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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傷認定標準及賠償范文第1篇

3年前春夏之交的某日，一個17歲的農民工在東莞打工時，中暑身亡。這個叫做陳果的少年于搶救后第四十九小時去世，他的家人險些得不到企業的工傷賠償。因為按照現行《工傷保險條例》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視同工傷，按照條例的規定享受工傷保險待遇。”

也就是說你在工作期間突發疾病，在被送診48小時之內，如果你沒有死去，抱歉，你的死亡極有可能不被視為工傷。民間的說法就是你“白”死了，你的家屬得不到相應的工傷賠償。

按照國家法律規定，工傷賠償包括以下三個部分：（1）喪葬補助金： 6個月的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平均工資。（2） 一次性工亡補助金： 標準為上一年度全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 倍。（3） 供養親屬撫恤金： 依據其最高標準，為死亡職工生前工資。（4） 搶救產生相關的醫療費用。按照我國 2015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 元，如果被認定為工傷，那么僅僅一次性工亡補助金就將達到623900元。

其實，在陳果死亡的前一年，51歲的建筑工人尹廣安，在工作期間因腦溢血送醫院，6個小時后，他被宣布腦死亡，但勞務公司要求醫院維持其生命超過48小時，48小時之后，責任被甩給了職工家庭。

對于尹廣安“非工傷”的判定，同樣是依據48小時的標準，至于腦溢血是否與他的工作存在相關性，是否為長期工作導致，或者是在其工作之前便有相關病史，這些統統沒有被考慮在內。法律寫得很明確：只有48小時內死亡，才能被認定為工傷。

一年后再看，陳果一家遭遇的是同樣的法律困境，那超出法律規定的1小時，格外刺眼。有人發問，難道比48小時多1分鐘也難以被判定為工傷嗎？

生與死的抉擇

在隨后的幾年里亦有類似的案例見于媒體之上。

2013年，安徽人龔廷開和妻子在深圳市“賽格日立舊工業區改造項目”A座9層砌磚時，突發腦溢血，入院兩小時后，被醫生宣布腦死亡，并于8天后去世。龔廷開的兒子不想為獲得高額賠償而輕易放棄父親生命，在明知超過48小時便不能視為工傷的情況下，堅持不拔父親的呼吸機，最后只得到了企業所謂8萬元的“人道主義”賠償。如果被認定為工傷，其賠償金將比之多40余萬。這一事件被南方某媒體報道后，曾引起人們的強烈關注。

龔廷開工傷事件后一年，他的故事快要被人忘記的時候，同樣的悲劇發生在北京阜外醫院麻醉科醫師昌克勤身上。昌克勤于2014年12月2日去世，那時距離他暈倒在手術室已經一個月零8天。顯然，根據48小時的判定標準，他的家屬也無法獲得相應的工傷賠償。這一事件在當時的醫務工作者圈子和全社會被熱烈地討論。現在打開網易新聞關于此事的專題，評論里依然有最新留言。

早前有一條“工作飯局喝酒當場喝死可當烈士”的評論備受追捧。這種戲謔的支持，反映了許多人對“48小時規定”的基本態度：不合理，一刀切。可立法者當初真的是“一拍腦袋”就制定了這么一條法律嗎？

在48小時這個看似不合理的規定之前，我國法律中，判斷工傷的前提條件為是否由于工作緊張引發的，以其發病是否處于工作時間和是否在工作場所為標準，對死亡時間并沒有限制。這極易造成與工作無關的疾病闖入工傷范疇。

法律工作者蔣橋生就曾發文表示，“48小時這個規定避免了將所有突發疾病無限制地納入到工傷范圍，也考慮了證明突發疾病與工作相關性的困難，不要求是由于工作緊張突發疾病，只要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即可，這樣更容易操作。”

法律學者及律師對這一問題的規范性解答，與媒體的報道之間，形成了一種隱性沖突。當人們帶著常識觀念進入問題核心的時候，問題容易從一個專業的討論變成道德的謾罵和輿論的指責。雖然問題的關注正是由這種指責而來。

即使那些從法律制定本意上解釋這一條文的法律工作者也都承認，“48小時”確有不合理之處。它良好的初衷并不能為其實施和操作中的矛盾辯解。因為它不僅引發了“死的慢不算工傷”的質疑，也引起了“家屬拼命埋活人，單位使勁救死人”的奇特現象。

沖突中最激烈的莫過于倫理和法律之間的難題。龔廷開之所以沒被拔掉呼吸機，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兒子害怕背負“不孝”的名聲，并對父親存活抱有一絲微茫的期望。他顯然知道，超過48小時的堅持可能毫無意義，還會損失幾十萬的賠償，但他仍舊堅持了自己的決定。結果的不盡如人意，有人說“不人道”，卻符合法律。

也許會有人不得已選擇“48小時之內”結束親人生命，這種“殘忍”源自生活的無奈，他們往往是這個社會的底層弱者。對于逝者的“愧疚”可能伴隨他們的余生，并給社會埋下了小小的裂痕。

道阻且L

上世紀40年代起，美國幾乎所有的州都制定了《工傷賠償法》。美國人對工傷有著嚴格的定義：即在工作過程中發生的傷害或由于工作原因所導致的傷害。它傾向于將“工作過程”作為判斷能否被視為工傷的主要標準，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這兩個嚴格標準也被適當寬松理解，甚至不是必要條件。

與我們隔海相望的日本，在工傷認定中，對因工作原因長期疲勞和緊張而引發疾病，設定了具體的考察指標，如：勞動者在死前最后6個月內，每月加班是否超過60小時，以這些來判斷死亡是否屬于過勞死；還把工作時間的連續長度、出差的頻率、辦公場所的環境狀況作為過勞死認定的考察指標。

在我們看來，這些標準有著難以認定的風險，這當然不是為現有制度開脫，而是說這不是一個法律條文所能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無償加班的現象非常普遍，當職工猝死或者突然事件后，家屬如何證明職工加班時限超過了60個小時？如果連最基本的權益都無法保證，建立在這些基本權益之上，對于生命權的保障恐怕更難實現。

法律終會得到修改，可社會的進步卻不能僅僅依靠輿論對體制的倒逼。況且很多時候，我們的輿論常常流于“過眼云煙”的熱鬧。

工傷認定標準及賠償范文第2篇

一、案例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報》公布的裁判文書中，以下兩個案例最具有代表意義:(一)楊某訴某公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①。(二)李某訴某公司、某學校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②。人民法院判決認定，在案件(一)中，某公司職工在工作中違規作業，從高處拋擲鋼管，將正在現場工作的楊某頭部砸傷，導致重度顱腦外傷、外傷性尿崩癥等四級傷殘。在案件(二)中，實習生李某被實習地的機械設備壓傷右手，造成右手第2－5指完全斷離，經過治療，接上了食指和中指，經司法鑒定，其右手傷殘等級相當于道路交通事故九級傷殘。

二、案件的爭議焦點

案件(一):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構成工傷的，勞動者在獲得用人單位工傷保險賠償后，又向侵權人提起人身損害賠償訴訟，請求判令侵權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是否應當予以支持。案件(二):(1)實習生在實習單位工作中，在工作時間、工作場所因工作原因受到傷害的，自身存在一般性過錯，是否能減輕實習單位的賠償責任;(2)學校應就實習生在實習中的安全和權益依法提供必要的保障，學校未對實習單位盡到必要督促義務的，是否應根據其過錯程度對實習生的損害后果承擔相應法律責任。

三、勞動關系中人身侵權的認定標準

勞動關系中的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作為一種人身侵權的案件，侵權行為、損害后果、因果關系、行為人的過錯都是需要證明和認定的事實。(一)存在侵權行為責任產生的基礎是侵權行為，侵權行為既包括因行為人的過錯而導致的侵權行為，還包括違反法律規定的義務而產生的責任。因此，侵權行為是指民事主體違反民事義務，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依法應承擔民事責任的行為。勞動關系的存在是產生法定責任的前提。在案件(一)中，用人單位以外第三人違規作業是造成楊某受傷的直接原因。在案件(二)中，某公司對李某沒有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導致李某受傷。(二)當事人存在過錯在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按照一般侵權賠償的理論，侵權人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即侵權人根據其過錯程度來承擔相對應的賠償責任，因此過錯認定至關重要。在案件(一)中，某公司職工在工作過程中違規作業，從高處拋擲鋼管，將正在現場工作的楊某頭部砸傷，導致重度顱腦外傷、外傷性尿崩癥等，經鑒定為四級傷殘，很明顯某公司違規作業，存在過錯。在案件(二)中，李某作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又經過相關的專業培訓，對設備的操作應具有一定的認知，但是李某沒有遵循正確操作規程，在無專業人員陪同下自行更換模具，對損害后果的發生負有一定的過錯，并且李某尚在實習期沒有獨自操作機器的能力，公司應當安排但沒有安排師傅在旁指導，因此某公司對李某受傷也存在過錯。(三)人身損害結果損害結果，是行為客觀上對他人的財產或人身造成的損害。損害結果既包括財產損失，也包括人身損失，如死亡、人身傷害、精神損害等。在案件(一)中，楊某被砸傷頭部，導致重度顱腦外傷、外傷性尿崩癥等損傷。在案件(二)中，原告李某在更換模具過程中被機器截斷其右手第2－5指。(四)因果關系因果關系，即原因在先，結果在后，二者的關系屬于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即一種現象在一定條件下必然引起另一種現象的發生，這兩種現象之間的聯系，就稱為因果關系。在案件(一)中，楊某的損害是因為某公司員工的違規作業造成的，很明顯受害人的損害與加害人的損害行為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在案件(二)中，李某操作不當受傷，雖然師傅在場也不一定能避免，但與某公司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還是有一定因果關系。

四、賠償問題

一方當事人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在工作中受到人身侵害，滿足工傷條件的既可以請求工傷賠償，也可以請求第三人賠償。工傷賠償，是基于勞動保險關系而產生;而工傷事故又被評價為民事侵權行為，因此就產生了人身侵權損害賠償法律關系。兩種法律關系并存，兩種賠償方式并存，受害人可以一并行使。實習生實習期間受到人身損害的，可以請求實習單位和學校賠償。實習單位對在其工作場所工作的人員都負有安全保障義務，因此對實習生遭受的損害負有一定的賠償責任。實習生雖然在實習單位工作但其身份仍然是學生，被學校所管理，是在執行學校的安排，因此學校對實習生的損害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參考文獻］

［1］楊建軍．合同履行中的人身侵權及民事責任［J］．環球法律評論，2009(1)．

［2］姜耀輝．實學生人身傷害的法律保障研究［D］．中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

［3］張雪梅．工傷保險與人身損害賠償之競合［D］．華東政法學院碩士論文，2004．

工傷認定標準及賠償范文第3篇

關健詞：意思自治 ；勞動關系

一、問題的引出

筆者遇到這樣一起案例：王某系華強化工廠職工。王某在上班途中發生交通事故，后被認定為工傷。王某在提起交通事故賠償訴訟時，要求單位提供工資證明，王某同時向單位出具了一份“確認書”，確認書記載“本人確認該起事故與華強化工廠無任何關系，本人聲明放棄就本起事故及本人收到的傷害向華強化工廠索賠的任何權利”。后王某以不能適應工作安排為由，提交辭職申請，并向仲裁委員會提出仲裁申請，要求華強化工廠給付工傷保險待遇。華強化工廠認為王某已確認放棄向廠方索賠的權利，故廠方未在規定時間申請工傷認定，不同意支付工傷待遇。仲裁裁決華強化工廠給付各項工傷待遇49486元。華強化工廠不服訴至法院。

這個案例爭議的焦點是王某出具的確認書效力認定問題。在審判實踐中還有許多類似的案例，都涉及到對勞動者權利放棄行為效力的確認問題，如：1、發生工傷后，勞資雙方就勞動者工傷賠償達成的協議，賠償金額低于法定標準;2、勞資雙方約定加班費定額計算，每小時多少元，但其金額低于法定標準；3、公司經營困難，與員工達成諒解協議，員工工資自愿減半領取，減半后工資低于最低工資標準；4、勞動者以簽署承諾書、切結書等形式自愿放棄用人單位為勞動者購買社會保險等等。

一種觀點是：獲得工傷賠償、要求按法定標準支付經濟補償金是員工的權利，按照意思自治的原則，員工同時放棄這個權利，這種處分是有效的。作為一個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員工書面確認放棄這個權利后，不能再行反悔。

相反的觀點是：勞動者放棄工傷索賠權利、勞資雙方約定的賠償金標準低于法定標準，是用人單位免除自己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的行為，違反了法律的強制性規定，所以有關的協議內容無效。

第三種觀點是，不能一味強調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能一味強調法律的硬性規定，應當審查協議、確認書等的內容，從訂立的真實意思與協議或確認書的合法性、合理性等方面進行審查。

以上不同的觀點，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勞動者單方面或在勞資雙方協議中作出放棄權利的意思表示，在確認其意思表示效力時是否可以適用意思自治原則？為便于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我們在這里所稱的是勞動者的真實意思表示，排除存在欺詐、脅迫或乘人之危、誤解等阻礙勞動者真實表達意思的情形。

二、意思自治原則在現行勞動法律規范中的適用

（一）意思自治原則

意思自治原則作為一種法律精神，最早產生于古羅馬時期的“諾成契約”，即一經當事人同意，契約即正式成立。意思自治原則，又稱私法自治原則，一般是指民法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按照自己的意志從事民事活動，管理自己的事務，創設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不受國家和他人的非法干涉。意思自治原則在整個以意思為核心的法律行為支配的私法領域內普遍適用。意思自治表現在民法領域的各個方面，如在所有權領域、契約領域、婚姻家庭繼承領域、民事責任領域，但最主要的還是體現在合同領域，表現為合同自由。

（二）勞動法的價值取向和屬性

普遍適用于私法領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則在勞動法律關系中是否適用，涉及到勞動法的價值取向和屬性問題。

首先了解一下勞動法產生的歷史。十九世紀發生的歐洲工業革命，顯著推動了社會生產的工業化，同時也帶來了勞動關系的普遍化。起初，勞動關系完全被作為財產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受合同自由原則的規制。但實際上，勞資關系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勞動力相對于資本而言總是處于弱者地位，在合同自由原則下，勞動者不得不忍受惡劣的工作條件、超長的工作時間、超低的勞動報酬。隨著工人運動的發展，各國政府開始關注勞工問題，希望通過專門立法予以解決。然而，繼續在民法范疇內調整勞動關系出現很多困難。強勢的資本家與弱勢的勞動者并不是民事關系中的平等主體，因此需要公共權力的積極介入以求平衡，于是大量以最高工時、最低工資、職業安全等為內容的勞動立法出現。

勞動法的產生，就是通過國家干預來平衡勞資雙方地位上的不平等，通過立法的傾斜達到終極的公平，其基本價值取向是保護勞動者，使其獲得有尊嚴的勞動。勞動法雖然起源于民法，但逐漸成為獨立的法律部門。有學者認為勞動法因為大量公權力的介入，大多屬于強制性規范，已不再是私法范疇；有學者認為勞動法是立足于私人利益，采取集中調整方法的法律規范，是私法公法化的產物，實質仍然是私法。還有學者認為勞動法是兼具公法性質和私法性質的公私融合法。

筆者基本贊成第三種觀點，勞動法是公法和私法交叉的一個領域，采取集中和自由兩者相結合的法律調整方法。妥善協調和規范這個交叉領域內的勞動法律關系，其實就是公、私法的互動、配合、協調問題。所以說，在符合契約精神和誠信意識基礎上的勞動法律關系中，意思自治原則可考慮適用，但應嚴格適用并有所限制。

三、意思自治原則在勞動法律關系應用中的限制

當代調整勞動關系時特別注重強制性內容，對意思自治原則顧及不多。但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變化，用工形式的多元化，勞動關系的復雜性，意思自治原則可考慮適用，但應在一定限度內適用。

（一）在規范統一的基本強制性內容之外，適用意思自治原則

在勞動法強制性規范范圍內，勞資雙方應遵守法律的規定，沒有選擇的權利，故不適用意思自治原則。由于勞動法側重保護勞動者，更多地是國家對用人單位設定的義務，勞動者處分自己權利的行為受到 公權力的干預，并不是自愿處分權利的行為都是有效的。《勞動合同法》第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下列勞動合同無效或者部分無效：（二）用人單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責任、排除勞動者權利的；（三）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前面的案例中，根據《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七條第四款的規定，用人單位未如期為勞動者申報工傷，在此期間發生的工傷待遇等有關費用應由用人單位負擔。案例中，勞動者以“確認書“的形式放棄索賠權利實質免除了用人單位應支付工傷待遇的法定義務， 目前法律并沒有規定可以排除工傷職工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的相關條款，即使勞動者的意思表示是真實、自愿的，“確認書”的內容因與法相悖不具備法律效力。再如員工接受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或低于法定賠償標準的協議也是無效的。

在規范統一的基本強制性內容外，可以適用意思自治原則。《勞動法》第十七條規定“訂立和變更勞動合同，應當遵循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原則，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這一條文確立了在統一的強制性法律規范內容外的平等原則和意思自治原則，如勞動合同的期限、工作內容、最低工資標準以上等，允許勞資雙方協商約定。

工傷認定標準及賠償范文第4篇

關鍵詞：農民工；工傷保險；對策;

中圖分類號：F84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農民工群體是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勞動立法及司法實踐中仍難以被完全納入《勞動法》所調整的“勞動者”范圍。農民工工傷索賠時除面臨“勞動者”身份界定、勞動關系認定障礙外，法律法規、司法解釋規定的沖突與分歧也使其在索賠時面臨適用法律選擇的困境，而工傷賠償程序中勞動仲裁、行政、民事訴訟交叉問題更加劇了農民工工傷索賠的難度。因此，立法應明確把農民工納入勞動法的調整范圍，擯棄非法用工單位概念，同時改革現行工傷索償模式，賦予法院直接認定工傷的權力，以解決農民工工傷索賠難題。

一、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1、法律體系不完善，立法滯后

國務院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標志著我國工傷保險從立法角度初步建立，然而在《條例》中沒有清晰界定農民工的工傷問題如何解決、解決主體等，針對農民工工傷保險保障領域基本上屬于一片空白。而且參照城鎮職工穩定的月薪薪酬制度制定的支付標準這一規定從文字上將農民工利益排除在保障體系之外。我國農民工由于和土地依然保持一定的紐帶和經濟聯系，農民工的職業性存在一定的不穩定因素，表現為隨著農業季節變化而流動的特點，企業對農民工的勞動報酬計算和支付的也有其自身特點，和城市穩定的職工有所不同。但是以法律形式出現的《工傷保險條例》，針對農民工保險賠償的標準制定是參照城市職工穩定工作和相對固定的薪酬體系而制定，因此并不能簡單地應用于農民工群體。農民工自身隨季節性流動性的特點，使得其工傷保障的收入指標與城市職工有明顯的偏差，因此也無法享受城鎮職工的權益標準。

2、工傷保險覆蓋范圍窄

我國制定的《勞動保險條例》及實施細則，將臨時工和季節工都排除在保險范圍之外。雖然此后政府多次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將農民工納入保險范圍，但僅僅強調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忽視了農民工內部又可以劃分為臨時工、季節工和長期工等類型，不同類型應區別對待的特征。對于多數僅簽訂短期勞動合同的農民工而言，由于務工時間短，用人單位為他們繳納工傷保險的積極性較低。實際上，季節性和臨時性的農民工在農民工群體中所占比例較高。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中的身份限制，使許多農民工享受不到工傷保險。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數據，2008年，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為4942萬人，比2007年增加了962萬人，增幅為24.2%；2009年，農民工參保人數為5587萬人，比2008年增加了645萬人，增幅為13.1%；2010年，農民工參保人數為6300萬人，比2009年增加了713萬人，增幅為12.8%；2011年，農民工參保人數為6828萬人，比2009年增加了528萬人，增幅為8.4%。2012年，農民工參保人數為7179萬人，比2009年增加了351萬人，增幅為5.1%。雖然近年來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的人數逐年增加，參保率也在逐年提高，但相對于2億多的農民工總人數而言，農民工工傷保險的總體參保率仍然較低。2008年，農民工工傷保險的參保率為21.9%，2009年升至24.3%，2010年升至26.0%，2011年升至27.0%，2012年升至27.3%。但即使是參保率最高的2012年，也有72.7%的農民工并未參加工傷保險。這樣，農民工因工傷而致貧的風險進一步加大。

3、勞動關系認定難和工傷責任復雜

用工單位不與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或者農民工自身缺少法律知識，不要求和單位簽訂勞動合同，使得農民工在出現工傷后缺少自身權益維護的有效保障。同時由于企業或者項目之間存在著承包、轉包、分包等錯綜復雜的關系，也使得農民工在工傷責任認定上容易出現層層推諉、互相推卸責任的客觀現象、這樣為農民工發生工傷后維權收集證據造成很大的困難，一方面勞動保障的行政主管部門在調查取證時，用人單位不配合，互相踢皮球，層層推卸; 另一方面受害當事人也無法提供與用人單位建立事實勞動關系的有效證據。

4、社會排斥導致農民工群體處于社會弱勢階層

社會排斥是指農民工群體作為社會弱勢群體在二級勞動力結構體系下和單一的社會保障體系中受到歧視，而逐漸處于社會保障的邊緣群體，孤立無助缺少維權途徑，并且這種排擠可以通過社會“再造”而進一步累積并傳遞下去。農民工所處的工作環境條件惡劣，休息時間少，勞動強度高，獲得勞動報酬不穩定，社會缺乏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在勞動過程中也缺少安全和防范措施對人身安全提供有效保護，在現實中農民工如果出現工傷傷害，無法享受應有的工傷保險賠償。城鄉二級社會制度為城市人和農村人貼上的標簽，使得即使農民工和城市人做著同樣的工作，身份的差異依然將農民工劃在正式勞動力市場之外，這種分割就產生歧視。農民工在非正式勞動市場尋找到的就業機會，自然缺少種種應有的健康、福利、安全保障，在政治上缺少維護利益的訴求機制。

二、改進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的政策建議

1、勞動法應打破身份、戶籍限制

將農民工納入“勞動者”范疇，擯棄以“用人單位”或者以戶籍為考量來界定的“勞動者”身份的做法，使農民工群體真正獲得工傷保險保障。擯棄“非法用工單位”的提法，以“雇主”來替代現行勞動法使用的用人單位概念，以求最大限度地把各類勞動者納入工傷保險保障的范圍之內。例如我國臺灣地區勞動法所保護的勞動者，是以受雇主雇用從事工作獲取工資為界定標準，而不以與單位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作為依據。其《勞工保險條例》圍繞勞動者為核心進行立法，依據勞動者所從事的單位、行業以及勞動者的特殊情形進行立法，即使對于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的勞動者，也通過規定由職業工會代為參保的方式，最大限度覆蓋應參與工傷保險的勞動者。

2、擴大勞動關系的認定范圍

我國的工傷認定制度要求勞動關系具有穩定性，而農民工群體中只有小部分的長期工具有穩定性，季節工和臨時工具有較強的流動性，這使季節工和臨時工無法被納入工傷保險范圍內。針對農民工流動性較強的特點，可以先建立流動人員社會保障體系，實現省市統籌，農民工繳納的保險費用進行跨省市轉移時，工傷保險金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轉移到另一個社會保障部門。此外，也可以推行工傷保險“一卡通”，即農民工可以持卡向流入地（在流出地遭受工傷，也應在流出地領取工傷保險待遇）工傷保險經辦部門領取工傷保險。這樣，既符合農民工流動性強的特點，也有利于維護發生工傷事故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此外，應加大勞動監察部門的執法權限，對未按國家和地方相關規定為農民工辦理工傷保險的予以嚴懲。通過加大工傷保險的執法力度，有助于提高農民工傷保險的參保率。

3、預防為主，輔以保障

進一步挖掘農民工工傷保險機構的作用和功能，深入挖掘資金上的優勢，結合社會其他機構資源，從上下游深化農民工安全生產、工傷和職業病預防、事故防范等服務措施，與用人單位開展安全生產知識與技能培訓，對特殊行業和崗位提供防護措施。同時加大安全生產知識技能的普及和職業疾病預防知識的培訓，與相關科技單位合作，提高風險防范和預防水平，從源頭上降低工傷事故發生幾率，逐步進入預防―減少事故―減少工傷賠付―降低企業繳納工傷保險費率 － 預防的良性循環。

三、結束語

工傷保險是確保工傷人員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的重要手段。農民工具有文化程度低、處于邊緣地帶等特點，這決定了農民工屬于工傷保險中參保率較低的群體。改進農民工工傷保險制度，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參考文獻

工傷認定標準及賠償范文第5篇

問：我和丈夫婚后感情一般，而且因為工作原因長期分居兩地。去年5月我到法院離婚，他堅決不同意。在法庭上由于我拿不出感情破裂的證據，法院最終判決不準我們離婚。之后，我曾多次與他電話商談離婚，他也承認我們之間已經沒有什么感情，也同意離婚，但讓我等他一段時間。無奈之中，我錄下了和他的談話，準備以此為證據再次。請問談話錄音能否作為感情破裂的證據？

答：《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0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對于有其他證據佐證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無疑點的視聽資料或者與視聽資料核對無誤的復制件，人民法院應當確認其證明力。你與丈夫事實上已分居多年，目前你的錄音證據完全可以證明你們夫妻之間已經沒有感情，在法院駁回離婚6個月之后，你有權向法院再次提出離婚訴訟。相信這次法官會采信你的證據并支持你的訴訟請求。

2、公司辦理貸款，股東能否拒簽字？

問：我是一家公司的大股東之一，公司已經幾年未召開過股東會或董事會，也已經好幾年未分紅了，近一年，我也未在公司就職，對公司經營情況一概不知。在這種情況下，現在公司因向銀行貸款，需所有股東簽字，我能否拒絕簽字？

答：按照章程規定的表決方式，只要符合章程規定，無論你是否簽字，不影響通過。你可以拒不簽字，也可以簽不同意見，這是法定賦予你的權利；如果因貸款事宜導致損失，你可以免責。

3、公司被接管，但我的合同未到期怎么辦？

問：我所在公司被其他公司接管了，公司要求我們辭去現在的工作并安排到接管公司去，但我與原公司簽訂的合同尚未到期。請問公司的這種做法合法嗎？

答：依據勞動合同法有關規定，新公司接管原公司后，新公司可就員工補償問題與原公司達成協議，你的勞動合同可由新公司繼續履行。若原公司按照法律規定支付了相應經濟補償金，新公司可以與原有員工重新建立勞動關系并簽訂勞動合同，但你在新公司的工齡不再與原公司的工齡合并計算；若原公司未支付經濟補償金，新公司接收后，原公司的工齡應合并計算為新公司的工齡，新公司如要解除或終止勞動合同而支付經濟補償金時，需將你在原公司工作所應獲得的經濟補償也應當一并支付。

4、電梯噪聲影響居住，可以要求開發商賠償損失嗎？

問：我買了套新房，在交房時卻發現臥室受電梯機房噪聲嚴重侵擾，嚴重影響了休息和生活。我多次與房產開發商交涉，卻始終得不到答復。請問我可以要求開發商維修并賠償我的損失嗎？

答：開發商作為出售方，應對房屋及其附屬設施的質量及功能符合約定或法定標準負擔默示擔保責任。同時依據《城市區域環境噪聲測量方法》，若該電梯噪聲確實影響了你的居住，對你的夜間休息構成一定的影響，你可以向開發商要求治理修復電梯噪音問題并要求賠償。

5、房屋買賣合同已簽，還沒過戶能否解除？

問：鄰居白某于2012年4月以36萬元在陳某手上購得一院落，并于當日交付20萬元，其余16萬約定年底前付清，同時簽訂了房屋買賣協議，但陳某要求收到全款之后再進行房屋過戶。11月，陳某得知院落所在地區要拆遷，比照拆遷政策之后發覺自己可能吃虧，便找到白某，以房屋產權未過戶，購房款尚未付清，故合同沒有生效為由要求白某歸還自己的房屋，自己則歸還白某已經支付的購房款，并愿意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請問，房屋買賣合同能解除嗎？

答：陳某與白某之間的房屋買賣合同是以書面形式訂立的，在雙方簽字時就已經生效，陳某認為合同未生效是沒有法律依據的。同時法律規定，不動產的所有權自登記之日起轉移，在買賣房屋時只有經過了有關部門登記的手續，房屋才真正歸買方所有，但這并不影響房屋買賣合同的生效。且陳某反悔的原因是其看到了可觀的房屋拆遷款，這有悖于民法中的誠實信用原則；雙方的買賣合同已生效，雙方主要義務已履行完畢，不會因為一方反悔而原來的合同。

6、沒有辦理工傷保險，能否享受工傷待遇？

問：我到某鑄鍛公司從事維修工種，工作第11天，因為對機器操作還不熟練，在工作時被撬棍打傷，先后兩次住院治療，經鑒定為傷殘十級。請問單位沒給我辦理工傷保險，我能享受工傷待遇嗎？

答：根據勞動合同法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即與勞動者建立勞動關系，用人單位應當依法為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用人單位沒有為勞動者辦理工傷保險并不影響勞動者享受相應的工傷待遇。你所在的鑄鍛公司應承擔其未為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的后果。

7、單位發的聘書是否可以認定為勞動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