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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通范文第1篇

伴隨文化面貌的日益繁榮，中原地區形成了一個日漸超越周邊文化的文化實體――中原龍山文化。這一點可以從中原龍山文化的地域范圍不斷擴大反映出來。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時已經衰亡。曾經被石家河文化占據的豫南地區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勢力范圍；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敗，城址上卻出現了以甕棺墓地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東面的龍山文化依然強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現了一個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類型――造律臺（位于今商丘永城西南）類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廣泛汲取周鄰文化的基礎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來因素分出層次的話，越是來自遠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離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顯赫。如玉器、象牙器、寶貝等，一進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層社會的專用品。其實，標示社會成員等級地位的禮器，絕大部分并非中原土產，其形制皆源自對沿海地區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

很明顯，中原文化強盛起來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極一時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輻輳之地，在史前文明的叢體里，它是物流、情報、信息網絡的中心。這個地理位置方便當地人廣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敗經驗，體會出同異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終至后來居上。反之，其他地方文明由于處于地理上的邊緣，信息不暢，從而導致了它們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會運作方向的偏斜，最終在和中原文化的對峙中漸落下風，甚至被中原文化吞噬。

中原文化的凸顯，不僅為以后三代文明準備好了地域舞臺，還形成了中國文化的多重空間結構。在這個格局大勢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東西，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來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群體的認同。所以，中原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與日俱增，輻射四方，這在人們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國”的觀念等，也決定了中國歷史以后幾千年的基本走向。

新石器時代晚期，農業文明將史前文明的發展推入鼎盛。在中原地區，形成了華夏部落集團，它以其優越的自然條件，發展成為實力強大的古代文明的中心。傳說中的中華文明史是在中原地區展開的，而它的開始則是幾個不同地域的部落聯盟之間的戰爭和隨后帶來的融合。黃帝居中，炎帝居西，蚩尤居東。以黃帝為首的華夏集團首先戰勝了以炎帝為首的西方部落聯盟，隨后又在阪泉之野戰勝了以蚩尤為首的東夷部落集團，最后三族融合，構成了華夏民族的最基本部分。從考古學上看，中原龍山文化源自仰韶文化，黃河下游的龍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兩種文化分屬于華夏集團和東夷集團，曾有不同的發展軌跡，而最后兩者熔于一爐，成為夏文化的先驅。

夏文化是中原原始文化向外擴展的結果，又是文化向內融合的結晶。當然，其融合不僅包括東夷文化，還包括諸如黃河中上游的大地灣文化、燕遼地區的紅山文化，甚至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考古發掘證明，舊、新石器時代我國境內考古學文化星羅棋布，但他們又最終匯于中原，并且“從中原地區，孕育了后來發展起來的偉大燦爛的華夏文化”。①

三代時期，中原文化的融合首先表現為夏商周人之間統治地位的更替和彼此之間文化的同化、繼承和發展，在文化上表現為后者向前者學習，文化落后的一方向文化先進的一方靠近，最終融為一個文化體系。其次表現為中原文化的不斷擴散和同周邊羌戎夷越人的文化融合，持續不斷的中原政權的對外擴張戰爭是促進這一時期文化傳播和融會的主要手段。

在夏代，以河南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化與晉南屬先商文化的東下馮文化之間相互影響較大。兩者是在各自地域上的龍山文化基礎上發展而形成的兩種文化，各有淵源，各具特征。但由于它們同時并存，分布地域相鄰，故在長期的文化交流中，雙方都在不斷地吸取對方的精華而豐富自己的文化內容。東下馮文化所出的大口尊、小口尊、單耳罐、四足鼎、盆形鼎、爵等器型，在二里頭文化和當地龍山文化的遺存中經常見到，這可能就是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產物；二里頭文化二期所出的鬲，既不見于二里頭一期，也不見于當地龍山文化的遺存，而多見于東下馮文化，它是受東下馮文化影響的結果。顯然，夏代文化也是在不斷地與周邊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形成的。

由于地理環境和歷史契機等各方面的原因，以炎黃為核心的中原華夏族在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進程中，一開始就走在了周邊各部族的前面，并一直保持了這一優勢。比較先進的華夏文化通過各種途徑向周邊輻射、傳遞，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發揮了紐帶作用。

文化融合向來是雙向的，文獻記載也印證了“四夷”對夏文化的影響。《竹書紀年》記載，帝相死后，相之子少康即位，“方夷來賓，獻其樂舞”，“方夷”即東方的一個部族。“四夷”獻舞此后就一直沒有中斷。所以《后漢書?東夷傳》云：“自少康以后，（東夷）世服王化，遂賓于其門，獻其樂舞。”

在商代，我們同樣能看到中原文化與周邊文化相互融合的痕跡。從現有的考古發掘看，二里崗文化的影響至少波及到湖北和江西。湖北黃陂盤龍城商代城址城垣的筑法、宮殿基址的形狀和鄭州商城基本相同，其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石器、陶器與骨器，與鄭州商城出土物也大致相仿。盡管其地方特征明顯，但受二里崗文化的影響也甚為明顯。而1979年在羅山商代息國貴族墓中發現了更多南北文化融合的證據。其墓葬制度和隨葬品基本上與中原商文化相一致，但出土的部分銅器又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息國作為商王朝南部的方國，表現出這樣的文化特征，正說明商王朝以息國為橋梁與南方文化有著密切的來往。

殷商王朝后期，商周文化的融合已全面展開，周民族在古公父時，為聯合商對付少數民族的侵犯，開始臣服商。姬昌繼承王位，商紂王曾封其為“西伯”。后來姬昌在姜尚的協助下，勢力逐漸強大起來，不斷向商王朝發起進攻。姬昌死后，其子姬發經過牧野之戰，滅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由于周王朝曾是商的一個方國，政權建立在商王朝的基礎上，所以在商周文化交流中，兩種文化最終融為一體。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爭霸，中原既是爭戰的中心地區，又是華夏民族融合的中心區域。不論是春秋時期的爭霸戰，還是戰國時期的兼并戰，都加速了各國人口流動和重組，于是形成了我國歷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原來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區的華夏族，因戰爭影響，不少人遷居長江、淮河流域以及北方各地，而許多蠻狄戎夷族人則進入中原地區。

當時中原諸夏自居于一種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是以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蠻貊”。②表明華夏族已經形成以中原文化為文化正統的認識。春秋時代曾有“用夏變夷”之說，中原諸夏的征服擴張過程，也是華夏文明向四周輻射的過程。在頻繁的文化交往中，華夏族的許多典章制度、哲學思想、語言文字、、文學作品以及神話傳說逐漸傳向周邊各民族，并為他們所吸收，以致不少周邊民族通過“移風易俗”而最終融合于中華夏民族之中。

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劇烈，所以有文人感嘆：“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③這種感嘆反映了文人對中原文化命運的關懷和擔憂。但它又說明了春秋戰國時期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廣度。在所謂“南夷”與“北狄”的交侵中，“南夷”與“北狄”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染，而中原民族也從他們身上得到了靈感。所以，“用夷變夏”的過程又是中原華夏文化不斷融會周邊文化的過程。如女媧、瓠（）原是南方苗蠻集團的神祗，但在文化交往中，被中原文化吸收，并成為中華民族共同的祖先。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中原諸國則出現了“雜用夷禮”，④甚至向“四夷”學習的現象。其中以趙武靈王進行的“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最有代表性。約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改革軍隊，提倡“胡服騎射”，放棄中原寬衣闊袖不便作戰的服裝，趙國由此變得強大，中原各國發現了“胡服騎射”的優越性后，紛紛效仿，“胡服騎射”則成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推廣。

由于春秋戰國時期大規模的民族融合，以中原文化為主體的華夏文化得到了廣泛傳播。隨著文化認同心理和民族意識的增強，形成了“四海之內，若一家”⑤的認識，奠定了秦、漢“天下為一，萬里同風”⑥的大一統文化格局。

注釋：

①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禮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③《公羊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④《左傳》：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⑤《荀子》：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版。

⑥《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原文通范文第2篇

痛惜圓明園

——讀《圓明園的毀滅》有感

我細心的讀了課文《圓明園的毀滅》這篇文章。既痛恨有痛惜。痛惜圓明園，這一中國的寶庫，被八國聯軍毀掉，痛恨當時的清朝，腐朽，他們無力抵抗八國連軍的侵略。因此，被譽為中國敦煌，世界明珠的圓明園遭八國聯軍強盜般掠奪，人拿，車拉，將園中世界級寶物掠奪一控，最后3000多名聯軍燒毀了圓明園。只留下殘墻斷壁，我想：如果是在今天中國強大，有那一個國家，盜匪敢盜走中國的寶藏呢！

每當我讀最后一個自然段時，我都不由的跺腳捶胸，現在的圓明園只留下傷痕斑斑，刻著清朝政府的恥辱，刻著八國聯軍的罪證。我不由的想，今天每個在紅旗下長大的少年都應該牢牢記住歷史上的事實，人人都應該豎起壯志雄心，踢去前進路上的障礙，刻苦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用我們的知識奉獻給明日的祖國。祖國越富強就會像昆侖山一樣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中國人民就像長江水一樣奔騰向前。任何人再也不敢敵視我國的威嚴。五星紅旗永遠在藍天飄揚。

原文通范文第3篇

一是發揮“合”的優勢，凝聚中原文化發展繁榮的思想共識。當前，我省文化事業的發展有著很好的基礎，同時，也要正視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差距，如思想認識不夠高、社會支持不夠有力、一些落后腐朽思想還在影響大眾等等。“治國必先得人心”，文化的發展繁榮同樣需要得到群眾的參與、全民的支持和先進文化的引領。統一戰線具有聯系廣泛的獨特優勢，能夠最大限度地把各界各階層的人民群眾團結起來，努力破除阻礙文化發展的“彈簧門”和“玻璃門”，形成全社會都來關注、支持、參與中原文化發展的強大合力。多黨合作中的肝膽相照、榮辱與共；民族關系中的團結互助、共同發展；宗教文化中的與人為善、愛好和平；階層關系中的互相尊重、和睦相處；海外聯誼中的尋根尊祖、心向祖國等等，都是先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推動中原文化向前發展的偉大進程中，統一戰線能夠發揮地位超脫、說服力更強的獨特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以共同理想凝聚思想共識，以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堅持發展信念，以社會主義榮辱觀提升精神境界，在弘揚主旋律的同時，實現中原文化的“百花齊放”。

二是發揮“廣”的優勢，多方面多角度鎖定中原文化發展繁榮參大政、議大政。在中原經濟區建設的大格局下，文化的發展是一個層層疊加而又互相包容的復雜和龐大的系統，不能脫離環境獨存其中，而是與其他領域互相關聯、互相影響、互相滲透。統一戰線素有多領域“智囊團”的贊譽，聚集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各領域大批的高素質人士，他們具有較高的學歷和專業技術職稱，知識層次高、代表性強，大多數是各自領域中的學科帶頭人、領導技術骨干，擔任著一定的社會職務。這些來自社會方方面面的統一戰線精英成員、代表人士，能夠從各自不同的領域、不同的視角發現中原文化發展進程中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能夠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和反映社會各方面對中原文化改革發展的訴求；能夠發揮聰明才智，圍繞中原文化發展的重大問題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促進中原文化發展繁榮。

三是發揮“資”的優勢。助推中原文化產業發展。文化既是軟實力，也是硬實力，中原文化的發展和繁榮離不開文化產業這個重要載體。統一戰線具有民間資本雄厚的獨特優勢，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和港澳臺以及海外人士是統一戰線的重要組成部分。據相關統計，非公有制企業和中小文化機構在文化產業中占大多數，是推動文化產業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通過引導統一戰線中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積極參與中原文化產業實施和產業園區建設，以多種形式投資中原文化產業，參與公益性文化建設，服務發展新興中原文化產業，能夠增強中原文化的多元化供給能力，滿足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形成多元投入、協力發展的新格局，促進中原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全面協調發展。

原文通范文第4篇

（一）與學校文化建設結合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道德、情操、氣質等不是教出來的，而是靠陶冶、熏陶、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而來的。因此，有意識地挖掘學校文化內涵，將優秀傳統文化融入其中，讓其參與到教育活動中，顯得尤為重要。要讓學校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都顯現一個鮮明的特征：傳統教育。充分利用黑板報、專欄、墻壁、甬路、走廊等，讓傳統教育滲透到每一個角落，無處不在。拓寬書香園地。教學樓中庭，建有閱讀角，方便學生課余閱讀，校園四周，國學詩文宣傳，開啟學生心智；象棋角落，陶冶師生情操；宣傳櫥窗，國學語句振奮人心，畫面開闊師生想象空間；在課間休息時，能聽到配有國學的音樂詩朗誦……校園里處處洋溢的和諧的書香氛圍，使得國學走進了學生的心靈。學生可以在樹蔭下，小草叢中，漫步彎彎曲曲的石頭小徑，圍坐在石桌旁邊的石凳上，四周的墻壁上繪有古人勤奮讀書的典故；種植園有各中隊的勞動成果，豆角、茄子、韭菜……墻壁上畫了歌頌勞動人民的辛苦勞動的古詩文，享受勞動成果喜悅的同時，又體驗到了勞動的艱辛。

（二）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

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要從增強和培養愛國情感做起，并著重加強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圍繞“從我做起，樹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開展了一系列具有針對性、實效性的活動，如：講故事比賽、征文和格言創作比賽、“頌美德、明榮辱”主題班會、編寫校內拍手歌，為特困生、殘疾兒童獻愛心等。

二、讓優秀傳統文化走進心靈

學生時代正是一個人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的啟蒙時期，通過傳統文化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古典文化底蘊和健全人格。圍繞傳統文化教育開展豐富多彩、形式多樣的校園文化活動、德育主題實踐活動，讓學生對領悟的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學以致用，在生活中加深對優秀傳統精髓的感悟，在行動中重植民族根本，讓優秀傳統文化精髓內化于學生之心、外顯于學生之行。

（一）將國學教育日常化

將國學教育行動化，使經典誦讀成為學校的時尚讓學生誦讀語言凝練、富有韻律、朗朗上口的國學經典，使學生徜徉于國學經典之中，感受著祖國傳統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誦讀吟詠中接受傳統文化的熏陶，播種國學文化的種子，培養健全人格，用傳統文化做生命的底色，為學生的人格發育奠基。

（二）國學伴我成長手抄報活動

原文通范文第5篇

關鍵詞：嵩陽書院；理學；“二程”；耿介；文化；協同創新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6-0024-03

嵩陽書院，因其坐落于嵩山之陽，故名，曾是我國古代的四大書院之一。嵩陽書院在歷史上曾是道教和佛教場所，但作為儒教圣地最富盛名，時間最長。嵩陽書院以理學著稱于世，以文化贍富，文物奇特名揚古今。嵩陽書院因“二程”而名聲顯赫，“二程”亦借助嵩陽書院完成了新儒學“洛學”①的建構。在“二程”的時代，嵩陽書院成為儒學傳播重鎮，后世稱之為“新儒學”的發祥地之一。

一、嵩陽書院與理學發展

嵩陽書院，地處當時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理位置優越，環境清幽，于是吸引了眾多名師宿儒蒞臨。“河、洛之間，大儒并出”[1]，他們結合儒、道、佛思想，圍繞政治、社會、自然、人生等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各派學說異彩紛呈，使嵩山地區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嵩陽書院作為當時的學術中心和前沿陣地，為理學發展提供了一個廣闊舞臺，對于“二程”學說的完善和傳播，宋代儒學新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嵩山地區與佛教禪宗文化

禪宗，始于菩提達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為漢傳佛教的主流。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元宏為安頓印度僧人跋跎落跡傳教敕建少林寺，據《魏書?釋老志》載：

有西域沙門跋跎，有道業，深為高祖所敬仰。詔于少室山陰立少林寺。

跋陀在此翻譯了不少從印度帶來的佛經，傳播小乘佛教。南北朝時期，政治分裂，佛教上南方重視義理，北方重視禪學。據載，禪宗初祖菩提達摩在六朝齊梁間曾長住少林寺傳授禪法經義。達摩主張坐禪壁觀，被尊為禪宗鼻祖，少林寺也成為禪宗的祖庭。此后，少林寺幾經沉浮，到宋代，少林寺有了較大恢復和發展，少林寺和尚發展到2000多人，即所謂“眾常兩千”。②禪宗在中國佛教各派中流傳時間最長、影響最深遠，對中國封建時代的哲學思想也產生著極其重要影響。禪宗“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思想，對于宋學體系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二）嵩山地區與道教文化

中岳道教以嵩山中岳廟為中心，中岳廟的前身為太室祠，據《山海經》載：

先秦之世，已立有太室祠。秦統一后，……西漢時，……名曰“嵩高邑”。

二千年來，嵩山地區是道教傳播的重鎮。歷史上大多著名道士③都曾在嵩山修煉，有的長期在嵩山修道，有的先在嵩山修道后成就了一番道業。宋代時，嵩山道教持續發展，雖比唐代較為遜色，但也是歷史上的興盛時期。道教教義以“道”及“道德”為核心，認為天地萬物都由道”派生而來，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社會人生也都應法“道”而行，講求回歸自然。道教文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中國封建時代社會、政治、經濟、生活各方面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和深遠的。

（三）嵩陽書院與“二程”理學

程顥、程頤兩兄弟是繼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以后北宋理學家中最重要的兩個人，黃宗羲稱： 孔孟之后，漢儒止有傳經之學……員公崛起，“二程”嗣之……勝學大昌[2]。

“二程”（特別是程顥）從周氏處得儒門“心性義理”之真傳后，又青出于藍，修證“體貼”出了“天理”二字。之后，“二程”主要通過在書院當中的治學、講學來涵養、完善、傳播其“天理”哲學，在此過程中，他們培養、吸引了一批門人后學，在當時朝野均有相當的影響，為南渡以后理學與書院的進一步發展儲備了相當可觀的學術及人才積淀[3]。

嵩陽書院距中岳廟和少林寺咫尺之遙，道、佛兩家的宗教禮儀活動給“二程”以感性認識，也給他們就近研究吸收佛、道兩家思想，不斷豐富、改造儒學提供了條件。“二程”批判吸收佛家思想，集中在對心性和佛性的理解把握上”[4]。“二程”提出“只心便識天，盡知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與禪宗六祖慧能法師提及的“明心見性”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構建“二程”學說精神本體―“天理”，則直接取鑒禪宗的“真如佛性”。對于道家及道教思想的吸收，主要體現在“二程”學說接受了以“道”為宇宙本體，和“道法自然”的思想。傳統儒學一個很大的缺憾在于缺乏哲學本體論作為依據，“二程”把“理”與“道”等同，認為二者同為宇宙本體，即“理道便天道也”，進而把儒家倫理注入了道的內涵。“二程”學說消化吸收佛教思辨哲學和道教本體論觀點，很好地解決了我國傳統儒學抽象思辨能力不強，儒家倫理缺乏哲學本體論作依據的問題，從而促使傳統儒學發展到新理學的階段[5]。

（四）嵩陽書院與理學傳播

嵩陽書院采取“開門教學”的方針，這種自由、活躍、民主的學術氛圍為當時各派④進行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創造了有利條件。“程朱理學”能夠發揚光大，并成為封建政治的統治思想，深入影響我國封建社會七百年之久，是和這種自由民主的學術氣氛分不開的。

“二程”門下生徒有數百人之多，培養出很多著名學者。《宋元學案?龜山學案》載：

“二程”得孟子不傳之秘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奧，號稱高第者，游、楊（時）、尹、謝、呂其最也，顧各子各有所傳，而獨龜山之后，三傳而有朱子（朱熹），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則大程‘道南’目送之語，不可謂非前讖。

從“二程”到朱熹，⑤經過門下眾多弟子的傳播、發展，新儒學的思想體系終于形成系統。“二程”理學中的心學因素由門下弟子謝良佐繼承下來，經過后世的發展完善，最終形成另一重要學派―心學派。心學發展到明朝時，由大儒王陽明發揚光大，被后世稱為“陸王心學”。這兩派學術思想，成為此后歷代統治者維護封建統治的正統思想，廣泛影響和作用在政治生活、哲學思想、文化教育等領域。

（五）耿介與嵩陽書院

耿介是繼“二程”之后，對嵩陽書院的建設發展，以及理學的傳播作出重大貢獻的又一人。史載，耿介在康熙十六年，回歸故里興復嵩陽書院，畢其余生從事書院教育，振興嵩陽書院，為中州文化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做出了巨大貢獻，筆者將其主要貢獻總結歸納為以下4個方面：1.向儒家名士化緣，廣置學田，增建書院設施；2.不存門戶之見，廣聘名望學者前來講學，開闊學生學術視野；3.注重學院學員的自覺學習，將自學與講學結合起來，置辦質疑問難之所，鼓勵學生質疑問難；4.將學術研究和講授學業緊密結合起來，不僅講理學、經史詞章之學，同時兼學自然科學[6]。可以說，耿介在嵩陽書院的教學生涯中，很好地繼承了嵩陽書院的許多優良辦學傳統，為中州教育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客觀評價來看，耿介所提倡的教學內容及人才培養目標具有一定的時代局限性，但其提倡的一系列教育、教學方法是值得我們今天深思并且借鑒的。

二、從嵩陽書院看中原文化協同創新之路

嵩陽書院從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經歷了近千年，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醫學方面的人才，為當時社會經濟發展和國家的繁榮昌盛作出了積極的貢獻。然而，嵩陽書院在整個20世紀近百年當中是沉寂的，直到2009年，鄭州大學嵩陽書院的揭牌，再次讓嵩陽書院煥發新春。《鄭州大學嵩陽書院建設規劃》指出“要把嵩陽書院建設成為國內知名，在國際上有一定影響力的國學人才基地、學術研究的創新基地、政府文化產業政策制定的后援基地，特別是成為全國中原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那么，如何繼續發揮嵩陽書院的作用，以及嵩陽書院應該在中原文化協同創新當中扮演什么角色，縱觀嵩陽書院的歷史沿革對于當今河南建設中原文化傳承創新新區有什么借鑒意義？筆者以為，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考慮：

（一）積極融入儒學與中華文化復興協同創新中心

2012年10月19日，儒學與中華文化復興協同創新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總體目標是致力于儒家價值觀的凝練及其現代化，推進中華文化全面復興。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嵩陽書院對于儒學發展的積極貢獻，筆者認為應積極爭取將嵩陽書院融入該中心，這樣有助于整合優勢資源，實現國家發展的需求與學術優勢的有機結合，有助于學術的繁榮發展，有助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提升國家的文化“軟實力”發揮積極作用。

（二）搭建多學科交叉的學術研究平臺

國務院的《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國發〔2011〕32號）提出“建設華夏文明傳承新區”的戰略定位。面向華夏文明傳承創新區建設的迫切需求，應充分發揮河南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和人才優勢，推動與行業產業以及國內外高等學校、研究機構等開展協同研究，繼承創新各地獨特的中原歷史文化優勢，搭建中原氣息濃厚，特色鮮明，風格獨特的的多學科交叉研究平臺，積極創新文化傳承的新模式，不斷加強中原文化傳播能力建設，真正使中原文化發揮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智囊團和思想庫作用。

（三）健全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機制

“二程”、“程門弟子”、耿介這些名師宿儒對于融匯在儒、釋、道三家基礎上的理學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這印證了人力資源對于文化協同的重要性。中原文化要想走創新協同發展之路，必須要要增強對國內外拔尖人才的匯聚能力，要考慮建立符合國際慣例和以任務為牽引的人員聘用與分配制度，打造協同創新的人才梯隊。同時，要積極引導本土專家學者參與到文化協同創新中來，提供資金扶持，陣地支持，解決專家學者后顧之憂。

（四）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道路

嵩陽書院注重講授學業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辦學特點，對于文化的融合和發展產生了巨大推力。中原文化實現協同創新，要走產學研相結合的發展道路，立足科學研究和實踐創新，通過實現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產、學、研的分工合作等途徑，改革創新型人才培養機制，以高水平科學研究支撐高質量人才培養。另外，要尊重并且實現高校、企業、科研院所之間的人員流動，優化人才隊伍結構。

（五）優化資源配置方式

嵩陽書院的教學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國學學科的教育教學上，應考慮聯合諸如考古學、哲學、管理學、教育學等相關學術、學科，以國學這一優勢學科為重點，建立學科協同創新體制，發揮優勢學科、特色學科的匯聚作用，集中優質資源重點支持相關學科建設，構建利于文化協同創新的基礎性條件。

（六）注重“門戶開放”的理念

要考慮充分利用和盤活我省高校現有資源，積極吸引國際國內創新力量和資源，加強我省高校與國內一流大學、國際高水平大學、科研機構的實質性合作，加速國際化人才培養，不斷提高文化的國際化水平。放開嵩陽書院的門戶之見，協調省屬人文社科類高校，積極聯合國內外人文社科強校，引進高素質人才和先進的教育、教學方法。要注重加強校級交流，特別是文化類院校的溝通交流，比如加強與九江學院白鹿洞書院的交流。

參考文獻：

〔1〕（明）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道學崇黜[M].北京：中華書局.

〔2〕（清）黃宗羲.宋元學案?濂溪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526.

〔3〕李勁松.北宋書院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09.

〔4〕張國臣.中國少林文化學[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