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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儲蓄;投資;相關性

中圖分類號：F045-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7)11-0003-07

一、 引 言

儲蓄是投資的資金來源，儲蓄―投資的轉化是經濟學一直關注的一個核心問題。凱恩斯理論分析了影響儲蓄和投資的諸因素，并把“投資＝儲蓄”看成是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提條件，但卻沒有分析如何實現這個條件。哈羅德―多馬模型則認為，只要保證經濟有一個“合意的增長率”，儲蓄便能自動地全部轉化為投資。新古典模型也建立在儲蓄完全轉化為投資的基礎之上。然而，實際經濟運行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儲蓄只能部分轉化成投資。儲蓄能否完全轉化為投資，或者說有多大比例的儲蓄能夠轉化為投資，影響到一國經濟能否實現穩定增長。

學術界都對儲蓄投資相關性問題有著大量的研究，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Feldstein[4]和Horioka選取了16個OECD國家1960―1974年間的平均儲蓄和平均投資數據進行截面回歸，發現一國國內的儲蓄和投資具有很高的正相關性。他們認為可以把國內儲蓄和投資的相關性作為檢驗國際資本流動程度的標準。這是因為，在封閉經濟條件下，國內儲蓄是一個國家國內投資的惟一來源；而開放經濟條件下，國內儲蓄不再是投資的惟一來源，還可以利用國外儲蓄。如果國際資本能夠充分流動，那么從理論上說，國內儲蓄和投資應該是兩個獨立變動的變量。Feldstein和Horioka還將OECD樣本國家總儲蓄分為居民、政府和企業三個部分，對各部門儲蓄與總投資的相關性進行了簡要分析，發現企業儲蓄對總投資貢獻要大于居民儲蓄和政府儲蓄。

Feldstein和Horioka的研究引起了經濟學界激烈的爭論，之后涌現出大量的理論和經驗分析[5]。很多文獻試圖從交易成本、資本市場管制、各種經濟周期沖擊和國家規模等方面來解釋儲蓄投資的高相關性[1-11]。而對于儲蓄投資相關性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程度的檢驗標準，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見。Tesar、Levy和Corbin都認為儲蓄投資相關性不包含任何有關實際資本流動的信息，不能用來檢驗國際資本流動程度[3-10-11]。近年來國內也有不少研究儲蓄與投資的關系的文獻。武劍[14]、肖紅葉和周國富[18]等對中國較低的儲蓄投資轉化率進行了定性分析。包群等[13]利用脈沖響應函數的方法對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居民儲蓄在投資轉化過程中存在明顯的時滯效應。而許雄奇和符濤利用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分析，發現總儲蓄和總投資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和短期動態調整機制。[15]

上述絕大多數文獻集中研究的是總儲蓄與總投資的相關性，而很少有文獻對分部門儲蓄與投資的相關性進行經驗研究和分析。Kuijs[8]把中國儲蓄細分為居民、政府和企業三個部門進行研究，并通過分析得出中國2000年以來的儲蓄率上升，主要是歸因于企業儲蓄率與政府儲蓄率的上升。張明也談到，中國國內儲蓄存在著一個獨特的現象，即從國際比較來看，中國的居民儲蓄、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都并不是最高，但由于這三個部門的儲蓄率都居高不下，所以帶來了中國的總儲蓄率遠遠高于其他國家，甚至高于其他以高儲蓄著稱的東亞國家。[20]由此可見，分析中國的儲蓄投資問題時，區分出政府、居民和企業這三個不同的部門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試圖采用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和一般脈沖反應函數等方法，對中國分部門儲蓄與投資的相關性重新進行分析，以期得到有關中國儲蓄與投資相關性的更為準確的結論。

二 、理論模型和數據來源

根據封閉經濟中的國民收入核算法（SNA），支出法的國民收入可表示為：

其中:(Y-C-T)為私人部門儲蓄（Private Saving），(T-G)為政府部門儲蓄(Public Saving)。近年來企業儲蓄是中國儲蓄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很有必要把企業儲蓄也納入模型。

將私人部門儲蓄(Y-C-T)分為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兩部分，在封閉條件下根據（3）式則有:

由式（4），本文構造如下模型Feldstein和Horioka（1980）所使用的分部門儲蓄與投資相關性估計模型與本文采用估計模型完全一樣。：

本文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來對分部門儲蓄和投資關系進行分析。本文采用1978―2005年的中國國內總投資率、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數據（分別為總資本形成額、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占GDP的比重），數據由UBS根據CEIC數據庫數據估算而得。根據張明（2007），Anderson采用了以下方法來計算中國的部門總儲蓄率：用支出法GDP統計中的國內總投資和經常賬戶盈余數據計算出國內總投資率，根據農村和城鎮抽樣調查數據估算家庭總儲蓄率，用財政賬戶估算政府總儲蓄率，而企業總儲蓄率則是一個余額。

三、經驗檢驗及結果分析

本文對分部門儲蓄與投資的相關性的經驗分析包括五個階段：首先對投資率、居民儲蓄率、

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進行單位根檢驗；如果確認各序列有單位根，就進行協整關系檢驗；如果協整關系存在，就利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進行估計；然后用Granger因果檢驗三部分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后用一般脈沖響應函數來描述分部門儲蓄對投資率的短期和長期動態反應。

（一）單位根檢驗

一般來說，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具有不平穩的特征，需要對它們進行單位根檢驗。表1 給出了這些序列的水平值及一階差分擴展的ADF檢驗值，考慮數據是年度數據，我們取2作為最大滯后階數，并以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準則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準則來判斷實際滯后階數，以及是否選取趨勢項及截距項。

表1si、sp、sg和se四個序列的ADF檢驗結果

變量

水平檢驗結果一階差分檢驗結果

檢驗方法如下:首先對序列水平值做單位根檢驗，再對一階差分做單位根檢驗。如果水平值接受單位根原假設，而一階差分拒絕單位根原假設，我們就認為序列具有I (1) 過程。一般認為，如果一階差分是平穩的，那么二階差分也是平穩的，因此，在此不做I(2) 檢驗。見表1。

投資率1%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設，其余的數據水平值都在5%的水平上接受原假設，即序列是非平穩的。但是，在一階差分后，si、sp、sg差分序列在1%的顯著水平都是平穩的，se差分序列的差分序列在5%的顯著水平是顯著的。因此，si、sp、sg和se四個序列都是非平穩的I（1）的過程。

（二）Johansen 協整檢驗

對于具有相同單位根性質的時序數據，可以利用Johansen 檢驗來判斷它們是否具有協整關系，從而考察si、sp、sg和se四個變量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的變動關系。Johansen 檢驗的基本原理是采用最大似然法估計包含有關變量一階差分滯后項和水平量一階滯后項的向量自回歸(VAR) 模型，同時解出其中水平量估計系數矩陣中對應不同秩數的特征根。

首先，建立一個VAR（P）模型：

其次，應當確認模型的滯后階數p，以便為下一步的協整檢驗提供一個合適的滯后階數。無論是在Johansen 協整檢驗還是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滯后階數p都是一個重要的參數。實際研究中，比較常用的方法是AIC（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信息準則和SC（Schwarz Criterion）信息準則。我們用常用的方法，先估計一個向量回歸模型（VAR），通過檢驗它的滯后階數來選取相應協整分析中的階數。考慮本文所用數據均為年度數據，滯后階數超過3表示的意義不大，故最大滯后階數選為3，因而得到不同滯后階數VAR模型的AIC和SC值（見表2）。

根據AIC和SC 信息準則，AIC、SC的值越小越好。根據AIC準則判斷，滯后階數應為3，而根據SC準則判斷，滯后階數應該取1。不過考慮到VAR模型回歸得到了數個顯著的3階滯后項的系數，因此本文采取AIC準則，VAR模型取3階滯后。

最后，進行Johansen 協整檢驗。Johansen 協整檢驗需要注意的是協整檢驗是用ΔYt 對ΔYt-1，ΔYt-2，ΔYt-p，及其他外生變量作回歸的，此時與原序列的最大滯后階數要小于1。由上面VAR 模型的滯后階數判斷可知，協整檢驗的滯后區間應設定為（1，2）。根據本文數據的特性，檢驗時協整形式選取序列有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只有截距，可得表3。

由表3可知，跡統計量在5%的顯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個協整關系，極大值檢驗統計量在10%的顯著水平上判定存在1個協整關系。這證明si、sp、sg和se 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即投資率、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之間確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估計

VEC模型是含有協整約束的VAR 模型，一般用于具有協整關系的非平穩時間序列建模。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為我們提供了分析長期動態關系的工具，利用Johanson方法對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進行估計。根據上文的分析，滯后階數取2，則上文設定的誤差修正方程為：

其中，（）內為標準差，［ ］內為t統計量。sg、se兩個變量的t統計量不顯著，但考慮到該方程中sg、se兩個變量對于解釋si必不可少，本文予以保留。

用Eviews5-0得到的短期誤差修正方程，在5%的顯著水平，查表可得自由度為15(n-p-1=15為自由度)時t統計量臨界值為1-75（顯著水平為10%時t統計量臨界值為1-34）。在5％顯著水平，剔除不顯著回歸系數得結果如下：

首先，從協整方程上看，在前人研究中，只考慮整體儲蓄或兩部門儲蓄（居民儲蓄和政府儲蓄），一般得到的結果是中國儲蓄和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正相關性。與以往結論不同，在考慮三部門儲蓄與投資相關性的情況下，中國居民和企業儲蓄與投資存在長期正相關性，而政府儲蓄與投資之間存在長期的負相關性。具體來說，一單位的居民儲蓄率變動將引起投資率的0-2個單位的正向變動；一單位的政府儲蓄率變動將引起投資率的0-19個單位的反方向變動；一單位的企業儲蓄率變動將引起投資率的0-4個單位的正向變動。這說明：

（1）中國儲蓄與投資的相關系數相對于其他國家來說仍然偏低。例如美國的儲蓄與投資相關系數為0-8，瑞士為0-65，大多數國家超過0-6[19]。這說明中國投資儲蓄轉化率較低，金融體系把投資轉化為儲蓄的效能有待于改善。

（2）中國企業儲蓄對投資的貢獻度高于居民儲蓄，近年來企業儲蓄率不斷上升，從1980年的16-2%上升到2005年的30-2%，整整增加了14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的投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是由于企業的儲蓄太高、增長速度太快，而企業儲蓄一般會直接轉化為企業投資。

（3）政府儲蓄率上升一個百分點將引起投資率下降0-19個百分點，即中國政府儲蓄與投資之間具有負相關性。這可能是因為在由政府儲蓄轉化而成的政府生產性投資對私人投資存在較為嚴重的擠出效應。政府生產性投資率增加一個百分點，私人投資率將下降1-19個百分點。另外，UBS對政府儲蓄率的計算可能存在低估，因為UBS對政府總儲蓄率的計算是基于財政賬戶余額，并進行了一定調整，可能存在對政府消費性支出的高估。[20]

（4）方程的截距項為0-26，代表國際資本流動對中國投資長期變動的影響，考慮到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時間、目前的開放程度以及中國改革開放后外商投資流入的力度，截距項的估計值也基本符合當前中國實際情況。

其次，對短期誤差修正方程進行分析結果如下：

（1）方程的vecm系數很大，達到-1-12，這表明一旦投資發生短期波動而出現偏離，其向長期均衡關系回歸速度很快，這進一步證明了模型的長期均衡協整關系是比較穩定可靠的。另外，要注意的是，vecm系數的絕對值大于1，這說明在發生短期波動出現偏離時，在向長期均衡關系回歸過程中會出現“超調”現象。

（2）投資的短期變動具備自相關性，并且這一自相關性隨著滯后階數的增加而有所增加。方程中Δsi與Δsi-1、Δsi-2的關系密切，相關系數分別為0-69和0-76。這說明投資本身對投資會產生正的效應。換句話說，就是投資本身可以吸引新的投資進入。

（3）滯后1期和2期的居民儲蓄率對投資率變動的影響都不顯著，說明當期的居民儲蓄率對未來的投資率并沒有明顯的貢獻，這反映了中國居民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長期不通暢。

（4）方程中滯后2期政府儲蓄的短期變動對投資率的變動影響顯著，而滯后1期的不顯著。這說明政府儲蓄對投資率的影響存在一定程度的滯后，這可能與中國政府儲蓄的投向一般是用于長期投資（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有關。滯后2期的政府儲蓄率變動與投資率變動具有負相關性，而且系數為-1-91，這再次說明由政府儲蓄轉化而成的政府生產性投資對私人投資可能存在較為嚴重的擠出效應。

（5）方程中滯后1期的企業儲蓄率變動對投資率變動的影響是顯著的，但當期企業儲蓄率的增加可能導致下期投資率的反方向變動。

總之，中國的投資行為具有顯著的自我累加效應，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存在較長的滯后效應，而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在短期內無法拉動投資率的上升。

（四）Granger 因果關系檢驗

VEC 模型說明的是中國三部門儲蓄率與投資率之間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也具備顯著的短期動態調整機制。本部分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來說明中國三部門儲蓄與投資之間的因果關系。對上文的VEC模型進行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的結果如表4所示：

從表4可以看出：如果以投資率的一階差分D（SI）作為因變量，中國的居民儲蓄率不是投資率的Granger原因，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都是投資率的Granger原因，而三者聯合起來同樣是投資率的Granger原因。同樣，如果分別以D（SP）、D(SG)和D（SE）為因變量，剩余其他三個變量單獨以及聯合時都不是其Granger原因。

這表明：（1） 中國的居民儲蓄與投資之間并不存在雙向因果關系。這可能是因為國內金融體制還不健全，發展水平還比較低，居民儲蓄投資轉化效能還很低下。（2) 企業儲蓄和政府儲蓄與投資之間存在單向的因果關系。這說明，與居民儲蓄相比，中國企業和政府儲蓄的轉化效率要更高一些。（3）三部門儲蓄之間即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之間也并不存在因果關系。這可能是由于特殊的制度性原因，中國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有各自單獨的形成原因，三者之間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即不能相互抵消。[20]

(五) 一般脈沖反應函數 (GIR function)

為了進一步詳盡地檢驗投資對各部門儲蓄的變動的動態反應(包括短期和長期) ，引入一般脈沖反應函數。脈沖響應函數刻畫了在擾動項上加一個標準差沖擊，對于內生變量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并且擾動項對某一變量的沖擊影響通過VAR 模型的動態結構傳導給其他所有變量。一般脈沖反應函數與傳統的正交脈沖反應函數不一樣，它有自身的優勢，即它不受變量階數的影響。

本文VAR 模型為包含投資、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的四變量自回歸模型，將投資收益率等其他的一些經濟因素對投資的影響通過投資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對其未來值的影響效應來反映，即投資行為的自我反饋效應。同時，由于VAR模型中所有變量都是內生的，因此投資、儲蓄的相互影響也通過模型的動態結構而傳遞。

上文建立了投資率、居民儲蓄率、政府儲蓄率和企業儲蓄率的VAR（3）模型，直接運用Eviews5得到脈沖反應函數的結果如圖1、圖2（由于使用的是年度數據，滯后期選取為6年，我們認為超過6年后的影響不再具有實際意義）。

由上面的脈沖反應函數的分期結果以及累積結果圖，我們可以進行如下分析。首先，投資行為具有顯著的自我累加效應。對于來自投資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將引起下三期投資率的正向反饋；雖然之后這一投資自我累加效應明顯變弱，甚至從滯后第4 期開始將導致投資率的下降，然而從圖2可以初步估算出，投資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沖擊將導致投資率上升幅度超過0-1。這也說明雖然儲蓄為資本形成提供了資金支持，然而投資與儲蓄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系。

其次，考察投資對居民、政府和企業儲蓄一個標準差的沖擊反應，可以發現：

（1）居民儲蓄的投資轉化過程存在顯著的滯后效應。可以看出，居民儲蓄變化對前兩期的投資率影響很小，只有從滯后3期居民儲蓄的變化才引起投資率的明顯上升，之后影響開始持平，第6期又出現下降。居民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時滯意味著作為投資的來源，中國居民儲蓄在一定時期內處于資金閑置的狀態。綜合考察滯后6期的總情況，居民儲蓄變化對投資率的總影響僅為為0-1左右。

（2）企業儲蓄在投資轉化過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滯后，但相對居民儲蓄更快一些，其在滯后4期內一直處于上升狀態，總的影響將導致投資率上升幅度超過0-3，因此，企業儲蓄雖然短期不能拉動投資，但是其中長期對投資的拉動效應還是很明顯的。

（3）政府儲蓄的變化對投資率的影響為負值，且在滯后5期內的影響不斷加大，雖然在前三期總影響不大，但其總的負面影響非常大，可以導致投資率下降接近0-3。

總之，居民儲蓄率變化對投資率的影響存在明顯的滯后，總影響也很小，幾乎可以忽略；企業儲蓄率的變化在中長期將導致投資率較大幅度正向的變化；而政府儲蓄率的變化短期內影響不大，但中長期內則可能導致投資率大幅度反向變化。最后，也可以看到，除了投資自身的累加效應外，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對投資率的貢獻率明顯高于居民部門。這與前面由協整方程分析的結果是一致的，與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政府引導投資的經濟格局是相吻合的。

四、結 論

本文將儲蓄分為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采用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等方法，對中國分部門儲蓄與投資的相關性重新進行了分析。本文揭示了中國的投資與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三部門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關系，政府部門和企業部門對投資率的貢獻率明顯高于居民部門，這與中國特殊的政府主導投資機制是相吻合的。本文還反映了中國投資與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之間具備顯著的短期動態調整機制，并從中得出中國的投資行為具有顯著的自我累加效應，居民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存在較長的滯后效應，而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在短期內也無法拉動投資率上升的結論。這可能是中國目前儲蓄投資轉化率偏低的關鍵所在。

本文認為，要改善中國儲蓄與投資轉化率較低的現實，需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1）擴大居民的直接投資領域，實現居民儲蓄到投資的直接轉化。大力促進金融工具的創新，為居民提供各種適宜的金融資產選擇形式，提升居民儲蓄的轉化率。（2） 進一步完善資本市場，繼續推進銀行體制改革，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一個高效配置金融資源、滿足不同風險偏好的資金需求者和資金供給者的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3） 調整政府財政投資的事權范圍，盡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規范政府職能，為民間投資提供足夠的空間。減少國家對一般加工制造業等競爭性行業的投資和補貼，加大對包括農業在內的基礎產業及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的投資力度。 （4） 徹底打破地區分割以及居民、政府、企業三部門之間的體制障礙，使資金、物資能實現向符合市場化要求的方向自由流動，形成良性的儲蓄―投資循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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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 Saving and Investment in Three Sectors

Abstract：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經濟增長有賴于儲蓄的增長，但高的儲蓄率并不必然帶來高經濟增長率。在我國，過高的儲蓄已轉化成為一種基金，社會保障制度和金融創新的滯后阻礙了居民消費的增長。通常存在兩種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渠道，市場和政府“看得見的手”，在社會上存在大量閑置資源的條件下，借助于政府“看得見的手”，將資源配置于一些基礎性產業，可以有效發揮政府支出的“擠入效應”。最后，筆者提出了一些健全我國儲蓄投資轉化渠道的制度安排。

發展經濟學傾向于把經濟增長的動因歸結為資本、勞動力、土地等因素，并認為資本的積累程度和狀況從根本上制約著經濟增長的速度。而要解決資本對經濟的制約可以通過兩個途徑來達到：提高本國的積累率；吸引國外資本流入。新世紀中國經濟保持了較高速度的增長，國民儲蓄雖有2006年的短暫下滑；但總體上仍是較高速發展。過高的儲蓄余額與萎靡的國內投資狀況向我們展示了我國經濟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有效渠道不暢通。

1儲蓄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根據哈羅德－多馬增長模型，增長率等于儲蓄率與資本產量的比率，高儲蓄率自然意味著高增長率。這個結論看起來似乎非常合理，但目前的現實情況是日本、東亞經濟實體的儲蓄率仍然很高，其高速的經濟增長卻已風光不再。

正如凱恩斯所言，儲蓄和投資分別是由不同的經濟主體出于不同的目的而做出的，投資并不必然地等于儲蓄。就其核心來說，哈羅德－多馬模型可以被視為這樣一個命題：如果投資等于儲蓄，那么經濟增長率一定等于儲蓄率與資本產量的比率。事實上，假設：I=S，可以得到：I/Y=S/Y，進一步：(Y/Y)(I/Y)=S/Y。兩邊同時乘以I/Y，可以得到增長率公式：y/Y=(S/Y)/(I/Y)。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投資如何能夠等于儲蓄。只有滿足了這一條件，經濟增長才能得到保證。這樣，問題集中到投資的決定因素上。凱恩斯主義認為有效需求決定投資，儲蓄只是決定投資有沒有保障。只有當投資的需求大于儲蓄的供給，經濟中存在額外的投資機會時，決定投資進而增長的才是儲蓄。換句話說，儲蓄只是一種約束，并不是動力，當經濟中的投資機會變成一種稀缺性資源時，動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過去，日本、東亞經濟實體的儲蓄率高，增長率也高。然而，首要的不是高儲蓄率，而是高儲蓄可以轉化為投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是暢通的。今天，日本、東亞經濟實體的儲蓄率仍然很高，為什么沒有了高增長?原因可以歸結到很多方面，但有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即：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渠道已經阻斷，高額的儲蓄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當經濟進入成熟期后，市場通常表現為過剩經濟、買方市場，這時，高儲蓄率只會阻礙經濟的增長。因此，在經濟的起飛階段，政府的經濟政策常常是鼓勵儲蓄，而當經濟進入成熟期，政府的經濟政策常常是鼓勵消費。

2我國儲蓄高速增長的根源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消息，2007年，居民戶存款增加1.13萬億元。這一數字只是2006年居民戶存款增加額的54.07％，儲蓄“搬家”現象進一步加劇。對不少投資者來說，要想跑贏CPI，只能繼續讓儲蓄“搬家”。但2008年中國人民銀行9月12日的2008年8月份金融運行情況顯示，受股市清冷等因素影響，居民儲蓄繼續大幅增加。居民戶存款增加3404億元，同比多增3823億元，居民儲蓄又重新回到2006年以前的水平。

健康的經濟體運行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增長導致的收入提高能迅速實現向消費和投資的轉化，從而使經濟運行處于良性循環當中。但現實的經濟運行往往不能達到理想狀態，在收入向消費和投資支出形式轉化的過程中經常存在的狀況是：一部分收入以儲蓄的形式漏出經濟體。而儲蓄漏出的規模則取決于居民消費傾向及私人部門的投資欲望。我國儲蓄高速增長的直接原因歸于居民消費不振和私人部門投資增長的乏力。

居民消費不振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的應該是居民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預期，而這種不確定性預期是由于我國目前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造成的。我國居民目前的儲蓄主要用于住房基金、子女教育、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和更高層級的消費準備(汽車、旅游)等五種目的。實際上，我國的儲蓄已經異化為幾種基金形式，不過，這些基金是以居民個人或家庭為單位存在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缺失、金融工具創新的滯后等應是居民消費不振這一現象形成的制度層面的原因。

私人部門投資增長乏力的原因也不難分析。私人部門投資的熱情和規模是以投資的成本－收益分析為基礎的，利息率T代表投資的成本，預期利收益率y的高低是投資收益的衡量指標。投資的報酬p用公式表示就是：p=y-i。只有當p＞0時，投資才是值得的。盡管央行2008年幾次大幅度降低了利率，但投資者的預期收益并不樂觀。另外，作為私人部門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小企業群體通過銀行和在證券市場上融資的渠道并不是暢通的，從這個角度來講，制度的制約大大阻礙了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力度。

3政府支出的“擠入效應”與“擠出效應”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實現儲蓄投資有效轉化的策略主要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利用市場的力量，通過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來達到對貨幣資金的再配置；一種是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借助政府的財政政策來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

借助于政府來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眼中是不可取的，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對私人經濟部門所產生的“擠出效應”。這種“擠出效應”的產生使得政府通過擴大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的努力大打折扣，而且，由于政府在參與資源配置中不可避免的低效率和“尋租”行為，更使得經濟學家對通過政府來實現儲蓄向投資的有效轉化這一渠道持相當保守的態度。

實際上，政府支出的擴張不僅存在對私人經濟部門的“擠出”，它也存在著一定的對實體經濟的“擠入”，特別是在經濟中存在比較龐大的過剩資源時，這種“擠入效應”會更加明顯。經濟體中存在許多過剩的閑置資源，這時，借助于政府的力量把這些暫時不用的資源進行配置，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通常來講，這種對資源的配置一定不能直接進入私人部門所經營的領域，否則，這只“看得見的手”就會把市場攪亂而使其變得低效。把政府支出的對象定位于私人部門不愿意、沒有能力介入的領域及影響國計民生的領域，通過政府支出為私人經濟部門下一個經濟周期的投資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這應該是有效發揮政府支出“擠入效應”的前提。

針對居民消費不振和私人部門投資增長乏力的現實，中國政府高層選擇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2008年11月12日國務院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出臺了擴大內需的十項措施，總投資約需4萬億元。這一輪的政府投資，從長遠來看，為私人經濟部門的投資構建了一個比較扎實的基礎，具有深遠意義。

4儲蓄向投資轉化的制度創新

合理引導儲蓄分流，實現儲蓄向投資的轉化，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是一個長期的、系統性的工作。如何在制度上進行合理的安排和創新，是決定儲蓄是否能順利轉化為投資，經濟增長是否能夠持久的根本環節。筆者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制度創新，來促進經濟的正常運轉：

(1)加快推行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改善居民對未來的預期。只有解決居民的后顧之憂，才能有效地啟動居民最終消費。因此，應降低經濟生活的不確定性，在當前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加大財政資金的建立，提高低收入群體等社保對象的待遇水平，增加城市和農村低保補助，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和優撫對象生活補助標準。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第3篇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M2/GDP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對于M2/GDP比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經濟學家從各種角度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通過分析發現,是我國的經濟的貨幣化、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金融機構結構不合理、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迫使人們偏好儲蓄,而且儲蓄資金主要集中在銀行業機構、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等原因導致M2與GDP比率偏高。而且,中國的高貨幣化現象在一段時間內還將繼續持續。

關鍵詞:高貨幣化;M2/GDP;原因分析

1現狀及問題

近年來,中國金融市場上一個引人注目、同時也是廣受爭議的一個現象,就是廣義貨幣(M2)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值不斷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現上升趨勢。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05年的1.98,為世界之最。這樣的增長態勢在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見下圖1和圖1.2。從下圖來看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從九十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中廣義貨幣增長超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個長期現象。

從增量上看,改革開放以來,M2的年增長率幾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長率,直到近年來才有所趨近(見下圖),這表明長期積累帶來的M2規模大于使得M2/GDP這一比例在近幾年仍不會得到明顯的改觀。

通過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我國M2與GDP比率不斷上升,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程度已進入較高級階段。第二,我國M2與GDP的比率成為世界之最,并不說明我國經濟貨幣化水平最高,這是我國金融體系還不完善的結果。我國銀行業相對發達,而非銀行金融業比較落后,社會貨幣收入過多地集中在銀行,造成M2過度膨脹,而不能及時、合理地分流到證券市場、保險市場和社會保障系統,以促進貨幣供應量級次不斷提升。第三,貨幣對經濟的推動力呈弱化趨勢。

2M2與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經濟的貨幣化

經濟的貨幣化是指通過貨幣進行的經濟活動比例的不斷增加,而與傳統的物物交換相聯系的非貨幣化經濟比例則不斷下降。貨幣化的關鍵之處在于它會引起對貨幣的額外需求。改革開放以前,在廣大農村地區,實物交易較為廣泛地存在;其后,隨著農村市場的開放,改革向城市和國有企業推進,商品交易領域的擴展和交易媒介貨幣化程度加深,對貨幣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學者估計,在我國改革初期,為了滿足經濟貨幣化對貨幣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貨幣供給6%-8%。居民儲蓄行為的增加,從而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發展中國家由于貨幣進程較低,所以其M2/GDP增長速度較快。中國由于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M2/GDP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是國內學者一般公認到1993年,中國的貨幣化已經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斷中國M2/GDP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

2.2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和居民儲蓄的高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收入宏觀分配格局明顯向居民傾向,個人最終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遠高于同期的經濟增長速度;再加上儲蓄存款長期以來一直是我國居民首選的金融資產形式,所以從1978年以來我國的國民儲蓄率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使得居民儲蓄迅速增長。因為高的儲蓄率會導致儲蓄存款余額和準貨幣總額增加,從而使得M2增加,成為推動M2/GDP上升的主要動力。

2.3貨幣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國貨幣流通速度不是一個常數,由于經濟的貨幣化以及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等原因,在改革開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貨幣流動性下降的情況下,要維持正常的經濟增長,貨幣存量就必須相應的擴張,從而導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銀行體制、金融市場不發達等各種原因,我國的貨幣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驟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單一

當前,盡管我國債券市場及股票市場有了很大程度的發展,但仍然比較滯后。公司債券市場不發達,商業票據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主要靠銀行。導致我國直接融資所占比重仍然較小,企業融資過多的依賴于以銀行信貸為主的間接融資。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以及倒閉機制的影響,銀行體系只能被動供給貨幣以滿足社會對資金的需求,廣義貨幣M2不斷膨脹,由此導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資渠道卻相對匱乏,居民缺乏多樣性的投資渠道,再加上國人具有高儲蓄的偏好,及銀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儲蓄余額長期增長。從而導致M2/GDP越來越高。

2.5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現為同等的GDP增長需要更多的貨幣供給來推動,致貨幣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兩點:一是金融資源對國有經濟的過度傾斜以及對非國有經濟投入的相對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資源的國有經濟的效率卻又相對不足。對于我國,銀行主導型的融資結構決定了金融資源的配置主要是通過銀行進行的。由于傳統和體制上的原因,我國的銀行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融資服務對象仍主要面向國有經濟,以致國有經濟一直是寶貴信貸資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資領域,國有經濟也是股票市場和企業債券市場的融資主體,非國有經濟總體上仍然較難通過直接融資方式獲取大量金融資源。這種金融資源過于向國有經濟傾斜的現實無法與我國當前經濟結構的變化相稱。與此同時,大量向國有經濟傾斜的金融資源,卻由于國有經濟的預算軟約束和整體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無法回收的貸款。在這種局面下,為了給經濟運行提供寬松的貨幣環境,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又必須不斷提供新的信貸,導致M2的膨脹,并自然表現為高的M2/GDP比率,而從中反映出的卻是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積極的財政政策

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國債的大量增發,即我國積極的財政政策使得大量增發國債,當居民認購國債時意味著M2準貨幣的減少,但是當政府用出售國債的錢全部用于投資和購買時,通常會形成M1增加,同時由于政府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這時M2的供給規模恢復原來的水平并且繼續遞增。導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從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標持續走高。所以,我國金融深化指標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國金融發展的結果,而是我國特定的財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長的外匯儲備

近幾年來我國外匯儲備的迅猛增長(見下圖,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也是導致貨幣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據貨幣經濟理論,一國的貨幣供給M是國內信貸D與外匯儲備F之和,即:在當前信貸投放增長相對減緩而外匯儲備持續快速增長的態勢下,外匯占款已經成為了我國投放基礎貨幣的主要方式。

我國外匯儲備超常增長的主要原因在于國際收支的雙順差,但在雙順差中,資本賬戶順差占據主導地位。這說明我國外匯儲備大幅度增加除了來自進出口貿易增長外,更多的應歸因于利用外資和國際投機資本大規模進出所帶來的資本項目凈流入,特別是國際游資對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而大量流入。很明顯,現階段央行在外匯市場被動地購買外匯儲備已成了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靈活性面臨國際收支不平衡的挑戰。這種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方式所帶來的問題是,有外匯收入的企業因為結匯而具有較為充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部分進入生產流通環節外,其余則成為了銀行資金流并大量地反映為銀行存款,從而導致貨幣化比率的進一步上升。

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第4篇

（一）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隨著全球經濟失衡問題的日益突出，學術界對此的討論及相關文獻也越來越多，各有各的觀點。其中在2005年美國UCBerkeley的著名經濟學家BarryEichengreen做過一個較為全面的回顧。他認為可以將全球經濟失衡的原因分析歸為四個主要的觀點。第一種強調了美國儲蓄率太低對經濟不平衡的貢獻。第二種認為國際收支失衡的主因不是美國儲蓄率過低，而是因為美國經濟增長非常有活力，投資環境好，全球資本自愿流向美國。因此不需要擔心目前經濟失衡。第三種觀點認為東亞國家儲蓄過度、內需不足是失衡的主要原因。第四種則強調了東亞國家和美國經濟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導致了當前經濟現狀。美國是全球巨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場，因此東亞國家可以將商品出口到美國。與此同時，資金也可以在美國的金融市場上獲得很好的運用。另一方面美國也依賴東亞國家，美國消費需求旺盛，但儲蓄率偏低，需要東亞國家向其提供巨額資金以彌補經常帳戶逆差。

上述四種觀點從不同角度描述了全球經濟失衡、國際收支不均衡的原因。但是單從某一個角度看都是不完整的，必須綜合起來才可能比較全面地解釋當前的國際經濟現象。

2、全球經濟不平衡的可持續性分析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能否繼續持續下去關鍵涉及到兩個問題：一是美國是否會繼續向世界上其他國家借錢，二是后者是否愿意繼續借錢給美國。如果美國會繼續借錢，那么其他國家的決定取決于兩個因素，即風險與回報。這里，外債余額占GDP的比例有多高是一個較好的技術指標。債務余額是經常項目逆差的累積，前者是后者的積分。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步增加，90年代頭幾年有所好轉，但以后又進一步惡化，債務余額與GDP之比也迅速增加。從歷史上來看，澳大利亞的外債余額占GDP之比曾經達到60%，愛爾蘭為70%，而目前美國還遠沒有達到這一程度。因此，盡管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占GDP之比已經很高，我們還是不能確定說這種逆差已經不可持續。關鍵在于其他國家是否愿意繼續購買美國的國債或其他美元資產，從而為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提供資金。如果答案肯定，那么這種不平衡狀態是可以維持下去的。

此外，當前國際金融安排存在一種內在的限制美元下跌的機制，從而約束著那些持有美國資產的國家。其原因在于美國持有的海外資產都是以外國貨幣計價的，而外國持有的美國資產都是以美元計價的。美元下跌，美國所持有的海外資產自然升值，相反外國的美元資產持有者將遭受損失，這當然是持有者所不希望看到的現象。

對美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方可以分為四部分。一是東亞地區。在經歷了瘋狂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國家認識到必須通過貿易順差增加外匯儲備，以保證經濟安全。不過只要有了安全感，這些國家就會停止追求貿易順差，表現出貿易順差的短期性。二是日本。目前日本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居民儲蓄率也在下降。企業的高儲蓄率是日本儲蓄大于投資且經常項目順差的主要原因。不過我們可以預測當日本經濟走出長期低迷后，投資必將更加活躍，其經常項目順差也會隨之減少。第三個是石油輸出國。由于石油價格的持續上漲，輸出國的經常項目順差激增。最后是我國。我國的國際收支不平衡集中表現為“雙順差”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均為順差，而且已經持續了十幾年。這樣的國際收支格局是不正常的。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正常的格局應該是經常項目的逆差與資本項目的順差并存，東亞國家過去和現在都是這樣的走勢。

3、全球經濟失衡的背景下中國存在的問題分析

從國際收支平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國際收支失衡在與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順差兩部分造成的。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四個部分：經濟周期的影響、結構性因素的影響、體制性因素的影響以及短期沖擊。

首先是經濟周期的影響。中國的宏觀經濟從1994年開始在總體上告別了相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并進入了緊縮時代。多年來CPI等物價指數一直在低位運行，與1993年之前的情況相比產生了重大的轉變，與投資儲蓄缺口的變化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和一致性。宏觀經濟態勢的轉變和投資儲蓄缺口的改變，部分地為長達十多年的經常帳戶順差提供了解釋。此外宏觀調空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投資和進口需求的減少。其次是結構性因素的影響。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國民收入的穩定增加，為國民儲蓄的持續增長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堅持對外開放和面向市場的結構性改革，特別是加入WTO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FDI目的國，直接增大了資本帳戶的順差。此外，金融體系改革的滯后以及醫療、社保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居民不得不放棄即期消費，導致儲蓄率一直持續不下。再次是體制的影響。對出口和FDI流入的過度刺激和鼓勵，是形成貿易帳戶和資本帳戶雙順差的制度性原因。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資規模和出口創匯量成為衡量地方行政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最后是短期沖擊。近幾年，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的名義和實際匯率均出現了大幅度的貶值。匯改前中國實行盯住美元制，使得人民幣也相應發生實際貶值，對出口起了促進作用。另一個短期沖擊是投機性資本的較大規模進入博取人民幣升值的收益。

4、改善當前中國收支不平衡的幾點建議

通過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表明，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保持適度的經常項目逆差、資本帳戶順差才是正常的國際收支格局。只有維持這樣的國際收支平衡狀態，才可以確保中國繼續通過資本凈流入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而不是作為資本凈輸出國向別國特別是美國這樣的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輸出資本。

我國已經在1995年對匯率政策做出了調整，目前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一種更富彈性的人民幣匯率機制。（1）從對我國宏觀經濟的影響角度看：適當調整人民幣匯率水平，有利于貫徹以擴大內需為主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油畫資源配置；有利于增強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提高金融調空的主動性和有效性；有利于保持物價穩定，降低企業成本；有利于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機制，加快轉變外貿增長方式，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優化利用外資結構，提高利用效果。（2）從對世界經濟金融格局的影響角度看：適當調整匯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美兩國之間在匯率問題上的緊張關系，有助于消除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匯率政策與改革方向的各種疑惑、猜測和不良預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國際社會推動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從而有利于增強世界經濟金融發展的穩定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中國與主要貿易伙伴國之間的貿易失衡狀況。有助于改善國際“熱錢”的流動和對中國金融市場的沖擊，促進國際短期資本的合理流動。

此外，筆者認為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革調整：

調整貿易和發展戰略。應該進一步調低出口退稅率等一系列有利于出口的政策。在中國已經存在巨額外匯儲備的情況下，鼓勵出口不應該繼續成為一個政策目標。不僅僅要調低稅率，還應逐步優化稅收結構。此外，還可以調整進口政策，以刺激進口。

資本流動政策應該更為謹慎。近幾年大規模投機性資本的流入，對經濟造成一定的損害，因此需要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控制。另外，要適當加快推動資本外流的步伐，加速國內優質企業的海外投資、擴大QDII的規模等。

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目前，我國面臨一些結構性經濟問題，前文也有所提及。財政應加大對醫療機制、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健全，從而使居民能夠放心的進行即期消費，從而優化中國儲蓄與投資的比例關系。政府由相對保守的財政政策轉為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僅可以直接擴大內需，而且可以緩解結構性問題帶來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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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儲蓄率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國際收支,順差,FDI,資源配置

一、國際收支概況及成因

國家外匯管理局最新的數據顯示，2006年，國際收支繼續保持“雙順差”格局。經常項目順差249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55％。其中，貨物貿易順差2177億美元，增長62％；服務貿易逆差88億美元，下降6％；收益順差118億美元，增長11％；經常轉移順差292億美元，增長15％。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100億美元，較上年下降84％。其中，直接投資順差603億美元，下降11％；證券投資逆差676億美元，增長12.7倍；其他投資順差133億美元，上年為逆差40億美元。2006年末國家外匯儲備比上年末增加2475億美元，達到10663億美元。截至2007年3月，國家外匯儲備已達1.2萬億美元。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格局至1990年開始，總體上呈現出不斷強化的趨勢，而且在未來相當一段時間還將繼續保持，這種情況引起了國內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從我國內外經濟情況分析，不難發現當前經濟內外部失衡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的主要原因，簡單來說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我國長期實施的出口鼓勵政策。論文大全。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為了解決資金、外匯短缺的問題，采取了一系列鼓勵出口的優惠政策，發展沿海外向經濟。

2、 國內金融市場的低效率。由于教育、醫療、住房等成本不斷提高和社會保障的缺口，加之金融體系不發達，我國居民和企業都被迫過度儲蓄，而資本市場的落后使得儲蓄無法通過其它渠道轉化為國內投資。

3、 外資政策的扭曲。我國各省、市引進外資過程中存在嚴重的過度投資與重復建設，以長江三角地區為例，其產業結構趨同率高達70%，不但是資源的嚴重浪費，而且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健康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4、 國際間產業結構的轉移和全球經濟金融不平衡迅猛發展。原來亞洲設在其他幾個經濟體的加工出口產業已經大量轉移到我國，同時主要發達國家長期保持“低儲蓄、高消費、高負債”，導致其貿易逆差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出現較大的貿易順差，后者再通過輸出資本彌補了發達國家國內儲蓄不足，這種格局可能還將持續。

除此之外，我國宏觀經濟前景看好、人民幣升值預期、以及國際流動性過剩等問題都是造成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這種不合理結構的原因。這種體制的形成是多方面的，但對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項目進行深層次的結構分析，不難發現這一問題的出現主要落腳到FDI的引進和儲蓄與投資的關系上。

二、FDI流入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

FDI（對外直接投資）是現代的資本國際化的主要形式之一。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國際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FDI）是指一國的投資者將資本用于它國的生產或經營，并掌握一定經營控制權的投資行為。也可以說是一國（地區）的居民實體（對外直接投資者或母公司）在其本國（地區）以外的另一國的企業（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分支企業或國外分支機構）中建立長期關系，享有持久利益并對之進行控制的投資，這種投資既涉及兩個實體之間最初的交易，也涉及二者之間以及不論是聯合的還是非聯合的國外分支機構之間的所有后續交易。從1979-2004的25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超過5000億美元，FDI成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但由于對外資及外資技術的過度依賴，中國制造的平面同質性擴張以及大量出口導致的貿易摩擦等負面作用逐漸顯現出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反思FDI戰略。

2006年數據顯示，與德國、日本等主要貿易大國相比，我國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高出3－4個百分點，僅低于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新興市場經濟體。外商投資企業占據對外貿易的半壁江山，2006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額占外貿總額的58.9%，其順差占貿易總順差的51.4%，但產品技術含量低，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附加值低。

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重要收益是利用外資彌補本國儲蓄缺口、外匯缺口和技術缺口。目前，我國國民儲蓄大幅過剩，外匯儲備遠遠高于進口和償還外債的需要，引進外資的收益集中在彌補技術缺口方面。然而實證研究表明，以長江三角為例，FDI技術外溢對經濟增長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正面效應。一方面，跨國公司擁有較強的研發實力和研發資金，又十分注重技術競爭，2004年我國申請的專利中，國內發明專利的絕對比例數量雖然有不少的上升，但僅占申請總數的23.6%，而國外占86%；同時跨國公司極力抑制其在中國市場的技術擴散，外資企業的獨資化和技術壟斷傾向越來越明顯，在搶占制高點的同時，紛紛成立知識產權部，對其在華知識產權活動進行科學化管理，這使得以前在合資企業中，中方可以分的一定的先進技術的條件越來越難以實現，要通過模仿和借鑒實現也增加了不少困難。另一方面，FDI的大舉進入將中國企業向產業鏈低端排斥，國內企業僅具有對產業低技術部分如組裝的加工能力，自身缺乏產品設計和研發德的創新能力，走資源消耗型的發展道路。第三，跨國公司具有優越的科研環境，對國內企業的科研人才具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其實施的人才戰略，是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向跨國公司逆向技術擴散，進一步加削弱了本土企業的創新能力。

國際直接投資大量流入導致我國資本項目巨額順差，同時又通過加工貿易等方式引起我國貿易項目持續對外順差。一邊是FDI在中國市場占領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高端，且長期享受國內的優惠政策，進一步實現生產經營活動和所屬國資源的節約化，一邊是中國經濟承擔著產業低端化和重復投資的巨大損失和大額順差的巨大壓力，兩相差距之大，是我國在引進外資這一政策上必須予以重新審視和調整把關的一個重要問題。

三、我國國內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

2005年末，我國居民儲蓄余額14.11萬億元，當年GDP為18.23萬億元，儲蓄率高達77.36%，2006年全年，居民戶存款增加2.09萬億元，存款余額高達16.15萬億元，而全國銀行業機構貸款有效需求卻相對不足，2005年僅為2.5萬億元。從消費與投資的比例來看，2002-2005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分別為16.1%、26.2%、27.6%和25.7，而同期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只有8.8%、9.1%、13.3%和12.9%，二者比例失衡加劇。同時投資也存在結構失衡問題：一邊是大企業的資金過剩，另一邊卻是中小企業流動資金極度緊張；一邊是某些熱門行業重復投資導致產能嚴重過剩，另一邊則是醫療、教育等部門投資嚴重不足；以長三角、珠三角、津京唐為代表的經濟發達地區的流動性問題突出，而廣大中西部資金嚴重不足；城市存在流動性過剩壓力，農村依然資金匱乏。這些問題都突出反映出我國經濟內部失衡的嚴重問題：儲蓄剩余意味著消費不足，同時存在的資本項目持續順差實際也映射出國內儲蓄轉化投資的渠道不暢，民間資本成長緩慢，企業對外投資能力不足，經濟對外資的依賴過大等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的落后而引起國內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

由于這些問題的存在，一方面，如余永定指出，許多企業需要資金，但由于信貸規模的限制，于是以各種方式引入外國資金，然后把外匯賣給政府，以換取人民幣資金，從而突破信貸規模，即所謂的“繞信貸規模”，使得外資流入不但沒有以購買外國資本品的方式，即通過經常項目逆差的形式流出，反而用換來的人民幣購買國內資本品，投資生產的產品進一步通過出口產生經常項目順差，從而形成“雙順差”，另一方面，國內儲蓄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和讓渡給國外部門使用，這種資源配置的無效性使得我們出現了一個“窮國借給富國資源以供富國超支消費的”諷刺局面。

中國長期苦于資本不足，在總體上是一個資金短缺的國家，幾乎每年都要向國外借新債，但同時中國又是一個資金凈流出國。一邊是外資持續涌入賺取高額回報，推高外匯儲備余額，一邊是中國的資金持續多年凈流出，而投資回報率偏低。可見并不是中國資金嚴重不足，也不是國內企業多得用不了，從根本上說，最關鍵的是由于國內資源配置的不合理，引起了“雙順差”不斷擴大的局面形成。論文大全。

四、糾正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對策建議

針對上述問題的出現，糾正我國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應注意以下問題：

1、 對引入的FDI實施嚴格的質量控制，制止地方政府把FDI的引入作為政績考核的標準。減少或禁止一些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大，污染嚴重，產品、產業趨同性強的外國直接投資項目進入，把通過借款或FDI 而得到的外匯用于購買外國資本品、技術、管理和支付其他費用，促進本土產業鏈的技術升級。

2、 深化推進我國人才戰略，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制體系，提高我國企業自主研發能力，加強國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意識。在知識經濟時代里，中國不能只發展為一個加工工廠，而要在學習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成為一個技術大國。

3、 完善國內金融市場和投融資體系，以及價格形成體制，使國內儲蓄能順利地轉化為投資的同時，充分反映資源的供求關系。提高金融市場的市場化和透明度，以提高市場的有效性，同時逐步拓寬市場投融資渠道，引導資源流向真正需要并且有發展潛力的部門，促進國民經濟的平衡健康發展。

4、 鼓勵企業在國內上市，同時鼓勵新興企業，中小型企業到海外發行上市。

5、 增加政府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醫療體系、教育體系、縮小地區差異等方面的公共支出，鼓勵合理消費。

結語

我國國際收支長期失衡，加劇了我國的國際風險的同時，也加劇了經濟和產業的不平衡發展。

立足自身找原因，中國想利用FDI的流入來引入外國先進技術、管理和網絡的目的在實際中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實現，其實FDI并不是引進先進技術的必要條件，反而擠出了本土技術創新，并加大了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中國對資源利用的低效率。論文大全。因此，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國際環境下，中國在積極觀察、應對國際環境帶來的風險的同時，應認真審視國民經濟內部是否合理地對資源進行了有效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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