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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關概念
(一)電子貨幣
電子貨幣(Electronic Money),是指用一定金額的現金或存款從發行者處兌換并獲得代表相同金額的數據,通過使用某些電子化方法將該數據直接轉移給支付對象,從而能夠清償債務。
(二)貨幣供給
貨幣供給(money supply)是指一國經濟中貨幣的投入、創造和擴張(收縮)的過程。貨幣供給首先是一個經濟過程,即銀行系統向經濟中注入貨幣的過程;其次,貨幣供給必然形成一定的貨幣量,一般稱之為貨幣供給量。
二、電子貨幣對貨幣供給理論分析
(一)貨幣供應量模型
為了進一步說明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的控制作用,貨幣供應模型可以表示為:貨幣供應量=貨幣乘數×貨幣基礎(Ms=mB)
貨幣供應量只接受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兩個因素的制約,則這兩個因素又分別受其他若干因素的約束。基礎貨幣由流通中的通貨和存款準備金兩部分組成,即:B=R+C
貨幣乘數模型:M=Ms/BC+D=m1(C+R)
所以m1=(C+D)/(C+R)=(c+1)/(c+r+e+t)
(二)電子貨幣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分析
一般而言,中央銀行會靠公開市場操作改變基礎貨幣數量,或者改變法定準備金率改變貨幣乘數來影響貨幣的供給量。但隨著電子貨幣的出現,由于現金存款的減少,部分法定存款準備金被取代。中央銀行對電子貨幣尚未提取準備金,在一定程度上,電子貨幣是中央銀行對調整準備金率職能的一種弱化。其次,商業銀行持有的電子貨幣及其衍生品也不用繳納準備金,降低了商業銀行的機會成本,進而使中央銀行法定準備金政策作用下降。
電子貨幣主要通過對基礎貨幣數量的影響以及對貨幣乘數的影響來改變貨幣供應量的多少。
首先,當電子貨幣作為新的貨幣形式進入到基礎貨幣行列時,基礎貨幣虛擬化,在銀行準備金的總額不變時,基礎貨幣下降。電子貨幣使影響基礎貨幣的因素變得更加復雜,因此加大了貨幣供給的內生性。
電子貨幣對流通現金的取代同時也使現金漏損率下降。通過對貨幣供應量模型的研究,現金漏損率的下降會導致貨幣乘數的上升,進而引發貨幣供應量的上升。
電子貨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銀行的流動性,準備金的減少,使銀行少留存一部分沒有盈利性的資產。這部分資產應用于貸款和投資,資金就會增加,派生存款也應運而生。從貨幣供應量模型可以看出,派生存款的上升會使貨幣乘數增大,也能得到貨幣供應量增大的結論。
電子貨幣的逐漸盛行使人們手中現金減少,存款增多。而定期存款的限制使得利于變通的活期存款出現更大程度的增加。這就使得非交易存款比率降低,貨幣乘數升高。
三、電子貨幣對貨幣供給的實證分析解釋
為了分析電子貨幣對貨幣供給的分析,必須對其貨幣供應量以及電子貨幣的數據進行歸納整理。首先要解釋電子貨幣與貨幣乘數間的關系,我們可獲得現金漏損率、定期存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電子貨幣使用率的數據作為自變量,獲得狹義貨幣乘數和廣義貨幣乘數的數據作為因變量。最后進行回歸分析以找到他們之間的關系。
對于現金漏損率即流通中的通貨與活期存款之比c=C/D。現金漏損率下降,流通中的現金減少,那么商業銀行可減少超額準備金數量,商業銀行存款創造能力上升。電子貨幣使用率u是銀行卡交易額E與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電子貨幣使用率越高,說明商業銀行資金來源越廣,增強了商業銀行創造信用的能力。但現金增加卻又使商業銀行需要支付更多的存款準備金導致貨幣乘數下降。于是貨幣乘數并不是隨著電子貨幣使用率的增大而逐漸增加。而作為定期存款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由于人們手中現金的減少使得活期存款數量增加,非交易存款比率降低同樣可以影響貨幣乘數的大小。
首先可以利用t統計量對變量進行顯著性水平檢驗,在確定其有相關關系后再做下一步數據整合。再由計量經濟學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可以測試自變量與因變量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最后,選取上兩組檢驗中既具有相關關系又具有因果關系的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到回歸方程,對回歸后得出的F值進行臨界比較,做出最后的結論推導。
四、電子貨幣對貨幣供給政策的影響分析
目前大部分國家采用的貨幣政策是以利率和貨幣供應量為中間目標。
在電子貨幣流通環境下,利率形成機制變得更加復雜。首先電子貨幣將流通中的通貨減少,貨幣流通速度也大大加快。市場中的現金交易需求下降,電子貨幣在銀行體系的信用創造作用也會使貨幣需求發生波動。貨幣需求波動會對利率產生直接的影響,利率變動反過來又加劇了貨幣需求波動。這種互相影響的后果使利率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的作用減弱。
電子貨幣從根本上改變了貨幣的存在形式,一方面它使流通中現金減少,另一方面增加了貨幣構成的復雜性,貨幣構成的衡量尺度變得模糊不清,減弱了貨幣供應量作為中間目標的可測性。
電子貨幣的發行途徑廣,也是中央銀行對貨幣供給控制的一大挑戰。央行失去了唯一發行人的地位,可能導致中央銀行由于缺乏足夠的資產負債而不能適時進行大規模的貨幣吞吐操作,進而減弱公開市場操作的時效性和靈活性。
同樣,電子貨幣對一般性政策工具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由于電子貨幣可以由商業銀行發行,并且電子貨幣取代了部分有準備要求的儲蓄。使得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政策作用削弱。對于公開市場業務的政策工具影響也大大減弱。
五、電子貨幣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電子貨幣支付環境不夠完善
由于電子貨幣是運用數據電文在電子貨幣支付體系中,其支付活動都是以電子化方法完成。因此,在保證資金安全、維護銀行及客戶在支付活動中的合法權益方面,安全的支付環境變得及其重要。而當前的電子貨幣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使用電子貨幣的手續費以及電子化的操作風險是電子貨幣發展所必須要完善和改進的方面。
(二)電子貨幣會減少中央銀行的鑄幣稅收入
中央銀行作為一個國家唯一擁有貨幣發行權的機構,它對貨幣發行的壟斷和控制不僅體現在貨幣政策的實施上,而且還會對社會經濟產生極大的影響。而鑄幣稅收入作為中央銀行的收入之一,它在支付中央銀行的運營費用后,剩余收入則上繳國庫,對社會經濟繁榮也就同樣具有間接影響。電子貨幣在我國還未確立發行主體,因此即使是一般的公司都可以發行電子貨幣。不僅如此,電子貨幣還會驅逐市場上的部分流通紙幣,大大減少中央銀行對紙幣的發行量,最終導致鑄幣稅流失,進而降低收入。
(三)電子貨幣使得央行監管變得復雜
由于互聯網的發展和電子貨幣的興起,外國資金可以更加容易地通過電子貨幣的形式進入中國。這就使中央銀行的監管變得復雜起來。另外,網絡的廣泛應用,數據的快速傳遞,電子貨幣的匿名性和數字化都讓反洗錢的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一方面,電子貨幣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可以隨時隨地達成交易,并且巨大的網絡范圍使得監管變得如同大海撈針。另一方面,失去了國界的限制,反洗錢監控又多了一道障礙。因此,央行應該加強與政府的協作,建立風險預警機制、監管制度,使我國的貨幣政策效果不會受到外國資本流動的影響,并且更加有利的打擊洗錢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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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謝平,尹龍.網絡經濟下的金融理論與金融治理[J].經濟研究.2001年第4期.
【關鍵詞】電子貨幣 發展 貨幣供給 影響
一、前言
在科技快速發展的今天,電子貨幣日益受到社會的關注。電子支付具備較高的效率、較低的成本,這些特征無疑給傳統金融發展方式帶來了一定的挑戰。電子貨幣代替了流通中的現金,影響了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進而影響了貨幣供應。所以,文章著重探討了貨幣供給在電子貨幣快速發展的今天所遭到的影響。
二、電子貨幣在我國的發展及現狀
計算機技術的快速發展、網絡的廣泛普及等都推動了電子貨幣的產生與發展。1985年3月,銀行珠海分行發行了第一張名為“中銀卡”的信用卡,自這之后,各個商業銀行便將信用卡發行視作不可或缺的業務競爭方式,于是相繼發行了工行“牡丹卡”、中行“長城卡”、農行“金穗卡”與建行“龍卡”。我國政府于1993年實行了“金卡工程”,它使用的是電子貨幣運用體系工程,旨在強化對經濟宏觀調控與金融創新深化的建設。北京于2007年12月26日舉行的“國家金卡工程全國IC卡第十次工作會議”展示了2000年以來,銀行卡的聯網通用推動了銀行卡發展,發卡量已經接近了16億張,POS機已經達至了120萬臺,商戶已經達至85萬家,跨行消費金額已經達至2.31萬億元。非銀行電子貨幣的發展也較快,公交卡、超市卡、醫保卡、“一卡通”型電子貨幣等逐漸盛行于各大中城市之中,極大便利了人們的購物與消費,推動了商品零銷售的旺盛。
三、電子貨幣的發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
一方面,電子貨幣對基礎貨幣的影響。央行需要對基礎貨幣加以控制,傳統方式中,央行可以采取提升或減少法定準備金率的方式合理調控貨幣供給量,或者采取公開交易證券的方式合理調控貨幣供應量。基于電子貨幣條件,存款準備金與通貨是影響央行能否基于電子貨幣影響貨幣供應量的主要因素。
從電子貨幣對存款準備金影響角度而言,通常情況下,央行對存款準備金率的小幅度調整都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貨幣供給,但電子貨幣的發展,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一些法定存款準備金。若央行沒有提取相應的準備金,就會影響了央行通過對準備金率的調整來調控貨幣供應量的實際成效。同時,商業銀行具備電子貨幣與其衍生品,且這部分的貨幣不需要繳納準備金,可以通過對商業銀行機會成本的降低來減弱央行法定準備金相關政策的作用。從電子貨幣對通貨影響角度而言,電子貨幣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逐漸替代了流通過程中的現金,進而影響了流通中現金量。基于相關統計,我國2011年的流通中現金量比1990年較少了20%,而電子貨幣使用率卻逐漸上漲,且上漲速度較快。這無疑展示了,現金的使用量逐漸較少,電子貨幣有著較為顯著的代替作用。可見,電子貨幣對央行貨幣供應量有著直接影響,并對貨幣政策執行成效也有著一定的影響。
另一方面,電子貨幣對貨幣乘數的影響。傳統貨幣供給的模型可以簡單描述為:貨幣供給是基礎貨幣量和貨幣乘數的積,是流通中通貨和銀行體系多種存款的和。基礎貨幣主要涉及流通中通貨與銀行體系準備金,銀行體系多種存款的創造取決于銀行準備金的不斷擴張。基于電子貨幣的存在,電子貨幣對貨幣乘數多種因素的影響如下所述:
從電子貨幣對現金損失率影響角度而言,現金損失率與公眾流動性偏好與通貨機會成本有著緊密聯系的關系,一般人們對通貨的實際需求量會隨著收入的提升而提升,從而提升現金損失率;從電子貨幣服法定準備金率影響角度而言,電子貨幣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銀行流動性,銀行用于投資與貸款的資金的增加,不需要完全受相應準備金的的影響,隨之提升了派生存款與貨幣乘數。可見,法定準備金率的降低會促使貨幣乘數提升;從電子貨幣對超額準備金率影響角度而言,超額準備金率易受利率與經濟繁榮的影響。電子貨幣具備流行性較強與安全性較高的特征,所以銀行獲取低成本資金較容易,且會降低具備超額準備金實際數量,一定程度上說,電子貨幣的發展降低了超額準備金率;從電子貨幣對非交易存款比率影響角度而言,定期存款存在一定的限制,沒有較強的靈活性,所以人們更樂意選擇活期存款,電子貨幣的發展降低了非交易存款比率,提升了貨幣乘數。總而言之,電子貨幣的發展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貨比乘數各變量,并產業了相應變化,影響了貨幣乘數的穩定性。
四、避免電子貨幣影響的對策
首先,制定電子貨幣存款準備制度。電子貨幣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活期存款與流通中現金,降低中央銀行控制貨幣的力度,因此央行需要提取一定的準備金合理控制好貨幣數量。
其次,電子貨幣的發展方便了支付結算,中央銀行可以創建全國領域內的支付結算平臺,以促進權威性的樹立,從而更好地管控電子貨幣影響領域,以及增加了貨幣政策的權威性。
再次,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推動了電子貨幣的發展,并提升了中央銀行監督管理的繁雜性,所以,中央銀行需要強化和政府的合作,創建風險預警體系,從而減少外國資本流動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效的影響。
最后,合理監管電子貨幣,創建較為標準的法律環境。我國的電子貨幣起步較晚,中央銀行需要學習與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合理政策與法規,并結合實際發展情況制定與我國國情相適宜的規章。
五、結論
總而言之,電子貨幣的發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主要集中于兩方面。一方面,電子貨幣影響了基礎貨幣,因為電子貨幣取代了部分流通過程中的現金,從而影響了中央銀行貨幣供應量及貨幣政策執行力;另一方面,電子貨幣影響了貨幣乘數,電子貨幣的涌現在一程度上降低了現金漏損率提升了貨幣乘數,電子貨幣較高的使用率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幣乘數,從而無疑影響了貨幣乘數的穩定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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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存款準備金;超額準備金;基礎貨幣;貨幣乘數;貨幣供給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8)05-0043-03
存款準備金政策是中央銀行傳統的三大政策工具之一。從貨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說,這一政策工具是一種威力強大但不宜常用的政策工具。之所以說它威力強大,乃因為中央銀行對法定準備金比率的調整,將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產生直接的影響,從而對貨幣供給產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在通貨膨脹比較嚴重時,中央銀行為迅速遏制通貨膨脹而上調法定準備金比率,可取得預期的效果。而之所以說存款準備金政策不宜常用,乃因為該政策工具往往對一國經濟產生嚴重的副作用。尤其是當中央銀行較大幅度地上調法定準備金比率時,商業銀行將因為準備金短缺而不得不減少貸款,甚至必須收回已發放的貸款,以彌補準備金之不足。但是,對于借款企業而言,商業銀行收回貸款,或者說即使不收回原有的未到期的貸款,但至少不提供新貸款,將使這些企業因資金來源減少或得不到連續的資金供應而影響生產經營活動,遂使經濟增長率下降。
從基本原理來說,上述說法似乎言之有理,甚至無懈可擊。但是,從具體實踐來看,存款準備金政策顯然沒有理論上所分析的那么有效。所以,目前很多國家都已放棄這一貨幣政策工具,實行零準備金制度,而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則采用其他政策工具。而在我國貨幣政策的實踐中,存款準備金政策卻是比較常用的一種工具,但效果有限。
實際上,存款準備金政策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歸根結底是通過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及由此而引起的對貨幣供給的影響而實現的。如果這種政策工具能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及貨幣供給產生有效的調控,則這一政策工具可能是有效的。而如果這種政策工具對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及貨幣供給的影響很小或沒有任何影響,則這一政策工具是無效的,至少是影響很有限的。所以,在本文中,筆者擬從商業銀行準備金的構成和現代貨幣供給理論的基本模式人手,來分析存款準備金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通過分析,我們將可得出與傳統的教科書理論大不相同的結論,即存款準備金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是很有限的。而這一結論或許能對現實中存款準備金政策效果的有限性作出一種新的解釋。
一、商業銀行準備金的構成
傳統的貨幣銀行理論與具體的政策實踐之所以存在上述矛盾,主要是因為傳統的理論往往片面地解釋存款準備金政策對貨幣供給的影響。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有兩種:一種是法定準備金;另一種是超額準備金。法定準備金是商業銀行在吸收存款時按照中央銀行規定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必須保有的準備金,這部分準備金既可繳納中央銀行,以形成準備金存款,也可以庫存現金形式持有。超額準備金則是商業銀行實際持有的準備金超過法定準備金的那部分準備金。對于商業銀行而言,法定準備金是強制性的,而超額準備金是自主性的。也就是說,法定準備金是商業銀行必須足額持有的。所以,如果中央銀行上調法定準備金比率,從而使某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不足,則該商業銀行就必須通過借入準備金、出售證券、收回貸款等措施以補足準備金。然而,在按照規定的比率繳足法定準備金之后,商業銀行是否留有超額準備金,留有多少超額準備金,則都應由商業銀行自主決定。
商業銀行持有超額準備金,意味著放棄一部分利息收入。對于我國現階段的商業銀行而言,存貸款利差仍然是其利潤的主要來源。因此,商業銀行持有的超額準備金越少,存款利用率越高,則其利潤就越多。然而,商業銀行往往出于其信貸資金的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考慮,不將全部可用的剩余準備金都用于發放貸款,以至形成超額準備金。從實際情況來看,很多商業銀行都或多或少地持有超額準備金。筆者認為,商業銀行是否持有超額準備金以及這一超額準備金的多少,是影響存款準備金政策有效性的一個重要因素,甚至是決定因素。
二、現代貨幣供給理論的基本模型
[關鍵詞]貨幣供給量 信貸規模 資金鏈
一、現狀簡介
2008年美國爆發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歐洲緊接著出現債務危機,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歐美各國盛行,世界經濟總體增長速度放慢。危機的爆發起源于金融行業,然而很快實體經濟也受到沉重打擊,危機從美國擴散到全球,由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
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宏觀方面,中國政府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到2011年,中國的宏觀政策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從貨幣供給量的角度來看,以每年十二月的M2作比較,2002年到2008年,中國貨幣供給量每年同比增長16%左右。2008年末,中國M2為475166.6億,2009年末為610224.5億,同比增長28%左右。2010年末M2比2009年末同比增長19%左右,達到725851.8億,到2011年末中國M2為851590.9億。在此期間中國GDP增長率為每年10%左右,表明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貨幣供給量嚴重過剩。
于此同時,中國民間資本活躍,民間借貸盛行,其借貸利率也普遍高于銀行同期利率。對高收益的追逐,以及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引發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一系列的現象。原本存在于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和公民與其它組織之間的正常借貸行為,正影響著中國經濟金融的健康發展。
二、相關理論
金融危機的爆發直接導致我國出口額的下降,以出口為主的中小企業國外市場緊縮,部分企業資金鏈出現問題,面臨破產倒閉的困境。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消費、投資和出口,在出口受影響的情況下,只有依靠消費和投資來保增長。提高消費所占GDP的比重,以及消費結構的調整需要很長的時間,投資便成為短期內一種拉動經濟的快捷方式。
此時,中國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供給增長比例超過前期,面臨破產倒閉的企業可以獲得貸款而存活下來,把投資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但是,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大環境的惡化并沒有立刻改變,除美國金融危機外,歐洲出現債務危機,中國國內消費也沒有立刻啟動呢。過度的貨幣供給量帶來了通貨膨脹,物價上漲。于此同時,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正如火如荼的發展,房價節節攀升,股票市場也迎來一波反彈。在賺錢效應作用下,部分從銀行流出的資金,本來應當流向實體經濟,發展中小企業卻流入樓市,股市。為穩定物價,使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房價合理回歸,人民銀行開始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縮減信貸規模。銀行信貸的緊縮導致中小企業在銀行的貸款減少,企業再次面臨資金鏈斷裂的壓力。本來依靠銀行而存活的部分中小企業,在信貸緊縮的背景下,只能通過民間借貸的方式存活,或者倒閉破產。另一方面,在樓市宏觀調控作用下,購房者不斷調整預期,持幣觀望,樓市成交量下降,價格止漲,部分流入樓市的資金不能及時套現收回成本,只能通過民間借貸來維系企業生存。
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促進了中國民間資本市場的發展,而民間借貸由于其對象主要是危機中存活的中小企業。這些危機中暫時存活的企業在市場中競爭力較弱,貸款者為保障貸款資金的安全性,使得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高于銀行同期利率,有的甚至是銀行同期利率的幾倍。高收益的示范效應及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部分以民間借貸為形式的金融組織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非法集資和金融詐騙的現象。
可以認為,中國目前民間借貸現象中存在的問題是金融危機后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情況下,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的結果。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后對維持經濟增長有一定作用,而當貨幣供給增長比例下降,銀行信貸緊縮時,部分企業就會再次出現破產倒閉情況,或者被迫選擇高利率的民間借貸。貨幣供給量的增加刺激投資增長,出現通貨膨脹,而增長速度的降低又導致企業的破產倒閉,出現通貨緊縮。貨幣供給量及增長速度影響著經濟的發展。
三、總結建議
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認為,貨幣供給增長率應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增長率過快導致通貨膨脹,抑制通脹又會導致通貨緊縮。通脹和通縮本質是貨幣現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各種金融組織形式不斷演進,如果相關法律法規不健全,就會出現非法集資等金融現象。
經濟結構的調整,金融體系的健全,經濟的穩定發展,一方面宏觀貨幣政策的選擇應當審慎,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平衡短期與長期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斷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解決經濟發展中所出現的問題發揮指導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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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供給量 通貨膨脹 協整關系
文獻綜述
劉斌(2002)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對貨幣供應量、物價和產出進行了研究,通過實證發現,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對物價會產生影響,這種影響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全部的體現在商品價格水平的變化上。劉金全、張文剛、劉兆波(2004)運用協整檢驗和ECM模型,對貨幣供給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二者存在正相關的長期協整關系,說明貨幣政策在價格水平調整上仍然起到導向的作用。朱慧明、張鈺(2005)運用誤差修正模型,考察1994年第一季度到2004年第四季度期間貨幣供給量增長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關系,M2對通貨膨脹率的解釋作用最強。
由于不同的學者對于貨幣供給量和通貨膨脹率指標選取和處理方式不同,以及研究的時間跨度不一樣,研究結果也會大不一樣。但在不同的時期結合不同的指標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指標選取
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有多種,常用的有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IPD)、生產者價格指數(PPI)等。國內外學者都比較傾向于采用CPI指標衡量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的程度。因此本文選用CPI作為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
我國貨幣供應量一般分為三個層次: M0、M1、M2。其中,M0為流通中的現金, 狹義貨幣供給量M1=M0+企業活期存款+機關團體部隊存款+農村存款+個人持有的信用卡類存款;廣義貨幣供給量M2=M1+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企業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質的存款+外幣存款+信托類存款。介于目前學術界針對貨幣供給量和通貨膨脹關系的研究上,對貨幣供給量的選取不盡相同。在本文中,貨幣供給量指標選用M2、M1、M0,討論不同的貨幣供給量指標對CPI的影響。
數據說明
本文CPI指數采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數據形式選用指數形式;M2、M1和M0的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的統計數據。由于時間序列一般都含有季節性變動,而季節性變動會掩蓋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季節調整就是從時間序列中去除季節變動要素,從而顯示出序列潛在的趨勢循環分量,趨勢循環分量能夠真實地反映經濟時間序列運動的客觀規律。因此本文實證部分的數據都是經過X11季節調整法調整過的數據,消除了季節要素和不規則要素。
1998年和1999年金融體制改革,使我國的金融體制初步形成市場化框架。2005年4月,我國啟動股權分置改革試點。2005年7月,我國實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這一系列的改革使得我國金融體系進一步深化和高效。因此本文采用1999年12月-2012年8月與2005年7月-2012年8月兩段數據(本文將1999年12月-2012年8月記為時段1,將2005年7月-2012年8月記為時段2),來討論在不同的時期貨幣供給量與通貨膨脹之間的關系。
實證研究
(一)單位根檢驗
時間序列本身往往是非平穩序列,但它們的線性組合卻可能是平穩序列。這種平穩的線性組合被稱為協整組合,并且可以用來解釋變量之間的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由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首先要求所涉及變量具有同個數的單位根,即相關變量為同階單整。本文采用ADF檢驗法來檢驗相關變量的平穩性,滯后期根據SIC準則確定,檢驗結果(時段1)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序列CPI、M0、M1、M2在置信區間10%下都是不平穩的;雖然D(M0)與D(M1)在置信區間1%下并不平穩,但在5%的置信區間下是平穩的,因此可以認為原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時段2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與時段1一樣)。
(二)協整檢驗
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可以反應出非平穩數據之間長期的穩定關系。本文采用Johansen與Juselius在1990年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一般稱為JJ檢驗。CPI分別與M0、M1、M2的協整檢驗結果(時段1)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CPI與M0、M1、M2都分別存在著長期穩定關系(時段2的單位根檢驗結果與時段1一樣)。
(三)格蘭杰檢驗
為了更進一步的探知,M0、M1、M2的變化是否就是引起CPI變化的原因,本文將對所選取的指標數據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滯后階數由AIC與SC準則確定。下面分別檢驗M0、M1、M2與CPI因果關系,檢驗結果如圖1、圖2所示。
圖1和圖2表明,無論采用時段1還是時段2的數據,在顯著性水平為5%的情況下,M1和CPI互為格蘭杰原因;而M0和CPI之間不存在格蘭杰原因;M2不是CPI的格蘭杰原因。文章將重點關注貨幣供應量指標M1與CPI之間的相互關系。
(四)脈沖檢驗
脈沖函數可以用來反映M1與CPI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描述一個變量受到一個標準差信息的影響后對相關變量當期值和未來值帶來的沖擊。M1對CPI的脈沖檢驗結果如圖3和圖4所示。
圖3和圖4表明,給M1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正向沖擊(流動性過剩)后,CPI呈現了一個逐漸上升的趨勢,然后趨于穩定。說明給M1一個外部條件的沖擊后,隨著時間推移,可以通過市場將波動傳遞給物價,而且這一沖擊對物價的影響具有較長的持續效應。另外,在時段1,在2到4期中,受影響程度維持在0.17;在時段2中,維持在0.21。仔細比較圖3和圖4可以發現, M1在時段2比時段1中對CPI的影響程度略大。說明近幾年M1對CPI的影響相對加大。
(五)方差分解
通過方差分解可以了解到M1沖擊對CPI的方差貢獻率,進一步分析M1對CPI的沖擊作用。方差分解結果如圖5和圖6所示。
比較圖5和圖6可以發現,在時段2中,M1對CPI的方差貢獻率比時段1中略大。這同樣說明,近幾年M1對CPI的影響加大。
結論及建議
在本文中,M1和CPI互為格蘭杰原因,而M2與CPI之間不存在互為格蘭杰原因的關系。1984年,我國經濟改革全面開展,如果將數據區間擴展至1984年,選取的數據區間不同,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從2012年6月起,我國央行頻繁采取逆回購操作方式,到目前為止,已累計向市場注入上萬億的流動性,但近幾個月CPI指數并未明顯上升,主要是因為新增信貸主要流向了個人房產抵押貸款和虛擬資產,這也驗證了近年來我國M2和CPI之間的并沒有之前密切。
由于我國金融體制的深化改革,投資方式的多樣化,金融資產規模加速擴大,增加的貨幣供給量被虛擬經濟吸收的數量在逐步增加。而CPI更多的是反映與居民密切相關的日用生活消費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價格,尤其是容納大量資金的股市和房地產行業的資產價格并未納入CPI統計范圍之內,但房價支出卻占居民可支配收入很大比例,因此考慮將房價等資產價格納入CPI的統計范圍之內,能更有效地抑制通貨膨脹,制定相關經濟政策。另外,M2計量方式有所改變,自2011年10月起,貨幣供應量已包括住房公積金中心存款和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在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存款,也使得M2和CPI的相互作用下降。
M0與CPI之間不存在互為格蘭杰原因的關系,而M1對CPI的影響有加大趨勢。主要是因為隨著我國金融體系便利性加大,以及支付方式趨于電子化、快捷性和多樣性。流通中的現金M0作為支付手段的比重正在逐步下降,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了使用銀行卡等新興渠道作為支付手段。
我國M2和CPI不存在緊密的聯系,尤其是在我國居民高儲蓄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結果表明,M2的增加不會直接引起通貨膨脹,為采取寬松貨幣政策拉動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定的依據。但根據貨幣主義的理論,長期貨幣存量的增加勢必會反映到資產價格上來。目前我國需要關注的是如果調動市場中閑置資金,在保證金融體系穩定的前提下加大對金融體系的改革,為儲蓄進入投資領域提供更多更快捷的渠道,進一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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