的精神上的報答。精神上的權利有時是比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推動作者進行智力創造的力量,畢竟沒有幾個人能拒絕名垂青史的誘惑。精神權利的保護還對經濟權利的實現有所幫助。比如,署名權就是行使經濟權利的前提,因為必須先確認作者的身份,才能享有復制、發行、廣播等權利。保護作品完整權也可以為作者的經濟權利增添又一重保障。普通法國家正是從這一實用角度給予作者“事實上”的精神權利保護的。在網絡環境下保護作者的精神權利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保證公眾獲得真實可靠的信息。署名和保護作品完整不僅是作者的權利,而且表明了作者向公眾負責的態度,是對公眾信息來源的保護。所以,網絡環境下不是不需要精神權利保護,而是需要把保護的水平保持在適當的程度。有的學者認為:網絡環境下要使精神權利保持在適當的程度,就需要找到調整保護水平的合適的尺度。合理使用就是這樣一種限制精神權利的尺度,另一個尺度是允許作者放棄精神權利。衡量網絡環境下精神權利保護的第三個尺度是假名或匿名作品不受保護。其中包含兩個方面:一是網絡環境下的匿名作品的作者要主張版權就必須首先證明自己是權利人;二是使用網絡環境下的匿名作品的人必須首先弄清其所使用的是否是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否則有可能侵犯到版權人的經濟權利和精神權利［6］。

【前言】

如果將整個法院比喻一個人的話，各業務部門就是人的手與腳這些行動器官，那么司法政務就是人的神經系統，領導層就是人的大腦。司法政務對內作為連接各業務部門信息中樞神經系統起著對領導層意志的上傳下達的重要作用，同時也是依照領導的決策意志組織實施組織部門；對外而言司法政務系統需要積極的對外獲取外部信息，感知外部世界，將外部信息系統反饋到人民法院內部中，上傳至法院的領導層決策層，適時而變，因應對策，同時也將法院的信息傳遞到外部世界，代表人民法院形象，輸出價值判斷與法律價值判斷。司法政務工作是人民法院的管理性、服務性工作部門，也是遇事協調機構，在人民法院的整體工作中發揮著承上啟下、溝通協調內外的重要作用。同時司法政務系統是一個完整的信息系統，是一個信息獲取、傳遞、、組織實施的綜合信息體系；傳統的以紙質的文字、圖形的方式傳遞信息、獲取信息、處理信息的方式已經不能夠滿足在現代化社會信息化社會下對人民法院政務系統的高要求了，以網絡化、計算機化的綜合信息處理機制是適應人民法院司法政務系統發展與創新的必由之路，將為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供有力的政務保障。

【正文】

一、司法政務的概念與內涵

1．司法政務的概念

司法政務是人民法院專門機構處理與法院相關聯的內外部行政事務、以及與案件審判、執行相關聯的司法行政事務。

11月8日，由北京軍區總醫院制定的我國首個《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在北京通過專家論證，網絡成癮被正式納入精神病診斷范疇。《標準》的問世，引起強烈的社會反映，也由此引起一系列顯著的法律問題。

一、“網絡成癮”對青少年犯罪的影響

現代社會中，網絡是信息交流的一個非常便捷的工具。網絡的影響當然有其正面，也有負面，而負面影響在青少年身上體現得更加明顯。青少年由于自身控制力較差，一旦陷入網絡便不能自拔，青少年對網絡的迷戀往往損害身心健康。同時，由于網絡的遠程性、虛擬性、隱蔽性使得一部分青少年心存僥幸，瘋狂利用網絡進行犯罪。

1999年，七大工業國家司法部長在司法部長級會議上曾達成共識，認為網絡犯罪“將是21世紀最主要的犯罪形態”。且未來的網絡犯罪有年輕化趨勢，犯罪者一般都是在校學習的研究生或者大學生，而近年則有更加年輕化的趨勢。[1]在國外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瑞士一家網站接連受到來自互聯網的攻擊，警方高度重視這一案件并迅速展開調查，很快便查出了這個“罪魁禍首”：是法國格勒諾布爾的一個8歲小男孩，因為父母不在家，悶得慌，所以就上網打發時光。[2]2003年8月，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了年僅18歲的高中生杰弗里.李.帕森，他涉嫌制造了“沖擊波”蠕蟲病毒。該病毒大約感染了7000臺電腦，僅給微軟公司一家造成的損失就達500萬到1000萬美元，美國媒體稱帕森為“少年毒王”。[3]

在我國，“網絡成癮”對于青少年犯罪的影響同樣重大。1999年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的《中國INTERNET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披露，上網用戶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9%，年齡主要集中在21—25歲之間，占42.3%。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中心的調查顯示，我國網民中年輕人占了絕大多數，17—20歲的網民幾乎占了40%，而30歲以下的網民占了全體網民的2/3。[4]根據公安部2007年的初步統計，青少年犯罪人因為沉湎于網絡，或者受到網絡黃色信息的侵蝕，進行詐騙、強奸、搶劫、搶奪的犯罪比例非常高。其中，被抓獲的青少年犯罪當中，有近80%的人通過網絡受到誘惑。[5]《網絡成癮臨床診斷標準》的出臺，對于矯正網癮少年的心理問題，預防青少年犯罪不乏積極的現實意義和時代精神。

那么，網癮者犯罪在司法上是否按照精神病人犯罪處理呢？我國《刑法》第18條第1款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法律只規定了完全精神病人，即喪失了辨認、控制能力的人可以免除刑事責任，而其他精神病患者都要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所以，《標準》將“網絡成癮”納入精神病范疇，對網癮者的刑事責任并無影響。司法實踐中，此類案件也往往依據青少年犯罪的有關規定進行。

進入21世紀后，互聯網正以驚以的速度和影響力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中。而從法律的角度看，有關互聯網的立法明顯滯后。從最初的域名搶注，到現在的網上著作權侵權、網上詐騙、黑客惡意攻擊等，互聯網法律問題已涉及刑事、民事、知識產權等諸多法律領域，并且還會有很多案件很快訴諸法院……如何借鑒國外做法，完善相關立法和司法操作?本刊特辟“互聯網法律問題研究”專欄，期望學術界、司法實務界等法律人士對此發表意見，共同探討。

在計算機得以普遍應用的今天，網絡正以其驚人的發展速度影響著我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網絡在給予了我們方便和快捷的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的法律問題；網上的著作權如何保護，網絡的信息安全以及隱私權的保護等。對此，專家學者們已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而對于司法審判第一線的法官來說，網絡引發的管轄問題則顯得尤為重要和急迫。本文僅就網絡侵權案件的管轄問題進行探討，希望有助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和解決。

一、網絡空間的特性

要探討網絡案件的管轄問題，首選應當了解網絡空間的特性。當然，這里所列舉的特性并未囊括了網絡所有的特性，而是側重于與網絡案件的管轄或知識產權保護有關的一些特征。

1全球性。Internet網絡是連接全球的網絡，全球性是其最主要的特性。可以看出，網絡這一特性與知識產權的地域性的特點相沖突，同時也是對傳統的管轄理論及法律適用的考驗。

2客觀性。網絡空間雖然看不見，也摸不著，但它是客觀真實存在的，而非虛幻的。它不能脫離這個社會而獨立存在，應當受到現實社會的傳統價值和標準的約束。

法律論文

岐山地處八百里秦川西部，是古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在這片人杰地靈的土地上，活躍著一支忠于職守、作風過硬、積極奮進的檢察隊伍——陜西省岐山縣人民檢察院。

較長一段時間以來，岐山縣檢察院干警主要來自軍轉干部、大專以下其他專業學生分配、外行業調入等渠道，干警文化素質普遍較低，造成少數干警進取心不強；隊伍文化和知識結構不合理，組織管理方式單一，部分干警辦案水平不高等問題，這嚴重制約了全院整體工作的全面提升。針對這一現狀，自2003年起，該院組織開展了“創建學習型檢察院”以及檢察文化建設等多項活動，將此項工作作為一項基礎性人文建設工作來抓，經過幾年的探索和實踐，該院的文化品位大步提升，隊伍的整體素質和干警的執法水平均有了明顯提高，有力地促進了各項工作的長足發展。2005年，被陜西省檢察院評為先進集體，并記集體二等功，被寶雞市委、市政府評為“人民滿意的政法單位”，駐看守所檢察室被最高人民檢察院授予“二級規范化檢察室”。2006年，被省檢察院評為先進基層檢察院，被市委、市政府命名為“市級文明單位”、市級平安單位、市級衛生單位。每年有多項業務和專項工作受到市檢察院和縣委、縣政府表彰和通報表揚。

那么，該院是如何在文化建設的道路上邁出了一條具有自我特色的新路子的？且看：

學習教育煉素質

提起岐山縣人民檢察院的學習型檢察院創建活動，全市檢察系統無不交口稱贊。該院不斷創新學習理念，創建學習型機關、學習型班子、學習型干警，在全體干警中大興學習之風，通過不斷學習帶動檢察隊伍整體素質全面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