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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tǒng)合同與電子合同區(qū)別范文第1篇

一、 B2C模式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分歧

跨境電子商務是指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通過網上平臺達成交易，進行支付結算并通過跨境物流送達商品，完成交易的商務活動[1]。隨著跨境電子商務的蓬勃興盛發(fā)展，消費者經由電子商務平臺購買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商品的行為也司空見慣，涌現出的相關商品糾紛也延伸至跨境電子商務商品交易的合同類型。經由目前中國既存的相應司法判例分析，就跨境電子商務商品交易契約論博弈的觀點分為買賣契約論，非買賣契約論和委托契約論三種。

買賣契約論，代表消費者的觀點，認為經由網上平臺購買商品屬于典型的買賣行為，簽訂的合同自然構成買賣合同。一般而言，消費者作為原告就產品質量問題起訴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或者其他相關主體時，均提及是在被告處購買的商品，現存在質量問題，要求退貨退款或者追索懲罰性賠償。消費者認為，經由跨境電商平臺是購買被告的商品，與在實體店購買或者是否跨境無關，均是支付貨款轉移商品所有權的行為，理所應當的是買賣合同，出現產品瑕疵或者其他質量問題，被告自然應當承擔責任。此種觀點得到極少數法院判決的認可，譬如在2016年張振張某某興與廣西一心母嬰用品有限公司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案，原告分兩批次在被告處購買進口嬰兒奶粉，但是所購買的上述產品皆無中文標識，原告認為被告的商品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的規(guī)定，要求退貨和支付賠償金，但是被告辯稱被告與原告的交易方式系跨界電子商務，不構成買賣合同。法院經審理認定，原告主張自己與被告存在買賣合同關系，提供了收款憑證，原告與被告間存在買賣合同關系初步成立，被告主張其與原告間并無直接的買賣合同關系，主張其僅為原告提供了跨境電子商務代購服務，但被告沒有提供其為原告提供跨境電子商務代購服務的證據，因此，被告的主張不成立，法院最終確認原告與被告間存在買賣合同關系。買賣契約論雖得到消費者的廣泛認可與支持，但并沒有得到多數司法判決的認可，目前而言仍屬于少數意見。

非買賣契約論，代表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的利益，是法院在審理跨境電子商務商品交易合同糾紛的一種實務觀點，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結合跨境電子商務的特性，認為契約非構成買賣合同，以此否定消費者的訴求，但是對合同類型的具體稱謂不予置評。此種觀點得到較多數法院的認可和支持。譬如，在何夢與重慶渝歐跨境電子商務有限公司等產品責任糾紛案，經審法院認為，跨境電商平臺是指分屬不同關境的交易主體，通過電子商務平臺達成交易、進行支付結算，并通過跨境物流送達商品、完成交易的一種國際商業(yè)活動。原告在被告辦理會員卡之前，其工作人員就在店內向原告展示了原告欲購買產品的樣品，樣品均為境外生產時的原始外包裝，無中文標簽、中文說明書等內容。原告辦理會員卡后自行通過被告的西港全球購的電商平臺多次采購了該國外產品，收到的產品與樣品均一致。因此原告應當知道該商品并非針對中國市場銷售，其生產者一般不會按照我國的相關法規(guī)對商品進行標注，被告提供國外采購平臺的行為并非進口銷售商品行為。此種觀點以否定消費者訴求為直接目的，對難度系數相對較大的契約類型的認定則予以規(guī)避。非買賣契約論正在越來越多的司法判例中體現，業(yè)已成為實務部門處理跨境電子商務交易合同糾紛的主流意見。

委托契約論，依舊代表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的利益，由非買賣契約論進一步衍生而出，認為跨境電子商務具備特殊性，消費者經由網絡平臺購買商品的行為不同于傳統(tǒng)的購買行為，實際上是委托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直接以消費者的名義報關進口，兩者之間在本質上構成委托合同關系，而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買賣合同關系。委托契約論目前已得到部分司法判決的確認，譬如，在趙子玉與廈門中宏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經審法院認為本案應當首先明確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法律性質，以及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在交易中的法律地位，才能判斷電子商務公司應當承擔何種法律責任。本案中，原告向跨境電商公司提供準確而完整的個人信息，以便該公司以訂單人本人的名義辦理向海關報關、繳納稅款，境外商品通關時的性質系個人行郵物品，而非貿易商品。原被告之間的此種法律關系著重強調跨境電商公司以訂單人的名義從事相關的行為，而普通的買賣合同的基本義務在于一方支付貨款、另一方交付標的物，并未將合同雙方履行合同義務時的名義作為認定買賣合同的構成要件之一。而在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中，被告的主要義務在于其以訂單人的名義從事報關、交稅等事宜，否則原告意欲取得的商品便無從離開保稅區(qū)從而交付給原告，合同目的便無從實現，所以被告公司負擔的以原告名義從事報關、交稅義務構成了雙方之間合同的主合同義務之一，對于該合同性質的界定發(fā)揮著實質性的作用?？缇畴娮由虅諏τ诳缇畴娚坦疽杂唵稳说拿x從事相關事務的強調，符合委托合同的構成要件，訂單人作為委托人，對其委托事項支付價款，跨境電商公司作為受托人，為委托人提供商品采購、通關納稅、物流托運等服務。故本案中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為委托合同關系，受托人應當按照委托合同的約定履行其義務。委托契約較買賣契約論更為明晰，但是僅得到部分法院的認可，未能成為主流觀點。

二、B2C模式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博弈事由

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間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糾紛并非無緣無故產生，而是在現行法律法規(guī)無確切規(guī)定的背景下，基于各自經濟利益的考量，分別做出的相互矛盾的解讀。究其緣由，既包括兩造對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是否具備銷售者身份的博弈，也進而涵蓋就產品質量責任的博弈。

（一）銷售者身份博弈

法律主體間的權利義務因法律關系的差異的不同，縱使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均認同兩者間的商品交易構成契約法律關系，但是在具體的合同類型上存在明顯的認知差異，顯而易見，買賣合同、非買賣合同和委托合同間相關法律主體的權利義務差異明顯，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是否具備銷售者身份，是各方博弈的焦點所在。買賣合同是出賣人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于買受人，買受人支付價款的合同[2]。按照消費者的觀點，若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間的合同構成買賣合同，則毋庸置疑，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具備銷售者身份，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將產品的所有權轉移給消費者，消費者支付相應價金。相反，按照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的觀點，若其和消費者間的合同為委托合同，或者至少不構成買賣合同，則跨境電子商務公司自然不具備銷售者的身份，其只是消費者的受托人，遵循消費者的要求代為購買相應產品。兩造就銷售者身份博弈，目的在于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義務承擔程度的差異。作為銷售者，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履行的義務較之受托人更多，不僅要嚴格履行買賣合同的要求，準時交付無瑕疵貨物，而且還要履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賦予銷售者的義務。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明確規(guī)定銷售者義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經營者義務，而經營者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換言之，經營者涵蓋銷售者。銷售者是產品流轉過程中的重要載體，在保證產品質量方面具備重要地位[3]，若銷售者未能合理審慎履行，則需要承擔違約責任甚或產品質量責任。相反，若跨境電子商務公司不具備銷售者身份，則承擔的義務明顯較少，依據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的主張，其僅具備受托人或者被授權人身份，是接受消費者的委托或者授權代為購買商品，僅需履行受托人或者被授權人的義務，并不契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義務主體的身份，也自然無須履行其規(guī)定的義務。立基于不同的法律身份，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承擔的法律義務差距較大，擺脫銷售者身份是其辯論甚或挑戰(zhàn)合同類型的重要階段性目的。

（二）產品質量責任博弈

銷售者身份論爭的最終著力點在于產品質量責任的承擔與否，若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具備銷售者身份，往往因未適格踐履義務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反之，不具備銷售者身份則往往可以直接免于構成違約或者侵權，無須承擔任何產品質量責任。實際上，兩造就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辯論肇始于產品質量責任的博弈，即由產品質量責任的承擔引發(fā)契約類型的辯駁，換言之，跨電子商務公司辯駁契約類型的目的最終仍在于尋求免于承擔產品質量責任。產品質量責任是指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以及對產品質量負有直接責任的人違反產品質量法規(guī)定的產品質量義務應承擔的法律后果[4]。立基于跨境電子商務合同糾紛的案例分析，消費者多認為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的產品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要求，存在質量問題，要求承擔責任。譬如，熊學平與重慶渝歐跨境電子商務有限公司沙坪壩三峽廣場分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原告熊學平訴稱，2015年5月8日至16日期間，原告在被告店鋪購買荷蘭牛欄奶粉9罐，總價1887元，后發(fā)現所有產品包裝均無中文標簽說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六條的規(guī)定，預包裝食品沒有中文標簽的不得進口。因被告作為銷售者違反上述規(guī)定，現要求被告退還貨款1887元，并十倍賠償18870元；被告則辯稱，本次交易方式為跨境電子商務，具有特殊性，是以消費者的名義報關、通關，海關對此種貨物也是按個人行郵物品進行監(jiān)管和收取關稅，不需要提供中文標簽，本被告在海關的嚴格監(jiān)管下，全部交易過程合法，通關物品沒有質量問題，不應當承擔退貨還款和十倍賠償的法律責任。由此觀之，消費者的目的在于要求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承擔產品質量責任，其在起始階段認為其購買產品理應構成買賣合同，故未對構成買賣合同詳加論述，其訴求的核心，在于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相關法律法規(guī)，要求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承擔違約責任和懲罰性賠償責任。真實挑動買賣合同和委托合同論辯的是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其目的在于否定應當承擔產品質量責任，但是應用的法律訴訟策略卻是尋求上位領域的合同類型差異和對應的銷售者身份，原因在于直接立足于產品質量本體辯駁獲取法院支持的概率較小，而其非買賣契約論甚或委托契約論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則演變?yōu)槠涫欠癯袚a品質量責任的關鍵所在。因此，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博弈商品交易合同類型的最終目的在于產品質量責任的承擔。

三、B2C模式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界定

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論爭在司法實務領域已經產生，縱容其持續(xù)存在勢必增加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承擔法律風險的負擔和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甚至威脅司法機關的權威，因此，有必要予以分析界定，及時終結前述相互對立的理論和實務觀點。

（一）立基于契約區(qū)分標準界定

自契約誕生之日起，立基于相異區(qū)分標準，契約類型隨之差異。買賣合同和委托合同由來已久，均構成典型的有名契約，對其認知和理解并不困難，故區(qū)分買賣合同、非買賣合同乃至委托合同，應當立足于確立買賣合同和委托合同的基本標準。辨析買賣合同和非買賣合同的標準在于以對價換取貨物的所有權，換言之，買受人支付價款獲取出賣人貨物的所有權即構成買賣合同，反之則不是。而委托合同，又稱委任合同，是指一方委托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諾處理事務的合同[5]，其辨析標準在于委托，即委托人以特定的委托行為要求受托方處理事務。跨境電子商務系借助于互聯(lián)網技術促進國際間商品、服務自由流動的新型國際貿易方式，其與傳統(tǒng)進出口貿易有相似之處，但亦有重大區(qū)別，立基于委托合同的標準，在交易環(huán)節(jié)，其區(qū)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其一，消費者訂購時必須向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提交完整和準確的個人信息；其二，以消費者本人名義向海關報關、納稅；其三，境外商品通關時的性質是消費者個人行郵物品，而非貿易商品。上述區(qū)別體現了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是以消費者的名義和費用處理事務這一核心要素，更加符合委托合同的法律特征，故跨境電子商務中消費者與跨境電子商務公司間成立的系委托合同關系，而非買賣合同關系。此論點看似言之鑿鑿，實則忽視買賣合同和委托合同區(qū)分的真諦所在，屬于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為免責的詭辯之言。報關入關是跨境電子商務不可或缺的必備手續(xù)，也是跨境電子商務區(qū)別于一般電子商務的明顯特征[6]，但報關入關者的身份則需要厘清。依據海關總署2014年第56號《關于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物品有關監(jiān)管事宜的公告》，跨境電子商務企業(yè)和個人均可以進行進出境貨物申報，電子商務企業(yè)應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申報清單》，采取清單核放、匯總申報方式辦理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報關手續(xù)，個人則應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物品申報清單》，采取清單核放方式辦理電子商務進出境物品報關手續(xù)。故跨境電子商務公司所言必須以消費者本人名義履行報關入關手續(xù)是錯誤的，實際上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多是已經在海外采購完畢相關產品，只是寄存于中國境內的保稅區(qū)，待消費者購買產品后，在以消費者名義報關，產品則直接從保稅區(qū)入境，故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只是為免于承擔責任而如此要求消費者，但并不是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必須要求，以公司身份同樣能夠報關和入關，換言之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可以貿易商品而非消費者個人行郵商品入關，所謂的委托行為本可不存在。另外，輔的委托行為不能成為否定構成買賣合同的關鍵所在，立基于既定的跨境電子商務交易行為，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并未點明其是委托購買公司或者代購公司，其經營范圍也不是代購等行為，消費者與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簽訂合同的目的在于獲取產品的所有權，至于跨境電子商務公司以任何合法渠道獲取產品，構成公司的法定義務，與消費者無關，另外即便消費者填寫個人真實信息，公司以消費者名義報關入關，則構成輔委托行為，其目的在于幫助消費者及時獲取購買的產品，其性質等同于消費者委托跨境電子商務公司郵寄產品，并不能因輔行為否定買賣合同的本質。若跨境電子商務公司在消費者購買產品是明確指出，本公司只經營代購業(yè)務，雙方簽訂的契約是委托合同，并得到消費者許可，則才構成委托合同，否則只單純地要求消費填報信息和以其名義報關入關，則不能否定買賣合同的存在。

（二）統(tǒng)籌國際法與國內法界定

縱使跨境電子商務作為國際貿易新的經濟成長點業(yè)已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重視，但是至今尚無專門的統(tǒng)一的政府間國際條約，聯(lián)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1996年頒布了不具法律拘束力的《電子商務示范法》，但是未對跨境電子商務合同的類型予以分析[7]。因此，對此問題的辨析，應當結合各國電子商務法和司法判例予以分析。非常遺憾的是，經查找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韓國和印度等國家相關的電子商務類法律，沒有任何國家對此予以規(guī)定，也未查找到任何相關的外國司法判例。由此可見，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在國外不存在分歧，誠如筆者采訪國外某入駐亞馬遜的跨境電子商務公司負責人曾先生所言，跨境電子商務合同在國外理所應當地構成買賣合同，屬于消費者經由跨境手段購買產品，這一問題不存在任何爭議，消費者對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的訴由也一般限于產品質量責任，但是買賣合同的構成連同法官在內各方并無爭議，所以根本不會提及此問題。因此，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分歧是在中國國際法情境下由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獨創(chuàng)的產物，是其為免除銷售者身份和產品質量責任承擔而詭辯的產物并已成功誤導部分法官。另外，立基于境內電子商務和跨境電子商務的關系，廈門中宏網絡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除經營跨境電子商務業(yè)務外，尚在境內銷售自營產品，無任何跨境行為，消費者購買其自營產品實際上是與其簽訂買賣合同，而不是委托合同，此主張也得到跨境電子商務公司的認可和貫徹，若同樣的產品在境內銷售為買賣合同，跨境則構成委托合同，明顯不契合產品交易的本性。傳統(tǒng)的跨境貨物貿易行為，也是買賣合同的形式存在，若單純因為電子商務行為而根本改變交易類型的種類，則并不契合實際。最后，若允許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為委托合同，則自此跨境電子商務領域再無買賣合同，根本不符合跨境電子商務交易的初衷和實質。

四、明確B2C模式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建議

電子商務的興起對于傳統(tǒng)合同一般條款的規(guī)定帶來了新的問題，消費者越來越多地使用電子手段進行跨境交易、訂立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這使得合同一般條款的公平問題顯得越來越突出[8]。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論爭業(yè)已在消費者和跨境電子商務公司間掀起波瀾，非買賣契約論乃至委托契約論雖成為目前司法實踐的主流觀點，但是尚未在全國范圍內擴展，集中于自由貿易試驗區(qū)的部分地區(qū)，對于此種跨境電子商務公司詭辯契約原理而誤導法官的行為，應當予以及時矯正。時值《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制定階段，業(yè)務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征求意見稿）第十四條第一款明確規(guī)定：電子商務經營主體銷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務應當符合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在跨境電子商務僅限于貨物貿易的現行階段，銷售商品的字眼明確體現國家立法的態(tài)度在于認定電子商務合同構成買賣合同，其中自然包括跨境電子商務合同。但是，鑒于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論爭只在中國存在，沒有任何國際條約、國際慣例或者國內法予以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征求意見稿）第十四條第一款也類似于外國相關法律，只是間接地承認買賣契約論，依此間接規(guī)定和契約法基本原理，足以認定跨境電子商務合同構成買賣契約，因此，中國沒有必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案文中明確予以界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征求意見稿）第十四條第一款的模式率先初步解決。2015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頒布關于促進跨境電子商務健康快速發(fā)展的指導意見，明確規(guī)范跨境電子商務經營行為，健全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售后服務制度，引導跨境電子商務主體規(guī)范經營行為，承擔質量安全主體責任，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huán)境。鑒于在司法實踐中業(yè)已出現明顯誤判跨境電子商務合同的判決，為了避免擴散此類司法判決的不良效應，應當提請最高人民法院就此司法解釋確立買賣契約論，并適時推出相應的指導性案例，在全國范圍內規(guī)范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認知，如此方能徹底解決跨境電子商務合同類型的分歧，也才能真正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和促進跨境電子商務業(yè)務健康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