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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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第1篇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二戰以來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和趨勢，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是發展迅猛。按照WTO的統計，截至2004年9月，向GATT/WTO通報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共有305項。在GATT時期通報的124項協定中仍在實施的只有48項。進入WTO時期后，通報的數量達到了181項，平均每年通報15項以上，而GATT時期的45年間，平均每年通報的數量不足3項。這表明，尚在實施的區域貿易協定多數都是在WTO時期產生和發展起來的。
一、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主要特點
1.上世紀90年代以來，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并覆蓋了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但地區分布不平衡
歐洲是區域貿易協定最集中的地區，占全球已實施數量的50%以上。過去十來年間，美洲是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最快的地區。北美自由貿易區于1994年1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根據美國的設想，美國將把北美自由貿易區的范圍擴展到拉丁美洲，以形成一個覆蓋整個南北美地區的巨大自由貿易區。目前，美洲國家首腦會議已經同意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貿易區，幅員將涵蓋除古巴外整個西半球。在北非和中東地區，以“歐洲-地中海伙伴關系”為基礎，該地區國家正在通過第二代雙邊區域貿易協定加強與歐盟的聯系，目標是在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方向是在現有基礎上的深化。非洲主要區域貿易協定組織已提出在2028年建立非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目標。相比之下，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水平較為滯后。在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亮點是東南亞國家聯盟，其旨在2008年通過實施有效優惠關稅計劃建成東盟自由貿易區。1997年底，首屆東盟與中日韓三國“10+3”的合作機制，將合作從東盟擴展至東亞地區，從而正式啟動了東亞合作進程。2002年，中國與東盟達成將在2010年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框架協議，一個“10+1”模式業已形成。在大洋洲，2001年9月，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東盟的貿易部長簽署了促進貿易、投資和經濟一體化的政府間框架協定，并于2002年9月正式簽約。此外，澳大利亞還與新西蘭、新加坡、泰國、美國、日本、韓國積極探討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性。
2.合作的范圍突破了區域或地緣因素的限制，跨地區的雙邊經貿安排備受青睞
克魯格曼為代表的傳統貿易集團構成理論認為，相鄰的經濟體是構成貿易集團的“天生”條件。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區域經濟合作的構成基礎發生了較大變化，打破了狹義的地域相鄰概念，出現了跨洲、跨洋的區域合作組織。例如，2004年9月，日本和墨西哥簽署了一項自由貿易協定，協定于2005年4月生效，這是日本繼與新加坡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后的第二項協定。1998年啟動的美洲自由貿易區談判吸納了APEC近四分之一成員參加。目前正在進行談判的雙邊FTA中，有三分之二是在不同地區的國家之間進行的。在地區性經貿合作中，不少經濟體選擇雙邊勝過選擇多邊的主要原因在于雙邊協定擁有易于達成、靈活多樣、運作機制高效、涉及內容既廣且深等多邊無可比擬的優勢。
3.區域經濟一體化內容廣泛，一體化程度加深
新一輪的區域協定涵蓋的范圍大大擴展，不僅包括貨物貿易自由化，而且包括服務貿易自由化、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貿易爭端解決機制、統一的競爭政策、知識產權保護標準、共同的環境標準、勞工標準、甚至還要求具備共同的民主理念。截至1998年，在WTO接受審核的在1990年以后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中，有43個覆蓋了100%的工業品，涉及農產品的也明顯增加，而在1990年以前簽訂的RTA中，只有11個具備類似特征。除了管束減讓以外，大多數RTA還對進口數量限制和出口補貼的使用作出了限制。可以看出“新生代”的RTA所涉及的經濟自由化領域明顯超出了WTO多邊貿易談判和早期的區域貿易協定。
4.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形式與機制靈活多樣
首先，大多數區域經濟集團對成員資格采取開放式態度，以加速擴大。除了一些明確由雙方構成的區域經濟如美加自由貿易協議、澳新緊密經濟合作關系協議等外，一般區域經濟大都經歷了成員由少到多的過程。其次，合作形式和層次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合作的模式主要有契約型和非契約型，其行為主體可以為國家和地方政府，其具體形式可以采用法律形式、論壇性等多種模式。同時，許多國家放棄或基于原有貿易優惠安排而成立了自由貿易區或關稅同盟，有的從關稅同盟發展成為共同市場。例如1995年1月1日，南錐體四國根據1994年12月17日簽署的“黑金城議定書”的規定，由過去的自由貿易區提升為關稅同盟，而正式開始運轉，成為世界上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關稅同盟。
二、新一輪區域經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動因
對于RTAs大量涌現的原因，傳統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理論往往強調一體化給成員國帶來的靜態收益，包括改善成員國的貿易條件，獲取規模經濟收益，強化競爭，吸引外國投資等。但這不能解釋許多國家（特別是小國）為何以較不利的條件加入RTAs的事實，因為在這種條件下，這些國家顯然得不到傳統的收益。因此有必要從新的視角來探求區域一體化迅速發展的動因。
1.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巨大挑戰
多邊貿易體制無法滿足一部分國家在貿易自由化方面的需求。而地理區域內國家間經濟政治文化聯系的緊密、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價值觀和的相近，使得許多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無法達成的協議卻經常能在雙邊或諸邊貿易談判中談成。如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和WTO成員的增加，WTO協調及談判的范圍已從過去的關稅減讓、市場開放準入等，逐漸轉向各種非關稅措施如各種技術標準、環境要求等。由于各成員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的差異及不同利益訴求的制約，WTO各方難以就某項議題達成廣泛的共識。WTO西雅圖會議失敗促使各國更傾向于通過區域貿易協定來推進貿易自由化進程。WTO第五屆部長會議在坎昆的無果而終對簽署RTA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多邊途徑的失敗，出于各自國家利益或戰略目標，許多國家選擇首先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完成貿易自由化措施。
2.保障市場準入
無論何種形式的區域貿易協定都會給非成員國構成某種程度的歧視。對于非成員國而言，克服這種負面影響有三種選擇：一是加強多邊貿易談判；二是組建新的一體化組織；三是加入到業已存在的一體化組織中去。歐盟統一大市場的形成，美國為應對歐盟并重新建立其全球經濟發展戰略而啟動的北美自由貿易區，這都使其他國家對區域貿易協定保護主義效應的擔憂加劇。大西洋兩岸的格局變化提高了其他國家被排斥在（區域貿易協定）外的成本。為保障市場的準入，被排斥的國家要么加入已有的一體化組織，要么組建新的一體化組織。
3.區域貿易協定中的非傳統收益
許多政策的制定者和研究人員認識到，現實中有許多區域經濟一體化現象無法用傳統的收益予以解釋，一定還有非傳統意義上的收益在區域貿易協定中發揮著作用。因此就有了“新地區主義”這個名詞。它所指的非傳統收益有：鎖定貿易自由化的方向或國內制度改革的進程、發信號、提供保險、增強討價還價的能力等。
（1）如果一項貿易自由化或國內改革的政策能提高該國的福利，但在缺乏RTAs約束的情況下不能持久時，則RTAs能為該國帶來非傳統收益。比如，保護主義政策的一個主要來源是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而區域貿易協定則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來限制國內利益集團的壓力。一種方式是“優惠淡化效應”：區域經濟一體化意味著一個更大的政治團體，國內利益集團在設計共同對策時的影響力將因此被削弱。另一種方式是“優惠不對稱效應”：成員國在具體問題上所得的優惠不同，由此產生妥協的需要會提高效率。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環境下，尋租者要想形成利益集團不得不在整個區域內重組，形成尋租利益集團的難度增加了。
（2）來自RTAs的另一個潛在收益是發信號。對于作為發信號機制運行的RTAs而言，其作用不在于約束政府，而在于是在不確定環境下加入RTAs這個事實本身。通過這個行動向外界發出信號，使得外國投資者看到該國政策的新動向。這個信號可能是立場信號：本國的貿易自由化體制和改革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它們將受到一體化組織的約束；其次是經濟狀況的信號；最后，RTAs還可以發出關于政府間關系的信號。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東歐國家申請加入歐盟都有這方面的動機。
（3）加入RTAs的國家可以增加它們對第三方的討價還價能力。當前，國際經濟規則對民族國家的約束力越來越大，任何國家都不會忽視規則的制定過程。對于小國而言，在一個范圍較小的組織內，它們的呼聲更容易得到尊重，這種呼聲進而可以通過一體化組織在全球談判中得到放大。對于大國而言，通過簽訂區域貿易協定，獲得區域內的主導權，不僅可以獲得區域合作的內部收益，而且更重要的是獲得區域合作的外部收益，即擴大其在多邊貿易談判中的籌碼，進而獲得國際經濟規則制定過程中的主導權。
4.尋求區域經濟合作的非經濟收益
由于區域貿易協定把成員國經濟客觀上融為一體，各成員之間的政治、安全、外交領域的共同利益必然會增加。同時，區域貿易協定通常能夠提供區域內的公共產品，如環境保護、共同資源開發、打擊跨境犯罪等。更重要的是，大國在推進區域經濟合作方面越來越重視以政治為主的非經濟因素。
三、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選擇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新浪潮的背景下，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歷史的必然。為協調數目如此眾多，層次如此紛繁的區域合作機制，必須周密考慮區域合作的戰略布局。
1.正確對待WTO下的多邊貿易體系和區域經濟合作的關系
國家是有大小之分的，而大國與小國的利益是有區別的。小國可以在一個小的范圍內尋求和滿足自己的利益，而大國卻必須在大區域或全球追求和實現自己的利益。20多年改革開放的曲折道路與經驗表明，融入經濟全球化、實施國際化發展戰略是中國真正的國家利益所在，而加入世貿組織，在多邊貿易體系框架內進行與各國的經貿合作是實現這一戰略利益的主要途徑。因此在探討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時，多邊貿易體系下的國家利益是必須優先把握的。即不能離開WTO體系去追求區域合作與發展的利益，更不能機械固守WTO體系而放棄區域合作的利益。從長期戰略利益考慮，在當前發達國家已經占據發展優勢特別是數字化制高點，以及在多邊貿易體系中也占據極大主動權的戰略態勢下，中國必須積極尋求全球范圍內的各種不同類型的空隙加以把握。今后國際經濟關系將會由國家之間的較量轉向區域經濟集團之間的角逐，由國家間的談判協商逐步轉變為區域組織之間的經濟協調。這意味著中國必須制定自己的地緣經濟戰略，推進中國區域經濟合作的發展，特別是建立與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這一中國的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基礎。
2.構筑多元重心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
就目前世界區域經濟合作形式看，多元重心的區域合作模式正在成為區域經濟融合的趨勢。中國應謀求在亞太地區實現由單一重心模式向多元重心模式的轉變，構筑自己的多元重心合作框架。根據地緣經濟依存度和經濟互補性強弱，可將中國對外開放的國際格局分為三大圈層。第一圈層：與中國互補性最強，地緣、人文優勢條件最佳。范圍大體包括臺港澳在內的中華經濟圈、歐洲經濟圈、北美經濟圈、東北亞經濟圈。第二圈層：與中國的互補性次強，地緣、人文條件良好。范圍大體包括東南亞經濟圈、南亞經濟圈、中亞經濟圈、西亞經濟圈。第三圈層：與我國的互補性弱，地緣、人文條件一般。范圍大體包括中東、非洲、拉美和某些獨聯體國家、東歐諸國。第三圈層基本處于中國對外開放的邊緣層，與中國的地緣關系較弱。第一圈層無疑是中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點地區。而第二圈層中的東南亞經濟圈位于亞太地區，也應是中國開展區域經濟合作的重點地區。從總體看，中國應以兩岸四地為核心，推動東亞經濟圈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進程，加強與亞太經合組織成員間的經濟合作，同時在各個戰略方向上應有不同的合作方式。向南，推動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區建設，構建東南亞次區域合作經濟圈；向北，推動與俄羅斯及東北亞的區域合作進程，由優惠貿易安排和項目開發向更高層次合作方式過渡，積極籌劃東北亞自由貿易區；向西，借助上海合作組織發展與中亞五國的多邊合作；向西南，謀求與南亞各國發展密切的經貿關系，為今后深化雙邊合作奠定基礎。
3.把握好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戰略步驟
構建起以自由貿易區為起點的全方位、立體雙邊與地區多邊的區域經濟一體化網絡。具體來說，在實施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時，可以分為近期、中期和長期三個步驟。
（1)近期目標：首先要加快“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步伐。其對于未來的亞洲自由貿易區有著重要的輻射效應和示范效應。其二要積極推進《亞太貿易協定》框架下的合作進程，以獲得更多的實質性成果。再次要通過上海合作組織機制積極促成中亞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最后，要積極探索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新路子，創建新的跨地區、跨洲際雙邊自由貿易區，在更廣的范圍內構建全球雙邊一體化網絡。
(2)中期目標：首先是積極促成“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成。但目前此事尚處在試探性階段，短時間內難以進入操作程序。主要障礙在于：目前在中日、日韓之間由于歷史、領土和政治糾紛而引起的高漲民族主義情緒及較低的國民互信程度；日本、韓國阻止中國價廉物美農產品的市場準入政策。其二，積極建設中華自由貿易區。本來涵蓋中國大陸、港、澳、臺在內的中華自由貿易區應該成為中國參與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的重中之重，但由于眾所周知的政治障礙原因，這一自由貿易區的不確定性最大。其啟動難度甚至大于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第三、構建東亞自由貿易區。東亞自由貿易區應是在中、日、韓自由貿易區和中華自由貿易區建成后水到渠成之事。但鑒于前兩者在近期內建立有一定難度，故“10+3”的啟動也需假以時日。
（3）長期目標：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自由貿易區的規模越大，各成員之間的產業鏈條越長，則越能使其經濟效應最大化。因此，中國的出發點應該是，仿效歐盟沿著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自由貿易區）這樣一條實用而又實際之路，將與其有地緣優勢的亞洲各經濟體的財富復雜的交織在一起，把最終建成亞洲自由貿易區作為我們的長遠戰略目標。
參考文獻：
[1]張蘊嶺主編:世界區域化發展模式.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2]樊瑩著:國際區域一體化的經濟效應.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
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美國TPP 貿易效應 GTAP模型 一般均衡分析
引言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主導世界經濟的今天，主要國家和區域集團尤其關注發展區域和次區域經貿安排，對于處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來說，也一直把區域經濟一體化策略作為其全球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隨著美國從全球反恐戰爭的關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其后續效應的不斷影響，面對持續低迷的美國經濟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國內失業率，奧巴馬總統上任后，就將經濟復蘇作為其任期的主要任務。這一時期美國將區域一體化策略注意力轉移至亞洲，為了強調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國主張要重建“亞太經濟秩序”，并以TPP作為其主導地區事務的主要載體，最終實現其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構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旨在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稱為P4協定，內容主要包括減免成員國90%商品的關稅，盡管該協定設立了“開放條款”，明確表示歡迎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沒有引起過多關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國高調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響力大增。至此，越來越多的亞太國家，部分東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文萊、越南等）紛紛表示愿意加入TPP談判，尤其繼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決定加入TPP 談判后，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變數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國家談判均成功，TPP所涵蓋的經濟規模將達到23萬億美元，接近世界經濟總量的40%，屆時TPP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經濟體，東亞一體化的原有進程將會因為TPP的發展而受到阻滯，前途變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國的TPP戰略意圖以及未來會帶來的影響已引起人們的眾多猜想，美國當真要通過經濟戰略重點的東移來解決目前國內的經濟困局？通過拉攏更多亞太國家加入TPP來重建亞太經濟秩序還是僅僅為了遏制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乃至抵制中國的發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對TPP，中國又何從抉擇呢？所以如何能夠運用經濟模型對美國TPP的政策效應進行準確評估，對中國在未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所扮演何種角色就顯得尤為重要。
很多文獻都有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的研究，主要包括動態效應、靜態效應以及中間層面的效應等，動態效應包括經濟增長效應、規模經濟效應以及競爭效應等多方面；靜態效應包括貿易創造、貿易轉移以及由于區域一體化協議的簽訂對成員國和非成員國進出口貿易方面總體的影響；中間層面的效應包括產業區位效應等方面。本文從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所帶來的貿易層面的效應，研究方法上則采用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TAP）進行實證研究，所以無論從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上來說，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效應都是本文的研究對象。
關于美國TPP研究的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國的TPP戰略動機、TPP談判內容、效應衡量等幾個方面。美國推動TPP的戰略動機主要從政治、經濟等角度出發梳理美國青睞TPP的動因，如Solis，Mireya（2011）認為美國加入TPP主要出于傳統理念、經濟利益以及多邊主義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從結構主義和地區主義視角研究了美國推行TPP戰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讀了美國 TPP 戰略。對于TPP的談判內容，學者們基本已經取得一定的共識，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國家簽訂的具有約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質上屬于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逐漸演變為亞太地區建立自貿協定的一種現實途徑，各國學者也進行了國別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對TPP經濟效應的衡量屬實證研究范疇，國外已經將以GTAP模型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為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分析的主流實證方法，國內對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但也有學者試圖運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經濟效應，如萬璐（2011）、趙金龍（2012），得出TPP成員國較非成員國會得到較多的福利收益等結論。
實證研究
為了分析亞太地區各國對于美國 TPP 戰略的反應，本文以GTAP作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對各國貿易方面的影響，以此為依托分析美國TPP未來的發展趨勢，尤其重點討論中國對此采取的策略建議。
（一）GTAP模擬方案設計
基于TPP發展現狀，TPP未來擴容的可能路徑是東亞若干小國（部分東盟國家）——東亞大國（日本、韓國）——亞太所有國家——亞太自貿區，加之美國TPP擴張過程中的可能顧慮即遏制中國，壯大自身，所以設計如下模擬方案：方案1：美國成功吸引全部東盟10國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礎上美國又吸引日本、韓國加入TPP（即美國吸收除中國之外的所有東亞國家加入TPP）；方案3：美國吸引所有亞太國家加入TPP（包括中國）。
本次模擬中把“關稅”作為唯一沖擊變量，即TPP成員國內部的關稅將削減為0，對外則各國保持各自現行關稅不變，分別考察在各種不同模擬方案下，當TPP成員各國關稅削減為0時，對TPP內部成員以及外部世界各國的影響，主要包括貿易流、貿易條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應，進行比較后得出邏輯上最可能的方案，為后文的政策建議提供依據。
（二）數據庫描述性說明
本文采用GTAP7.0數據庫，該數據庫包括113個國家和地區以及57個產品部門的數據，因本文涉及到亞太地區各國、東亞各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于美國 TPP 戰略的反應，所以國家、地區加總后如表1所示。
（三）結果分析
第一，通過方案1模擬后發現（見表2），在當下的TPP談判基礎上如果美國把東盟所有國家都吸收進TPP的話，將對美國和TPP創始成員國帶來正效應，與此同時，未加入TPP的國家如中、日、韓等國則會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損失。但同時，雖然東盟國家已經成為TPP的成員國，但也呈現了GDP方面的負增長，以及福利和貿易條件的損失，考慮到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效應中的貿易轉移與貿易創造，東盟國家的模擬結果可能源于區域外的貿易轉移大于區域內的貿易創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進一步說明隨著TPP成員國的逐漸擴大，TPP成員國的福利會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于經濟實力強的國家會得到更大程度效應的改善，如美國GDP會得到0.29%的增加。但與預計相反的是像日、韓兩國的加入并未給本國GDP帶來相應的增長，而是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時，與方案1的結果相反的是，東盟各國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應等方面的增加，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韓的加入，使其更有動力推動TPP的進行，而這對原本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日、韓來說卻是某種程度貿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說明當所有亞太國家（包括中國）都加入TPP后，成員的大部分指標都得到正增長，尤其是美國在GDP、進出口變化以及福利、貿易條件等方面的變化較前面兩項方案更為突出；中國也在進、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與上述兩方案中被TPP邊緣化的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的東盟國家、其余亞太國家、TPP準成員和創始成員國也都得到了貿易效應的多方面改善。與預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國家則得到了負的貿易效應。
對策建議
經過上述實證結果顯示，中國至今面臨著尚未被邀請加入TPP的尷尬局面，我們要冷靜對待不斷擴張的TPP，在適當時機采取適當策略以備不時之需。
第一，不斷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強化在東亞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由于目前部分東亞國家已經表示出對TPP的興趣以及受到了邀請，這對于同樣處于發展過程中的東亞一體化難免形成沖擊。而作為中國來說，就應該進一步擴大東亞經濟一體化影響，以此弱化被TPP邊緣的現狀，同時也可以積極獲取作為東亞地區軸心國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細研究TPP條款，適當時機選擇加入TPP，但要考慮章程內容，避免用高額代價換取TPP成員國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國的不斷推動下有助于美國開創并主導21世紀貿易協議的新標準，推動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國如果選擇加入，就要滿足目前TPP的標準，但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但如果不加入，就會承受一定的被邊緣化的損失。因此政策制定者應準確評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
第三，盡量減少在亞太地區與美國進行正面經濟對抗的可能性，逐漸弱化美國“遏制中國”的觀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和體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間總是處于微妙的競爭關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國的TPP也有很多人認為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又一張牌，我們應擯棄這種與美國的“對抗”思維，盡量弱化與美國的正面經濟沖突，利用積極的手段化解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加強中美經濟合作，并積極融入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中去。 引言
在區域經濟一體化主導世界經濟的今天，主要國家和區域集團尤其關注發展區域和次區域經貿安排，對于處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來說，也一直把區域經濟一體化策略作為其全球戰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隨著美國從全球反恐戰爭的關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其后續效應的不斷影響，面對持續低迷的美國經濟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國內失業率，奧巴馬總統上任后，就將經濟復蘇作為其任期的主要任務。這一時期美國將區域一體化策略注意力轉移至亞洲，為了強調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國主張要重建“亞太經濟秩序”，并以TPP作為其主導地區事務的主要載體，最終實現其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的構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由新西蘭、新加坡、智利和文萊四國發起，從2002年開始醞釀旨在促進亞太地區貿易自由化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稱為P4協定，內容主要包括減免成員國90%商品的關稅，盡管該協定設立了“開放條款”，明確表示歡迎亞太地區其他經濟體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沒有引起過多關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國高調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響力大增。至此，越來越多的亞太國家，部分東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文萊、越南等）紛紛表示愿意加入TPP談判，尤其繼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決定加入TPP 談判后，東亞經濟一體化的變數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國家談判均成功，TPP所涵蓋的經濟規模將達到23萬億美元，接近世界經濟總量的40%，屆時TPP將成為亞太地區最大的經濟體，東亞一體化的原有進程將會因為TPP的發展而受到阻滯，前途變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國的TPP戰略意圖以及未來會帶來的影響已引起人們的眾多猜想，美國當真要通過經濟戰略重點的東移來解決目前國內的經濟困局？通過拉攏更多亞太國家加入TPP來重建亞太經濟秩序還是僅僅為了遏制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一步發展，乃至抵制中國的發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對TPP，中國又何從抉擇呢？所以如何能夠運用經濟模型對美國TPP的政策效應進行準確評估，對中國在未來的區域經濟一體化中所扮演何種角色就顯得尤為重要。
很多文獻都有關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的研究，主要包括動態效應、靜態效應以及中間層面的效應等，動態效應包括經濟增長效應、規模經濟效應以及競爭效應等多方面；靜態效應包括貿易創造、貿易轉移以及由于區域一體化協議的簽訂對成員國和非成員國進出口貿易方面總體的影響；中間層面的效應包括產業區位效應等方面。本文從研究內容上主要關注區域貿易協定的簽署所帶來的貿易層面的效應，研究方法上則采用全球貿易分析項目（GTAP）進行實證研究，所以無論從研究內容還是研究方法上來說，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效應都是本文的研究對象。
關于美國TPP研究的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國的TPP戰略動機、TPP談判內容、效應衡量等幾個方面。美國推動TPP的戰略動機主要從政治、經濟等角度出發梳理美國青睞TPP的動因，如Solis，Mireya（2011）認為美國加入TPP主要出于傳統理念、經濟利益以及多邊主義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從結構主義和地區主義視角研究了美國推行TPP戰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解讀了美國 TPP 戰略。對于TPP的談判內容，學者們基本已經取得一定的共識，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國家簽訂的具有約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質上屬于亞太地區自由貿易協定，逐漸演變為亞太地區建立自貿協定的一種現實途徑，各國學者也進行了國別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對TPP經濟效應的衡量屬實證研究范疇，國外已經將以GTAP模型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為對區域經濟一體化效應分析的主流實證方法，國內對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經濟學分析方法，但也有學者試圖運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經濟效應，如萬璐（2011）、趙金龍（2012），得出TPP成員國較非成員國會得到較多的福利收益等結論。
實證研究
為了分析亞太地區各國對于美國 TPP 戰略的反應，本文以GTAP作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對各國貿易方面的影響，以此為依托分析美國TPP未來的發展趨勢，尤其重點討論中國對此采取的策略建議。
（一）GTAP模擬方案設計
基于TPP發展現狀，TPP未來擴容的可能路徑是東亞若干小國（部分東盟國家）——東亞大國（日本、韓國）——亞太所有國家——亞太自貿區，加之美國TPP擴張過程中的可能顧慮即遏制中國，壯大自身，所以設計如下模擬方案：方案1：美國成功吸引全部東盟10國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礎上美國又吸引日本、韓國加入TPP（即美國吸收除中國之外的所有東亞國家加入TPP）；方案3：美國吸引所有亞太國家加入TPP（包括中國）。
本次模擬中把“關稅”作為唯一沖擊變量，即TPP成員國內部的關稅將削減為0，對外則各國保持各自現行關稅不變，分別考察在各種不同模擬方案下，當TPP成員各國關稅削減為0時，對TPP內部成員以及外部世界各國的影響，主要包括貿易流、貿易條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應，進行比較后得出邏輯上最可能的方案，為后文的政策建議提供依據。
（二）數據庫描述性說明
本文采用GTAP7.0數據庫，該數據庫包括113個國家和地區以及57個產品部門的數據，因本文涉及到亞太地區各國、東亞各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對于美國 TPP 戰略的反應，所以國家、地區加總后如表1所示。
（三）結果分析
第一，通過方案1模擬后發現（見表2），在當下的TPP談判基礎上如果美國把東盟所有國家都吸收進TPP的話，將對美國和TPP創始成員國帶來正效應，與此同時，未加入TPP的國家如中、日、韓等國則會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損失。但同時，雖然東盟國家已經成為TPP的成員國，但也呈現了GDP方面的負增長，以及福利和貿易條件的損失，考慮到區域經濟一體化貿易效應中的貿易轉移與貿易創造，東盟國家的模擬結果可能源于區域外的貿易轉移大于區域內的貿易創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進一步說明隨著TPP成員國的逐漸擴大，TPP成員國的福利會越來越大，尤其是對于經濟實力強的國家會得到更大程度效應的改善，如美國GDP會得到0.29%的增加。但與預計相反的是像日、韓兩國的加入并未給本國GDP帶來相應的增長，而是有著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時，與方案1的結果相反的是，東盟各國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應等方面的增加，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韓的加入，使其更有動力推動TPP的進行，而這對原本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日、韓來說卻是某種程度貿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說明當所有亞太國家（包括中國）都加入TPP后，成員的大部分指標都得到正增長，尤其是美國在GDP、進出口變化以及福利、貿易條件等方面的變化較前面兩項方案更為突出；中國也在進、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與上述兩方案中被TPP邊緣化的結果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他的東盟國家、其余亞太國家、TPP準成員和創始成員國也都得到了貿易效應的多方面改善。與預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國家則得到了負的貿易效應。
對策建議
經過上述實證結果顯示，中國至今面臨著尚未被邀請加入TPP的尷尬局面，我們要冷靜對待不斷擴張的TPP，在適當時機采取適當策略以備不時之需。
第一，不斷推動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強化在東亞地區的經濟主導地位。由于目前部分東亞國家已經表示出對TPP的興趣以及受到了邀請，這對于同樣處于發展過程中的東亞一體化難免形成沖擊。而作為中國來說，就應該進一步擴大東亞經濟一體化影響，以此弱化被TPP邊緣的現狀，同時也可以積極獲取作為東亞地區軸心國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細研究TPP條款，適當時機選擇加入TPP，但要考慮章程內容，避免用高額代價換取TPP成員國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國的不斷推動下有助于美國開創并主導21世紀貿易協議的新標準，推動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國如果選擇加入，就要滿足目前TPP的標準，但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價，但如果不加入，就會承受一定的被邊緣化的損失。因此政策制定者應準確評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收益。
第三，盡量減少在亞太地區與美國進行正面經濟對抗的可能性，逐漸弱化美國“遏制中國”的觀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和體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間總是處于微妙的競爭關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國的TPP也有很多人認為是美國“遏制”中國的又一張牌，我們應擯棄這種與美國的“對抗”思維，盡量弱化與美國的正面經濟沖突，利用積極的手段化解中美貿易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加強中美經濟合作，并積極融入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建設中去。
參考文獻：
1.Solis，Mireya.Last train for Asia - Pacific Integration[N].U.S.Objectives in the TPP Negotiations`，Waseda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for Japan - US Studies，Working Paper No.2011，2
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經濟一體化 政府干預 經濟發展 同省并購 同市并購
[中圖分類號]F1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6-0063-12
區域經濟一體化是當代國際和國內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努力方向，也是區域經濟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中國的區域一體化既是中國市場經濟國家地位的重要體現，也是增大國內市場容量和規模、增強國內競爭力的重要現實問題。近些年來，學者們從市場一體化視角對中國經濟一體化問題進行研究，產生了諸多學術成果，如Young（2000）、Poncet（2002，2003）、Xu（2002）、白重恩等（2004）。經濟一體化既表現為產品市場一體化，同時也表現為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Robson，1990）。從世界范圍看，近些年來，新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不斷涌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程度和范圍也在不斷加深和擴大，逐漸從以貿易自由化為主的淺度一體化向包括投資政策等更廣泛政策的深度一體化發展，越來越多的一體化協定中包含了投資條款（邱立成等，2009）。截止2005年6月，就有218個區域經濟一體化協定中包含“經濟一體化投資協定”（economic integration investment agreements，EIIAs），占一體化協定數量的67%（東艷、李國學，2006）。由此可見，經濟一體化從關注貿易自由化逐步過渡到對投資自由化的高度重視。然而，由于大多數區域經濟組織都是以促進區內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為最主要目標，因此，許多學者在研究的過程中，往往注重經濟一體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至于其對外商直接投資影響的研究則相對匱乏，且不成體系（馬靜、鄭晶，2009）。
國際貿易和海外投資對世界經濟發展都具有極大影響，然而，由于FDI的增長速度要遠遠快于商品貿易（Barba Navaretti and Venables，2004），㈣因此海外投資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將會越來越大。從這一意義上講，研究經濟一體化問題僅僅從貿易自由化視角是遠遠不夠的。同時，從經濟社會現實情況來，貿易自由化并不必然帶來投資自由化，例如，相對于產品出口，中國資本在國際上的流動受到了更多阻力。即使在貿易自由化程度較高的歐盟內部，跨國并購也經常受到來自當地政府及各方的干預。因此，從貿易自由化視角進行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可能并不能完全反映經濟一體化的真實情況。鑒于投資活動對于現代經濟的重要性，從投資自由化視角研究經濟一體化問題可能更具有意義。
我們認為，從微觀企業活動的水平可以更好地推斷宏觀經濟的性質，而經濟一體化是一個具有宏觀意義的微觀話題。OECD以及許多學者從跨國公司所從事的活動角度對經濟一體化問題所進行的研究恰恰是該思想的表現。也為本研究的合理性奠定了比較堅實的理論基礎。投資活動既包括購買設備、建造廠房等內部投資方式，也包括并購等外部投資方式。由于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式逐步內涵化和集約化，體現為平面擴張式的新增投資的比例會逐步降低，而體現為集約型增長的并購式投資會成為企業投資的主要方式，因此購并式投資就是投資自由化的主要內容。一個國家內部區域企業之間的自由并購式投資，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重要微觀機制，是經濟一體化的基石。基于此，我們選擇并購這一視角，通過企業并購的區域特征來研究中國經濟一體化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地位的確立始于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因此，本文擬以我國上市公司1998-2006年的并購數據，對我國經濟一體化的現狀及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本文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過去學者們研究國內經濟一體化的角度主要是省際貿易流，本文從投資活動的角度找出一種補充測量國內經濟一體化的新方法，并且對于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全球經濟一體化問題也有很好的啟示和借鑒價值；其次，微觀企業行為是宏觀經濟的基礎，本文從微觀企業并購投資活動推斷國家宏觀經濟的水平和性質，這是一個新的嘗試；第三，本研究為中國國內市場和區域一體化找到了一個新的政策作用方向，促進以并購等投資活動的跨區域發展有利于經濟一體化水平的提高；最后，本研究結論與現有文獻存在較大差異，中國經濟的一體化水平并不高，也沒有明顯的跡象表明中國經濟一體化水平在向好的方向發展，而政府干預以及由各地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所導致的“資源差異效應”對經濟一體化產生了負面影響，這說明中國經濟還需要進一步深化以市場為取向的改革，減少政府的干預，降低各地區之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
一、并購活動與經濟一體化
就中國國內市場一體化的文獻而言，按其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為四類（李善同等，2004）：第一類是通過各地區間產業結構的差異來考察一體化的程度（Young，2000；白重恩等，2004），如果產業結構的差異縮小，則認為市場的分割程度加大；第二類是通過各地區間的貿易量和貿易結構來考察（Poncet，2003），如果地區間貿易的“邊界效應”（Border Effect）擴大，則認為市場的分割程度擴大；第三類是通過各地區間產品價格的差異來考察（喻聞、黃季j，1998；Poneet，2002），如果產品價格的變異系數和邊界效應縮小或者價格在統計上存在同積現象（cointegration），則市場的一體化程度提高；第四類是通過各地區的經濟周期的相關程度來考察（Xu，2002），如果相關程度高，則市場一體化的程度高。我們認為，已有的關于經濟一體化的衡量方法并沒有反映出當前經濟一體化的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投資自由化。
按照世界銀行對一體化進度的衡量指標來分析，經濟一體化包括三個方面：市場一體化、生產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同時，OECD（2005）也認為，衡量全球化的核心參考指標應涵蓋以下領域：外國直接投資、跨國公司所從事的活動、國際貿易。從動態發展角度講，基于Balassa（1962）對經濟一體化組織形式的劃分，Robson（1990）認為，經濟一體化理論體系由自由貿易理論、關稅同盟理論、共同市場理論、經濟同盟理論和完全經濟一體化理論組成。自由貿易理論和關稅同盟理論主要以產品市場一體化為研究對象，而共同市場理論、經濟同盟理論以及完全經濟一體化理論除了以產品市場一體化為研究對象外，更側重于以資本、勞動力生產要素市場一體化以及其他更高形式的一體化（如政策一體化、政治一體化）為研究對象。由此可見。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經濟一體化的更高級階段和組織形式。實際上，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并非相互獨立，而是密切相關的。關于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早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二者之間存在著替代關系，如Mundell（1957）等。然而，隨著直接投資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研究更傾向于認為國際貿易和直接投資之間存在互補關系。Markusen（1983）首先指出，從貿易量角度來講，如果貿易的基礎不是相對要素稟賦差異，要素流動和商品貿易應為正相關。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一般均衡模型和Grossman and Helpman（1989）的動態模型表明，投資和國際貿易之間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即互補關系。因此，從投資角度研究經濟一體化問題既是針對當前投資在經濟一體化中的重要地位而做出的合理調整，同時，也可以與基于貿易自由化視角的研究相互補充。
根據OECD的觀點，直接投資有三種類型：跨境并購、綠地投資和產出能力（企業現有能力的擴張和增加）的變化。其中，跨境并購在世界經濟中占有比較重要的地位，其占全部FDI的比重在50%以上，遠遠超過綠地投資的份額。UNCTA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2000）的研究表明。在上世紀90年代末，跨境并購占FDI的比重為78%。不僅如此，跨境并購在所發生的全部并購活動中的比例也在日益增加。Gugler et.al（2003）對1981-1998年全球范圍內的2753起并購進行研究，發現跨境并購的比重有上升的趨勢，這一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的歐盟國家非常明顯，跨境并購占全部并購的比重由1991-1992年的24.2%升至為1997-1998年的39.8%。有許多證據表明，跨境并購浪潮與自由貿易以及市場一體化密切相關。在跨境并購與貿易自由化方面，Neary（2007）從理論上探討了跨境并購與貿易自由化的關系。他認為，并購浪潮是貿易自由化的結果，那些低成本企業并購高成本企業，將鼓勵國家或地區根據比較優勢來進行專業化生產和貿易。他的模型的一個推論是，跨境并購與出口是互補而不是替代關系。同時，European Commission（1996）的研究表明，跨境并購是歐洲企業在歐盟單一市場進行擴張的最主要方式。Brakman，et al.（2006）通過對1986-2005年的27541起跨境并購所進行的研究表明，大部分FDI采用并購的方式，同時，跨境并購主要是由經濟一體化引起的。這從另一個方面表明，以并購來衡量經濟一體化合理性。
在中國，跨區域并購與經濟一體化之間的關系也表現出同樣特征。長三角地區是目前我國區域經濟一體化最成功的地區之一，位于該地區的江蘇、浙江、上海等三省市之間的經濟合作極為密切。由此，我們統計了本文樣本中的這三省市上市公司之間的跨區域并購情況。結果表明，在所有跨區域并購中，有32%的跨區域并購發生在這三個省市之間。為了進行對比分析，我們選擇了兩組對照樣本。首先，選擇在地理上彼此毗鄰的湖北、湖南、江西等三個省進行分析，結果表明，在所有跨區域并購中，只有4%發生在它們之間。其次，我們選擇同樣毗鄰的河北、河南、山東，發現這一比例僅為2.5%。由此可以看出，跨區域（同區域）并購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之間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對應關系。歐盟區域經濟一體化是世界上公認的比較成功的發展模式。我們認為，歐盟的競爭政策集中體現了并購可以作為判別經濟一體化的思想。在美國，并購活動受到反托拉斯法的管制，但在歐洲，為了促進歐洲經濟一體化，歐共體（現為歐盟）關于并購控制的《羅馬條約》為發生在歐共體范圍內的并購控制問題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間，它沒有包含一個類似于美國反壟斷法中規定的并購控制辦法。按照Banks（1988）的說法，這不是一種失誤或者輕率的做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其本來的愿望是要利用競爭政策加速歐洲經濟的一體化進程。并購特別是跨國界的并購活動被看作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一部分，Coeurdacier et al.（2009）的實證研究表明，隨著歐盟的“單一市場”和“統一貨幣”計劃的實施，歐盟國家之間資本、勞動、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的障礙被消除，從而顯著地提升了歐盟國家之間制造業企業的跨國并購頻率和規模。他們的研究驗證了跨國并購與經濟一體化程度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們認為，跨區域并購是投資自由化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可以對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程度進行合理的衡量。OECD（2005）認為，從國際貿易角度研究經濟一體化時，可以以一國出口總額占該國GDP的比重來衡量經濟一體化，而從投資角度研究經濟一體化時，可以以一國FDI占該國GDP的比重來衡量經濟一體化。然而，以上兩個方面更多地是從宏觀視角進行界定。本文試圖從微觀企業的并購行為視角對中國國內經濟一體化問題進行考察，對此，一個可行的思路是：如果區域內各成員的并購活動更多地發生在各成員自己轄區內，則可以合理推斷區域的一體化程度較低。同時，如果跨區域并購的比重在不斷上升，則可以認為區域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在提升，反之亦然。
二、研究假設
國家之間經濟一體化的障礙，除了經濟方面壁壘，更多的是非經濟方面因素，如地理位置、政治架構、制度和體制、文化、語言等。但是，這些障礙在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同區域之間從理論上來說并不存在，或至少并不嚴重地存在。鑒于中國轉軌經濟的特征和地方政府在中國發展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基于行政邊界所考慮的地方利益，對投資自由化做出各種行政干預，是阻礙我國經濟一體化的最重要的制度因素。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實行行政分權和90年代初實行財政分權改革以來，地方政府的財政與行政自日益加強，逐漸形成“中國特色的聯邦主義”（Qian and Roland，1998），這一方面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的積極性發展本地區經濟，但另外一方面也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大動力采取地方保護政策。在分權改革之后近30年的今天，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仍然面臨許多嚴峻的問題與障礙，如區域市場的分割、食品與藥品安全、行政壟斷、政府對產業和企業的過度管制和干預等（周黎安，2004）。吲而分權改革所帶來的政府干預正是造成我國市場分割的主要原因之一（銀溫泉、才婉如，2001）。Li et al.（2003）通過構造兩階段博弈模型，發現中國的市場分割主要源于地區貿易保護，而地方財政分權和國際貿易保護政策則會導致地區保護程度提高。何智美、王敬云（2007）認為，政治錦標賽機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間的競爭而不利于合作，而競爭的后果必然造成市場分割程度加大。
許多學者的實證研究表明，分權改革所帶來的政府干預對市場分割有著顯著影響。Poneet（2002）研究發現，失業率和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均加劇了市場分割。平新喬（2004）的實證結果揭示了地方政府對國有資產控制和對產業實施控制與保護的背后存在著巨大物質利益。哪里生產要素（主要是勞動）的邊際生產率高，則當地政府就有動力對該產業實施控制，并認為這是地方保護主義之所以長期存在的經濟基礎。分權改革后，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是地方政府消費的源泉，但同時，地方政府也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陳敏等（2007）的研究發現，就業壓力和政府消費的相對規模是加劇市場分割的因素。
地方政府的地方保護政策有多種實現途徑。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地方政府主要是直接通過行政干預來實現，如強制性設置進入壁壘將外地企業或產品拒之門外。但隨著我國法制逐步健全以及中央的三令五申，這種直接的行政干預可能會給地方官員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地方政府更多采取間接的干預手段。其中一個主要手段就是在不違背中央政策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運用行政權力對投資自由化進行干預。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通過所掌控的國有企業，對發生在國企之間以及涉及國企的并購活動，進行直接干預；二是通過行政審批，對各類發生在其行政邊界內的并購活動進行程序化干預：三是在本地范圍內為那些需要被并購的對象企業，積極主動地尋找并購方，以便使本地上市公司的“殼資源”在本地利用，并使重組后企業的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主要發生在本地。地方政府之所以熱衷于使殼資源在本地企業尤其是在本地國有企業之間進行重組，從根本上說是受地方政府追求本地GDP增長和財政利益所驅使。中國當前的GDP核算原則以及現行的屬地化征稅制度。并不鼓勵企業進行異地重組。作為理性的地方政府，自然不會選擇具有外部經濟性的異地重組方式，除非本地確實缺乏可以重組的資源。因此，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缺少鼓勵區域間經濟一體化的機制和動力。
本文采用同區域并購比例來衡量經濟一體化程度，同區域并購比例越高，表明更多的資源是在同一區域內流動，市場分割程度越大。因此，如果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并購了更多的本地企業，則能夠驗證本文的上述觀點，即我國的市場分割是政府通過對國有企業的控制來實現的。此外，按照控制人的不同，我們可以將國有企業分為中央國有企業、省級國有企業和市級國有企業，這三類國有企業雖然都屬于國有控股，但它們存在很大差異。對于中央國有企業來說，由于它們和地方政府之間不存在隸屬關系，主要受國資委的領導，所以較少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預。而省級國有企業和市級國有企業主要受地方政府的直接領導，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后兩類國有企業并購本地企業的頻率會顯著低于中央國有企業。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政府干預對經濟一體化程度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近30多年來從總體上得到了極大提高，但如果分區域來考察，則是極不平衡的。在某些省份，特別是在東部沿海省份，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決定性進展，而在另外一些省份，經濟發展還非常落后。這種不平衡的發展對不同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我們可以借鑒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分析框架來對中國經濟一體化問題進行分析。在FDI這一領域，區位選擇理論具有重要意義。特定的區位有其特定的要素稟賦、政治風險、法律制度，直接影響企業進入后的運行成本和自身競爭優勢的發揮。因此，FDI的區位選擇和東道國特定的區位優勢密切相關。Dunning（1998）認為，影響區位優勢的因素包括市場規模、生產成本、運輸成本、關稅壁壘、政治風險等。這些因素影響了FDI流向。Bevan and Estrin（2004）等學者的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
除了區位優勢之外，眾多外國投資企業集聚在一起，可以降低信息成本和搜尋成本，能夠有助于交流、運輸等服務和其他需求，對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也產生一定促進作用，形成聚集效應。因此，聚集效應是影響FDI區位選擇的重要因素（Barrell and Pain，1999）。基于區位優勢理論和聚集效應理論，FDI將表現出顯著的地域特征，發達地區可能更有利于吸引FDI，而這一點也與現實相符合。2000年80%的FDI流入了發達國家，只有16%左右的FDI流入了發展中國家。我們認為，一國范圍內不同區域之間資本流動可能與FDI的這一特征相似。中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將導致它們經濟總量、基礎設施、法制水平等方面具有顯著差異，這對企業的跨區域并購等行為產生很大影響。
進一步地，根據中國特定的制度背景，我們認為，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地區，資源也越多，根據“就近原則”，本地區的資源整合頻率也越高。而經濟發展程度低的地區，資源相對匱乏，本地區的資源整合頻率也較低。同時，不同地區資源的巨大差異又限制了跨區域的資源整合，例如，經濟發展程度高地區的企業難以在經濟發展程度低地區找到合適的資源，而經濟發展程度低地區的企業又沒有足夠能力到經濟發展程度高地區進行資源整合。因此，在企業跨區域并購的過程中，可能存在著“資源差異效應”，經濟發展程度高地區的企業更傾向在同區域并購。綜上所述，區位優勢、聚集效應和“資源差異效應”等因素會加劇市場分割程度，從而對經濟一體化產生負面效應。由此，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經濟發展程度越高，企業越傾向在當地并購，即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對經濟一體化產生了負面影響。
從世界各國政府對公司并購的態度來看，經濟發展程度并不代表政府干預程度，經濟發展水平高并不意味著該國對資本的自由流動持肯定或贊同態度。即使歐美發達國家，各國政府也往往會抵制外國公司并購本國公司。近些年來，中國公司跨國并購經常受到被并購方當地政府的干預，在中海油、海爾、華為等中國大企業遭遇海外并購挫折的案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國家保護主義的影子。即使在經濟一體化程度較高的歐盟內部，各國政府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往往也會干預。例如，2006年2月，法國政府令法國燃氣公司與法國的蘇伊士公司合并，使前來收購蘇伊士公司的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知難而退。恰如假設1分析中所提到的，中國各地地方政府基于“政治錦標賽”、稅收、就業等各種考慮，具有強烈的干預企業經營發展的沖動。同時，在經濟發展程度越高的地區，其區位優勢越明顯，各種資源比較豐富，為了保證當地經濟的發展以及促進就業等，政府越有動機抵制當地資本的流出，阻礙外地企業并購當地的優質企業，國有企業越有可能在本區域內實施并購。根據上述分析，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3：政府干預進一步惡化了經濟發展程度不平衡性對經濟一體化程度的負面影響。
三、變量與數據
（一）經濟一體化指標的界定與計量
本文從我國上市公司并購發生的區域特點角度來檢驗經濟一體化的發展程度。如果同區域并購的比例越大，則說明市場分割程度越大，反之，則說明經濟一體化程度越大。具體來說，如果并購雙方都位于同一省份，則將該并購確認為同省并購；如果并購雙方都位于同一市，則將該并購確認為同市并購。顯然，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同省和同市并購的比例越大，表明中國經濟一體化程度越差，反之，則表明經濟一體化程度較高。
（二）回歸模型與變量
為了檢驗企業性質對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我們參照相關研究的做法，控制了現金流、企業成長性、負債率等微觀因素和從業人數、固定資產投資的價格指數等宏觀因素，設置如下的Logistic回歸模型：
在上述模型中，被解釋變量Integration表示經濟一體化程度，用是否同省并購和同市并購這兩個啞變量來衡量。在用同省并購啞變量衡量時，Integration取1表示同省并購，取0表示跨省并購；在用同市并購啞變量衡量時，Integration取1表示同市并購，取0表示跨市并購。為了便于分析，同省并購用Integrationl表示；同市并購用Integration2表示。Mowner表示并購企業的性質，借鑒現有文獻的普遍做法（如潘紅波等，2008），如果并購企業的實際控制人為國有企業、國資委及公立高校，則將該企業界定為國有企業，取值為1；如果實際控制人為個人、家族、集體企業、外資企業、職工持股會，則將其定義為民營企業，取值為0。我們對這一變量進行細分，設置了三個啞變量：Mownl取1表示民營企業，取0表示其他；Mown2取1表示省級國有企業（由省級國有企業、國資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Mown3取1表示市級國有企業（由市級國有企業、國資委控制），取0表示其他；它們的參照都為中央國有企業（由中央國有企業、國資委控制）。模型（2）中Mownl、Mown2、Mown3的回歸系數分別表示民營企業、省級國有企業、市級國有企業相對于中央國有企業來說的同區域并購程度的差異。
我們選擇了以下變量作為控制變量：Cf表示現金流，用經營活動產生的凈現金流表示，企業的現金流越充裕，當地政府越有可能將本地的企業讓其并購；同時，企業現金流越好，也就越有條件進行跨區域的資源整合。Grow表示企業的成長性，用主營業務收入的增長率來衡量。Size表示企業規模，用企業總資產的自然對數表示。企業的成長性越好、規模越大，越不容易受到政府干預的影響（高雷等，2006），企業跨區域進行資源整合的可能性就越大。Lev表示企業的負債比例，用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衡量，企業的負債比例越大，越容易依賴地方政府，容易受到政府的干預，從而越不容易進行跨區域的資源整合。Top1表示公司治理，用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衡量，企業的資源配置行為往往受到大股東的顯著影響，大股東持股比例的高低直接影響其對企業的控制能力，進而影響企業跨區域的資源配置行為。Employ表示每個地區的從業人數，從業人數越多，表明當地的人力資源越充足，越容易吸引資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樣本公司所在省份的從業人數的自然對數衡量。Invtindex表示每個地區的固定資產投資環境，投資環境越好，越容易吸引資源的流入，本文采用樣本公司所在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價格指數來衡量。此外，我們還控制了行業和年度因素。
為了檢驗經濟發展程度對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我們設置如下的回歸模型：
Develop為經濟發展程度變量，我們采用樣本公司所在省份的人均GDP來衡量，該指標越大，表明該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其他變量的界定同上。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綜合考慮了企業性質和經濟發展程度，將二者交叉項同時放入同一模型，檢驗二者對經濟一體化的影響。此外，上述回歸模型是以省或市為單位進行的回歸分析，可能存在異方差問題，因此，在回歸過程中，我們根據上市公司所在地區進行聚類（cluster）分析。
（三）研究樣本與描述統計
本文的研究樣本是1998-2006年中國證券市場發生了并購的A股上市公司，這些樣本滿足如下一些條件：（1）樣本公司作為主并方；（2）并購都是非關聯并購；（3）樣本公司不是金融類公司。因為這類公司所采用的會計標準和其他公司不一樣；（4）并購方的一些主要財務指標都沒有缺失，而且被并購方的特征數據能夠獲得。在上述條件下，我們共獲得1276個并購事件。并購方數據來自CCER數據庫，被并購方數據來自手工收集。
表1報告了樣本期間內同省、同市比例的年度分布情況。從同省比例來看，除了2004年，其余年份的同省比例均在50%以上，其中1998年比例最高，達到67.2%，平均值為57.3%。從年度分布來看，波動幅度不大。上述結果表明，我國的大部分企業并購發生在同省范圍內。為了更清楚地描述同市的情況，我們從兩個角度進行了考察。其一是考察同省并購的樣本，看有多少屬于同市并購；其二是考察全樣本，看同市并購的比例是多少。從同省樣本來看，除了2003年，其余年份的同市并購比例均在70%以上，其中2005年比例最高，達到80.2%，總體的平均值達到75.3%，這表明在同省并購中，絕大多數都發生在同市。從全樣本來看，同市并購的比例為43.1%，也處于一個較高水平。上述結果初步表明，我國的企業并購主要是同區域并購，經濟還遠未實現一體化。不僅如此，無論從同省還是同市角度的考察，這一現象并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變化趨勢。
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Integrationl和Integration2的均值分別為0.573和0.431（全樣本）。Mowner均值為0.649，表明樣本公司國有企業的比重為64.9%，相應的民營企業比重為35.1%。在國有企業中，省級國有企業占25.6%（Mown2）、市級國有企業占28.1%（Mown3）、中央國有企業占11.2%（Mowner-Mown2-Mown3）。經濟發展程度（Develop）均值為8.499。從其他控制變量來看，樣本公司之間的差距也較大。
四、回歸分析及結果
（一）政府干預與經濟一體化
我們首先對政府干預（以企業性質作為替代變量）與用同區域并購比例衡量的經濟一體化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具體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模型（1）和模型（2）的被解釋變量均為以是否同省并購來衡量的經濟一體化水平（Integrationl）；模型（3）和模型（4）的被解釋變量均為以是否同市并購衡量的經濟一體化水平（Integration2）。在模型（1）中，解釋變量為以企業性質（Mowner）衡量的政府干預，其回歸系數在1%水平顯著為正。表明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實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購，即政府干預對經濟一體化產生了不利的影響，與假設1相符。在模型（2）中，解釋變量為是否是民營企業（Mownl）、是否是省級國有企業（Mown2）和是否是市級國有企業（Mown3），它們的回歸系數均在1%水平顯著為正，表明相對于中央國有企業來說，民營企業、省級國有企業和市級國有企業實施了更多的同省并購。在模型（3）和模型（4）中，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和前面兩個模型基本一致，表明在采用同市并購比例作為經濟一體化的替代變量時，前面的結論依然成立。
（二）經濟發展水平與經濟一體化
表4報告了經濟發展程度與經濟一體化關系的回歸結果。在兩個回歸結果中，Develop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表明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同區域并購程度越大，支持了假設2，也表明經濟發展程度上升所帶來的“資源差異效應”加劇了市場分割程度。
（三）政府干預、經濟發展程度與經濟一體化
進一步研究政府干預、經濟發展程度共同對經濟一體化的影響，將政府干預與經濟發展程度的交互項（Develop*Mowner）以及Develop*Mownl、Develop*Mown2、Develop*Mown3放入模型，回歸分析結果如表5所示。政府干預和經濟發展程度二者對經濟一體化的影響程度起到了互相加強的作用，即是說，越是國有企業，越在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地區，企業的并購越可能發生在同一區域。這進而說明，政府干預、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對我國經濟的一體化發展起到了一定阻礙作用。這一結果在區分省級國有企業和市級國有企業的情況下仍舊成立。
五、進一步分析
我們認為政府干預會導致更多的同區域并購，由此對經濟一體化產生負面影響，其中一個隱含的假設是同區域并購對當地的經濟發展是有利的。為了初步驗證這一隱含的假設，我們考察了跨區域與同區域并購中被并購企業的盈利狀況。通過查找并購方在并購當年的年報，我們可以找到被并購企業的利潤，據此可以分析跨區域與同區域并購中虧損企業的比例。從表6來看，同省和同市的并購分別比跨省和跨市的并購活動并購了更少的虧損企業，即它們并購了更多的高質量企業。同時，國有企業在本地區并購的高質量企業比例最高。上述結果表明，“肥水不流外人田”確實是政府干預企業并購的主要動因之一。
我們發現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同區域并購比例越大，這表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對經濟一體化產生了負面影響。在這里，我們進一步分析經濟發展與跨區域并購比例之間的關系。根據并購雙方所在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根據Develop的中位數分為高低組），我們將所有跨區域并購樣本分為4組，表7報告了分析結果。從結果來看，54.39%的跨區域并購都發生在發達地區之間，只有5.26%的跨區域并購發生在不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企業并購發達地區企業比例要高于發達地區企業并購不發達地區企業的比例。這表明跨區域并購主要發生在經濟發達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程度越大，經濟一體化程度越低，從而進一步驗證了假設2。這一結果同時也表明，企業之所以傾向于同區域并購，經濟發展不平衡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地理因素、成本因素、文化因素等其他方面的因素可能是次要因素。
我們采用企業性質來衡量政府干預，將國有企業的并購行為視為政府主導的并購，發現國有企業并購了更多本地企業，但沒有區分這些并購的本地企業的企業性質。顯然，如果它們多數是民營企業，則很難支持本文結論，因為民營企業受政府的影響可能較小。因此，我們進一步區分被并購方的企業性質進行研究，考察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分別并購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比例。從表8結果來看，無論是全樣本、同省并購樣本，還是同市并購樣本，在被國有企業并購的企業中，多數是國有企業，而且顯著多于民營企業所并購的國有企業比例。這一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結論。
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第4篇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動因范文第5篇
一、地區經濟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
國際分工是產生國際貿易的基本原因，國際貿易又進一步加深國際分工，解釋貿易的理論都是以闡釋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理論的發展主要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認為，各國應致力于生產其相對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產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其相對具有較低勞動生產率的產品；赫克歇爾—俄林模型則表明，商品價格差異是貿易的基礎，要素價格差異是產品價格差異的根源，各國應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國豐富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換取密集地使用本國所稀缺的生產要素所生產的產品。二是新貿易理論。以克魯格曼、赫爾普曼等人為代表的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差異是國際貿易產生的動因之一，但該理論僅解釋了要素稟賦具有差異國家之間的產業間貿易，而現實中有相當一部分貿易是發生在經濟特征相似國家之間的貿易，新貿易理論從兩個方面分析了其產生的原因，其一是著眼于規模經濟與產品差異化，以邊際成本遞減作為生產分工與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競爭及其市場細分策略來解釋這類貿易與國際分工，說明規模收益只要超過運輸成本，生產應有集中化的趨勢，并且市場規模越大、“學習曲線”效應越明顯的行業，成本就會越低，以此為基礎的生產分工與選址，不再決定于比較優勢與要素稟賦，而是歷史因素與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以上理論出發，分析經濟一體化在貿易流向與產業組織結構兩方面對分工的影響，可以發現具有以下幾方面明顯的效應：第一，市場規模效應。一體化以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壁壘降低，因而無論從市場范圍還是消費者效應來說，都有效地擴大了市場的規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國都趨向于出口在本國市場上占有較大份額產品的原理（克魯格曼、赫爾普曼，1985），一體化區域將具有增加對區外出口的傾向。第二，市場競爭效應。貿易壁壘降低將導致區內市場競爭激化，減少寡頭壟斷，降低區內市場細分的程度，可以強制地帶來經濟效率的調整。第三，規模經濟與專業化分工的效應。市場規模擴大以后，企業可以通過做大規模降低成本，一些廠商能夠從事更多的工廠專業化分工，減少每個工廠生產的產品種類，降低服務成本，增強出口與區域內進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將增加一體化區域的區位優勢，增加一體化區域內部分國家的競爭優勢，引起區內投資格局的調整與區外對區內投資的增加。
從貿易對分工的影響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與新貿易理論的分析有三個共同點：一是產品都是由一國國內的企業生產的；二是貿易保護的對象都是一國的產業、產品及其生產的企業；三是要素在地區間不流動。但如果以跨國公司的跨國一體化經營為分析背景，以上三點結論就需要重新推敲，國內有學者將跨國公司內中間產品的貿易、對外直接投資以及在此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的融合概括為貿易投資一體化現象（張二震、馬野青，2002），得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我們認為，分析貿易投資一體化對國際分工的影響，可以以要素的跨國流動與各國同類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當跨國公司實行跨國一體化經營時，跨國公司的管理、技術以及品牌都可以成為投入的要素，地區經濟一體化降低了貿易壁壘，有利于要素與中間產品的國際流動，從而推動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依據各國的要素差異進行不同的價值增值環節的選點布局，一國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質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價值增值環節大的生產投資與研發機構的建立，低素質低技術的勞動力較多，將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產環節的建立。貿易投資一體化使產品乃至產業失去了國家的界限，在中國生產的產品不能再說是由中國制造的，但國際分工仍存在，不過分工不以產品、產業為標志，而以國家之間的要素差異為標志，以要素創造的價值增幅為標志。以這種分工為基礎的貿易，結果不是要素價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擴大，如跨國公司專門將技術研究與開發中心、價值增幅大的生產環節放在本國，而把生產的組裝等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或僅建立適應中國市場的技術應用中心，中國將專門成為成熟技術的生產加工基地，長期下去中國的知識型管理型人才收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將越來越大，造成人才培養的困難與人才的流失，進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長的貿易陷阱。
對一體化國家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擴大了區域內的市場，降低了區域內同類生產要素流動的障礙，增加了同類生產要素尤其是知識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這都將增加區內的區位優勢，提高以貿易投資一體化為基礎的國際分工層次。但對于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而言，跨國公司的生產選址將非常重要，使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落址于本國，通過對知識型人才的需求來實現本國有競爭力要素的持續增長，將成為各國貿易保護的新目的。吸引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不僅要有量，而且還要有質。
研究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投資效應，國際經濟學界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前，分析總是以一體化對新貿易格局的影響作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中葉以后，隨著新貿易理論的創立，市場結構、產業組織的理論被植入國際貿易的分析，因而投資效應的分析就以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作為基礎，貿易投資一體化基礎上的貿易與投資行為主要還是以寡占反映戰略為主，在方法上仍屬產業組織的行為分析，下面我們以這兩個階段為界分而述之。
二、從國際貿易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區域經濟一體化帶來的跨地區跨集團的直接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戰略聯盟策略，從根本上來說將成為打破地區封鎖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別是當國際直接投資的動機從以降低成本為目標的要素尋找型向市場開拓型轉變后，國際貿易的作用將是長期的基礎性的。從貿易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投資的影響，出發點是一體化對資源配置的經濟效率與福利的影響，理論基礎基于比較利益之上的專業分工，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部門間或產業間的區域內部貿易的增長，市場規模以及規模經濟都成為一體化收益的主要來源，經濟特征相似的國家都可以在專業化分工中收益，從與一體化之外的國家貿易條件的改變中獲益。分析一體化對貿易的影響，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慮關稅、配額和其他貿易障礙降低后對相對價格的影響以及價格對貿易商行為的影響。由于影響相對價格的行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聯系具體產業與產品是很難下具體結論的，但總體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與思路。
美國經濟學家J·瓦伊納于1950年提出了“貿易創造”與“貿易轉移”這兩個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貿易對一體化的反應，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投資轉移”與“投資創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對區域一體化貿易流向的反應，由此奠定了這一領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爾伯格認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戰略表明，一體化組織的貿易流向對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和流量產生影響，形成投資創造效應與投資轉移效應。投資創造是由貿易轉移引起的，一般而言，關稅水平越高的國家，一體化后貿易轉移效應越大，該國將從成員國進口成本更高的產品，消費者獲得價格相對較低的產品，但國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關稅收入。如中日組成關稅同盟或自由貿易區，中國可能以從日本進口汽車來代替從世界其他地區的進口，但別國廠商自不會坐以待斃，中國廠商也不能面對新格局而束手無策，由此形成的區外非成員國對一體化區域內的直接投資和區域內成員國之間的直接投資的增加即為投資創造，區外的跨國公司在一體化內部建立“避稅工廠”(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體化市場供貨，以維護其原來以出口方式占領的市場份額，同時，由于區域內貿易自由化使市場擴大與需求增加，為廠商帶來了新的市場機會，一體化內外的跨國公司互相競爭以追求潛在的規模經濟效益，也會增加在區域內的直接投資。
投資轉移是由貿易創造引起的擴大了的外國直接投資，貿易創造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成員國的數量，數量越大，表明市場越大；平均關稅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關稅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趨向貿易創造；成員國經濟的競爭程度，受保護的同類企業的單位生產成本差異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貿易創造的產生來源于規模經濟與專業分工，為從一體化經濟中獲取規模經濟和專業分工的收益，需要進行生產的重組，由此引起區域內直接投資布局的調整與資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區外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產生投資轉移。
投資創造與投資轉移根源于一體化的規模效應與市場統一效應，相對于區外國家而言，一體化內部的總收益無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對發展工業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長期意義，但對一體化內不同的國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對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體化區域內產業在國與國之間轉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產業全部向一國偏轉的可能，因而認真研究一體化成員國之間的相互優勢及產業分工趨向，制定適當的補償機制就成為一體化的重要制度內容。
三、從產業組織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由于生產全球化的發展以及跨國公司為適應區域經濟一體化而進行的跨國投資戰略調整，建立在地理意義上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概念的界限已變得模糊起來，因而以地理概念為基礎的金德爾伯格的二分法就難以反映外國直接投資之間的全部復雜問題，隨著新貿易理論的興起，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以占領市場為導向的寡占反映戰略就成為解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
這種方法著眼于一體化從哪些方面影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決策，其分析一般以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為依據，該理論認為，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取決于以下三個要素的組合：第一，所有權優勢。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應具有某種壟斷優勢，以抵消在陌生環境中經營所需增加的額外成本，一般業主的無形資產與規模經濟都可能體現特定的所有權優勢，其內容主要包括研究與開發能力、管理能力、獲取信息能力、營銷技巧、特殊的組織結構以及進入中間產品和最終產品市場的便利條件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制度學派認為企業作為一種科層組織，與外部市場相比具有減少交易成本的優越性，根據鄧寧的分析，國際市場的失效主要有兩類，一是結構性失效，如貿易壁壘的存在與無形資產的溢出效應影響外部市場的形成和發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暢及國際市場經營風險過高都將提高交易的機會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將外部市場內部化。第三，區位優勢。區位優勢來自東道國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如自然資源的稟賦、社會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環境，以及政府通過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優越條件等，這些因素不是跨國公司特有的，但跨國公司可以不斷適應它，利用它。
將以上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釋國際生產的組織形式，所有權優勢決定了“誰”來生產，內部化優勢決定了“怎樣”生產，區位優勢決定了“在哪里”生產。而一體化從規模性、結構性與交易性三個方面增強了區域內國家在以上三個方面的優勢。貿易壁壘的降低尤其是專用性資產、中間產品及要素流動壁壘的降低，提高了跨國公司內部化的能力，一體化后的區域市場是一個多民族、多國家的市場，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異性與復雜性，為區域內的跨國公司提供了國際經營的學習機會與條件，使一部分區位優勢轉化為所有權優勢(MiraWilkins,1991)，一體化最為突出的還在于它凸顯了區域市場的區位優勢，拓寬了市場的范圍，加大了經濟的總體規模，提高了經濟的抗震性，能使經濟周期的波幅減少，周期拉長，降低了國際貿易中的許多不確定性，對于一體化的小國來說，生產的種類可以減少，規模可以加大，生產的某種地理分工變得更自然，一體化產生的規模經濟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廠中應用的重要生產要素，如某些類型的技術和管理人員，這也成為跨國公司對區內投資的重要原因。
將直接投資的增長與企業的戰略對策結合的分析認為主要有四種形式的戰略投資對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進口替資，也叫“橋頭堡投資”或“跳越關稅”的投資，是外部企業對一體化貿易轉移效應的一種對策，反映了一個企業為維持在一體化經濟中的市場份額從以貿易為基礎的戰略向以投資為基礎的戰略的轉變；(2)進攻性進口替資，亦稱出口導向投資，它以一體化對競爭效率、收入水平、增長和創新的影響為依據，投資的動機在于利用地區一體化所造成的市場擴大和需求增大的勢頭，是企業搶占市場進一步擴大在該地區的市場份額的一種戰略投資；(3)重組投資，又叫合理化投資，即生產經營的布局按一體化后更自然的區位優勢重新組織所進行的投資，因為貿易壁壘消除以后，各成員國的比較優勢成為資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據，生產活動將向成本較低的地區集中；(4)寡占反映投資，指當地企業面對外部跨國公司直接投資進入該地區，為保持自身的競爭力和市場份額，也必須通過做大規模進行回應，從而刺激其通過直接投資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從產業組織的角度分析一體化對直接投資的效應，最主要在于強調它對工業效率的影響，這可能是比資源配置效應更為重要的一種收益來源，因為從貿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競爭的框架內展開的，而從產業組織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強調的是以不完全競爭為框架，分析一體化對廠商競爭行為的影響。鑒于一體化后兼并與收購將成為主要的投資方式，因而如何規范本國企業與跨國公司的競爭與壟斷行為，就成為新的更重要的課題。
四、啟示與結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參與經濟一體化必將有得有失，但一般總是得大于失，這是雙贏、多贏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向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一體化分工的格局趨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導向，一國要從一體化中獲得有益的分工，就要從比較優勢、競爭優勢以及競爭性要素的持續增長等幾個方面來引導國際直接投資的方向，從以上貿易與產業組織兩方面對國際直接投資的影響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中國參與經濟一體化主要應處理好以下三方面的關系：
1.處理好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照傳統貿易理論，中國是簡單勞動力要素的供給極其豐富的國家，幾乎可以說具有無限供給彈性，因而一體化后，制造業等勞動密集型的工業將有向中國集中的趨向，依照新貿易理論，生產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國家集中的趨向。但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向別國開放市場也具有誘人的利益，當中國與東盟擬建立自由貿易區時，日本不無妒忌地宣稱，為了享受中國對東盟出口的零關稅，日本企業可能進一步向中國投資，為了同樣的理由，日本可能將已或擬向東盟的投資轉向中國（馮昭奎，2002），其實，中國與東盟都大可不必為此而擔心，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是存在的，但制造業的產品豐富多彩，千差萬別，只要一體化內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價格就有均等化的趨向（赫爾普曼、克魯格曼，1985），如果其生產全向一國集中，則比較優勢的天平將向另一面傾倒，況且生產同樣的商品對要素的組合方式仍有差異，可以起到平衡各國生產要素供給的作用，東盟即使生產的種類減少了，但貿易壁壘的降低使中國遼闊無邊的市場向他們優惠開放，從美加墨自由貿易區的運轉來看，自由貿易的協定尤其有利于小國，因為他們的增長與繁榮有了更多的空間(ShyamalenduSarkar,2001)。對東盟而言，中國是競爭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間將主要在制造業、電子、通訊等產業內部的分工與貿易，由于這些產業的發展取決于最初的生產與更大的市場份額，因此實證分析這些產業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內的分工布局將對資源的配置起導向作用。
2.處理好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外國跨國公司的關系。以產業組織理論為基礎的分析表明，一體化后的市場將成為有實力的跨國公司角逐的場所，其第一階段的投資將是對資源重新配置、生產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階段的投資則是實現企業的快速增長和加強對市場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購當地企業便成為其迅速占領市場的最有效的手段。面臨外國跨國公司的競爭，我們在不同的產業市場結構中應有不同的應對之策，具體而言，在規模經濟較顯著的行業，如汽車、化工、金融、民用飛機等部門，在收入需求彈性較大的部門，如電子通訊、計算機、藥品等部門，其產品的技術含量較高，企業兼并的國際化傾向也明顯，因而應鼓勵國內企業實現并購，形成產業組織的集中化，以大企業與跨國公司合作，而在規模經濟不明顯、生產處于成熟階段、生產技術已標準化、需求收入彈性較小的部門，如紡織、服裝等，應以鼓勵競爭為主，制定較嚴格的反壟斷管制，這種按產業結構的差異制定壟斷管制的雙重標準是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歐盟都采用的方法。
3.處理好具有核心競爭力要素的培養與跨國公司一體化經營的關系。在跨國公司全球一體化經營的戰略下，中國既要發揮簡單勞動力豐富低廉的比較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也要發揮中國優秀人才的競爭優勢與跨國公司的優勢資源相結合，既要有生產加工中心，也要有技術中心。在貿易投資一體化的背景下，要保護本國有競爭力的要素在本國有就業機會，有獲取高工資的機會，要力爭讓跨國公司的價值增值幅度大的生產環節，具有核心創造力的研發活動在中國展開，如法國在藥品生產行業就規定在當地建立研究與開發機構是外國投資進入法國市場的先決條件。無論是國內企業還是國外跨國公司，只要能對中國關鍵的核心生產要素付高額報酬，都應受到鼓勵，這是從根本上獲取關鍵產業的自我發展能力，關鍵要素與技術的持續供給能力，這樣，中國經濟才能具有“獨立于一體化經濟中的能力”。
[1]赫爾普曼，克魯格曼.市場結構與對外貿易.上海三聯書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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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二震，馬野青.貿易投資一體化與當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新.福建論壇，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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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iraWilkins.TheGrowthOfMultinationals.EdwardElgarPublishingCompany.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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