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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的弊端范文第1篇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可以猜測，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7年走低，2000年終于出現了轉折，增長率開始上揚，許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氣，更有樂觀者認為，走出增長低谷和通縮陰影的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但是，先是從去年3月到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陸續轉入負增長，然后是從7月份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顯示出貨幣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和通貨緊縮回歸的趨勢。從工業生產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長率還高居11·2％，進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進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進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長率只有7·9％，創1998年以來月增長率最低水平。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01年的gdp增長率只有7·3％，不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從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啟動內需的一系列政策以來，2001年可以說是內需增長最強勁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全年高達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個百分點，是1999年投資增長率的2·4倍！從消費看，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率全年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個百分點。兩條國內需求曲線，一條顯著上揚，一條平緩上揚，當年只有出口增長率從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條陡直下跌的曲線，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凈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為什么經濟增長曲線不跟隨占主導地位的國內需求曲線上升，而是跟隨出口曲線下降呢？

實體經濟的弊端范文第2篇

一、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迫切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業取得了驕人成就，社會融資總量迅速增長，融資結構不斷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體系有所完善，金融對促進資源有效配置的積極作用日益明顯；金融市場的功能得到了進一步發揮，金融市場和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加快；金融行業的整體實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不僅成功抵御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而且有力支持和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盡管金融業對促進實體經濟良性運行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從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角度來考察，我國金融業仍然存在諸多的問題和不足，尤其是服務于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針對性、有效性還不高，金融系統固有的痼疾和缺憾日益凸顯。

1. 正規金融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引致金融服務覆蓋不夠。立足體制機制視角，造成我國實體經濟某些領域“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金融系統及銀行結構不合理、金融資源供給與企業需求間存在錯位。事實上，在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因資本市場層次體系不健全，本應由資本市場承擔的融資功能轉由銀行體系承擔；同時，因銀行系統層次體系不完善，本應由小型金融機構承擔的融資功能被迫由大中型銀行來滿足。統計顯示，我國大中型企業數量占比僅1%，企業類型分布呈“金字塔型”，而金融資源65%由國有控股及股份制商業銀行掌控，呈“倒金字塔型”。

金融系統層次化缺陷及金融資源配置錯位，致使金融系統與實體經濟融資需求間存在結構性缺口。“體制內”正規金融缺少服務于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專營性機構，現有非專營性金融組織基于“成本―收益”考量，對實體經濟的分散性資金需求缺乏支持動力，尤其在銀根緊縮時期更是將其排擠于正規金融之外①。據測算，我國銀行對規模或限額以下企業的貸款覆蓋率不及5%，不僅明顯低于發達國家54%的水平，而且低于規模以上企業覆蓋率約25個百分點。[1]

2. “貨幣空轉”、經濟虛擬化推升實體經濟部分領域融資成本。經測算，2008―2012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分別達63.5萬億元和38.1萬億元，幾乎相當于1998―2002年信用增量的10倍，且近5年融資成本相對較低。然而，因金融市場信用大幅擴張推高了住房價格，使其轉化為以投資炒作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市場。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低成本資金并未有效進入實體經濟，而是源源不斷地流入以投資為主導的住房市場，導致實體經濟無法獲得低成本融資②。有觀點認為，近幾年農業領域存在的融資難問題，很大程度上即與此有關。

因此，雖然整體意義上我國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較為適度，但某些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卻客觀存在。以中小企業融資為例，按官方統計，截至2008年末我國企業總數971.5萬戶，其中99%以上為中小企業，嚴格意義上的大型企業僅1%。由于大型企業長期以來都是銀行信貸的主要受益者，80%左右的中小企業從未獲得銀行信貸支持。同時，在創業板、中小板公開上市的中小企業數占其群體的比重非常低，致使絕大部分中小企業幾乎難以獲得“體制內”資金支持，被迫轉向“體制外”的高成本融資。來自溫州、江蘇、廣東等地的調查顯示：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正日益嚴重地制約著區域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 民間資本監管和引導不利。我國金融監管及宏觀調控重點著力于信貸規模、投向及利率層面，民間資本監管存在多頭監管及監管真空。其中，小額貸款公司由地方政府監管，典當行及拍賣行由地方工商局監管，大型融資擔保公司由銀監會及其下屬機構監管。既有多頭監管造成的效率缺失及效力低下，也存在部分民間金融組織處于監管空白地帶的弊端，加劇了民間金融組織運作失范、民間資金“脫實就虛”及資金價格高企。據不完全統計，民間借貸利率階段性高位時全國民間借貸年綜合利率約為大型銀行對小微企業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信貸綜合年利率的3倍甚至更高。顯見，缺乏有效引導和監管的民間昂貴資金，對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的高成本發揮了本不該有的推波助瀾作用。

4. 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缺乏針對性配套制度。信息不對稱和層次化金融組織缺失是制約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融資活動有效開展的主要原因。國際經驗表明，小微企業、“三農”等融資主體受規模小、抵押品缺乏、經營機制落后、資信等級低等多重約束，需要健全完善的融資擔保、法律法規等作為保障，而我國恰恰缺乏此類制度建設。一方面，中介信息服務體系不健全、多層次擔保體系缺失加劇了銀企信息不對稱和弱勢行業與企業的融資難。另一方面，由于國家政策針對企業類型的劃分標準不完全一致、差異化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強，使得國家融資政策難以在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穩妥落實，為規避“融資搭便車”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金融機構資金支持行為謹慎，無形中增加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融資難”和“高成本”。

二、拓寬實體經濟服務廣度的普惠金融系統

從我國當前金融體系及經濟結構發展現狀看，雖然多樣性的銀行業競爭格局初步形成、多層次的資本市場正在快速發展，但二元甚至多元經濟金融結構仍具普遍性，因此，應進一步加快普惠金融體系建設，全面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同時，在強調銀行、證券、私募與風險投資、金融中介、政策金融、保險、金融合作組織以及民間金融等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廣度基礎上，更要強調建立有區別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機制，在兼顧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1. 依托新型金融機構構建完善的多層次普惠金融系統。為彌合融資結構失衡格局下“體制內”正規金融針對實體經濟融資需求的結構性缺口，要加快新型金融機構建設，構建層次分明的普惠金融系統；依托“非公經濟36條”的落實消除民間資本進入壁壘，為其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條件和競爭環境；通過有效的制度安排，建立完善的新型金融機構資金補充機制，增強其可持續發展能力；從政策上鼓勵新型金融機構創新金融產品和信貸管理方式，推動其拓寬業務種類和服務范圍，增強服務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能力；細化銀行差別化監管政策，除現行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外，在資本充足比率、撥備覆蓋率等監管指標和公司治理的要求方面，對新型金融機構實行獨立標準，適度提高其貸款風險容忍度，以差別化監管政策開創多層次金融系統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新局面。

2. 厘清多元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的動態優化關聯。要梳理和辨析我國二元甚至多元經濟結構特征與金融結構動態優化之間的關系，將經濟系統視為生態系統，將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與實體經濟發展的關聯視為共生關系。即不僅實體經濟需要有一個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而且多樣性的金融服務體系自身也可提高經濟系統應對外來風險沖擊的能力。因此，要進一步厘清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存在的共生關系，利用市場無形之手構建以效率為核心的競爭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前提下，努力改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

3. 要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在層次分明的多樣性金融體系中，銀行、證券等金融機構在服務實體經濟方面占據極其重要的地位。該類機構通過對優質項目甄別及潛在優質企業篩選，以及有效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等方式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有效性。但由于制度體系使然，我國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尚且缺乏行之有效的競爭機制，導致服務質量和水平大打折扣。因此，要從我國目前的實際狀況出發，采取多種有效措施，來完善銀行、證券、保險與影子銀行③等金融組織服務實體經濟的競爭機制，為實體經濟創建一個優勝劣汰的競爭平臺。

4. 構建金融結構動態優化機制。靜態視角下，依托金融系統的多樣性、層次化發展，在追求效率前提下，兼顧公平地擴大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覆蓋面，是中國金融改革發展的重要基調。但動態地看，我們還應關注金融體系的動態優化，既涵蓋金融工具、金融組織、金融市場等多維度的創新發展，力圖通過構建多樣性并動態調整的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指標體系，合理評估已有多樣性普惠金融是否與實體經濟發展相匹配，從而為全面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水平提供政策建議。

5. 依托制度建設保障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在利率更加市場化條件下，實體經濟能否獲得融資支持，融資成本高低將更多地取決于企業自身素質及制度安排等市場因素，針對實體經濟薄弱環節的行政干預效力將更加淡化。因此，為有效降低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需要出臺更具針對性的制度安排以引導低成本資金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領域。要依托法律制度嚴格區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解除低成本資金進入實體經濟的門檻障礙；建立針對弱勢行業或企業的風險補償與分擔機制，舒緩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風險積聚，提升其為實體經濟發展融資的內在動力。

三、深化實體經濟服務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構建

長期以來，金融創新一直是推動金融業迅速發展壯大的主要驅動力，因此，進一步加快我國的金融創新，對提升金融機構的服務水平和競爭力至關重要。構建深化服務實體經濟深度的金融創新體制，就是要植根于實體經濟，面向市場，貼近客戶，通過金融創新不斷探索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確保金融資源配置到最急需的行業、地區、項目和企業中去。

1. 進一步推動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形成充分競爭的金融體系。現階段，我國在為“三農”、中小微企業等領域提供金融服務方面，還普遍存在著農村金融服務、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突出問題。究其原因，主要還是這些領域的金融機構數量小、經營網點少、資本金規模小。因此，要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切實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務，就必須全面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加快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與創新，快速推進金融業的對內和對外開放步伐，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允許民間資金發起成立商業銀行，以各種形式進入各類農村金融機構、社區金融組織，讓金融行業形成充分競爭、優質服務、風險可控的良好格局和態勢。

2. 加快商業銀行的體制機制創新，全面提升金融業的經營管理能力。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金融業自2003年開始加快內部體制機制改革，經營管理水平和經營效率、效益及風險管理能力大幅提升。但與國際上實施以先進流程為主導管理模式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相比，經營管理、組織流程等仍有差距，傳統經營管理理念影響猶存、組織架構仍需改善、部門職權利益化、協調成本高等“部門銀行”特征凸顯。為有效化解部門銀行弊端，我國銀行業應進一步加快公司治理的改革，有效劃分黨委、董事會、監事會、管理層的責任邊界，形成高效透明的權力制衡機制和風險管控體系；推進董事會運作透明化、制度化，決策科學化和民主化，以及不同行政層級決策的執行力；通過提升獨立董事在審計、提名、薪酬等委員會的地位，體現董事會的獨立性；完善商業銀行高管人員的選拔聘用機制，強化商業銀行內控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加強信息披露，強化市場約束。[2]

商業銀行要打破原有的經營管理模式，實現經營管理方式的轉變，盡快構建起“流程銀行”的經營體制，走出同質化競爭的惡性循環，樹立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經營理念；以業務流程來重構組織架構，形成垂直化、扁平化的管理架構，全面推進業務流程的機制化、自動化、標準化，從整體上來提升商業銀行對實體經濟和各類客戶的服務效率。[3]

3. 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在金融改革不斷深入推進，利率、匯率等要素價格全面市場化即將到來之際，金融機構要有充分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立足于現實，從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出發，以滿足客戶的需求為中心，加快推進各類金融產品創新，提升金融業的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要從自身的經營特點和經營優勢出發，推出有針對性、差異性金融產品、金融服務方案；充分吸納境內外先進經驗，堅持“取其精華、掌握精髓”原則，確定金融創新主攻方向；要積極推進金融技術創新和服務創新，充分釋放互聯網、物聯網、移動技術、大數據技術等在金融創新中的應用，實現金融業務的渠道、方式和手段的創新；要適應網絡金融變革的潮流，構建全方位、開放式的金融創新網絡，形成獨具特色的品牌優勢和競爭優勢。

4. 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加強金融創新的監管。金融創新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金融創新單純是為追逐高利潤，為創新而創新，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那么金融創新就會走向負面，產生不利影響，甚至會嚴重危害實體經濟的發展，釀成金融危機乃至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就是深刻的教訓。反思和借鑒國際經驗，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金融創新，應以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應該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盲目追隨、復制發達國家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創新。監管部門要對金融創新加強監管，防止金融過度創新而導致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出現。事實上，基于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未來的金融創新至少要做到“五結合”，即將金融創新與“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調整、農業現代化、中小企業、居民財富”等有效結合。

四、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的戰略方向

以金融服務支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是發達國家產業演進與金融發展的慣用做法。雖然國家政策多次強調和重申了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戰略導向，但由于實際操作環節種種障礙的客觀存在，我國已有金融體系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和方向仍不夠明晰，尚且缺乏突出的載體。因此，在努力構建體制機制、金融體系、支持擔保體系，以及堅持培養社會誠信氛圍與發展信用中介行業發展基礎上，金融業亟待進一步明確和突出服務重點，力爭做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有的放矢”。[4]

1. 重點支持實體經濟領域的重大規劃項目。金融業要主動加強與國家宏觀管理部門、地方政府的對接，建立國家、地方重大項目數據庫，通過授信、信貸優惠等形式，大力支持那些對事關國民經濟全局、事關民生改善等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通過為國家重大規劃項目提供有效金融支持，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

2. 將服務實體經濟與產業升級相結合。要圍繞調整結構和產業升級，不斷改善、加大對高端制造業和新型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強金融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通過銀行信貸、股權融資、債權融資、并購重組、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多種方式，推進產業結構的轉型與升級，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為“中國夢”的實現夯實經濟基礎。

3. 突出和強化關鍵區域實體經濟的金融服務。金融服務要突出對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支持，通過對綜合實驗區建設的金融支持，改善城鄉之間金融資源配置不合理狀況，形成金融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有序流動；要加大對絲綢之路新興經濟帶、區域經濟帶、城市群等的金融支持力度，促進產業在區域間的轉移與承接，實現我國區域、城鄉的良性互動發展。

4. 補齊實體經濟薄弱環節金融服務短板。要圍繞國家“三農”發展戰略，加大對縣域金融的投入，加快重點縣域金融戰略的實施和落實，高效推進農村產業金融重點工程，為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現代農業大項目提供高質量的金融服務支持，健全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示范工程、重點工程的金融支持；繼續加大對“三農”領域的金融投入，努力消除金融服務空白地帶；要依托各類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專營機構，形成專業化經營管理體系，實現業務標準化和流程化運作；要圍繞破解小微企業“貸款難、貸款貴”的困境，積極改進商業銀行貸款流程，取消或減免小微企業融資過程中的各類費用，確實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環境。

5. 以非銀金融④改革創新為契機凸顯實體經濟服務重點。長期以來，基金業等非銀金融受制于規模偏小、運作失范，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相對有限。隨著《資產管理機構開展公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業務暫行規定》等改革創新的加快推進，非銀金融整體規模的擴張及管理的規范化，輔之以有效的監管引導，開展專項資產管理業務的能力和動力都將有所提升。要通過設立更多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投資于實體經濟關鍵領域和薄弱環節，突出財富管理行業對實體經濟重點領域服務的有效性，增強新型金融業務和非銀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五、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

雖然我國金融改革成就顯著，但固化于金融制度之中的弊端仍未根除。進入后危機時期，我國金融組織不健全、金融改革存在制度約束、金融對外開放步伐遲緩危害對外經濟發展、融資結構失衡致使金融風險過于集中、金融分業監管與混業經營矛盾突出等基礎性金融支撐體系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阻礙了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提升，蘊含巨大的風險。借鑒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實踐經驗，立足于我國現行金融支撐體系現狀，構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是及其緊迫的現實任務。[5]

1. 依托頂層設計構建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支撐體系。我國金融業市場化程度不高，創新能力不足，總體競爭力不強；市場發展結構性失衡，直接融資比重低，城鄉、區域金融發展不協調，對“三農”和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相對薄弱；金融內控與風險管理能力尚待提高。就其本源是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和統籌規劃，要破解金融發展弊端，有必要加強對中國金融體系建設的頂層設計，協調統籌多項目標和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2. 以對內開放推動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與“二元經濟”相對應，我國也存在“二元金融”現象。金融資源區域分布不均衡、市場參與者的市場地位差距顯著。“二元金融”的長期存在必將加劇經濟發展中也已存在的不平衡狀況，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應繼續深化金融對內開放，加快包容性金融體系建設，以化解中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重大系統性問題。

3. 以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為中心推進金融對外開放。外匯管理體制改革和人民幣國際化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核心內容。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遠來看，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人民幣成為重要的國際貨幣，有助于打破美元的霸主地位，推進國際貨幣制度改革；有助于維護亞洲區域的金融穩定，為東亞金融合作、亞洲債券市場等區域金融機制和市場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有助于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快推進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局面，實現國際儲備的多元化等；有助于全面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實力，增強我國在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為我國實現現代化建設目標，早日邁入發達經濟體創造有利的國際條件。因此，要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把人民幣國際化作為我國對外金融發展戰略的中心環節，全面推進我國金融業的國際化進程。

4. 加強和改善金融宏觀調控。高效的金融宏觀調控基于對實體經濟的深刻理解，通過優化信貸資源配置結構，引導社會資金流向實體經濟領域，特別是強化金融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薄弱環節等領域的支持，強調金融政策與產業政策協調配合。未來一段時期，我國應持續完善金融宏觀調控機制，使金融資源在支持國家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城鄉結構協調方面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高超的宏觀調控藝術確保宏觀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5. 加強金融監管，防范系統性風險。首先，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完善與發展，我國金融業對內對外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及國際經濟、金融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日益加深，各類金融產品層出不窮，金融市場的波動和風險日趨加大，對我國的金融監管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加快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同時，盡快完善金融監管體系，擴大金融監管范圍，消除金融監管真空，實現對金融市場和金融活動的全方位監管。其次，由于我國金融行業特殊性，目前占主導地位和壟斷地位依然是國有或者國有控制金融機構，這些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對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和金融安全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要專門針對國有以及國有控股金融機構，建立高效的金融監管體制機制，有效地解決“大而不倒”的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道德風險問題。再次，積極適應大數據時代金融綜合經營發展的趨勢，加強“一行三會”金融監管體系的協調，盡快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新型金融監管體制和制度，提高金融監管的有效性，解決金融監管機構、監管規則不統一、不協調造成的監管沖突、監管套利等問題。[6][7]最后，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經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世界各國監管已經充分認識到，加強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監測和預警，建立完善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和政策體系，強化危機應急系統的測試和模擬演練，構建暢通的國際監管合作機制和信息共享機制，是有效應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重要舉措。而上述防范金融風險的前提和基礎在于能否建立一套行之有效危機預警系統，對宏觀經濟運行尤其是金融活動領域未來潛在的風險或危機提前發出警報。[8]因此，要積極借鑒國際通行的基本預警方法，盡快建立我國自己的金融危機預警系統，充分發揮系統的預警作用。

六、結論

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與水平事關國民經濟發展全局，對我國經濟穩定增長、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變，以及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等構成重大影響。為了充分釋放金融發展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作用，需要我們從多年來對金融業支持實體經濟的路徑軌跡，以及國內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在認清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質量和水平的重要性及緊迫性基礎上，統籌考慮金融業總體布局和改革方向，加快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升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

注釋：

①由于單筆貸款的調查、監管費大體相同，貸款規模越大，單位交易成本就越小。但小微企業、“三農”等實體經濟薄弱領域的信貸需求一般額度較小，會推升銀行信貸的單位交易成本（據測算，小微企業貸款成本約為大企業的5倍）。因此，無論基于銀行還是全社會集約化交易視角，銀行出于節約成本和監督費用考慮，在缺乏優惠政策條件下，通常對實體經濟薄弱領域表現出相對弱偏好。

②王國剛：《近9萬億元新增貸款不會引致通脹》，《中國證券報》，2009年12月8日。

實體經濟的弊端范文第3篇

摘要：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是我國實現經濟轉軌的重要議題，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模式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現實路徑。市場、技術、制度、競爭為實體經濟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推進轉型升級提供了動力保障。

關鍵詞：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動力；低碳經濟；循環經濟

一、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長期高速增長，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經濟的增長過程就是實體經濟持續發展的過程，實體經濟在總量經濟增長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前，我國實體經濟正經歷著一次歷史性蛻變——轉型升級問題，究其原因，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全面凸顯：粗放式增長、產能過剩、創新能力欠缺，在傳統工業化道路和出口導向型經濟的雙重制約下，我國的經濟發展似乎已經陷入某種難以擺脫的路徑依賴中，實體經濟發展問題確實令人擔憂。

十報告關于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問題中提到，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要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趨勢，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1]。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已然成為綠色經濟的向導，開始融入我國經濟大潮。在這一趨勢下，如何利用好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模式解決我國國民經濟的根基——實體經濟的發展問題，促進其轉型、加快其升級，自然是不容回避且刻不容緩的議題。

二、實體經濟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1、實體經濟

實體經濟（Entity Economy）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簡單來講，實體經濟是指物質和精神產品與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包括農業、工業、商業服務業等物質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以及文化、教育、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

從實體經濟的特征看，實體經濟兼具物質與精神，涉及一、二、三產業的絕大部分；如農業是實體經濟的保障，制造業是實體產業的典型形態、經濟發展和社會財富的主要載體，服務業是壯大實體經濟的有效途徑[2]。同時，作為虛擬經濟的相對概念，實體經濟的發展也離不開虛擬經濟良性發展的支持。

2、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可以說代表了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因為實體經濟本身是整個經濟的基礎，而我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國民經濟中的實體經濟成分就是以制造業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業，談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可以代表我國經濟的總體情況。

經濟轉型升級（Economic Transition and Upgrading）是指從一種經濟運行狀態轉向或升級至另一種經濟運行狀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在一定時期內發生的根本性變化。經濟轉型升級可以是經濟體制的變更、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可以是經濟結構的優化、支柱產業的調整，總之，經濟轉型升級是國民經濟體制和結構發生的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包括四個關鍵要素：轉型升級目標、轉型升級條件、轉型升級方式或過程、轉型升級結果。當然，經濟轉型升級并不是某種社會制度所特有的現象，任何一個國家在實現更高的經濟目標過程中都會面臨經濟轉型升級問題。據此，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指的就是實體經濟成分的轉型升級問題。

總的來看，目前我國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問題主要涉及兩個方面：質量與開放。首先，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是提高經濟質量，宏觀上是國民經濟質量，微觀上則是企業質量。注重微觀企業的轉型升級，提升國際化水平，才能夠從全局提升總體經濟質量，推動整體經濟轉型升級。第二，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基本路徑是開放。要用開放的辦法解決企業、經濟轉型升級問題，不開放就無法實現國際化，也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轉型升級。在這里，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模式提供的是增強經濟發展質量的途徑，解決的是開放、自主、市場發揮主體調節作用條件下經濟行為選擇問題，恰恰可以作為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有效工具。

三、 低碳經濟和循環經濟路徑

1、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Low Carbon Economy）提出的大背景是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發展低碳經濟是我國經濟現實和未來的必然選擇。所謂低碳經濟，是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構筑低能耗、低污染的經濟發展體系為目標，通過產業轉型、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等手段，減少高碳能源消耗，實現生態資源可持續性的同時推動經濟社會發展。

發展低碳經濟，首先要積極承擔環境保護責任，完成節能降耗目標，但更重要的是要調整經濟結構，發展新興工業，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建設生態文明。這是摒棄先粗放后集約、先污染后治理發展模式的現實途徑，是實現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雙贏”的必然選擇。

2、循環經濟

循環經濟（Recycling Economy）自二十世紀末在我國首次提出以來，經過十幾年的試點示范，現在已經成為各行各業乃至社會各界的共同話題。這種景象，既反映出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現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顯示出發展過程的緊迫性和艱巨性。

循環經濟是指在物質的循環、再生、利用的基礎上發展經濟，其原則是資源使用的減量化、再利用、再循環，把傳統的線形經濟增長轉變為閉環式經濟增長，實現增長的低消耗、高效率、少排放。循環經濟可以從企業（小循環）、區域（中循環）、社會（大循環）三個層面實施展開。

系統論原理指出，任何系統的良好運行和發展演進，都必須首先獲得足夠的動力，經濟系統自然也不例外。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必須要切實解決好發展動力問題。

四、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動力

動力是推動事物運動和發展的力量，實體經濟轉型升級動力是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的力量，在這里即是借助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發展動力，促成實體經濟在推進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發展過程中，實現轉型升級。從動力作用方式出發，可分為：市場動力、技術動力、制度動力以及競爭動力。

1、市場動力。低碳經濟、循環經濟都是具體的經濟形態，市場的作用不容忽視。發展低碳經濟、循環經濟，需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作用，培育健全的環保產品、技術和服務產業市場體系，建立有效保護生態環境和資源的產權和價格體系，借助市場的力量實現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目標。

2、技術動力。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實踐低碳經濟、循環經濟自然也離不開技術進步的支撐。公眾追求的是生活質量目標，企業追求的經濟效益目標，政府追求的是社會效益目標，所有目標的實現都依賴于技術的改進與提升。只有技術水平提高了，工藝才得以改進，流程才能夠再造，產業方可以合理布局，實體經濟才能真正實現轉型升級。

3、制度動力。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涉及面廣，從觀念到習慣、行為，從生產到流通、消費，從個人到企業、社會[3]，都需要制度支持的促進機制，推動其快速發展。法制保障、政策支持、輿論監督是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的外在推動力，為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提供必要的激勵和約束、支持和保障。

4、競爭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良好的生態環境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生產力，蘊涵著巨大的經濟效益[3]。市場競爭的外在壓力尤其是國際市場競爭壓力對低碳經濟、循環經濟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從某種程度上講，只有全面推進清潔生產，形成低碳化產業，才能在國際市場上謀求一席之地。（作者單位：山東科技大學）

基金項目：濟南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批準號：13CJT07）

參考文獻

[1]人民出版社.十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楊曉龍.我國實體經濟實現轉型發展的路徑選擇[J].學術交流，2012（05）：55-59

實體經濟的弊端范文第4篇

關鍵詞：影子銀行；實體經濟；空心化

一、影子銀行與中國式影子銀行

“影子銀行”誕生于2007年的美聯儲年度會議，是次貸危機爆發后所出現的一個重要金融學概念。上世紀六七十年達國家出現的脫媒型信用危機，危機造成了銀行資金流失、信用收縮、贏利下降等的局面。為應對危機，政府大規模放松金融管制，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金融創新。金融工具、產品大量出現，新的金融組織及金融經營方式相繼出現。“影子銀行”體系便在此過程中逐漸形成。按照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定義，影子銀行指除接受監管的存款機構外充當儲蓄轉投資中介的金融機構。美國影子銀行改變了傳統銀行把儲蓄存款轉化為投資的做法，通過銀行貸款證券化進行信用無限擴張。實際上是在行使傳統銀行的功能，但其運作模式、交易方式則完全不同，繞過了相應的金融監管，也就是有銀行之實，而無銀行之名。

2009年下半年開始，監管當局開始逐漸收縮銀行信貸的過度擴張。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進行數量及價格上的嚴格管制。大量的資金需求迫使金融機構設法在銀行表內業務經營，以達到規避國家金融監管的目的。長期以來，我國高的通脹水平導致實際存款利率為負，公眾不愿意把存款存入銀行，投向銀行理財、券商理財、基金、保險保單、股票等，形成當前國內金融市場嚴重的“金融脫媒”。中國式影子銀行就是此處金融脫媒體的主要載體。

但在我國，影子銀行至今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也并非多少專門的機構，更多的是闡釋一張規避監管的功能。按照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理解，中國的“影子銀行”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大家熟知的民間金融，包括民間借貸、地下錢莊與典當行等；另一部分是指銀行業不受監管的證券化活動，以銀信合作為代表，及委托貸款、信托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財務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轉投資業務。以下闡釋三種最主要的存在形式：銀行理財產品、企業轉貸和民間借貸。

（1）銀行理財產品。即銀行通過發行信托理財產品來募集資金變相地為企業提供貸款。即信托公司作為中介，以項目為抵押，設計基于項目現金流的理財產品，委托銀行代銷，待項目開發完畢，各方取得收益，銀行獲得托管費，信托公司獲得服務費，投資者獲得投資收益。信托理財產品屬于銀行的表外資產而非表內資產，不受資本充足率、貸款限額及利率管制等約束，因此可以繞過銀監部門的監管。而實際上銀行在其中以其信譽發揮擔保或隱性擔保的作用，執行著傳統的信貸功能。理財產品募集資金實際上被注入了實體經濟，這與銀行信貸沒有無本質區別，只是沒有計入銀行的表內。

（2）企業轉貸。在我國的傳統融資實踐中，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因種種優勢很受銀行體系的偏愛。民營資本為主的中小企業則融資困難，加之2011年開始的貨幣緊縮政策，使得中小企業表內信貸資源更為緊缺，證券市場上直接融資又不夠準入門檻。信貸關系在有條件能獲得資金的大中型企業與沒條件獲得資金的中小企業之間順理成章地產生。鑒于企業之間直接拆解資金被禁止，銀行委托貸款應時興起。由資金供給企業委托銀行向指定借款企業發放貸款，委托一方有條件決定貸款利率。銀行充當中介，從中收取委托貸款手續費，相應并沒有承擔信貸風險。利益驅使下，優勢企業將銀行貸款或通過增發股份、發行債券等通道獲得的資金以委托貸款等形式轉貸放出，賺取中間利差。中小資金希求企業通過轉貸獲得發展的救命稻草。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監管機構就開始逐步限制銀行理財資金和信貸資金投向房地產、“兩高一剩”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銀行資金在這些領域的收緊態勢，倒逼信貸受限行業和企業尋求新的融資渠道。2013年股市直接融資渠道近乎停滯，債券市場也不景氣。銀行則不需承擔風險地收取委托貸款手續費收入，凈息差收窄的壓力下，銀行樂此不疲。據人民銀行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4）》和《2014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統計數據報告》顯示，2013年實體經濟以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方式合計融資占全年社會融資規模的29.9%，占比較上年高7.0個百分點。2014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為5.60萬億元，比去年同期減少5612億元，但值得關注的是，委托貸款卻增加7153億元，同比多增1918億元；而且從結構看，委托貸款占比12.8%，同比高出4.3個百分點。

（3）民間借貸。除依法批準設立的金融機構外的自然人、法人等經濟主體之間的資金借貸活動，即是民間借貸，包括民間個人借貸及與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民間借貸利率由雙方依據資金用途與收益合理約定，可適當高于銀行同類同期的貸款利率，但不得高于4倍。中小企業因為貸款風險大、管理成本高，銀行在發放貸款時普遍要求提供足夠的抵押擔保物；相比之下，民間借貸普遍門檻低，顯然更加適合于小企業。貨幣緊縮背景下，中小企業銀行信貸供給中斷，大批需求投向民間借貸。與此同時，民間借貸手續簡便、隨需隨借、資金使用率高。這就造成了貨幣緊縮形勢下，民間借貸市場的異常活躍。據統計，2013年中國民間借貸規模達到了8.6萬億。但民間借貸的隨意性與高風險性也極容易造成諸多社會問題。一方面，大多數民間借貸是在半公開甚至秘密條件下進行的資金交易，僅靠信譽維持，借貸手續不完備，缺乏擔保抵押，無可靠的法律保障，一旦情況有變，極易引發糾紛甚至是刑事犯罪。另一方面，民間借貸市場需求的異常旺盛，埋下了危機隱患。江浙等沿海地區有相當規模的銀行貸款與民間借貸資金并未實際流向用款企業與用款項目，而是流向了民間借貸市場。一旦大面積的資金鏈斷裂蔓延開來，金融恐慌在所難免，從而引發不同程度的區域性系統性風險。2014年3月1日，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規《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及《實施細則》正式實施，對活躍地的民間借貸做了進一步的規范，也實際上宣告了民間借貸的合法化。

二、影子銀行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影子銀行的興起深刻地改變著我國的金融體系格局，據估計，2013年影子銀行規模達21萬億元，其資金規模幾占融資總額半壁江山。巨大的資金流動對我國實體經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影子銀行可能引起中國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即企業放棄經營企業實體，轉而投向貸款公司、擔保公司以及房地產業等虛擬經濟的行業的經濟現象。影子銀行資金更具逐利性質，其業務較高的資金價格壓縮實體經濟的經營利潤空間，金融投資擠壓實體投資，造成社會實體經濟“空心化”。當下中國實體企業利潤率超過10%的項目不多，大都在3%～5%之間，以影子銀行資金的高資金價格，這些企業與項目的經營將難以為繼。與政府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精神實質背道相馳。一方面，中小型企業融資渠道狹窄，融資難、融資貴，生存受到影響。大量中小企業很難從正規金融領域獲得資金支持，融資困難。銀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是在基準利率基礎上上浮30%左右，甚至更高，有的可能達到60%，還有銀行強收各種中間服務費，“融資貴”普遍存在。大量中小企業在正規渠道很難滿足的資金需求，被迫轉向了民間借貸。過量需求致使民間借貸實際利率高出法定基準利率5倍以上，融資成本巨大。如此以來，不僅大企業熱衷房地產、大宗商品等高風險、高收益領域，許多中小企業也無心實業，紛紛進入民間借貸市場，甚至借錢放貸。為實體經濟“空心化”、整個國民經濟“金融化”埋下了隱患。另一方面，中小企業為獲得融資，相互之間往往互相擔保，債務鏈風險進一步加大。民間借貸風波的爆發，進一步暴露了實體空心化問題，企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其一，民間資本抽離，原本經營困難的中小企業舉步維艱、雪上加霜。其二，企業信用受損，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

金融本應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離開實體經濟的金融經濟是“無源之水”。脫離實體經濟的金融經濟終將以危機告終，這是全球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刻教訓。國家應鼓勵實業投資，從根本上提高經濟實力。建立在強大競爭力實體經濟基礎上的金融才能持續健康發展。

（2）影子銀行可能影響市場取向的經濟轉型。從根本上說，中國影子銀行起源于國家嚴控金融導致正規金融供給不足，造成正規金融之外，大量影子銀行存在，形成二元金融結構。雖然帶有明顯的轉軌過渡色彩，卻難以避免各種弊端，企業身份決定獲取資金的價格。這種資源配置行為與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精神是相違背的。優勢企業變身影子銀行，通過金融控制行為，進一步強化在國民經濟中的優勢地位，甚至產生更多的對中小企業的支配行為。這種控制大多是行政干預管制的結果，而非市場競爭的產物，與經濟轉型目標不符。

三、影子銀行合理發展

中國影子銀行作為正規金融的替代補充而存在。要實現中國金融的健康發展，實現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根本目的，必須正確處理正規金融體系和影子銀行體系的關系，促進資金在在監管下高效運行，逐步實現影子銀行的陽正規化。金融監管和準入門檻過高，是影子銀行無法陽光化的主因。但如此而嚴禁其發展，會付出喪失金融效率的代價，實體經濟效率會進一步降低。可見，有效監管的重要。《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強影子銀行監管有關問題的通知》以最高規格明確的影子銀行的監管。

引導影子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發展，需要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等一系列金融體制改革，讓融資需求得到更好的滿足，資金得到更優化配置。還要增加正規金融對企業的金融服務，實現互利雙贏，更實現金融與實體的雙贏。（作者單位：鄭州市市區農村信用合作聯社）

參考文獻：

[1]李揚.中國影子銀行發展與金融創新[J].中國金融，2011，（12）.

實體經濟的弊端范文第5篇

關鍵詞：稅法；誘導措施；國際貿易爭端

中圖分類號：D922.2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1-0128-02

一、導論

現代稅法的發展遵循著所有法律共同的發展路程，同時影響稅法發展的因素也繁多復雜。伴隨著國家角色的轉變、市場經濟的轉型、政府職能的擴張，稅法也經歷著由程序正義向實質正義的轉變。稅法與其他部門法律相比，既有其共性，也有特殊性，其對國家財政的保證，對經濟的導向作用是其他法律所不具備的，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有力手段之一。而我國目前對稅法中誘導措施的研究并非焦點，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對誘導措施的單獨研究并無實際意義；并且，對于誘導措施是否有效或者適當，則存在頗多爭議，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逐步加深，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的今天，更為突出。但當今稅法中誘導措施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加之稅法中的誘導措施存在廣泛，但卻缺乏系統性和獨立性，只散見與各個稅種的具體規則之中。因此，對稅法中的誘導措施有必要進行一些梳理和歸納。

二、稅法誘導措施的定義、類型和范圍

我國對誘導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稅收優惠措施的研究，因此，對稅收誘導措施的完整定義并無定論，借用通說對稅收優惠措施的定義，筆者認為，稅法中的誘導措施是指為了配合國家在一定時期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總目標，政府利用稅收制度，按預定目的，在稅收方面相應采取的優惠和抑制措施，以減輕或加重某些納稅人應履行的納稅義務來補貼或抑制納稅人的某些活動或相應的納稅人。

稅法中的誘導措施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稅收優惠措施，另一種是稅收抑制措施。稅收優惠措施通常以稅基、稅率、稅額的減免對從事特定行業或特定行為納稅人或課稅對象的照顧和鼓勵措施。例如，在國際貿易業務中，對報關出口的貨物退還在國內各生產環節和流轉環節按稅法規定已繳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或免征應繳納的增值稅和消費稅。

稅收抑制措施則采用稅收附加、稅收加成、開征新稅種等方式。例如，2010年我國開始了房產稅的試點工作，在我國樓市價格畸高的今天，房產稅的開征無疑對抑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和加強國家監管有著積極作用。

就誘導措施的范圍而論，有學者認為稅法中的誘導措施僅僅是各個稅種實體規則中一部分例外規定。筆者認為，上述看法大大局限了誘導措施的范圍。對誘導措施范圍的界定，首先應當明確其設立的背景和目的，以及對現實的實際影響。其次從稅法的基本作用來區分，就是明確該規則是以保證財政收入為本，還是以調控經濟為本。最后就是對誘導措施的形式進行區分，單純將誘導措施形式同稅法實體規則形式等同起來是存在一定片面性的，某些稅種的存在，其本身就是誘導措施的一種，較為典型的如某些國家征收的資本利得稅。

三、稅法誘導措施規則的法律結構分析

誘導措施的設立和實施包含實體規則和程序規則，實體規則通過提供一系列規則界定征納稅相關主體之間的稅收行為的適用空間，以規范誘導措施的實施；而程序規則通過設立如獲得行政許可等前置性條件，進而保障和規范適用誘導措施中的稅收征納行為。因此，誘導措施規則所包含的法律關系是指由誘導措施制度確認和保護的，各方主體基于誘導措施適用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系。

就納稅人主體而言，納稅是一項法定義務，納稅人在適用一般稅法規則上表現出無選擇性和被動性的特征；但在適用強制措施這一特別稅法規則上，納稅人具備了選擇的條件，有選擇就有權利，對納稅人來說，誘導措施制度的存在就是追尋稅法平等的可能。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中在增值稅一般納稅人認定上，給予應納稅銷售額不滿足一般納稅人標準的納稅人，可認定為小規模納稅人，或者在同時滿足具有固定生產經營場所和完整會計制度的條件下也可申請為一般納稅人。納稅人在符合上述條件的情況下可以根據實際的稅務情況或者其他經濟利益考慮而做出選擇。

誘導措施并不適合所有納稅人，只有一點毋庸置疑，誘導措施的適用必然有其法定要求，以外貿企業為例，其必須滿足：向商務部主管部門取得進出口經營權；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向稅務機關退稅部門辦理出口退稅開業認定。

就納稅客體即課稅對象而言，其作為稅法結構中最基本的因素，是區別不同稅種的主要標志。誘導措施所涉及的納稅客體繁多，幾乎遍及所有稅種之中。因此，在可以作為誘導措施課稅對象的客體比較廣泛的情況下，對課稅對象的選擇十分重要，通常應遵循有利于保證財政收入、有利于調節經濟和適當簡化的原則。要保證財政收入就必須選擇經常而普遍存在的經濟活動及其成果作為課稅對象。要調節經濟，在課稅對象上就不能完全單一。筆者認為，在稅收立法上，誘導措施作為一種輔規則，其存在是十分必要的，通過誘導措施對經濟進行適當的調節是為了適應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變化而使用，同時也是稅收立法統一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具體體現。

“法律的重要作用，是通過對人類行為的規范，來實現對權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調整。”引起誘導措施法律關系產生、變更和消滅的行為，實質上是征納雙方主體依法適用誘導措施所規制的權利和義務的相關行為。在稅收發展史上，對稅收法律關系的定性主要集中在是屬于“權利關系”還是屬于“債務關系”上。日本稅法學家金子宏教授認為，由法技術的觀點看稅收實體法時，其基本和中心的關系仍為債務關系。把稅收法律關系界定為單一的權力關系或債務關系都是不妥的，應理解為它是性質各異的種種法律關系的集中。筆者認為，稅法的目的首要是保證國家財政收入，其次才是實施宏觀調控即優先保證國家利益，其次才涉及私人利益。因此，當今稅法體現著公法為主、私法為輔、公私相融的法律關系性質，在稅法誘導措施規則中，其主要體現私法性質，這是由誘導措施中主客體的特殊性造就的。

四、誘導措施帶來的國際爭端及其應對措施

稅法中的誘導措施大部分是對某類行業或行為給予優惠的規定，對國內而言，優惠措施的存在為納稅主體避稅提供了可能；而在國際貿易中這些誘導措施顯然包含著實質競爭的因素；同時，一些誘導措施在設計上存在嚴重的缺陷而易于被濫用。因此，如何設計和合理使用誘導措施，也是許多國家思考的問題。

在此有必要對誘導措施和補貼措施進行一下辨析，誘導措施尤其是優惠措施是指政府利用稅收體制，按預定目的，以抵轉某些納稅人應履行的納稅義務來補貼納稅人的某些活動或相應的納稅人；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補貼條例》第3條對補貼的定義是“出口國（地區）政府或者其任何公共機構提供的并為接受者帶來利益的財政資助以及任何形式的收入或者價格支持”。筆者認為，稅收收入是國家財政的基礎，而稅收的優惠措施必然導致國家應收收入的減少，而為納稅人帶來利益，因此，就經濟的本質而言稅收優惠措施的實施毫無疑問與補貼措施并無根本區別。但從法律應然和實然的角度而言，誘導措施規則作為稅法實體規則的一種，必然包含應然和實然兩個方面。從應然性方面來看，誘導措施規則的設立具有調節經濟的前瞻性，是一種事前調節方式，從實然性方面來看，誘導措施規則既有為納稅人帶來利益的一面，又有抑制納稅人，為納稅人加重稅負的一面，并且具有覆蓋面廣、公平、非歧視等特點。而補貼措施并不體現法律上的應然性，是一種典型的事后調節，其通常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政府通過其行政行為對某些特定企業給予的經濟利益。但無論從法律還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措施必然會給國際經濟競爭帶來不利的影響，從而產生貿易上的爭端。而如何解決國際競爭中誘導措施所帶來的弊端，成為誘導措施有效實施的關鍵所在。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要有效減少各國政府為貿易競爭而導致稅收誘導措施濫用所帶來的弊端，就需要在國家之間進行必要的協調，這種協調通常在相關國家的稅務主管部門之間舉行。目前國際稅收協調的方式主要包含：國與國之間的雙邊稅收協定、區域經濟一體化下的多邊稅收協定、國際稅收協定和WTO框架下的關貿協定（GATT1994）等。雙邊稅收協定的適用影響范圍有限，而多邊稅收協定的談簽則存在非常大的現實困難。在區域經濟一體化情況下，以歐盟為例，其采取的措施包括在《商業征收稅行為守則》（屬不具有約束力的諒解）的總括規定和《國家補助規則》（歐盟條約規定，具有約束力）的基本框架下進行稅收協調。而稅收協調的發展方向則是要形成全球性的國際稅收協調，處于國際稅收合作中心地位的OECD（以發達國家為主導），其制定的國際稅收規則，偏向其成員國的利益，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稅收合作的實踐中，處于被動地位。WTO框架下的國際稅收合作其作用有限，主要集中于關稅和某些特定領域（例如TRIMs協議）的協調，其并非專門的稅收合作組織，很難在更廣的范圍內討論和解決各成員國之間的各種稅收問題。除了開展稅收協調，談簽稅收協議等方式外，各國之間應加強稅收合作，交換各自的相關稅收情報，及時防止誘導措施的濫用，打擊國際避稅等行為，維護共同的稅收利益。

五、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不斷地深入和發展，國際競爭日益加劇，稅法中的誘導措施不可避免地成了各國貿易爭端的焦點，尤其自全球經濟危機以來，這一問題更顯突出。在以前合理的誘導措施，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也似乎變的不合理了。因此，誘導措施的發展方向必然要與國際合作聯系起來。各國應當通過必要的手段，以防止誘導措施的濫用，而造成誤傷經濟的情況出現。綜上，制定合理的稅法誘導措施，不僅有利于市場經濟的復蘇，同時也有利于市場經濟長期合理的發展，經濟發展的和諧公平，必然帶來社會發展的和諧正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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