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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問題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上世紀是這樣，這世紀也如此。回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和人民生活所發生的顯著變化，無不感受到我國人口轉型帶來的巨大效應。可以說沒有人口轉型所創造的優越條件，沒有人口分母的緩慢增長，我國人均GDP及綜合實力不可能如今天這樣強盛，人均生

活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不可能在短短幾十年內迅速提升。無疑，經濟增長和人口增長率下降的雙重政策效應，產生了中國奇跡，改變了中國命運。然而，人口轉型有效益也會伴隨難題，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候，難題依然需要我們關切。客觀認識現階段我國人口轉型時期的階段性特征，有助于對此問題的重視和解決，有助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總體目標的實現。

規模較大的生育總量和地區增長差異仍是人口轉型時期的數量特征

我國人口控制已取得了顯著成就，以“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實踐，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從上世紀70年代在全國范圍內推行計劃生育以來，我國人口出生率已由33‰下降到12.10‰；人口自然增長率由25‰降到5.17‰；人口死亡率已連續多年穩定在6‰左右；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平均1名婦女所生育的子女）從70年代的5個下降到現在的1.6個，這些指標說明：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已經由過去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過渡類型，轉變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現代類型，人口素質、人口結構和人口分布也得到很大改善。在生產力水平不高，經濟欠發達的情況下，我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大國，在人口發展的控制水平上用不到3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的確令世人嘆服，在世界上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計劃生育道路。

我國人口控制帶來的經濟、生態和社會效果是十分巨大的。有人估算：30年中國人口控制的直接效果是少生了3億多人，這對中國是個貢獻，對世界也是貢獻。它使世界60億人口日推遲了四年，使中國13億人口日也推遲四年。卓有成效的人口控制使祖國的天更藍，水更綠，空氣更清新，人們擁有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更為廣闊，社會更穩定，家庭更幸福，人均各項經濟社會指標不斷提升，與世界發達國家生活差距縮小，我國經濟已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在人口控制中受益最多的是女性，這項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縮小了男女不平等的性別差距。在早婚多育盛行的發展中國家，婦女過多生育往往是孕產婦死亡率高、婦女健康狀況受損的重要原因，也是婦女沒有自主權和經濟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晚婚晚育少生優生提高了我國婦女的健康水平，使廣大婦女從繁重的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將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社會需要和自己喜歡的活動中去，使婦女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有所作為，其人生價值得到最大限度的實現，同時也為提高自身素質創造了有利條件。

可以說現在是歷史上我國人口發展很好的時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松口氣，或者放棄現行的生育政策，因為我國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但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沒有變，追求人均國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標沒有變。我們的人口轉型還遠遠沒有結束，階段性特征十分明顯。

首先，我國人口規模大，已突破了13億大關，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桂冠仍戴在我們頭上。人口規模大意味著每年人口的增長量大，未來人口增長的慣性也大，“低增長率，高增長量”將要持續較長時間。據200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07年末，我國全年新出生人口近1600萬，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持續的增長態勢，將使中國長期面臨人口資源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壓力，人口多資源少的矛盾仍很突出。要解決這一矛盾，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提供良好的人口環境，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遠大目標，繼續控制人口總量，實現人口的有計劃增長，是不變的選擇。當然，考慮到較為龐大的獨生子女群體，我國人口政策已經有所變化，那就是婚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可以生育兩個孩子，這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人口代際更替的客觀規律，但要有適當的生育間隔，削弱可能出現的人口增長高峰。目前一些大城市用工緊張，誤認為我國農村已出現了勞動力短缺。實際上，我國5億農村勞動力轉入非農產業的只有2億，在現有水平下專家預計農村只需要1.8億勞動力，還有1億多剩余，關鍵是農村技能型勞動力少、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工資低，生活成本高，轉移受到限制，需要有針對性地加大培訓力度，并給予公平合理的報酬。當然，未來農村青年勞動力總量一定會逐步減少，這是計劃生育的成果，也正是我們所期待的，因為我國任何時候都不需要幾億龐大的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大軍，那是現代化發展的障礙。農村勞動力減少是農村生產力和生產方式變革的契機，它表明我國農業現代化、智能化、集約化的時代將要來臨。

其次，我國人口增長的地區差異大。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區發展很不平衡。東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發展經濟主要依靠科技進步而不是人的體力，人文環境好，生活品質高，勞動力成本高，人口控制難度小，效果好，人口轉型徹底性強；中西部地區自然環境和經濟條件相對弱，生產力水平低，勞動力成本低，一些地方水土流失，自然災害頻繁，面臨人口與發展的雙重壓力，人口控制難度大。直到2006年我國京、津、滬大城市人口增長達到更替水平（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5‰左右）、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已降至5.28‰時，全國還有九個省區人口自然增長率在7‰以上，即新疆（10.76‰）、西藏（11.70‰）、寧夏（10.69‰）、青海（8.97‰）、海南（8.86‰）、廣西（8.34‰）、江西（7.79‰）、貴州（7.26‰）和廣東（7.29‰）。同一省區不同區域之間也有差異，城市和鄉村的差異則更大。雖然少數民族地區人口增長稍高有其合理成分，但控制難度大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些地區特別是邊遠落后的山區，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的矛盾還很尖銳，貧困面大，人們多生的愿望還比較強烈，人口轉型任重道遠。人口高增長使這些地區少兒人口撫養比超過我國平均水平，東西部人均生活水平差距拉大。

第三，我國人口轉型在多數地區具有可逆性、不徹底性。世界發達國家人口轉型是市場經濟自發作用的結果，是生產力進步和生育觀轉變的產物，是量變到質變的漸進過程，轉變的時間長具有不可逆性。人口轉變發生最早的歐洲各國，出生率由30‰下降到更替水平，一般用了一個世紀。而我國用的時間很短，轉型的主要原因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和人口政策。在總體生產力水平較低，人們生育觀念特別是廣大農民的生育觀還沒有完全轉變的今天，政策稍一放松，人口增長就會反彈，可持續發展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總體目標就難以實現。為了子孫后代的幸福和國家的繁榮富強，我們必須堅持把中國特色的人口發展道路走到底。同時，要想從根本上實現人口轉型，還必須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水平，從根本上創造人口轉型的客觀物質基礎，轉變落后的生育觀念。正是我國人口數量轉型時期的特點決定了中國計劃生育實踐的長遠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人口性別比不平衡是轉型時期的性別特征

性別結構平衡是人口發展和社會穩定和諧的自然基礎。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顯示，我國總人口性別比為102.19，性別結構大體平衡，全國多數地區也顯示出同一特點。但是分年齡來看，我國性別比仍然不樂觀。有兩種情況存在，一是老問題，少年兒童性別比偏高，男多女少；二是青壯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性別比偏低，女多男少。

從世界各地的情況來看，出生人口性別比適度高是合理的。按國際正常標準，每年出生100個女嬰就會相應誕生107個男嬰，男嬰比例一定高于女嬰。隨著年齡增長男性死亡率會上升，女性壽命長于男性，所以在高年齡組女性人口往往多于男性，這是人類性別比變化的客觀規律。我國出生嬰兒性別比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持續走高，到2005年14歲以下人口性別比還在114以上，其中0至4歲性別比最高為122.66，大大高于平均值，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名女嬰相對應的男嬰比正常值多出16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調查顯示從5歲組人口性別比便開始下降，如5至9歲組為119.3；10至14歲組為114.2；15至19歲組為107.8，性別比基本趨于平衡。這說明在這些年齡段男孩死亡率還比較高。

除了低年齡性別比偏高外，性別不平衡還表現在青壯年組性別比偏低。雖然2005年1%人口抽樣調查各地區數據采用加權匯總方法，調查樣本合計與各分項相加有一定的誤差，但我們仍相信該數據的相對客觀性和權威性。仍按這一調查，我國20至44歲有五個年齡組，人口性別比不足100，其中20至29歲婚齡人口性別比僅為93至94，30至39歲不足97；40至44歲為98，每100名女性相對的男性少于100，45歲開始性別比才趨正常。青壯年男性人口少于女性，有統計時漏報、瞞報的問題，也有軍齡人口多為男性等因素，但數據也表明目前我國青壯年男性人口死亡率還比較高。近期交通部公布的資料顯示：我國今年第一季度有1388人死于高速公路上的車禍，日均死亡人數超過15人，多為男性。每年礦難中死去的7000多人和10多萬死于塵肺病的患者也是男性。勞動條件、習慣愛好上的差別導致了青壯年男性較高的死亡率。從勞動條件看，男性往往比女性從事更為繁重的生產勞動和有損健康的職業，比女性承擔著更大的生存風險，如井下作業、高空作業、海上作業、污染作業等。而在生活習慣上多有吸煙、喝酒、加班、應酬等嗜好，無疑有損于健康和壽命。那些只從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發，不考慮性別比隨著年齡組升高所發生的變化，而推算出來的我國未來將有幾千萬男性找不到配偶的說法似乎缺乏足夠的依據。

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青壯年尤其是老年人口性別比偏低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人口轉型時期的特征。從西方發達國家來看，人口從高增長到低增長漸變基本沒有出現性別比高的問題；相反，因為人口生育率低、老年人口多、女性壽命長，發達國家總人口性別比多數都低于100，這也是一些國家愿意多引進男性移民以彌補本國人口性別不平衡的因素。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出生人口性別比高有瞞報、漏報、錯報女嬰的現象，也有無視女性生存權和發展權的問題，它的存在造成極其不良的社會后果，最壞的結果是剝奪了女性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在男性死亡率降低的條件下致使未來婚齡人口擠壓、性犯罪上升，導致社會和家庭的不和諧、不穩定，這種情況已經引起國家高度重視。

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高有其深刻的經濟社會和歷史根源，帶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色彩：生產力水平不高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重要物質根源，重男輕女的傳統文化環境使男孩性別偏好習俗流行，“養兒防老”意識強。此外，男性人口死亡率較高的風險，也使人們產生彌補性多生育男孩的心理。要消除性別比不平衡現象，除了采取必要的治理措施外，還要下大力氣解決事實上社會存在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促進人口的深度轉型，還要重視降低青壯年和老年男性死亡率，縮小男女壽命差。

人口老齡化趨勢和高齡人口迅速增長是轉型時期的年齡特征

人口老齡化是我國人口轉型時期出現的重要現象，也是21世紀發達國家人口發展的趨勢。老齡化對社會的壓力主要是勞動力老化、勞動人口負擔系數上升、養老問題和人的終極關懷問題。勞動力老化在我國遲早會出現，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能依靠多生育子女，而是依靠科技進步帶來的智能化水平提高所創造的高勞動生產率，為家庭和社會養老積累財富。養老問題除了傳統的家庭養老外，更重要的是要盡快建立符合我國現有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當前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很薄弱，但一些地方也取得了一些好的經驗，如根據個人收入一次性繳納2.1萬元、1.8萬元、1.5萬元三個檔次的個人養老金，地方財政根據實力再支付30%左右的補貼，老人按各自支付水準每月分別領取210元、180元和150元的養老金，這些標準高于當地農村最低生活保障50元的水平，實現了養老保障的廣覆蓋。這個做法符合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的要求，又讓財富增長和改革開放成果惠及每個老人，深受農民家庭的歡迎，值得推廣。

隨著建國后兩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口逐漸進入老年時期，我國相應會出現人口的死亡高峰，死亡高峰同樣需要社會給予足夠的關注。我們要用市場化的方式多建立臨終關懷機構，特別是社區臨終關懷機構，把人間的溫暖送到臨終者及其家庭的心里，做好心靈撫慰，削弱死亡帶來的痛苦，維護死亡的尊嚴，這也是社會的責任。我們還要重視土地問題，改革傳統落后的殯葬方式，大興火葬、樹葬、海葬、網絡祭祀等綠色殯葬，保護環境，珍惜土地，解決死人和活人爭地的問題。到本世紀中期，當我國人口死亡高峰陸續結束時人口老齡化也將消失，人口結構將得到很大改善。

在人口年齡結構中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是，伴隨人口老齡化的發展人口高齡化即長壽化已經凸現。雖然20世紀末我國剛進入老齡化國家行列，但是目前80歲以上的高齡老人增速很快。1990年我國高齡人為500萬，2000年1200萬（占總人口的比重為0.96%，占老年人口的9.23%），預測2050年將達到1.5億左右，年增長率在4%至5%，而同期65歲以上全部老年人口增長率僅為2.3%至2.9%，總人口增長率也只略高于0.7%。可見，高齡人口是未來我國總人口中增長最快的年齡組，這也是人口轉型時期老齡化的重要年齡特征。

人口高齡化即長壽化的到來，是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和醫療衛生事業全面進步的重要表現，也是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存質量提高的標志。但是現階段我國還處于不發達小康時期，“未富先壽”使家庭和社會面臨嚴峻挑戰。

首先，人口高齡化或長壽化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矛盾突出，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歐美發達國家進入高齡化社會時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5000-10000美元左右，是“先富后壽”，他們有足夠的實力來應對高齡化。如日本、美國和歐洲等國家先進入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后進入高齡化，極高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社會福利化程度，使高齡老人的物質生活和醫療水平得到較為充分的保障。盡管如此，發達國家也面臨著老年福利支出太高影響經濟發展的問題。而我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僅1000多美元，這樣的經濟基礎，使社會對高齡化的承受力很低，難以讓高齡老人在物質贍養、疾病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達到較高水平。

其次，高齡人口是純消費群體，其消費需求和消費強度超過其他人群給社會和家庭帶來的壓力。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就目前的水平人活到60歲后繼續生存年限一般為15-18年，此間健康狀況便開始下降，醫療保健支出很大，低齡老人如此，高齡老人更是如此。他們雖然一日三餐花費不多，但生病的概率遠遠高于低齡老人，護理費、醫藥費、保健費是其消費的主體。然而，高齡老人經濟來源卻很不穩定，只有少部分高齡老人能領取退休金和養老金，絕大多數主要經濟來源是依靠子女和親屬。這反映出高齡老人的經濟自主性差，生活來源受制于子女和親屬的供養能力和供養態度，具有被動性和不穩定性。根據“五普”相關數據計算，我國80歲以上高齡人口中以領取退休金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只占11.66%，依靠家人親友生活的達到82.55%，農村占95%。由于高齡老人的子女也已經是老人，靠著有限的退休金生活或不再勞動靠其子女供養，經濟拮據的老人要贍養自己高齡的父母顯得力不從心。在發達國家保險金是高齡老人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而我國這一比例僅占0.05%。穩定的經濟來源是高齡老人生活幸福的物質基礎，它直接關系到老人物質生活的滿足程度，精神生活的豐富程度，醫療保障的及時程度，生活照料的滿意程度。發達國家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養老保障體制、發展各類商業性人壽保險和投資老年產業來滿足高齡人口養老的經濟保障要求，值得我們借鑒。

第三，高齡老人家庭供養模式受到越來越大的沖擊。我國是一個具有尊老敬老傳統美德的禮儀之國，贍養老人是每個炎黃子孫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也是法律賦予老年人的合法權利。隨著老年人身體的衰老，自理能力下降，越來越需要他人照料。據一項調查：在洗澡、穿衣、上廁所、吃飯方面，我國高齡人口中有35%需要人幫助，在需要照顧的人中78%的人依賴成年子女或孫子女，11%的人依賴配偶，依賴社會服務和保姆的僅占6.7%，1.04%的老人無人照料。這說明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家庭養老仍然是我國高齡老人的主要供養方式。但是，隨著人口再生產類型的轉變，我國家庭規模正在縮小，供養老人的能力在減弱。我國平均家庭規模“三普”時是4.41，“五普”時已經下降到3.44，“四二一”家庭結構已經出現，一對夫婦撫養一個孩子贍養四個老人的現象在城市較為普遍，伴隨人口高齡化未來還可能出現“六二二”、“八二二”的家庭結構。激烈的就業競爭和生存壓力，已經使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負擔沉重，多樣的物質精神需求和昂貴的醫療保健費用及高照料成本，使許多家庭不堪重負。城鄉人口遷移和流動加劇，導致空巢家庭增加，使得高齡老人生活照料模式面臨困境。目前，我國一些主要城市空巢家庭已占老年家庭的26%，伴隨獨生子女的父母逐步進入老齡階段，空巢家庭將成為未來我國老年家庭的主要形式。如果說上一世紀及本世紀初期我國主要人口問題是解決出生率高的問題，那么21世紀我國人口問題的重點應該是解決養老問題。時代迫切呼喚高齡養老社會化、高齡服務社區化，以彌補家庭養老的弱化和不足。

在高齡養老方面，社區居家養老目前在國際上很流行，如日本由于病床緊張，醫護人員不足，政府從2000年開始實行護理保險制度，脫離醫院讓老人回歸社區、回歸家庭。國民每年交納3000日元，就可以在65歲以后接受這項保險提供的服務。臥床不起和無法自理的老人不用去醫院就可以在家接受護理，提供24小時護理員派遣服務，還提供醫生護士家訪、老年日托、巡回浴車、輪椅借貸、送飯上門、派送尿布、友愛聊天等多項服務。居家養老是東方文化也是中國傳統，關鍵是要大力發展老年服務產業，培訓大批有專業技能的高素質老年服務者隊伍，提高高齡養老的社會化水平，這是計劃生育對養老的客觀要求，也是21世紀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增長點。在人生的整個階段，高齡時期是最難面對的，因為高齡人口是社會最脆弱群體，對家庭和社會的依賴性最強，自立性最弱，而他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在社會進入老齡化之際，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高齡研究都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前瞻性課題，超前研究長壽社會問題，其意義在于未雨綢繆，以改革的精神從戰略的高度盡早提出應對措施，積極營造我國健康的老齡化乃至高齡化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