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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概念范文第1篇

關鍵詞：創新教育；傳播學專業；課程結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27-0110-02

隨著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高級專門人才已經成為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戰略要求。所謂創新教育，就是根據創新原理，以培養學生具有一定的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以及創新個性為主要目標的教育理論和方法，重在學生牢固、系統地掌握學科知識的同時發展他們的創新能力。[1]以創新教育理念為指導，傳播學專業的教學改革必須緊密圍繞“創新意識、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個性”四個目標，在教學方式與考試方法方面雙管齊下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

一、應對媒介技術發展優化課程結構，為培養學生的創新素質打好基礎

傳播學專業主干課程主要由新聞傳播理論、新聞傳播史和新聞傳播實務三大類課程構成，其中前兩者主要屬于理論類課程，新聞傳播實務類課程因計算機與網絡技術的發展又可分為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和計算機技術類課程。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在課程建構中不能僅強調大眾傳播類課程，需要將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等課程根據本科生的實際情況適當規劃在課程體系當中，課程性質可分為必修和選修。計算機技術類課程是媒介融合時代傳播學專業課程構成的一個新要素，掌握計算機技術是學生從事新聞傳播活動必須具備的基本技能，應適當提高此類課程在傳播學課程體系中的比例，使學生有較充分的機會學習和掌握傳媒技術，提高應用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的整體構成變化不大，主要應該在教學內容方面不斷更新和調整，增加一些適應媒介發展變化的新內容，引導學生關注學科發展動態，體會到技術創新的影響，特別要指導學生在掌握基本媒體技術的基礎上進行新聞傳播實踐，使他們能夠學以致用，創新意識和能力得到充分培養和鍛煉，培養他們成為真正的具有創新精神的全媒體新聞傳播人才。

二、根據課程性質選用多種教學方法，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

傳播學專業主干課程教學方法的改革的探索主要從理論類課程、業務類課程、計算機技術類課程三大類課程入手，根據課程性質特點選用恰當的教學方法，對學生進行創新能力的訓練，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1.在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中將講授法與討論法相結合，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主要包括傳播理論、新聞理論、新聞傳播史、網絡傳播、人際傳播、政治傳播、跨文化傳播等，這些課程的共同特點就是理論性很強，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勢必較多地采用講授法向學生講解基本的新聞傳播學理論知識。為使基本理論教學深入淺出、簡明易懂，教師要選用大量的教學案例進行闡釋和分析，使學生能真正理解基本理論的內涵。此外，還要引導學生在媒介變化的新形勢下對新聞傳播理論進行反思和置疑，這就可以適當拋給學生一些當前有爭論的觀點、話題組織學生進行課堂討論，在爭論的過程中使真理越辯越明，并且使學生學會多角度分析問題，學會思考，學會理據充分地闡述個人觀點。將講授法與討論法相結合，不僅有利于活躍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課堂教學氣氛，而且有利于引導學生多角度思考問題，培養學生敢于置疑的精神，從而激發學生的創新意識。

2.在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中選用案例教學和情境教學，訓練學生的創新思維。新聞采訪、寫作、評論、編輯、輿論調查原理與方法、公共危機傳播管理等課程屬于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這類課程理論與實務聯系密切，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僅要講清楚基本原理與方法，更要給學生提供較多的課內外實訓機會，鍛煉他們的新聞業務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一方面可以采用案例教學法，通過給學生提供豐富的新聞采、寫、編、評、輿論調查、公共危機處理典型案例組織學生進行討論，分析這些案例的優缺點，向業界前輩學習實務方面的經驗；另一方面，采用情境式教學為學生營造一些虛擬或真實的大眾傳播現場情境，利用學生在理論學習和案例分析中獲取的相關知識，組織學生以小組為單位策劃新聞報道、輿論調查、危機處理，并鼓勵學生超越案例的局限，大膽思考與眾不同但又合理有效的報道、調查與處理方式，使學生不僅僅能夠將專業知識學以致用，更能夠超越條框限制，運用新方法去分析和解決問題，對學生進行創新思維訓練。

3.在計算機技術類課程中將理論教學與實訓相結合，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隨著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不能只在“紙上”談兵，還必須掌握Photoshop、Illustrator、Premiere、Dreamweaver、Flash等多種計算機軟件技術來適應電子媒介時代的要求。計算機技術類課程的教學需要講練結合，提供給學生更多實際操作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先是對基本的操作技術進行示范，之后通過指導學生進行大量的反復操作和訓練提高他們的熟練程度。但作為新聞傳播學專業的學生，掌握軟件的基本使用方法還未達到教學目標，能運用基本的計算機軟件技術并結合新聞傳播的理論知識，進行平面、影視、網絡媒體的編輯與制作才能達到學習計算機技術類課程的目的。因此，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當學生的技術水平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選取優秀的行業作品與學生一起進行分析、評價，并通過布置階段性和綜合性作業的方式，指導學生在作品鑒賞的基礎之上完成自己的、具有一定創意的作品，以提高學生的創新能力。

三、根據課程特點選擇靈活的考核方式，引導學生形成創新人格

教育對象具有優越的創新情感和良好的個性特征是形成和發揮創新能力的底蘊。創新個性一般來說主要包括勇敢、富有幽默感、獨立性強、有恒心以及一絲不茍等良好的人格特征。[1]為引導學生形成創新人格，需要改革新聞傳播學專業課程的考核方式，充分肯定學生的創新成果，激發他們的創新熱情，進而將創新意識不斷內化在自己的人格當中。

1.建立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題庫，考察學生掌握基礎知識的情況。從創新教育的內涵可見，牢固、系統地掌握學科知識是具備創新能力的基礎，任何創意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需要大量的“原型啟發”，這些新聞傳播學的基本理論知識就是誘發學生產生創意的“原型”，因此對于新聞傳播史論類課程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的考核不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不斷提高考核內容的深度和考核范圍的廣度，全面、綜合考察學生對新聞傳播學科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此類課程，可以通過建立考試題庫的方式，使學生對新聞傳播學基本理論內容進行全面復習，教師通過勾畫本門課程的教學內容系統圖示指導學生牢固、系統地掌握基本專業知識。但在題型設計方面可以多樣化，通過填空、選擇、名詞解釋、簡答等方式考核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同時也可以通過案例分析、觀點述評等方法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的理解與應用情況。

2.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將課程作業與期末考試相結合，培養學生的獨立性。新聞傳播業務類課程需要教師在講授清楚基本理論之后，根據章節特點適當進行實訓。學生的實訓作品質量反映了學生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和應用情況，此類課程應根據教學內容和進度安排給學生布置實訓作業，采用個人獨立完成或小組協作的方式提交課程作業。教師在習題課中，選擇部分學生的作品給予點評、或組織學生進行互評，在作品評價過程中提高學生的新聞業務水平，并將課程作業的成績按一定比例計入學生總評成績中，提高學生對實訓作業的重視程度，使學生在獨立和協作完成作業的過程中，大膽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獨立分析與處理新聞實務的能力，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另外，這類課程的理論知識也不容忽視，期末考試也是必要的環節，通過綜合性考試考察學生對基本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并適當采用應用性的題目來考核學生在有限時間內應對問題的能力。

3.計算機輔助設計類課程注重階段性與終結性評價相結合，肯定學生的創新成果。計算機輔助設計類課程是教學內容與學生實踐結合最為密切的一類課程，此類課程不能只以期末考試為主，而應在教學過程中，根據教學內容和教學進度安排，適時給學生布置階段性作業來考察學生對基本軟件技術的掌握情況。因此，此類課程適合采用階段性作業與期末綜合性作品相結合的方法進行考核。階段性作業重點考察學生對軟件技術中的某個知識點的掌握與應用情況，期末綜合性作品要考核學生對本課程中大部分軟件技術的整體把握與應用情況，并在綜合性作業中將學生的創意水平作為評價標準之一，肯定他們的創新成果，使他們獲得良好的創新情感體驗。這種考核方式對于教師及時了解學生的學習情況，調整教學方法和教學內容，提高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具有積極作用。

傳播學概念范文第2篇

［關鍵詞］傳播學 理論體系 創新

Abstract:　The　book　titled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s　one　creative　works　in　communication　theory　study　field.　Its　logical　structure　reflects　the　author's　instructive　attempt　to　systemize　the　communication　theory.

Key　Words:　Communic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Creation

郭慶光教授新著《傳播學教程》已于去年年底面世。讀后，深感這是作者多年來深入、系統地研究傳播學基礎理論的一本力作，是一本在傳播理論研究上有所創新之作。它雖然是一本面向大學生的教材，但仍處處顯示理論著作獨特的豐采和作者分析思辨的深厚功力。

一、首先，值得重視的是本書的框架與布局，它是經作者精心考慮后所作的周密安排。全書以橫向論述為主，大體上可分為兩大部分，從而形成了一個較為嚴密的邏輯框架結構。

1.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指導思想重新整合相關內容

眾所周知，把不同的傳播方式劃分為自我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大眾傳播、網絡傳播等，在中外很多同類的書中都曾有過，但作者沒有簡單地重復這些內容，而是以社會傳播的系統結構為依據，予以重新組合，使之更臻合理。書中，作者較為詳細地論述了動物傳播，并把人內傳播(即自我傳播)與人際傳播、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分別歸為一類，深入探討了這些內容。“兩個個體系統相互連接組成的新的信息傳播系統”，正因為二者之間聯系如此緊密，才把它們當成一類；又如群體傳播與組織傳播，作者認為它們在本質上并無根本的差異，因而也把兩者歸為一類。因而，這不是一般的歸納整理，而是使理論研究系統化的一種體現。

2.從探討傳播制度入手，帶出對傳播過程相關因素的分析

以探討傳播制度牽頭，再引出傳播媒介、受眾與傳播效果等的研究，這也是作者力圖使傳播理論系統化的表現。并且為了突出備受關注的熱點課題，本書還加入了“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和“傳播學研究史和主要學派”兩章，最后以研究方法結尾。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傳播效果研究”這一章(第11章)。作者在詳細分析戈爾丁等所劃分的傳播效果類型之后，并沒有拘泥于前人見解，而是很有見地地提出了傳播效果研究的五個課題，即從傳播主體、傳播內容、訊息載體、傳播技巧和傳播對象等視角探求它們和傳播效果的關系。作者清楚地表明，傳播效果不是孤立的研究客體，而應當從不同的理論視角予以剖析。這些理論視角，實際上就是傳播效果研究的不同方向。

以上這種對傳播理論研究的邏輯歸納，反映了作者試圖使傳播理論體系化的有益嘗試。這種帶有原創性的學術見解，明顯不同于一般教材的論述，說明了作者在著力探求傳播效果研究的新架構與新方向。

在這里，為什么我們要對本書的結構詳加分析呢?主要是因為傳播學具有多學科集納而成的邊緣學科的特點，它影響(不是妨礙)著自身理論架構的形成。一方面，它有著很強的開放性，幾乎所有社會學科和部分人文學科都可以介入傳播研究，因而傳播理論豐富多采，不斷翻新，短短半個多世紀就從零散的理論觀點變成一門顯學；另一方面，傳播理論畢竟顯得枝多葉蔓，頭緒紛繁，怎樣才能使之形成既開放又相對穩定的體系，至今仍無定論。施拉姆有志于此久矣，但這位受到尊重的集大成者終其一生仍然未能達此目的。可見，傳播理論體系化是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邏輯框架就是傳播理論的體系，是研究中“排兵布陣”所必需，唯綱舉才能目張之。如果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理論架構，不僅令初學者茫茫然毫無頭緒，而且對研究者來說，也難以做到“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所以，我們要在這里談到這個問題。當然，我們還不能說郭慶光已經完成了這一目的，但這種力圖使之體系化的努力，至少會給同行們帶來不少啟迪。

二、其次，作者還在書中提供了許多傳播理論研究的新視角。作者學有素養，且負笈東瀛，浸日本學術多年，因而在傳播理論探討中會給讀者在研讀中帶來了新鮮感和滿足感。

日本學者有很好的研究新聞學與傳播學的傳統，從松本君平到小野秀雄，都對我國新聞學研究產生過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松本君平于1899年問世的《新聞學》，1903年即被譯成中文出版，這也是我國最早推介的外國新聞學專著，它“介紹了歐美新聞事業及新聞事業與社會的關系”；被認為“標志著西方新聞學在中國的傳播，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①。二戰以后，日本學者又很快接受了傳播理論，加入了環太平洋地區以美國為首的傳播學主流學派——經驗學派。日本人研究學術歷來有其傳統。他們往往先大量引進，予以“克隆”(翻譯)或模仿，然后再逐漸消化、創新并為我所用。對傳播學、大眾傳播社會學的研究也不例外。郭慶光在書中對日本學者的創新、拓展之處做了許多詳細的介紹與分析。應當看到，這種介紹與分析，同樣是取其精華和結合我國國情的科研成果。況且，作者不限于此，他的視野還偏及歐美的最新研究趨向，并能時時把握住的科研指針。

大體上說，本書的創新之處主要有：

1.深入剖析傳播學基本概念，闡發因此而起的研究導向

如在第一章中，對“傳播”和“傳播學”這一對耳熟能詳的概念，作者使之聯成一氣，展開了學術式的長篇探討。他沒有限于對概念作一般的描述和分類，而是從分析庫利、皮爾士提出的傳播概念入手，認為他們開創了界定這一概念的兩個傳統(社會學傳統和符號學或語義學傳統)，并根據這兩個傳統的融合，指出傳播“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互動行為”。接著，又引向概念對傳播概念的影響，并且把這種論述進一步和傳播學概念的闡釋結合起來，在肯定“傳播學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的前提下，詳細討論了社會傳播學的系統性、社會信息系統的特點及其運行與社會發展的關系。這種從傳播概念到傳播學概念、并把傳播學納入信息論和社會系統理論的論述，既一氣呵成，揮灑自如，又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又如在第七章中，對“大眾傳播”這個比較容易解釋的定義，作者在分析前人的不同理解之后，對大眾傳播的特點及其社會功能作了深入的剖析，使有關章節顯得相當豐滿。其中，認為“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的新見解，頗有現實意義。作者論證說，既然大眾傳播是從事信息大量生產和傳播的信息產業，并且大眾傳播的內容與社會觀念、價值和行為規范有直接關系，加上它的巨大影響力，所以，任何國家“都會把它納入社會制度的軌道”。目前，在我國，人們對媒介產業化的議題仍有爭論，而作者的這一見解雖然沒有直接觸及這一爭議，但卻根據其基本概念提出了中肯的看法。反過來說，既然大眾傳播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傳播，我們就應當自覺地研究和探索它的產業化進程。否則，便會無助于我國已經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今天，也無助于我國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明天。與此同時，在大眾傳播的社會功能中，作者關注到施拉姆提出傳播的“經濟功能”，認為這種功能不僅僅是提供信息服務，而是作為知識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分析，也是和上述見解互相呼應的。

轉貼于 2.宏觀著眼，中觀剖析，微觀入手

在寫得相當精彩的第十章中，作者對大眾社會理論的分析，就屬于從宏觀角度觀察信息接受者這一涉及全局的問題。關于大眾社會理論，臺灣學者陳世敏曾經指出，美國傳播學者德福勒在《大眾傳播學諸論》一書中，以心理學的刺激反應理論來說明大眾社會的特質，“自是別具懷抱”。然而，他的論述僅限于對德福勒觀點的介紹，并沒有予以展開和延伸②。而郭慶光的研究則進了一步，他上溯19世紀有關的早期貴族主義觀點，中轉20世紀30年代后社會學家對法西斯極權主義的批判，下接美國的大眾社會理論與日本學者的新解，并提出了結論式的意見。這樣步步深入地厘清大眾社會理論的演變和實質，努力把問題說得明明白白，就使讀者開闊了視野，看清大眾社會理論與傳播學的必然聯系。

如果說大眾社會理論是一種宏觀探討的話，那么，受眾觀的闡述就屬于一種中觀的剖析。過去一般都僅限于把受眾理解為信息接受或傳播對象。但問題的實質應當是研究受眾在信息傳播中的地位和在傳播過程中所擔任的角色。這樣，才能深入了解受眾的地位是否舉足輕重，受眾的角色是否可有可無。對此，作者先是以社會學觀點提出“作為社會群體成員的受眾”；接著，從市場學的經濟角度提出“作為‘市場’的受眾”；然后，又以法學的觀點提出“作為權利主體的受眾”。這種對受眾多側面的分析確有獨到之處，因為這已經從概念的微觀認知提升到了中觀剖析的高度。

為了說明受眾與大眾的區別，作者對“大眾”這一概念的詳細分析，便屬于微觀認知的范圍。作者從社會的角度出發，逐一分析了大眾既不同于初級群體或小群體，也不同于群集，又不同于公眾，而是“一種新的未組織化的社會群體”。作者還認為，受眾和少數權力精英同處于現代社會之中，“誰掌握了大眾，誰就掌握了一切”。這種條分縷析的細微之處，很能體現出作者的洞察力與治學精神。

在傳播理論研究中，掌握宏觀、中觀和微觀分析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是社會學的中觀理論(MIDDLE　RANGE，又稱“中程”理論、“中間范圍”理論)研究的倡導者。關于中觀理論的思想，是默頓和他的老師帕森斯論戰時提出的。當時(20世紀40年代)，帕森斯的研究目光對準綜合性的一般理論，企圖建立一種包羅萬象的模式，來解釋一切社會現象和社會行動。默頓反對這樣做，他認為，在社會學中尋找一般社會行為的規律是徒勞的。社會學研究應當避免兩種極端：無事實的概括和無理論的事實。要努力找出扎根于研究或觀察并切合實際地限定其應用的解釋。這種解釋，處于對日常事件的觀察與包羅萬象的統一理論之間，即中觀研究理論。他說：“我們有理由去設想，社會學將會在這個程度上提升：它主要關注的是，要和中間環節的發展中理論聯系在一起；而如果它把注意力集中到泛泛的理論上，那它就將會受挫。我相信，今天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去發展應用的、特殊的理論以限定理論——數據的范圍。——社會科學家排他地投入于高度抽象化的探索，便會冒上風險。就像現代的舞臺布置一樣，在他的心目中，家具將會是缺少的、沒有裝飾的和不舒適的：所謂一般理論和特殊理論都需要的說法，是‘正確’而陳腐的③。”他說，“如果特殊的探索在于找出這些行為方式之間的理論聯系，那就可能發展出一種屬于中間環節的理論。這種理論不是強化就是分離經驗與假設的一致性④。”默頓以中觀理論研究作為指向，提出了功能分析方法并應用于社會學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離軌行為的“失范”理論及其考察方法，并且引導美國社會學者把注意力投向家庭社會學、城市社會學、教育社會學等一系列富有成果的學術研究。傳播學“議題設置功能”理論的提出者麥康姆斯很贊同默頓的見解，認為傳播學除宏觀水平和微觀水平這兩類理論研究外，同樣存在著處于中間范圍的中觀理論研究。宏觀研究著重于建立總體或最高理論，如桑德拉·鮑爾——洛斯奇提出的媒介關系依賴論；微觀研究則注重實證主義方法或以實證為依據的若干變量的集合，如霍夫蘭關于態度改變的研究。而麥康姆斯認為他和唐納德·肖的議題設置功能理論、還有把關人理論、新聞社會學、“沉默的螺旋”傳播模式等，都屬于中觀研究的理論成果⑤。筆者認為，中觀理論已應用于社會學和經濟學，而麥康姆斯的分析有助于傳播學理論的開拓。無論在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我們不必貪大求全去急于建立宏觀理論，以免勞而無功；而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著力于研究和探索傳播學的中觀理論和微觀理論。再積以時日，聚沙成塔，把各種相關理論整合成一種或幾種更完整、更高層次的宏觀理論。

誠然，筆者以為，《傳播學教程》也有一些不足之處。如第一章在闡述“信息”概念時，未能突出信息足以消除某一事物的不確定性這一基本內涵。在第三章中，未能指出傳播學劃分語言符號與非語言符號是一種簡單化的認識。因為“非語言符號”只是一種模糊的界定，反映了傳播學者對非語言符號的忽視，它離符號學對符號種類的科學劃分相去甚遠。還有，作者把符號分為信號和象征符兩大類進行解釋，確實是簡單了一些。因為還有另一類重要的肖像或具像符號(icon)是不應當省略的。第十二章中，作者把議程設置功能理論、沉默的螺旋理論、培養理論和知(識)溝理論都歸之為大眾傳播的宏觀社會效果，這同該理論之一的提出者麥康姆斯認為那是中觀理論研究的見解并不一致。第十三章討論國際傳播與全球傳播，因內容較新而導致敘多論少；其中“文化帝國主義”的課題最具理論色彩，但又缺乏詳細的歷史分析。第十四章中提到信息論、控制論對傳播學的貢獻，但不知何故略去了系統論對傳播學的重要影響。事實上，本書作者研究傳播理論也恰恰受惠于此。

此外，本書作者對符號的理解恐怕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如認為“符號是意義的攜帶者，任何一種符號都有其特定的意義”(第48頁)，但又認為“所謂意義，——是人類以符號形式傳遞和交流的精神內容”(第47頁)；“信息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符號是信息的外在形式或物質載體，而意義則是信息的精神內容”(第42頁)。　可見書中前后說法并不一致。在這里，作者本意可能是企圖用信息去“統一”符號和意義，但卻人為地把符號和意義割裂開來，并把符號僅僅看作是形式，這就違反了索緒爾提出符號是所指與能指相結合的這一科學論斷。實際上，任何意義都必須存在于符號之中而不可能存在于符號之外。至于信息和符號的區分，這是不同學科(信息論與符號學)各自表述的基本概念，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信息只能區別于物質和能量。如果一定要聯系起來討論的話，那就只能說信息論中的信息可以理解為符號學中的符號。或者說，任何信息都必須使之符號化，才能產生、編制、提取、傳遞和接收。

總之，以上提到本書的一些不足和有特商榷之處，僅是筆者個人的見解，不一定正確，也原意和作者與同行們共同研討。而應當重申的是，本書的理論成就是主要的。郭慶光教授治學嚴謹，厚積薄發，在傳播學領域默默耕耘長達十余年，終于完成這一佳作。我們熱切地期盼他今后能有更多的新作問世。

注釋：

①徐培汀、裘正義：《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第284頁，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

②陳世敏：《大眾傳播與社會變遷》第53頁，臺北三民書局1983年版。

③羅件特·默頓：《社會理論和社會結構》英文版導言第9頁，紐約，1968年版。

傳播學概念范文第3篇

關鍵詞　知識社會學　傳播學本土化　經典理論反思　研究新進路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2008年的傳播學理論研究焦點大都與這個年份的特別之處有關。首先，2008年時逢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因此，傳播學界在本年度對中國傳播學理論研究30年的歷史和現狀進行了集中的總結反思，并提出多種因應之策；其次，2008年出現了如冰雪災害、3?1、四川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毒奶粉等具有重大影響力社會事件，結合這些事件對傳播理論與實踐進行概括與總結，或針對這些特殊鮮活現象探討具有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發展之路，是本年傳播學研究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一、中國傳播學研究30年：實績、困境與反思

有多位學者撰文提到，經過30年的發展，傳播學在教育建制上已經成為國家認可的一個“學科”；如果從相應教研機構、論文著作和研究社群等“硬”指標衡量，儼然已是一門“顯學”。有學者用極其概略的方式總結了大陸傳播學研究的實績：傳播學界出版了諸多較為完整、系統的本土教材；西方經典的引進和譯介亦頗具規模；理論方面的著論已從西方學術介紹轉入本土化應用階段；在部分領域已經產生了一些較為出色的學術成果；實證研究逐步普及，對資料及研究邏輯較為重視。

不過，和許多學者總結大小媒體30年歷程時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呈現出的明顯激動與興奮相比，很多學者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現狀并不持“自豪”和“樂觀”的態度――更有學者把自己回顧傳播學研究30年的感受形容為“一半是驚喜，一半是驚恐”――這些說法啟人深思。下面將他們的反思進路大致地分為兩類，分別加以概述。

一是通過知識社會學意義上的批判性考察，著眼于中國大陸傳播學知識的歷史建構過程及其得失。

回顧傳播學引入中國的第一個10年，批判學派的“夭折”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有學者認為“夭折”固然和施拉姆的親身傳播、學者們原有的知識局限等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卻是知識生態的壓力。這種知識生態直接受制于意識形態的壓力，“這種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時的傳播研究主體被迫采用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對外批判主義，對內行政主義。”時至今日，這種雙重標準的研究策略遠未絕跡。有些學者的觀察可謂犀利：“有機會的時候，中國學者能夠將批判理論運用得相當嫻熟，簡直可以說是如說家珍。”

“傳播學本土化”問題自傳播學引入時就開始困擾中國傳播研究者。有學者以反思傳播學研究為契機，轉換提問的方式，對“傳播學本土化”話語本身進行問題化。作者以受眾研究為例，從經驗的、歷史的角度對“傳播學本土化”的現實結果進行考察，研究結論大大挑戰了人們的成見：“中國的傳播研究不是沒有本土化，而是過于本土化，以至于我們要對這種以實用為主的本土化策略進行批判性反思。”在如此嚴重的本土化現實被忽視的本土化討論背后，更嚴重的是政治場域和經濟場域對學術場域的滲透，導致中國傳播研究出現了明顯的輕理論、重應用，輕批判、重管理的工具理性特征。造成本土化理論研究的生存空間局促的不是被整體化的“西方”或“西方傳播學理論”，恰恰是成為主導傳播研究的現實需要和政治潮流。

有學者認為，在諸多制約傳播學研究發展的原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在思維框架上如何突破功能主義傳統的束縛。功能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把“社會需要和傳媒業發展”當成一個固定不變的敘述分析框架。由此衍生出傳播領域的“社會需要論”，即把一些傳媒現象的出現和變化都視為“社會需要”，使得傳播學研究陷入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也沒有生產任何新知識產生的循環論證之中。具體到研究中，就是將本該被仔細辨析的對象類型化、對象化和角色化，似乎研究就是用材料證明某些類型的存在，而不是從類型中發現新的變異。功能主義思維還導致研究中出現了抽象的性質決定論，把研究變成貼標簽和時髦的詞匯競賽。該學者建議，要扭轉這種日漸庸俗化的研究取向需要從“功能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轉化；從社會決定論向社會互動論轉化；從抽象的因果推論向具體的事實描述轉化；從事例歸納向意義解釋轉化”，在傳播學研究中時時“面向事實本身”。

有學者從學科建設的角度表達了對概念及其闡釋在傳播學研究中處于“失落”境地的擔心，提出傳播學概念和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同時，在歐美的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的背景下，處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中國學者理應提出很多有意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問題和假設，積極參與到理論概念的建構過程中。無論是倡言“厘清”，還是字里行間包蘊的“發明”沖動，都滿含著作者對于中國大陸處于全球傳播學知識生產的終端位置的焦慮和不滿，以及建立一個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的熱切期盼。

有學者在整理和研究大量相關著述的基礎上，對1978-2008年間人際傳播研究的歷程進行了初步描述和分析：大陸人際傳播研究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以介紹西方人際傳播基本概念、理論、普遍原則和原理為主要目標的引進性研究；套用西方人際傳播學術和概念，嘗試對中國社會人際傳播現象、觀念與問題進行的探索性研究；伴隨中國社會轉型與變革現實需要，逐漸形成和擴大人際傳播研究領域的跨學科研究。。有學者從時間、理論和問題三個層面，對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些基本公認的研究成果和他本人認可的觀點，做了一個素描式、綱要式的總結。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作為傳播學分支之一的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在20世紀80、90年代確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學者們對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一致認同，但對其理論實質沒有統一的認識；國內的跨文化傳播研究體現出一股較濃厚的理論角度而非實踐角度的問題意識；明晰語境、理論落地、理論建設和理論升級是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幾個現實緊迫要求。

二是對傳播學教育和研究體制進行剖析，注目點在傳播學研究基本學術規范、學術評價標準和學術自主性建設等相關問題上。

有學者認為當前的傳播學研究存在如下缺陷：研究缺乏規范，低水平高度重復性研究，其中對政策進行詮釋的注腳式研究、實用性行政研究和論文評論化現象尤為嚴重；研究生力軍聰明有余，基本訓練不足；理論問題意識不強，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學科和全球的視野。要解決以上問題，必須首先改革傳播教育，這包括研究生院課程、招生辦法和研究體制方面的改革。對此，該學者提出的操作性建議有11條之多，涉及傳播教育與研究體制等諸多方

面。

在有的學者看來，對現行學術體制進行批判固然必要，但如果從學術共同體的角度看，首先要如布爾迪厄所提倡的那樣，將自己的思維路徑和研究活動作為分析和批判的對象。由此反思下去的一個十分觸目的問題就是“我們還太缺乏作為學者社區的‘主體性’，因此未能形成自主自覺的學術共同體”，其后果是將理論或“被某些以政治或文化資本之擁有而界定的權威所簡約或扭曲的理論”當做教條，將“某些來自他鄉或彼時的概念或現存體制權力的話語支撐當作了事實性的預設，將它們排除出了批判分析的視野，不僅自己無法對之反思，而且不容他人置疑。他們將自己當作權力的侍從和代言人而不自知，甚至以籠罩在權力的光環下而沾沾自喜。”這意味著，學術的評判標準不應來自于“行政管理的指標”和“國家權力行使的工具”，而應當是：“是否提出了新問題，是否系統地考察了經驗的現實，是否驗證、發展或提出了理論解釋，是否展開了結合經驗觀察和理論分析的系統論述，是否以此論述彰顯了普適的人文精神，是否有助于我們所在的社會共同體集體的批判思考能力。”最后，該學者從期刊改革等方面提出了4點建議，借此吁請學者們形成“對現存學術體制的有效的、建設性的抵抗”。

中國的傳播學隸屬于新聞學院的學科建制也成為很多學者關注的焦點。有學者認為，傳播學“沒有被引進到社會學領域或信息科學領域，而是投進了早已失去想象力的中國新聞學的懷抱”，使得傳播學“籠染上舊有的痼疾”。以至于讓人生出“傳播學在中國投錯了胎”0的感喟。有學者認為，在傳播學的安身立命之處，跨學科與多種理論來源，以及基于維系民主制度的目標回答社會實踐問題，從來都占據一席之地。隸屬于新聞學院學科建制的中國傳播學研究和傳播學在美國的發生發展相比，存在這些先天不足：理論層面缺乏社會理論支持；本屬于新聞學科核心的人文關懷及對終極價值的追問和批判精神嚴重缺失；傳播學術研究在尚未建構出自身價值評判標準時，就已經快速地與權力和利益結盟，研究的行政取向格外突出，理論反思嚴重不足。盡管從今天看傳播學在名分上已經獲得和新聞學平分秋色的合法性，但由于它與新聞學和中國新聞事業過于密切的關系，加上對經驗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理論路徑本身的思想源流演變、社會政治基礎、文化價值起點的認知和理解上的局限，使得中國傳播學研究在30年的發展中，描述多過闡釋，論斷多過概念，在應用性方面的成就高過理論性。

有學者注意到，在目前傳播學研究的隊伍中，真正接受過系統、科學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訓練、掌握了科學研究的基本手段的學者數量不多。傳播學研究大量應用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其他學科的研究中卻很少使用目前我們的傳播學的研究成果；研究滯后于傳播技術的發展和傳播媒介的更新。該學者提出，傳播學研究要同中國的社會發展密切聯系，同時要在一般性的研究內容上超越特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局限，并在研究方法上擺脫對政治的依賴，探索出本學科必需的、獨特的學術規范。傳播學雖然在1996年以后被官方以各種形式予以認可和接納，但從此以后“傳播學的學者們不得不在詮釋官方意識形態、服務當前政策等方面尋找課題、尋找經濟支持，傳播學被體制化。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向大眾傳播媒介偏向，最終將學生的就業去向都集中在大眾傳播媒介，新聞傳播類的學生脫離了專業媒介就無法施展才能，從而造成目前就業難的現實。

有學者借助與相對成熟的西方傳播學教育比較，提出中國傳播學的未來發展可以歸結為三個焦點：明確傳播學教育“局外人”的視角，倡言傳播學應以批判的眼光審視媒介對受眾與社會的影響，將批判性思維作為傳播學課程的一部分，從更為本質的學術立場、觀察視角、教育目標和教育職能等層面區別和超越于新聞學；改變過去把傳播學教育狹義化為“美國大眾傳播學”的局面，增加跨學科課程比例，強化理論基礎，將傳播學的若干子領域列入專業基礎課程中；對傳播學學科建設和理論建構有更多的自覺和承擔，強調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地位。

有學者提出不應僅僅將傳播學者視為對媒介機構、組織、受眾和效果了如指掌的專業人士，而應首先將自身視為知識分子之一種。只有這樣，才能在商業化和市場化的浪潮中，“保持研究者自身的學術人格”。有學者結合自身研究經驗，對傳播學實現真正跨學科對話與合作的可能途徑進行了分析。盡管傳播學應是以問題為取向，不應存在跨學科對話的障礙，但目前的跨學科合作還主要依賴于研究者的興趣與同好間的合作。雖然合作可以提高研究效率，也有不錯的學術市場，但缺乏相適應的學術評價體系支持。

二、外國傳播學思想研究與再闡釋

自從德國哲學家和政治傳播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引進漢語學界以來，就其對中國歷史和社會是否具有適用性和解釋力等問題展開過多次較大的爭議，其中最為激烈當數上世紀90年代被稱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遺憾的是，中國傳媒學者不僅整體缺席于這場論爭，也未對涉及的傳媒議題給予必要的關注。有學者認為傳媒學者這次失語的和他們缺乏一種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視野有關。該學者通過展現國家一社會關系的分析框架在中國公共領域研究中的浮現過程，認為對中國國家一社會關系的考察是討論公共領域和中國傳媒問題的前提和關鍵。同時，在此視角下展開的傳媒分析路徑是提升公共領域與傳媒問題研究學術品質的有效路徑，也是促進國內傳媒問題研究范式轉換的一種可能思路。作者指出，這一傳媒研究路徑的建立應擯棄功能主義的認識定勢，把握真實的國家一社會關系，理解國家、社會、市場、傳媒的復雜動態關系，以及借鑒實踐社會學的研究路徑。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催生出了論壇、博客、播客等網絡新媒體，重新點燃了人們對“公共空間”這一理想社會模型的熱情。這是否將構建出新的公共空間?又將如何影響政治傳播和民主政治?有學者根據哈貝馬斯關于“公共空間”的原始：述，析出9個帶有指標意義的、理想狀態下的“公共空間”所應具有的特征。運用這一標準，作者比較衡量了近現代人類社會所經歷的三個媒介形態(分別為“印刷媒體公共空間”，“廣播電視公共空間”和“網絡公共空間”)，發現支持哈貝馬斯提出“公共空間”的歐洲17和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公共空間事實上并沒有達到可以稱為一個真正“公共空間”的標準，倒是當下得到迅猛發展的“網絡公共空間”為民主政治傳播前景涂上了一層樂觀的亮色：“實際上，如果從歷史發展的縱向順序來比較，‘網絡公共空間’的出現，與其說是傳統的公共空間的一次復生，不如更準確說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的誕生。”還有學者提出新媒體尤其是自媒介的開放性、平等參與性、獨立性更強，獲取的資訊更完整，意見表達總體更趨理性和批判性，這些都為“網絡公共空間的再轉型”提供了可能。在做出比較理想化的分析之后，學者們也對“網絡公共空間”可能存在的問題作出了謹慎的提醒：“網絡公共空間”如何面對政府和利益集團越

來越嚴密的管控措施?如何平衡網絡論壇上的低級非理性化傾向?如何讓娛樂強化理性、批判性的效果而不是相反?等等，這些都留待學界進一步觀察和研討。

有學者組織了關于傳播“傳遞觀”和“儀式觀”的辨析討論。傳播的傳遞觀強調訊息在空間內的傳布，以社會心理學和行為主義為基礎，目的在于實現對空間距離和人的控制；傳播的儀式觀不是分享信息的行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強調文化的共享，目的在于維系一個社會。儀式觀的理論創新之處在于：從參入者而非傳者受者角度進入問題；通過符號學理論分析傳播的文化意義；將對傳播作用的分析上升為文化層面，注重傳播對秩序的建構、對信仰的擴散，所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提高。盡管兩種傳播觀有諸如此類的差別，但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在實際研究中應根據具體情境發揮它們各自的優長。不過，從傳遞觀曾大行其道的學術史背景和大眾傳播對現代社會整合作用日漸強大的現實需要看，儀式觀對當下的傳播學研究具有更多理論上的啟發性和開拓性，學界應投以較多的關注。

拉斯韋爾5W模式是影響經驗傳播學派的重要學說之一，但對它的形成過程進行專門研究的尚不多見。加拿大傳播學者巴克斯頓曾提出一種最新見解――這一模式的真正作者應該是約翰?馬歇爾。對此，我國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對拉斯韋爾來說，5W模式與他早期的宣傳研究和政治思想框架中有著難分難解的關系，這些都可以在他相關著述中找到佐證。明確這一起源除了有助于澄清史實，更大的價值在于可以通過還原5W模式出現的語境來更準確地認知該模式的歷史對應性：這一模式和拉斯韋爾維護統治者利益的初衷有著密切關系，其中曾經包含的意識形態對立觀念曾在拉斯韋爾論及冷戰時期的傳播戰時閃現。

通過文獻分析對傳播學史成見提出商榷的還有關于拉扎斯菲爾德的研究。有學者針對批判學派對拉氏的實證效果研究“狹窄”和意識形態的保守傾向等展開辨析。細讀拉氏及其哥倫比亞學派的論述會發現，他們不但看到了媒介導致的受眾態度和行為的即時或短期的改變，而且關注大眾媒介可能具有的長期、甚至制度性的影響。遺憾之處在于，由于現實關懷的需要和方法論的影響，拉氏等人在繪制了一幅“寬地圖”之后踐行的卻是“窄操作”。同時，拉扎斯菲爾德所代表的效果研究雖然沒有明確提到媒介體制問題，但因此將其指責成為現存體制服務有些失之簡單。事實上，拉氏及其合作者很早就敏銳地觀察到了大眾媒介的產生所帶來的社會控制方式的變化，并對媒介終究是維護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的保守特征與霸權傾向進行了批判性描述。

有學者對杜威傳播思想在傳播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意義進行了深入考察。杜威的傳播思想是他為新時期的進步主義確定基調的集中表現。在“社會有機體”思想的基礎上，杜威提出：“社會不僅是由于傳遞、傳播而得以持續存在，而且還應該說是在傳遞、傳播之中存在著。在公共(common)、共同體(community)和傳播(communication)這些詞之間的聯系不只是字面上的。人們由于共有的事物而生活在一個社會中，傳播就是人們達到共同占有事物的手段。”“傳播”的社會實踐意義在于共同參與創造一個新的世界，它也是民主政治得以可能的重要途徑。這些極富人文色彩的論述，為庫利、米德等其他早期傳播思想家奠定了理論基礎，并為理解現代西方傳播思想的發展變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

議程設置理論早在20年前就已經介紹到中國，可真正系統運用這一理論研究中國媒體和受眾關系的尚屬風毛麟角。有學者基于該理論的基本框架，以實證科學的研究方法，運用時間序列分析中的ARIMA模型及多元回歸模型檢驗了媒體議程、媒體接觸對公眾議程的影響，證實或部分證實了“接觸媒體程度高的公眾，對各議題的關注程度也高，兩者正相關”等三項假設。媒介組織是新聞生產的主要場所，但傳播學界很少涉及媒介組織的內部傳播及其影響。有學者通過問卷調查的方式，對上海和新加坡兩地6家報紙組織的內部傳播情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對獲取的有關媒介組織傳播基本狀況及其與新聞生產關系的經驗資料進行初步分析，為日后深入理解媒介組織新聞生產過程提供了參照。

三、傳播學理論研究的新進路

有學者從傳播研究的對象、方法和成果三個方面，分析了傳播學研究兩大流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在對一些關鍵問題認識上的“二元對立”，提出要對“客觀性”進行重新界定。該學者從本體論的角度分析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無論是傳統學派還是批判學派，他們用來檢驗科學理論或假說的事實只能是“經驗事實”，也只能在認識活動從“經驗事實”出發去建構傳播學理論。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在經驗社會事實中，還包容著一種構成社會事實并反映到經驗社會事實之中的“客體意識”。經驗學派反復強調的研究“客觀性”，實際上就是經驗社會事實中的“客體意識”。至此，傳播學兩大學派爭論的實質點之一――“研究對象是否是客觀的”和“研究者能否做到客觀”的問題，已經在“客觀事實”與“經驗事實”的概念的建立中得到了解答，而所謂“客觀性”原則成了在獲得“經驗事實”中如何體現“客觀意識”的問題。該學者主張，傳播學研究與其糾纏于用“說明”的方法還是“理解”的方法，不如將問題具體化為“在傳播學研究中，在什么樣的情況下研究者的主觀因素可以忽略不計，而著重運用說明方法研究問題”、“在什么條件下主觀因素對認識過程的影響必須要加以考慮。因而著重運用理解的方法更恰當”。至于傳播學理論，盡管它未必見得就是“真理”。但“對事物做出解釋或分類的有用的方法或深刻的見解就是一種真理”。如此辨析的最重要啟發是，要堅持傳播學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不應用某種單一不變的方法統馭；同時，在傳播研究實踐中，以“以問題為中心”來選用具體的方法，而不是“以學科(派)為中心”畫地為牢。

在個體對傳播信息的微觀加工機制和研究方面，神經科學具有截止目前為止其他任何方法都難以企及的優勢和特殊適用性。中國人民大學輿論研究所傳播心理實驗工作室自2007年9月起，經過6個月的精心籌劃、素材準備和實驗設計，于2008年3月8-30日進行了一項關于傳播效果的ERP實驗。這是中國人首次運用神經科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按照嚴格的科學規范，運用腦電測量儀對有關傳播效果問題所進行的科學測定。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研究后的研究空間很大，幾乎在傳統傳播學研究所有方面都能應用，包括傳播渠道研究、傳播內容研究、傳播對象研究、傳播者研究等。在二者研究結合的初期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媒介中的群體與個體形象建構；暴力和性等特定傳播內容的影響；媒介體驗中的情感；廣告與營銷效果；不同語境下傳播效果的比較研究等。同任一種科學手段一樣，神經科學手段本身也有難以回避的局限，盡管如此，將神經科學引入傳播學后的研究仍然非常值得學界期待。研究者提出，“一旦神經科學與傳播學經過長期深度融合并形成了特定

的研究方法與話語體系時，我們有可能將這一研究領域發展為‘神經傳播學’。”

與傳統認識中人們知覺習慣對圖像生產的主導作用相逆，有學者通過對媒體再現與空間知覺的關系分析指出，當代視覺傳媒正在反向訓練(mveRed discipline)著人們的場所知覺。通過分析滲透著各類影像媒體的當代城市空間的顯形方式，作者進一步論述了光學透視所固定的結構性空間如何被公共空間中各類視頻窗口解體，從而生成不均勻壓縮的、多層疊覆的，無法穩定對焦的影像空間。最終，與幾何連續體相對應的總體場所感被與影像碎片相對應的即時場所感更新。

有學者對大眾傳播心理學領域影響頗大的“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商榷，認為盡管人內傳播是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但還是能夠抽象、簡化出一種類似雞蛋結構的“蛋內傳播模式”。人體的相關組織和器官分別擔負著類似蛋殼、蛋清、蛋黃等功能，它們分工協同，對信息進行把關、整合、再生產，最終的決策信息指導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產生的結果作為信息反饋給個體，由個體重新調整內向傳播和決策過程。對此，“傳播的兩級效果論”提出者也作出了友好的解釋和回應。

四、傳播學理論的應用：現實解讀

在汶川地震中，政府信息公開以及新聞的開放管理政策產生了壯觀的傳播效用，不僅保障了公民知情權，更可以成為推進公共管理和強化政府公關的重要手段。有學者綜合SARS危機、阜陽手足口病到汶川地震等事件中信息公開與否的社會后果，以社會的穩定(stability)為分析框架，從社會傳播學的角度做出如下推論：在危機事件中，社會的和諧穩定固然與其政府或部門的治理水平(Governance)相關，但是信息的公開性(Openness)也必然與之利害攸關；因此，政府在言行的公信力(Credibility)方面的水準也應當是主要的歷史考量維度；與以上因素相反的則是危機(crisis)的程度。此假設用數學模式表達，則為：S＝GxOxCCri。以汶川地震中的報道“開放”所達至高度社會動員為正面范本可以發現，這一事件中最可寶貴的傳播學宣言。是一個關于新聞媒體的開放政策。從“政府信息公開”到“新聞公開”，中國新聞公開性的轉向亦成為可能。還有學者從危機傳播的角度分析了汶川地震中政府危機管理的進步和缺憾，提出在借鑒危機傳播“西方范式”的基礎上，將危機傳播納入學術研究視野之內，建立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概念、理論和范式體系，是我國新聞傳播學界當前和今后努力的一個方向。

還有學者從汶川地震新聞報道中的經驗和啟示出發，對危機傳播本身特別是信息的開放與控制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概括。“開放”不僅是汶川地震的救災方針，而且是危機傳播的基本準則。從汶川地震的救災過程來看，“開放”應該體現在信息開放、媒體開放和救災開放等三個層面。不過。“開放”不等于放任，危機的責任主體在解決危機的過程中對有關信息管理也將圍繞這三個層面展開，這即構成了危機傳播的控制性原則。它與開放性原則的關系是：前者必須建立在后者的基礎上，開放是前提，是首要原則，在當代中國的危機傳播實踐中尤其需要加以強調，控制只能是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必要而適度的控制。至于如何在“開放”和“控制”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和內在的統一，作者認為要在危機傳播的動態過程中和具體信息內容的報道程度或力度的把握中達成二者的有機結合。

汶川地震報道中多位電視臺主持人在播報地震新聞時難忍淚水的畫面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這種傳播主體的情感介入，與人們長期以來關于傳播主體在實施大眾傳播行為時應該規避個人傾向介入的慣常認識是有沖突的。有學者通過分析提出在特定的報道情境下。傳播中的情感因素體現人類本質和人類普世價值，而傳播中個人體驗和共同體驗的結合，則強化了傳播效果，起到社會團結、塑造國家形象的功能。事實證明，在一定條件限定下，傳播中的情感介入不僅無害，而且有益。

傳播學概念范文第4篇

關鍵詞　傳播學　學科建構　取向研究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傳播學自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中國以來，吸引了國人及諸多學者各方位、多層次的不同興趣和探討。然而，我國的傳播研究先是引進、介紹西方的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以后又多限于新聞傳播的研究與媒介的運用。雖然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就倡導要建立我國的傳播學體系，對于傳播學的學科建設、范式革命、學派劃分、理論解析等問題的研究也是百家爭鳴，但適合我國國情的傳播學科一直未能完整建立起來，從而極大地制約了傳播學在其他領域內的研究與社會生活中的運用。因此，亟須對傳播學學科建構有更加明晰深刻的把握，為進一步建立我國傳播學的完整體系和今后的發展取向做出積極而有效的準備。

我們認為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和取向研究要從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強調要對“學科”本身進行概念厘清和深入研究，因為只有考察傳播學是否具備成為一門學科的機制和條件，使其獲得學術上的正當地位才能對其進行更為準確的定位。其次應參照其他學科如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和取向，從而對傳播學學科提供可鑒模式，使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更具系統性、創新應變性及反思性。最后在學科內容和體制有所界定的基礎上，聯系社會實踐的內容和中國特定的歷史語境不斷地完善學科本身，在實踐的語境中生發出多元的研究視角，獲得學術領域和公眾的一致認同，使傳播學學科完成向“承擔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實用性學科”的轉向。

一、傳播學學科建構探究

學科一詞源于拉丁文的Disciplina，其標準解釋之一是指所有知識或學問。也可指掌握某一門學科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和按部就班的品質，或培養這些品質的培訓和教育過程。實際上，學科并不是建立在永恒不變的知識范疇上的，而是在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中不斷產生、發展、轉型和消亡的。根據美國學者Robert T，Craig的觀點，有關學科的建構和合法化的有說服力的證據可以在知識、體制和社會文化背景中找到。知識方面包括古代經典和現代作品、理論、問題、分析模式等等；體制方而包括大學、系部、專業機構、資助單位、出版商、圖書館、數據庫及相關的分類表；社會文化方面包括普通概念及或多或少受到文化信仰及整個社會層面習俗影響的行為。因此，學科的聲音來源于其實力――其學科權威――來源于跟整個社會對話的共鳴(與諸多文化習俗和信仰相關)，也來源于其知識的獨特性、發展速度及其在現有體制中的牢固地位。總之學科體現了體制、知識和文化資源的復雜整合；也調節這三者以各種方式爭奪名份的緊張氣氛。

我們從學科建構的這三個方面來考察傳播學。首先在知識層面上，作為五花八門的資源整合體的傳播學，它也以獨特的方式參與到學科問的對話。應該說，每門學科都有自己的基礎或者說中心。如心理學是以個體為中心的調整，社會學與合法的社會秩序相關，分析哲學建立在科學方法上，經濟學需要市場理性等等。那么，現代以來建構的學科――傳播學。試圖在沒有中心的世界中實現共同決策，通過對基本身份、社會秩序、知識和政策的認識協商，使得整個世界更加愉快地運轉。顯然，人類問題涉及到理解和合作的困難，不同角度之間的協調，這便是傳播問題。傳播的問題是多元社會的問題，匯聚了心理學、社會學、哲學等學科從不同層面探討，特別是在進入信息化高速發展的社會以后，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也被納入到這一領域之中，也由此成為了眾說紛紜的傳播學源頭。與此同時，傳播學者們把傳播學視角跟社會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等其他學科區分開來了，將傳播學與這些學科的對話最終被內化成傳播研究中的社會學視角、心理學視角、語言學，符號學視角及其他視角，而不是簡單的移花接木或抄襲已有學科的知識。由此我們就可以說傳播學科能整合知識的傳統來研究人類的關鍵――傳播問題，這就足以說明傳播學科有一個清楚的關注點，在知識的層面上具備了一門獨立學科的資源。

一門學問是否能成為一門學科，取決于前沿機構對該學科在體制上的認同，這其中也包括國際研究群體的出現，是否具有專業協會和雜志等等。然而在中國，傳播學的體制建設從一開始就屢受挫折，直到1997年國家教委將新聞傳播學確定為一級學科，但這并未給中國的傳播學帶來多少顯赫學術地位。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學下面的二級學科，發展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新聞傳播學”這個概念限定了這樣的現實：傳播學研究與新聞學研究呈現出一種“膠著的狀態”――“傳播學研究對象的新聞學化，因而導致傳播學教育相應的新聞學化或大眾傳播學化”。近年來“一級發展論”的呼聲不斷高漲，即傳播學包含新聞學成為一級學科主張言論。持這類看法的學者認為從學科體系來說，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信息傳播行為與現象的大系統，而新聞學嚴格來說，只是這個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此外還有大眾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等等子系統。應該說，國家教委已明確新聞傳播學為一級學科，而傳播學國際化交流趨勢的漸漲，專業化的學術期刊的出現，使傳播學已經具備了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體制基礎。只是這一體制基礎在某種程度上還受限于與新聞領域的厘清，也包括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與趨勢的約束。

雖然體制、知識對學科形成必不可少，然而支撐學科及組成學科的主要研究背景和對象的首要因素是社會文化實踐內容。如果文化因素解體了，再成熟的學科也將不復存在。正如科學所體現的探索精神、不懼傳統與權威并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的勇氣，如果在一個無法培養此種價值觀和信念的社會文化環境里，它是難于生存的。要解釋傳播學學科的來源，主要應從“傳播是文化實踐的一種”來考量，正是因為在對文化實踐進行重構，傳播學才能更具有知識的生命力和體制的延續性。傳播學從我們熟悉的社會傳播問題中產生，一種普遍的文化觀點認為人際的、組織的及社會的問題都是由于失敗的傳播造成的，并且可以通過成功的傳播來得以解決。從這個意義上講，傳播學的形成過程就像一堆鐵屑吸附在一塊磁性極強的社會文化磁鐵周圍。正如陳衛星提到：“傳播學所研究的對象是社會、文化、政治、經濟、技術等關系之中的世界，探討人們的觀念、想象、欲望、情感之間的關系，而這不能脫離改造這些現實維度的形式和組織。”。因此，傳播的觀念和具體的文化情景息息相關，因此也就成為一門實用性極強的學科。實用性學科不斷引起關注是因為它在談到一些實踐問題時被公認為是有效的，譬如盡管傳播學是從西方引入的。但我們顯然可以從中國古文化的諸多資料中找到傳播的源頭，而現實的中國也面臨著跨文化交流等諸多問題。

判定學科存在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三種因素密不

可分。我們要對傳播學進行學科建構，必須基于以上三者的存在發展。由此，二十一世紀傳播學的最高發展目標，就是完成“作為理論和實踐雙重任務”的傳播學轉向。中國傳播學要積極納入新的視角，補充新的知識但要避免泛化、邊緣化的研究傾向；要在體制上更加明晰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在機構設置、協會組織、專業刊物上要與“新聞”分家，強調傳播學學科發展的獨立性；要著力解決中國現階段文化實踐當中出現的問題，使得學科中的一些成熟思想和價值觀進入到實踐領域，不僅吸引著學者們和體制資源，更激發公眾不斷增長的興趣和認同。今天，傳播學作為解決“人類交流問題”已經獲得一種普遍性，正是由于這種普遍性，傳播學的領域迅速滲透到文學、史學、藝術、宗教等領域，以致出現了文學傳播學、歷史傳播學、藝術傳播學、宗教傳播學甚至在更高的哲學層面上的符號傳播學或文化傳播學。這就要求我們急需對傳播學今后的研究取向進行考察。

二、傳播學研究取向考察

傳播學研究取向與學科定位息息相關，亦是建立在傳播學的知識、體制以及文化實踐基礎之上。正是因為現階段傳播學學科定位缺失，造成了傳播學研究取向出現了三大問題。首先是缺乏整合的、系統的普遍理論支持，如施拉姆所言，“傳播學仍舊沒有發展出一個系統的中心理論，讓傳播研究可以圍繞這個中心來思考，來組織，來建立一門成熟完備的學科”。以致他后來又感嘆說：“傳播研究這一領域與其說是一門有名有實的學科，還不如說是各路學者來去匆匆的一個集會場所”。實際上，系統科學、心理學理論或是符號學理論也好，經驗主義或是批判主義范式也好，都應當把它們整合起來，形成構建傳播學學科的理論體系。其次是缺乏學科的創新和應變能力，急需實用性的理論指導。盡管時代的傳播形態早已超出了半個世紀前的狀態，然而傳播學先驅們所創建的理論框架依然束縛著我們的思維，傳播學要獲得新生，就必須適應社會形態的轉變，并在實踐中不斷的解決新問題。再次是缺乏高屋建瓴的反思，即在哲學層面上對傳播的本質和根源進行考究，如符號學、語言學、思維學等對深化傳播理論、理解“元傳播”都有很大的幫助。

為了更好的理解并解決傳播學研究中出現的這三大問題，我們不妨對比下自然科學的研究層次。17世紀以來，科學在西歐的迅猛發展，這是科學家和普通百姓之間產生共鳴、新興科學與當時大文化背景互動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科學的世界觀逐漸演變成“常識”。要把傳播的觀念帶人整個社會當中，我們應當通過把握傳播的層次來認清傳播學今后的發展取向。如下表。

表中表明，自然科學中處于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自然現象本身。與之相應，處于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一層次是在實踐當中的人類和社會問題。在第二層次中，科學家從事常規科學的研究并解決與一般理論相關的問題。與之相應，在傳播理論和研究的第二層次，理論家們從某種傳播風格實踐中發現指導行為和批評的具體風格理論。自然科學的第三層次是對常規科學進行哲學與歷史的研究，以求發現它的發展演變、理論構成和價值內涵。自然科學的理論研究和傳播的理論研究的重要分野在于：傳播研究的第三層次只類似于科學研究的第二層次，也就是說，在第三層次研究傳播風格的學者對應與在常規科學第二層次的科學家。在自然科學理論研究的第三層次中，從事研究的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而這在傳播理論和研究中，要等到第四層次才能發生。

’我們將傳播研究與科學研究進行對比，目的在于使我們更為直觀地看出傳播研究在層次上的特殊性。傳播第二層次和第三層次的研究可以被認為分別是實用傳播理論和普遍傳播理論研究。傳播學是在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實踐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它的學科建構與實踐背景緊密聯系，這使得它產生出實用傳播理論并指導公眾和社會組織。實用傳播理論包括了在傳播實踐中產生的可操作法則――從原始的個體傳播發展到人群之中的傳播，又發展到以媒介為中介的人與機器的傳播。實用傳播理論隨著時代情境和文化實踐而不斷變化，大體可以涵蓋在公眾傳播、關系傳播、信息傳播等領域之內而可以看作是實踐研究，譬如采訪學、編輯學、節目制作方法、談判學、公共關系等等。普遍傳播理論體現出在實踐基礎上對傳播研究的綜合視角，如新聞學、修辭學、大眾傳播學、人際傳播學等等。有學者認為這其中亦包括一個由五個部分組成的傳播理論模型，結構――功能理論、認知和行為理論、相互作用理論、闡釋理論和批評理論。這五個部分正是集合了其它學科的既有傳統如系統科學、心理學等等，將它們的研究視角納入到傳播的知識之內并組成一定的傳播理論模型，這在學科建構上為傳播學提供了穩定而豐富的知識資源，從而也將較為零散的實用理論整合化、系統化，而第四個層次就是哲學層面的研究，如語言學、符號學等它們都是傳播的基礎，能夠揭示傳播的本質。

我們認為，將傳播學進行層次劃分為實用傳播、普遍傳播和哲學研究三個層面有利于解決傳播研究的無系統性、缺乏創新和反思的問題。實用傳播層面不斷地總結實踐經驗教訓，激發公眾及組織的興趣與熱情，在人類現實交流層面上指導并解決由于新的社會形態帶來的新問題，并把傳播學的學科內容在整個社會層面上進行拓展；普遍傳播層面上汲取其他學科的養分。在為傳播學不斷輸送資源形成獨特視角，進而整合成為一個適用的學科理論核心，獲得學術界和公眾的認同和共鳴；最后，在哲學層面上夯實學科的基礎，并進行不斷地反思，解決傳播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問題，解決在微觀層面上傳播本質的問題。

三、結語

傳播學概念范文第5篇

要想有效創新新聞傳播學術，首先得轉換研究角度，認真反思迄今為止的學術研究套路，為創新奠定基礎。迄今為止仍在應用的新聞傳播學術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種：一是政策解釋式。主要是解釋黨和國家政府所談及的關于新聞傳播學術工作的指導性政策和精神，進而引領當下新聞傳播工作。二是經驗總結式。總結經驗的對象是新聞傳播業的務實工作者，他們自身根據對當下各式學術工作進行總結，然后互相交流經驗增長工作經驗。三是建構體系式。是理論工作者依據與新聞傳播學術相關的各項理論研究，總結新聞傳播學術發展的規律。四是歷史闡述式。此處的歷史指的就是新聞傳播學術的發展史，學術研究則根據所學知識分析和闡釋傳播學術的歷史進程。五是問題研討式。主要是針對各類理論研究成果提出問題，實現邊探討、邊發現的目的。六是對策建議式。這是一種為“業界營運和管理問題出謀獻策的實用性行政研究”，從而得出具有詳盡理論分析的對策建議報告。七是媒介批評式。主要是對各種媒介行為及現象進行評估，主要是批評媒介上的評論文章。總的來說，以上幾種新聞傳播研究套路或多或少均挾有一定的滯后性，這需要研究者的更正與革新。

二、探析問題意識與科學問題

新聞傳播學術研究套路主要有七種，上文已簡要分條列舉，但從研究套路實際發揮的價值來看，建構體系式、歷史闡述式、問題研討式、媒介批評式這四種研究套路更具理論創新和知識增長價值，仔細觀察這四種研究套路可以發現，這四種套路能夠歸納出兩種不同學術傾向：一是學科體系傾向。二是問題研究傾向。然而，創新新聞傳播學術十分需要問題意識和科學問題兩方面內容。科學問題是指一定時代的科學家在特定的知識背景下提出的關于科學知識和科學實踐中需要解決而尚未解決的問題，但處于新聞傳播學術領域，科學問題的概念更加深化。其指的是認識主體在了解一定的新聞傳播科學知識與理論背景的前提下，為了解決學術實踐中的疑難問題、矛盾沖突所提出的疑難解答任務。對待科學問題的態度，研究者們不應輕信、盲從所要認識的學術對象，而是應該秉持一種質疑、批評、探索求真知的態度，進而便形成了問題意識，既然問題意識已經真正形成，那么接下來要進行的就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從而為后續新聞傳播學術創新做好準備工作。但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任務完成得并不好，一些研究者在提出問題這一學術訓練階段不夠成熟，甚至有些人還不了解提出問題的基本功，那就更無法很好地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因此，新聞傳播學術不但要創新，而且要督促研究者們提出有價值的問題，隨即加大對某些價值問題的研究力度，才有可能突破新聞傳播學術研究的瓶頸。

三、基于傳統研究的新聞傳播學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