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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污染狀況調查范文第1篇

1江蘇省環境與健康監測現狀分析

從江蘇省的環境監測現狀來看，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尚未構建。盡管江蘇省已開展了全省污染源普查、土壤污染狀況調查、飲用水源地基礎環境調查、飲用水源地有毒有機物調查等多種專項調查，但這些調查和人群健康結合較少，且分別進行、調查目的不同、設計和方法不統一等原因，在說明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影響這一問題上難以相互支持，加之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尚未納入常規工作，對人體健康影響更為直接的重金屬、有機污染物等基礎數據缺乏，不利于政府部門實時、動態和準確把握江蘇省環境污染對人群健康損害的狀況及變化趨勢，也不利于有針對性地調整相關政策及措施。

2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構建

環境與健康監測是一個綜合性的監測，關于環境質量方面的數據由環境保護部門負責，有關疾病方面的數據由衛生部門負責。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是在充分利用現有環保、衛生部門的相關監測網絡和監測力量，結合日常監測工作，完善監測設備，培養環境與健康專業人才，不斷充實和優化監測內容的基礎上逐步構建的，主要包括環境污染監測、暴露監測、健康效應監測、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4個方面的內容，見圖1。

2.1環境污染監測環境污染狀況監測包括污染源監測及污染源主要可能擴散介質如大氣、水、土壤及其他介質的環境質量狀況監測。（1）污染源監測污染源監測包括排放特征污染物的歷史源及現狀源。歷史源是指在調查年已關停并轉、且排放過擬調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工業企業所用燃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產品產量、主要污染物種類與通過各種途徑的排放量、環保常規監測數據等，調查時間段自建成投產至關停或搬遷年。現狀源指在調查年仍在生產經營且排放擬調查特征污染物的污染源。調查內容主要包括工業企業的基本情況、燃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廢水與廢氣排放方式、污染處理設施等，調查時段原則上自建成投產日起至調查年，重點關注近10年。污染源監測可采用現場實測、排污系數估算、歷史回顧與反演等方法，以確定特征污染物進入環境的主要輸入途徑，定量計算進入環境的污染負荷通量、時間過程、空間分布。（2）環境質量狀況監測環境質量狀況監測應盡可能兼顧環境和健康監測點位的匹配性，滿足評價試點調查期間環境質量時空變化趨勢的要求，根據污染物進入周邊環境的主要途徑及調查點的實際情況，選擇重點調查的環境介質。調查環境介質征污染物的水平，主要包括：大氣、水、土壤環境質量及環境生物樣品監測4個部分。大氣應重點監測人群密集居住區的室內、室外空氣，同時根據污染物可能的主要暴露途徑，考慮室內室外塵土的采樣；水體重點監測飲用水源、灌溉用水和養殖水，同時對應采集水體沉積物；土壤重點監測與暴露有關的農用地土壤、人群活動區域土壤，兼顧其他類型土壤；環境生物樣品重點采集本地生產的初級農產品，包括農作物、畜禽水產品等。

2.2暴露監測暴露監測包括外暴露監測和內暴露監測。對人體暴露情況進行測量是判斷環境污染物與健康損害之間因果關系的重要依據，對暴露水平的定量測量是判斷劑量-反應關系的關鍵。（1）外暴露監測外暴露監測主要針對與人體接觸的環境介質中的污染物濃度和含量水平進行監測，可以通過問卷調查、環境監測、個體暴露測量獲得。應重點了解特征污染物人體暴露的特征，包括：暴露途徑（如通過呼吸道、消化道、皮膚接觸等方式）、暴露時間、暴露頻率，確定特征污染物人體外暴露量（如：通過室內空氣、飲用水及家庭消費食品監測獲得的暴露量）。具體應根據特征污染物的主要排放形式，確定選擇以經呼吸吸入還是經口攝入為主，重點開展監測。（2）內暴露監測內暴露監測指對目標人群體內的污染物負荷水平進行監測，可以通過檢測體內生物標志物來實現。生物標志物分為暴露生物標志物、效應生物標志物、易感生物標志物3類，應遵循科學性、可靠性、實用性等原則選擇合適的生物標志物開展監測。一般情況下，多選擇血液、尿液征污染物及其中間代謝產物的濃度水平進行測量。

2.3健康效應監測人群健康效應監測主要是對環境污染物造成的生理、生化、結構、功能改變進行定性和定量評價的過程。環境污染物導致的健康損害效應可以分為特異性損害、非特異性損害和蓄積效應3類。（1）特異性損害環境污染物對機體造成的損害具有某種典型的臨床表現和特征，污染物可以引起機體特異的癥狀、體征、生理、病理、X-線片的改變等，具有特異的觀察或檢測指標。可通過資料收集、問卷調查、醫學檢查等方法開展。（2）非特異性損害環境污染對機體健康的影響不是以某種典型的臨床表現出現，而是表現為生理功能、免疫功能、抵抗能力、勞動能力、健康狀況等的下降，對有害因子的敏感性增強，以及某些常見病和多發病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等。主要通過調查對象的基本健康信息、進行體格檢查、實驗室檢查等醫學檢查方法開展。（3）蓄積效應環境污染物連續、反復進入機體后，其吸收速度或總量超過機體代謝轉化排出的速度或總量，污染物質在體內逐漸增加并貯存，造成機體的損害，或者污染物的量不在體內蓄積但其在靶器官靶組織產生的有害效應卻可以逐漸累積，最終造成機體的損害。常用的健康損害評價生物標志物有：重金屬效應標志物（金屬硫蛋白、抗氧化酶類、還原性谷胱甘肽、外周血清轉氨酶、免疫標志物）；農藥效應標志物（膽堿酯酶、對氧磷酶、烷基磷酸酯、羧酸酯酶、植物酯酶）；有機物效應標志物（混合功能氧化酶、谷胱甘肽轉移酶、谷胱甘肽過氧化酶、超氧化物歧化酶、DNA加合物、蛋白質加合物）等。

2.4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通過特征污染物暴露途徑與暴露水平的監測結果，實際人群飲食結構、生活習性等的問卷調查獲取當地人群對特征污染物的暴露參數，計算特征污染物經呼吸道、經口飲食等途徑的外暴露劑量。根據污染物的毒理學性質，確定參考劑量，分析特征污染物對調查人群健康風險的關聯性。在健康風險評估的基礎上，根據健康監測與內暴露檢測結果，進一步分析環境污染與人群健康指標是否存在統計學上的關聯性。

3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體系的應用示范

3.1應用示范過程2011～2012年，在綜合考慮相關基礎數據分析、媒體關注情況以及專家現場勘查的基礎上，課題組選擇了農藥原藥生產量大、公眾反映強烈、受影響人群較為集中的某農藥廠，開展典型區域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技術體系的應用示范。圍繞該農藥廠，考慮周邊居住人群情況，按照環境與健康綜合監測技術體系的要求，制定調查實施方案。調查內容包括基礎資料收集、與特征污染物毒死蜱相關的污染源調查、環境質量狀況及暴露調查、人群健康狀況調查以及環境污染與健康風險相關性分析與評估。污染源調查在收集農藥廠排放的歷史資料、原輔材料、生產工藝、產品產量、主要污染物種類與通過各種途徑的排放量、環保常規監測數據、環境污染事故發生情況的基礎上，對廢水總排口進行了采樣監測。環境質量與人群外暴露調查主要了解環境空氣、塵土、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糧食果蔬和肉禽蛋類等特征污染物含量水平，綜合評價評估調查區特征污染物的環境污染現狀，共采集環境樣本300多個，取得各類環境質量指標實測數據800多個。內暴露調查主要對目標人群體內的污染物負荷水平進行調查，包括血液中毒死蜱殘留水平與尿液中毒死蜱代謝產物三氯吡啶醇的含量檢測；共采集污染區成人血樣、尿樣、兒童尿樣各208份，對照區各238份，內暴露共獲得1300多個數據。健康調查方面，根據毒死蜱的毒理學特性，通過污染區人群危險因素的問卷調查、體檢及肝腎功能能檢查、血樣毒死蜱及尿樣TCP檢測，分析健康損害風險，共獲得各類有效數據21萬多個。

3.2應用示范結果基于該監測體系的調查結果表明，該農藥廠周圍1km范圍內毒死蜱污染嚴重，大氣和地表塵土可能是人群健康影響的重要暴露途徑，周邊污染居民人體血樣及尿樣中毒死蜱代謝產物檢出率較低，但距廠界越近，外環境中毒死蜱濃度越高，對人體健康指標影響更為明顯，農藥污染對周邊環境及人群健康的影響值得關注。通過本次應用示范，說明該監測體系能為環境與健康研究提供有力支撐。

4結論與建議

環境污染狀況調查范文第2篇

本文以2003－2013年中國30個省份(不包括)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門檻回歸方法，分析了環境污染與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的影響。結果表明:環境污染對健康支出具有顯著性影響，兩者之間呈正相關關系。公共服務變量的引入，對環境污染的健康支出產生了門檻效應，并且不同公共服務對環境的健康支出影響產生的門檻數各不相同。其中，教育產生的門檻數為三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保護產生的門檻數均為一個。

關鍵詞:

環境污染;公共服務;健康支出;門檻效應

一、引言

我國現今擁有將近14億人口，約占世界總人口的19%，GDP增長速率持續24年保持在7%以上(1991－2014)。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高速發展的共同刺激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問題表現得極為突出，各類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污染隨處可見，不少城市常年處于空氣污染超標狀態。有關水污染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我國的河流已有82%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七大江河水系中，劣V類水質已經占到了41%，城市河段中的90%以上已達到了嚴重污染的程度［1］。而對于固定污染體現出的危害為大多數城市正面臨“垃圾圍城”的困擾。這些污染對人體健康造成的損害不言而喻。其中，損害健康最直接的污染是空氣污染和水污染，這兩種污染的相關物質分別通過呼吸道和飲食進入人體，致使人體自身調節功能出現紊亂，免疫力下降，給人體造成健康風險、疾病甚至死亡。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調查并測算得出，我國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經濟損害占居民疾病負擔的21%，每年過早死的人數中有30000人源于室外空氣污染，而因室內空氣污染而過早死亡的人數每年達420000人，并且居民疾病中環境因素所占的比重仍呈上升趨勢［2］，甚至有研究者認為我國80%～90%的癌癥病因與環境因素有關［3］。環境污染的嚴重化提高了疾病產生的風險，激發了人們對健康的需求，從而引起了健康支出的增加。根據清華大學與亞行聯合的《中國環境分析(2012)》報告顯示:我國平均每年因大氣污染引起的健康經濟損失已達到GDP的1.2%。由此，環境污染對健康支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但在不同地區，尤其在公共服務水平存在差異性的地區，其影響的顯著性存在差異，據有關學者研究顯示，公共服務具有的功能之一就是抵御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風險和降低健康成本。對于公共服務水平供給不足的地區，其所面臨的環境健康風險問題更加嚴峻［4］。因此，為有效降低居民健康成本和增強地區間抵御風險的能力，加大公共服務投入成為了一種有效的手段。

本文改變以往學者通常從環境科學和醫療衛生的角度分析環境健康效益的方法，轉而運用經濟學的手段，加入公共服務因素探討如何提高環境的健康效用，降低居民的健康支出。就理論上而言，公共服務具有增強居民抵御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風險的功能［4］，能夠滿足人們對健康最基本的需要，也有助于環境污染的改善，延緩健康因環境污染而造成的損害，甚至對環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害具有預防和治療作用。盡管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的影響存在累積效應或時滯效應，即:公共服務(教育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及環境治理投入等)在供給初期，由于受供給數量不足和自身“折舊”的影響，導致其影響范圍有限，對居民健康的影響微乎其微。只有當其供給數量達到一定程度，并超過其“折舊”影響時，公共服務才能夠顯著改善居民的生活環境，從而達到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實現降低健康支出的目的。同時，公共服務供給的增加與健康支出的降低之間有一個傳導過程，具有一定的時間滯后效應。因此，為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政府需要了解并把握公共服務的累積效應和時間滯后效應。與此同時，由于受我國區域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影響，加之各級政府沒有有效界定個人與政府的社會責任，導致公共服務供給在我國表現得極為不公平。如:我國農村環境一直以來作為城市環境污染的消納方，致使公共服務建設在農村存在奇缺性［5］。鑒于此，本文一方面將倡導各級政府重視公共服務建設;另一方面揭示并驗證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關系影響的內在機理，為提高公共服務供給的效率提供依據。

本文以中國2003－2013年各省的面板數據為基礎，運用門檻回歸分析方法，探究了環境污染與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的影響，以及區域間公共服務的差異性對環境的健康效用影響，倡導政府加大公共服務供給的同時，應注重其結構的調整和效率的提升。其中環境污染主要指空氣污染。

二、文獻評述與假設

早在20世紀初期，國外便已經開始了環境方面的健康研究。開始時，研究者們主要采用定性研究的方式分析大氣污染與健康之間的關系。如:早在1964，MedaliaNZ做了一項調查研究，發現大氣污染是人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他認為，由于大氣污染會刺激到眼睛、鼻子與喉嚨，降低能見度，因此這些污染物一直都不受人們的歡迎［6］。隨著研究的深入、理論的發展和技術的進步，環境健康方面的定量研究開始產生，并逐步取代了定性研究。而定量研究也經歷了一定的發展階段。首先，定量研究側重于環境污染與健康兩者間關系的分析。根據NeidellMJ指出的一氧化碳對1－18歲的兒童哮喘發病率的上升有促進作用的觀點［7］，由亞行專業團隊和環境研究領域的專家聯合完成并的《邁向環境可持續的未來—國家環境分析》(2013)報告指出:大氣污染導致了人體肺功能的下降，提高了支氣管炎、肺心病以及呼吸系統疾病等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帶來了醫院就醫人數的增加，甚至引起了居民過早死亡人數的上升。該研究對各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但并沒有對空氣污染造成的影響程度進行詳細的解釋與說明。其次，定量研究演變為環境污染與健康相關變量間的探討。如: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和環境污染與健康經濟損失。此兩者可以概括為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微觀包括個人與家庭，宏觀為社會與國家。在微觀層面，環境污染中不論是大氣污染、水污染或者其他污染，都會損害居民的身體健康，增加居民的健康支出［4］［8］［9］［10］［11］。ChristopherL.Ambrey等采集了澳大利亞家庭、收入和勞動力方面的數據，并用空氣污染模型測得的MP10值作為空氣污染指標，以調查昆士蘭東南部居民對生活滿意度的方式測算PM10引起的健康成本，得出污染導致平均每個家庭降低了5000澳元的收入［12］。在宏觀層面，環境污染對健康造成的經濟損失也是巨大的［11］［13］［14］。趙曉麗等(2014)以計量反應模型為基礎，將溫度、濕度和飲食模式引入模型之中，并用人力資本法估算了北京市2011年中大氣污染引起的過早死亡人數所產生的經濟損失。結果表明: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6.04億元。其中，心血管疾病損失值為4.27億元，呼吸系統疾病損失值為1.77億元［15］。這些研究探討了環境污染與收入、環境狀況、健康存量等因素之間的關系，從側面反映出健康支出的產生不僅受環境污染的影響，還受其他相關因素的制約，為環境污染影響健康支出的研究拓寬了思路。第三，定量研究轉變為環境污染、健康或健康支出與其他變量間三者關系的研究(現今的研究狀況)。根據前人的研究與經驗分析，環境污染與健康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如何降低環境的健康風險以及探討環境的健康風險與其他因素間的關系，已經成為了研究者們探討的中心問題。環境的健康風險問題并非是簡單的兩者間關系問題，相反通過引入其他視角分析環境的健康影響，不僅豐富了環境健康方面的研究，而且讓研究更趨于現實狀況，對現實更具有指導價值。

如:葉小青、徐娟(2014)從人口結構的角度分析了環境質量與健康支出之間的關系。得出老年人所占比重與健康支出之間呈正相關關系，而兒童所占比重與健康支出之間呈負相關關系，同時環境質量的不斷惡化對健康支出的增加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16］。齊良書(2008)通過構建經濟、環境與人口健康聯立方程模型，研究得出:工業污染對居民健康和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負效應，而經濟增長對健康水平的提升具有顯著的正效應，相反，健康水平的提升對經濟增長產生的貢獻并不顯著［17］。葉小青、李先玲(2013)通過構建相關面板數據模型，從居民收入角度分析了環境質量與醫療健康支出之間的關系，并就區域間醫療健康支出產生的差異性進行了說明與解釋。結果表明:環境質量的惡化會引起居民醫療健康支出上升，而收入水平的上漲能夠顯著的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同時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對醫療支出上漲壓力的下降具有促進作用［18］。通過對上述研究和其它相關研究進行分析顯示，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之間的關系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人口結構、居民收入、經濟發展水平等。這些影響因素對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起著關鍵的作用，也只有將這些因素剖析出來，才能夠真正理解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之間的關系，為政府提供真實有效的政策依據。本文從公共服務的角度分析環境對健康支出的影響，運用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結合中國自身的情況，根據公共服務供給對環境的健康影響會產生門檻效應［4］，以及健康狀況與健康支出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分析了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之間關系的影響，結果表明:當公共服務供給累計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環境污染對健康支出的影響會出現顯著性下降，即產生門檻效應。具體表現為:第一，中國經濟以國有經濟為主體和國有企業為主導的發展方式仍未改變，國有部門的產業布局主要集中于能源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行業［19］，其中第三產業偏重于工業增加值高的部門，而對關乎人民切身利益的環境、醫療衛生和教育等的投入仍處于較低水平;導致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人民的健康和社會的福利效用為代價，居民的健康支出在為政府買單。第二，中國的市場化仍處于較低水平，行政審批過多，極大的束縛了國有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進一步阻礙了國有企業提供公共服務的效率，同時將民營企業阻擋在門外，降低了整個社會的公共服務供給數量與供給效率，從而增加了居民健康支出上升的風險。第三，地區間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引起了公共服務供給的非均等化，加之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偏重于經濟發達地區，致使區域間公共服務水平兩極分化嚴重，總體水平難以上升。當然環境健康方面的研究在國內仍處于初始階段，研究空間巨大，如:從公共服務結構角度分析環境對健康支出影響，或者引入政策因素、地理環境、氣候變化以及產業結構等變量。如果條件允許，環境健康方面的研究不僅僅存在于三個變量之間，而應擴展為多變量間的研究，因為環境對健康影響和環境對健康支出影響受多重因素干擾。綜上，本文圍繞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關系的影響為核心展開研究，提出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于健康支出關系的影響存在門檻效應。并且不同的公共服務對環境的健康支出影響產生的門檻效應不同。針對以上問題與假設，本文首次以2003－2013年中國省際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實證基礎模型和門檻模型進行驗證，得出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影響的門檻值。

三、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

(一)基本模型的建立與變量解析通過對ChayK.Y.，JosephP.Newhouse和葉小青等文獻關于收入、健康與其他因素之間關系的分析，并在此基礎上結合本文的特點，探討環境污染、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的影響，構建的面板數據模型。控制變量: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健康狀況。為有效探究環境污染、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影響的關系，需要對影響健康支出具有顯著性的因素進行控制，其中居民可支配收入與健康狀況對健康支出影響較大，需要將其作為控制變量，yit是i地區t時期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deathit為i地區t時期居民的死亡率，根據數據的可得性以及死亡率與健康狀況的關聯性，文章以死亡率來表示居民的健康狀況。核心解釋變量1:以PM10、二氧化硫和煙粉塵為變量的大氣污染狀況。環境污染的惡化對健康支出上漲的影響并非是直接的，兩者之間還存在健康水平這個隱含的影響因素，環境污染先導致了居民健康水平的下降，之后，疾病的產生引起了健康支出增加。由于污染程度一般體現在污染物成分的濃度上，而非量上。同時各省省會城市一般作為各省經濟、文化與政府治理的中心，其城市的面貌對各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主要以各省省會城市年平均PM10濃度表示各省環境污染狀況，即PM10it。為提高并保證環境污染指標的解釋力，文中以sm與so作為輔助變量引入模型之中，分別為煙粉塵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核心解釋變量2:公共服務供給水平。根據公共服務的特點，本文從三個方面入手分析，分別為教育水平、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與環境治理投入。教育作為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與人體健康有著緊密的聯系，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健康的多產者［20］［21］［22］，教育通過改變人的生活習慣與偏好而影響人們的健康，比如抽煙、嗜酒和熬夜等，同時教育對于改善人們的健康具有顯著的正效應［23］［24］［25］，本文選擇普通高校師生比來代表教育供給水平，用eduit表示。Protect與in-fra分別表示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GDP比重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占GDP比重。由于我國農村環境基礎建設極其匱乏，同時鑒于環境基礎建設存在外溢性以及農村環境基礎建設投資數據的不可得性，本文分別以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GDP比重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占GDP比重代表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情況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情況。模型中c為常數項，β1～β9為各變量前的回歸系數值，uit為擾動項。

(二)門檻回歸模型的建立環境質量對健康的影響存在基于公共服務水平的門檻效應，當公共服務供給的累積量達到一定程度之后，環境污染對健康影響的程度會出現下降［4］。據此，本文以我國省際面板數據為基礎，通過建立門檻回歸模型，驗證并得出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影響產生的門檻值。“門檻回歸”模型是Hansen于2000年最先提出的。本文以Hansen(2000)構建的門檻回歸模型為基礎，結合本文研究的內容與特點構建了如下門檻回歸模型。在分析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與健康支出之間產生門檻效應的過程中，本文從公共服務的教育水平(普通高效師生比)、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占GDP比重)和環境保護情況(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占GDP比重)三方面分析了公共服務對環境污染的健康支出影響是否存在門檻效應。

四、估計結果

(一)基本回歸文中數據主要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以及《中國城市統計年鑒》，為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對相應數據進行平減處理(以2003年為基期)和相應的變換，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共獲得我國30個省市自治區2003－2013年的面板數據(不包括)。表1為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了各變量的均值、標準差、最大值和最小值。為解決變量間多重共線性的問題，本文選擇spearman檢驗方法，檢驗結果每萬人擁有衛生人員數(m)、二氧化硫排放量(so)與煙粉塵排放量(sm)等變量。為驗證模型適合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文中采用hausman檢驗方法進行檢驗，結果顯示:F統計量為0.000，即:采用固定效應模型比隨機效應模型更合理，驗證結果如表2。Fe與Re對應的表格數值為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下各變量的參數，根據表(2)結果可知，PM10與健康支出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即:PM10濃度的上升會引起人們對健康的重視，增加醫療健康方面的支出。而收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人們在醫療健康方面的投入，但收入水平的日益改善對醫療健康支出占消費支出比例的影響甚微，甚至兩者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表明健康的消費呈邊際效用遞減趨勢。同時教育資源的投入，對健康支出的影響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表現得十分明顯，當教育投入增加時，健康支出的數額在不斷增加，其所占消費的比重在逐漸下降，由此可知:教育的投入有助于人們對健康的理解與重視、生活習慣的改善和生活品質的提高。相應地，公共服務中環境治理投資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分別占GDP的比重對健康支出占消費支出比重的影響顯著性偏弱，兩者之間分別呈正相關關系，其表現出的結果與前文存在一定的差異，但需要注意一點，我國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發展中國家，工業產值仍然對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城市化建設仍然在不斷的加速，同時環境污染問題顯得更為嚴峻，因此，我國現階段處于發展、維護與污染三者同時并存的矛盾體中，這便不難理解環境治理投資與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分別占GDP的比重與健康支出占消費支出比重呈正相關關系。

(二)門檻回歸本文基于上述理論對模型進行門檻分析，采用自抽取法得出相應的P值與F值，其中對單一、雙重和三重門檻抽樣次數均為100次，結果如表3以及門檻圖形1、2和3所示。由上表數據可知，當門檻變量為edu時，其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在1%的置信水平下顯著，并通過檢驗，而三重門檻在5%的置信水平下顯著，同時三重門檻估計值并非位于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的置信區間內，因此以教育代替公共服務的模型存在三重門檻特征。對于以protect為門檻變量的模型，其單一門檻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而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的門檻估計值均位于單一門檻的置信區間內，因此，以protect為代表的公共服務門檻模型存在單一門檻，但通過圖1可知，其中的臨界值大于LR值，表明所得到的門檻值可能為無效門檻值。同理分析，以infra為代表的公共服務門檻模型存在單一門檻。五、結論本文基于2003—2013年省際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環境污染、公共服務對健康支出的影響。結果表明:其一，環境污染對健康支出影響顯著;其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夠改善人體健康，當公共服務供給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時，環境的健康支出影響表現顯著，即公共服務供給水平對環境的健康影響存在門檻效應，但其對健康支出的具體影響并不能確定，因為不同種類的公共服務或者同種公共服務的不同供給水平對健康支出造成的影響各不相同。教育的供給能夠改善人們的健康，同時具有降低健康支出的作用，并且區域間教育水平的差異對健康支出影響的顯著性和正負相關性也存在不同。對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與環境保護而言，其供給水平具有促進居民健康狀況改善的效果，但會因此而增加居民的健康支出，加重居民的醫療保健支出負擔。據此，本文得出的結論所具有的政策含義有:第一，環境、公共服務與健康支出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相關政策的制定應充分考慮三者之間的內在關聯性，不應單獨或者片面的考慮部分因素。第二，公共服務的供給對健康具有顯著的影響，政府應加大公共服務的供給，提高社會的總體福利水平。第三，政府在增加公共服務供給的同時，應調整好公共服務供給的組成結構，注意哪些公共服務會導致健康支出增加，而哪些公共服務會降低健康支出。第四，教育投入不僅能夠改善人們的健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降低健康支出的作用，政府應重視對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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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苗艷青，陳文晶．空氣污染和健康需求:Grossman模型的應用［J］．世界經濟，2010，(6):140－160．

環境污染狀況調查范文第3篇

生態環境是人類生存、生產與生活的基本條件。黨和政府把環境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伴隨著基本國策、伴隨著新的世紀正邁著希望的腳步，作為地球村的重要成員，草木蔥蘢，綠樹成蔭，鳥語花香，空氣清新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家園。地球是人類唯一居住的地方，人類要在地球上安居樂業，就要愛護地球，愛護大自然。地球是茫茫宇宙間唯一一艘載有生命的航船，我們人類是這艘船上的乘客。當船漏水的時候，誰能說拯救地球與我們無關?近年來，隨著地區經濟的

迅猛發展，人們的生活質量越來越高。然而在人們越來越奢侈的物質享受的背后，卻是生態的失調、環境的惡化。環境污染問題也越來越嚴重，到處可見的水污染、大氣污染、固體污染、水土流失等一系列嚴峻的問題正在威脅著人們的正常生活，同時也嚴重影響著經濟的發展。防止環境污染，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已成為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每個公民應盡的義務。

【環境的基本狀況】

寒假，學校大學生實踐調查的作業，因此，我對我家鄉的環境進行了調查。多年了一直在外面讀書，很少回家，回家也從來沒有好好的了解家鄉環境的變化，這一次的調查和實地走訪，說實在話家鄉的環境讓我打吃一驚。小時候，經常從爺爺、奶奶那一輩聽到這樣的說唱：二十年代洗米洗菜，六十年代魚蟲絕代，七十年代河水泛濫。我記得小時候，家鄉的河水是清澈見底的，河里魚蝦成群結隊，傍晚時分河里的石頭上會有螃蟹停留在上面，我們就這樣一邊撿著螃蟹，一邊嬉戲，這里曾是我童年快樂的回憶，是我童年迷戀的地方。那時從來不曾想過這一切都會逝去。可是現在卻應征了魚蟲絕代、 河水泛濫的說法。河道里滿是廢器、垃圾，由于垃圾的堆積，沒有清理，河水變得臭氣難聞，河里沒有了魚蝦，更別說小孩嬉戲了。而且許多水資源也因為人類的過度索取和開發已經枯竭。不僅僅在于河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有是無得污染。今年來由于環境污染，天氣也變得異常炎熱，特別是在夏天令人難以接受。

【環境污染的原因】

由于我國工農業生產的迅猛發展和村鎮住宅建設的激增，不僅城市，農村的生態環境也日趨惡化，許多地區的鄉鎮工業由于缺乏長遠規劃，一方面各種工業任意布點;另一方面又因經濟能力和技術力量的薄弱，企業無力處理三廢，污染問題相當嚴重。農村地區對自然資源利用多，培育少，目前興建的水利設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自然災害的威脅。隨著生產的發展，化肥農藥不合理的大量使用，畜禽養殖業廢水、廢氣和廢渣的任意排放，使各種污染物在農村地區內循環，造成大面積農村面源污染，水體污染現象十分嚴重。小城鎮衛生條件差，交通擁擠，居住緊張。村鎮或布局分散，或延展過長，于生產、生活和公共設施的安排都極為不便。村莊內部結構松散，空間混雜，生活用水不衛生，道路不規范等。但城鎮建設費用很少，無力改變這種現狀。通過調查發現造成家鄉環境污染的原因有：

(一)、白色污染

1、塑料垃圾沒有得到妥善的管理和處置，垃圾沒有實行分類收集，能回收回的不回收利用。

2、許多企業對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白色垃圾沒有科學地處理，放任自流。

3、我國現有的法律沒有對塑料包裝廢棄物的處理，制定出過硬的相關法規。(幸好國家新出臺了禁塑令，但效果還不顯著。希望能有大的作為。)

4、盡管在創建省級文明衛生城鎮的口號下，我們的縣城變得整潔得多，但是總的來講，人們的環保意識比較淡薄，濫用和隨意亂倒塑料制品現象相當普遍。

(二)、森林遭受迫壞，水資源污染嚴重：

1、森林面積減少，除了一些自然因素外，還有就是認為造成的森林面積減少。人類大量開發森林資源，然而又沒有及時的進行補進;

2、由于森林面積的減少，土壤變得松散，雨水下來，泥土沖進河道，造成河道，河水可以的道換新，形成污染;

3、森林減少，造成了水土流失問題;

(四)整治仍不徹底。在城區，雞鴨屠宰點和燒肉攤點污染嚴重;花盆和盆景中煙頭、紙屑較多;攤點商戶占道經營較多;車輛亂停亂靠現象依然存在;牛皮癬仍然很多;向河道里傾倒垃圾依然嚴重，河水污濁。在鄉鎮街道，亂丟亂吐亂倒現象嚴重;農貿市場垃圾較多;車輛亂停亂放現象嚴重;小食店清潔衛生問題突出;存在重城鎮輕農村、重干道公路沿線輕邊遠村社的現象;部分鄉鎮對場鎮和主要公路沿線外的村社還未開始環境整治。在農村，農戶院壩散養家禽嚴重;柴草亂堆，垃圾亂倒較為普遍。

(五)設施不夠完善。一是環衛設施數量不夠多，尤其是垃圾池、垃圾桶、果皮箱、垃圾清運車、路燈、人行道板等環衛設施配套不足，破損嚴重;二是部分設施布置不合理，有的修(洗、停)車場、水果市場、畜禽交易市場布局不合理，造成市場交易秩序混亂，影響市容市貌;有的垃圾池設置、垃圾桶擺放位置不合理，造成新的環境污染和視覺污染。

(六)、交通工具(、車輛、輪船、飛機等)廢氣和噪音音;

(七)、使用化肥、殺蟲劑、除草劑等化學物質的農田灌溉后流出的水。

(八)、廢水、廢渣

【境污染的危害】

人類要擁有健康的身體，就必須要擁有健康的生活環境。環境污染不利于人類的生存，吸入有害的氣體，影響呼吸，影響健康;白色污染的危害有：1、視覺危害，散落在環境中的塑料廢棄物對破壞了市容景觀。如散落在自然環境、街頭巷尾、江河湖泊的一次性發泡塑料餐具和漫天飛舞或懸掛枝頭的超薄塑料袋，給人們的視覺帶來不良刺激。

2、潛在危害：

(1)、塑料地膜廢棄物在土壤中大面積殘留，長期積累，造成土壤板結，影響農作物吸收養分和水分，導致農作物減產。

(2)、拋棄在陸地上或水中的塑料廢棄物，被動物當作食物吞食后，會導致動物死亡。

(3)、進入生活垃圾中的塑料廢棄物質量輕、體積大，很難處理。如果將它們填埋，會占用大量土地，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難以分解。

(4)、部分的塑料含有毒性，如果用作餐具或食品包裝的材料，這樣對人體的健康不利。

【保護環境的措施】

通過調查的我得了：環境的污染和破壞不是一個人造成的，所以保護環境應該是全社會的行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保護環境的義務。雖然家鄉現在在的環境狀況不是很樂觀，但是據調查，我們的政府正在努力進行環境保護的工程：植樹造林，退耕還林，向老百姓宣傳環境保護，提高人們的環境白虎意識等;在政府的努力下，作為這片土地主任的人們，外面更應該努力保護我們生存的家園，愛護它，保護它，從手上的事做起，不亂扔、亂折、亂吐;從身邊的是做起，共同把我們的家鄉建成美好的家園。

環境污染狀況調查范文第4篇

    據統計數據顯示,江漢平原共有稻田65.10萬hm2,棉花田24.83萬hm2,油菜田46.61萬hm2,商品性菜地21.62萬hm2,農戶自留地約1.87萬hm2。在潛江、洪湖、仙桃和公安4個縣市中隨機抽取稻田、棉田、油菜田、商品性菜地和自留地各1塊,采集土壤樣本,選定鎘、鋅、鎳、鉛、總砷、銅、總汞、總鉻、六六六、滴滴涕作為分析與評價的指標,各指標均按照國家標準和《土壤元素近代分析方法》進行分析測定,對不同農田類型的土壤質量進行綜合評價。

    (1)棉花田。本次抽樣調查了4塊棉田,結果顯示:仙桃棉花田為輕度污染,超標因子為鎘和鋅;洪湖棉花田為尚潔,超標因子是鋅;公安棉花田為尚清潔,超標因子為鋅;潛江棉花田為清潔,無超標因子。

    (2)水稻田。本次抽樣調查了4塊水稻田,結果顯示:洪湖水稻田為輕度污染,超標因子為鎘;公安水稻田為尚清潔,超標因子是鎘;潛江水稻田為尚清潔,超標因子為鋅;仙桃水稻田為清潔,無超標因子。

    (3)油菜田。本次抽樣調查了4塊油菜田,結果顯示:洪湖油菜田為尚清潔,超標因子為鎘;潛江、公安和仙桃的油菜田為清潔,無超標因子。

    (4)商業性菜地。本次抽樣調查了4塊商業性菜地,結果顯示:潛江和公安商業性菜地均為尚清潔,超標因子為鎘和鎳;仙桃商業性菜地為尚清潔,超標因子為鋅;洪湖商業性菜地為清潔,無超標因子。

    (5)自留菜地。本次抽樣調查了4塊自留菜地,結果顯示:綜合污染指數均低于警戒水平,無超標因子,污染水平均為清潔。

    1.1江漢平原農村垃圾污染現狀

    江漢平原農村垃圾的來源主要有3個途徑:一是農業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垃圾,包括秸稈、農膜和農藥瓶等;二是來源于居民的日常生活,如廚余、廢紙等;三是鄉鎮企業產生的廢棄物。本次調研主要采用發放問卷、入戶訪談、查詢資料、稱重計算、實地觀察等方法對江漢平原農村垃圾污染現狀進行研究。

    (1)農業生產垃圾污染狀況。秸稈是江漢平原主要的農村生產垃圾,總體看來,秸稈以燃燒為主,田間燃燒占的份額最大,如果加上生活燃料部分,2項份額達到64.7%,是作物秸稈生產量的2/3。本次抽樣調查了4個縣(市)的作物秸稈利用狀況,4個縣(市)的秸稈用于田間焚燒的比例最高,基本都在40%以上;其次是作為生活燃料用途的比例,平均值達到20.3%。被焚燒的秸稈(包括田間焚燒和作生活燃料)平均為65.03%,即超過2/3的秸稈都被焚燒掉了。秸稈丟棄情況在4個縣市不是很嚴重,平均僅有1.9%。秸稈堆肥率很低,平均1.2%。潛江市和公安縣作物的秸稈飼料化利用率較高。秸稈作為原料在四湖流域的利用水平較低,平均0.73%(低于丟棄量),除潛江的利用水平較高,其他縣市利用率很低。關于地膜污染問題,據有關資料顯示:江漢平原2009年地膜使用量1213.42t,平均殘留率為26.6%。

    (2)農村生活垃圾污染狀況。為了解江漢平原農村生活垃圾的種類、數量及處理方式,選擇了潛江市熊口村、潛江市孫橋村、公安縣新崗村、洪湖市南昌村、仙桃市興隆村共5個村莊,每個村隨機抽取15戶農戶,收集他們在7d內產生的所有生活垃圾,并進行分類、稱重,記錄數據,由此推算出各村每人平均1年產生的不同類型生活垃圾的數量及生活垃圾總量,再根據該村常住人口數推算出1年全村產生的不同生活垃圾的數量及生活垃圾總量。調查結果顯示:5個村莊的有機廢棄物中廚余和廢紙所占比例均較大。

    (3)鄉鎮企業廢棄物污染狀況。采取聽取報告、座談、問卷調查、實地考察、取樣分析等方式,調查了6家鄉鎮企業的污染狀況。調查結果顯示:養豬場對周圍環境造成了污染。養殖固廢造成的污染很少,然而生豬尿液及干濕分離處理的上清液一般都直接排放到附近溝渠,使得周邊溝渠水質惡化發黑、發臭,總氮、總磷和化學需氧量嚴重超標,水質為劣Ⅴ類,喪失了使用功能。

    2江漢平原農村環境污染成因分析

    江漢平原農村水源、土壤、垃圾污染等環境問題的出現與該地區自然地理特征、生產生活方式、農民群眾環境保護意識以及當地經濟快速發展等因素密切相關。

    2.1江漢平原地形、地貌、水文、氣象等自然條件限制極易

    導致該區域環境污染問題的形成江漢平原地勢低洼,每年5—9月的汛期大部分時間地面低于江水位幾米甚至十幾米,容易形成外洪內澇;枯水期江河水位低,引水困難,水資源顯得不足,干旱隨之而來,這些災害成為江漢平原環境污染、生態破壞以及血吸蟲病蔓延等問題的誘因。

    (1)氣候資源豐富但分布不均導致該地區呈現澇滯相隨、旱澇并存等生態劣化現象。江漢平原屬于北亞熱帶大陸濕潤季風氣候區,降水多,70%以上集中在5—9月的江河汛期,同時過境水量大,長江、漢江等多條大小河流匯集于江漢平原,致使江漢平原地區水高田低、農田受澇面積大,農業生產面臨巨大的防洪壓力。另外,由于圍墾和自然演化,湖泊大量萎縮,調蓄洪水和維持良好生態的能力削弱,加重了抵御洪澇的負擔,導致該地區洪、澇、漬害頻發,作物生長發育不良、產量下降,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

    (2)水資源季節性過剩但總體匱乏,旱澇災害加重了水源污染。江漢平原水源充足,但在時空上的分布很不均勻,豐水年與枯水年水資源相差達10~15倍。該地區地表水、大氣降水和地下水都很豐富,雨季集中,并且與作物生長同季,河流縱橫、大小湖泊星羅棋布,流經江漢平原的境外水數量也很大,這些客水多在汛期到達,很難得到有效利用,致使洪澇災害頻發,江漢平原中部地區部分農田長期處于高水位狀態,而盲目圍湖造田、填湖開發等人為對自然的干預,加快了湖泊濕地萎縮,湖泊調蓄、行洪能力減弱,淡水儲量減少,水質日趨富營養化,河湖淤塞,澇漬相隨、旱澇并存,導致水質變劣,農民群眾的健康和農產品質量均受到了嚴重威脅。

    (3)長期滯水或淹水導致江漢平原農村環境不斷惡化。江漢平原澇漬時間長,土壤潛沼化程度逐步加重,導致大量還原性有毒物質產生,這些有毒物質或滲入地下或排入江湖之中,從而加重了農村環境的污染。由于整個江漢平原澇漬地域農業生態環境不斷受損、退化,圍墾中水利工程與血吸蟲病防擴散措施又不得力,血吸蟲的寄生釘螺隨洪澇災害的頻發而擴展,導致血吸蟲病疫控制難度隨之加大,該地區農民因病返貧人口日益增多,再加上農業投入增加緩慢,農業的比較效益越來越低,嚴重影響了農業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

    2.2長期沿襲的農業生產方式導致環境污染加劇

    傳統的發展觀以資源可以無限供應假設為前提,忽視了環境、資源、生態等自然系統的承載能力。當前,江漢平原農村環境污染就是由于近幾年來該地區經濟快速發展超越了自然環境系統的自凈能力,導致環境質量逐步下降。

    (1)水產養殖投肥過量嚴重污染水體。江漢平原湖泊河流眾多,水網密布,是全國內陸水域最廣,水網密度最高的地區之一。水產養殖十分發達,而黃鱔、“四大家魚”等養殖過程會投放大量的餌料,成為加重江漢平原大中小湖和魚塘等養殖水面水體水質富營養化的主要因素,局部區域的環境污染已經嚴重影響了人民生活和農業生產。據統計,江漢平原目前共有水產養殖面積約10.67萬hm2,水產品年產量約14萬t,年投魚飼料約27萬t,水產養殖業是江漢平原流域農業源COD、總氮和總磷污染的主要來源,占總量的50%~60%。這些污染物直接進入水體,對水體造成嚴重污染。此外,養殖過程中投撒過量的魚藥也會對水體產生污染。

    (2)畜禽養殖固廢及廢水污染周邊環境。據統計顯示:2007年江漢平原僅四湖流域地區畜禽養殖糞尿排泄的總量就達到10929萬t,其中,糞便排泄總量為4853萬t,尿液排泄量為6076萬t。江漢平原部分縣市區畜禽養殖業污染物產生量和排放量最大的是COD,其次是總氮和氨氮,總磷產生量最小。這些畜禽養殖糞尿排泄物大多沒有經過處理就排入周邊溝渠、河流、塘堰,造成嚴重污染。

    (3)傳統的耕作習慣導致環境污染。一方面,種植區化肥使用過量造成了水體富營養化。江漢平原是湖北省重要的農產品生產基地,糧食產量達到5332kg/hm2,棉花產量達1208kg/hm2,如此高的產量使得江漢平原化肥的投入達到742kg/hm2。化肥流失造成的農業面源氮、磷污染較大,而且流失的化肥多為溶解態,進入湖泊、河流、溝渠及塘堰等水體,極易導致藻類過度生長,形成水體富營養化。另一方面農藥使用不當導致了土壤質量下降。有機氯農藥對于防治病、蟲、草害,保證作物增產方面,有很明顯的作用,但有機氯類化合物制劑因性質穩定和不易消解,易引起農業環境的污染。一些違禁劇毒、高毒、高殘留農藥施用現象仍較普遍,加上施藥方法不科學,造成農產品有機氯農藥殘留超標現象十分突出。已有研究表明:有機氯農藥殘留是六六六和滴滴涕在土壤中分布的主要原因。

    2.3農民生活陋習和環境意識薄弱造成環境污染

    農村群眾普遍缺乏生態環境知識,環保意識不強,對自己生產、生活環境的安全性以及生態環境破壞的危害性認識不足,這是引發農村環境污染問題的重要原因。

    (1)農村生活污水直排導致地表水污染。長期以來,由于農村環保投入嚴重不足,鄉鎮政府、村委會提供環保公共服務能力較弱,農民環保意識不強,加之缺乏有效的投融資機制和政策,城鄉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大量的不達標污水排入河湖水體,成為地表水主要的污染源之一。

環境污染狀況調查范文第5篇

近年來，由城市垃圾填埋引發的地下環境污染已受到普遍重視，研究人員相繼使用地球物理物理方法對由城市垃圾填埋引發的地下環境污染進行研究．Texkan［1］利用瞬變電磁法和音頻大地電磁法圈定科隆垃圾填埋場的范圍，Benson［2］采用甚低頻電磁法和直流電法開展地下水污染填圖作業，Park［3］利用電阻率法監測地下水污染的擴散，Ogily等［4］應用3D電阻率層析成像法對垃圾填埋場進行探測，Beselli［5］通過電磁法和多道直流電法對地下水污染進行監測，閆永利等［6］采用大地電磁測深法對北京阿蘇衛垃圾填埋場進行檢測研究．但從目前國內外解釋與推斷垃圾填埋地下環境污染狀況的方法技術看，大多是通過人為確定的電阻率值，如10Ωm），對地下環境污染區域進行粗略的劃分，很難真實地反映出垃圾填埋場地下環境污染的程度．EIS（El，電阻率成像觀測）是20世紀末發展起來的一項新的觀測技術，采用的是陣列式觀測方式，信息量大、分辨率高；特別是使用直流激發源，有效地抗人文電磁噪聲干擾，成為工程地質、地下水污染勘查的強有力的手段［7－12］．模糊數學理論是由Zadel［13］提出，目前已廣泛用于天氣預報、農林業規劃及地震危險性分析和礦產評估等領域，成為定量解釋客觀事物差異中界限標志“不分明性”的有效方法［14－17］．本文將EIS觀測技術與模糊數學理論有機結合，通過對通州某垃圾填埋場的面積性EIS測量，獲取了垃圾填埋場地下介質的視電阻率分布；應用模糊數學隸屬函數的理論，給出了分辯地下環境污染的量化指標，并對填埋場地下環境污染狀況進行了分區劃分．實際鉆孔資料表明，分區結果與填埋場地下環境污染的分布狀況吻合較好．

2垃圾填埋場概況和EIS現場觀測結果

垃圾填埋場位于北京市通州區，占地約11000m2，為非正規簡易垃圾填埋場．該填埋場西邊是荒地，北邊是果園，東邊為耕地，南邊是林地．整個區域地形平坦，適合EIS觀測．填埋場周邊表層為第四紀泥土，厚度不足1m，底下是泥沙層，厚度大約13m，其下為粘土層，地下水位大約10m．填埋場從2007年開始填埋，填埋物主要是生活垃圾與建筑垃圾．本次野外觀測使用GeoPen公司生產的EIS觀測儀．在整個填埋場沿東西方向布設了11條EIS測線，由北向南編號1—11號．其中，1—3號線位于填埋區之外，4—9號線為混合垃圾（生活垃圾與建筑垃圾）填埋區，10—11為生活垃圾填埋區．野外觀測采用Wenner裝置，電極距為3m，EIS測線布設見圖1．其中陰影區域是通過EIS觀測結合鉆孔資料共同確定的垃圾填埋的平面范圍．根據EIS觀測結果，填埋區與非填埋區的電性結構存在較為明顯的差異．圖2（a，b）分別是位于非填埋區1號測線和3號測線的視電阻率斷面．從圖2可以看出，整個剖面以大約60m處為界，可分為東、西兩段．西段視電阻率較高，普遍介于100～200Ωm之間；而東段視電阻率相對較低，大約在20～100Ωm的范圍．除在東、西兩段交界的、大約60～80m地帶外，地下介質的分層性較好．對比圖2a和2b電阻率變化不難看出，3號測線雖較1號測線距離垃圾填埋區更近，但未發現明顯的低阻異常，這說明垃圾滲濾液的污染以縱向遷移擴散為主，橫向的遷移擴散區域很小．混合垃圾填埋區5號測線視電阻率斷面如圖3a所示，存在1個10～20Ωm的低阻異常．異常的橫向范圍大約在70～90m，深度范圍約為5m．在剖面的西段0～60m的地帶，視電阻率較高，普遍在100～200Ωm之間．而在東段90～170m的地帶，隨著深度的變化，視電阻率逐漸增大，從近地表的大約20～30Ωm，逐漸增大到超過100Ωm．符號︱是鉆孔確定的填埋場邊界．生活垃圾填埋區EIS探測結果非常明顯，如圖3b所示．在40～80m的地帶，存在一個非常明顯的10～20Ωm的低阻異常，其深度大約為10m．從EIS觀測結果分析，整個測區0～40m深度上，視電阻率分布具有西邊高、東邊低，深部高、淺部低的特點．填埋場周邊的砂土分布較為均勻．影響地下介質電阻率變化的因素除了垃圾填埋物外，主要是近地表土壤的疏松度與潮濕度．西段因缺乏耕種，土壤的疏松度與潮濕度較低，電阻率較高；而東段連年耕種澆灌，土壤的疏松度與潮濕度較高，電阻率較低．

3地下環境污染程度的劃分與鉆探結果

該填埋場EIS觀測到的結果表明，測區東、西兩側的視電阻率表現出較大的差異．西側視電阻率較高，普遍超過100Ωm，遠高于填埋區10～40Ωm的視電阻率；東側則不同，在0～10m的深度范圍內，視電阻率大致介于20～40Ωm之間，與填埋區視電阻率的變化范圍區別不大．而10m深度以下，視電阻率高阻特征表現較為明顯，普遍超過70Ωm．針對這種情況，提出了直接采用EIS觀測到的視電阻率結果計算隸屬函數的方法．采用Zadeh（1965）表示法，將地下單元ei的視電阻率值ρi視為分辯地下環境污染程度的模糊集合A的元素：其中ρe0＝20Ωm；ρw0＝40Ωm．這里ρe0、ρw0分別是東、西兩側戒上型隸屬函數截斷視電阻率值，μ（ρi）表征地電單元ei隸屬污染區的程度．根據鉆孔資料確定的填埋場的邊界，我們針對填埋區及鄰近區域進行了地下環境污染程度的計算和成像，圖4（a，b）分別為5號剖面和10號剖面的成像結果．根據閆永利（2007）劃分標準，該填埋場地下環境嚴重污染區（μ（ρ）≥0．75）的深度范圍大約在0～13m（混合垃圾區深度大約10m；生活垃圾區深度約為13m），輕度污染區的深度范圍大致為0～20m．整體上污染區的深度變化為南深北淺．為對EIS觀測結果進行檢驗，我們對勘探現場進行了打井驗證．采用2臺沖擊式打井機，共完成8個鉆孔．其中15m勘探井1個，8m井3個，6m井14個，采集樣品22個．為了解調查場地土壤污染物背景水平，我們在緊鄰垃圾填埋場的南側采集背景樣品2個，根據檢測結果，調查場地未受垃圾滲濾液污染的土壤氨氮背景值均為“未檢出”．圖5給出的是10號剖面以北15m深井（垃圾物8m）之下8．5～13．4m的氨氮檢測結果．該鉆孔介于混合垃圾填埋區與生活垃圾填埋區之間．從圖5可以直觀地看出，在深度9．7～11．5m范圍氨氮含量快速衰減．表明該深度范圍存在劃分地下環境污染程度輕、重的合理界面．這與EIS資料隸屬函數給出的嚴重污染區深度（混合垃圾區10m；生活垃圾區13m）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