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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港渡者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 R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4-0742（2016）12（c）-013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ursing path on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comfort of anorectal operation.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from December 2013 to March 2016 in our hospital， 104 cases of anorectal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52 cases） and study group （52 cases） which according to the nursing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given basicnursing care， and the study group given Chinese nursing care path program，then compared the scores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pain scores， difficulty in defec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SAS， SDS and VAS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37.17±3.33）points，（41.41±3.18）points，（3.63±0.91）points respectively，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42.03±3.32）points，（45.79±3.22）points and （4.92±1.04） points， respectively（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the stool dryness（0.82±0.13）points，the sense of urgency（0.95±0.33）points， the stagnation of bowel movement（0.68±0.08）points in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1.85±0.22）points，（1.53±0.22）points and（1.36±0.17）points respectively（P

[Key words] Anorectal surgery；Comfort；Nursing Path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肛?c科疾病屬于較為常見一種疾病，隨著人們飲食結構、作息時間改變，肛腸疾病發病率呈上升趨勢。臨床常用治療方式為手術治療，但因術后伴隨不同程度的疼痛，使患者心理狀態受到影響從而增加機體應激反應，臨床護理配合度受到影響，并發癥發生率增加[1]。為明確肛腸手術患者應用中醫護理路徑護理對治療效果與患者舒適度的影響，該院方便選取2013年12月―2016年3月收治的104例患者資料予以分析，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方便選取該院收治的104例肛腸手術患者臨床資料進行分析，將其按護理方法不同分為對照組（52例）與研究組（52例）。對照組男女比例30∶22，年齡23～58歲，平均（37.69±3.42）歲；其中肛裂16例，肛瘺18例，肛周膿腫10例，混合痔8例。研究組男女比例31：21，年齡24～59歲，平均（37.93±3.51）歲；其中肛裂15例，肛瘺17例，肛周膿腫11例，混合痔9例。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該次研究的方案經醫學倫理委員會的批準，兩組患者基線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可比性。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納入標準

均為手術治療肛腸疾病者，可有效溝通，自愿進行研究；排除標準：智力障礙者，嚴重器質性疾病者，不配合治療或護理者。

1.3 方法

對照組行基礎護理，主要有：嚴密監測患者生命體征，指導飲食，對術后并發癥予以對癥處理等；研究組行中醫護理路徑護理，具體為：①成立中醫護理小組，并對各類肛腸科疾病予以分析討論，依據既往護理經驗及護理中出現的問題，總結不同疾病適用護理路徑，對護理小組人員進行知識培訓，根據護理計劃與制定路徑實行護理措施；②術前對患者進行情志、生命體征評估，對其皮膚、膿腫、裂口等情?r進行觀察，幫助患者熟悉住院環境，并進行疾病相關知識宣講，耐心解答患者疑問，指導其術前注意事項，樹立治療信心；③對患者進行情志護理，術前鼓勵安慰患者，提高治療配合度；術后對可能出現并發癥情況進行介紹，指導相關注意事項，利用移情法、語言安慰法等方式緩解患者負面情緒，減少機體應激反應；④為患者講解中藥特色，使用方法、目的及效果，術后辯證應用清熱解毒中藥進行熏蒸治療以及耳穴療法，幫助緩解疼痛，指導其正確用藥；⑤予以飲食護理，禁食辛辣刺激食物，以理氣活血、潤燥涼血及清熱利濕為主；定時檢查引流、創口情況，指導患者進行提肛訓練。

1.4 觀察指標

觀察兩組心理狀態及疼痛評分，其中心理狀態采取SAS、SDS評分，得分越低心理狀態越好，疼痛采取VAS評分，0～10分，分數越高疼痛越劇烈；比較兩組排便困難積分，分成大便干結、緊迫感與排便不盡，0～4分，分數越高越嚴重；對比兩組并發癥情況，主要有墜脹、尿潴留、肛緣水腫等[2]。

1.5 統計方法

該研究數據均以SPSS 17.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正態計量資料采用（x±s）表示，進行t檢驗，計數資料用[n（%）]來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P

2 結果

2.1 比較兩組心理狀態及疼痛評分

研究組護理后患者心理與疼痛評分均較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2 比較兩組排便困難積分

兩組護理前排便困難積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護理后研究組與對照組相比顯著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2.3 比較兩組并發癥情況

研究組并發癥總發生率7.69%高于對照組23.07%，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4.727 3，P

3 討論

肛腸手術患者常見并發癥為疼痛，其引發因素多為手術、并發癥、排便與換藥等，而疼痛會導致患者應激反應加劇、負面情緒增加，進而進一步加劇疼痛感，造成惡性循環[3-5]。相關研究發現肛腸手術治療患者在圍手術期予以中醫護理路徑方案護理，可有效提升臨床療效與患者生活質量，因此該研究現就采取此護理方法取得的臨床效果進行分析，旨在為其后期護理方案的制定提供科學循證依據。

小港渡者范文第2篇

一、1644年—1735年，清順治至雍正末年，清政府厲行海禁政策，閩人遷臺受阻。

為隔絕鄭成功軍事集團與大陸的聯系，順治十八年開始實行沿海五省邊民內遷政策，“片板不許下海，粒米不許越疆”；康熙三年清政府再次嚴申遷界禁海之策，五省沿海30里內夷為平地，人民流離失所。以莆田為例：“將邊海居人盡移內地，夷其壇宇，荒其土地，棄數百里膏腴之地，蕩為甌脫，刻期十月內不遷，差兵蕩剿”[1]。強硬的禁海政策也未能根本禁絕閩人遷臺。

對于清初朝廷嚴禁閩人入臺的種種政策法規，一些地方官員紛紛上書表示反對。如曾任臺灣知府的沈起元力主福建大量移民臺灣，既可解閩省人多地少之虞，又可化臺灣人少地多之憂，他認為閩人入臺是大勢所趨，無法阻擋。他作如下分析：“漳泉內地無籍之民，無田可耕，無土可傭，無食可覓；一到臺地，上之可以致富，下之可以溫飽。一切農工商賈以及百藝之末，計工授直，比內地率皆倍蓰。而必曰爾其堅坐餓死，無往求生為也，既非為民父母之道，且或親戚兄弟，在臺成業，此則需人助理，彼可相依為活，合之則兩全，離之則兩傷”；“民之渡臺，如水之趨下，群流奔注。而欲以輕法業之，是以只手而障崩堤，必不可能矣”[2]。官府應當“許良民之渡”,既可制止偷渡之風，又可繁榮臺灣經濟。沈起元“開臺”的慷慨陳詞得到一些官員的支持，禁令有所松弛。

二、1736年—1894年清乾隆至光緒年間，這個階段的主要特點是隨著清政府政策的松動，對閩人遷臺禁令的時緊時松，閩人從男性青壯年單身入臺發展到舉家合遷入臺，出現了遷臺的新。其主要形式是官渡與私渡相結合。

雍正末年沈起元力陳弛臺灣之禁后，遂有清廷有關閩人入臺的首次弛禁，之后反復多次，于乾隆五年（1740年）再禁，十一年（1746年）再弛，十三年（1743年）三禁，二十五年（1760年）三弛。

（一）乾隆初年允許閩、廣籍婦女隨男性入臺。

當時弛禁首先表現在法律規定允許單身男性青壯勞力從官渡入臺耕作，但不得攜帶女眷。此舉造成臺灣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調，“男多于女，在村莊數百人而無一眷口者”,“鄉間之人，至四五十歲而未有室者，比比皆是”[3]。藍鼎元《東征集》卷6提供了他親身調查的材料，如大埔莊“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其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稚”。他在《鹿州奏書》中痛陳此舉之弊：統計臺灣一府，僅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母之人民”；北路“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婦女亦不及數百人”。因此大學士鄂爾泰于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建言：“臺地開墾承佃，雇工貿易均系閩、粵民人，不啻數十萬之眾，其中淳頑不等；若終歲群居，皆無家室，則其心不靖，難以久安”，擬“有田產生業，平日守分循良之人，情愿攜眷來臺入籍者，地方官申詳管道府查實給照令其渡海回籍；一面移明原籍地方官，查明本人眷口，填給路引，準其搬攜入臺”[4]。清廷允許閩、廣二省遷臺男性可以回原籍攜女眷全家移臺定居，使島上出現了“至者日多，皆有辟田廬，長子孫之志”（5）的移民新，也促進了島上人口增殖和生產的發展。自雍正十二年至乾隆五年的七年間，經官府批準，給照經官渡入臺的閩、粵人共計二萬余口。但由于政府的對臺政策尚游移不定，所以民間仍然以官私渡相結合的形式遷徙入臺。

（二）官方設置官渡目的在于控制入臺人員。

閩浙總督福康安如此解釋官私渡并存的原因：“推其原故，蓋因臺灣地土膏腴，無業民人紛紛渡海覓食，若由官渡則必經官給照，海口查驗放行，難免兵役留難勒索，而私渡則止須給予頭船戶說合，即便登舟載渡，其費較官渡為省，其行亦較官渡為速”[6]。此說可謂一語中的。朝廷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閩浙總督伍拉納，在福建沿海設立三個官渡口，即廈門、福州南臺、泉州蚶江，并分別規定了收費標準：“官渡商船，由廈門至鹿耳門，每名許收番銀三圓。由南臺至八里坌，蚶江至鹿仔港，每名許收番銀二圓，不準多索。”[7]官渡的正式設立從某種程度上說等于開禁，承認閩人遷臺的合法化，因而加速了閩人向臺灣流動。嘉慶十六年（1811年），有司匯報全臺民戶（其中主要是閩人）共計241217戶，男女大小計2003861口。

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臺灣人口已達到320萬人。這個時期，福建漢民入臺出現了兄弟相率、夫妻同往或舉家搬遷的現象。如安溪縣參內黃姓，該姓從康熙末年以后移居臺灣的族人中，父子同往者計29起，兄弟同往者17起，夫妻同往者44對，舉家合遷者30家。[8]再如晉江東石附近的后湖村，其人口不過數百人，從雍正后期到道光初年去臺定居者達126人，其中僅兄弟同行者就有17家。[9]

泉州官渡總口蚶江，至令仍留有嘉慶十一年（1806年）九月由泉州府蚶江海防通判鄭鍷書寫的《新建蚶江海防官署碑記》一方，文曰：“蚶江為泉州總口，與臺灣之鹿仔港對渡。上襟崇武、獺窟，下帶祥芝、永寧，以日湖為門戶，以大小墜山為藩籬。則洛陽、浦內、法石諸港，直通雙江。大小商漁，往來利涉，其視鹿仔港，直戶庭耳。利之所在，群趨若鶩，于是攬載商越，弊竇滋焉。歲甲辰，當事者條其利弊上諸朝，議設正口，乃移福寧府通判于蚶莞，掛驗巡防，督催臺運暨近轄詞訟，而以鷓鴣巡檢改隸轄屬。蓋濱海分防通津，專寄職任，若斯之隆也”[10]。碑文向人們訴說了當年官渡正口的興盛。

（三）私渡成為官渡的補充形式。

盡管有官方設立的渡口,但由于手續繁瑣，收費昂貴，加之吏弁敲詐，許多福建沿海居民寧可冒險私渡。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海上歷經磨難，能夠抵達臺灣已是萬幸，更有許多人被波濤吞沒。乾隆后期曾任臺灣鳳山縣教諭的建寧籍官員朱仕階形象地記述了偷渡客的冒險旅程：“內地窮民在臺營生者數十萬，其父母妻子俯仰乏資，急欲赴臺就養，格于例禁，群賄船戶，頂冒水手姓名，用小漁船夜載出口，私上大船抵臺。復有漁船乘夜接載，名曰‘灌水’。經汛口覺察，照奸艄問遣，固刑當其罪，杖逐回籍之民，室廬拋棄，器物一空。更有客船，串通習水積匪，用濕漏之船,收藏數百人,擠入艙中,封釘艙蓋,不使上下,乘黑夜出洋,偶值風濤,盡入魚腹.比及到岸,恐人知覺,遇有沙汕,輒紿出船,名曰‘放生’。沙汕斷頭，距岸尚遠，行至深處，全身陷入泥淖中，名曰‘種芋’。或潮流近漲，隨流漂溺，名曰‘餌魚’”[11]。私渡臺灣所歷艱險可見一斑。

偷私渡的渡口，主要集中在泉州、廈門一帶。如《赤嵌筆談》所載：“偷渡來臺，廈門是其總路，又有自小港偷渡上船者，如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鎮海岐尾；或由劉武店，至金門、料羅、金魚尾、安海、東石，每乘小船，私上大船；曾厝垵、白石頭、大擔、南山邊、劉武店系水師提標營汛，各汛亦有文員會同稽查”。[12]在《臺灣使槎錄》中黃叔璥還詳細統計臺灣西海岸54個港口均可通行小船、杉板。

（四）福建移民在臺灣島內的遷徙

1．閩人在島內的遷徙

在臺灣上岸之后，遷臺人員大致以臺南地區為中心，分別向北、向南流動，主要分布于臺灣西海岸的平原地區及東部的宜蘭平原地帶。康熙二十二年后，閩人以各種方式大量遷移入臺，人口流動漸次北向諸羅、南向鳳山一帶。由于臺南以北地區土地肥沃，居民稀疏，可容納較多勞動力，所以閩人移臺人口流向以北向為主。諸羅縣于康熙二十三年初設之時，還是蕭條、冷清之地，至康熙四十四年（1704年）時，已初具規模，他們又移向斗六門（即今云林）以北。康熙四十九年（1709年）“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達半線、大肚溪以北矣”[13]。雍正元年（1723年）在半線設彰化縣，與諸羅縣分治。康熙末年，福建移民已北上至彰化、新竹、北投一帶，又轉而南下進入屏東平原。雍正時代，臺灣西海岸平原已被閩、廣移民開發殆盡，至乾隆時人口轉向較為貧瘠或交通不便之地。嘉慶元年（1796年）北上的福建移民已越過東北角山地，進入了東部宜蘭平原。嘉慶、道光年間臺灣東部從宜蘭到恒春已建立了眾多由福建、廣東籍移民組成的居民點，福建移民在臺灣島內的遷徙已基本完成。

2.福建移民在島內的定居。

福建移民在臺灣各地定居點的分布，原則上主要按照不同的籍貫劃分不同的聚居地，即使同樣是來自閩南，也要分漳、泉、廈等祖籍形成定居點。如噶瑪蘭（即宜蘭）為漳州人聚居地。嘉慶十四年閩浙總督方維甸“檢查戶口，漳人四萬二千五百余丁，泉人二百五十余丁，粵人一百四十余丁，又有生熟各番雜處其中。該處居民，大半漳人，以強凌弱，勢所不免，必須有所鈐制，方可相安無事。其未墾荒埔，查明地界，某處令某籍民人開墾，某處令社番開墾，尤須分劃公平，以杜爭端”。[14]可見朝廷和地方官員都十分注意根據赴臺人員的原籍來劃分定居點的地界，包括樹木、水源等，以防引起沖突。曾任分巡臺灣兵備道的姚瑩指出“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漳人黨漳、泉人黨泉、粵人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漳。”[15]有時同府各縣間亦有械斗。大體上，福建漳泉移民占移民總數十之六七，廣東移民占十之三四。

（五）光緒初年，清政府正式開禁，但閩人入臺人數銳減。

同光之際，清政府打算開發臺灣經濟，但對取消禁令仍存疑慮。光緒元年（1875年），臺灣欽差大臣沈葆楨極力建言開放人民渡臺入山之禁，準許福建人民自由入臺。他在奏折中說：“內地人民向來不準偷渡，近雖文法稍弛，而開禁未有明文，地方官設法招徠，每恐與例不合。今欲開山不先招墾，則路雖通而仍塞，欲招墾不先開禁，則民裹足不前”；要開山造路，則必須“將一切舊禁盡與開豁，以廣招徠，俾無瞻顧”。光緒元年正月十日，沈葆楨的開禁建議獲朝廷批準：“福建臺灣全島，自隸版圖以來，因后山各番社習俗異宜，曾禁內地民人渡臺及私入番境，以杜滋生事端。現經沈葆楨等將后山地設法開辟，曠土亟須招墾，一切規制自宜因時變通。所有從前不準內地民人渡臺各例禁，著悉與開除。其販買鐵、竹兩項，并著一律弛禁，以廣招徠。”[16]200多年來封閉臺灣的大門終于打開了。此后清政府在廈門等地設招墾局，正式招募福建人民赴臺開墾，還采取十分優惠的政策，規定提供開墾者的口糧、土地、耕牛、種子、農具等必備物質，3年之后才開始征收賦稅。因而吸引了大批福建漢民前往耕種。光緒十二年（1886年）臺灣建省后，清政府在臺灣設立招墾總局，全臺分南、北、東三路招墾。但此時福建漢民轉而大量流向南洋謀生，入臺人數急劇下降。

三、1895年—1945年，日本殖民當局統治臺灣時期，限制中國人進入臺灣，閩人入臺數量逐年減少，而臺灣閩人返回大陸的數量則有所增加。

日本殖民當局先是嚴厲控制福建移民遷臺人數，繼而為緩解島內技術工人的缺乏，又有限制地允許移民入臺。

中方戰敗，臺灣割讓給日本。日本侵略者在付出慘重代價后在臺建立了殖民統治。為防止大陸人民及物資潛入臺灣援助當地人民的反抗行動，日軍封鎖臺灣海峽，阻隔大陸人民入臺。據后的《臺灣省五十一年統計提要》可知，日據時期臺灣的人口增長主要是島內人口的自然增長率，作為移民的機械增長率，尤其是來自大陸的移民增長率很低。該《統計提要》顯示人口統計數字，從1905年至1942年的38年間，臺灣的人口由312.3萬人增加為642.8萬人，增長205.8%，即年增長率為5.42%。其中本地人口由305.5萬人，增加為599.0萬人，增長率為196.1%，年均增長率為5.16%；外地人口由0.8萬人增加為5.0萬人，增長率為625.0%，年均增長率為16.71%；日本人口由6.0萬人增加為38.5萬人，增長率為646.7%，年均增長率為17.0%。（17）就絕對數字而言，日本人口增長最快，外地人口居中，本地人口居末。

上述數字可以說明三個問題，第一是出于政治和經濟上的目的，日本人加速了向臺灣的移民。第二，雖然外地人口（其中主要是福建移民）增長率居中，但是其絕對數字很小，38年中才從0.8萬人增至5萬人，說明由于日本殖民當局的嚴厲封鎖，造成大陸遷臺人員數量急劇減少。日本人企圖從血緣上和族緣上割斷大陸與臺灣的聯系，進一步推行所謂“皇民化”運動，以將臺灣徹底殖民地化。第三，本地人由于生活條件的低劣，死亡率上升，未成年人尤其突出。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出，日據時期福建赴臺謀生的人口數字下降了，但在這個時期出現了一種新的移民傾向，即部分在臺灣定居的福建人陸續返回福建。這主要基于二個原因，一是臺灣人士不滿日本當局的殖民統治，返回祖國大陸；二是臺灣殖民當局出于政治或經濟上目的向大陸輸出人口。一般習慣上根據《》的規定，將日據時期移居福建的臺灣人（實際上其中相當多是祖籍福建的漢人）稱為“臺灣籍民”,僅以廈門為例，據《臺灣省通志》“政事志處事篇”說：“臺灣之僑居廈門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初，據稱僅五百余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達10217人，其他未登記者，約有15000人。”臺灣淪陷初期及中日戰爭爆發時期，經廈門返臺或離臺經廈門入境的人數增加許多，其中1895年分別為26183、17474人；1931年進出廈門口岸人數為17772、12083；1934年分別為21639、13634人；1935年分別為28193、22572人；1939年分別為14529、11920人。從歷年廈門海關登記的上述進出港臺民人數來看，割臺初期，從廈門進出港的臺民較多，每年在二萬至四萬左右。20世紀一二十年代，人數相對減少，每年保持在一萬至二萬人左右，但從30年代又恢復到二萬至四萬人。[18]由于臺灣勞工的缺乏，臺灣殖民當局不得已默許大陸熟練工人進臺，20、30年代約有1萬大陸勞工來臺謀生，擔任采茶、采礦及金銀工、漆工、鞋工、人力車夫、理發師、廚師等工作。（19）可見即使在淪為殖民地的情況下，閩人仍然向臺灣遷徙以圖謀生。

這個時期島內福建移民的籍貫府別比例，根據民國十七年（1928年）臺灣總督府《臺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在375.2萬的臺灣漢人中，83%來自福建，16%來自廣東，1%來自其余各省。占總額83%的福建人又可作以下區分：45%的人來自泉州府，35%的人來自漳州府，3%的人來自其他各府，因而“泉籍、漳籍、粵籍遂成臺灣三個最主要的漢人移民群”[20]。注釋：

（1）余飏《莆變紀事》“書界”，朱維干點校，福建師大圖書館藏莆田舊抄本。

（2）沈起元《條陳臺灣事宜狀》，《清經世文編》卷84。

（3）周鐘瑄《諸羅縣志》卷12，臺灣文獻叢刊第141種。

（4）吳士功《題準臺民搬眷過臺疏》，見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20。

（5）連橫《臺灣通史》卷3“經營記”，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

（6）《明清史料》戊編第二本，第140頁。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60年編印，中華書局1987年10月影印本。

（7）《清高宗實錄》卷1345，第25冊，第1237頁。中華書局1986年4月影印本。

（8）莊為璣、王連茂《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安溪參內二房黃氏族譜”，第267—294頁。

（9）參閱《晉江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

（10）轉引自林水強、傅金星《蚶江志略》插圖照片，香港華星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174頁。

（11）朱士階《小琉球漫志》卷7“海東贅語”，臺灣文獻叢刊第3種。

（12）黃叔璥《臺灣使槎錄》卷1“赤嵌筆談·海防”

（13）參見莊為璣、王連茂《閩臺關系族譜資料選編》，第330、354—362頁。

（14）《道光福建通志臺灣府》，第21頁“嘉慶十四年五月上諭”，中國地方志叢書臺灣地區第43號。

（15）姚瑩《東溟文集》卷4，臺灣文獻叢刊本。

（16）《清德宗實錄》卷3，第4～5頁，中華書局1987年7月影印本。

（17）詳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印《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有關年份，1946年臺北版。

（18）詳見林仁川《閩臺文化交融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58頁。

小港渡者范文第3篇

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農行在服務“三農”過程中的有效競爭力。城鄉雙層經營體系猶如農行應對市場競爭的兩翼，既要保持城市業務的可靠增長，也要拓展縣域經濟發展帶來的廣闊金融市場。從豐城支行業務增長的趨勢看，縣域商業金融具有很大的潛力，農業銀行在面向“三農”、服務縣域中大有可為。

(一)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涉農業務重在培育新的增長點。目前城市業務在全行利潤貢獻中占據重要位置，但作為惟一一家在全國所有縣域都有分支機構的銀行，農行的優勢在于擁有全國最多的營業網點、最大的從業人員隊伍，在服務縣域經濟方面具有資金、網絡和專業等方面的獨特優勢。這是農行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有利條件。而要變有利條件為現實利潤的增長點，必須著眼于縣域潛在市場、著眼于大農業和現代農業，緊跟縣域經濟的發展趨勢，重點扶持龍頭企業發展，積極介入特色農業和特色資源開發領域，加大對農村商品流通體系建設的信貸投入。近年來，豐城市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涌現出許多特色鮮明、專業化程度高的鄉鎮。包括梅林鎮的藥湖水面開發、段潭鄉的“三水”產業立體開發；已享有“中國豇豆第一鎮”的袁渡鎮以豇豆生產為主導產業，采取“公司+農戶”的形式，建立蔬菜生產基地；筱塘鄉主要生產“元和”皮蛋，杜市鎮主要生產“子龍”凍米糖，拖船鎮主要生產“三星”田螺醬，小港鎮主要生產“一品齋”醬菜等，這些生產各種名優特稀農產品的鄉鎮已占到全市鄉鎮總數的四分之一左右，這些鄉鎮所生產的各種特色農產品是農村經濟新的增長點和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而這些農業優勢產業在集群化發展過程中，金融需求是十分旺盛的，要通過積極探索有別于城市業務和傳統思維的管理、授信、考核和風險控制機制，全面推行小企業信貸管理體制，簡化業務流程，提高服務效率，大力扶持縣域中小企業和小企業集群發展，從而不斷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

(二)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城市業務是主干。城鄉聯動、雙層經營是農行的最大優勢，面向“三農”、服務縣域與加快發展城市業務是相輔相成的有機整體。城市市場和大客戶是農行重要的盈利支柱，并通過價值鏈延長對縣域經濟發展發揮著龍頭和帶動作用。把城市業務做好了，農行在縣域的骨干支柱作用才能發揮得更充分；只有城鄉業務都活躍起來，農行的綜合競爭力才能得到更快、更好的提升。這些年，豐城支行緊緊抓住豐城以能源強市、以能源興產業、不斷地攀升新的平臺的戰略機遇，把城鎮區作為營銷主戰場，深化扁平化改革，全面提高直銷能力，按照批零兼顧、擇優進入的原則，集約經營區域內優質法人客戶業務和高端個人客戶業務。通過擴大直接經營、優化資源配置、加快結構調整、提高服務質量等多手段，積極開發、推廣新型金融產品，創新理財和避險產品，立足區域經濟金融資源優勢和網點網絡優勢，做好上游系統性、集團性客戶營銷鏈接工作，把握地方經濟工業化和城鎮化機遇，積極拓展優質中小企業客戶，大力發展個人銀行業務和特色業務，不斷增強了城市業務經營活力，確保城市主體業務增量市場份額位居前矛。截至2007年7月底，豐城支行存款增量占當地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82.87%，位居四行首位；實現貸款凈投放近7億元，創歷史最高水平，其中主要是豐城電廠、華伍、金馬房地產、人民醫院等優質客戶，城市業務對利潤增長的貢獻度進一步提升，這為農行更好地服務“三農”創造了條件。

(三)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重點在于立足全面營銷，通過城鄉一體化聯動，輻射和帶動系統業務的發展。作為商業銀行，增加盈利和提高經營效益是其本質屬性。目前，農村金融需求正呈現綜合化、多樣性的特征，客戶價值鏈不斷延長，在這種情況下，農行要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牢牢把握發展機遇，立足于全面營銷、重點突破，加強與重點產業和市場對接，大中小并舉，加大市場拓展力度，輻射和帶動周邊區域和系統業務發展。在這個方面，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實質上是一種城鄉一體聯動的體系，要充分利用城市營銷的有益經驗和開發的高附加值的產品，加大營銷力度，堅持資產負債與中間業務一體化經營，特別是要加大資產業務營銷力度，抓好小企業業務經營機制創新試點工作，繼續實行“目錄管理+特別授權”運作方式，穩步推廣“成長通”小企業可循環貸款，積極營銷短期信貸產品，培育壯大小企業優良客戶群。同時，有選擇地支持有市場帶動作用的家庭農場、種養大戶，骨干城鎮重點基礎建設項目和農民自建房工程，逐步實現集約化和適度規模化經營，在服務“三農”中實現市場價值最優化目標。

二、特色化經營：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的根本出路

當前農村金融是整個金融體系中的薄弱環節，尤其是幾家大銀行逐步退出部分縣域市場后，農村金融機構網點少，產品和服務單一，農村資金外流嚴重，“三農”貸款難問題突出，“三農”金融服務不足的矛盾亟待解決。而要突破這一瓶頸，根本的出路在于走特色化經營的路子，為廣大縣域客戶提供優質金融服務，使農行成為縣域先進金融產品的推廣者和農村金融層次提升的引導者，最大限度地滿足新農村建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

(一)瞄準特色產業。近年來，豐城針對豐電、豐礦、蘭豐水泥、蘭豐塑業、港源硅業、同濟豐宇、三維化纖等企業在供應、生產鏈條上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特點，鼓勵企業延伸產業鏈條，綜合利用廢棄物，開發中下游產品，大力發展煤炭化工產品深加工等各種相關產業，培育循環利用本地資源的新興產業，以循環經濟的大發展推動工業經濟。同時，打造以工業園區為中心、以省屬企業為依托、以鄉鎮工業為基礎的三大工業經濟增長極，將華伍、蘭豐、潤田、同宇、港源硅業、三福軋鋼等一批企業項目引入工業園區，全市已形成能源、冶金、建材、機電、塑業五大支柱產業。此外，在豐城市發現了大量的富硒土壤資源，初步控制面積524.70平方公里，主要分布董家、泉港、梅林等8個鄉鎮(街道)，占江西省的1/4強。豐城充分利用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著手進行富硒綜合開發利用示范，加快富硒農產品開發步伐，走出一條現代特色農業發展路子。豐城這些特色產業的發展，就是縣域業務拓展的重點。應通過政策激勵，牢牢把握產業轉移、資源開發、城鄉建設和消費升級帶來的機遇，鼓勵縣域業務拓展向這些優勢產業聚集，重點支持形成產業集群優勢的中小企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現代農業，層次高、有信譽、效益好的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產品深加工企業，培育壯大小企業優良客戶群。2006年豐城農行看準豐城市是江西省首屈一指的水禽養殖基地的實際，通過貸款600萬元支持華陽羽絨服廠的發展，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二)發展特色業務。要充分發揮農行的規模優勢，以“金鑰匙、金e順、金光道、金穗卡”產品為載體，利用農行的網絡覆蓋廣、服務范圍寬、員工網點多、業務規模大的優勢，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品牌優勢與核心競爭力。在市場營銷和產品建設上，要以種養大戶、家庭農場和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基地內配套農戶為重點，穩步增加農戶貸款規模，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業務。依托電子化服務網絡和特色銀行卡產品，為進城務工農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工資和匯兌服務。在中間業務上，要加快中間業務和新業務多元化發展，推進個人理財、個人住房貸款、貸記卡、電子銀行和外匯等業務再上新臺階。積極推廣新通寶卡、民工卡等系列產品；大力拓展收單市場，強化用卡激勵措施，擴大持卡消費；加大自助機投入和更新力度，加強銀商結盟，改善用卡環境。加強組合營銷，做大保險業務。拓寬壽險產品營銷渠道，深入推進期繳業務轉型和產品組合營銷。加快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自助銀行發展等。

(三)完善特色服務。要緊緊把握城鄉一體化、城市經濟圈輻射擴大和區域經濟圈聯動發展的機遇，繼續鞏固負債業務傳統優勢，加強大中型客戶維護和拓展力度，制定優質個人客戶營銷管理辦法，合理設計業務流程，有效進行網點功能分區、服務分層、客戶分流，培育和拓展一批信譽良好、誠信度高、回報豐厚的中高端個人客戶群體。注重大力扶持縣域中小企業和小企業集群發展，制定實施對城市周邊的工業園區和大型企業上下游產業鏈的整體服務方案，為農村城鎮化中的水電路氣暖等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科教文衛、通訊傳媒等公共事業項目提供專業化金融服務。同時，要積極打造連接城鄉的金融橋梁和紐帶，加大龍頭企業扶持力度。堅持商業化原則，實行分類指導，跟蹤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和工農業交融發展的新趨勢，重點支持形成產業集群優勢的中小企業，資金、技術密集型現代農業，層次高、有信譽、效益好的產業化龍頭企業和農產品深加工企業，采取“公司+農戶”運作模式，由支持單個農戶向支持農業產業化轉變，起到“輻射一面、帶動一片”的作用。要按照貼近市場、貼近客戶和精簡高效、權責對稱的原則，健全完善以市分行、支行、營業網點為主體的三級服務架構，實施分層專業服務，通過價值鏈延長對縣域經濟發展發揮龍頭和帶動作用。近年來，豐城采取多種優惠措施，鼓勵社會資金不斷地流向基礎設施、農林水產業、第三產業和民營企業等各個投資領域，促進了社會公共事業發展，也成為拉動全市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現在，豐城全市民營企業達到近900家，全市43.6%的行政村實現了通水泥(油)路，這些為拓展農行的特色服務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三、差異化競爭：創新縣域管理機制的有效措施

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的難點主要在于農業作為弱質產業，農村金融業務的管理成本和經營風險依然高于城市業務。因此，構建城鄉雙層經營體系，應該著眼于縣域經濟差異性大、需求層次多的基本特點，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組織的作用，打造差異化競爭優勢。

(一)創新擔保方式。據統計，現代農業和縣域經濟的發展，必然產生對金融服務的旺盛需求，預計到2020年新農村建設需要投入資金15-20萬億元。從改進農村金融服務的實際看，盡快建立農村貸款擔保基金，是推進營運資金渠道多元化和確保縣域貸款規模的關鍵。應該鼓勵各類信用擔保機構積極拓展符合農村特點的擔保業務，對農戶和縣域中心企業融資提供抵押擔保。同時，要創造條件發展對縣域金融機構和龍頭企業的批發業務，積極參加有國家政策支持的政策性貸款招標，建立起具有農行特色的小企業服務體系。通過創新授權授信方式和業務管理流程，加大對縣域的信貸投入力度，提高信貸運作效率，確保縣域貸款規模和占比逐年提高。

(二)創新服務內容。要以客戶需求引導服務創新，不斷創新產品組合和服務。目前農行能提供對公、對私、銀行卡和電子銀行四大系列230多種產品，證券、保險、基金、黃金等其他金融產品和服務，并不斷推出綜合化、集成化、精細化和套餐化的新型金融產品，這些都是強化農行金融服務的重要基礎。要積極推廣電子銀行、銀行卡、保險、基金以及個人理財等金融新產品，為相當一部分先富起來的農民提供更高層次的金融服務，依托電子化服務網絡和特色銀行卡產品，為進城務工農民提供方便快捷的工資和匯兌服務；要與中小企業共同成長，實行特別準入制度支持其做大做優；要積極發展農村消費信貸業務，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和提升消費結構；通過加強組合營銷，做大保險業務，拓寬壽險產品營銷渠道，深入推進期繳業務轉型和產品組合營銷；進一步整合優化產品、渠道、流程、應用和平臺，有效推進服務方式向分層式、網絡化轉移。加大科技投入力度，科學配備物理網點和自助網點，推動營業網點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