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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家看來,ppp對于當下中國經濟有著特殊的意義。通過引入社會資本入伙基建,它能緩解政府財政支持的壓力,切割地方政府和不規范債務的關系。同時,更能利用社會資本本身的商業化運作模式,提高中國基礎建設的效率。
但現實是,各地推出的PPP項目固然多,但真正簽約,吸引到社會資本的卻并不多。與此同時,已有項目的社會資本多為國企,而真正的民營資本仍處在觀望狀態。究其原因,在于中國還缺一個良好的“PPP生態”,而營造這個生態則是未來的重點。 切割政府的風險
作為一個20多年前就出現的舶來品,PPP現在才開始在中國登堂入室。
9月30日,財政部宣布將推出一個基建領域的“大蛋糕”:財政部聯合建設銀行、中國人壽等10家大型機構,共同發起設立中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融資支持基金?;鹂傄幠?800億元,將作為社會資本方,重點支持公共服務領域PPP項目發展,提高項目融資的可獲得性。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被稱為“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礎設施中的一種多方參與的項目融資模式。在這種模式下,鼓勵非政府資金與政府進行合作,共同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在各類官方文件中,PPP模式的價值主要在于兩方面:因為有社會資本加入,能一定程度緩解政府財政支出的壓力。同時,不同于政府支出,社會資本具有“逐利”的天性,會更加注重效率,所以與政府在合作中,可以提高設施的建設的效率。
“蛋糕”的出臺,很大程度就在于對各地PPP熱潮的引導和激勵。一項統計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各地推出的PPP項目約1800多個,總投資高達3.4萬億元。如果這些項目全部落實,將對目前的投資疲軟產生極大的改善作用。
PPP項目遍地開花,但問題在于,很多項目都難以融到足夠的資金,還處在紙上項目階段。地方缺錢,而社會資本也在觀望。在這種情況下,財政部的這個支持基金,其目的就在于助推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真正參與PPP的積極性。
資深PPP咨詢專家、北京大岳咨詢有限公司總經理金永祥對《南風窗》記者分析,財政部基金直接投資地方PPP項目的可能性不大,但可能將作為“母基金”來使用。所謂“母基金”,即用基金來解決項目的資本金問題。在解決了資本金的前提下,再通過負債的方式籌集項目剩余資金。金永祥認為,中央級的資金參與PPP項目,也會對地方政府形成一定的約束力,對PPP項目也是一種增信行為。
金永祥表示,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可能正在觀望,而PPP基金等中央政府“政策組合拳”的出臺,有望撬動一場PPP大規模投資的熱潮。
目前而言,中國經濟的確太需要這樣一場投資熱潮了。投資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但“馬車”兩個“輪子”都出了問題。
在資金投向這個“輪子”上,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是兩大投資主干。但一項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至8月,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僅為3.5%。而在2014年之前,房地產開發投資的同比增速都在10%以上,有的時間段甚至超過30%。此外,制造業的投資增速下滑更無須贅述,“中國制造”的危機由來已久。
融資方能投資,對資金來源這個“輪子”而言,跑起來并沒有以前那么快了。中國基礎建設的投資套路主要是,財政資金“撬動”銀行貸款的模式,前者是杠桿,后者是主體。不過,現在的“杠桿”并沒有以前那么強大了。
財政部長樓繼偉在今年的一個公開演講中透露,2014年,我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4.0350萬億元,增長8.6%;其中,中央財政收入6.449萬億元,增長7.1%;地方本級收入7.586萬億元,增長9.9%。樓繼偉表示,這個增速水平是1992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的最低增速。
除了財政收入增速的下滑,堆積的債務風險更是大問題。樓繼偉表示,未來需要對地方政府與新增的相關債務作全面、規范的分離與切割,而PPP就是一種較好的切割方式。他明確提出,通過政府和社會資本的雙方合同,把今后的風險通過收費和補貼來長期分攤,政府債務變成企業債,緩釋風險。
樓繼偉的話其實已經相當明確,PPP對于保增長和防風險有著雙重的意義,這也是財政部力推的重要原因。
樓繼偉表示,未來需要對地方政府與新增的相關債務作全面、規范的分離與切割,而PPP就是一種較好的切割方式。 簽約率最重要
但對于利益相關方而言,PPP卻要顯示出足夠的吸引力并不容易。
去年以來,各地公布的PPP項目多如牛毛,但真正和社會資本簽約成功,資金落實的并不多。今年4月,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副司長羅國三直言,全國各地公布的PPP項目,大概只有10%~20%左右簽訂了合同。
在全國范圍內,湖南省是力推PPP較為積極的省份。該省財政廳統計,2014年年底推出的首批30個共計583億元的省級PPP示范項目,目前已有17個項目和社會資本簽約,簽約率為57%,投資額超過300億元,這個簽約率領先于全國水平。
在業內人士看來,全國范圍內的簽約難,主要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項目太差,收益率低,且沒有保證,對社會資本沒有吸引力;二是制度不健全,利益相關方權益保證機制不足,讓社會資本望而卻步。
一些財力雄厚的地區,參與PPP的積極性并不高,因為它們從銀行貸款并不難,它們更樂于采取以財政投入為主的投資模式。相對而言,另一些經濟落后、財力不振的地方政府,可能將并不符合要求的項目包裝成PPP,以便于項目融資或者套取補貼。
制度建設方面的問題更為急迫。對社會資本而言,其更看重投資權益的保障。打個比方,某市要修一座橋,但是社會資本參與修好后,地方政府為了拉動更多的投資,可能在銀行信貸寬松時,再修一座。這種重復建設既浪費資源,更會導致先前的投資項目營運困難,投資收回遙遙無期。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簽訂一個排除性的條款,比如多大的范圍內不允許重復建設。如果地方政府違背協議,將對社會參與方予以賠償或回購項目。但這樣的條款,要么地方政府不愿意簽,或者根本就談不攏。
湖南省之所以簽約率較高,和該省推出的PPP項目質量較高和相關制度較為完善有關。2014年,該省印發了全國首個省級PPP指導意見,對具體操作進行了規范,也對社會資本的進入的權益保障有了制度設計。同時,湖南也是第一個成立PPP領導小組的省份,還專門成立了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管理中心。
在中國PPP沙龍(湖南)第二期論壇上,湖南省財政廳副廳長劉文杰表示,該省將設立PPP融資基金,資金規模初定為100億元。市縣聯動,由財政出部分資金,再向銀行、保險等社會資本募集部分資金,主要用于解決項目資金缺口,降低項目融資成本。
劉文杰還透露,目前,對于省內的“兩供兩治”(供水和供氣、污水治理和生活垃圾治理)項目,已經下發了1300萬貼息獎補。
對于民營資本的進入問題,劉文杰表示,民營企業的確存在觀望情緒,但也有參與的熱情。要推動民企參與,一方面需要有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還需要有利潤回報。PPP項目周期長,回報率可能只有7%~8%左右,民營資本未必感興趣。
但劉文杰也告訴《南風窗》記者,該省對民營資本沒有限制,只要他們感興趣的項目,都可以參與。
實際上,在全國范圍內,參與PPP項目的社會資本也多為國企,真正的民企并不多。因此,也有觀點認為,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中的“Private”翻譯為“社會資本”其實相當貼切,因為翻譯為私人資本,其實并不符合中國的實情。
盡管目前的PPP項目參與者多為國企,但國企參與也有其價值所在,比如會為項目增信,從而降低項目貸款的利率。同時,作為非政府力量介入,也對地方的“盲目上馬”有一定的制衡。
一位參與中部PPP項目的國企人士對《南風窗》記者表示,國企畢竟是企業,不是政府,也會考慮項目的科學性和一定的回報率?!斑@對項目是一種促進,也是中央推動PPP的政策目的之一。” “PPP生態”
民營資本興趣不大,PPP淪為國企和地方政府的游戲,這無疑說明中國的PPP市場環境還需完善。金永祥曾供職于北京市計委,其創立的大岳咨詢曾為北京地鐵四號線、蘭州威立雅水務等國內標志性PPP項目提供咨詢。在他看來,中國的PPP曾經走過很多“彎路”,未來還需要不斷營造一個良好的“PPP生態”。
今年9月,金永祥作為中方咨詢機構代表參加了中英經濟財金對話PPP圓桌會。他對《南風窗》記者表示,英國的PPP模式之所以相對規范,和該國第三方咨詢機構的發達不無關系。對中國而言,獨立咨詢第三方對PPP生態的構建具有更重要的價值。
目前,國內PPP多為國企作為社會資本參與。金永祥認為,在一些地區,由于央企能拿到大量的銀行貸款,因此成為PPP的主角。很多時候,地方黨委書記和央企董事長吃頓飯就解決了項目規則問題,缺乏足夠的調研和論證,這意味著競爭、透明的市場規則被拋于腦后。
在這種情況下,PPP項目“游戲規則”的制定對其他參與的社會資本可能是不公平的。如果要鼓勵民企加入,那么必須讓相對權威和獨立的第三方咨詢機構加入這場多方博弈,對項目的前期規劃、規則制定提供客觀的第三方意見。只有這樣,才能解除民營資本的后顧之憂,讓PPP不斷吸引更多元化的社會資本進入,而不是讓國企一直唱獨角戲。
除了微觀生態之外,宏觀生態也是PPP所必須。金永祥曾經手一個中部大城市的地鐵PPP方案,該項目需要100億元資金,本來計劃吸引社會資本進入。但到了最后,該城市竟然不再需要社會資本了。因為,有幾家銀行突然愿意直接貸款給該項目,而且銀行自擔風險。原來,當時中央剛推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銀行信貸的“大蛋糕”來了。
更讓金永祥感到離奇的是另外一個城市。該市的引水項目正在準備PPP方案,忽然咨詢人員聯系不上客戶了。原來,知道中央的經濟刺激政策之后,客戶都跑到北京來等“大蛋糕”了,最后資金輕松解決。
目前,PPP的宏觀環境已得到很大改善,在中央層面,國家對PPP的推動是積極的。在2014年的《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中,PPP被明確定位于解決地方債務危機的工具之一,獲得了中央政府給予的“法律地位”。
另一方面,“四萬億”式的信貸狂潮可能正在成為歷史。法國里昂證券認為,目前中國銀行業的壞賬率可能高達8.1%,這意味著中國銀行業將有7.5萬億元人民幣的資本缺口,超過中國GDP的1/10。
關鍵詞:軌道交通;PPP模式;融資
城市軌道交通是世界大城市中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具有運營有序、速度快、準時、可達性好、客運量大等優點,據中國國家發改委和建設部提供的資料顯示,“十五”期間,中國軌道交通建設投資將達2000億元,建成總長度450公里左右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預計未來15年中,我國建設軌道交通的城市可達30個以上,新建的軌道交通總里程將達到2000~3000公里,城市軌道交通系統承擔50%~80%的城市交通客流量。軌道交通的快速發展勢必需要大量建設資金的投入,但因其投資量大、盈利低、回收期長而使其籌集建設資金較為困難。目前,我國軌道交通的融資模式仍以政府投入為主,融資方式的單一將嚴重影響軌道交通的建設進度。為了拓展軌道交通的融資模式,加快我國的軌道交通建設,本文對PPP模式進行了一些探討。
一、PPP融資模式介紹
PPP模式的主要運作思路見圖1。根據國際經驗,世界各城市軌道交通項目的投融資、管理模式大多采用“國有國營”模式,即完全由政府財政投入、建設并運營。采用這種模式的主要原因在于軌道交通項目投資大、盈利低、投資回收期長,社會投資者投資地鐵建設和運營的積極性不高。世界上主要的特大型城市,如紐約、柏林、巴黎、莫斯科、漢城等地鐵項目都采用“國有國營”模式。為了拓展資金來源,提高建設、運營效率,一些國家或城市在傳統的“國有國營”模式的基礎上對地鐵的融資渠道、建設和運營環節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建立多種收益模式,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社會投資,同時引入市場競爭機制,達到對地鐵項目市場化運作的目的。其中,PPP模式作為近年來在國外基礎設施領域新興的一種項目運作方式逐漸受到廣泛的關注。
PPP模式是公共基礎設施建設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優化的項目融資與實施模式,這是一種以參與方的“雙贏”或“多贏”為合作理念的現代融資模式。其典型的結構為: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通過政府采購形式與中標單位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簽定特許合同(特殊目的公司一般由中標的建筑公司、服務經營公司或對項目進行投資的第三方組成的股份有限公司),由特殊目的公司負責籌資、建設及經營。政府通常與提供貸款的金融機構達成一個直接協議,這個協議不是對項目進行擔保的協議,而是一個向借貸機構承諾將按與特殊目的公司簽定的合同支付有關費用的協定,這個協議使特殊目的公司能比較順利地獲得金融機構的貸款。采用這種PPP融資模式的實質是: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加快建設及有效運營[1]。
PPP代表的是一個完整的項目融資概念。政府并不是把項目的責任全部轉移給私人企業,而是由參與合作的各方共同承擔責任和融資風險。政府的公共部門與私人參與者以特許協議為基礎進行合作,與以往私人企業參與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方式不同,他們的合作始于項目的確認和可行性研究階段,并貫穿于項目的全過程,雙方共同對項目的整個周期負責。在項目的早期論證階段,雙方共同參與項目的確認、技術設計和可行性研究工作,對采用融資的可能性進行評估確認,采取有效的風險分配方案,把風險分配給最有能力的參與方來承擔。成功融資方式的標志就是它在各參與方之間實現了令人滿意和有效的項目風險分配。PPP模式中,若公共部門與私人企業之間存在分歧,任何一方不能獨自改變項目的實施,而應當平等地在特許協議基礎上處理。
PPP模式使政府部門和民營企業能夠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即把政府部門的社會責任、遠景規劃、協調能力與民營企業的創業精神、民間資金和管理效率結合到一起。
1)PPP模式使民營資本更多地參與到項目中,提高了效率,降低了風險。這正是現行項目融資模式所缺少的。PPP方式的操作規則使民營企業參與到項目的確認、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在內的整個項目運行周期中,這不僅降低了民營企業的投資風險,而且能將民營企業在投資建設中的高效管理方法與技術引入到項目中,還能有效地實現對項目建設與運行的控制,從而有利于降低項目建設投資的風險,較好地保障國家與民營企業各方的利益。
2)PPP模式有利于轉換政府職能,減輕財政負擔。政府可以從繁重的事務中脫身出來,從過去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變成監管的角色,從而保證質量,也可以在財政預算方面減輕政府壓力[2]。
3)PPP模式可以使政府部門和民間部門取長補短,發揮政府公共機構和民營機構各自的優勢,彌補對方的不足。雙方可以形成互利的長期目標,以最有效的成本為公眾提供高質量的服務。
關鍵詞:農業科技園區;PPP;融資模式;引導基金;資金杠桿;社會資本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重點強調了“三農”工作的抓手、平臺和載體建設,農業科技園區建設就是其中重要一環,通過園區建設匯集資金、科技、人才、項目等要素,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促進三產融合,加快推動現代農業發展。但在園區建設過程中,建設資金缺乏、來源單一等因素嚴重制約了農業科技園區的可持續發展,也無法發揮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載體作用。因此,有必要對農業科技園區的融資難題進行深入研究。目前,國外對農業科技園區的融資問題研究較少,主要是針對中小企業融資問題進行研究。在已有的研究結果中,國外學者側重從完善市場機制的角度來研究中小企業融資體系建設問題[1-2]。國內對農業科技園區融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約因素分析和創新融資體系構建這兩方面。在已有的融資體系構建研究中,有學者強調應在園區建設過程中引入風險資本[3-4],有學者從直接和間接金融市場等不同角度構建了園區融資體系[5-8],但上述研究更多強調政府在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中的資金主導地位,較少從純市場角度或政府與市場結合的角度進行構建。因此,筆者嘗試從政府和市場結合的角度出發,整合資金,借助PPP模式,構建農業科技園區融資模式,用于解決園區融資難問題。已有的關于農業科技園區融資的研究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園區建設過程中涉及的融資問題,二是園區內科技企業的融資問題。筆者重點針對園區建設所需資金問題進行研究。
1農業科技園區融資中存在的問題
農業科技園區是集農業技術創新、科技成果轉化和特色技術示范,以及服務農業綜合發展于一身的載體[9],其運行機制為“政府指導、企業運作、中介參與、農民受益”[10]。這就使得農業科技園區具有混合組織特性,既要滿足園區自身的利益目標又要滿足一定的公益性目標[11]。正是這種混合特性,使得其運營難度增大,降低了其對資金的吸引程度。目前,農業科技園區建設資金供給主體包括政府、金融機構、企業和其他組織,涉及到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首先,從政府角度來看,財政支持力度不足。在國家級和省級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中,都有一定的財政撥款,但資金量相對較少,且投入方式比較粗放,缺乏針對性,存在“大水漫灌”“天女散花”的現象;同時這些財政資金多作為園區建設前期的啟動資金,并沒有通過一定的市場機制(如園區引導基金等)發揮其引導作用和杠桿效應。此外,政府的支持更多體現在對農村土地使用的優惠政策上,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園區建設成本,但這種土地僅可使用不能用來抵押,無法解決園區后續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其次,從傳統金融機構角度來看,園區建設缺少抵押資產,傳統融資渠道狹窄。農業科技園區缺少有效的抵押資產(由于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無法進行抵押),且收回投資周期長,因此傳統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無法提供大規模的貸款支持,即便支持,資金數額相對較小、期限較短、利率相對較高。再次,從企業或其他組織(如涉農高校或科研院所)角度來看,園區建設規模較大,企業或其他組織很難獨自承擔建設費用。另外,盡管園區遵循市場化運作的模式,但由于農業科技園區具有一定公益性目標[12],使得其在運作過程中無法完全按照市場規律運作,盈利效率下降,降低了企業投資意愿;同時,盡管政府在園區建設中投入的財政資金有限,但并不想喪失其對園區的“引導權”,表現出來的就是政府的控制力和其出資規模不匹配,這種不匹配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的投資意愿。最后,由于園區的特殊性質,其他融資渠道,如上市、發行債券等形式尚難以大規模開展。因此,在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中引入PPP融資模式恰恰可以解決上述問題,實現其“政府引導,企業投入,市場化運作”的初衷。
2引入社會資本的PPP項目融資模式的引入
PPP模式表面上跟現有的園區融資模式非常類似,都是政府和社會資本的合作,但兩者之間有本質的區別,即PPP模式具有三大特征:伙伴關系、利益共享、風險共擔[12]。在農業科技園區建設中引入PPP模式有利于協調各方關系,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機制,推進農業科技園區健康發展。
2.1構建思路
著力于解決現有農業科技園區融資過程中的瓶頸問題,調動各方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基于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合作機制,確立共同目標,促使政府和企業形成伙伴關系,以期實現各自追求(在共同目標下,私營部門是以此目標來實現其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而公共部門則是以此目標實現其對公共福利的追求),進而推進農村科技創新,推動農業科技成果轉化與示范,促進農民增收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轉變。
2.2構建原則
伙伴關系是前提。堅持政府與企業間的合作,以合作為基礎,堅持契約精神、法制意識和平等意識,利用雙方異質資源的互補優勢,構建積極的合作關系,實現公平和效率目標的平衡。利益共享是基礎。PPP項目中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并不是簡單的利潤分享。這里的利益分享除包括分享企業等私人部門和機構獲得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還包括分享PPP項目的社會成果(非金錢回報)。因此,在PPP項目中,既要兼顧私人部門的利益需求,還要控制其可能出現的高利潤。風險共擔是關鍵。堅持風險共擔相當于創建了一種約束機制,有利于克服政府和企業在園區建設中規避風險并轉嫁給對方的情況,有利于提高項目的風險管理能力,有助于改善園區融資供給質量和效率[13]。
2.3運行機制
農業科技園區PPP融資模式遵循市場規律運作,具體運行流程如下。第一步,建立農業科技園區發展引導基金。整合地方涉農科技資金,結合農業科技園區財政建設資金共同組成農業科技園區發展引導基金,按照市場化方式運作,是下一步杠桿效應放大的基礎(圖1中①部分)。第二步,財政資金杠桿放大。利用已經成立的農業科技園區發展引導基金作為抵押,向商業銀行或政策性銀行進行融資,實現財政資金杠桿放大效應(圖1中②部分)。第三步,農業科技園區建設過程(PPP開發項目)。把經過放大后的財政資金和社會資本(包括企業自有資金和企業融資部分)共同注入到農業科技園區的建設中,按出資比例進行權責劃分。農業科技園區發展引導基金和社會資本兩方共同構成了PPP項目的初始投資資金(圖1中③、④部分)。第四步,農業科技園區運營過程。以社會資本為主體,按照市場化機制,運營農業科技園區,獲得收益可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產業化經營收益,由社會資本和園區引導基金共同獲得,按投資比例分成;另一部分包括租金和利息,租金主要用來支付園區建設占用農民土地的租金,利息主要用來支付向金融機構借貸資金的報酬(圖1中⑤~⑨部分)。最后,支持園區企業,帶動周邊產業化發展。農業科技園區發展引導基金利用獲得的收益給園區內企業提供優惠資金供給,并支持周邊農業產業發展,實現引領、帶動、輻射效應(圖1中⑩部分)。
2.4保障措施
保持政策的持續支持。穩步推進財政投入增長機制,確保各級財政投入逐年加大,整合涉農科技資金以PPP融資模式重點支持國家級、省級農業科技園區建設,發揮財政資金杠桿作用,解決農業科技園區融資瓶頸問題。提升科技管理部門內部協作,做好相關政策銜接,只要能對園區融資提供咨詢、人才支持的政策都可以融入進來,真正體現農業科技園區在農業科技創新領域的載體、平臺作用。建立完善的信用擔保機制。借助地方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建立農業科技園區融資擔保體系,創新擔保方式,提高擔保機構對農業科技園區融資的擔保能力和積極性,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農業科技園區的信貸支持力度,形成政府、銀行、擔保公司及企業多元參與的信貸風險分擔機制。加強和完善農業科技保險服務。在現有工作的基礎上,涉農保險機構根據農業科技園區建設特點,探索涉農保險資金參與農業科技園區基礎設施建設支持農業發展的方式方法。積極進行產品創新和應用試點,積累大規模農業基礎建設的投保經驗,進一步拓寬農業保險服務領域,也可有效降低農業科技園區建設風險。
3結語
農業科技園區PPP融資模式的構建有利于財政資金集中力量辦大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對周邊農業發展、農民致富的輻射、帶動效果顯著;有利于解決農業科技園區融資難問題,通過政府與企業合作,引入市場機制,撬動社會資本向農業農村流動,有效緩解政府財政資金不足的情況;有利于園區管理機制的創新,PPP模式可有效解決農業科技園區混合組織特性所帶來的管理難題,通過確立政府、企業的共同目標,以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機制實現兩者合作上的伙伴關系,有效調動雙方積極性,發揮各自優勢,實現運營效率的提高和項目質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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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PP融資模式的內涵
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私合作伙伴關系模式,是由政府部門或地方政府通過采購形式與中標單位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簽訂特許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負責建設及經營的一種融資模式。PPP模式的顯著特點在于私人企業的參與,提高基礎設施的建設和服務效率。在PPP模式下,政府和私人企業之間是合作關系,雙方風險共擔,分散了政府的投資風險。其缺點在于組織結構形式比較復雜,涉及到多個利益關聯方,不確定因素較多,管理難度比較大。
2. PPP融資模式在國外鐵路建設中的應用
2.1自從1997年日本政府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公共項目開始,PPP模式在日本便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可以說日本現在新干線融資模式是個典型的PPP模式: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內鐵路公司三方共同出資建設,由運輸設備整備事業團管理資金,由鐵路建設公團負責建設、管理、租賃或轉讓新干線。
2.2 2005年,法國建立了國家鐵路運營公司(RENFE-Operator)和鐵路基礎設施管理局(ADIF)。2006年,法國政府授權RFF可以采用PPP模式作為新的融資工具來融資。鐵路資金需求與可用公共資金之間的缺口很大,加之新的政策法規為PPP模式的發展提供了保障,因此促進了PPP模式的發展。法國PPP的主要形式是合伙契約或特許經營協議。法國鐵路第一批使用PPP融資模式的高速鐵路線是GSM-R計劃、歐洲南大西洋高速線和尼姆-蒙彼利埃新線。
2.3直到現在,美國鐵路仍把項目融資作為資金籌集的主要方式。路網建設投資是當前美國鐵路發展的主要問題。PPP模式是美國路網建設的重要融資模式。美國耗資30億美元修建的東北走廊鐵路項目,其中56%的資金是由政府投資,17%由地方投資,其余全部來自于私人部門的投資。
3. 鐵路領域選擇PPP融資模式的優勢
3.1 PPP融資模式可以盡早確定哪些鐵路建設項目可以進行項目融資,并能在項目初始階段更好地解決項目整個生命周期中的風險分配問題。從運作程序來看,PPP融資模式包括選擇項目合作公司、確立項目、成立項目公司、招投標和項目融資、項目建設、項目運行管理、項目移交等環節。PPP方式的操作規則使民營企業參與到包括鐵路建設項目的確認、設計和可行性研究等前期工作在內的整個項目運行周期中,有效地實現了對項目建設與運行的控制,從而有利于降低項目建設投資風險,較好地保障國家、民營企業、銀行及消費者等各方的利益。
3.2 PPP融資模式中私人企業從項目論證階段就開始參與項目,有利于采用私人企業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我國鐵路目前還處于長期壟斷性經營,沒有直接競爭對手,容易導致運營效率低,服務水平差。而PPP模式的經營者會主動降低運營成本、提高運營管理效率和不斷創新的意識。采用PPP方案可以使有意向參與項目建設的私人企業與政府或有關機構在鐵路建設項目的論證階段,共同商討項目建設過程中所采用的技術方案,從而有可能采用較新的研究成果。
3.3 PPP融資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民營企業的盈利。民營企業的投資目標是尋求既能夠還貸又有投資回報的項目。采取PPP模式,政府可以給予民營企業相應的政策扶持作為補償,如稅收優惠、貸款擔保、給予民營企業沿線土地優先開發權等,通過實施這些政策,提高民營企業投資鐵路項目的積極性。
4. 鐵路實現PPP融資模式的政策建議
我國鐵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渠道相對單一,還沒有真正實現投融資主體多元化。雖然自2004 年起鐵道部先后與各省市政府簽署部省協議,共同合作建設鐵路,但在投資方面鐵道部仍占主導地位,社會資本進入鐵路建設還沒有真正意義上得到實現。PPP是20 世紀90 年代初在英國興起的一種新的融資方式。通過上述分析,PPP 模式在我國鐵路建設中具有可行性。
2004年《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和2006年《鐵路“十一五”規劃》的,使我國鐵路建設進入高速發展時期。鐵路建設需要充足的資金作保證,而PPP融資模式則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和嘗試。我們在運用PPP 融資方式時,可以結合我國具體的國情,并借鑒國外經驗,促進我國鐵路建設的高速發展,從而帶動全社會的經濟快速發展。在實施PPP融資模式時,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幾點。
4.1確立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鐵路建設項目具有投資大、周期長、內部結構復雜、所涉及因素眾多等特點,從而產生了大量的風險,因此,要想吸引民營投資者,就要設計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是項目具有吸引力的關鍵因素。項目的風險分配應該根據每個參與者的具體情況,將某類風險分配給最適合承擔的參與者,從而使項目的整體滿意度最高。在PPP項目中,可采用項目完工擔保、資金缺額擔保,也可對一些風險投保,包括對建設工程一切風險(CAR)的保險,對預期利潤損失風險(ALOP)的保險,對第三者責任風險(TPL)的保險等。
4.2轉變政府職能。采用PPP融資模式,實際上是在過去壟斷的公用事業項目中引入市場競爭機制,而政府職能的合理定位和有效履行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決定性因素。對于私人投資者而言,最關心公私合營協議中的政府監管風險,包括特許權招投標過程是否透明,協定的運價制度是否能遵守,投資者是否具有真正的運營自由,政府是否能按時進行財政撥款等。這些都需要政府盡量采取市場化或激勵性的支持手段,為鐵路建設提供良好的投資環境。
4.3政策保障?;A設施建設公益性的特點使其定價不能完全遵循市場化的原則,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流動性風險較大,因此,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給予基礎設施投資一些優惠,如稅收優惠、低息貸款、擔保貸款、鐵路沿線的土地開發優惠等,充分調動民營資本的積極性。
4.4法律和法規保障。項目進行PPP模式運作,需要在項目設計、融資、運營、管理和維護等各個階段對政府部門與企業各自承擔的責任義務和風險進行明確界定,以保護雙方的權益。因此PPP項目的運作需要清晰完善的法律和法規制度予以保證。
參考文獻:
[1] 王杰.論我國鐵路建設項目融資模式創新[J].當代經濟,2008(3).
[2] 趙丕.論PPP模式在鐵路融資中的應用[J].現代商業,2008(29).
[3] 饒為富,李蔚.鐵路投資新理念-公私合作項目融資[J].鐵道工程學報,2007(3).
Abstract: PPP is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public infrastructure. Using PPP to develop endowment real estat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financing risk, and realize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By establishing a game model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 we candetermine the risk ratio. Theconclusion is that the higher risk-return we expect, the greater proportion of risk we take.
關鍵詞:PPP模式;養老地產;融資風險分擔;博弈模型
Key words: PPP;endowment real estate;financing risk share;gametheory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0-0031-02
0 引言
我國是一個人口老齡化相當嚴重的國家,有數據顯示,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2015年底已達22200萬人,占人口總數16.1%,相較于2014年底,增長了4.5%。人口老齡化對整個社會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人口老齡化增加了社會養老負擔,增大了養老服務、醫療建設等國家養老開支;另一方面,老年群體規模的擴大,使得社會對養老機構、養老設施的需求也在變大,養老地產的出現,既能滿足老年人需求、緩解國家養老壓力,同時給投資者帶來新的商機。
養老地產作為一種將養老、商業、醫療、護理等多種要素有機結合的新型地產,除了具有傳統房地產開發的一般特點外,還面臨政策不確定性風險、投融資模式不完善、市場不夠成熟以及租售經營模式不固定等因素[1],開發養老地產伴隨著高風險。政府的參與,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能夠有效的降低風險。因此,利用PPP模式發展養老地產是十分有利的。
1 PPP模式發展養老地產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趨勢,近年來政府陸續出臺了相關文件推進養老事業發展,其中2015年2月出臺的《關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的實施意見》中,明確指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建養老產業。PPP模式作為一種公私合作模式,鼓勵民營企業與政府公共部門建立伙伴關系,在公共基礎設施領域中應用廣泛。PPP項目能夠有效緩解投資各方資金壓力,分擔風險,實現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雙方互贏。
我國養老地產起步晚,發展不成熟,仍處于摸索階段。目前試水的養老地產盈利模式也不固定,現今研究最多的養老地產盈利模式主要有“長期持有”、“出售”和“出售與持有相結合”以及 “ 持有+ 銷售” 模式[2],因此,開發養老地產沒有固定模式照搬照抄,面臨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更多,而融資是制約養老地產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養老地產的特殊性質使得投資者面臨的風險因素更多,稍有不慎,就可能導致資金鏈斷裂,難以回收成本。因此,運用PPP模式發展養老地產需要特別重視風險的分擔。
2 融資風險的分擔
結合國內外PPP項目案例,以及養老地產開發融資風險研究資料,可以將養老地產PPP項目融資風險分為內部風險和外部風險兩大類。內部風險一般由房地產開發企業自身決策管理所導致,包括信用風險、經營風險等;外部風險主要受外界因素影響,包括政策風險、金融風險、不可抗力風險等,具體分類如下。
內部風險:①信用風險,主要指違約風險;②經營風險,一般包括決策風險、技術風險、管理風險等。外部風險:①政策風險,一般包括法律政策變更風險、稅收風險等;②金融風險,一般包括通貨膨脹風險、市場風險、匯率風險、利率風險等;③不可抗力風險,指無法預料的風險,一般包括地震、火災、洪水等風險。
養老地產PPP項目的參建主體較多,可以概括分為兩大類: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雙方通過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分擔風險和利益。許多學者都對項目融資風險分擔做過研究,認為風險分擔最理想的效果是由對風險最可控的一方承擔風險,并且承擔方所付出的成本最低。但在現實情況下,這兩個條件往往不能同時滿足。養老地產PPP項目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風險因素,對于投資者而言,不同風險偏好會影響其投資決策行為[3],某些風險因素往往是由參建方共同承擔。博弈論能夠確定養老地產PPP項目參建方分擔的風險比例,對投資者項目決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3 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博弈分析
3.1 模型假設
在實際項目中,風險如何分擔以及分擔的比例主要靠各投資方通過談判來決定。我們可以把項目利益相關者簡單的劃分為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兩方,運用Rubinstein輪流出價模型進行博弈分析[4],確定項目風險分擔比例。分別用P、Q表示政府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因為時間是有價值的,因此用δi表示貼現因子(i=P,Q),且δi∈(0,1]。私營企業與政府公共部門各自承擔的風險比例分別用x和1-x來表示。
3.2 Rubinstein博弈模型建立
在Rubinstein輪流出價模型中,假設P先出價x1,Q可以選擇接受或者拒絕,如果Q接受,則博弈結束,按照P的方案來分配項目風險,即P承擔風險比例為1-x1,Q承擔風險比例為x1;如果Q拒絕,則進行下一輪博弈,Q可提出新報價x2,同樣P可選擇接受或拒絕,如果P接受,則博弈結束,按照Q的方案來分配項目風險,即Q承擔風險比例為δPx2,P承擔風險比例為δQ(1-x2);如果P拒絕報價,輪流出價過程將繼續進行下去,直至一方報價被另一方接受,如圖1所示。
3.3 模型求解
Rubinstein證明了在無限期輪流出價博弈中,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企業唯一的子博弈精煉納什均衡是 (公式(1))和 (公式(2))[5]。政府公共部門選擇的博弈均衡戰略為在t=1,3,5…時,出價 ,在t=2,4,6…時,對于大于等于 的報價接受,其他拒絕;而私營機構選擇的博弈均衡戰略為在t=1,3,5…時,對于大于等于 的報價接受,其他拒絕,在t=2,4,6…時,出價 。
假設貼現因子為 (i=P,Q)(公式(3)),Ri為養老地產項目風險收益率,將公式(3)代入公式(1)和公式(2),則政府公共部門承擔的風險比例為 ,私營機構承擔的風險比例為 。至此,談判結束,雙方各自承擔的風險比例也已確定。
3.4 案例分析
政府與私營機構共同開發某養老地產項目,采用談判方式輪流出價。假設政府部門預計風險收益率為10%,私營企業預計風險收益率為30%,由政府部門首先出價,雙方談判直至達成協議為止。
由上述計算可知,對風險收益期望越高,其承擔的風險比例也越大。
4 結語
養老地產項目開發具有高風險,利用PPP模式發展養老地產項目,能夠有效降低風險,實現社會資源合理配置。通過建立輪流出價模型,對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機構之間進行博弈分析,確定雙方承擔風險比例,對投資者投資養老地產項目具有一定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1]成良劍.養老地產的全面風險管理研究[D].山東:青島理工大學,2014.
[2]吳新堅.養老地產商業模式探討[J].城市開發,2011(12):14-15.
[3]楊敏利,黨興華,涂宴卿.基于投資者不同風險偏好的風險投資決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8(8):194-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