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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是黨的十七大關于規范行政執法要求的重要內容，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對提高民政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和合理性，規范執法行為，提高執法質量，減少行政爭議具有重要意義。

一、主要做法

（一）多方借鑒，充實基礎。為了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執行細則、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按照年初工作安排，20*年8月至11月，我們召集各有關科室負責人，先后研究了《遼寧省民政廳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指導標準》、《*市民政局細化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指導標準編制說明》、《*市*區民政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實施意見》等對我局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規范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具有借鑒意義的材料。通過召開座談會和實地調查等方式進行調研，還通過電話等渠道，了解我市其他縣（市、區）對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的構建設計及運行情況，為我局建立合理、規范的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奠定了一定基礎。

（二）深入調查，全面研究。結合民政“走百訪千”活動，我們圍繞民政行政執法中的自由裁量權這一重點問題，積極開展社會調查，從各個角度，特別是群眾的角度對民政行政執法中自由裁量權的環節、范圍、存在問題及其原因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對實踐中如何正確運用自由裁量權提出了對策和建議。我市其它市縣和執法部門尚未開展此項工作。總體看，我局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實施細則、規范行政執法自由裁量權，還是進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設計的。

（三）廣泛征詢，集體討論。通過召開黨組會議研究、征求各科室意見，有人認為：自由裁量權是法律、法規、規章賦予行政執法人員的職權，過細會束縛行政執法人員手腳，不利于行政執法人員執法。通過集思廣益，我們仔細斟酌度量，最終結合溫州特色、*民政現狀形成了《*區民政局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試行）》。

二、存在問題

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就像一把雙刃劍，如果行使得當，則能實現個案正義；如被濫用，則極易侵犯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通過我局調研發現，行政執法機關及其執法人員行使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一）處罰不公。一般來說，民政業務涉及范圍廣，各執法業務之間無交錯關聯，執行過程中，不可能由一個人決定裁量。而行政處罰的具體作出者是執法人員，執法人員對法律理解的局限性及受不良外部因素的影響，在行使自由裁量權時，容易出現畸輕畸重、行政處罰自由裁量顯失公平的現象。

（二）裁量權運用不當。在執法辦案中，法律規定對同一類案件可以根據自由裁量權作出不同處理，執法人員往往考慮相對人的社會地位、政治背景、經濟狀況等因素，對類似的事實、情節、后果作出不一致的處罰，導致自由裁量權運用不當。

造成行政處罰處罰自由裁量權不當行使的主要原因：

（一）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運用得如何，和執法人員的素質有著直接的關系。在我局行政執法人員中，包括取得行政執法證的同志，相當一部分沒有經過系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行政管理知識培訓，理解法律條文比較膚淺，對案件性質和情節的認定，常因個人能力、水平的限制而出現偏差。

（二）價值取向和感情因素的影響。執法人員的權力觀、地位觀、利益觀特別是價值判斷標準如果受到地方利益、部門利益乃至個人利益的影響，再加上“人情關系”，自由裁量權就會發生偏差。容易造成輕錯重罰，重錯輕罰，同案不同罰的情況，最終引起不必要的矛盾。

（三）執法依據與地區實際情況的差異。自由裁量的依據一般是中央、省級單位制定的法律、法規，其實涵蓋面廣，對基層實際操作的指導相對較為模糊，而地方長期以來管理執行的差異較大，特別是民政執法的幾項業務，比如生態墓規格的要求，就可能導致“大家都超標，誰超得多”的情況，最終，使我們的行政處罰裁量工作陷入類似“以五十步笑百步，罰百步不罰五十步”的境地。

三、工作建議

建立行政處罰裁量基準制度不是創設新的處罰標準，而是對處罰標準的階梯化、細化，使行政處罰更具操作性，其積極意義：

一是建立和完善裁量細則，對授權過于寬泛的法律、法規、規章條文進行細化，以彌補法律不周延的固有缺陷，延伸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規范行政機關及其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

二是壓縮了自由裁量的空間，使模糊的規定明確化，將寬泛的幅度具體化，減少了自由裁量權被濫用的可能性

三是裁量基準直觀，容易操作，對行政執法人員形成約束，有效控制和減少執法過程中的腐敗現象。

四是要定期進行跟蹤檢查，不斷完善裁量標準。建立動態檢查和靜態審核相結合的監督機制，要加強對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標準細化、量化工作的指導。對檢查和審核中發現的裁量問題，要定期進行梳理、及時修改，不斷完善裁量標準。

五是公開裁量標準，接受社會監督。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制度向社會公開，讓社會公眾了解有關量罰標準。特別是作為關系民生的民政執法工作，我們的裁量細則作為明晰的準線，不僅使執法者心中有譜，當事人也可以對照自己的違法行為，得出行政機關將要給予他的量罰尺度，這樣行政處罰的標準既得到社會的認可、得到當事人的認可，也有利于社會公眾、新聞媒體對行政執法的監督，使行政執法在陽光下運作，保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努力實現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