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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議論流傳得很廣泛，即改革前的“過去年代沒有腐敗”。這種觀點認為，改革前年代的特權、腐敗比現在輕微得多，人民生活不富裕，但很公正。

有必要首先破除這個一廂情愿的美化。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絕非伊甸園，同樣存在特權、腐敗和社會不公正，存在社會矛盾和民眾的怨氣。

那個時代的不平等并

不是首先表現在經濟上，而是在政治上。黨員和非黨員、團員和非團員，甚至積極分子和非積極分子之間，在升學、提干、參軍等前途攸關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樣的，而更廣泛、更嚴重的是，人們根據家庭出身的不同，從一生下來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個人努力和個人表現基本上不作數。

這種整體性的歧視政策在“”中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血統論，以“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渾蛋”著稱，最突出的表現是1966年8月，北京大興縣原地主、富農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才出生38天。

后人了解和評價以前的社會狀況，基本上依靠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現在回憶當時的情況，多半依賴自己的個體經驗。問題在于，和現在這個信息時代、媒體時代相比，當時是極其封閉的，所以，關于以前的貪污、腐敗，從文字和記憶中能了解的情況是少之又少。

可以舉兩個例子，第一，關于飛機失事，直至上世紀80年代還屬于“陰暗面”不準報道，難道我們可以說，中國真是今不如昔，以前飛機從不出事，現在經常出事？第二，以前談論“陰暗面”消息是嚴重的政治問題，要受到處罰。比如上世紀60年代初城里的職工回鄉探親后知道農村餓死了很多人，回來后談論就被加上“丑化社會主義”等罪名。

在這種情況下，負面信息的傳遞是非常困難的。可以想一下，上世紀60年代初河南信陽出現“餓絕”現象，但有多少人知道？所以，憑抱怨聲音的多少和大小來評判腐敗的程度是不可靠的。

上面說了這么多，并不意味著否認現在存在特權、腐敗、社會不公問題，也不意味著因為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對任何單項指標作今昔對比時就只能說現在好。應該看到，因為市場化的經濟改革，貪污、腐敗的機會、誘惑比以前不知大了多少。在今天的中國，貪污、腐敗的原因主要是錢權交易，而過去的時代是突出政治和政治壓倒一切的時代，錢還不是社會生活的主旋律，經濟的空間比現在小很多。

其實，更重要的是應該看到，盡管過去年代與現在年代，在腐敗上有程度和規模的不同，但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問題至今也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此，進一步改革的方向是清楚的。如果把“腐敗嚴重不嚴重”或“有沒有腐敗”作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社會的定性，那就大錯特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