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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法律法規賠償問題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中國社會信用體系的生成和發展是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在這一背景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電信產業信用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失信懲戒機制尚未形成，經濟主體的信用意識也處于較低的水平，當前信用缺失問題已成為妨礙中國電信產業做大做強的“瓶頸”，如何順應市場經濟前進的步伐，構建合理有效的失信懲戒機制，逐步建立電信業信用體系對中國電信產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電信產業的失信問題及原因分析

（一）當前中國電信產業失信行為的表現

1.企業信用缺失。（1）企業之間競爭不規范。惡性“價格戰”愈演愈烈：擅自改變資費標準，對具有同等交易條件的用戶或其他經營者實行價格歧視；散布漲價或者降價信息，擾亂市場秩序；訂立價格聯盟，損害其他經營者或電信用戶的合法權益。（2）企業之間信用無保障。互聯互通中，個別主導電信經營者出于“保住用戶陣地、維護自身利益”的狹隘意識，在與新興電信企業網間互聯時不是按照誠實信用原則全面履行互聯協議的約定，而是以各種借口拖延網間業務開放，人為設障，降低互通率和互通質量，損害了互聯他方及電信用戶的利益[1]。（3）企業自覺履約率低。近年來，電信運營企業在當地通信管理局或行業協會的倡導下，行業自律公約或自律協約簽了不少，但實際執行的效果卻不盡如人意[1]。個別企業言行不一，背棄協約條款規定，有的甚至擅自撕毀協議，在經營中仍我行我素，繼續違規，導致市場秩序混亂。

2.個人信用缺失。電信企業的欺詐行為使用戶、投資人蒙受了重大的損失。同樣，電信公司也由于各種用戶欺詐行為，如盜打電話、拖欠拒交話費、偽造身份注冊及網上商業詐騙等，蒙受巨額損失。（1）用戶的電信欠費和惡意欠費行為普遍存在，致使一些惡意欠費者在不同運營公司消費而得不到追究。特別是取消入網費以后，惡意欠費的欺詐行為更加難以防范，已經使電信運營企業呆賬比例增加、企業利潤不實、資產流失嚴重。（2）欺詐手段越來越多樣化。少數電信用戶或盜用他人電子密碼通過電信網絡侵害合法用戶的利益，或偽造身份證注冊和上網或盜打公用電話，或偽造電信卡使用業務，手段多樣化。

3.政府信用缺失。政府信用是社會信用的關鍵，起示范作用。電信改革已經走過十年的艱辛歷程，圍繞提高電信行業的綜合競爭實力和為公眾提供優質的電信服務兩大主題，進行了一系列大刀闊斧式的重組改革，但市場績效并沒有取得基于有效競爭的良性結果。政府在市場進入、互聯互通、電信資費、普遍服務等諸多方面的表現令廣大消費者失望：壟斷定價、限制競爭、服務低質量、“不聯不通”，嚴重損害了公眾的利益。

（二）電信產業信用缺失的深層次原因

1.失信懲戒機制尚未建立，失信者沒有付出相應的代價。建立健全合理的失信懲戒機制，是規范信用交易的有效途徑，是建立現代社會信用體系的基本保障。中國電信產業存在大量失信行為，一個主要原因是國家信息管理體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懲罰機制，失信違規成本小。在立法方面，《民法通則》、《合同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中雖然都有誠實守信的法律原則，《刑法》中也有對詐騙等犯罪行為處以刑罰的規定，但這些仍不足以對社會的各種失信行為形成強有力的法律規范和約束，誠守信用的立法明顯滯后[2]。

2.電信產業信用體系不健全不完善，缺乏整體性和協調性。社會信用體系是一種社會機制，它通過對失信行為的社會聯防和適當懲戒，有效保護經濟活動的正常秩序。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需要綜合抓好信用道德文化、信用法律環境、市場培育和中介服務、政府監管及行業自律、技術支撐體系等多個環節，全面考慮制度安排、組織形式、運作方式和技術手段等許多方面，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在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市場行為主體信息不對稱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不完全契約，是市場經濟中信用缺失的主要根源。

3.市場信用意識淡薄，企業內部普遍缺乏基本的信用管理制度。由于當前電信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尚未健全，產權制度不明晰，國家代替企業成為社會信用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直接面對市場成為自主經營主體，而由于產權邊界不清，企業無須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就很難使市場經濟主體自覺講信用，一大批企業會“搭便車”，坐收失信之利，卻不用付出任何（失信）成本。因此出現了電信市場諸多誠信缺失的現象[2]。

二、構建中國電信產業失信懲戒機制的必要性

（一）構建失信懲戒機制是加快建立信用體系的關鍵環節失信懲戒機制是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中的關鍵環節，是社會信用體系發揮其功能和作用的重要保障。目前，電信產業乃至其他領域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的經濟失信行為，關鍵在于長期以來缺少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部件——失信懲戒機制，這使得市場中信用主體的失信行為幾乎不受成本約束，造成信用市場中的虛假信息普遍存在。

（二）構建失信懲戒機制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市場經濟是信用經濟。信用經濟不是僅靠道德的軟約束就可以形成的，還需要社會制度的硬約束。中國自20世紀經濟體制逐步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經濟主體逐漸多元化。與之伴隨的就是原有的社會規范基本喪失殆盡，社會各經濟主體利益邊界模糊，市場范圍擴大的速度遠遠快于社會約束與制度建設的速度。這種不協調發展，使得那些不具備市場競爭能力和承擔責任條件的市場主體大量存在，嚴重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3]。

三、構建電信產業失信懲戒機制的總體思路和運作機理

（一）失信懲戒的內涵

失信懲戒就是對通過一系列措施、手段和辦法，對失信行為能夠及時、適當地進行懲戒，造成對失信行為人的經濟、道德或者其他約束，使其付出高昂的失信成本，把失信行為人的個別失信轉化為對全社會的失信，并對其未來的預期形成巨大的威懾力和社會影響力，這是失信懲戒機制的內在含義。

（二）構建失信懲戒機制的總體思路

失信懲戒機制是社會信用體系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失信懲戒機制實質上就是一系列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包括基于信用記錄，通過生產、銷售、購買和使用信用產品對失信行為進行的市場性懲戒，通過法律、法規對失信行為的司法性和行政監管性懲戒以及對失信行為人的社會性和行業性懲戒。其運行機理在于以信用記錄的形式對失信者的失信行為予以準確的記錄、保存和標識，并將其置于全社會的監督控制之下，通過市場、行政監管、法律、行業自律及社會道德等綜合懲戒機制給予失信者及時適當的懲戒，使失信者付出高昂的交易成本，把失信行為人的個別失信轉化為對全社會的失信，使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制約。

（三）中國電信產業失信懲戒機制的運作機理

1.通過生產、銷售、購買、使用信用產品形成的市場性懲戒機制，對信用記錄好的企業和個人，給予優惠和便利；對信用記錄不好的企業和個人，拒絕進行交易，讓其遭受種種不便。2.通過綜合利用市場性懲戒和社會性懲戒機制，記錄和公示有嚴重失信行為的個人和組織，通過信息的廣泛傳播，使對交易對方的失信轉化為對全社會的失信，讓失信者一處失信，處處受制約，并形成對失信行為的威懾力量。

3.通過行政性監管性懲戒機制對失信行為進行經濟賠償或行政處罰，使之在財產、人身自由、資格準入等方面付出代價，同時，政府部門之間信息共享，形成監管合力，減少重復建設。

4.通過行業性懲戒機制的建立，加強行業自律，對政府委托下對失信行為人進行行業資格準入的限制，甚至責令退出行業，使之在行業內難以立足。通過自律、互律和他律的約束機制，提高行業信用水平。

5.失信懲戒機制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信用水平和創造信用環境，因此要及時接受被失信懲戒機制處罰者的投訴和申辯，糾正記錄錯誤和幫助失信者修復信用，從而從根本上改善信用環境。

四、政策建議

（一）推進電信產業信用體系建設，為失信懲戒創造前提條件

失信懲戒機制是社會信用體系中最為重要、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失信懲戒機制的建立和運行要以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為前提條件，因此，必須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盡早建立起政府推動、以信用服務業為主體、以法律法規為保障、以企業信用管理為基礎、以行業協會為紐帶的、能夠如實反映市場交易者信用狀況和應對措施的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

（二）加快信用立法，為失信懲戒提供法律保障

失信懲戒機制有效運轉的前提條件是有完善的信用法律法規作為基本保障。要盡快推進《電信法》的出臺，同時制定失信懲戒的法律法規，明確在市場經濟中，失信的法律邊界是什么，失信到什么程度將給予何種程度和形式的制裁，明確失信行為的懲戒內容，失信懲戒的實施主體及其責任。

（三）加強電信企業信用制度建設，為失信懲戒創造基礎條件

企業信用是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環節。加強企業信用建設，培育良好的企業信用品牌，防止因授信不當以及因客戶違約而發生信用風險，是構建失信懲戒機制的基本目標。鑒于電信企業在信用管理上比較薄弱，沒有形成防范信用風險的機制，所以應該加強電信企業信用制度建設，推動企業盡快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引導企業把現代信用理論和方法引入企業經營管理之中。

（四）推動行業協會建設，為失信懲戒提供客觀環境

行業協會和其他社會中間體是行業性懲戒的實施者，在失信懲戒機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行業協會按規定承擔行業性失信懲戒功能，制定行業規章制度，記錄、披露所屬企業信用行為，實現對企業經營活動的自我約束，改善業內的信用狀況。政府應當在法規建設、業務環境和人員安排等方面支持信用行業協會，使協會得到培育發展，同時又要加強監督管理，確保行業協會能夠誠信守法、規范運作。

參考文獻：

[1]趙興源，吳燁.信用缺失已成為電信業做大做強的“瓶頸”[EB/OL]..

電信法律法規賠償問題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網絡　隱私權　立法

2008年4月17日，一名女白領的“死亡博客”引發網友對其丈夫王菲及父母、第三者的“人肉搜索”，將王菲及其家人個人信息披露于網絡。不堪忍受壓力的王菲將“大旗網”、“天涯社區”和“北飛的候鳥”網站以侵犯了自己的名譽權為由告上法院，也使“人肉搜索”由網絡現象正式上升為法律問題，成為全國反“人肉搜索”第一案。

這是我國法院第一次受理此類網絡侵權，也是“網絡中個人隱私權保護”問題的典型案例。整個事件所反映出的本質問題是個人信息保護問題。此案的判決，是在情與法的沖突中、在言論自由與公民隱私權保護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盡管“反人肉搜索第一案”已塵埃落定，但給我們帶來的反思是深刻的，啟示是深遠的。

如何利用網絡的不可替代的優勢建立一個合理互動的網絡環境，同時又給“人肉搜索”一個適度合理的法治框架，不觸動公民隱私權的“雷區”，不僅值得廣大網民思考，也值得政府管理部門、法律工作者深思。

一、人肉搜索：虛擬與現實的邊界在哪里?

“人肉搜索”的出現，在網絡虛擬世界與現實世界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使互聯網這個虛擬世界更加真實化。“人肉搜索”既可能發揮出良好的社會效應。同時也存在很大的法律風險和隱患。在“反人肉搜索第一案”中，大旗網披露王菲隱私內容后，引發網民從發表譴責性言論逐漸發展到對王菲進行密集的、長時間的、指名道姓的謾罵，甚至發生了上門張貼、刷寫侮辱性標語等行為，對王菲的影響已經從互聯網上發展到了現實生活中，嚴重影響了王菲的正常生活。

從一定程度上說，“人肉搜索”的存在實現了網絡虛擬世界與真實世界的連通，雖然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網絡是一個開放、自由的空間，同時帶有相對的隱匿性，但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的規范和人們倫理道德規范同樣適用于網絡空間，并通過真實世界的力量來實現對傳者的約束與控制。作為一種工具，和所有群體性活動一樣，人肉搜索也需要遵守相關法律法規，不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

二、從“人肉搜索”看隱私權保護

1、隱私權與網絡隱私權。

在我國，一般意義上的隱私權，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寧不受他人非法干擾，私人信息保密依法受到保護不受他人非法搜集、刺探、公開利用和侵擾的一種人格權。隱私權是一項基本的人格權，體現了人格尊嚴，是不可侵犯的。在信息時代，“隱私權不僅僅是一種消極的‘不受侵擾的權利’，而且是一種積極的、能動的控制權和使用權，充分體現了隱私權人對自己隱私的支配。”

網絡隱私權，作為隱私權發展到網絡時代的產物，是指自然人在網上享有私人生活安寧和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護，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搜集、復制、利用和公開的一種人格權：也指禁止在網上泄露某些個人相關的敏感信息，包括事實、圖像以及誹謗的意見等。由于網絡具有的發散性、互動性和匿名性，網絡隱私權表現出不同于傳統狀態下隱私權的新特點。例如，網絡隱私權的主體越來越復雜，對象在不斷擴大，內容更廣泛，侵犯網絡隱私權的手段十分隱蔽，導致其后果不可預測。

2、我國隱私權法律保護的現狀。

“反人肉搜索第一案”中涉及的隱私權與名譽權保護，其實正是法律的痛處。“人肉搜索”能不能構成對相關當事人隱私的侵犯，法學博士后李建偉認為，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主要還是看公布的信息屬不屬于個人隱私的范疇，“而這個界限其實很難界定，只要法律上沒有明文規定禁止的，一般都不屬于違法”。

從目前的法律來看，相關的民事法律并沒有對“隱私權”做出明確的規定，《民法通則》僅規定了名譽權，并沒有對隱私權做出規定。為彌補這一缺憾，最高法院多次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將侵害隱私權納入侵害名譽權的范圍來處理，追究民事責任。而法律對什么是隱私、隱私權的范圍和保護方式等基本問題也都規定得很模糊。即對社會不良現象進行批評、對公眾人物監督與侵犯他人的隱私上沒有一個平衡點。所以，很難用什么標準對“人肉搜索”中侵犯他人隱私權的行為進行刑罰處罰。我國目前對于隱私權的立法保護比較薄弱，盡管《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婦女權益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其中對隱私權保護均有規定，但這是散落于各處的規定。

網絡隱私權是隱私權在網絡領域中的延伸。在我國沒有確立隱私權的獨立法律地位的情況下，關于網絡隱私權的保護只出現在相關的部門規章中，如信息產業部《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實施辦法》第18條規定：“不得擅自進入未經許可的計算機系統，篡改他人信息，冒用他人名義發出信息，侵犯他人隱私”。但這些規定太籠統，處罰手段相當脆弱，根本無法適應我國快速發展的對網絡隱私權保護的迫切需要。要想對公民網絡隱私權進行系統保護是不現實的，也缺乏可操作性。

對于互聯網時代個人信息的保護問題，在多方多年的呼吁下，終于正式納入了法律層面。一些網友自發組織制訂了“人肉搜索公約”，對在使用人肉搜索可能帶來的侵犯隱私權的法律層面的負面效應進行約束。《徐州市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經省十一屆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于2009年6月1日起生效。該條例對近來社會廣泛關注的“人肉搜索”做出了詳盡規定。隨著《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侵權責任法草案的審議。立法保護終于邁出關鍵一步。這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是個人信息保護的關鍵一步，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標志。通過立法保護個人信息，適應了網絡時代社會發展的要求，凸顯了對公民個人信息傳播自由的尊重，也體現出國家對公民享有的個人信息控制權的關注。我們期待著以上立法的頒布及實施，相信一個相對完善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不再遙遠。

三、關于網絡隱私權立法的思考

網絡信息時代對公民網絡隱私的立法保護，不僅需要立足于我國的國情，在現有的民法體系中尋求突破。也需要借鑒國外的立法經驗；不僅要對傳統的侵犯隱私權的行為予以法律禁止，還要對網絡條件下產生的新型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加以制約。進行網絡隱私權方面的立法，盡快填補法律空白，將有助于我國的網絡產業以及相關行業的規范發展，最終有利于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穩定發展。

1、隱私權應作為一項獨立的人格權加以保護。

考慮到法律在一般隱私權上的缺乏，要對網絡隱私權加以規范就有必

要先完善一般隱私權的規定。因此，我國立法機關應通過法律明確規定隱私權的內涵、外延以及侵權的責任形式。使隱私權的保護在法律上有明確的依據。

2、我國網絡隱私權保護立法模式的選擇。

美國傾向于主張行業自律模式，而歐盟傾向于主張立法規制模式。我國網絡隱私權的立法保護必須注意國家利益、行業利益和個人隱私之間的合理平衡。鑒于我國的法治體制和一貫的法律傳統，應采用綜合模式，既要加強立法。也要從行業、技術等多個角度去保護公民的網絡隱私權。

行業自律模式與立法規制模式相結合，兼顧了網絡經營者和用戶的利益，也兼顧了國家和個人利益，這樣既保障和促進了我國網絡經濟的發展，又使個人隱私得到應有的保護。例如，對于網絡空間的隱私權保護問題，我們可以借鑒美國的經驗，在電信法中對隱私權保護作出專門規定，并對兒童、雇員、患者、消費者等特殊群體的網絡隱私制定專門法律予以保護。對于個人數據收集、傳輸、利用方面的隱私權保護問題。我們可以借鑒歐盟的經驗，制定個人數據保護法，既要充分保護自然人的隱私權，又為個人數據的收集、傳輸和利用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

3、制定專門的網絡隱私保護法，加強網絡隱私權保護的針對性和力度。

網絡隱私權保護立法必須合理界定與規范網絡隱私權保護過程中不同主體的權利與義務、侵犯網絡隱私權的主要表現形式以及侵犯網絡隱私權的法律責任等，以明確網絡隱私權保護的價值取向和具體法律方法。在法律條文中應明確網絡隱私權的概念、范圍和法律地位，否則會產生使執法者和司法者難以適從的現象。只有條文明確網絡隱私權，才能使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及時、有效的保障和維護。例如。要重點規定網站經營者的義務與責任、網絡用戶的權利以及網站經營者的免責條款等。

另外，應當從法律上明確收集數據的權利依據。根據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政府和民間機構披露或公開個人資料應遵守國際條約或我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協定，不違反法律規定及社會公共利益；個人資料流通目的地應對個人資料有與我國相當的法律保護，不得為規避法律而向第三國傳遞；資料本人書面同意或在獲取書面同意不切實際時，有理由相信本人會予以同意。

此外，在進行這方面的法制建設時，要兼顧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和知情權，力求它們之間有個適當的平衡。在立法方面還應當注重實際操作的可行性問題。由于互聯網方面的立法專業性很強，立法者未必熟悉互聯網技術問題，因此，立法過程中因注重與互聯網的專家或技術人員進行溝通，保證在實際過程中能順利實施。

四、結論與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