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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傳說范文第1篇

[關鍵詞]民間說書 通俗小說 評話 傳播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7-0132-05

我國古代的通俗小說是在民間說書的基礎上形成的，它一旦形成，又反過來影響民間說書。胡士瑩在《話本小說概論》中說：“明代已有《三國》、《水滸》等成書，晚期并有《三言》等成書。所以明代的說書，大抵是根據文學作品再加發揮的”，“到了清初，《水滸》、《三國》、《說岳》、《西游記》等淵源于說話的長篇小說，《三言》等淵源于說話的短篇小說，早已廣泛流傳；文言短篇小說《聊齋志異》出版后，《紅樓夢》也接著問世。這些，都為說書提供了豐富的材料。”[1] （P614） 既然民間說書多以古代通俗小說作為取材或演說的對象，那么它們對于通俗小說的傳播與推廣，就必然會產生重要的促進作用。

一、古代通俗小說的普及得力于民間說書的傳播

清末黃人在《小說小話》中說：“平話別有師傳秘笈，與刊行小說互有異同。然小說須識字者能閱，平話則盡人可解。故小說如課本，說平話者如教授員。小說得平話，而印入于社會之腦中者愈深。”[2] （P267） 此言甚是。潘建國在《明清通俗小說的讀者與傳播方式》一文中曾指出，明代民眾的識字率還不足百分之一，而識字量能達到閱讀小說的水平，并且買得起小說、有興趣和時間閱讀小說的，更是寥寥無幾。[3] 可現有文獻資料卻顯示，明代的“愚夫愚婦”對通俗小說竟然耳熟能詳。袁宏道《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談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訟言之不倦。”[4] （P883） 清人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也說：“古有儒、釋、道三教，自明以來，又多一教曰小說。小說演義之書，未嘗自以為教也，而士大夫、農、工、商、賈，無不習聞之，以致兒童婦女不識字者，亦聞而如見之，是其教較之儒、釋、道而更廣也。”這些“村哥里婦”、“以致兒童婦女不識字者”，為何竟能熟知“小說演義”呢？其實，主要就是靠民間說書和戲劇的傳播與推廣。解|在《觚庵漫筆》中就指出：“《三國演義》一書，其能普及于社會者，不僅文字之力”，同時還“得力于評話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會心理，就書中記載，為之窮形極相，描頭添足令聽者眉飛色舞，不肯間斷。”老舍《制作通俗文藝的苦痛》一文也指出：“有人說《三國志演義》是最偉大的通俗作品。是嗎？拿街頭上賣的唱本兒和‘三國’比一比，‘三國’實在不俗。不錯，戲班里，書館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國’為根源的戲劇，歌詞，與評書。可是這正足見‘三國’并不易懂，而須由伶人，歌者，評書者，另行改造，替‘三國’作宣傳。‘三國’根本是由許多傳說湊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傳出去，專憑它本身的文字與內容，它絕不會有那么大的勢力。”[5]（P10-11）《三國演義》如此，其他小說在民間的傳播也不例外，下面以評話（評書）為例，來探討民間說書與通俗小說傳播的關系。

二、民間說書對古代通俗小說名著的宣傳與推廣

《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在明中葉問世后，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因而很快便成為民間藝人爭相演說的對象。徐渭《徐文長逸稿》卷四《呂布宅詩序》即說：“始村瞎子習極俚小說，本《三國志》，與今《水滸傳》一轍，為彈唱詞話耳。”錢希言《戲瑕》卷一《水滸傳》說：“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袁宏道游無錫時，聽朱叟說《水滸》，認為其所說“與俗說絕異，聽之令人脾健”，并賦詩贊曰：“一語快西風，聽君酣舌戰。”[6] （P353） 李延昱《南吳舊話錄》卷二十一“寄托部?莫后光”條云：“莫后光三伏時寓蕭寺，說《西游》、《水滸》，聽者嘗數百人。雖炎蒸爍石，而人人忘倦，絕無揮汗者。”可見，藝人演說的《三國》、《西游》、《水滸》等，頗有藝術感染力。馮夢龍在《警世通言敘》中還舉例說：“里中兒代庖而創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頃從玄妙觀聽說《三國志》來，關云長刮骨療毒，且談笑自若，我何痛為？’”其實，不光“里中兒”如此，甚至就連明末一些義軍首領居然也會被說書藝人宣揚的忠義思想所感化。陳康祺《燕下鄉脞錄》說：“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并為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為說《三國演義》，每斥可望為董卓、曹操，而期定國以諸葛。定國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7] （P616-617） 有些義軍首領還曾從藝人演說的《三國》中汲取了豐富的軍事智慧。劉鑾《五石瓠》卷五說：“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7] （P563） 明末清初著名說書大家柳敬亭，則以擅長說《水滸》、《隋唐》、《三國》等而名噪一時，張岱、錢謙益、吳偉業、冒襄、黃宗羲等即對其精湛的說書藝術倍加稱贊。

清代民間說書更為盛行，尤其是揚州、蘇州一帶，民間說書可謂盛況空前。康熙時費軒《揚州夢香詞》即說：“揚州好，評話晚開場，略說從前增感慨，未知去后費思量，野史記興亡。”并具體記述：“評話每于午后登場，設高座，列茶具，先打引子，說雜家小說一段，開場者為之斂錢。然后敷說如《列國志》、《封神榜》、《東西漢》、《南北宋》、《五代》、《說唐》、《西游記》、《金瓶梅》種種，各有專家，名曰正書。煞尾每云：‘未知去后如何，且聽下回分解。’”[8] （P81） 可見，當時揚州評話多以小說作為敷衍對象。乾隆初，董偉業《揚州竹枝詞》說揚州地區是：“書詞到處說《隋唐》，好漢英雄各一方。”[9]（P188） 諸明齋《生涯百詠》卷三《說書》也說：“一聲尺木乍登場，滾滾滔滔話短長。前史居然都記著，剛完《三國》又《隋唐》。”[9] （P193）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虹橋錄下》則更具體地記載了乾隆時揚州的說書情形：

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云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蛇傳》、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在這些著名的說書藝人中，吳天緒演說的《三國》獨占鰲頭。李斗還舉例說：“吳天緒效張翼德據水斷橋，先作欲叱咤之狀，眾傾耳聽之，則惟張口努目，以手作勢，不出一聲，而滿室中如雷霆喧于耳矣。”這種以形傳神的表演技法，真讓人匪夷所思。

與李斗大約同時的清涼道人，在《聽雨軒筆記》卷三《余紀?評話》中，也對浙江杭州地區流行的評話有所評介：

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評話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如《列國》、《東西漢》、《三國》、《隋唐》、《殘唐》、《飛龍》、《金槍》、《精忠》、《英烈傳》之類是已。

據此可知，評話《列國》、《東西漢》、《三國》、《隋唐》、《殘唐》、《飛龍》、《金槍》、《精忠》、《英烈傳》等，皆由“敷衍小說”而來。評話與小說之不同在于，“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

乾隆以后，演說小說名著的評話藝人，更是名家輩出。如生于乾隆后期的鄧光斗，即以“跳打水滸”聞名，而宋承章演說《水滸》則以口鋒潑辣見長。后來，王少堂繼承鄧、宋兩門書藝，兼取各家之長，致力刻畫歷史人物，描繪三教九流，借助豐富的生活積累來塑造形象，經過長時間的鉆研、變革、發展，形成說表細膩、神采奪人的藝術風格，成為揚州評話界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咸豐、同治年間，李國輝則以擅長演說《三國》而享譽書壇。時人桃潭舊主《揚州竹枝詞初稿》贊之曰：“粲花妙舌吐珠璣，《三國》評詞李國輝。”① 著名的“康派《三國》”創始人康國華即是其高足。康國華擅說以諸葛亮為中心的“三把火”，即《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火燒赤壁》，他以其精湛的藝術功力說活了孔明，形成了獨特的“康派《三國》”藝術，他本人也被譽為“活孔明”。其傳人有康又華、康重華等。與李國輝同時的說書藝人任德成，諳熟《三國演義》，博覽漢魏詩文，并在說表藝術上有所獨創，成為“任門《三國》”創始人。藍玉春則是“任門《三國》”最有成就的傳人。他于《后三國》中增加了不少“刀馬書”，如《葭萌關》、《定軍山》、《漢中大戰》、《獨擋斜谷》等，著力渲染和烘托打斗的精彩場面，因此自成一家，人稱“藍派”。清末至民初，在揚州常有數十人同期演說《三國》。與揚州評話《三國》相映生輝的是蘇州評話《三國》。同治、光緒年間評話藝人許文安，演說張飛，神態活現，有“活張飛”之稱。其徒黃兆麟則有“活關公”、“活趙云”之譽。黃兆麟之徒張玉書，以評說為主，重說表，擅組織關子，描述人物形象細致，注意人、情、理的結合，因此成為蘇州評話說《三國》的杰出代表。

與南方評話藝人遙相呼應，北方的評書藝人也愛說《三國》、《水滸》等小說名著。清代北京說《三國》的藝人，已知最早者當推康熙、雍正年間的王鴻興。清末張嵐溪，曾專在皇宮內給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說《三國》，在評書界甚有影響。后來，吳闊瀛在鼓樓市場說《三國》，長于變口，如摹擬關羽時用山西口音，摹擬司馬懿說話時用河南口音等，皆饒有情趣。[10] （P92） 說《水滸》的著名藝人，則有雙厚坪、高勝泉、徐坪玉、蔣坪芳等。雙厚坪長于說“武（松）十回”，能夠巧妙地傳達人物神韻，對原著情節多有豐富、發展。其說書沉穩細膩，一段“挑簾裁衣”，即可說上半個月，僅王婆為西門慶設計勾引潘金蓮的所謂“十分光”就能說兩天。[10]（P673） 安太和為評書界說《西游記》的掌門，因學孫猴兒惟妙惟肖，故有“猴兒安”之稱。其弟子恒永通，“每演《西游》，不論大小場口，坐客滿堂，真有追著聽的座兒”，[11] （P155） 其演說豬八戒最佳，當時觀眾有“見者如觀真豬八戒”的評價。

由此可見，正是借助于民間說書的傳播，《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等古代小說名著才得以家喻戶曉，并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的。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曾說：“今我國民綠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為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裳’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為哥老、大刀等會……。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12] （P7） 其實，如果了解《三國演義》、《水滸傳》等在下等社會的傳播途經，那么就不難明白“小說”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實際上是與民間說書的大力推廣有著至為密切的關系的。

三、民間說書對古代通俗小說名著的充實與加工

說書藝人在演說古代小說名著時一般都不會照本宣科。著名評書藝人連闊如就說：“他們說的書和本兒上要是一樣，聽書的主兒如若心急，就不用天天到書館去聽，花幾角錢在書局里買一本書，幾天能夠看完，又解氣又不用著急，誰還去天天聽書，聽兩個月呀？”[13] （P267） 因而，有經驗的說書藝人往往都會結合自己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與理解，在演說的書目中融入豐富的生活細節、風俗民情和民眾的愛憎情感，從而使其所講的人物故事活靈活現。大致說來，他們對古代小說名著的充實加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在小說原著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書目的故事性、傳奇性和連貫性。我們看揚州評話《三國》，就會發現藝人們只以曹、劉、孫三方面的龍爭虎斗為主要線索安排回目，敷衍故事，刻畫人物，故而其情節沖突就更緊張激烈，結構也更為緊湊連貫。如《前三國》只從關羽《土山約三事》講起，小說中官渡之戰前面的內容就舍棄了，而接下來的關目如《身在曹營》、《斬顏良》、《誅文丑》、《掛印辭曹》、《五關斬六將》等，又都緊緊圍繞關羽展開，與關羽無直接關系的情節也都被摒棄或簡化了。《中三國》只圍繞《火燒博望坡》、《火燒新野》、《火燒赤壁》做文章，以曹操、周瑜等為陪襯，重點突出諸葛亮的過人才智。蘇州評話還圍繞赤壁之戰，改編出“東吳十條計”：周瑜叫魯肅送“安營圖”給孔明修改，欲借孔明改圖犯法殺之，為“誘人犯法計”；周瑜令孔明至鐵聚山劫曹軍軍糧，欲借曹軍之刀殺孔明，為“借刀殺人計”；周瑜于三江口設宴請劉備，欲殺掉劉備倒掉孔明依靠的大樹，挖掉孔明生存之根，為“倒樹尋根計”；蔣干盜書為“反間計”；周瑜欲借造箭未完成任務為由殺害孔明，為“挖坑逮虎計”；周瑜打黃蓋為“苦肉計”；龐統獻連環計為“連環計”；周瑜派兵封鎖孔明南屏山借風返回之路，待東風一起即殺孔明，為“甕中捉鱉計”；孔明在南屏山以周瑜之弟周濟為替身，自己乘趙云早就準備之船逃之夭夭，為“金蟬脫殼計”；劉備招親為“美人計”。這十計中原作只有五條，另五計為藝人增添。十計環環相扣，關子特別抓人，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開打交戰豐富多樣，故有“大書之王”之稱。由此可見，藝人在改編小說時，總要煞費苦心地圍繞主要人物與主要矛盾來設計關目，經營和組織扣子，以便使故事情節既驚險又曲折，一環扣一環，使聽眾欲罷不能。

其二，對小說原著既有繼承又有豐富和發展。繼承，主要是從原著那里獲取“書梁子”（主要人物故事和情節框架），以便根據原著提供的故事情節和敘事脈絡來加以演說；豐富則主要是在原著情節敘述的空白處或粗疏處增添了大量的生活化細節，使情節血肉豐滿；發展是指根據原著提供的情節邏輯，進行合理的虛構和拓展，增加原著所沒有的故事情節，或對原著的某些故事情節予以改動、矯正，使其更符合生活情理。其中，細節描繪的豐富細膩，可以是民間說書的一個最突出特點。前文曾提及北京評書名家雙厚坪說潘金蓮“挑簾裁衣”，能說半個多月，僅王婆為西門慶設計勾引潘金蓮的所謂“十分光”就能說兩天。當然，這與他們喜歡節外生枝有關，但說表之細膩，無疑是極重要的因素。老舍曾說，評書藝人善于“從四面八方描寫生活，一毫不茍，絲絲入扣”，他能“把書中每一細節都描繪得細膩生動”。[14] （P418） 比如，“說武松喝酒，便把怎么喝，怎么猜拳，怎么說醉話，怎么東搖西擺的走路，都說得淋漓盡致。他要說武松怎么拿虱子，你便立刻覺得脊背上發癢”。[5] （P44-45）（老舍：《大眾文藝怎樣寫》）那么，藝人們為什么要在原著的基礎上大量增加細節呢？這顯然與說書藝術規律的制約不無關系。說書是訴諸聽覺的藝術，它對聽眾意識的刺激是短暫的，必須立即奏效。因此，只要是應該交代的事物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要一一交代，不能遺漏，而且它還必須通過細致入微的描繪，造成形象、可感的畫面，才能使聽眾“聽得到”，“看得見”，心里頭明白，所以它不僅要敘述人物做了什么、說了什么，還要不斷地說明人物為什么要這樣說這樣做。至于人物的善惡、美丑，事情的來龍去脈等，也都要交代得一清二楚，來不得半點馬虎。藝人行話即云：“交待不清，如鈍刀殺人。”“表書不清，聽客不明；襯托不到，聽客直跳。”[8] （P639） 這樣一來，其細節描繪必然會大幅度地增加，在文字上自然要比小說顯得“嚕蘇”一些。說書藝人往往還會矯正小說原著中的思想局限。例如，《三國演義》寫諸葛亮能借東風，是因為他“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能呼風喚雨”，這就把諸葛神化了。而揚州評話《火燒赤壁》則把諸葛借風，歸因于他熟習荊襄一帶冬天的氣象規律，說他借風是蒙人的，是為了分散周瑜的注意，趁機溜走。這就比原著合理多了。

其三，說書藝人還喜歡在演說小說名著時加入當地的風俗民情。如揚州評話《水滸》演說的武松、宋江等人的故事雖然發生在北方，但是藝人卻有意以揚州的市井小民為對象，描繪和塑造書中當時當地的各色小人物，諸如衙役、書吏、丫環、使女、販夫、走卒、堂倌、屠夫等等，無不被刻畫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另外，它在描繪書中環境時，也大量地插入當時揚州的建筑設施、民風習俗，賦予書目內容以鮮明的地方色彩和時代氣息。蘇州評話藝人說《水滸》，也在有關回目中敷衍了江南的人物風情，《武十回》中王婆、喬鄆哥、何九等，均被描繪成蘇州式的市井小人物；《宋十回?初會牡丹亭》中對琵琶亭、潯陽江的描寫都體現了江南園林建筑的景色。這樣做，顯然容易讓當地聽眾倍感熟悉親切，恍若身臨其境；同時，也可以賦予書目以生活實感和時代意義，使書目常說常新。

其四，說書藝人在演說小說原著時一般都要千方百計地強化或增加人物、故事的趣味性，以便調劑書情，活躍氛圍，迎合聽眾的審美口味。各地行藝口訣中都有“無噱不成書”的說法。研究揚州評話的著名專家陳午樓甚至說：“趣味性是揚州評話的命脈，幽默感是揚州評話的個性”，“要求處處有科趣，時時見幽默，且用精湛的揚州方言表現出來，這是揚州評話最顯著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15] 不過，說是“地方特色”，不夠確當，因為對趣味性、幽默感的強調和追求，是許多說唱文學共有的特點。所以，老舍說：“提到趣味，通俗文藝或者比任何種文藝都更聰明一些，仿佛它早就曉得‘沉悶是文藝的致命傷’這一句話。”[5] （P20）（老舍：《通俗文藝的技巧》）那么，說唱藝人是怎樣來制造趣味的呢？一是利用人物言行與情節沖突來生發趣味，藝人謂之“肉里噱”，如張飛、李逵、程咬金、豬八戒等，就是說書藝人用來生發趣味的喜劇性人物；二是藝人穿插在書中的趣聞、笑話和科諢等，藝人謂之“外插花”。評書大王雙厚坪即精于此道，他“當場能抓現哏，詼諧百出，真有‘翻堂的包袱’。什么叫翻堂的包袱哪？江湖藝人，不論是哪行，在臺上把人逗笑了，調侃叫‘抖包袱’。多好的書料也不如好包袱有價值。……若能把全場的書座全都逗笑了，那調侃叫‘翻堂的包袱’。”[13]（P266） 可見，趣味性是直接關系到書目能否叫座的重要法寶之一，故藝人才會常說：“噱乃書中寶。”

其五，說書藝人在演說小說原著時，還存在一個如何將小說原著的書面語言轉換成口頭話語的問題。因為故事主要是講給復雜而眾多的聽眾聽的，書面語尤其像《三國演義》那樣“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語言，聽起來不容易接受，所以說書藝人就不能不把書面語轉換成聽眾所熟悉、了解、歡迎的口語甚至是方言俚語來講，這樣才能保證不識字的文盲也能聽得懂。如此一來，改編本的口語化色彩就要比原著濃厚得多。例如，揚州評話《三國》就是以口語方言講述的，甚至還經常活用當地流行的俗話、歇后語，頻繁地使用語氣詞、象聲詞（常見的就有：啊、噢、嗯、哎、呔、嚯、、喳、噓、啊喲、嘿嘿、嗨嗨、嗯咳、嗚嗚、哦哦、咦喂、噗咚、咕嚕嚕、嘩啦啦、嚓嚓嚓、咚咚咚咚、哈哈哈哈等），故而當地群眾聽來就親切易懂。這也可以說是說唱文學區別于原著的一個重要特色。

總而言之，民間說書對古代通俗小說名著不僅起到了宣傳和推廣作用，同時還對它們進行了多方面的藝術加工，正因如此，它們才能變得更加通俗易懂，為民眾喜聞樂道。侯寶林等所著的《曲藝概論》說：“實際上，劉備、關羽、諸葛亮、武松、李逵、魯智深、唐僧、豬八戒、孫悟空，這些個性鮮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夠家喻戶曉，說唱藝人顯然立下了不朽功績。在勞動人民還不掌握文化的舊時代，是曲藝和戲曲藝人使這些英雄形象變成群眾的親密朋友。”[16] （P116） 因此，當我們談到明清小說名著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時，不能忽視民間說書對于小說名著的宣傳推廣、充實加工等所起的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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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陳午樓. 從長篇小說發展到長篇評話[J]. 揚州師院學報，1985，（1）.

中國民間傳說范文第2篇

1、祭灶寄托著中國勞動人民對美滿生活的向往，祈求神明保佑新年合家平安，吉祥如意，歲歲平安。

2、祭灶日，也稱祀灶日，中國傳統節日之一。古時中國民間傳說這一天灶王爺要升天向玉皇大帝匯報一家功過，辭灶便是送灶王爺起程。故中國民間對這位居家之神，平日態度很虔誠，且很尊重。

3、起源：中國民間祭祀灶神之日。上古祀灶在夏日。后相傳漢宣帝時有陰子方，于臘日晨炊，見灶神出現，遂以黃羊祭祀而獲巨富，因以臘日為祀灶日。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民間傳說范文第3篇

1、正月初三又稱小年朝，也稱赤狗日，作為古老的中國傳統節日，相傳這一天女媧娘娘創造出了豬。

2、中國民間傳說初三晚上是老鼠娶親的日子，所以一般人家都早早熄燈睡覺，以免騷亂了鼠輩（也有人說入夜提早熄燈是為了讓老鼠看不見，無法娶親，以減少其繁殖的速度），并在屋角灑落一些米粒、糕餅，供老鼠食用，稱為老鼠分錢，表示和老鼠共享一年的豐收。中國民間以正月初三為谷子生日，這一天祝祭祈年，且禁食米飯。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民間傳說范文第4篇

歷史鐘馗正常死亡。鐘馗是中國民間傳說中逐邪之神。民間傳說他系唐初終南山人，生得豹頭環眼，鐵面虬鬢，相貌奇丑；然而卻是個才華橫溢、滿腹經綸的風流人物，平素為人剛直，不懼邪祟。

在唐玄宗登基那年（唐先天元年八月初四，712年9月9日），他赴長安應試，鐘馗作《瀛州待宴》五篇，被主考官譽稱“奇才”，取為貢士之首。可是殿試時，奸相盧杞竟以貌取人，迭進讒言，從而使其狀元落選。鐘馗一怒之下，頭撞殿柱而死，震驚朝野。遍行天下“斬妖驅邪”；并用狀元官職殯葬。傳說唐明皇睡夢中見一小鬼偷了楊貴妃的紫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繞殿而奔，大鬼捉住小鬼后，把他吃了。大鬼相貌奇丑無比，頭戴破紗帽，身穿藍袍、角帶、足踏朝靴。自稱是終南山落第進士，因科舉不中，撞死于階前。他對唐明皇說：“誓與陛下除盡天下之妖孽。”唐明皇驚醒后得病。病愈后下詔畫師吳道子按照夢境繪成《鐘馗捉鬼圖》批告天下，以祛邪魅。吳道子揮筆而就，原來吳道子也做了個同樣的夢，所以“恍若有睹”，因而一蹴而就。

（來源：文章屋網 ）

中國民間傳說范文第5篇

七巧節，中國傳統節日，又稱七夕節、七姐節、女兒節、乞巧節、七娘會、七夕祭、牛公牛婆日、巧夕等，是中國民間的傳統節日。七夕節由星宿崇拜衍化而來，為傳統意義上的七姐誕，因拜祭“七姐”活動在七月七晩上舉行，故名“七夕”。

七夕節既是拜祭七姐的節日，也是愛情的節日，是一個以“牛郎織女”民間傳說為載體，以祈福、乞巧、愛情為主題，以女性為主體的綜合性節日。七夕的“牛郎織女”來源于人們對自然天象的崇拜，上古時代人們將天文星區與地理區域相互對應，這個對應關系就天文來說，稱作“分星”，就地理來說，稱作“分野”。相傳每年七月初七，牛郎織女會于天上的鵲橋相會。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