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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作為人類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在一個正確理念和價值觀的引領下，使公民基本權利的限制和實現，都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得以完善的運作。現以我國現行憲法文本為參照，探討憲法關于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立法表現方式問題。

一、概括式的立法方式

以概括限制的方式來規定公民基本權利問題，我國憲法也采用了這樣的立法體例。在憲法第51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這里有幾點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首先，新中國成立后曾頒布了四部憲法和一部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但只有現行憲法（即82年憲法）做了如此規定，這表明當時的修憲者為了憲法的科學性，力圖借鑒外國立憲的合理模式；其次，修憲者結合中國的國情，表達了一種集體主義優位的訴求，“公共福祉”在我國憲法中明確概括為“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再次，概括保留的立法方式，意在表征憲法對所有公民基本權利的一視同仁之保護，但卻可能忽略了具體公民基本權利的本質或形式差異。

二、區分式的立法方式

我國憲法關于公民基本權利之規定除了集中體現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以外，另外在第一章總綱的若干條款中也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問題。憲法依據不同目的和各種具體基本權利的不同性質，做了區分式的限制規定，具體表現為以下幾種：

1．專門性法律限制。這里的法律有特定的指涉，僅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所通過的規范性文件。采行法律專門限制的方式，有多個條款。比如憲法第13條第2款規定：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第44條規定：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企事業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

2．附條件的法律限制。此種限制方式在肯定國家公權力機關有權依照法律限制公民基本權利的同時，為了不妨礙公民基本權利的享有和行使，避免公民基本權利的空洞化，因此，對該權利限制的可能性和條件做了更加明晰化的預設。比如，憲法第3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除外。憲法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需要進一步研究的是，到底那些權利宜采取此種限制方式，以及如何合理地預設限制條件，限制的范圍與程度是什么？這些都是我國今后修憲時應當特別重視的問題。

3．一般性法律限制。按照現行憲法第33條3款之規定：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因此，我國任何公民都可在堅持該項原則的前提下，發展自己的自由空間，健全自己的人格質素，以期形成一個良好的憲政秩序。本條相對于憲法第51條而言，它要附屬于后者所表達之限制目的，同時從實踐操作層面來說，當不同憲法條款所確認之公民基本權利因價值位階不清晰而發生沖突時，其取舍就必須以憲法第51條所表達之價值理念為據。有鑒于此，憲法第33條3款之規定，僅構成憲法51條之補充，它只是區分式立法方式的一種，似不宜被單獨看作一個概括式的限制條款。

4．隱含性法律限制。其專指憲法有關公民具體基本權利的條款規定中，沒有任何關于此項權利的限制規定，但這并不意味它的享有和行使是超限制的和無限制的。因為權利和自由以法律存在為前提，那里沒有法律，那里便沒有權利和自由，故從一定意義上來說，憲法和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是對權利的一種限制。任何權利包括以本立法例表現的權利，都不得不受憲法所表達和追求的價值理念和價值秩序的限制。法國連帶主義法學家狄驥認為，任何個人都不可能絕世而立，每個人與他人和社會必定要發生各種社會連帶關系，社會的基礎便是社會全體成員由于需要相同和勞動分工而產生的相互依存關系（連帶關系）。由于社會連帶關系的存在，而有一種基于社會連帶關系的社會準則，這些準則構成社會客觀法，是國家與法律的基礎，個人必須服從，因此權利自然要受到限制。我國現行憲法采用隱含性法律限制方式的條文有許多，例如：憲法第3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憲法第47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5．反向式法律限制。依照國外通行之立法例，對公民基本權利之限制，主要指公權力機關應如何秉持社會公益原則，而對公民權利加以限制。從立法例之常規來說，罕有在一個條款中既肯定公民具體基本權利的同時，又規定公民行使該項權利的目的、動機和方式。因為其一，這樣立法使人難以辨別立法者的真實動機意在肯定公民權利抑或是否定公民基本權利；其二，成文憲法國家大多要通過部門法將憲法之規定具體化，部門法可更從容和充分地規定公民權利行使的邊界，故憲法之規定未免顯得多余；其三，縱使由于立法不能做到“無縫隙化”而導致憲法必須“司法適用”，亦可仰賴“司法者的理性”援引憲法第51條和第33條而實現防止“權利濫用”的目標。我國憲法第35條在規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又規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這一規定直接針對個人設置義務，未免混淆了憲法與部門法的不同功能。又比如，憲法第38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這里姑且不論公民人格尊嚴受到損害的表現形式是否僅限于侮辱、誹謗和陷害，其實暴露公民隱私、暴力殘害身體等亦可損害公民人格尊嚴，因此，本條款無疑存在邏輯不周延的問題，而且，本條款賦予國家一種積極的義務來排除對公民人格尊嚴的侵犯，更會造成憲政邏輯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