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第1篇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布里斯托 BS8 1TH ）

摘 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加速發展，中國的社會面貌不斷經歷著改變，環境污染問題也日益突出，環境問題已成為當前民眾較為關注的問題。中國政府在環境治理中處于重要地位，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政府可以采用財稅政策來進行環境保護，以實現環境優化的目的。本文將對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進行研究，分析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作用機制，并從規范分析和實證分析兩個角度對中國當前的環境保護財稅政策效果進行分析，最后提出本文的合理化建議。

關鍵詞 ：財稅政策；環境治理；效應

中圖分類號：F81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8772-（2015）02-0038-03

一、緒論

（一）問題的提出

人類在從事生產和生活活動時不斷改變著生態環境，反過來生態環境也不斷影響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活動。良好的生態環境，不僅有利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同時也有利于人類的身心健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經濟不斷加速發展，社會面貌也不斷經歷著改變，與此同時，環境污染問題也變得日益突出。長此以往，環境污染造成的損失將遠遠大于經濟增長帶來的收益，人們的生存環境不斷惡化，身心健康受到侵害。治理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前的熱點問題，本文將從財稅政策角度出發，探討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作用機制，并基于當前財政政策治理環境問題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給出相關的建議。

（二）文獻綜述

國外關于環境治理政策的理論基礎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認為需要政策干預來解決環境問題的外部性理論與庇古稅，另外一類是認為需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環境問題的科斯定理。根據馬歇爾于1890年提出的“外部性”概念，環境污染是一種負外部性活動，環境治理則是一種正外部性活動。1920年，庇古最早提出在治理環境污染時，征稅可以發揮一定的作用。他認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在市場機制不能夠實現效應時，應采用政府干預的措施。生產者為了逃避被征稅，將想辦法改進生產技術，減少環境污染，從而減少稅收，長此以往，環境問題將得到改善。庇古稅在20世紀20年代即引發爭議，1960年，科斯撰文認為難以對污染帶來的損失進行貨幣化衡量，并提出可通過市場交易來代替庇古稅手段、法律手段及其他政府管制手段。

國內關于環境治理問題的財稅政策研究晚于西方國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王寶順等認為，對治理環境污染的投資具有滯后性和區域差異性，提高財政支出的使用效率將能夠有效提高環境治理能力。盧洪友、祁毓認為，環境保護財政支出在整個公共財政支出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財政政策對環境治理的重要性須不斷得到強化。蔣尉認為，在市場機制與政策的雙重作用下，企業參與治理環境的積極性將得到加強。

二、財稅政策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一）財稅政策促進環境治理的目標

環境是支持人類生存的一種重要的公共品，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需要政府在環境治理領域進行一定的干預，一方面可通過財政政策，通過相關投資，增加環境治理的基礎設施；另一方面，可通過征收排污企業稅收，提高其排污成本，以減少其污染物的排放。財稅政策的目標主要可以分為兩類：其一，經濟目標，遵循“成本——利益”原則，分析環境對經濟的正負效應，通過影響企業生產的成本、價格利潤率等，最終影響企業的經濟效果；其二，環境目標，指的是保證市場機制正常運作的情況下，保證污染被控制在環境能夠承載的范圍內，保證人體的身心健康發展。

（二）財政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財政政策本質是激勵機制，鼓勵企業減少污染物的投放、鼓勵地方政府進行積極的環境治理，具體方式包括以下幾點。

1.污染治理投資

政府直接進行污染治理投資，是政府履行環境治理職能的重要方式之一，首先由于環境治理的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容易導致企業和個人“搭便車”現象的出現，不愿主動參與到環境治理中，此時政府對環境治理進行投資將發揮直接的作用。并且政府對污染治理進行投資，可平衡不同地域的環境治理水平，平衡區域間的環境差異，并通過建立監管，保證各個主體履行自身的環境治理的職責。

2.財政補貼

政府財政補貼主要可針對三類對象，首先是對積極參與環境污染治理而在市場競爭中處于弱勢的生產者進行補貼，第二是對進行低污染產品消費的消費者進行價格補貼，第三是對可能進行破壞和污染環境的人員進行補貼。財政補貼的作用機制在于，政府將不對排放污染物的企業進行財政補貼，并且增加稅收及其他方式進行處罰，從而增加企業排放污染物的機會成本。通過財政補貼的激勵，企業能夠積極改進技術、升級產品、減少污染物的排放。

3.政府綠色采購

政府綠色采購的作用機制為，首先對企業進行綠色生產起到激勵作用，企業為了銷售自己的產品，將不斷改進生產技術，減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資源的利用率，爭取成為政府的供應商。第二，可促進環保產業的發展，，促進環保技術的發展、提高綠色產品的產量。第三，可以提高公眾消費綠色產品的意識，進而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和產業調整時，綠色采購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稅收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

稅收政策一方面可以通過激勵機制，增加對環保產業的稅收優惠，降低其生產成品，促進其綠色生產的積極性，最終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另一方面，通過對高排污的企業增加稅收，增加其生產成本，促使其不得不進行生產技術革新，降低污染物的排放，以期減少稅收繳納，提高生產利潤。稅收機制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

1.征收環境稅

征收環境稅的作用在于激勵企業生產符合生態文明的產品，而不是抑制生產。完善合理的環境稅制度將實現環境政策目標，促進社會效益最優。環境稅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針對對生產環節的稅收，提高生產者的生產成本，生產者最終通過價格機制將稅收轉嫁給消費者，最終減少消費；第二，直接對消費征稅，產品價格提高，消費者減少消費。環境稅的征收將促使企業不斷革新生產技術，提高資源利用率，降低污染物的排放，最終實現生產的可持續和生態文明。

2.征收排污費

排污費的作用機制與征稅相似，指的是對排污量超過規定標準的企業進行收費，當排污費高于邊際治理成本時，企業生產者將不得不進行生產技術革新，減少排污量。排污費標準越高，企業生產者的生產技術革新動機越強。

3.稅收優惠

環境稅收優惠指的是政府可通過對進行節能減排活動的納稅人進行稅收補貼，減輕其稅收負擔，鼓勵節能減排，促進環境科技進步，實現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環境稅收優惠本質上是一種虛擬的政府財政支出，政府犧牲了一定的稅收收入，引導和激勵企業生產者進行環境治理。

綜上所述，財政政策側重于正面引導和推動，稅收政策傾向于優惠返還，從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兩方面著手，充分發揮作用，將有利于實現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三、中國環境財稅政策的實施情況

近年來，中國在全球146個國家和地區中，環境可持續指數一直處于末位，在水資源利用、空氣污染治理等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問題。根據中國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在通過市場機制進行調節的同時，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政府職能，采取強有力的財稅政策，加大環境治理的力度，改善當前的環境狀況。

（一）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財政政策實施情況

考察政府是否盡職履行環境治理職能的標志之一即為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近年來，中國關于環境治理的財政支出無論是總額還是GDP占比都有所上升，尤其是總額增速較快。但從GDP占比來說，相比于發達國家的數據，中國的環境財政支出GDP占比一直處于較低位，近年來占比一直低于1%。財政支出規模占比小主要原因在于資金來源單一，主要依靠政府撥款，其他渠道占比較低。總體來說，現目前財政環保支出的總量遠遠不能滿足環境治理的需要，制約著進一步環境治理的優化。根據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公共財政支出139744億元，與上年比增幅達到10.9%，其中節能環保支出3 383億元，比上年增長14.2%，增長率處于前列，體現出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進一步加深，但不可忽視的是總量占比全年財政支出僅為2.42%，處于國家財政支出各項中的末位。此外，政府促進環境治理的財政支出還存在地區間不公平的問題，比如河流上下游地區、東西部地區間差距較大。現目前中國環保財政支出主要包括污染治理投資、財政轉移支付、政府綠色采購等。

（二）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稅收政策實施情況

中國促進環境治理的稅收政策包括征收消費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維護建設費等稅種，同時還包括具備稅收性質的排污費。最初設置消費稅的目標并不是環境治理，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環境污染日漸嚴重，國家開始通過調節消費稅來治理環境，首先是關于環境保護的消費稅征收范圍不斷加深，相關項目的稅率也有所調高，消費稅在節能環保方面進一步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資源稅主要是針對一些不可再生資源開采而征收的稅種，如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稅的征收目的不僅在于調節各地資源優劣等客觀差異造成的級差收入，更在于促進資源的合理高效利用。城鎮土地使用稅主要是為了加強土地管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城市維護建設稅的征收可用來加強城市維護建設，是環境保護投資的重要資金來源。除了以上稅收項目，具備稅收性質的排污費也是政府用來環境保護的有力方式。上世紀70年代起，中國開始實施排污收費制度，此后關于排污費的征收管理辦法不斷完善。排污費的收取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著一定的作用，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征收面窄、執行力不強、資金使用效率不高的問題。除了以上稅收政策，政府還制定了稅收優惠的政策，對于那些主動參與環境治理的企業給予稅收優惠，以鼓勵更多的企業參與到節能減排、保護環境中來。

四、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

（一）財政政策環境治理效應的面板分析

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本小節指出的財政政策是財政支出政策。由于無法單獨對政府綠色采購支出進行核算，因而本小節將以環境保護財政支出代表財政政策進行實證分析。

1.模型的構建與變量的選擇

面板數據模型包括固定效應、混合回歸、隨機效應模型這三類，其優點是可以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據面板數據對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進行修改。

混合回歸模型：（4-1）

固定效應模型：（4-2）

隨機效應回歸模型：（4-3）

混合回歸模型在現實中應用不廣，其他兩種模型的關鍵區別不在于未觀測到的個體影響是否隨機，而是是否包含與模型中解釋變量相關的元素。在本文中，被解釋量yit表示省i在年度t的環境污染排放指標向量，本文主要選擇工業企業排放的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gf）、工業二氧化硫（so2）、工業廢水排放量（fs）作為被解釋變量。解釋變量xit表示省i在年度t與工業生產相關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數據主要為2008-2013年中國大陸地區30省或者直轄市（剔除西藏）的環境保護財政支出（hbzc）。控制變量中，uit誤差項，與xit無關，且均值為0。control為與環境污染排放相關的控制變量，αi是未被觀測到的因素對解釋變量的影響，β是解釋變量xit的系數，主要選擇人均GDP（rjgdp），人口規模(rkgm)以及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gdzc)作為控制變量。

2.實證結果分析

對三個方程進行F檢驗和Hausman檢驗后確定采用隨機效應模型檢驗工業廢水，固定效應模型檢驗二氧化硫，固定效應模型檢驗工業固體廢物。預先假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與環境污染排放量呈負相關關系，根據實證檢驗結果，預先假設成立，且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工業固體廢物模型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在0.05水平上顯著，其他兩種模型中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的系數在0.01水平上顯著。當環境保護支出增加1%時，工業廢水排放量減少0.186%，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減少0.198%，工業二氧化硫減少0.185%。實證結果顯示，當國家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時，可以有效緩解緩解污染，起到保護環境的作用。經實證檢驗結果，人口越多的地區，環境污染排放量越大，且人口規模對工業二氧化硫的影響最大。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與工業固體廢物呈正相關關系，同工業廢水呈正相關關系。人均GDP對三者的影不大。

（二）稅收政策環境治理效應的面板

1.模型的構建、變量的選擇和數據來源

面板數據模型包括固定效應、混合回歸、隨機效應模型這三類，其優點是可以利用面板數據進行更全面的分析，并且可以根據面板數據對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進行修改。

混合回歸模型：（5-1）

固定效應模型：（5-2）

隨機效應回歸模型：

（5-3）

主要選取中國大陸地區的30個省（包括直轄市及自治區，剔除西藏）2005年至2013年的數據。解釋變量包括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等環境稅費；被解釋變量為工業二氧化硫、工業廢水及工業固定廢物的排放量；控制變量為政府競爭及地區人均GDP，其中，選擇地方稅收占地方GDP比例來衡量政府競爭。

2.實證結果分析

首先建立混合回歸模型，經過F檢驗發現個體效應不能被忽略，然后進行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為應使用固定效應模型作為工業二氧化硫、工業固體廢物以及工業廢水的回歸方程。在工業廢水排放的固定效應模型中，得到資源稅增加1%，工業廢水排放量增加0.1668%，排污費增加1%。這個結果表明中國環境稅費的設計沒有起到環境保護的作用，反而促進了排污者的排污動機。在工業二氧化硫的固定效應模型中，當排污費增加1%時，二氧化硫排放增加0.0966%，當資源稅增加1%時，二氧化硫增加0.2234%，二氧化硫并沒有受到排污費和二氧化硫的增加而減少排放。在工業固體廢物的固定效應模型中，資源稅及排污費增加1%時，工業固體廢物排放量分別增加0.1561%及0.1701%。

綜上所述，由于中國當前環境稅的征收制度，比如征收標準低、管理較寬松、地方政府重視不夠等原因，中國環境稅費的環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由于排污費往往低于企業的治污成本，排污費也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其他稅種的效應就更加不明顯。控制變量中，各地政府往往因為盲目追求GDP以及在政府競爭中取得優勢而放松環境監管，導致環境進一步惡化。

五、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文首先對財稅政治促進環境治理進行了文獻綜述，然后對財稅政策如何促進環境治理的作用機制做了闡述，再次運用規范分析對中國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果進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礎上對財稅政策的環境治理效應進行實證分析。通過以上分析，發現財政政策對環境治理一般具有促進作用，但是中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總量及占GDP比重都較低；而當前中國的稅收政策對環境治理并未起到促進作用，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當前的環境稅收制度存在問題，而且存在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的提高、忽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的問題。

（二）政策建議

1.完善財政政策

第一，需要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雖然近年來中國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明顯增加，并不斷保持上升趨勢，但與實際需求相比，總量依舊偏低，所以政府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環境保護重要性的認識，增加環境保護財政支出規模。第二，需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不僅要增加環境保護支出占GDP的比重，還要從事后治理轉移到事前預防，增加環保機構和隊伍的建設，提高環保執法水平。第三，需要提高財政支出效率，加強管理、轉變管理理念，提高環境保護的財政支出效率，提高環境保護的效率。第四，完善政府綠色采購制度，對生產和消費進行“綠色”引導。

2.完善稅收政策

首先，需要完善現有的環境稅體系：對資源稅進行改革，可以通過提高資源稅稅率、改變計稅依據、擴大征稅范圍來進行改革；對消費稅進行改革，增加消費稅計稅的范圍，調整消費稅的稅率，征稅環節從生產環節改到零售環節；對排污費進行改革，可以根據當地的污染物的種類、數量來征收；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以激勵和引導企業積極投入環境治理。其次，可以單獨征收環境稅，這樣環境治理效應將更有力、明顯。具體操作過程可以在結合中國實際的基礎上參考國外的經驗，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進行改革，可以逐步增加稅目，初始稅率可以低些，根據企業的稅負承擔能力，再進行稅負的調整。

（三）環境政策的優化選擇

財政政策與稅收政策各有利弊，環境稅有利于促進環境治理和資源節約，但政府綠色采購、財政轉移支付、財政污染治理投資支出政策的作用較為片面，僅靠這些政策難以滿足環境治理的需要；而僅僅依靠環境稅來治理污染也是不夠的。因而，理想的方式應該是結合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取長補短，綜合使用，以發揮兩者的最大作用。當環境稅稅率的標準無法確定時，可以積極使用財政政策；需要對個人或者微觀企業的生產行為進行調整時，可以通過征稅來影響其成本利潤，進而改變其生產行為，減少污染，改善環境質量。

參考文獻：

[1]劉兆德.財稅補貼政策對農業公司經營績效影響的實證分析——以西部農業上市公司為例[J].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1(3).

[2]王璽,蔡偉賢,唐文倩.構建我國新能源產業稅收政策體系研究[J].稅務研究,2011(5).

[3]李忠,沈宏,陳偉.加拿大環境稅對我國的啟示[J].中國經貿導刊,2013(28).

[4]毛暉,汪莉,楊志倩.經濟增長、污染排放與環境治理投資[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5).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第2篇

自Grossman and Krueger(1995)[1]首次采用跨國數據選取人均GDP為解釋變量 ,空氣、水和 土壤的污染指標作為被解釋變量證明EKC的存在性開始,利用各國實際情況擬合環境的庫茨 涅茲曲線EKC成為了近年來國內外研究FDI和環境關系問題的較為領先的研究視角之一。利用 類似方法,支持者如Carson等(1997)[2]利用美國1988-1994年間的數據發現七種 空氣污染物與 經濟增長存在負相關關系,并且實際轉折點明顯出現在用截面數據計算出來的轉折點之上, 從而印證存在EKC。幾乎同時,Xing and Kolstad(1998)[3]計算了美國FDI的流 出量和硫磺的 產生量之間的關系,在小樣本的前提下又支持了“污染避風港”(許多發展中國家作為東道 國為增加對FDI的吸引力,不惜采用降低其環境標準的方法, 導致這些國家成了跨國公司污 染企業的“避風港”)理論的觀點。之后,Clem Tisdell(2001)[4]又對環境庫茨涅茲曲線進行了修正,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 提出了邊際的分析方法,同樣證明環境污染的總趨勢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下降。

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也是不盡相同,如夏友富(1999)[5]從行業層面對外商投資于 中國污染密集 型產業的情況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外商通過直接投資的方式向中國轉移污染密集型行業。 然而更多的學者還是支持EKC的觀點,如張曉(1999)、[6]趙細康(2002)、[7]蘭天(2004)[8]的研究都分別顯示出環境庫茨涅茲曲線(EKC)的倒U型特 征,表明外商在中國的投資并未出現大規模的污染產業轉移傾向。

為了考察FDI對我國環境污染的影響,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沿用了Grossman(1995)的基本思 路,但使用更科學的環境污染綜合指數CPI(表示環境污染程度或環境質量等級 的一個綜合性指標)替代前人慣用的各種污染物作為被解釋變量,并在解釋變量中加入了量 化的政府治污力度指標(各省治污支出與該地區GDP的比值)。同時為了研究可能出現的地 區性差異,文章利用連續16年的省際面板數據分東部、中部及西部三個區域建立經濟模型。

一、中國環境污染與FDI概況

本文用1991年至2006年連續16年的三項環境污染指標的排放量計算了各年的增長率。(1) 工業廢水排放總的來說在考察期內變化不大,各省市此消彼長,但全國總體值趨于平穩,19 92年至1997年期間基本呈下降趨勢,1998年開始出現反彈,峰值出現在1998年和2005年,分 別為6.5%和10%,而且自2001年以來的增長率都為正(2006年排放情況按照商務部當年統計 數據計算,地區和全國結果存在明顯邏輯分歧,故所得增長率不予考慮)。(2) 工業廢氣排放量增長率從全國情況來看在考察期內一直為正,且各省市都呈現逐年遞增的趨 勢。實際上除2002年的8.9%外,2001年起全國工業廢氣排放的增長率持續呈現兩位數增長 。(3)從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全國總體上來看,除了1998年由于特殊經濟形勢激增3倍以外, 其他年 份基本呈現持續下降趨勢,降幅在1999年達到最大。具體數據見表1。

進一步考察FDI和政府治污力度全國數據。從歷年數據上看,1992年基本可以看作是FDI大舉 進入中國的起始年,表1中當年的FDI增長率達到了152.1%。總體趨勢來說,除1999年全國F D I流入量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以外,進入中國的FDI基本保持了持續增長的勢頭。與此同時, 中國的環境政策力度則呈現增減交疊、反復波動的趨勢,且在2000年和2001年達到變動增減 的峰值,分別增長41.4%和減少33.6%。

總的來看,各污染物的排放均呈現東部地區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局勢,這個 結果與三個地區FDI流入量的特征基本吻合。由此可以推測,我國各地區環境污染水平和FDI 流入量關系較為緊密。

表11991―2006年各項環境污染指標及FDI增長率對照表

二、實證研究

(一)計量過程

除了(人均)GDP和對外貿易之外,國家和地區位置差異、引進外資力度、環境政策和 國民素質等很多因素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環境污染水平,因此文中模型也盡可能的考 慮了這些影響因素。本文首先假定造成國家和地區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工業污染物的排放 ,同時剔除了國民素質對本國環境污染的影響。

另外,文章在模型中剔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因素。本文的考察重點是檢驗中國FDI與環境污 染水平 的關系,如果模型中同時還含有GDP作為解釋變量,可能會導致多重共線性,FDI在一定 經濟區域內可作為經濟發展水平的替代變量來揭示環境污染程度;其次以(人均)GDP作為 解釋變量之一分析其對于中國環境污染水平的研究已經很多,因此本文不再單獨考察經濟發 展水平的影響效果。

FDI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系盡管學術界一直爭論不休,但主要還是集中在“污染避風港”和 “污染光環”(受母國國內環境標準嚴格的影響,具備先進環保或污染處理技術的跨國公司 在向東道國投資的過程中,通過技術外溢、知識擴散等方式來解決東道國本土企業生產過程 中的環境污染問題,改善了東道國資源的使用效率)上面。因此本文在假定中國FDI與環境 污染之間滿足某種線性關系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面板數據估計方法研究FDI二次項系數的 符號,正號意味著“污染避風港”發揮著主要作用,負號則對應“污染光環”效應。

在本文的實證研究中,采用的是我國省際的面板數據考察我國FDI引入與環境污染之間的關 系。考慮到剩余的兩個因素和上述假定條件,同時引入治理環境污染力度的量化數據(模型 曲線的彎曲程度可能會有變化,這在實際中往往體現在環境污染水平的加速改善或者惡化) ,首先建立帶有環境政策效應的計量經濟檢驗模型:

CPIjt=Cj+β1FDI+β2FDI2+β3Policy+εjt(j=1,2,……,n;t=1 991,1992,……,2006)

(1)

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文章對所有解釋變量都作了對數處理,替換后的方程式 為:

CPIjt=Cj+β1lnFDI+β2(lnFDI)2+β3lnPolicy+εjt(j=1,2,… …,n; t=1991,1992,……,2006)

(2)

另外,檢驗中為了突出FDI和環境污染水平之間的關系以及考察環境污染水平是否在引入政 策力度因素后有加速變化,文章又進一步構造了不帶政策因素的簡化模型:

CPIjt=Cj+β1lnFDI+β2(lnFDI)2+εjt(j=1,2,……,n; t=1991,19 92,……,2006)

(3)

其中,Policy是指各地政府環境治理力度;CPI(compositive pollution index)是環境質 量評價方法中常用的綜合污染指數,計算方法如下:

CPIj=∑[DD(]m[]i=1[DD)]PIjt*Wjt(i=1,2,3;j=1,2……,n)(4 )

公式中的PIji和Wji用以下兩個公式計算得出:

PIji=Pji/[JB((][SX(]1[]n[SX)]∑[DD(]n[]j=1[DD)]Pji[JB))] (i=1 ,2,3;j=1,2,……,n)

(5)

Wji=Pji/∑[DD(]n[]j=1[DD)]PIji(i=1,2,3;j=1,2,……,n)(6)

其中j代表第j個省份;i 代表第i 個環境污染指標;PIi是環境污染分項指數;Wi是第i

項環境污染指標的權重;n在西部、中部和東部地區各不相同。

因為本文考慮FDI與CPI之間的總體聯系,各個經濟區域內主要關注的是整體回歸趨勢和不同 省、直轄市之間的差異,而同一個省不同年份間的變化在這里不是觀測的重點,因此模型預 期設定為個體固定效應模型。同時,本文在對模型進行回歸時,當使用廣義最小二乘法(GL S)估計時解釋變量往往都缺乏顯著性,考慮其原因可能是由于面板數據中常見的異方差和 短期自相關引起的。因此本文采用了近似不相關回歸(SUR)的方法,以修正此前橫截面中出 現的異方差和短期自相關。

(二)數據說明

由于直到1991前后FDI才首度超過外債成為我國外資利用的主要形式,因此本文的實證研究 選擇1991年作為考察的起始期,文中所有數據均取自《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 鑒》及各省統計年鑒。

1.FDI的數據。 由于《中國統計年鑒》自2006年版開始略去了按地區劃分的FDI數據,本文2004年以前的FDI 值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而后三年的取自各地方統計年鑒。同時,為了避免檢驗結果 殘差項的自相關,本文采用存差數據替換流量值。

2.污染物數據。 本文主要選取工業“三廢”指標考察各地區環境污染程度,根據環境污染綜合指數法基本原 理,本文計算了表示環境質量等級的一個綜合性指數――綜合環境污染指數(CPI), 不僅簡化了對多項環境分指標的大量回歸估計,還同時考慮了氣態、固態和液態排放物對 環境質量的影響,因此可以直接地對比各個地區的環境污染總體情況。

在計算CPI指數過程中,本文首先采取人均值的辦法消除各省直轄市的面積及人口差異; 其次,在計算某一地區各環境污染分項指數的過程中,使用各地區平均值來替換理論上國家 規定的某一級標準值;最后,采用環境質量評價體系中應用最多的污染貢獻率法來加權某一 地區各類環境要素的污染指數,即根據各污染物因子(各項分指標)的質量分指數來確定權 重。

3.其他特別說明: 首先,出于歷史問題和統計口徑上的原因,面板數據中不包括香港、澳門和臺灣省。同時西 藏由于FDI值的缺失也沒有包括在本文的研究中。具體的,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 、遼寧、上海、江蘇、浙江、 福建、山東、廣東、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 寧夏、新疆。 其次,由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中僅給出了1998年以后各省市污染治 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額的統計數值,因此本文在建立帶有環境政策效應的模型中,樣本空間 縮短為1998―2006年。 最后,由于重慶市在1997年才從四川省分離出來成為直轄市,所以為了保證統計口徑的統一 ,本文不帶政策效應的簡化模型中,四川省的數據包括重慶市,而對于加入政策因素的綜合 模型,四川省和重慶市的數據拆開處理。

三、結論與建議

(一)實證結果

利用中國1991―2006年的數據進行估算的結果如表2所示。

三個地區模型(2)、(3)的F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在模型的設定中拒絕了混合估 計模型的原假設,接收固定效應回歸模型。在Hausman檢驗中,三個地區模型(2)、(3) 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即模型的設定拒絕了隨機效應模型的原假設,接受了固定效應的備擇 假設。所以,最后的模型形式確定為固定效應模型。

表2

模型估計綜合結果模 型東部中部 西部

(2)

(3)(2)

(3) (2)

(3) LNFDI0.2210(2.645)0.0408(4.597)1.5145(78.706)0.0779(6.524)0.4650(4.761)0.0178(10.054) (LnFDI)2-0.0114(-1.649)*-0.0019(-1.858)-0.1863(-83.937 )-0.0091(-3.895)0.0340(13.094)0.0080(11.640) LNPOLICY0.1111(12.856)0.0626(34.235)-0.0530

(-7.987)Adjusted

R-squared0.98010.98190.99950.96890.98080.9673DW2.161.862.191.522.181.71 F-

1.東部經濟區域的實證結果:

模型(3)的回歸結果中LnFDI和(LnFDI)2項的系數均具有顯著性,其中(LnFDI)2 項的系數為負。當其他經濟因素不變時,東部各省FDI對CPI的曲線圖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型分布,FDI剛開始進入東部經濟區域時,環境污染水平會隨著FDI的投入而增加,而當FDI 投入達到一定水平時,又對環境產生了正效應,滿足污染光環效應的基本特征。而在模型( 2)的回歸結果中,(LnFDI)2項須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然而,東部區域環境 政策 力度項的參數為正,即隨著各省環境政策力度的增加,環境污染水平仍舊有上升的趨勢,但 這并非完全是單一的因果關系,而應當是由包括FDI在內的眾多因素所致,唯一可以說明的 是各省現行的環境政策力度對治理地區污染效果并不好或并未完全體現。

對比模型(3)和模型(2)兩個回歸結果,盡管加入環境政策力度項后其參數為正,但 更為明顯的是模擬出的環境庫茨涅茲曲線對稱軸左移即轉折點對應的FDI值減少,也就意味 著伴隨政府治污力度的加大,污染光環效應將在更少的FDI投入下發生,也就是說政府治污 力度加大將使 污染情況加速改善,污染光環效應更加明顯。

2.中部經濟區域的實證結果: 輸出結果顯示,LnFDI和(LnFDI)2項的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其中(LnFDI)2項的系 數為負。當其他經濟因素不變時,中部各省FDI對CPI的影響也都是先惡化后改善的,呈現倒 U型分布。 與東部經濟區結論類似,盡管加入政策力度項后其參數為正(較小的正參數顯示中部區域的 環境政策對整體庫茨涅茲曲線帶來的上升比東部地區要低、環境污染的惡化程度更輕),但 政府治污力度加大后污染光環效應將更早更顯著的出現。

3.中國西部經濟區域的實證研究: 和前兩個經濟區域不同,西部地區的LnFDI和(LnFDI)2項的系數雖然也都通過了顯著性檢 驗,但是其中(LnFDI)2項的系數為正。當其他經濟因素不變時,西部各省FDI與CPI數據 的關系呈現上開口U型分布。FDI 流入西部的同時,該地區環境污染狀況先降后升,對應了“污染避風港”效應的基本特征。 同時,和前兩者不同的還體現在加入政策力度后的參數上,正的參數表明增加的治污投資使 上凹的庫茨涅茲曲線向下移動,再結合右移的轉折點可以看出西部地區加入政府環境政策因 素后,分別延緩、降低了環境惡化的速度和程度。 出現這種情況一方面應該是和樣本期有關,另一方面也和西部地區外資引入較晚、國家目前 大力發展西部的經濟狀況有一定聯系。

4.小結。

首先,FDI 對我國各經濟區域的環境影響是復雜的。那種認為FDI一定會加劇我國環境污 染水平,或必然會改善我國環境狀況的結論都存在一定片面性 。根據前文來看,在討論我國FDI與環境污染關系的時候,至少應當區分不同污染指標、不 同地域。其次,治理環境污染的力度對于分地區環境污染水平的作用也是有差別的。其中 東、中部地 區環境治理的力度并沒有對環境水平的改善起到應有的效果,一個可能解釋的原因是我國治 理環境的政策力度還沒有到達閥值;西部地區環境治理力度對環境污染水平的改善具有明顯 的正效應。同時,環境治理力度的強弱明顯會影響到U型分布的峰態,使得不同地區環境質 量改善加速或環境質量惡化放緩。

(二)政策性建議

目前,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存在著地區分布不平衡、外資投向產業分布不均、對引進來的先 進環保技術利用和消化差別、環境標準存在地區間差異、環保法規不健全等問題。因此需要 我們切實地貫徹對外開放和環境保護兩項基本國策,將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協調起來,實 施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戰略。

首先,積極調整外資引進結構。中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狀況極不平衡,從 實證結果上看,東部、中部地區的情況要明顯好于西部地區,這與外國直接投資在各地區的 分布、地方政策法規有著密切的關系。

東部地區應充分利用地域優勢和已取得的經濟成果加大調整外國直接投資結構的力度,逐步 減少污染產業的外資引進,吸引更多外資投資于清潔產業和第三產業。東部各地區政府還要 加強環境保護相關的法律咨詢、投資導向等服務,促使外國直接投資在本地區的環保產業更 好的發揮作用。政府部門要積極利用東部地區豐富的人力資源和較好的投資軟環境鼓勵跨國 公司設立研發中心,帶動當地環保科研水平的提高。

中、西部地區應充分發揮地區政策優勢和豐富的自然資源制定并實施多樣化的靈活的引資 戰略,不應該只是一味地接受來自東部的產業轉移,對污染環境、破壞自然資源的外資項目 要堅決給予禁止,避免重蹈東部“先發展、后治理”的覆轍。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政府要從可 持續發展戰略的角度出發,把保護本地區環境資源作為各項經濟工作的重要考慮因素。

其次,重視外資的技術引進。 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過程中,我國政府不僅要注意調控外資在各地區間、各行業間的 分配,也要重視低耗能、低污染的先進環保技術的引進,鼓勵跨國公司在我國設立R&D中心 ,或與我國科研機構和高校聯合設立R&D中心、專業培訓中心等。各級政府要積極建立健全 環境政策和法規,加強外資引入的審批和 管理。

主要參考文獻:

[1]Grossman Gene M,Krueger Alan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7

[2]CarsonRichard T,JeonYongi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irPollu tion Emissions and Income: U.S. Data.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1 997,

2(4):433～450

[3]Xing Yuqing,Kolstad Charles D.Do Lax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Att ract Foreign Investment?.UCSB Working Paper,1998,3

[4]Tisdell Clem.Globalisation and 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 Kuznets c urve and the WTO.Ecological Economics,2001,39(2):185～196

[5]夏友富.外商投資中國污染密集產業現狀、后果及其對策研究.管理世界,1999(3): 109～123

[6]張 曉.中國環境政策的總體評價.中國社會科學,1999(3):88～99

[7]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8]蘭 天.貿易與跨國界環境污染.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4

Empirical Study of FDI on China's environment:

Based on Inter-provincial Panel DataChen Jinguo1 Chi Cheng2 Yang Boqiong3Abstract: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 estment a nd the aggra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eople starts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the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 s, which gradually become the focus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is paper, i n order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FDI over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 na, we collect consecutive 16-year interprovincial data and establish a model of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FDI in every province. However, they are different in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第3篇

論文關鍵詞：資源開發，外部性，可交易許可證，“庇古稅”，綜合治理

一．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與制度需求

環境治理往往體現在對企業污染、排放的控制和處罰上，尤其側重在通過各種手段對污染“事中”和“事后”所帶來的負外部性進行治理。在我國自然資源開發中，因從事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其所帶來的負外部性往往難以如實反應在市場價格中，這也是資源開發企業缺乏經濟效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如何運用現有政策手段對資源開發企業負外部性進行有效治理，便格外引人關注。

資源開發的產出既包括產出量和初級加工所帶來的直接經濟收益，也包括拉動地方就業以及地方相關產業發展所帶來的間接經濟效益。但是，礦產資源開采會造成尾礦堆積、礦井廢棄、資源枯竭，也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因污染成本發生在市場交易之外，沒有被納入經濟決策中，便會造成社會損失，即資源開發存在負外部性（如圖1所示）。

由于供給代表生產的邊際成本，需求代表消費的邊際收益，而兩者都以內部決策為基礎，因此在資源開發市場上，可以將供給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成本（MPC），將需求函數定義為邊際私人收益（MPB）。假設邊際外部成本（MEC）的函數為MEC=kQ“庇古稅”，即斜率為k時，該產業污染的邊際外部成本（MEC）是其產出的k倍（通常，k

MSC曲線由MPC和MEC垂直加總得到，MSC和MSB的交點決定了效率均衡水平下的Pe和Qe。在不進行任何治理的情況下，資源開發企業的負外部性應為圖1中點狀陰影部分和灰色陰影部分之和，但因點狀陰影部分所產生的社會損失已由企業負擔，因此真正的社會福利凈損失為灰色陰影部分。為了達到資源配置的效率均衡，均衡點必須由E0轉移到Ee，而這個轉移過程，承擔資源開發功能的國有企業不會主動進行站。

為了能夠在整個社會實現公平的環境管理，應將對資源開發中的外部性補償落實到制度建設上，通過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設計來避免社會福利被這類國有企業所侵吞，同時減少社會福利的凈損失。一般來說，治理環境的負外部性通常有強制性命令控制、可交易許可權和征收庇古稅等三種政策工具，但因資源型產業在區域經濟的獨特地位和其開發企業的國有屬性，導致某些常用的治理工具未必有效。

二．治理負外部性的政策工具解析

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均會針對環境破壞建立合理的收費制度與治理模式，某些以政府計劃、指令、管理為主要調控手段的國家和地區往往采用一些強制性手段，通過技術規制或設定排污標準來彌補市場失靈。如在捕魚、狩獵等領域，一般采取強制性的技術限制，禁止通過炸藥或氰化物來進行生物資源的獲取，也往往禁止使用照明或聲波儀器來吸引魚群和獸群（思德納，2005）。而在核工業、重化工業領域，政府也會通過制定某種水平的污染排放標準，若超過這一污染水平，企業就要面臨經濟或刑事處罰。

但對于資源開發企業來說，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方法并不是很奏效：首先，對于規模不同的資源開發區域顯然不能通過統一的污染標準或開采標準來約束，而若進行差異性標準設定，則政策制定者無法具體而準確地了解企業每項運營的污染水平和社會成本，并為其分別制定污染標準；其次，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據的大量經濟指標和數據需要經過數年統計才能完成，這種政策時滯使政府確定的治理目標往往偏離帕累托標準；最后，指令性控制只規定各個資源開發企業的最大開采水平“庇古稅”，而沒有將這種外部成本內部化，使這些國有產業成為制度的被動遵守者，其帶來的約束效應也遠高于激勵效應。因此，從長期來看，對于資源開發企業而言，政府指令性控制的控制成本較高，靈活性不夠，激勵作用有限，并不是彌補市場失靈、治理負外部性的持續有效的方法。

另一種常用的治理方法是側重于通過市場來解決環境問題，具體方法是明晰產權（Ronald Coase，1988）和建立可交易的許可證市場（John Dales，1968）。近年來，該方法在各國應用廣泛，John Dales最早建議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建立能夠出售水體“污染權”的機構，由地方政府根據企業的污染需求和成本狀況決定污染權的分配。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環保局也逐漸開始推行排污量交易計劃并逐漸在企業中付諸實施。除此之外，智利對圣地亞哥工業點源中的特殊污染物質、荷蘭對氮氧化物的排放、英國對碳排放等均先后運用可交易許可權進行負外部性治理。

通過建立交易許可證制度，政府對某個地區定出排污或消耗自然資源的最大限量，然后將污染權限以許可證的形式賦予企業或個人，同時允許相互之間進行交易，讓市場決定其價格。在交易之前，企業或個人會對治污投入進行核算，使排污減少。在此基礎之上，企業或個人可以將富余的“污染權”以高出治理投入的價格進行交易，從而獲取經濟效益，并起到激勵生產者控制污染的作用。其治理的機制如圖2所示。

在初始狀態下，均衡點為E1，在此處邊際社會成本（MSC）大于邊際私人成本（MPC），此時的負外部性會導致社會凈福利的損失（即圖中黑色部分面積）。若政府設定一個排放標準，使得邊際私人成本與許可證價格之和（MPC+Pt）、邊際社會成本、邊際收益三條曲線交于E2點。在E2點處，邊際社會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社會處于最優狀態。在該點，因資源開發而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陰影部分加上黑色陰影部分，但企業所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點狀部分，因此可交易許可證制度并沒有完全使負外部性內部化。

盡管許可證交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治理負外部性，但對治理我國資源開發企業卻未必見效。首先，產權無法真正清晰界定，尤其是礦產、油田等資源開發污染的主要對象是海洋、土地、大氣等“庇古稅”，而沒有任何企業或個人有權利去分配這些公有資源，當然也沒有足夠的激勵機制去保護它。其次，與一般加工型企業不同，資源開發企業大多作為當地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其所開發資源的供給和需求在短期內往往呈剛性，致使許可證對某些亟需通過資源開發而獲得發展的地區，約束效果并不明顯。以許可證交易為主的外部性治理模式更適合應用于一般的排污型企業（如化工廠、冶煉廠等）或者是常見的污染源（如廢水排放、碳排放等）。

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征收庇古稅。庇古認為，外部性導致社會資源不能達到最優配置，社會福利也就不能達到最大化，因此主張，針對負外部性對廠商征稅或收費，使之降低產量，從而達到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庇古，2006）站。

運用庇古稅對外部性治理，實質是治理成本的承擔問題，通過稅費的收取，限制這些企業的產出，并將征收的稅費應用于環境治理與生態補償，其治理機制如圖3所示。

在政府征稅之前，企業均衡點為E1。征稅之后，企業均衡點由E1變為E2。圖中AE1E2所組成的三角形為在E1均衡點處所導致的社會福利損失（此時邊際社會成本大于邊際收益，社會沒有達到最優狀態），在E2點處，企業生產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為圖中點狀部分，而企業由于產生負外部性而支付的成本為圖中黑色部分加上點狀部分（大于點狀陰影部分），因此如果庇古稅征收得當，則可以將企業產生的負外部性完全內部化。

庇古手段存在兩個顯著問題，一是政府獲取企業外部性的信息成本問題，二是由征稅而引起的抑制產出問題。由于資源開發企業本身的特殊性，使得政府在測定和了解這類國企的外部性時，所需的信息成本要遠低于一般私人企業，由此在國企設定并征收庇古稅時引起的交易成本較低。但另一方面，資源開發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獨特地位和營運方式，使得在其對地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十分重要，如果按照一定的標準對所有資源開發企業征收庇古稅，那么對于小型的礦山、油田而言“庇古稅”，由征稅而帶來的抑制效應會使企業減少開采量甚至退出資源開發市場，這無疑不利于保護地方經濟。

三．資源開發負外部性治理的制度設計

綜上所述，由于資源開發型產業在資源占用、運營模式、社會地位等方面的獨特原因，包括污染標準（指令性控制）、可交易許可證和庇古稅在內的幾種治理外部性的方法應用起來各有利弊。由于我國礦產資源和油氣資源星羅棋布，為了能夠有效地對因資源開發而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進行治理和補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那些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負外部性成本較高的小型國有資源型企業（如那些功能單一、規模較小的稀有礦產資源或小型氣田）因征收庇古稅而制約區域經濟發展，我們設想，可以對資源開發的負外部性治理機制進行設計，綜合運用指令性控制與庇古稅（圖4）。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下的資源開發企業，考慮到區域發展因素而免征庇古稅，通過國家補貼或征收資源權利金的方式盡量對資源開發進行補償，而對污染水平在污染標準之上的企業，則依據其外部性成本征收庇古稅，使開發企業自行把污染量減小到污染控制成本等于不控制污染所繳納的排污稅的水平，激勵其采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進行資源開發。

庇古稅結合排污標準的外部性內部化手段如圖4所示：市場的均衡點從E1移到E2點。在E2點，社會的福利水平達到最優。設定一個排污標準E（這個標準使得圖中AME2部分的面積與MBC部分的面積相等），資源開發企業污染水平在這個標準之下不征收庇古稅，而超過這個標準則開始征稅。在這種情況下，資源開發型企業所繳納的庇古稅稅額（ACDE2部分面積）剛好與由于其負外部性而造成的城市福利損失（BDE2面積）相等，從而使整個城市（社會）的福利水平實現帕累托標準，同時也有利于區域經濟和資源型產業的良性互動發展。

參考文獻

[1]平狄克、魯賓菲爾德．微觀經濟學[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4，第561-572頁。

[2]布魯斯·米切爾．資源與環境管理[M]．商務印書館，2005，第534-553頁。

[3]托馬斯·思德納．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三聯書店，2006，第107-142頁。

[4]John Dales．Land， Water and Ownership[J]．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791-804.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第4篇

關鍵詞：貿易與環境問題 環境保護 可持續發展

伴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環境問題由在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低級階段的局部的點的問題逐漸演變成為如今倍受關注的全球化的面的問題。特別是當今我國正處在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中,經濟的增長基本還是建立在“三高”(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的發展模式基礎之上，這就造成我國一些地區的環境污染嚴重，環境形勢非常嚴峻，迫切要求對經濟增長模式的轉型，積極發展環保業，以此來遏制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本文著重闡述與貿易相關的環境問題，并介紹了由此引發的思考，同時提出了幾點建議。

貿易與環境問題產生的背景分析

隨著人類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對社會的發展觀念、消費觀念以及醫療保健觀念也不斷發生變化，特別是在21世紀的今天，環境問題的不斷加劇和資源的日益稀缺使各個國家紛紛倡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近幾年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態度發生了轉變，對環境問題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貿易的關注，這也使得各國以及國際社會不斷加強對環境的管制，一些環境貿易措施也相應出臺，影響著國際貿易的正常進行。環境與國際貿易的關系日益密切，環境作為一種新的貿易資源和新的貿易產業而以新的面貌倍受世人關注。

貿易與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剖析

貿易與環境問題之所以會倍受世界的矚目，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些國家利用環境因素，以保護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由，制定嚴格的環保技術標準或使用綠色的產品包裝制度、綠色環境標志等來限制外國的產品，增強本國產品的競爭能力，從而達到保護本國產品和市場的目的。這種標準只適用于發達國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或者不發達國家則根本達不到這種標準，因此這種環境壁壘帶有明顯的歧視性質，這與WTO倡導的自由貿易的非歧視原則是相違背的。

由國際貿易給環境帶來的問題日益突出。換句話說就是國際貿易與環境兩者之間的發展不協調，突出表現在一部分對環境會造成影響的敏感產品的進出口貿易上。農產品和畜牧產品及礦產品的大量出口，造成局部地區的自然資源驟減，嚴重惡化了當地的生態環境，石材的出口造成景觀的破壞和水土流失。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產業結構發生的重大調整致使發達國家將污染密集型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因生產外國的污染嚴重的產品，造成本國的環境嚴重惡化，但發展中國家由于技術和資金等方面的不足，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治理，由此引起嚴重的環境污染，這就造成了發達國家的環境外部性問題沒有內部化,加劇了環境問題的國際化。

由貿易與環境問題引發的思考

貿易與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全球共同關注的焦點，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這個問題，進而采取一些措施去應對這個問題，筆者對貿易與環境這一問題有以下認識：

貿易問題和環境問題是對立統一的關系。貿易的目的是維護一個公開的、無歧視的和公正的多邊貿易體制，同時提高人類的生活水平和根據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最佳地利用資源。環境保護的目的是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更好地保護和管理生態系統，爭取一個更為重要、更為繁榮的未來。所以貿易與環境保護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兩者都是促進人類生產、改善人類生活的重要手段，均致力于促進人類自然資源的最優化配置，真正達到可持續發展，因此環境與貿易本質上是統一的。但是由于貿易與環境各自的具體目標的不同，兩者又是相互對立的。國際貿易政策的目標是消除貿易障礙，減少政府的干預和管制，實現貿易自由化；而環境保護的目標是為防止市場失靈（包括自由貿易）對環境的消極影響，通過政府的干預和管制，保護和改善環境。正確地認識貿易與環境的對立統一關系，為我們更好的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打下了厚實的基礎，貿易與環境之間應當有一種協調機制來使全球的環境與自由貿易之間的相互協調發展。

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是兩者不協調發展的深層次原因。當今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他們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異使他們在資源消費和環境保護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程度上的不平等：發達國家經濟高度發達，在發展過程中為保護本國的資源和環境，經常從廣大發展中國家進口大量的木材、能源和礦產品，同時將那些污染嚴重消耗大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造成發展中國家很多自然資源的過度開采，嚴重影響生態環境。不僅如此，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治理環境的投入嚴重不足，用于環境保護的資金投入平均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8%左右。正是存在著上述這種事實上的不平等以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在環境保護的國際合作中涉及權利義務責任的分配承擔不明確，使得貿易與環境問題之間矛盾重重。

解決貿易和環境問題的幾點建議

前面已經分析了貿易與環境問題產生的背景、原因以及筆者對這一問題的幾點認識，我們已經知道目前國際貿易與環境之間存在很大的不協調。不僅如此，兩者之間的協調問題已經被列入WTO談判的焦點內容，那么我國該如何解決貿易與環境問題，促進兩者之間的協調發展呢？

加強國際合作，共同解決環境退化問題。經濟的全球化使環境問題呈現出全球性的特點，因此單個國家的力量只可能會部分的改善環境，根本不足以改善全球的環境問題，必須通過開展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來整合各國之間的技術、人才、資金，使資源達到最優化配置，各國共同努力來解決目前的環境問題。各國可以制定多邊環境協議，規定各成員國各自的義務來解決全球性及跨越轉移的環境污染問題，對于不遵守義務的國家實行嚴厲的制裁。同時也有利于解決各國在環境政策的制定方面的“政策失靈”問題，將有利于貿易與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

完善我國對外貿易法規，加快我國環境保護法律與國際接軌。在制定對外貿易法規時應當堅持以可持續發展為指導思想，注重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社會效益三者相結合，注重出口產品的結構調整，以及出口產品對環境的影響，提倡環保產品的對外貿易，同時也要提高進口產品的環境標準。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存在很多立法方面的空白，而且已有的環保條款數量少,缺乏可操作性。為此應當健全相關的法律法規，結合實際，增強各項規章的可操作性程度。

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談判，共同反對發達國家以保護環境為名義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當積極參與國際社會有關環境與貿易關系的討論和談判，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強合作，堅決抵制發達國家的環境貿易保護主義，以集體的力量去謀求公平合理的談判地位，充分利用WTO的有關規則來保護本國利益。

建立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促進兩者的協調發展。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加強對企業的環境管理，積極發展環保產業，利用好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引進和發展國外新技術、新產品來推動我國環保產業的發展，從而使貿易和環境有機協調發展。

貿易與環境問題是全球性問題，需要全世界各國共同努力解決，各國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在保障各國的基本權益下，建立健全一套全球的貿易與環境的有效協調機制，消除歧視，相信有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貿易與環境問題能夠得到圓滿的解決，使之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賈建華，闞宏.新編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2

對治理環境污染的建議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貴州；煤炭工業；循環經濟；制度保障

[作者簡介]肖森予，貴州大學經濟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李東科，貴州大學經濟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趙一霖，貴州大學經濟學院行政管理碩士研究生，貴州貴陽550025

[中圖分類號]F0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7)10－0074－03

一、引 言

(一)循環經濟的定義

循環經濟是相對傳統的“資源一產品一廢棄物”的簡單流動的線性經濟而言的，是立足以可循環資源為起點的，以環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資源的，以“資源―產品―再生資源(廢棄物)―產品”的反饋式閉環流動的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根據經濟過程排放的廢棄物數量為主要指標，我們可以將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劃分為三個連續的階段：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循環經濟起步階段；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循環經濟發展階段；廢棄物零排放――循環經濟成熟階段。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是為了減少廢棄物對環境的直接污染而采取的替代廢棄物簡單焚燒、填埋方式的環境保護措施；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體現了從廢棄物末端治理到源頭治理的環境保護措施的轉變；廢棄物零排放是指所有的原料和能源都在反饋式閉環流動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中得到合理的、充分的利用，從而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控制在盡可能低的程度。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努力，使生態負增長變為生態正增長，實現人類與生態的良性循環。

(二)貴州煤炭工業的現實情況

貴州煤炭資源豐富，素有“江南煤海”之稱，是建立區域能源基礎的主要資源之一。據新近完成的貴州省煤炭“十一五”勘查規劃顯示，未來五年貴州省規劃煤炭勘查項目達168個。其中通過使用省級煤炭勘查周轉資金加快推進普查及必要的詳查，提交資源儲量224.28億噸，新增查明資源儲量86.29億噸；通過接替資源勘查延長三個危機礦山的服務年限；通過引導和加強商業性勘查，提交資源儲量127億噸，其中新增查明資源儲量76．54億噸。貴州煤炭資源分布相對集中，煤種分布也較集中，這構成了各具特點的能源優勢，可建設功能、性質不同的煤炭生產基地。但是，貴州煤炭工業在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放、科技水平不高、安全事故多發、資源浪費嚴重、環境治理滯后等突出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有效解決，將會制約貴州煤炭工業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影響到貴州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環境友好型及資源節約型社會的建設。如何在貴州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戰略，在實施循環經濟戰略中政府應該持怎樣的政策取向及如何構建保障機制等，解決這些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循環經濟在煤炭工業中的適用性

循環經濟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一是從經濟增長的模式來看，馬凱認為，循環經濟是一種以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為核心，以“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為原則，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經濟增長模式，是對“大量生產、大量消費、大量廢棄”的傳統經濟模式的根本變革；循環經濟的本質是技術范式的革命。二是從經濟形態看，循環經濟是以追求更大經濟效益、減少資源消耗、降低環境污染和解決更多勞動就業的一種先進經濟發展模式，其本質上是一種生態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要求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其特征是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所用的物質和能源要在這個不斷進行著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循環經濟上述特征能針對性地解決煤炭產業發展的突出問題。

煤炭工業發展循環經濟的基本思路是根據生態效率的理念，推行清潔生產，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減少污染物產生量與排放量，通過不斷提高和改善利用礦產資源的技術水平，使有限的礦產資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充分合理利用，實現礦區社會、企業、產業和環境和諧發展。由于煤炭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具有不可替代性，發展循環經濟就可以沿著煤炭產業生產多種相關產品，如洗選精煤煉焦，煤焦油生產煤化工產品，中煤、煤泥和矸石綜合利用發電，煤矸石、粉煤灰及煤渣生產建筑材料、修路、復墾土地、美化生態環境等，把資源“吃干榨盡”，實現綜合利用。

二、貴州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的政策取向

(一)加強制定煤炭資源開發的整體規劃政策

圍繞貴州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的戰略目標和重點任務，根據各地區的優勢、特色和實際情況，制訂相應的發展規劃和重點任務，努力做大做強貴州煤炭產業。把貴州煤炭工業放在整個西部大開發及全球一體化的大背景下，做好區域規劃，實現資源、資金、人才、技術及行業間的互補，這是提升貴州煤炭工業的必由之路。在具備較強煤炭產業基礎的地區規劃建設煤炭產業循環經濟基地，并制定支持煤炭產業循環經濟基地發展的優惠政策，從資金、人才、項目、創新能力建設等方面向基地傾斜，推動煤炭工業產業鏈、產業群的形成。

(二)運用政策調整煤炭產業由量向質的轉變

以市場為導向，調整投資方向，使社會資源流向煤炭循環經濟產業和產品，實現資源合理配置，促進貴州煤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為此，一是要調整投資方向，集中力量重點解決貴州煤炭產業實施循環經濟的“瓶頸”問題；二是要將煤炭產業的循環經濟培育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改造和提高傳統煤炭產業，使之成為貴州參與國際國內能源市場競爭的主力；三是利用先進適用技術改造傳統技術，通過采用新技術、新工藝、新劑型、新材料，提高煤炭產品檔次，增加煤炭產品附加值，推動煤炭產業和產品結構升級換代。支持構建煤炭產業鏈，依托煤炭資源優勢，通過吸收外資、多元持股、同下游產業的企業聯營等多種方式，大力發展煤一電、煤一化工、煤一建材等高耗能、高附加值產業，實行多元化經營。推動單一煤炭資源礦區發展接續產業和替代產業，把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研究探索礦區開發的新模式。

(三)制定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財稅政策

煤炭企業目前既要繳納礦產資源稅和水資源稅，又要繳納礦產資源補償費和水資源補償費。因此，建議對煤炭企業承擔的稅費進行系統的研究和清理，以減輕煤炭企業的稅費負擔，有利于礦區工業生態經濟建設，對治理環境污染，發展循環經濟的煤炭企業給予物價補貼、企業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等政策；對采用先進環保技術、工藝與

設備的企業，減免增值稅、所得稅和土地使用稅，或實行消費型增值稅、加速折舊等政策。

(四)制定煤炭企業實施循環經濟戰略的激勵政策

一是項目支持，尤其是對于煤炭企業申報的燃用低熱值煤炭資源的坑口電廠項目和有關技術改造項目，要優先發展，加快審批，確保盡快建投運。對于在國家調控政策出臺前批準立項實施，現已建成投產的項目，建議盡快辦理核準手續，促進這些項目的健康運行。二是政府優先購買循環經濟企業所出產品，實施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保證有再生成分的產品在政府采購中占據優先地位。如：對于企業生產的產品原料中摻有不少于30％的煤矸石、粉煤灰等工業廢渣生產的建材產品可免征增值稅，并由政府優先購買；對于煤炭企業利用煤矸石、煤泥生產的電力可減半征收增值稅，并優先入網。由此，通過政府的表率作用，引導社會團體和公眾積極參與綠色消費活動，推動循環型社會的建立。

三、貴州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道德規范的總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作為規則的制度可以有多重規則構成，但在各種規則結構中，法律制度較其他制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因為它往往是利益集團沖突的一種均衡選擇，具有公共選擇性和國家權威性，因而在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制度結構中起核心作用。因此，制度構建的關鍵在于法律體系的完善和有效的實施。從貴州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戰略的實際來看，政府重點要采取如下制度保障：

(一)修訂和完善有關法律規章制度，健全煤炭法規體系

一是修訂煤炭產業政策，完善辦礦審核制度，嚴格準入標準。關鍵是，要通過立法來制定嚴格的煤炭資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標準，促進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應用，推動煤炭產業升級。二是根據國家關于分離企業辦社會職能的有關政策，加快分離煤炭企業辦社會職能，減輕煤炭企業的社會和歷史負擔。三是研究建立煤炭產業積累衰老期轉產資金制度，積聚專項資金用于發展接替產業，重視煤炭合理開發與礦區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在基礎設施建設、財政轉移支付等方面制定相關扶持政策，促進礦業城鎮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發展，支持資源枯竭礦區經濟轉型。

(二)加快制定循環經濟相配套的各項專項法規。根據國際上的立法經驗，如日本、德國等國家構建循環經濟的法律體系，都是從統領全局的基本法與專項法兩個層面來展開的。其中，基本法主要從宏觀戰略層面規定國家或地區發展循環經濟的目標、原則、方法和制度，而專項法則是就對象單一的涉及某一特別領域的專門立法，是基本法的具體配套法律。因此，應該本著“成熟一個制定一個”的原則，制定內容具體和有可操作性的《能源產業循環經濟法》或《煤炭工業循環經濟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從而逐步建立起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完整的法律體系。

(三)加強煤炭執法隊伍建設。依法規范煤炭市場秩序。建立和完善適應煤炭工業發展循環經濟的環境執法機制，加強執法力度。循環經濟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完善的環境執法機制的配合。在環境執法方面，由于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導致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得不到全面的執行；由于環境執法體制不順、職責不清、各個執法機關之間協調不足，種種情形影響了環境執法工作的有效開展。為了確保有關法律的正確實施，必須建立和完善適應循環經濟發展的環境執法機制，特別是建立嚴格的執法員選拔制度，全面提高環境執法人員的政治素質和專業素質；通過對各個有關執法主體的職能和執法主體之間的權利關系進行科學規范，避免多頭執法和執法缺位。此外，還要在環境執法機構內部建立起完善的執法責任機制和執法監督機制，以加強對環境執法的監督，確保環境執法工作嚴格依法進行。

(四)建立和完善煤炭工業實施循環經濟的評價和監督機制。當前的實施循環經濟的評價機制還存在不少問題，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對社會監督重視不夠，公眾參與機制不足，特別是廣大市民對煤炭企業的環境行為和政府的重大決策信息了解不足，這也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執法力量薄弱，執法不嚴。因此，建設循環經濟的法律體系，必須重視建立和完善有關評價和監督機制，特別是加大公眾參與評價和監督力度，在立法上要完善公眾參與評價和監督的具體程序，明確處理公眾意見的基本要求，特別是實施相關信息披露制度，動員全社會力量加強對環境保護的監督，保證循環經濟戰略在貴州煤炭工業中的實施。

四、語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