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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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條例范文第1篇
根據本市立法工作安排，現就市衛生計生委起草的《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草案送審稿)》公開征求意見。公開征求意見時間為：20xx年1月8日至1月28日。在此期間，歡迎社會各界通過以下途徑和方式提出意見：
登陸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網站，在網站首頁左側的“法規規章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系統中對本草案提出意見;或者將意見發送至電子郵箱。
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修正案
(草案送審稿)
一、將第十條第二款修改為：“本市各級衛生和計劃生育、發展改革、公安、民政、統計、勞動和社會保障等行政部門應當建立信息通報制度，促進人口信息資源的綜合開發和利用，實現人口信息共享?！?/p>
二、將第十一條第二款修改為：“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應當做好本單位的計劃生育工作，接受衛生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的指導、監督、檢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負責人對本單位計劃生育工作負主要責任。”
三、刪去第十二條第三款。
將第七款修改為：“科技、文化、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等行政部門應當組織開展人口與計劃生育的宣傳教育?！?/p>
四、將第十四條第二款修改為：“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工作，按照《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條例》和本市有關規定執行。”
五、刪去第十六條。
六、將第十七條修改為：“提倡一對夫妻生育兩個子女。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夫妻雙方可以向區衛生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要求安排再生育一個子女：
(一)再婚夫妻婚前合計只生育一個子女，婚后又生育一個子女的;
(二)再婚夫妻婚前合計生育兩個以上子女且沒有違法生育行為，婚后未共同生育子女的;
(三)夫妻合法生育的子女，其中一個經指定醫療機構鑒定為病殘兒，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
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的夫妻持相關材料經一方戶籍地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核實后,報區衛生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確認。”
七、刪去第十八條。
八、刪去第十九條。
九、將第二十條修改為：“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符合本條例規定生育的，除享受國家規定的產假外，增加獎勵假三十天，配偶陪產假十五天。休假期間不得降低其工資、予以辭退、與其解除勞動或者聘用合同?！?/p>
十、將第二十一條修改為：“在國家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期間，自愿終身只生育一個子女且已經獲得《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的夫妻,憑證繼續享受以下獎勵和優待：
(一)每月發給10元獨生子女父母獎勵費，獎勵費自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之月起發至其獨生子女滿十八周歲止;
(二)獨生子女的托幼管理費和十八周歲之前的醫藥費，由夫妻雙方所在單位依照有關規定報銷;
(三)獨生子女父母，女方年滿五十五周歲，男方年滿六十周歲的，每人享受不少于1000元的一次性獎勵;
(四)農村在推行養老保險制度時，應當為獨生子女父母優先辦理養老保險。農村安排宅基地，對獨生子女父母應當給予優先和照顧;
(五)鄉鎮人民政府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當扶持獨生子女家庭發展生產。
第一胎生育雙胞或者多胞的夫妻，不領取《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憑女方戶籍所在地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出具的證明，享受前款第(三)項規定以外的獎勵和優待，但只享受一份獨生子女獎勵待遇?！?/p>
十一、刪去第二十二條。
十二、刪去第三十三條。
十三、將第三十九條第二款修改為：“已享受本條例規定的各項獎勵和優待的夫妻再生育子女的，停止其獎勵和優待，收回《獨生子女父母光榮證》。”
十四、刪去第四十一條。
十五、刪去第四十二條。
十六、將原條文中“市和區、縣”修改為“市、區”、“區、縣”修改為“區”、“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修改為“衛生和計劃生育行政部門”。
《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有關條文序號根據本修正案作相應調整。
計劃生育條例范文第2篇
《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于1998年10月18日公布施行。新《條例》對農村生育政策作了重大調整，并對原《條例》部分條款作了進一步修改。為確保調整和修改后的政策能夠順利實施，現將市計生委《關于貫徹〈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有關政策銜接過渡工作具體實施意見的請示》批轉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關于貫徹《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有關政策銜接過渡工作具體實施意見的請示
全文
市人民政府：
《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以下簡稱《條例》）于1998年10月18日公布施行。我市實施新《條例》的辦法尚未頒布，為保證新《條例》政策的順利實施和我市計劃生育工作的正常運轉，結合我市實際情況，現就有關計劃生育政策的銜接過渡工作具體實施意見請示如下：
一、我市過去有關計劃生育的政策和措施，凡與新《條例》規定相抵觸的，均以新《條例》為準。各區、縣級市人民政府以及計劃生育部門對過去制定的有關計劃生育的規范性文件要抓緊清理和修改，制定新《條例》的各項配套規定。
二、新《條例》公布前違反計劃生育，已按原《條例》或《廣州市實施〈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作了處理的，不再重新處理。未執行完畢的，繼續執行。尚未作出處理的，在1998年12月31日前能自覺申報，接受處理，并落實節育措施的，按原《條例》或《辦法》處理。因本人責任未能在1998年12月31日前處理的，一律按新《條例》規定處理。
三、在新《條例》公布前，一孩生育指標和一孩生育證已經申請、審批和發放的，繼續有效。
四、非農業人口特殊情況的二孩生育指標和二孩生育證（以下簡稱“二孩生育證書”）已經申請、審批和發放的，繼續有效。
五、農業人口過去在生育一個女孩后，按生育政策規定，已領取二孩生育證書的，由各街、鎮計劃生育辦公室重新審核，并加蓋計劃生育證件專用章后繼續有效。
六、農業人口育齡夫婦生育第一個孩子是男孩的和女方一方為農業人口，原已領取二孩生育證書的，應在1998年10月28日前到鎮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所或街計劃生育辦公室指定的醫療保健機構進行孕檢。
孕檢診斷為已懷孕的，應在作出診斷結果后3日內到縣級市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復查，復查結果一致的，經街、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審核蓋章后，可以生育。本人自愿采取補救措施不再生育的，按新《條例》的規定給予表揚獎勵。復查結果不一致的，應在作出復診結果后5日內到市計劃生育技術服務指導所復核，復核結果為最終結果。
孕檢結果為未孕的，應收回二孩生育證書，并即落實節育措施。如對孕檢結果有異議的，可在作出孕檢結果后3日內到區、縣級市計劃生育技術服務站或區、縣級市計生局指定的醫療保健機構復查；仍有異議的，應在作出復診結果后5日內到市計劃生育技術指導所復核，復核結果為最終結果。
如不按規定時間參加孕檢，屬本人責任的，視為未孕，收回二孩生育證書，并落實節育措施。
七、原已發放的農業人口（包括女方一方為農業人口的）二孩生育證書，凡未按本意見第五、六條規定審核蓋章的，一律無效；堅持懷孕第二胎的，按計劃外懷孕處理。
孕檢時已懷孕，后發生流產的，應收回已審核的二孩生育證書。為防止弄虛作假，雖持有已審核的二孩生育證書，但預產期超過1999年8月31日而無特殊原因的，按計劃外懷孕處理。1999年8月31日后生育的，按超計劃生育處理。
八、農業人口中原已簽訂的有關二孩生育合同書，符合新《條例》第九條6種情況的，以及女方一方為農業人口，符合第九條前5種情況的，合同書繼續有效。凡不符合的，合同書自動失效，應交回合同書，退還原合同保證金。
九、按原《條例》和原《辦法》規定，各街、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對于拒不落實節育措施而收取節育保證金，無特殊理由的，應在新《條例》公布后1個月內落實節育措施，并退回保證金。否則，沒收保證金，并責令落實節育措施。
十、任何單位或個人都要嚴格執行省的規定，按省的統一口徑，不得亂開口子。對收回指標和退還原合同保證金的對象不予經濟補償。
十一、各級人民政府尤其是街道辦事處和鎮人民政府要按照市的統一規定，采取措施，妥善處理好銜接過渡中的政策性問題，確保調整后的政策平穩過渡。
各街、鎮計劃生育辦公室在新《條例》公布之日起30日內，應迅速通知有關育齡夫妻，按本意見的要求，完成孕檢和生育審核工作。審核后可生育的夫妻名單，應在居委會和村民委員會張榜公布，接受群眾監督。
計劃生育條例范文第3篇
甘肅省衛生計生委近日組織開展《甘肅省鼠疫防治條例》和《甘肅省精神衛生條例》專家論證。甘肅省衛生計生委黨組成員、副主任王曉明參加論證會并講話，委政法處、應急辦、疾控處以及相關專家參加了論證會。
“鼠疫防控和精神衛生工作是甘肅省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也是社會系統工程，推進兩部《條例》的立法進程，對指導全省鼠疫防治和精神衛生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痹谡撟C會上，王曉明表示，當前兩部《條例》的重點要放在可操作性以及框架上，對《條例》的條文要進行規范的、細致的表述;要深入開展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意見，為制定出科學合理，有前瞻性、指導性和可操作性的衛生地方性法規奠定基礎。
論證會討論修訂了調研方案，并安排部署了下一階段調研準備重點工作，同時制定了調研進度表。
20xx年，甘肅酒泉玉門、肅北一帶發生3起鼠疫，共造成3人死亡。
1.控制傳染源。滅鼠、滅蚤，監測和控制鼠間鼠疫。加強疫情報告。嚴格隔離病人，注意患者和疑似患者應分別隔離。一般情況下，對于腺鼠疫，隔離至淋巴結腫大完全消散后，還要再觀察7天，肺鼠疫要隔離至痰培養6次陰性。與患者等接觸的人，醫學觀察9天，若曾接受預防接種者應檢疫12天。病人的分泌物與排泄物要徹底消毒或焚燒，死于鼠疫的人的尸體應用尸袋嚴密包扎，并立刻火化。
2.切斷傳播途徑。加強國際檢疫與交通檢疫，對來自疫區的車輛、船只、飛機等進行嚴格檢疫并滅鼠、滅蚤。對可疑旅客應隔離檢疫。
3.保護易感人群。一般有如下三方面的內容。
(1).加強個人防護。參與治療或進入疫區的醫務人員等必須穿防護服和高筒靴、戴面罩、厚口罩、防護眼鏡、橡皮手套等。
計劃生育條例范文第4篇
[關鍵詞]鄉鎮衛生院化驗室；現狀調查；標準化建設；數字化整體化驗室
醫學檢驗在臨床醫學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二、三級醫院醫學檢驗的發展日新月異，基本上能滿足臨床的需要，但在鄉鎮衛生院特別是貧困落后的西部鄉鎮衛生院，化驗室的建設還相對滯后，80%的鄉鎮衛生院都有化驗室，仍有20%的鄉鎮衛生院沒有化驗室或者有化驗室根本沒有開展業務，形同虛設。近幾年來，隨著農村合作醫療的實施和上級衛生部門加大對鄉鎮衛生院的扶持力度，鄉鎮衛生院化驗室的情況才有所改現。
一、鄉鎮衛生院化驗室現狀調查及分析
1、化驗室人員資質、學歷和職稱，50%的鄉鎮衛生院有專業化驗人員，而且多分配在中心衛生院，文化程度都是中專和大專，沒有一個高級職稱人員，最高職稱是主管檢驗師，還有50%的鄉鎮衛生院根本沒有專業的化驗人員，他們都是臨床醫生和護士或藥劑人員，有的甚至是后勤人員經過上級醫院培訓幾個月臨時兼職做化驗員，這些人員沒有專業的檢驗知識，對檢驗試劑的保管、檢驗方法的選擇和標本的要求根本不了解，更不用說對檢驗結果進行分析。
2、房屋布局與儀器設備。全縣除了二、三個比較大的中心衛生院，化驗室有二間至三間房子外，其余的鄉鎮衛生院都只有一間房屋，面積為20m2左右，三大常規化驗和生化免疫化驗都擠在一間屋內，儀器設備有電子顯微鏡、尿液分析儀、三分類血球分析儀、半自動生化分析儀、電熱恒溫水溫箱、冰箱等，而且多數鄉鎮衛生院只使用顯微鏡、尿液分析儀、血球分析儀，因為它們操作簡單，半自動生化分析儀操作稍為復雜，一般擺在化驗室或庫房內閑置未用，幾年過后受潮報廢。
3、開展的項目與進修學習：鄉鎮衛生院化驗室開展的項目有血常規、尿常規、大便常規、白帶常規、血型檢驗、肝功能、腎功能、淀粉酶、血糖化驗、乙肝表現抗原、乙肝五項、抗“O”、類風濕、血沉等，電解質一般不檢測，因為電解質分析儀上級沒配送，而且電極容易老化，價格比較貴，換一套電極要幾千元，不劃算?；鶎踊炇胰藛T很少有機會到上級醫院進修學習和各種培訓，一般上級機構發出的培訓通知根本沒有通知到鄉鎮衛生院，只通知到二級醫院，加上院長不太重視化驗這一塊，只重視臨床，等院長得通知再想起，培訓已經結束了。
4、質量控制與安全管理，除了比較大的中心衛生院做室內質控外，其它鄉鎮衛生院化驗室都未做質控，有些化驗員根據不知道質控是什么意見，象SD、CV代表什么根本不知道，更何況質控物比較昂貴，效期又短，且不穩定，參加室內質控還要交費，化驗室一個月的收入只有2000～4000元，除去成本，連化驗員自己的工資都付不出，所以領導越發不重視，化驗員自己上班過混，人心渙散?；炇覂x器擺放凌亂、擁擠，室內衛生不清潔、不整齊，自我保護意識不強，做化驗不帶手套，標本的處理根本沒有經過浸泡消毒，這是很危險的。
二、鄉鎮衛生院化驗的標準化建設及管理
1、制定一套符合鄉鎮衛生院化驗室的標準并督促實施。根據衛生部制定的一級醫院管理標準要求，結合實際情況，制定《鄉鎮衛生院化驗室建設評價標準》，此標準針對化驗室的組織建制，人員配備、房屋設施、儀器設備、規章制度、人員職責、醫德醫風、開展項目、檢驗質量等方面都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并且明文規定鄉鎮衛生院必須進行全面整頓，凡驗收評價不合格單位不得評為文明衛生院，把全縣善于管理、基礎條件好，工作開展情況好的化驗室作為試點單位，召集院長和化驗室負責人座談會，幫助試點單位對照標準找差距，制定達標計劃和整改措施，再就是在試點單位召開現場會，推動全面工作。
2、在人員資質、分配和硬性建設上狠抓落實，要求每個鄉鎮衛生院必須有一至二名檢驗專業畢業的職工從事化驗室工作，業務用房必須達到40m2以上，并做到常規檢驗、生化、精密儀器三室分開，必備的檢驗設備、儀器也全部裝備。
3、堅持進修和培訓相結合，并定期巡回指導與檢查，不少衛生院化驗室檢驗人員對檢驗工作管理標準不熟悉，不知如何抓、怎么管，可以聘請市、區檢驗學組織專業人員舉辦“鄉鎮衛生院檢驗質量管理培訓班”，詳細介紹標準化管理的具體內容和方法，剖析實際工作中容易發生的問題，講解室內、室間質控的要求，并組織參觀地市級醫院檢驗科。經過半年時間的整改建設進入評價驗收階段，在考核驗收過程中，必須堅持做到三條：一是堅持標準，不搞照顧。凡必備的條件、標準，缺一項則驗收不合格；二是突出重點，保證質量，主要抓“軟件”指標，抓檢驗質量；三是現場考核，不走過場，由檢查組負責考核的人員帶質檢標準及進行現場實踐操作考核，并對操作卡、原始記錄、各種標準液、試劑、化驗結果記錄、儀器合格證、儀器維修使用檔案，參加生化室間質控工作情況一一考核，并要求三年內選派化驗人員到上級醫院進修學習一次。
4、建立鄉鎮衛生院數字化整體化驗室。整體化驗室儀器包括血球分析儀、血凝分析儀、生化分析儀、電解質分析儀和尿液分析儀5件組合，按照檢驗室質量控制，生物安全管理規范合理布局。由提供設備的公司進行集中培訓和一對一培訓，直到化驗人員能熟練操作，并由公司在衛生局設立工作站，與各個鄉鎮衛生院的設備聯網，隨時監測每個衛生院的設備運行狀況，遇到設備故障，工程師立刻前往設備所在鄉鎮進行維修校正。
計劃生育條例范文第5篇
食品安全事件因為涉及范圍廣、造成傷害深、社會影響大一直備受關注，尤其是在復雜性、多樣性、風險性倍增的現代社會更是成為學界與實務界研究的熱點。
我國現行食品安全治理機制存在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監管”之困境，亟須從信任重塑與協調共生兩個維度對其進行網絡化治理機制設計。要通過個體利益讓渡與公共利益建構、權威信息與信息不對稱消除、倫理道德規范建設與公共道德體系重塑，重建各參與主體間的信任關系。要通過價值協同、信息共享、誘導及動員三個向度的協調機制設計，協調各方利益，提高治理實效。
[關鍵詞]
網絡化治理；食品安全；信任；協調
中圖分類號：D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16）06008506
一、問題的提出
食品安全事件因為涉及范圍廣、造成傷害深、社會影響大一直備受關注，尤其是在復雜性、多樣性、風險性倍增的現代社會更是成為學界與實務界研究的熱點?，F實證明，過度的政府規制不僅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還降低了政府信譽。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的干預正在不斷地侵蝕個人自由[1] 。西方國家開始反思其治理范式，積極推進政府改革，通過引入民營化、市場化、企業家精神等改革理念，減少政府作為公共物品直接提供者的角色。政府分權化色彩更為凸顯，越來越愿意與私營部門分享其政策行為者的角色[2]（P7），從而重塑政府與社會、公部門與私部門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所謂“國家空洞化”（Hollow State）[3] 。傳統公共行政理論根本無力應對這一挑戰，網絡化治理理論隨之應運而生。這一全新的治理模式追求社會主體通過網絡關系的構建、合作機制的完善，充分實現對于權力的分享以及對于公共事務的多元參與及合作共治，“其利益沖突并不通過法律及審判加以解決，而是基于交涉與辯論，通過談判與自愿協議來解決”[4]，最終達致其終極目標――公共利益最大化。簡言之，“網絡化治理”超越了傳統官僚制下單向的權力線，重新建立起一種以合作伙伴及互動行為為基礎的行動線，追求各種伙伴關系的平衡，傳統官僚制下由政府雇員負責的工作，在網絡中將以協議、同盟、伙伴等形式完成。在網絡化治理模式中，公眾實現了平等參與，且由于技術的突破而享有更多選擇權[5]（P621）。
目前我國歷經數次改革而形成的食品安全治理模式，盡管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食品安全，
也著實在機構整合、職能協調、伙伴關系營造等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但仍存在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監管”之困境，治理機制亟須重構。
二、我國食品安全現行治理機制解構
我國現行食品安全治理的運行機制是“在分段監管基礎上的爭權諉責機制，或者說是在利益博弈格局下的分段監管機制”[6]，各主體罔顧整體公共利益之尋求而醉心于各自權益最大化，陷入治理機制困境，信任機制缺失以致社會資本匱乏，協調機制缺失以致杯葛糾纏不斷，導致我國食品安全形勢始終無法徹底好轉。
困境之一：以具體環節內部整合為導向的改革忽視整體協調。我國食品安全治理的歷次改革均著力于各監管環節內部的權力集中，太過關注治理鏈條上各環節的內部調治，忽略了環節之間的機構整合與職能合并；太過關注治理機構的部門利益，忽略了治理過程的整體利益。最終導致在食品安全治理領域“九龍治水”與“多頭混治”現象嚴重，治理機構設置的集中性缺失，監管權在部際之間分段切割，進而誘發關系“碎片化”。諸如此類，都會使食品安全監管部際協調及合作成本激增。
困境之二：超部門協調機制不完善導致利益綜合不夠。以一種制度而存在的食品安全行政協調機制，可以充分發揮其在政策耦合的推進、協調行政的促成、行政效率的提升等方面的作用。無論是食品安全委員會，還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下稱“總局”）的設立，無不體現出國家在食品安全領域強化部門協調、整合部門利益的決心。但令人遺憾的是，無論是《食品安全法》，還是《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抑或“大部制改革”的介紹，均未對“食品安全委員會”這一協調機構的工作職能、責任權限、協調方式做出明確規定，也未明確說明以往分散在各部委之間的權限如何歸并到新部門以實現“無縫對接”，而如生豬定點屠宰監管由商務部劃入農業部而非“總局”，又為實際上的多部門管理埋下伏筆，機構整合之有效性、可行性、實效性還有待觀察。在部門整合尚未完成之前，“總局”是否擁有足夠權威調和各“超級”監管部門間的分歧與張力，如何協調各監管部門的關系，如何解決部門間基于“監管職責”產生的“爭權諉責”現象，如何實現部門間的利益綜合，這些具體問題均有待解決。
困境之三：職能導向的資源配置方式加劇利益競爭。合理的資源配置機制應是一種以實現組織價值與功能為目標取向，突出結果導向與地區特性，推進各核心團體高效獲取公共服務，在整體利益基礎上進行資源分配的機制。目前，我國食品安全各監管部門間的資源配置仍堅持以職能為基礎，突出專業分工及職權歸屬，關注官僚體制內部的等級劃分及層級節制，“保障食品安全”這一公共導向遭到摒棄，各部門間橫向協同與合作遇到阻礙，加劇了部門間的利益競爭。加之“分段監管”的環節化設計，人為固化各監管環節的部門職能，最終造成各監管部門都只顧“自掃門前雪”的監管困局。
困境之四：跨部門目標責任考核缺失阻礙部門協同。食品安全目標責任制以消除部門間“斷檔真空”，準確進行分工與清晰界定職權為實施前提。但現行分段監管模式既具有“團隊協作”的突出特征，又必然導致各環節間職能重疊交叉與斷檔真空，團隊協作的整體性又加大各部門監管業績衡量的難度，提高其度量成本。現行責任考核機制的價值取向仍為部門目標，食品安全跨部門目標責任制的缺失往往使得跨部門協同監管的績效被忽視，無法進行有效的信息交流與共享?？绮块T目標不明確及考核不到位造成的“部門化”、“碎片化”加劇了食品安全監管鏈的“分裂性”，極大地阻礙了監管部門間基于共同目標的協同。
客觀存在的治理機制困境使得體制機制優勢無法有效發揮，制假售假引起的食品不安全事件屢有發生，嚴重危害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沖擊政府的公信力[7]。相關數據顯示，近15年來，我國每年中毒報告數在150起以上，中毒人數為
6000人以上，因中毒死亡人數在110人以上
以上人數是作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網站（http：//）相關數據整理而來。，觸目驚心的數據突顯了完善治理機制之緊迫性。
三、食品安全網絡化治理的邏輯設計
在食品安全治理網絡中，傳統的權威中心已然解構，并無任何一個行動者擁有支配他者的絕對權力，各主體平等自主地實現協商合作。盡管共同的價值目標依然支撐著網絡架構，但具體到各主體的利益主張、理性訴求、參與策略并不完全一致，結構性張力仍舊存在。食品安全網絡化治理的邏輯是合作交流與互動協調，而這些邏輯的合理推演及實現又最終取決于網絡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及協調共生。
（一）信任重塑：食品安全網絡化治理的邏輯原點
與傳統官僚體制不同，治理網絡并非建立在合法權威之上，而是多個平等主體間相互依賴的組織。這些不同主體雖未受到強制規約，卻仍能以集體行動來解決問題的重要原因就是信任機制。合作治理必須基于一種理性的、實質性的全新信任關系，也即合作型信任[8]（P357）。在食品安全治理過程中，各主體均面對許多其他主體并與他們聯合共同行動，為了共同目標――保障食品安全而合作，這一目標是任何一個主體單獨無法很好完成的。當眾多主體參與合作時，由于每一個主體都是自由而不可預測的，造成食品安全治理過程中的風險性與不確定性急劇上升。在此情況下，信任顯得尤為重要，成為治理網絡各主體間合作關系構建以及維系的黏合劑。唯有政府、企業、公眾、社會組織之間建立起真正的信任，食品安全的網絡化治理才能建立并發揮實質性功效?？梢哉f，信任之于治理網絡，等同于權威之于科層制。在食品安全治理網絡中，各參與主體能否通過緊密合作而擺脫集體行動之困境，主要取決于他們之間信任關系的聯系度及依存度?！白屝湃纬浞职l揮作用，就像在經濟交換中合作功效卓著的劑，通過它化解復雜問題，比利用預測預報、運用權威、討價還價等手段，快速且省力得多”[9]（P263）。
信任機制的設計與信任關系的培育對于治理網絡的有效運轉尤為重要，可謂網絡治理的邏輯原點，必須關注信任關系之重塑。就食品安全治理網絡而言，一方面要通過機制建設去彰顯利他性并約束自利性，推動相互間利益的讓渡并實現公共利益，最終實現治理網絡各主體間相互信任關系之構建。公共部門與市場部門要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開、評價、監管機制。對處于信息弱勢地位的消費者而言，信息獲取不足及大量負面信息的涌現極大地消減其對于政府及食品企業的信任，尤其是在政府三令五申強調食品安全的背景下，食品安全事件仍不斷曝光，嚴重沖擊公眾的信任底線。而安全問題出現后，所謂“專家”以無法令人信服的理論不負責任地搪塞世人、為政府企業辟謠，進一步加深了公眾的不信任感。食品安全治理網絡中的大部分公眾都是理性主體，若對其進行適當、正確、合理、科學的引導，輔之以充分信息，合理的消費選擇完全可以實現。正因如此，作為食品生產者的企業必須公布相應的食品安全信息，作為監管者的政府也必須完善監督機制，督促企業公布信息，在“互聯網+”的時代背景下，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與微信微博等新興媒體均為可行媒介。政府還要與行業協會等專業社會組織加強合作，展開對于食品行業的評估并將結果公之于眾，引導理性消費選擇。對于信任關系的構建，主體之間充分的利益表達與利益交流、利益綜合必不可少。在治理網絡的信任關系構建中，政府要暢通利益表達和利益綜合渠道，組織食品安全利益相關者代表召開公開座談會，鼓勵其充分明確地表達利益訴求，并圍繞食品安全與公眾健康福祉推進利益綜合。作為公共權力的執掌者及公共資源的權威分配者，政府通過監管行為約束食品企業的生產加工、運輸銷售行為，約束公眾的理性消費及利益表達行為，約束社會組織有效規范與引導行業發展行為，建構公私組織間平等交流與對話協作關系，最終建構相互之間的信任關系。
另一方面，要依托倫理道德建設，從思想文化上對政府行政人員、食品企業職員、社會組織成員進行教育，重塑職業道德素養，使其堅持公共利益優先，遵循公共價值。一是加強公共道德建設。當下中國社會急劇轉型嚴重沖擊本已脆弱的公共道德，制假售假與欺詐等不誠信行為存在于社會各領域，不斷沖擊社會道德底線。鑒于此，必須通過大力宣傳與正確引導，培育公眾的公共道德意識，重建我國社會公共道德體系。二是加強職業道德教育。職業道德是每個行業必須遵守的倫理規范，是行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合倫理性約束。通過宣講、宣傳、學習等形式建構政府公務人員基于公共利益與公共價值導向的行政職業道德，以及企業管理者及一線從業人員基于社會良心的經濟職業道德。三是強化公平、正義等普世價值觀的宣傳教育，以普世價值的樹立推進食品安全領域公共利益――保障食品安全的實現。無論是何種歷史文化傳統、何種社會生態、何種政治制度，公平和正義等價值導向都是全人類所崇尚、追求的理想與行為目標。必須以公共健康福祉為依歸，減少直至杜絕不安全食品之生產流通，保障安全食品為全體民眾所能平等獲得，提升民眾的改革獲得感。
通過上述兩方面的機制建設，以個體利益讓渡與公共利益構建，以權威信息與信息不對稱消除，以倫理道德規范的建設與公共道德體系的重塑，方能使傳統規制模式下各參與主體間業已喪失殆盡的信任關系得以重塑并持續發揮效用，推進食品安全治理網絡的有效運轉。
（二）協調共生：食品安全網絡化治理的具體進路
信任對于網絡的有效運行極為重要，而要培育治理網絡的信任關系，單靠政府管制并不能實現，必須構建協調機制，使各相關主體基于共同目標共在共生。從某種意義上，“集體行動”是網絡中合作關系的本質體現，而“集體無行動”和“集體行動”的困惑一直是集體行動議題的核心。例如，集體無行動的代表――“公地悲劇”即為一種典型的非合作博弈，行動者基于自利考慮不愿為集體貢獻力量，致使集體行動缺位，而集體行動則是以制度或機制激勵，促使民眾為集體、為公共利益做出自己的貢獻。參與各方在合作關系中，均可從共擔風險、知識、責任中互利互惠，政府通過合作增強合法性，企業通過合作履行社會責任并實現長遠利益，公眾通過合作獲取更為健康的食品，社會組織通過合作實現對于公共事務更為有效的參與，整個網絡組織通過合作提高食品安全治理之績效。在具體爭端上，合作各方樂意以協商談判方式加以解決，而不是通過對抗、競爭來解決糾紛。所以，協調就是通過共同協商、共同籌劃以及對話方式來協調參與主體間的關系。在這一關系中，參與主體交流共享彼此信息，照顧彼此利益關切，在共同利益基礎上以對話協商而非強力規制來維護集體行動。在網絡管理中，“管理者必須成為能正確感知及推動發展的指揮者、談判高手及專家。在復雜系統中，控制往往有賴于重要參與主體間的關系系統，而非個人力量。非正式聯盟及對共享的理解，包括正規互動及交換模式正變得非常關鍵
……認識到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合作依賴的能力，是網絡管理的核心”[10]（P188）。
1.價值協同的協調機制設計。食品安全治理網絡中參與主體眾多，網絡內部權力分配及制度環境不同，決定了合作的動力及阻力相異。協調機制設計必須立足正和博弈與雙贏的實現，促進集體行動，形成并維系網絡合作關系，“在組織間的關系框架內，促成不同目標的行動者為解決問題而相互調適”[11]。在合作網絡中，基于不同的組織特性與利益訴求，各參與主體對于食品安全治理存有不同看法且實現目標路徑各異，網絡必須創設一種協調對話機制，致力于緩解政府與企業、政府與公眾、政府與社會組織、企業與公眾、政府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提升網絡向心力，追求1+1>2的協同效應。資源互補會產生互補效應，而協同效應則是因合作導致總體效應大于各部分效應之和，所以二者并不相同[12]（P2938）。通過網絡組織內部價值協同的協調機制設計，整體的系統優勢得以構建，相互依賴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得以減少，完成共同目標的合力得以增強。至于具體的協商路徑，則需有效彰顯公共部門在網絡中的主導作用，以公開交流、網絡互動等形式實現政府規制政策、企業食品安全信息、公眾利益訴求、社會組織專業信息在治理網絡中充分交流、互動，并在公共利益價值導向下，由政府主導各參與主體充分協商，達成治理共識、形成治理合力。
2.信息共享的協調機制設計。食品安全治理網絡的顯著特征就在于各參與主體間實現了多向多維交流，而參與主體的個體目標、信息資源及其分配方式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交流互動頻率的高低。所以，加強信息交流、溝通、共享，將有助于強化互動頻率。在食品安全領域，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占有的信息數量及質量存在巨大差異，企業和政府長期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公眾則處于信息劣勢地位，明顯的信息不對稱必然導致不平等。在現代信息社會，權力大多來自于知識，且與信息密切相關，所以大部分社會成員分享信息的主動性與積極性缺失，以維系權力基礎。此時，合作網絡極易出現“溝通堵塞”。所以，要通過信息共享的協調機制設計，推進知識創新，完善信息公開及披露機制，暢通信息獲取及交流渠道，促進網絡中的有利信息實現充分交流與共享。在這一機制的設計過程中，必須關注信息規范與信息公開問題。我國的食品安全問題主要體現為兩個層面，一是事實層面的食品不安全，即一些不法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喪失職業道德制假售假，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二是心理層面的食品不安全，即隨著新聞媒體的不斷曝光，社會輿論的營造使得公眾對于食品的不安全感急劇上升，即便問題并未如此嚴重。造成心理層面食品不安全的主要原因既有嚴峻的客觀現實，亦有不正確信息或食品安全信息的不規范。由于現代社會“職業活動的集約化與分工程度大大增加，人們的精力大多被約束在職業范圍內，在各種信息潮令人目不暇接之時，路徑依賴就會起作用”[13]，也就是說在信息接收方面，由于專業知識有限，消費者往往處于被動地位而出現“從眾”行為，容易受輿論支配。部分媒體為追求新聞的新奇性、刺激性，在缺乏食品安全專業知識的情況下，通常會以夸大的事實甚至是編造的事實來吸引公眾眼球。如果任由假新聞泛濫，既不利于我國食品行業的健康發展，亦不利于食品安全的有效治理，更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所以，在強調信息公開與充足信息獲取的同時，必須注重信息的真實性與公開的規范性。一方面，新聞媒體要強化職業道德，堅持媒體人的職業操守與價值導向，為公眾提供正確科學的食品信息；另一方面，包括政府、公眾、企業、社會在內的多元主體要加強對于新聞的監督，以外部機制杜絕假新聞，通過自律與他律結合以規范信息。
在信息公開方面，除了強調足量以外，還要注意公開及傳播的方式。信息公開及傳播主體要根據公眾的信息獲取習慣，以不改變其瀏覽及閱讀習慣為原則，有針對性地選擇有效的公開傳播路徑。在信息社會，網絡無疑是最佳選擇。食品安全信息各方要充分利用各大門戶網站及在地方頗具影響力的報紙等，相關食品信息，進行相關安全教育，運用微信等新媒體建設交流互動平臺，或直接在經營場所顯著位置公布食品安全評檢結果，充分保障消費者對于重要信息的知情權與可及性。通過這種“門板得分”的懲罰激勵經營者改善食品安全。通過以上兩方面的努力，在規范信息的同時增強信息的可及性，避免“信息獨白”，實現信息的有效共享。
3.誘導及動員的協調機制設計。誘導及動員各參與主體對治理網絡的共同事業――“保障食品安全”――做出莊嚴承諾，成為網絡組織協調機制運行的關鍵一環。在誘導及動員協調機制設計中，要遴選合適的參與者，動員相關資源參與進入網絡，如專業人員、信息、金錢等。動員是治理網絡有效運轉的重要一環，因為“信息、技術、財富、資源可以有效整合網絡”[14]（P13）。
可以嘗試引入“激勵性治理”理念。參與治理者，尤其是主導者――政府，在準確認定其他各方利益訴求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有效激勵以誘導其積極參與治理。就政府對于企業的動員而言，政府為食品企業制定相關技術安全指標，并據此創設激勵機制，隨后將指標及激勵信息準確傳達給食品企業，企業根據自身特質自主選擇。當激勵機制在企業中得以實施后，政府便靈活運用肯定性獎勵與否定性處罰兩種手段來實現誘導與動員。至于前者，政府可對符合激勵機制的企業施以稅收優惠、財政補貼、金融扶持、投資傾斜、技術開發支持、產品定價優惠、市場準入優先、優先采購、優先立項等物質獎勵；給予信用評級、表彰性宣傳及品牌權威推薦等精神鼓勵。至于后者，則要通過立法等手段，提高食品企業的違法成本?，F行《食品安全法》對于企業處罰的金額過低且措施過松，明顯無助于形成威懾力。必須加大處罰力度，從處罰手段、罰款金額甚至退出機制等方面入手，增加企業的違法成本，使其不愿、不想、不敢再從事不法行為，主動加入治理網絡，自愿承擔治理食品安全的責任并發揮積極作用。
食品安全關涉面極為廣泛、影響極為深遠，必須認真對待并妥善處理。必須在保障網絡化治理各參與主體各歸其位、各行其職的基礎上，重建信任機制以增加食品安全領域的社會資本存量，完善協調機制以促進信息共享與價值協同，以良善的運行機制推動網絡架構的良性運行，多元共治、多措并舉、多管齊下，以通力協作之功，實現食品安全治理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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