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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1篇

站在全國全球范圍內――國內立足國情國際尋找優勢

人口數量與資源案賦間的突出矛盾迫使我們在破解三農問題時既要立足國內，又要著眼國際。人口多，人均資源少，尤其是人均耕地面積小，人地關系高度緊張，是我國最基本的國情。加入NT0后，我國要參與更加廣泛的國際競爭，我國農業是一個弱勢產業，入世后農業面臨的風險加大。因此必須認清基本國情，找到和發揮比較優勢，趨利避害，揚長去短，在比較優勢中尋找三農問題的出路。

我國最大的優勢是勞動力優勢和地域、氣候優勢。所以，在農業內部，一是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生產，如水果、蔬菜、花卉、畜產品、雜糧、土特產、中藥材等，要延長農業生產的產業鏈，擴大農產品的加工和轉化增值。二是要大力發展綠色有機食品的生產。我國在綠色有機食品方面具有明顯優勢，有許多生產綠色食品的優越條件，如氣候多樣，東西南北差距大，山地丘陵多，有機肥料多，勞動力價格低便宜等，這些恰恰是其他國家的弱項。

由于要素稟賦的限制，在農業、農村、農民內部尋找解放三農問題的空間將十分狹小，三農問題要跳出三農內部圈子，擴大到國內、國際范圍來考慮。在二、三產業的國際比較中，我國的制造業、建筑業、旅游業、餐飲業服務業、社區服務業等具有明顯優勢，而且發展潛力大，吸收勞動力多。所以要加快二、三產業優勢項目的發展，在國大分工體系中尋找破解三家問題的空間。

以市場化改革為導向――勞動力自由化、土地資本化

解決我國整個經濟問題的最終途徑是繼續實行市場化導向的改革，發展市場經濟，因此，破解三農問題也不例外。20年來我國農業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靠的就是市場化導向的改革，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取代計劃經濟體制的結果。

發展市場經濟的前提是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勞動力和土地是市場經濟的兩大重要因素，目前，這兩大因素在我國還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它們受到各種政策限制，不能自由流動，達不到優化配制的效果。

由于我國選擇的是城市偏向的工業化戰略，為實施這條戰略，最大限度地從農村抽取工業化原始積累，國家制定了一整套城鄉隔離制度，從社會制度上將整個社會明顯分為城鄉二元，不同元采取不同的發展政策。城鄉隔離制度的核心是戶籍制度，通過戶籍制度將居民分為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不同戶口代表不同的身份地位和不同的福利待遇，城市戶口的居民可享受一系列國家福利待遇，農村戶口的居民只能在貢獻農民剩余后自食其力。

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各項歧農政策將農民鎖得很死，農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難以公平參與社會競爭。戶籍制度在城鄉之間豎起一道屏障，農民不能在城鄉間自由流動。農民被束縛在原本就很狹小的生存空間內，這一方面導致了農村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農業資源造到大量破壞，另一方面是阻礙了農業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生產要素得不到優化配制，農民被“圈”著受窮。

如今，我國農民進城要辦許多證件，交各種費用，面且進城后還得不到與市民一樣的公平待遇，被排除在各種福利制度之外，農民進城成本太高。我國要發展市場經濟，就必須解除對農民的各種不合理政策限制，打開城門，允許農民自由進城，讓農民成為真正的自由勞動力。

土地是發展市場經濟的另一重大因素。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土地價值可能有5萬個億。土地是一項巨大的資源，但我國土地卻沒有進入流通領域，土地不能增值。我國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僅為1．5畝，戶均承包地面積為7畝，遠低于世界水平。現有的家庭承包制對土地的分割使經營規模難以擴大，一家一戶的小生產難以實現和大市場對接，愛惜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小，土地經營的規模效益難以發揮。

目前我國大多數地區農業依靠的仍然是簡單勞動與土地的結合，農業生產沒有改變傳統方式。爭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但卻解決不了農民富裕問題。我國要實現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農業經濟轉換，要發展農村市場經濟，就必須將土地、勞動等傳統生產要素與資金、技術、知識、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結合，進行優化配制。這必然要求土地資本化，即土地具有增值可能。要實現土地增值，就必須擴大生產規模。目前在符合條件的地方(如出現土地拋荒現象地區)可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作為資本加以轉證，將土地向農業經營者手中集中，實現初具規模經營，原有農戶可以以股東身份參與分紅或者有償轉讓。

從2001年起，為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的發展，增加農民收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歸結起來也都是以市場化改革為主線。首先是戶籍制開始松動，全國有2萬多個小城鎮推行戶籍制度改革，在小城鎮擁有固定住所和合法收入的外來人口均可辦理小城鎮戶口。其次是對有條件的地方允許采取租賃、入股等形式，加快土地流轉。另外對糧食、棉花流通體制也進行了改革，提出要打破壟斷、放開市場和價格、鼓勵公平競爭、規范市場秩序。種種情況說明，加快市場化改革已成為破解三農問題的基本方向。

發揮國家、政府的主導作用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解放農民、支持農民發揮農民主體功能

破解三農需要發揮國家(政府)和農民兩方面的作用，這兩者的作用哪一個都不能輕視。其中國家處于主導地位，其主要任務是解放農民和支持農民，為破解三農問題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我國三農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深刻的社會體制原因，突出表現在城鄉二元分治的政策上。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各項歧農政策將農民鎖得死死的，農民的行動自由受到限制，難以公平參與社會競爭。戶籍制度在城鄉之間豎起一道屏障，農民不能在城鄉間自由流動。農民被束縛在原本就很狹小的生存空間內，這一方面導致了農村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農業資源造到大量破壞，另一方面是阻礙了農業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生產要素得不到優化配制，農民被“圈”著受窮。發展市場經濟的一個必備條件就是要有自由勞動力，我國市場經濟已經發展了十幾年，但我國農民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現在套在農民身上的繩索還很多很多。用繩索束縛農民行動自由的主體是政府。所以目前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要徹底解放農民，給農民松綁，給農民自由。當前要做好各項涉農體制改革工作，如改革戶籍制度，取消對農民進城的各種限制，降低農民在城鎮就業的成本，尊重和保障農民的合法權益，取消對農民休耕的政策限制，開通城鄉產權交換渠道等。

實踐證明，國家每“解放一次農民”――給農民松一次綁，農民就給社會以巨大回報。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解決了中國人的溫飽問題；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成為國民經濟的半壁江山；農民創造的股份合作制，為國企改革提供了經驗；農民跨地區流動突破了二元社會結構，促進了城鄉要素的合理配置和交換，如此等等，說明了人的解放是生產力解放的前提，只有個人價值的充分實現，才能創造出有效的社會價值。

國家不僅要解放農民，而且還要支持農民。農業的弱質性和它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客觀上要求國家財政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以彌補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缺陷。目前國家要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義務教育、農民教育、農業科技等項目的投入，提高農業的自我發展能力。

另外，作為三農的主體農民需要充分發揮自身功能，要抓住機會、機遇，適時做出調整，積極配合國家三農改革。農民自身要做的工作是盡快轉變觀念，更新意識，提高自身素質。

利用各種途徑轉移農村過剩人口減少農業人口數量――農民非農化

三農問題的最主要問題是農業人口太多，農民就業困難，所以三農問題的最終出路是減少農業人口數量，轉移農村過剩人口，實現農民非農化。按照發展經濟學家約翰?劉易斯的看法，所謂發展就是把傳統部門即農村的無限供給的剩余勞動力通過發展現代部門不斷地予以轉移。解決就業問題的重要渠道是大力發展第三產業，這不僅是學界共識，也是為所實踐證明了的。目前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還很落后，統計數字顯示，我國第三產業的就業比重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就業比重高達60~80%，發達國家第三產業的種類有150個，而我國卻只有50左右。發達國家的社區服務就業份額為20--30％，而我國目前僅有4%左右。據推算，全國32個人口在百萬以上的特大城市和43個人口在50~100萬的大城市中，社區服務業可提供的就業機會至少應在1500萬個以上，再加上其他中、小城市提供的就業機會，就可以大大緩解我國巨大的就業壓力。因此，解決就業問題在第三產業還能找到巨大空間。

發展第三產業的前提是人口在空間上的相對集中，大力發展城市化。只有人口相對集中，其平均成本才能大大降低，高度分工才能成為可能，服務種類才能大大增加。我國城市化水平還很低，嚴重滯后于工業化水。目前我國工業化水平已超過50％，但城市化水平卻只有38％。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在49％，與同期國際社會比較，我國的城市化只能說是接近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我國13億人口中僅有30％左右生活在城市。據中國科學院《2001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中提供的數據，目前中國的城市化率與人均GNP相當的國家相比，低了10個百分點；與國內的工業化率相比，低了12個百分點；與國內非農就業比重相比，低了20個百分點。我國經濟要持續發展，三農問題要徹底解決，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引導、加快城市化進程，對于破解三農具有重要意義。

解決我國農民就為問題在大農業內部還能找到相當大的空間，據有關方面估計，農業的充分發展，農業生產結構的優化，可吸納近一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我國農業產業化經營程度不高，農業產業鏈短，附加值低。目前，發達國家對農產品的加工約占總量的80％，我國只占10-20％。發達國家食品工業產值相當于農業產值的2N3倍，我國還不到1／3。發達國家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的產值比例為2：1：7，我國正好相反，是7：l：2。可以看出，我國農產品加工轉化增值的空間很廣闊，余地很大，潛力很大。只要認真抓好農產品的加工與轉化增值，農業效益的增長大有希望。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2篇

1三農問題概述

三農并不是一個新詞匯，其基本問題已經由來已久，針對現階段的基本國情來說，三農問題不但沒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得到改善，反而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越發嚴重。雖然無論是政府還是相關的學術者都對其進行了進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眾多的解決方法。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些解決方法大多是治標不治本。并沒有使得三農問題從根本之上得以解決。而由此所形成的三農問題困境，也成了現階段我國社會發展與經濟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對于協調發展與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具有著鮮明的阻礙作用[1]。

1.1三農內容

所謂的三農問題主要包含了關于農業的3個方面內容。即經常所提到的農業問題、農村問題、農民問題。而這3個方面的問題，也是我國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現階段的三農問題，就不能做到協調發展，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也就會變成變成一個幻想[2]。

1.2三農問題的基本表現

糧食一直是我國人民賴以生存的保證，也是我國農業事業的中心任務。繼20世紀實行了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我國的糧食存量就在不斷增長。很多人認為，糧食問題在20世紀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但是在2014年，糧食價格的飛速爆長，使得物價進一步增長。而糧食不足的問題重新出現在了人們眼中。就農業增長問題來說，其主要的表現就是增長緩慢與增長結構不合理。所謂的農業問題其實也就是糧食安全問題與農業增長問題。農村問題則是經濟問題與政府宏觀調控問題。農民的問題主要就是收入問題[3]，一般情況下，農民的收入來源主要為2個方面：家庭經營收入；工資性收入。統計結果顯示，2013—2015年3a間，農村家庭的經營性收入由原本的70%下降到了67%，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4]。

2四川三農問題的具體表現

2.1典型性

四川是1個人口大省，省內人口近幾年一直停留于全國前3位。而其中的農業人口更是占據了70%以上。但其省內的可用耕地卻十分少，加之四川的農民經濟水平普遍偏低，很多的本地人口都選擇出門務工來增加收入。由此不難發現，四川地區的三農問題十分典型，可以說是我國三農整體問題的一個縮影。

2.2區域性

四川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加之當地人民勤勞樸實的性格，使得四川成為我國的農業大省，無論是農作物的產量還是其它糧食的產量上，一直居于我國前列，經濟總量也是西部地區的第1名[5]。

2.3不平衡性

四川是一個多地貌大省，省內的農業產區包含了平原、丘陵、盆地、高原、攀西山5個地方，而這也導致了四川省的各類經濟發展不均衡。并且四川省內的不同區域農民收入差異也較大。成都的居民收入往往高于其它地區。

3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在筆者看來，四川如果想要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其基本意義不僅僅在于三農問題之內，更在于三農問題之外，不僅僅在區域之間，更在于區域之外。

3.1以工業促進農業

3.1.1從小農經濟到市場化經濟

世界上的發達國家提供了一個發展的寶貴意見。在任何國家的工業發展初期階段，都需要農業的支持，這是一個發展的普遍規律。但應該明確的是，其經濟主體仍然應該是農業。工業的迅速發展并不一定就會對農業的發展進行補償。實際上，就四川現階段的發展情況來說，其所具有的小農經濟市場，在現階段工業化的市場當中都是十分吃虧的。所以只有實現了農業體制市場化，才可能按照市場的基本方式，促進生產效益向農村進行流動。這才是從制度之上實現“以工業促進農業”。

3.1.2農工商協調發展

從傳統的發展角度來講“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這一傳統的發展理念從根本上說明了農工商三者之間的相互依賴性與并存性。而只有做到農工商協調發展，才可以真正地發揮他們之間的優勢。就四川本土而言，其發展過程當中更加的重視工業，雖然并不能說其不重視農業，但是對于農業的發展力度也是十分的有限。而四川發展最為明顯的1個問題就是忽視商業發展。并且四川內部也缺少工農協調的服務業發展。例如城鄉的金融投資渠道與服務，城鄉的土地公開市場等。而這些都是農業市場化所必需的內容，也只有商業活了，農工之間的渠道才會更加的通暢。

3.2以城市帶動鄉村與城鄉一體化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農民的數量要比城市人口的數量大得多，想要在短時間內對農村實現萬象更新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過相應的手段實現農村發展的快速進步并不是天方夜譚。因此可以采用以城市帶動鄉村的發展策略，改變農村的發展現狀。但也不能將這種方式的發展流于形式，“見物不見人”。而是應該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理念，從農民的根本意義上考慮問題。

經濟的基礎決定了上層的建筑，所以農村的土地制度決定了農村的社會制度。要想改變農村發展的基本現狀，就要立足于農村問題，改變農村的經濟制度。而農村的經濟制度說道底就是土地制度。國家根據現階段的農業情況，已經提出了新策略，所以要在新制度與國家的宏觀調控之下，建設新型的農村社會。

4結束語

三農問題關系著我國的未來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與社會建設的主要問題之一。通過本文的論述可知，三農問題是現階段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但是在三農問題的制度創新之上，其實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理論，規劃者所要具有的就是站在一個客觀角度對現有問題進行解決，而不是站在原有立場之上持有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并且還要有對于矛盾沖突的必要洞察力。雖然我國現階段的三農問題仍然嚴重，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應該堅實地走好每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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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錢德元.區域發展中的二元經濟結構優化理論研究[D].東北師范大學，2013.

[3]馮獻.長江流域“三化”協調發展水平綜合評價與空間差異研究[D].中國農業科學院，2014.

[4]楊世勇.川渝經濟發展形勢分析與發展目標和發展路徑探討[D].西南財經大學，2013.

[5]崔欣.中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研究[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3篇

【關鍵詞】 “三農”問題 現狀 對策

1 我國“三農”中存在的問題

農村的分散經營模式造成農業效益低，農民收入不高。在廣大的農村地區，特別是山區基本上沿用傳統的經濟勞作方式，生產工具比較落后，機械化程度低，與現代化和機械化的農業發展趨勢不相適應，小型分散的農業經營模式制約著農業產業化發展。分散經營和小規模經營成本比較高，而且缺乏統一的指導，很難與市場對接。農民對經常變動的市場很難準確地把握，農業市場信息滯后，農民很難改變土地經營高成本的現實，很難對農業種植結構進行科學合理的調整。最終導致農業增產不增收、農業效益低下的局面。

農業人口過多、文化素質過低。人多地少是“三農”問題的產生的根源。我國13億人口中，75%左右的是農村人口，農村的土地資源有限，成為限制農村發展的頸瓶。農村現有的土地資源不能夠解決更多農民的就業問題，不管政府如何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和采取一些發展農業的措施都很難提高農民的收入。我國大約8億多的農民中，多數人的文化水平僅僅是初中程度，甚至更低，文化程度導致農民的勞動技能比較低，農村的產業結構很難改變。

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制約了農民的自由流動。農村有限的土地無法吸收更多的勞動力，是大量剩余的勞動力流向城鎮，尋找新的就業機會。但是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限制了勞動力自由的流動。雖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農民流動的自由度加大，但是城鄉分割制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主要在教育、衛生和社會保險等方面上城鄉之間存在著兩種制度。城鄉二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合理的流動，是大量的剩余勞動力永遠擺脫不了農村。

現有的土地制度不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要求。國家為了穩定農村土地的合理利用，起初實行土地承包30年不變的政策。雖然土地更變期的延長有利于農民在土地上的精耕細作，但是部分農民由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了農民土地短缺與土地剩余的問題，土地制度已經影響到三農問題和城鄉的發展。在城市化進程中，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擴大城區，大量征用農業用地。我國的土地市場制度不健全，土地產權不清楚，土地不能自由轉讓，政府成為土地流轉的控制者，根據用地的需要，強征農業用地，農村土地資源大量的流失，農民失去了生存的依靠，致使農村和農民的經濟發展更加艱難。

目前農村的管理體制不合理，使得農民不合理負擔進一步加重。中央政府曾經三令五申要求地方政府減輕農民負擔，減少農民稅費問題，自從實施農村稅費制度改革以來，農民的負擔有所減輕。當時從根本上沒有解決問題，主要是我國的基層政權部門林立、機構臃腫，辦事效率低下，權責不清，政府管理成本太高，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保證經費，通過巧設各種行政費用增加財政收入，這勢必加重了農民的負擔。根據調查數據表明，農民承擔不合理的收費占收入的5%-7%，是農民的負擔進一步加重。

2 解決“三農”問題的途徑及措施

從上面的分析能看出，當今“三農”問題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是政策依賴性強， “三農”自身缺少自我發展的內部動力和調節機制，而政策卻大都具有短期效應，難以保證長期目標的實現；二是政策的著力點大都放在了緩解“三農”問題的外部矛盾上，城鎮化和勞動力轉移政策將是我們長期依賴的主要政策，但還缺少完整的套路，相關政策目標并沒有得到充分的制度化保證；三是缺少立足于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長期的、而又可自我調整和實現的政策藍圖。

2.1 要持久深入地分析“三農”內部的根本性矛盾，力求找出“三農”內部的政策發力點

無論我們轉移多少農業剩余勞動力，給予農業部門多少補貼，都不能代替農村自身的發展，都無法因此而自動實現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農村內部仍將滯留以億計的農業人口，在我國人口達到高峰16億時，即使農業人口比例降到50%以下，屆時仍將有7～8億農業人口。很顯然，農村社會不能坐等現代化，必須有更多的符合各地區實際的農村各產業政策的推動和革新，才能從根本上實現農村社會的現代化。

當前的現狀是，農業處于高度分散的經營狀態，產出效率已達到一種峰值狀態，很難再出現任何大的突破；不發達地區的鄉村型第二、第三產業如果沒有結構性調整和體制突破，同樣也面臨發展乏力的困境；這些都與農村現代化所要求的產業化經營之間有著巨大的差距。而幾乎任何改變土地分散經營現狀的政策構思都會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土地產權制度如何調整才能有效，同時又能滿足依賴土地生存的龐大農業人口休養生息的需要？鄉村經濟制度的變革與人的生存保障不是兩個問題，而是同一問題的正反兩面。

農村經濟具有先天的分散性，與城市經濟的發展條件、發展機制大不相同，無論何種制度都不能使之實現與城市經濟一樣的發展速度和效率。基礎薄弱，積累緩慢，投入動機不足將長期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如果我們還像發展城市一樣來發展農村，把市場看成是萬能之手，把經濟發展放到至高的位置，那么經濟規律自身的不同步性將給農村社會帶來更多的傷害，將長期占據總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業人口也必將長期承受經濟不平等發展的后果。

（1）解除一切可以解除的農業和農民的經濟負擔，讓農村收益完全投入于農村，讓農民收益完全自用。減少甚至完全取消農戶對地方財政的供養，地方財政不足可通過國家財政轉移、非農部門稅收和地方政府精簡三個方面來解決。讓農戶具有從毛收入開始的自主支配權，在政策的引導下，最大程度地激發其投資生產經營的動機。

（2）長期堅持以資源投入（如資金、科技）為主的政策性支持，投入力度應依據實際發展的需要進行調整，不能被簡單的增長比例所限制。應在鄉村義務教育、職業教育、再發展教育方面進行大的投入，建立起人力資本培育體系，實現基礎教育的平等；應在鄉村衛生和醫療保障上進行更大的投入，建立起保障農村人口的生存尊嚴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應在鄉村基礎建設上投入更多的資源，保障公共設施的進步；應加強小城鎮規劃和研究，使有限的投入實現最大的收益；應加強農業科技和農村生產生活質量方面的研究，給“三農”注入科學技術的生產力。

（3）鄉村政治制度應該有更大的突破，使之與可能的經濟制度的變革相適應。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一旦形成就有自動反饋和調整的能力，而政治制度卻容易形成官僚化機制，并具有自我固化的特質。為擴大鄉村民主和自治能力，我國已普遍實行了村級直選，希望能夠提高人民的民主參與水平和發展的積極性，但這還遠遠不夠。且不說村級直選的實效如何，在農村現代化的遠景目標下，這一制度對提高鄉村經濟的集約化、一體化并不能起到實質性作用，對緩解鄉村制度矛盾、釋放生產力的作用只是杯水車薪，可以說僅具有象征意義。應考慮實現鄉級直選甚至縣級直選，給農民以調動經濟資源的主動權和實質性的話語權，反向策動基層政權更好地為地方服務，為農戶發展服務，而不是為上級服務，為經濟指標服務。

農村社會首要的問題是發展，而發展與公平密切相關。公平意味著發展機會的均等，并有權避免貧困，發展應該取決于個體的努力、偏好和能動性，而不是其家庭背景、社會地位、民族或性別。公平意味著市場中和市場外的各種制度不會因個人貧富的差異而有所不同，意味著每個人都有獲得均等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權利。可以說，在農村不能只就發展談發展，還應該看發展的條件和環境是否具備。經濟自主、政治語權、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務是農村社會發展的最基本的前提。

2.2 加強政策的科學規劃能力，推進政策效力的評價體系，建立起嚴密而有效的政策推動機制

從歷史軌跡上看，我們針對三農問題的對策往往是綱領性的，雖有提綱契領的目標，但又屢屢存在綱舉而目不能全張的難題，具體到政策實施層面往往有鞭長莫及之憾。以小城鎮建設為例，在宏觀性政策指導之下，千軍萬馬各自為戰，由于忽視了資源、環境、社會與人的發展之間的協調，從而出現諸多不合理的現象：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城鎮發展相脫節，小城鎮規劃成為領導體現政績的工具，不切實際地盲目擴大城鎮規模，用地布局不合理，不講科學地追求高標準，產業發展不佳、就業不暢，等等，這些正是政策規劃的制定、執行、評估、監控過程脫節的表現。政策缺少自我預期和控制，主動糾偏能力不強，從而出現能量巨大的鐘擺效應，當負面能量積聚過多時，才會重新向中心目標回歸。

就小城鎮建設來說，這是國家為解決農村現代化而做出的一項重要政策規劃，也是一項復雜的經濟、社會系統工程。小城鎮建設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協調聯動和統籌兼顧。就這一政策來說，我們應該爭取把這一緩解“三農”壓力的重點政策做深做透，充分發揮其政策效力，同時還應確保政策的嚴肅性，做好政策的實施和評估工作，減少政策扭曲現象。比如在以下幾個方面完善小城鎮發展政策：一是如何實現科學規劃，如何在實踐中依托資源稟賦條件，結合小城鎮的功能定位進行統籌規劃，形成既與中心城市銜接配套，又與周邊村鎮相呼應的綜合效益高、整體功能強的城鎮網絡；二是如何確立并發展主導產業，發展市場潛力大、輻射功能強的小城鎮來帶動相關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社會保障，提高小城鎮對人口聚集的吸引力；三是如何盡早破除城鄉壁壘，把城鎮與鄉村真正緊密地聯系起來，統籌兼顧、協調發展，促進城鄉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實現城鄉社會、經濟資源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上的優化配置；四是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入機制。小城鎮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來進行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建設，在政府投入不足的情況下，如何運用市場機制，廣辟資金渠道，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資體制；五是如何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免除農業人口轉移的后顧之憂；等等。

所以，加強對已實施和將實施政策的科學規劃，推進政策效力的評價體系，建立起嚴密而有效的政策推動機制是極為重要的，在資源投入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提高政策的運用水平是提高經濟和社會運行效率的重要保證。

2.3 從宏觀的視角尋求建立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的總體政策藍圖

從長期和最終的目標來看，針對“三農”問題，必須有整體化的解決路線，因為“三農”必將在某個時候走到一個可以稱之為終點的地方，在那個地方，“三農”問題基本上可以等同于其他社會問題而不再會是威脅社會安全與發展的障礙。如果那就是最終的改革目標，那么，我們應該盡早地在目標與現狀之間建立起一套完整而可能實現的路線圖，在這一路線圖中，要從和諧社會的本質要求上針對“三農”問題和“三農”社會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文化制度等各方面進行全面的剖析，去發現和實現解決“三農”問題的應對之道，逐步建立起以根本解決“三農”問題為目標的政策藍圖。雖然這一過程異常艱難，但必須有個開始，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徹底解決“三農”、“四農”甚至“五農”問題。

在前期可以借鑒國家“十一五”規劃的經驗，保證“三農”政策的科學性、完善性和持續發展的能力。“三農”政策藍圖應分解為多級、多類別的政策規劃，在級別上應由國家規劃、省級規劃、市縣級規劃組成，全部三級規劃均列入“三農”政策藍圖的總體規劃。上級規劃要能指導、容納下一級規劃，充分發揮上一級規劃的導向、制約、調控功能，在給予下一級規劃自的同時，要有足夠的控制能力把下一級規劃納入到上級規劃可控制的目標范圍之內。在對象和功能上，應由總體規劃、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組成，全部分類規劃均列入“三農”政策藍圖的總體規劃。各專項規劃要服從于總體規劃，各專項規劃之間要有協調和制約機制，不能有功能重疊或沖突，區域規劃也同樣如此。由此構成二維的政策規劃體系，同時，通過政策規劃的研究和推進機制，以及評估和監控機制，建立起三維的“三農”政策藍圖的實施體系。

參考文獻：

[1]白春鶴，臧建玲.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J].中外企業家，2013（4）：34-35.

[2]馬慶鳳.淺談關于我國三農問題的隱憂[J].經濟研究導刊，2013（9）：56-57.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4篇

曹錦清：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解決它的問題是關系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是應該由社會的各個階層進行相對合理的公平的分配。在這個問題上，靠市場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場天生就是不平衡和不平等的。

20年的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快速工業化的發展訴求，已經使得市場的不平衡充分體現出來，這是三農問題的根子。

解決辦法之一 提高農民的市場談判能力。我認為三農問題，事實上是農民與國家、農民與市場的雙重關系問題。分散而弱小的農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副產品與工業交換表面是等價交換，實質上價格與其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還不如說是由提品的兩大集團的市場談判能力決定的。

透過市場上的平等交換的表面現象來看，決定交換價格的更深刻原因是生產者的談判能力，分散的二三億農戶，只有組織起來，增加自己的市場談判能力才是提高農副產品的價格比的先決條件。沒有這種組織，就無法抵御不斷增長的負擔，無法實現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

解決辦法之二 建議取消全部的農民負擔。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弱勢的甚至無贏利的產業。當我們的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貢獻了50年的積蓄，當工商業已經占了GDP的85%的時候，占GDP15%的農業要養活占總勞動人口50%的人已經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們額外征收稅費了，更不必說各種罰款。這是穩定三農的根本性決策，是穩定承包制小農經濟的根本。

解決辦法之三 建議撤銷過多的條條框框。目前的農業地區，要那么多的部門干什么？我們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改善，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廉潔和法治的行政管理體制，就我們民族而言，這個問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在農村走走訪的時候，常常能感覺到農民對現實生活的不滿足，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老人說，他們的生活比解放前要好得多，是什么原因導致這種情緒？

男，1951年5月出生于北京。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中國人民大學二級教授、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六屆學科評議組農林經濟管理組成員。

溫鐵軍：中國三農面臨的兩大矛盾，第一是國情矛盾，就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中國農戶平均土地規模只有半公頃左右，勞動力轉移又相對比較困難，這是制約生產力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說政策的問題，主要是缺乏符合國情的、專門的針對小農經濟的政策。很多理論界的朋友以為只要照搬在國外行之有效的政策，似乎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但事實是，西方的工業化伴隨著殖民擴張，歐洲轉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國轉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我們能這樣做嗎？大家都知道不可能，所以中國要搞鄉村建設，要走自己的路。

賀雪峰

男，1968年生，湖北荊門人，長期從事農村調查。自1996年以來，先后在全國二十余省市做農村調查，調查內容涉及村民自治、鄉鎮財政、稅費改革、土地制度、鄉村水利、農民福利、鄉村社會性質、鄉鎮選舉、農村弱勢群體、新農村建設等，2002年至今一直主持湖北六村鄉村建設實驗。

賀雪峰：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方面，今天的農民也許是中國歷史上生活最好的農民。在農村調查老人，一些老人說，過去地主家的生活也就今天這樣子吧，甚至還達不到，地主有時還兩干一稀呢。

但物質的提高，與幸福感的提高，是兩回事。例如地主的心理滿足感，是來自對周邊農戶地位的比較。以此反觀現在的農民，他們的絕對生活水平，并不一定比建國前地主的生活水平差。甚至不比陶淵明差，但他們被越來越具有侵略性的商業氣氛所刺激起來的物質欲望所控制，有了強大的需求，但并沒有實現這些需求的物質條件。他們被五彩世界的可能性與對現實世界的無力感所折磨，這種折磨尤其因為農村社會的迅速分化與外在的想像世界的真實化，而使農民處于痛苦不堪的境地，他們 的消費欲望被刺激起來，但不能實現。

對三農問題的解決，我認為首先應該強村弱鄉，將來很長一個時期，必須重視村莊建設，限制小城鎮建設，通過以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為主的外來資源的輸入，為農民的生產生活提供必要的秩序和福利。村莊是生活性的，村莊建設與不能從農業和農村中轉移出去的農民的福利關系極大，只有當農民可以在經過建設后宜于居住生活的村莊中生活下去，中國的現代化才不會因為數量龐大的農民的不滿，而功敗垂成。

1957年6月出生。陜西子長人，研究員，從事農業經濟學研究，主要專長是農村制度變遷問題研究，并有多篇這方面的論文和著述。黨國英：從表面現象看，三農的問題最直接表現在農民窮、收低、人地矛盾突出，所以人地的比例要調整，大量的農業人口要城市化。這是談論三農問題的首先要明白的背景。另外市場經濟是優勝劣汰的經濟，本質是競爭，而農民在信息、組織、知識等各個方面都處于劣勢。這種時候，社會應該建立一些矯正機制，建立規則，借助國家力量，以利益損害進行限制。如果認為利益損害難以避免，那么就應該使其幅度盡量小、痛苦盡量減輕。

在目前原體制中，也設置了一些限制性因素，例如發方發生，農民負擔惡性事件，對地主官實行一票否決，如果地大量撂荒，地方官也是有很大壓力的。我們需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操作規則。

男，1962年9月生于湖南衡陽，中國著名社會學家、三農問題專家，已發表和出版過《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等大量著述。2010年12月，被30多萬網民公推為與郎咸平、戴旭、郭亦平、張宏良等人并列的“中國互聯網九大風云人物”之一。

于建嶸：三農問題的背后，是農民與政府利益關系問題。可以回顧一下，1990年代講農民問題總是社會問題、治安問題；到中期，上升為政治問題；而到現在，中央的措詞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中央以這一問題的認識現在已經日益清醒。

在九十年代初，農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當時開始建立鄉鎮財政體制，鄉鎮成了獨立的利益體存在，基層政府和農民的利益關系開始發生變化。在此之前，鄉鎮政府的財政開支，由縣財政撥付，這時候，就必須從農民那里獲取，兩者成為利益的直接博弈者。一方面農民因政策帶來的邊際收益逐步減少，越來越不愿交更多的錢，另一方面，基層政府因為錢難收，就增加更多的人手，人手更多，要供養的錢也就越多，這就形成惡性循環惡性循環。所以說三農問題的直接表現是在經濟上，例如農民負擔越來越重，但背后是管理體制問題。

解決的辦法是要從調整利益關系著手，更重要的是調整權力結構。事實上政府不可能短期時間把農村變為城市，政府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責任，那么最好的政策就是讓農民休養生息，不要打擾它，不要剝奪它，尤其在中西部地區。事實上要實現休養生息，古時就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只有官權退才能民權進，在現代意義上的基層自治，對上面是復雜的問題，以下面來講，其實可能很簡單、很好解決。農業問題是土地效益問題，農村問題是農民就業問題，是核心問題。農民問題是權益問題、收入問題。這三個問題的解決是個很漫長的過程。

在九十年代中期日益凸顯。我感覺糧食生產的增加、種糧效益的下降、農民負擔的增加，是個雙重擠壓的過程。目前學界不少人認為要取消農民的各種農業稅費，但也有人認為，納稅是每個公民的義務，不能完全取消。

李昌平

男，漢族，1963年4月生于湖北省監利縣。中國民間著名的“三農”問題研究者。

李昌平：的體制是為了吸取農業剩余，把農村的資源轉到城市，轉到工業去，老百姓沒有積極性。消極怠工，沒有剩余，拿什么給城市？所以公社失去了作用。

改革之后，農民創造的出路是分田單干，后，家庭成為經營單位，勞動積極性提高了，一畝增加了200多斤產量。但通過稅費方式，又把農民和村級集體剩余給了國家，村一級組織已經不是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了。沒有經濟基礎的村級組織，事實上也沒有自治的基礎條件。我們看，時期，我們是把家庭管得死死的，大家沒有積極性；市場經濟條件下，城鄉二元結構，把村一級組織的資源管得死死的。

20多年來，只是前進了一步：過去是把農民、組織、基層政府捆死，現在是解放了農民，但捆死了組織、基層政府。我們現在改革的重點的難點，應該是去激活組織。過去是激活家庭，現在靠激活組織釋放能量。國家不應該再收稅了，要把農民的積累留給基層組織，留給村委會，建立村民自治的財政基礎。

三農問題根本上是權利問題。在時期，農民沒有任何自，責任制后給了自主經營的權利，所以，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得到了釋放，給農民權利的過程就是解放農民、解放農村生產力的過程。把農民解放出來以后，糧食增加產量，1985年允許辦鄉鎮企業，使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所以農民得到了在農業以外的收益。

80年代后期允許農民進城，每年有幾千億的收入返回農村，這是另一次解放。我們這么的看，實際上農村的問題，只要你給他們權利，他們就會發展。

農村孩子安全之憂折射發展之痛

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兒童溺亡及墜亡的事件不斷曝光，其中很多是農村留守兒童及外出務工人員的子女。這些悲劇在將農村兒童安全問題推向公眾視野的同時，也暴露了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

本刊特選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院長葉敬忠教授，就探尋解決思路，進而為那些受城鎮化影響的農村孩子創造一個相對安全的成長環境等觀點刊發以饗讀者。

文/張鳳云

問：全球兒童安全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每年有近5萬名兒童因意外傷害而失去生命。其中墜亡和溺亡占了很大比例。那么以您的研究來看，這些年有好轉的趨勢么？

葉敬忠：這幾年，大家都在討論這個事情。其實我覺得這幾年沒有什么好轉，這個問題一直有，而且越來越嚴重。

問：我們搜集了最近報道出來的一些案例后發現，很多墜亡或者溺亡的事故都發生在農村孩子身上，有留守在農村老家的，有跟著外出打工的父母來到城市的。您覺得這說明什么問題？

葉敬忠：從表面上看，是農村的父母或者爺爺奶奶粗心大意，監護不到位造成的。但是從深層次看并不這么簡單。

首先，這跟人們的價值定位有關。這么多年來，我們發展的一個主要方向就是追求物質財富的積累。現今，在國家層面，盲目追求GDP已經飽受詬病，但是這種追求卻越來越內化到了家庭層面和個人層面，目前國人對于財富的追求和膜拜到了一種無以復加的地步。你看現在的農村，過年前大家都陸續回家，過完年又急急忙忙出去。于是我們就會看到：父母外出打工了，孩子留在老家；或者父母出去干活了，帶到城里來的孩子獨自留在住處。

另一方面，每個家庭以及農村社會對于物質以及經濟的追求，也使得留在農村的人們在從事生產的時候，都想最高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我去過很多農村，發現很多地方的魚塘，都是用挖土機挖的，而且為了生產效益，盡可能將每一寸水面都挖掘成魚塘，四周堤壩的坡面很陡，幾乎是垂直的；而堤壩寬度很窄。但是，這些堤壩有時又是農村兒童上下學的道路，風險是可想而知的。我們不能說農村的家庭不重視孩子，但是跟追求物質相比，顯然是把物質放在了第一位。當然了，這些農村家庭的價值觀是受整個社會的心態以及價值觀影響的。

第二個深層次的原因是以城市偏向為導向的發展模式。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農村資源在不斷往城市流動：土地、勞動力，包括社會照料這樣的東西都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去了。雖然這些年強調城市反哺農村，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很大的進展，但真正跟農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小型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很多欠賬。這些都導致了農村留守兒童生活和安全環境改善的乏力。

第三，我們現在談社會轉型，一定程度上表現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以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或者說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原來是城市的還是城市，它要轉變的其實就是農業、農村和農民，所以陣痛一定是表現在這三個方面，也就是我們說的“三農”。但是我們不能說因為轉型會有陣痛，所以我們就坐視其存在。

追求物質、追求經濟，加上城市偏向，以及社會轉型，所以很多事情一定是發生在農村或者農民身上。因此我們看到很多溺亡或者墜亡的事故高發在農民家庭，不管這些兒童是在農村留守還是待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問：當前我們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高速發展時期，這些問題的出現是否與之密切相關？這對我們有何警示？

葉敬忠：為什么這么多人外出務工，它就是城鎮化、工業化建設的需要。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是城鎮化的背景導致的。這種人口流動直接導致了農村社會人口的照料赤字，比如本該得到照料的農村孩子沒有得到父母的照料，而他們的父母則到城市去照料別人了，這在目前農村社會非常嚴重。發生這些事故就是這種照料赤字的一種體現。

很多農村的父母是在工業化城鎮化的洪流中被挾裹著前行的。這些農村家庭出現的問題，必然與城鎮化緊密相連。那么我們就必須要問，我們的社會準備好了嗎？看看這些農村的孩子就知道答案了：留在農村的，由老人帶著；帶到城里來的，父母工作的時候又沒人管。

事實上我們應該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城鎮化，我們的城鎮化到底要搞到多大程度才適合我們中國的社會，以及我們的城鎮化還有哪些重要的事情沒有做。我們也應該思考，是不是所有到城市打工的人都想要城鎮化，以及應該如何還原一種真正的，大家能夠安居樂業的鄉村生活。

問：我們能采取一些什么措施來減少此類事故的發生？

葉敬忠：像這樣大的社會問題，不管是留在村莊的還是在城市的這些孩子，任何工具性的做法都是值得鼓勵的，比如在池塘邊搞個警示性的標志，放一個竹竿，對孩子進行教育等等，都是好的。但是工具性的措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決問題。根本的是要改變這種以追求經濟為導向的社會價值觀，以及城市偏向的發展模式。

問：深層次的問題或許不是一日兩日就能夠解決的，農村家庭的打工沖動也不是一時半會兒就能改變的。那么在此之前，我們還能做些什么，來降低農村孩子發生此類意外的概率？

嘉賓：家庭履行好監護責任是必須的。在農村父母外出務工這個大的背景下，有孩子的人們首先應該做好家庭安排。這個家庭安排特別重要的就是對孩子安全的安排，一定要考慮好是不是有充分的人手代替自己對孩子的照料。到農村你可以看到一些極端的案例，一對老人管了三個五個孩子，很難周到照料。孩子出去了，老人又要顧家里的各種事情，他還要管種地。農村父母在衡量家庭的幸福、包括孩子的健康成長，與家庭面對的物質壓力的時候，都應該想一想：物質的東西以后可以有，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因此有些事情疏忽不得。

從社會承擔的責任方面，我們的村莊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特別是假期中，以及平時在孩子放學的時候是不是可以組織一些巡邏隊？把村里一些熱心人組織起來，有時候可能根本不需什么費用。村里的水塘就那幾個，容易發生事故的地方也就那幾個。村莊并不缺少熱心人，是不是可以把一些退休教師組織起來，在假期里給村里的小朋友輔導功課？我們的很多村莊都有大喇叭，是不是可以在上面喊一喊，或者給那些外出務工的父母發條短信，提醒他最近哪個地方發生了兒童安全方面的事件？我想這些農村的父母肯定會非常重視，并對自己孩子的安全問題注意很多。但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很多村莊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極其有限，或者說非常欠缺。

還有我們的城市，也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那些從農村來打工的父母，如果在他們工作的時候有個地方可以托管孩子，可能就不會出現墜亡的事情。我們的城市社區真是應該張開雙臂，擁抱一下這些來自農村的兒童，因為他們的父母天天在為你家打掃衛生，為你們蓋樓，為你們修路。真正要做這些事情并不那么難。那些熱心的大爺大媽，帶著紅袖章，他們對公益性的事情還是很積極的。

關鍵是組織。這就是政府部門應該做的事情，為社會發揮作用提供一點條件和幫助。

三農問題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小農經濟；三農問題；小農制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9-0-02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民人數己達8億，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隨著改革的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日益突出。三農問題不僅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瓶頸，也是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因此，正視并解決三農問題，不僅關系到中國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關系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它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實現以及國民經濟的平穩發展也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正在進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小農經濟問題再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而從已有的關于小農經濟的研究和論述看，如何定義小農經濟？小農經濟對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是否需要對小農經濟進行改造？如何改造？這些疑問在學者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本文主要通過對這些爭論進行整理綜合，以期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奠定理論基礎。

一、關于小農經濟定義的爭論

要研究小農經濟問題，就要清楚小農經濟的定義。而在對“小農經濟”含義的認識上，目前學術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學者所說的“小農”只是指自耕農，而不包括依附農和佃農（劉昶，1981）；有的學者則把經營地主也包括到“小農（經濟）”中去（黃宗智，1986）；還有的學者把中國歷史上的“小農經濟”類同于現代的“家庭農場”，并對“小農經濟”這個概念的科學性提出質疑（趙岡，1994）。

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得到的小農經濟的定義也不盡相同，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馬克思從批判的角度對小農經濟進行研究。他認為小農經濟是歷史上小生產的一種，即農業領域中的小生產。馬克思指出：“這種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累，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只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可見，馬克思強調了小農經濟在所有制基礎、組織形式、社會分工以及生產規模等方面的特點。這些特點為學者分析小農經濟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框架。

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也對小農經濟一詞進行解釋。該書指出：“小農是居住在鄉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經濟學里，‘小農’一詞有時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用來指小農民（佃戶或小自耕農），而不是農業勞動者或很大的地主。小農經濟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經濟里，主要由佃戶和小自耕農來耕種”。

以前蘇聯學者恰亞諾夫為代表的勞動—消費均衡學派認為，小農家庭以滿足消費需要為首要生產目的，勞動供給與消費滿足之間的均衡是決定其生產投入和運行機制的重要因素。恰亞諾夫認為，在生產力沒有發生重大變革的條件下，農民家庭農場長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奧多·舒爾茨等經濟學家則從經濟人假設出發，提出了一種在競爭的市場環境中追逐利潤的農民經濟模式。他們認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傳統農業如同在特定資源和技術下的“資本主義企業”，追求最大利潤，對價格反應靈敏，其生產要素的配置行為也符合帕累托最優原則，小農經濟是“貧窮而有效率”的。舒爾茨在《改造傳統農業》一書中指出，為小農提供現代生產要素是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關鍵，而農民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則完全可以保留下來。

我國學者對小農經濟也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為代表的部分學者認為：“小農經濟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二重性經濟。其本質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個體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他生產資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權。”

朱筱新認為：“小農經濟，是以家庭或家族為組成單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經營中，通過男耕女織的生產方式，形成的一種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和特定的生產與生活格局。小農經濟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也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它的產生，有深刻的歷史和社會根源，更對中國的社會發展，乃至人們的觀念意識及文化傳統，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李伏明認為：“所謂小農，是一個與‘大農’相對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產規模小—一般是以家庭為單位組織農業生產，與一個人或組織是否擁有土地及擁有土地的數量無關…這就是說，無論是地主、自耕農還是佃農，只要其生產規模小，以小家庭為單位組織生產，即是小農經濟。”

通過對小農經濟概念的綜述，可以發現：馬克思最早提出小農經濟的概念，其關注點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問題的探討，他較為準確的概括出那個歷史時期小農經濟的特征；恰亞諾夫的理論產生于當時蘇聯特定的社會環境。他迷戀農莊傳統，提出了勞動—消費均衡模式；舒爾茨的理論則建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他在經濟人假設的基礎上對小農經濟問題進行闡釋。恰亞諾夫與舒爾茨的觀點雖不相同，但他們從生產動機的視角來分析小農經濟的研究思路對后來學者的研究有所啟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學者都強調小農經濟的內部結構，反映了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農戶家庭經營的二重性特點。李根蟠的概念對小農經濟的制度基礎也有所涉及。

綜合上邊的分析，由于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國情或體制環境、不同的分析視角，對小農經濟的定義存在爭論是必然的，因此應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動態的、比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適的小農經濟的定義。

二、關于小農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