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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考察報告范文第1篇

杭州市勝利小學五（2）班 鄭雯妤

一、難得的旅游機會

上學期爸爸曾經答應我，如果這學期我考試成績優秀，他會在暑假里帶我出去玩。所以一放假，我就等待這一天能夠早一些來到(盡管我考試不是太理想!但是爸爸還是承諾了他的)。可是今年的暑假，爸爸實在太忙，7月份已經過去，眼看希望快變成渺茫，驚喜出現了，因為爸爸在8月初要到海爾公司去講課。

曾聽別人說過：“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如青島的燈火輝煌”，那里是一個很美的地方，四季如春；在海邊，空氣新鮮，人口密度小。對于沒有乘過飛機的我那就更向往了!我想，在飛機上滑翔的感覺一定很好，因為在天上飛著看云海我還是第一次呢!說起青島，那里還是一個避暑的好地方，杭州與那兒的溫度相差高達13℃至14℃度，現在杭州的夏老虎正在發威，可青島的夏老虎正在呼呼大睡呢!

二、緊湊的旅游過程

8月4日下午1點半，飛機起飛了，經過短暫的90分鐘，3點抵達了美麗的青島。下午我們被安排在市內參觀。8月5日爸爸在酒店會議室參加講課，我和媽媽在市內閑逛。8月6日早晨仍在酒店培訓，下午參觀了海爾工業園。8月7日上午赴嶗山，游覽太清宮、八水河、龍潭瀑等，下午市內游覽棧橋、信號山、海水浴場。8月8日上午我們馬不停蹄來到威海，下午游覽劉公島，參觀海戰館和提督署。8月9日上午游覽韓國服裝城，下午統一去海濱浴場(游泳)。8月10日上午10點前自由活動，下午返回青島，3點40分坐飛機返杭，晚上11點30分抵達蕭山機場，結束了至今最難以忘懷的美好旅程。

三、旅行中的三起“險事”

“險事”之一：第一次坐飛機。我是第一次坐飛機了，感覺特別興奮!希望早一點飛上藍天。盼著，盼著，飛機起飛了，在隆隆的噪聲中，飛機上升了，我整個人好像往下墜一樣，耳朵難過極了，不過一會兒，飛機便穩定下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降落了，噪音又在耳邊想起了，但是我們還是很順利的到達了青島。第一次坐飛機給我的感覺是：新鮮中略微有點恐懼!

“險事”之二：第二次飛機。開始的感覺和第一次一樣。可是，坐著，坐著，突然機艙內響起了播音員的聲音，她說：“因杭州正在下暴雨，所以無法降落，現改降到上海浦東國際機場。”飛機降落后，空姐說下面有飯吃，由于我們都沒吃東西，所以肚子很餓，可那時上海浦東卻下起了陣雨，我們冒雨被趕了下去，可誰知一下去他們卻不給我們吃飯，爸爸他們便去鬧，還想打報社的電話呢!最后終算吃上了飯，飛機也起飛了，可是到達杭州，那時已晚上11點半，整整飛了8個小時!第二次坐飛機給我的感覺是：恐懼中有些煩惱!

“險事”之三：海濱浴場游泳。那是一個的好晴天，我們——家人來到威海海濱浴場游泳，我們換好游泳衣后，媽媽便在沙灘上曬太陽，我和爸爸便下水游泳，威海的水可真涼啊!下水后的第一感覺就是涼。我游著，游著，就感覺不太冷了，還有點熱，我在水了玩了很長時間，上岸后，我把爸爸埋在沙坑里，作為肌膚保養吧!在美好的游泳中，美中不足的是和我們一起的那位叔叔的腳被海底的不知什么的東西劃了很深的二道口子，血流了好多!游泳給我的感覺是：美好中有些遺憾!

旅行考察報告范文第2篇

為進一步增強全民檔案意識，推動家庭建檔工作的深入開展，不斷提升家庭文明程度，樹立社會和家庭文化新風，加快“中等城市、和諧**”建設進程，按照上級有關要求，制定本實施方案。

一、指導思想

以構建和諧社會，促進全市精神文明建設為中心，以提高全市公民道德素質，培養家庭美德，樹立良好家風為目標，以增強全民檔案意識為主線，引導和幫助廣大群眾開展家庭建檔工作，提升家庭文化品位，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將家庭建檔活動融入到和諧家庭、和諧社會建設中，為建設“中等城市、和諧**”做出貢獻。

二、目標任務

重點在全市職工、城鎮居民及特殊人群中開展家庭建檔工作，力爭年底前完成5000戶家庭建檔任務。

三、家庭檔案的范圍和分類

家庭成員在從事家庭事務、學習、工作及其他社會活動過程中形成的各個歷史時期的文字、音像、實物及其他形式的各類資料均可建檔。根據自家的材料存量和內容多少自擬類目，以方便查找利用和安全保存為目的。按內容進行分類，可分為十二類：

（一）各種證件類。主要包括身份證、工作證、學生證、畢業證、結（離）婚證、離（退）休證、下（上）崗證、職稱資格評（聘）證書、技術等級證書、聘書、戶口簿及家庭成員的其他有關證件。

（二）日常財務類。主要包括存款單、存折、股票、有價證券、保險憑證、借據、經濟合同協議書、貴重物品清單、工資卡、家庭經營賬目、水、電、暖、煤氣費憑證及購置各類物品發票等。

（三）固定財產類。主要包括房屋購買合同及產權證、各種家用電器及設備的使用說明書、電路圖、保修單、合格證、維修記錄及維修網絡點等資料。

（四）醫療保健類。主要包括家庭成員的醫療證、病例卡、診斷書、化驗單、體檢表、心電圖、X光片、醫療處方、住院記錄、免疫卡、飲食禁忌等資料。

（五）榮譽成果類。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在單位、黨政、社團填寫表格的復印件，個人簡歷以及家人的自傳、日記、論文、稿件、著作（已發表或未發表的）、發明專利、工藝作品，在工作、學習及各種活動中形成的獎勵證書、表彰通報、光榮冊、事跡介紹及媒體報道材料等。

（六）社會交往類。主要包括家庭成員的親朋好友、工作關系、社會關系的名片冊、通訊錄、書信、賀年卡、生日卡、同學錄、來往禮單等。

（七）子女成長類。主要包括子女的出生證、入學證、學習成績單、錄取通知書、畢業證書、獲獎證書、要事記錄資料等。

（八）家政大事類。主要包括家譜族史、家庭重要變遷，家人生、死、就業、升遷等要事的記錄資料等。

（九）旅游考察類。主要包括旅游合同、景點門票、導游圖、旅行線路圖、游覽日程表、往返車（船、機）票、旅游日記、出國護照、考察方案、考察報告等。

（十）服裝物品類。主要包括記錄家庭成員各種服裝、物品的品名、購買時間、品牌、存放位置明細表等。

（十一）照片音像類。主要包括家庭成員在學習、生活及社會活動中的照片、底片，家人婚慶、壽慶、旅游觀光、外出考察等活動中形成的錄像帶、光盤、軟盤等。

（十二）實物收藏類。主要包括獎杯、獎牌、金銀首飾、名人字畫、集郵冊、珠寶玉器、古玩、樂器以及有特殊紀念意義的珍貴物品等。

四、方法步驟

（一）宣傳發動階段（11月1日—11月15日）。市檔案局利用廣播、電視、報紙、發放宣傳單等多種形式，宣傳家庭建檔的作用、意義及建檔知識，宣傳家庭建檔示范戶的先進事跡，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進一步增強廣大群眾建檔意識，提高廣大群眾參與家庭建檔活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二）組織實施階段（11月16日—12月15日）。1、由市檔案局組織召開各鄉鎮（街道）、各單位專（兼）職檔案人員參加的全市家庭建檔工作會議，對此項工作進行安排部署。2、由市檔案局組織舉辦家庭建檔培訓班，提高各單位專（兼）職檔案人員業務素質。3、選擇適合家庭率先建檔。各單位專（兼）職檔案人員要率先帶頭，自建家庭檔案，并積極幫助本單位職工建檔。**、**街道辦事處要組織各居委會進行入戶調查，了解適宜建檔人群，選準建檔突破口，率先建檔；市婦聯、團市委要組織“雙學雙比女能手”和“杰出青年”率先建檔；市老干部局要側重在離退休老干部人群中建檔；市統計局要側重在城鎮、農村基本生活情況調查戶中建檔。各單位務于11月25日前將家庭建檔名單報市檔案局，聯系電話：000000。

（三）檢查驗收階段（12月16日—12月25日）。市檔案局

將對各單位家庭建檔情況進行檢查驗收，確定100個家庭建檔示范戶，并將結果在全市范圍內通報。

五、幾點要求

（一）加強組織領導。此次活動涉及范圍廣、任務重。為確保活動的順利開展，市成立由市政府副市長馮會章任組長，市精神文明辦、檔案局、婦聯、團市委、老干部局、統計局等單位負責同志為成員的活動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地點在市檔案局，辦公室主任由檔案局局長姚素云同志擔任，具體負責此項活動的業務指導、協調和督導工作。各單位也要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切實把家庭建檔工作擺上議事日程，在人力、財力、物力上給予大力支持，確保此項工作扎實、有效開展。新晨

旅行考察報告范文第3篇

2004年6月，我參加團組赴臺灣公務交流，有機會考察了臺灣旅游業的發展現狀，對福建省如何加快發展旅游業和加強閩臺旅游業合作做了一些思考。這里將自己的感想和建議提出來，謹供參考。

一、臺灣旅游業發展概況

臺灣的旅游業是從1956年起開始有計劃地發展起來的。近半個世紀來，依次經歷了外國人來臺觀光、民眾出島觀光和民眾島內觀光三個重點發展階段，現已實現入境旅游（“境”特指關境，下同）、出境旅游和島內旅游“三位一體”的發展格局。但是，臺灣基本上屬于旅客產出地區，出境旅客多于入境旅客，觀光收益逆差較大。總體而言，臺灣旅游業落后于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其入境游客接待量占全球出境游客人數的0.33％，觀光收益約占全球觀光收益的2.5％。目前，臺灣正實施“二十一世紀發展觀光新戰略”，力圖打造“觀光之島”，爭取一躍成為亞洲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各旅游企業也使出渾身解數“深耕旅游業”，以使臺灣旅游業在國際市場上令人耳目一新。

（一）產業地位與產業政策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臺灣當局首次把旅游業列入九項“施政重點”，標志著旅游業被正式認定為一項產業。但是，臺灣長期以來靠發展制造業支撐經濟，旅游業實際上一直沒能受到充分的重視，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旅游業的產業主導政策，進而影響到旅游業的實際產業地位。近幾年，隨著制造業向島外轉移和經濟的持續低迷，當局才逐漸把目光轉移到旅游業上面，扭轉以往“以工業經濟為帥”，改以“觀光產業為主，使觀光成為新興產業的火車頭”，出臺了“振興觀光五大施政重點”，實施了“觀光客倍增計劃”（列為“國家”發展十大重點投資計劃之一）。為此，當局制定了不少重點扶持旅游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例如，今年開始實施“外籍旅客購物退稅”制度，以塑造“購物之島”新形象，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

（二）旅游資源開發

臺灣的旅游資源十分豐富，尤以自然旅游資源最為突出，復雜奇特的地貌景觀、變化多端的氣候和種類繁多的動植物，使得臺灣像一座海上大公園，從清代開始便有“八景十二勝”之說。隨著現代旅游業的發展，傳統的自然風景區已經無法滿足需求，許多主題公園或樂園如劍湖山、九族文化村等相繼被開發出來。臺灣還日漸重視對人文旅游資源如文物古跡、建筑、民間藝術、民俗風土、特色美食等的開發，使其與自然景觀融合一起，充分體現歷史價值和人文特色。此外，旅游資源的開發范疇不斷向都會景觀、工農業生產景觀、科技園區、博物館、展覽館等延伸，極大地豐富了旅游的內容。

臺灣在開發旅游資源的同時，較為重視旅游資源的保護問題，如推行“生態保育、環境永續”理念，制定并實施了“觀光資源永續發展策略”，輔導旅游業界推廣生態旅游，建立觀光資源退場與養息機制、觀光環境監測機制等，收到較好的效果。

（三）旅游產業發展

臺灣旅行社成長的分水嶺是當局1979年開放民眾出境觀光，并于次年開放臺灣人民赴大陸觀光，旅行社的數量迅速發展，業務經營范圍更加擴大。截至2003年，全臺灣旅行社共計1923家，從業人員40740人。但臺灣的旅行社存在家數多而規模小、抗風險能力差的問題。近年來，臺灣景氣持續低迷，旅行社惡性削價競爭、裁員和減薪頻繁，倒閉的也有不少，目前正是重整旅行社行業的時候。

臺灣旅游飯店依規模與設備分為國際觀光旅館與一般觀光旅館。截至2003年底，臺灣計有國際觀光旅館62家、客房18776間，一般觀光旅館25家、客房3120間。旅館業平均住房率在60％左右，總營業收入每年約有300多億元臺幣，從業人員19853人。近十年來，臺灣旅館業朝向國際化發展，飯店等級不斷提高，新建的飯店多是四、五星級的國際觀光旅館，出現了福華、長榮等連鎖經營的本島大型飯店集團。

臺灣的旅游景點景區星羅棋布，全島觀光游憩區共計279處，較具代表性的有100處左右。這些景點景區的經營管理因行政體制隸屬不同，分為“國家”風景區（12處）“國家”公園（6處）、“國家”森林游樂園（16處）、“國家”農場、自然保留區和保護區以及縣、市級風景區等。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山、陽明山、太魯閣、墾丁、東部海岸等處景區的開發已具有世界級水準。

（四）旅游市場

入境旅游方面，根據臺灣觀光局公布的統計資料，臺灣入境旅游人數1989年突破200萬人次，到2002年達到2726411人次，2003年受伊戰、SARS疫情影響，入境旅游人數負增長24.5％，說明入境旅游市場增長速度十分緩慢。與亞洲主要旅游目的地如香港、泰國、新加坡、韓國、印尼等相比，到訪臺灣的國際旅客數明顯偏少。例如與香港比較，臺灣的面積與人口遠多于香港，旅游資源的種類和數量也毫不遜色，但赴臺灣的游客僅相當于香港的20％。究其原因，與臺灣只滿足于民眾島內休閑的功能，長期忽視開發赴臺的旅游市場有很大關系。

出境旅游方面，臺灣于1979年開放出境觀光旅游，到2002年出境旅游人數達到750.7萬人次，23年間增長500倍。2000年以來，每年臺灣民眾出境率超過20％，平均每人出境次數0.4次左右、停留天數約10天。可見相較于成長緩慢的入境旅游，臺灣的出境旅游成長卻是猛烈的。如此大量的出境情況，造成了每年旅游外匯逆差約23億美元。由于近年來臺灣對大陸的投資和兩岸貿易的增長，臺灣每年出境旅游人次有近五成前往港澳或經由港澳進入大陸。

臺灣島內旅游市場快速發展，依據臺灣觀光局2001年的《旅游狀況調查》中估算，島內游客人次為9745萬人次，旅游總花費約臺幣2417億元，民眾出游率為86.1％，平均每人出游5.26次，平均停留天數1.7天，平均到訪據點數1.5個，每人每次旅游花費臺幣2840元。除了平均每人每天花費、停留天數和到訪據點數略有降低外，其他指標都是增長的，顯示出島內旅游市場有持續增長的相當潛力。

二、對福建省旅游業發展的幾點啟示

綜觀臺灣旅游業發展的歷程，有一些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鑒：

一是當局在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發揮較強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1、實施重點扶持措施，為旅游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例如從2003年開始，當局針對60萬公務員實行“國民旅游卡”制度，當年即創造了近800億元臺幣的島內旅游消費額。2、加強行業管理，一方面通過完善旅游業行政管理機構，建立行政管理和行業自律相結合的體制，另一方面通過法令法規的頒布，加強對旅游企業經營的宏觀管理。3、加大資金投入，開發建設旅游資源和接待設施。近年來當局加大對觀光巴土路線、環島列車、旅游資訊服務網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以提升旅游服務品質。當局還實行公私并進，鼓勵民間資本發展旅游業的政策，中長期貸款與投資由當局和公營機構執行，較短期投資則多鼓勵私人投資，由旅游管理部門給予輔導。

二是科學規劃和精心開發，把旅游資源的優勢轉化為市場優勢。1、科學規劃，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當局就邀請國際著名專家來臺考察旅游資源，編制了“臺灣地區觀光事業綜合性開發計劃”，將全臺旅游資源分區分類分級開發與管理。最近又實施了“套裝旅游線路整備機制”和“觀光資源永續發展策略”，對旅游資源重新進行整合和總體規劃，以適應發展入境觀光的需要。2、突出文化和生態主題，深度開發各種特色旅游和精品旅游，如銀發族之旅、青年旅游。高爾夫球之旅、自駕旅游等“精致之旅”，小火車懷舊之旅、花卉生態農特產之旅、原住民傳統祭典之旅、溫泉之旅、潛水之旅等主題旅游，提高旅游的品位。3、不斷創新，開發工業旅游、農業旅游、修學旅游等新型旅游產品，以適應市場需求多元化、個性化的趨勢，旅游產品的種類結構明顯優于我省。

三是大力開展宣傳促銷。當局較重視對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宣傳和品牌打造，各旅游企業則密切配合，形成高效率的旅游營銷網絡。促銷手段也較為多樣化，如制定“國際觀光宣傳推廣計劃”，邀請知名媒體、旅游作家與旅游業者赴臺考察、采訪報道；在機場、車站設置統一識別標志的旅游服務中心，向旅客推介旅游線路、景點；利用國際互聯網開展旅游宣傳和電子商務，據統計在講華語的大中華圈內，臺灣旅游業的e化率居首位。

四是在加強聯合中求發展。近年來，臺灣旅游業為應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加強了行業內外部的合作。例如，島內的航空公司、飯店與旅行社間密切配合，形成共進退的合作伙伴關系。旅游業與其它行業、部門間的聯合，則進一步拓寬了市場，產生協同發展的效應。由農業與旅游業有機結合而成的新興產業———休閑農業就是成功的范例，目前臺灣休閑農場每年接待島內游客達100萬人，約占臺灣人口的4.4％。

隨著福建省委、省政府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戰略構想的提出，旅游業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高度重視。最近，省委盧展工書記明確指出，今后旅游業發展的思路和目標，要與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戰略構想相呼應、相銜接，把旅游業作為海峽西岸經濟區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作為新興支柱產業來抓。

當前我省旅游業發展的勢頭很好，存在許多新機遇和有利條件，但也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如2003年我省接待境外游客人數已被江蘇、浙江兩省趕上并超過，從長期保持的全國第四位落到第六位。總體上看，我省旅游業的區域競爭力不強，發展后勁不足。如果用一個產業的綜合指標來衡量，我省旅游業的產業結構、產業規模和產業競爭力與一些旅游業發達省份相比尚存在較大差距。主要問題是：旅游開發水平低，缺乏大手筆項目和特色鮮明的旅游精品；旅游產品類型單一，滿足不了現代游客的多種需求；旅游宣傳促銷的力度不夠，市場知名度不高；旅游企業小、散、弱、差的現象突出，龍頭企業寥寥無幾；資金投入不足、管理體制改革滯后、從業人員素質偏低等“瓶頸”問題從根本上制約著我省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如下建議。

（一）堅持走政府主導型的旅游發展道路

政府主導是符合我國國情的旅游發展道路。針對我省實際，要加快政府旅游管理體制改革，各個旅游重點發展市成立旅游產業發展領導小組，強化政府對旅游業的領導，解決目前存在的旅游管理條塊分割、各為其主、力量分散的問題，形成“政府主導、條塊結合、部門聯動”的新格局。政府要有重點地加大對旅游業的投入，特別是在旅游重點項目建設和旅游整體形象宣傳上要設立專項基金并逐年增加，在旅游公共品建設方面要從財政資金上給予扶持，同時要大力拓寬投融資渠道，引導和鼓勵民間資本和外資投入旅游業，促進投資主體多元化。建議政府積極采取措施，促進旅游企業做大做強，重點培育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和品牌優勢的大型旅游集團，真正處理好“政府主導”和“企業主體”二者間的關系。

（二）高標準規劃和開發旅游

我省旅游業要以市場和競爭為導向，立足資源優勢，突出區域特色，抓好旅游規劃和開發兩大環節。首先要高標準、高起點規劃旅游，著力解決我省規劃滯后問題。旅游規劃要全省“一盤棋”，各市、縣（區）以及重點區域的旅游發展規劃要與全省旅游總體規劃相銜接，避免各唱各的調，形成協調、完整的旅游規劃體系。我省旅游產品開發長期處于低水平、小規模的分散狀態，缺乏大型化、綜合性、高檔次并在全國范圍具有較強吸引力的拳頭產品，建議政府要集中力量辦大事，實施旅游精品戰略和項目帶動戰略。具體講，要適應現代旅游市場要求，重新整合全省的旅游資源，在“三大旅游中心”和“五區兩帶”有選擇地扶持建設一批主題突出、特色鮮明、真正大手筆的重點旅游項目，力求形成區域性或全國性的品牌，帶動我省旅游產品的整體升級換代。要重視旅游的深度開發，突出文化和生態主題，多開發觀賞性、娛樂性、參與性兼備的旅游項目；扶持建設一批“全國工農業旅游示范點”，開發適銷對路的新型旅游產品，優化我省的旅游產品結構。

（三）充分重視福建旅游業的整體營銷

開展區域旅游整體營銷是旅游業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我省應集中力量宣傳福建旅游的整體形象和品牌，提高我省旅游業的知名度。要創新市場促銷機制，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推行整體聯動營銷。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靈活開展旅游促銷，不斷開拓客源市場，特別要加快旅游業信息化進程，發展旅游電子商務，構建全省統一的旅游目的地營銷系統（DMS）。建議定期舉辦中國（廈門）國際旅游節，使之成為宣傳推介福建旅游業，對接國內和國際旅游市場的一大平臺。

（四）堅持大旅游、大市場和大聯合的戰略

我省今后要加強景點景區、旅行社、飯店、旅游交通之間的協作，做大旅游產業集群；還要借助旅游業與其它行業的相互合作、滲透，延長產業鏈，使各種資源產生疊加效應，解決我省旅游“六要素”中購物和娛樂消費偏低的問題，提高旅游經濟的綜合效益。發展旅游業必須堅持區域聯合的戰略，拓展省內、省際、國際三大旅游合作圈。首先要在全省建立無障礙旅游區，淡化行政區域界限，實現旅游資源共享，形成統一的大市場。福建旅游業還要逐步聯合珠三角、長三角旅游區，并進一步開拓國際市場，以提升整個區域的綜合競爭力。

三、關于加強閩臺旅游業合作的建議

福建與臺灣一海之隔，兩岸同胞同根同祖，有著割不斷的血緣親情。無論是地理區位還是文化傳承、經濟貿易聯系，福建省都是祖國大陸與臺灣聯系最密切的省份，這種聯系既是閩臺旅游合作的基礎，也客觀上促進了閩臺兩地作為一個區域性的旅游集合體的發展。

正如福建省領導所指出的，對臺旅游是福建的突出優勢，要把對臺旅游放在突出戰略位置來抓，建設閩臺旅游合作區。加快閩臺旅游合作區建設步伐，是對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重大戰略舉措的呼應，對促進福建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實現旅游強省目標，早日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由于臺灣當局未全面開放大陸人士赴臺旅游，兩岸間也尚未實現直接通航，所以目前的閩臺旅游主要以臺胞的來閩旅游為主，呈現的是有限的單向旅游特征。但是應該看到，全面開放大陸人士赴臺旅游和兩岸直航是大勢所趨，正所謂“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我在島內調研時，體會到臺灣旅游業者對開放大陸居民赴臺旅游有著迫切期待，他們正在積極呼吁臺灣當局早日開放大陸居民臺灣游，同時也已開始與大陸同行頻繁接觸，進行先期布局。例如始于1998年、每年舉辦一屆的海峽兩岸旅游同業聯誼會活動。就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臺灣業界人士前來參加。因此，我省應對閩臺旅游合作區盡早作出實質性的規劃、布局和分步驟建設，努力促進閩臺旅游業雙向互動發展。

閩臺旅游業應全方位、多角度地開展交流與合作，形成多元化的區域旅游協作體系，實現兩地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在世界旅游市場中增強區域產業競爭力，達到互利共榮目的。

（一）戰略協作

戰略協作是閩臺旅游合作區的高級形式，是更具長遠和實質意義的協作關系。加強閩臺旅游業的戰略協作，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重點考慮：一是呼應海峽西岸經濟區的建設，在全國范圍內把福建建設成為對臺旅游雙向合作的先行區、示范區，臺灣同胞赴大陸旅游的主要目的地，以及大陸居民赴臺旅游的集散地。二是上承浙蘇滬，下連粵港澳，攜手海峽對岸，構筑兩岸四地區域性旅游合作體，使之成為大中華旅游圈重要的組成板塊。三是在WTO關于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框架內，建立大陸與臺港澳間旅游資源共享、旅游投資優勢整合機制，突破人員進出障礙和貿易壁壘，構筑中國區域自由貿易區，共同應對全球經濟一體化和世界旅游市場激烈競爭的挑戰。

（二）資源與產品開發協作

資源與產品開發協作著重體現在聯合進行市場調研，深入了解旅游市場需求特征，有針對性、有重點地開發旅游資源，合作建立適應于多元化市場需求的旅游產品體系。從福建省旅游業發展的角度，為更好地適應變化中的臺灣旅游市場的需求，有必要對沿用多年的對臺旅游產品進行調整和更新，創造更具吸引力的對臺旅游產品體系。一是鞏固尋根探親旅游和宗教旅游名牌產品。通過二度開發深入挖掘資源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來提高產品的文化品位，力求內容更豐富些，形式更活潑些，促銷上針對性更強些。二是發展度假旅游產品。近年來，臺灣外出旅游者的構成中，度假旅游者的比重逐年上升。要加快武夷山、湄洲島這兩個在臺灣有較高知名度的國家級旅游度假區的建設步伐，著重建成適合度假的大型休閑娛樂綜合配套設施，關鍵是主題要鮮明，內容要充實，檔次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三是開發多元化的對臺特色、專項旅游項目，如生態、文化、商務、會展旅游產品和主題公園（樂園），美食、保健、修學、節慶、民間藝術、民俗風情等專題旅游，以適應出游能力強的新一代旅游者的需求。

政府要通過制定產業政策引導更多的臺資投入到我省旅游業的開發建設中，解決資金短缺的瓶頸問題，同時引進臺灣旅游業先進的經營管理模式和經驗。

（三）客源市場協作

首先是閩臺兩地一級客源的互送。按照旅游業發展的規律，周邊市場總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旅游業要爭取的重點。我省總人口數3470多萬，臺灣（包括金門、馬祖等島嶼）總人口數2300多萬，兩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加上血緣親情和區位上的臨近，十分有利于互為目的地雙向旅游流的形成。其次是閩臺兩地二級客源（主要是入境的境外旅游者）的互送。據統計，臺灣近幾年每年平均接待境外旅游者240.04萬人次，我省接待境外旅游者（不包括臺灣同胞）的人數也逐年增加，已接近年接待100萬人次。如果能夠加強客源的協作，互送游客，對閩臺兩地來說這一部分是具有相當潛力的客源市場。第三，協作開拓國際客源市場。兩地在整合各自旅游資源優勢的基礎上，可共同組合、包裝整體旅游產品，形成“閩臺旅游”品牌，聯合開展對國際市場的促銷，提高市場占有率。作為第一步，兩地可利用各種媒介進行相互間的對等宣傳促銷，在協作區域內增強影響力，培育市場增長點，在此基礎上聯手開展針對區域外客源市場的宣傳促銷，樹立旅游合作區的整體形象。

（四）業內交流與協作

一是繼續開展閩臺旅游互訪考察，加強閩臺旅游企業界、行業協會間的民間合作，爭取互設旅游辦事機構。二是成立閩臺旅游聯誼會，定期在兩地間輪辦會議，建立穩定的業內聯系渠道，達到加強聯誼。互通信息、共享資源、促成交易的目的。三是通過國際互聯網絡，合作建立“閩臺旅游資訊網”，互相交換旅游資訊，包括閩臺旅游的基礎資料、電子地圖等，營造共同的宣傳平臺，為旅游者提供旅游線路交通介紹、酒店預定、票務預定等便捷服務，為今后實現旅游電子交易打好基礎。

當前合作的重點應是爭取盡早實現福建與金門、馬祖和澎湖的海上直航雙向旅游，以閩港臺旅游合作協議為基礎，以每年輪流舉辦一次的“閩港臺旅游推介會”為契機，進行聯合促銷、互送客源、業內交流等方面的實質性合作。

（作者單位：臺盟泉州市委員會）

參考文獻：

旅行考察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高職院校;創業教育;實踐;思考

中圖分類號:G7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9-0205-02

1999年以來高校不斷擴大招生規模,2009、2010年高校畢業生人數進一步增加,2009年是610萬,2010年是630萬。2009年底到2010年的大學生就業面臨著一個比以前更加嚴峻的形勢。按照國務院的要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及有關部門共同研究制訂的大學生就業的指導意見和相關政策中明確指出要鼓勵和支持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自謀職業。開展創業教育,提高學生的創業精神和創業技能已經成為高校人才培養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職院校,通過哪些途徑開展創業教育,構建哪些平臺提高學生的創業技能等等,這些都是擺在高職院校面前的現實課題。本文將以浙江工商職業技術學院實踐為例,對高職院校學生創業教育的開展提出幾點思考。

1 將創業內容融入教學體系,在專業課程學習中深化創業教育

1.1 開發多門創業課程

課程學習是學生獲取知識和能力的主要途徑。學院充分利用寧波“商幫文化”精神和90多年老牌商校底蘊業優勢,開發順應時代要求、結合地方特色的《網店運行實踐》、《中小企業經營沙盤實訓》、《創業計劃書編寫實踐》、《理財實務》、《寧波幫文化》等5門創業教育公共必修和選修課,通過課程讓學生較為系統地了解創業的相關理論知識,使他們逐步有意識地開發自身的創造力,掌握一些啟迪自身創業思維、升華自身創業人格、培養自身創業精神、提高自身創業能力的科學原理和方法。

1.2 進行創業教學改革

學院從課程教學改革人手,把創業教育融入職業技術教育教學體系的各個專業教育中,形成從培養目標、人才素質結構,到教學計劃、課程設置、實踐性教學活動等諸方面全面融合的一體化的新體系。在原有專業教學計劃和就業指導課程的基礎上,增加創業教育課程。學院EPV中心和市場營銷專業聯合開發創業項目課程《小企業創辦》,通過項目課程的形式對市場營銷專業學生進行創業教育,開啟了學院用項目化教學把創業教育融入到專業教育中去的先河。

1.3 收集創業典型案例

榜樣的力量是巨大的,學院相關部門注意搜集補充有代表性、有說服力的創業案例,并重點編寫《工商學子創業之星》案例集,作為教學輔助用書。案例集收集了學院各個專業歷屆成功的畢業生創業故事,通過對學長學姐成功經驗的吸取,各個專業有志創業的學生對自身今后的發展方向會更明確。這些案例的教學使學生在感受身邊學長學姐創業精神的同時,更能明白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職業選擇。

2 開展創業教育學生活動,將創業精神融入到校園文化中去

相對教學而言,第二課堂活動在培養高職學生創業素質與實踐能力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將創業精神注入校園文化能夠實現“潤物細無聲”的效果。

2.1 開展創業宣傳

我院利用校內外報紙、期刊、櫥窗、海報、廣播、網絡等媒體廣泛宣傳創業典型,弘揚創業精神,改變當代大學生傳統的就業觀念,改變“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創業觀念,樹立誰創業誰光榮的意識,營造有利的創業教育校園氛圍。通過輿論引導學生感受創業,親近創業,激發學生的創業熱情,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創業觀。2009年,由浙江幫你網絡有限公司與我院聯合舉辦的“青川創業班”經國家、省、市各級媒體報道后,得到社會和全院師生的高度肯定,在我院刮起一股創業熱潮。

2.2 開設創業論壇

我院通過創業專題講座和進行案例教學,充分利用校內外專家、企業資深人士、校友等資源,為學生組織高質量的創業論壇,營造創業。用他們豐富的知識和獨到的見解激發學生的創業斗志,營造創業有為、創業光榮的校園氛圍。尤其是讓本校優秀畢業生講授自己如何創業、如何進行創業項目開發、如何進行管理以及創業過程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使創業者成為學生所敬慕的社會角色,使學生從中總結他人創業的經驗和教訓,學到比較務實的知識,增強學生創業的信心和決心,為今后創業打下基礎。2010年,07屆管理專業畢業生李建輝同學回母校做的《勵志照亮人生,創業改變命運》創業專題講座再次激起了工商學子的創業激情。

2.3 組織創業競賽

學院結合專業特色通過組織學生開展校內技能運動會、創新成果展、以及參與諸如挑戰杯創業計劃大賽、網上開店大賽、營銷師大賽、管理案例大賽等國內各種創新創業競賽,既可以讓學生在創新創業競賽中開闊視野、提升素質,集中展示學生的創新成果,又能夠通過競賽讓學生體驗成功的,科學評價學生的創業能力,讓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的基礎知識、專業知識、專項技能和創業知識,培養學生的創業能力,提高學生在社會上的生存能力。2007年我院學生在浙江首屆省高職高專挑戰杯創新創業競賽榮獲一等獎;2009年我院學生在全國高校首屆“創意創新創業”電子商務挑戰賽中榮獲一等獎。

3 搭建創業實踐平臺,促使學生在實戰中歷練創業技能

實踐是創業教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對于豐富學生的創業體驗、檢驗創業能力、確立創業方向、提高創業實際本領具有重要的意義。

3.1 建立創業教育基地

學院創業基地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為培養學生專業技能的實驗實訓室;二是開辟校內創業園。學院在學生宿舍南區有償提供一些經營場所作為創業教育基地,通過項目申請與答辯的方式確定經營者,讓學生完全按照實際運作方式進行經營,自負盈虧,風險自擔。目前創業園經營項目涉及駕校培訓、快遞服務、旅游組織、圖書交易、百貨經營、票務中介、考證培訓等諸多與學生學習、生活相關業務。創業學生從尋找創業商機開始,到制定創業計劃、組建創業團隊、進行創業融資和創業管理的全過程設計,最終到創業園進行真實經營,學生在創業教育的過程中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將在這個實踐中得到具體的應用和體現。這些實踐活動使學生從中體驗到了創業的艱辛,激發了學生進一步學習的熱情。目前在創業園經營成功的企業如:信息快車道、FFB自由空間、風之旅行社等。學生小老板們創業精神和技能明顯高于一般同學,同時經營收入也足夠他們支付自己的學習、生活費用。

3.2 推進校外實踐

到工廠去“頂崗實習”,到公司去“掛職鍛煉”,到小店中去“充當老板”,這是最有效、最重要的創業實踐。近年來,學院始終堅持“崇尚實踐”的教學理念,與眾多家企業建立實踐基地,開展了富有成效的校企合作。學生通過三至六個月的工學結合,讓學生親身體驗到職業崗位對人才素質的具體要求,培養學生的吃苦耐勞精神,樹立市場意識,學會做人、做事,嘗試進入“職業角色”。2009年,組織電子商務專業學生到03屆優秀畢業生郭平創建的拍拍網明星網店――寧波招財豬商貿有限公司頂崗客服一職。3個月下來效果理想,已有同學在賺錢效應的感染下開始自己網絡創業之旅。

3.3 開展社會調查和考察

調查、考察是一種探究式的實踐學習過程,學生從“觀察”、“體驗”到“親身參與”,實現了社會實踐活動由低級向高級的發展。學院利用暑期社會實踐組建調查小組,有目的、有計劃地組織學生進行社會調查、考察活動。特別是實地考察一些企業,考察他們創業的基本情況。市場前景、效益分析、員工管理、客源管理等,到用人單位請教他們對人才的要求,傾聽企業家談成功的經歷,談創業的感受等。每人或每個調查小組都要完成一份企業創業的實地考察報告,在做法、經驗、教訓與體會中,形成自己的創業理念,確立自主創業的方向。2010年學院和寧波遠東零點市場研究咨詢公司合作,組織學生對寧波市城市文明指數進行測評,提高學生市場調研的實踐能力。

4 進一步強化創業教育的思考

4.1 提高認識,促進創業教育全面開展

在全院范圍內大力宣傳創業教育的意義,使各院系、部門領導層次盡快統一思想,認識到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全社會正在形成“國家宏觀調控、市場微觀調節、個人積極作為”的就業、創業新格局;首先認識到這一點,誰就處于優先地位,誰首先轉變觀念,誰就在就業、創業中把握主動權。認識到科學研究是大學教育的重要功能,創業教育也同樣是現實社會的迫切需要,認識到創業教育的研究成果在某種程度上是不亞于某些科學發現的重要成果。要成立以院領導為組長的領導小組,由專門的職能機構具體協調和管理,負責落實和實施創業教育的組織和具體實踐,將創業教育深入推進到學院教學、管理、科研等各個環節,促使創業項目、創業基地廣泛地在各個院系生根、開花、結果。

4.2 成立專職管理機構,整合校內資源

盡快組建創業教育與管理中心,吸納各院系、部門愿意為創業教育付出力量的教職工兼職參加,加強對外交流,逐步構成軟硬學科結合的創業教育與研究團隊。從而做好大學生創業服務,幫助學生了解創業政策、信息,選擇創業方向,為學生自主創業或從事個體經營活動提供咨詢和跟蹤服務,幫助學生解決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如資金、技術、人才等),提供創業援助。

4.3 組建學生創業組織,實現自我教育

在學院有關部門的指揮協調下,組建大學生創業協會,使有創業志愿和意向的學生有一個屬于自己的交流組織。讓他們可以在組織內討論有關創業的理論與實踐,利用組織的名稱對外進行相關專題的交流,甚至于在此基礎上組建一定的創業產業,通過實踐,鍛煉組織成員的創業意識和能力。

4.4 加強教育引導,樹立風險意識

創業是一個整合過程。它需要充分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如果沒有經驗的積累,沒有社會的支持,大學生創業實際上是“獨木難支”。相對于其他背景的創業者而言,學生最大的劣勢就是社會經驗的嚴重缺乏。大學生創業過程中隱藏著各種風險,尤其是他們開創的小企業風險承受能力弱,所以學校應當理解、支持和正確引導學生創業,適當地在平常的教學中向學生滲透一些市場動態、融資、法律等知識,讓學生逐漸樹立起自己創業風險意識及掌握一些規避技巧。大學生創業時,也應該選擇一些低成本、低風險的小項目,改變好高騖遠的思路,放下架子,扎實做事。

總之,高職院校開展創業教育必須依托區域優勢,將國內外創業教育理論與地方區域文化結合,整合創業教育資源,注重創業教育的本土化;必須加強項層設計,依托專業,點面結合,確立獨具區域特色的創業教育模式,突出創業教育的實踐性;必須聯系學校自身特點與實際,倡導學以致用,構筑符合本校學生特點的創業實踐與孵化載體,突出創業教育的實效性。

參考文獻

旅行考察報告范文第5篇

【正 文】

環境史是在戰后現代環保運動推動下所產生的歷史學的一個新的次分支學科，其研究對象是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以自然為中介的各種社會關系。由于研究對象非常復雜，環境史的興起，就為從事跨學科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機。傳統上，人文社會科學以人和社會為研究對象，而自然科學則以自然為研究對象。環境史的出現，則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融合，也為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合作搭建了橋梁。跨學科研究方法，也就成為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一、復雜的研究對象

對環境史這一領域而言，跨學科研究不是一種奢侈，而是一種必需。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人與自然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

環境史學之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研究方法，首先是由于環境史學研究對象的兩大組成部分——人與自然——都非常復雜。

環境史學中的人，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生活，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作為自然進化的產物，人的自然屬性決定了他一刻也不能離開自然而生活。但人又具有社會屬性，他可以通過自身的活動對自然進行改造，使自然更加符合人的需要。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改造，必須遵循自然規律，而決不能恣意妄為，否則只會適得其反。既然人對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人對自然的態度，人圍繞利用自然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那么，環境史研究必然就要大量借鑒地理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考古學、政治學、法學等研究領域的成果。免費論文

環境史學所謂的自然，并非是指整個宇宙和銀河系，也不是指包括地核和地殼在內的整個地球，而只是指對人類有意義、與人類直接發生關系的地球表面。按照詹姆斯的定義，“地球表面是指從地面向下人類能夠穿透，和從地面向上人類通常能夠達到的一個圈帶”（注：普雷斯頓·詹姆斯：《地理學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頁。）。地球表面通常被人們劃分為巖石圈、大氣圈、水圈、生物圈。這幾個圈層相互交接，彼此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物質、能量的交換并不是簡單的轉移，在這一過程中，又會復合出大量新的物質。既然環境史學家要把自然重新寫入歷史，那么，他們要認識和了解自然，就應該涉獵地質學、生物學、生態學、氣象科學、水文學、物理學和化學等學科的一些基本知識，盡管這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自然的復雜性就在于它是一個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對局部的人為干預往往會牽一動百，其后果人類根本無法預料。在對待野生動物方面，美國就留下過慘痛的教訓。在1870年前后，白人的獵殺使野牛在大平原基本滅絕，而狼則開始以牛羊等家畜為捕食對象，人們則采用投毒的方式毒殺狼群，甚至在國家公園里也沒有了狼的蹤影。只有在失去之后，人們才懂得珍惜，人們漸漸發現了狼的存在對于保持自然界生態平衡的可貴。狼只有依靠群體的力量，才能捕殺比它們大得多的草食動物，而且捕殺的往往是老幼病殘的動物。對公園的研究表明，“冬季遭狼傷害的鹿中，有58％是6歲或年齡更大的鹿，而這個年齡組的鹿只占鹿的總數10％。這個事實說明了，狼所要消滅的正是應該消滅的部分。這些鹿大都已經老了，病殘了，喪失繁殖能力了，它們的作用只是消耗更多的植物資源。消滅它們在客觀上就是強壯了鹿的種群和保護了鹿的食物資源，對其他的草食動物也是如此”。此外，狼在食取獵物時，總會剩下骨頭等殘渣剩屑。而這些也都不會浪費，會成為狐貍、禿鷲、鷹、烏鴉等的食物。沒有狼以后，這些動物就很難度過冬天。所以在動物學家的眼里，狼是一種智商很高，富有人情味，在整個草原和森林生態系統中不可缺少的動物。正如美國狼基金會主席阿斯金所說：“黃石公園若沒有重要的肉食動物，就像一個鐘表沒有發條一樣。”除此以外，狼的滅絕也導致野牛大量繁殖，“目前在黃石公園內的野牛，數目就約有3500頭，數量已經有點過剩”，它們“經常跑出公園騷擾私人牧場，不僅破壞牧場的圍籬，牧場主人更擔心野牛身上帶有的‘布魯斯桿菌’影響牲畜的生長”。在這種情況下，公園管理部門于20世紀90年代以每只20多萬美元的價格從加拿大引進了一批灰狼，通過自然的食物鏈，來達到控制野牛數量的目的（注：理查德·福特斯：《美國國家公園》，中國輕工業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環境史學所以要采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是由環境問題本身的復雜性所決定的。所謂環境問題，是指主要由于人類活動導致環境質量下降，從而反過來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和健康產生不利影響的那些問題。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人類對自然的了解支離破碎，對人類行為的后果缺乏整體認識有直接關系。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往往一葉障目，顧此失彼。美國著名環境問題專家埃克霍姆就提到，“在閱讀經濟學家、林學家、工程師、農學家和生態學家的分析報告時，有時很難相信他們所談的竟是同一個國家。專家們的行動往往都體現出缺乏相互了解和一致的看法。工程師們接二連三地修建水壩，但卻很少注意上游地區的耕作習慣和濫伐林木的情況，而這些會影響河流的含沙量并決定水壩的壽命。農業經濟學家利用精細的計算機化的模式去設計遠期的地區性糧食生產方案，卻沒有注意到作為根基的土壤質量的不斷惡化和被毀從而頻頻發生水災等問題。水源專家在沙漠邊緣開鑿水井而沒有作出安排去控制附近的畜群規模，造成過度放牧，并產生一片片新的沙漠。那些必須在農村的家畜和打柴人中植樹護林的林業管理員，只受過植物學和造林學方面的訓練，而沒有在農村社會學方面受到良好的訓練；種上才幾個星期的樹苗便被牛、山羊和打柴人所破壞。”（注：E. P. 埃克霍姆：《土地在喪失——環境壓力和世界糧食前景》，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頁。）

在現實生活中，人們對自然、社會本身及其相互關系的復雜性，對環境問題的復雜性往往缺乏認識，這與條塊分割的學術體系有很大關系。恩格斯指出：“把自然界分解為各個部分，把各種自然過程和自然對象分成一定的門類，對有機體的內部按其多種多樣的解剖形態進行研究，這是最近400年來在認識自然界方面獲得巨大進展的基本條件。但是，這種做法也給我們留下了一種習慣：把自然界中的各種事物和各種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觀察，因此，就不是從運動的狀態，而是從靜止的狀態去考察；不是把它們看作本質上變化的東西，而是看作永恒不變的東西；不是從活的狀態，而是從死的狀態去考察。”（注：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9—360頁。）而100年以后，英國學者斯諾則提到，西方存在著兩種對立的文化，它們分別以人文學者和自然科學家為代表，這兩種文化的分裂和對立將人類置于危險的境地，社會在飛速前進，但不知會將人類帶往何方。人類內心的困惑、迷茫與緊張就恰如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一段話所言：“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壞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時代，那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新紀元，那是懷疑的新紀元；那是光明的季節，那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絕望的冬天。我們將擁有一切，我們將一無所有。我們直接上天堂，我們直接下地獄。”（注：狄更斯：《雙城記》，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

人類在戰后遭遇的一大困境就是日趨嚴重的環境危機。環境問題“主要是由自然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具有多重性和多層性的特征”（注：金玲、肖平：《關于資源與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科技導報》1994年第3期，第40頁。）。環境危機的整體性和復雜性，使任何單一的傳統學科在危機面前都捉襟見肘，力不從心，這就使跨學科研究成為必需。恰如有學者指出，“環境問題顯然不屬于社會科學任何學科獨有的研究領域，沒有哪一門學科足以為探討人和自然的全面接觸交往提供一種恰當的、獨一無二的認識論；也沒有哪一門學科可以宣稱它專以環境問題為自己的研究對象。事實是，存在著一個無形的學院，它超出和包括多門傳統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法學、行政學和地理學。其中每一門都能為某些特點的課題提供線索，此外更有許多廣泛的范圍，需要跨學科和多學科的研究和對話。”（注：薩利·M. 麥吉爾：《環境問題與人文地理》，《國際社會科學雜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27頁。）

自戰后以來，對環境問題的跨學科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這集中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機構發起的一系列跨學科、跨國界的環境研究與教育計劃。國際生物學規劃(IBP， International Bio Program)于1964年開始執行，它重在研究各類生物群落的結構功能與開發利用。人與生物圈計劃(MAP， 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me)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1971年起在世界范圍內開展的一項大型國際科學合作項目。它把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結合起來，著重研究人類活動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圈的影響，為改善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提供科學依據。其目的在于通過全球性的科學研究、培訓及信息交流，為生物圈自然資源的合理利用與保護提供科學依據，同時為各國自然資源的管理培養合格的專門人才。此外，大型的環境跨學科合作項目還包括國際地圈與生物圈計劃(IGBP， International Geosphere-Biosphere Programme)和“全球環境變遷中的人文因素研究計劃”(HDGEC， Human Dimensions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前者由國際科學聯盟委員會(ICSU)于1984年正式提出，1991年開始執行，旨在探明全球環境變遷的物理和生化方面的原因及其后果，后者則力求了解全球環境變遷的人文原因及人文后果。

二、相關學科的影響

環境史既然以歷史上人與自然的關系為研究對象，跨學科研究方法就不可或缺。但這也并不意味著，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各個學科對環境史的影響就可以等量齊觀。相對而言，生態學、地理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就更深刻明顯。

生態學作為環境史學的理論基礎之一，其影響自不待言。而在美國以外，環境史多脫胎于地理學，尤其是人文地理學。至于環境科學對環境史的影響，則散見于一些著作和文章之中。環境史與生態學、地理學、環境科學的聯系，可以參閱梅雪芹等學者的文章。梅雪芹曾經撰文指出，地理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和環境史雖然都探討人與自然的關系，但側重點及研究角度則存在差異，這幾個學科的關鍵要素分別是“空間地域”、“生態適應”、“環境質量”和“人類文明”，這種區分“可以使人們更好地把握各自所應承擔的學科任務”（注：梅雪芹：《環境史學論綱》，《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學思想與環境史學》，載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侯文蕙：《環境史和環境史研究的生態學意識》，《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高國榮：《什么是環境史？》，《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筆者也比較認同上述見解。考慮到學界已有的成果，這里僅簡單介紹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政治學對環境史的影響。

環境史之所以要借鑒經濟學的成果，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商品，并將它們分配給不同的個人”，“經濟學的雙重命題就是稀缺和效率”（注：韓德強：《經濟學是什么？》，《讀書》2001年第2期，第34—35頁。）。在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通過生產、交換及消費同自然發生聯系，并以生產和分配為基礎形成種種社會關系。圍繞經濟活動所形成的人與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恰恰是環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層面。這就使環境史和經濟學聯系起來。

環境史和經濟學之間的聯系，還在于經濟學和生態學有相通之處。這主要表現在：從詞源上看，經濟學和生態學具有共同的希臘語詞根oikos，該詞根都與“家”有關系，所以二者都是研究家園的科學，生態學側重于家園內部生物之間、生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而經濟學則處理“家庭中的家務及其日常的活動和管理”（注：唐納德·沃斯特：《自然的經濟體系：生態思想史》，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234頁。）。從歷史上看，經濟學，尤其是古典經濟學，一貫強調資源的稀缺和總量有限，這與生態學家的主張不謀而合。在18世紀法國的重農學派那里，“農業是財富唯一可靠的來源”（注：麥克邁克爾：《危險的地球》，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頁。），而馬爾薩斯強調人口對食品供應的無情壓力；李嘉圖提到土地和地租吸收剩余價值而導致的“停止狀態”；杰文斯則擔憂燃料耗盡，“在那個時代，經濟學曾經有一個綽號，叫‘陰郁科學’”（注：戴維·S. 蘭德斯：《國富國窮》，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731頁。）。從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來看，形成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環境經濟學，已經受到了學界越來越多的關注。環境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赫爾曼·戴利認為，人類經濟系統是自然經濟的一個子系統，所以經濟的規模必定要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以內。恰如自然系統演化不斷趨于穩定，經濟的穩定狀態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注：赫爾曼·E. 戴利和肯尼思·N. 湯森：《珍惜地球：經濟學、生態學、倫理學》，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1頁。）。

但經濟學與生態學對待人類—環境系統的態度有非常明顯的差異：經濟學總是傾向于把“物質財富當作人類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那么人類征服自然就是實現了人類的使命”，而生態學強調“極限而不是不斷增長，強調穩定而不是不斷開發”；在時間尺度上，經濟學“注重資本的周轉，而生態學則要考慮生態系統和有機體的演化”（注：陳靜生、蔡運龍、王學軍：《人類—環境系統及其可持續性》，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314頁。）；從世界觀來說，經濟學家往往比較樂觀，而生態學家則往往比較悲觀。經濟學家樂觀的理由就在于他們相信市場和科技的力量，他們相信市場會自主調節資源分配，而科技能夠不斷發現新的可以利用的替代資源，因此增長沒有極限。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國經濟學家西蒙，他曾經寫過一本題為《沒有極限的增長》的著作。而生態學家則立足于自然提供資源的生產能力和化解污染的自凈能力的有限性，認為增長不可能無限持續下去。

在有關科技作用的現實爭論中，經濟學家和生態學家的觀點往往針鋒相對。在《自然不可改良》一書中，“巴西環保運動之父”盧岑貝格就大量介紹了他所耳聞目睹的一些爭論。他的一位朋友(物理學專家)曾在和一位經濟學家談話時說到：“如果我們科學家必須告訴你們，我們不能簡單地發明出你們所要的技術時，您會怎樣？”他的言下之意是指，人的能力總是有限度的，與發明并生的還可能有負面問題。但這位經濟學家卻認為金錢和市場萬能，他說：“我會付給您雙薪。”還有一次，盧岑貝格在參加有關能源危機的會議時，一位工程師批評環保主義者“對于市場巨大威力一無所知”，這位工程師同時聲稱，“如果可以賣得好價錢，石油是可以從我們的煙囪和汽車排氣管中排出的二氧化碳中生產出來的。”（注：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74頁。）

迄今為止，經濟學家往往在和生態學家的爭論中勝出，盡管政府和公眾接受了生態學家的一些建議，但前提是不能在經濟上付出太大代價。經濟增長依然被作為判斷政府政績的主要標準。經濟學家受到更多擁護的理由還在于，“經濟增長帶來的利益是眼前的，而它所強加的代價則主要是未來的”（注：小約翰·B. 科布：《論經濟學和生態學之間的張力》，《國外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環保工作在未來是否能夠順利推進，與公眾環境意識的有無與強弱有直接關系。在傳播和弘揚環境意識方面，在說服公眾自覺按照環境保護的要求來規范言行方面，環境史學能夠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

環境史受社會學的影響也很明顯。這首先是由于歷史學和社會學之間的密切聯系。它們“都涉及整個社會和一切人類行為，從這一點看它們必然是知識的伙伴。我們可以視社會學為研究整個社會的科學，著重概括社會結構；歷史學是研究不同時期人類社會的科學，著重探討其間的差異以及各個時期社會的變遷。兩種方法相輔相成，變遷寓于結構；結構包含變遷”（注：彼特·勃克：《社會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淵源》，《國外社會科學情況》(南京)1990年第5期，第26頁。）。社會學注重社會調查，較多地依靠社會調查這種手段獲取大量的、第一手的研究信息，在此基礎上，探尋一般規律，提出理論分析模式。這恰恰可以為歷史學取長補短。

其次，環境史與社會學的聯系，還在于社會學對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視。一般地講，“社會學的目的是要通過對現實進行宏觀(結構的)及微觀(社會心理學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對社會的一切體制作出綜合性分析。為了對社會諸關系進行整體考察，社會學家必然要對人類取得生活資料的方式，以及社會及其賴以生存的資源之間相互關系提出許多問題”。但社會學的人類中心傾向，又使社會學家往往相信人與自然之間具有良好的調節和適應機制。社會學對這一傳統觀點的突破，部分體現在社會學內部衍生出的一個新分支，即環境社會學。在環境社會學家看來，至少在當前，人類與環境的關系已經趨向于失衡，經濟擴張引起的生態破壞還在加劇，解決環境危機，需要人們改變對環境的傳統觀點（注：弗雷德里克·H. 巴特爾：《社會學與環境問題：人類生態學發展的曲折道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頁。）。

再次，社會學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城市環境問題、環境正義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成為美國環境史的主要內容。社會學家更加關注現實生活中的環境問題，撰寫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社會調查報告，比如“理科遜在1974年曾對100多家工廠進行抽樣調查，了解已經實施污水控制法的企業對環境問題的態度；莫洛奇曾詳細考察過巴巴拉納地區官員和居民對當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應，重點研究許多居民由此產生的‘激進化’傾向”（注：《環境社會學研究縱橫談》，《中國環境報》1988年9月15日。）。而且許多研究報告顯示，“種族、民族以及經濟地位總是與社區的環境質量密切相關，與白人相比，有色人種、少數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著不成比例的環境風險”（注：洪大用：《環境公平：環境問題的社會學觀點》，《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第67頁。）。可以說，這些調查報告的公布與發表，對環境正義運動的興起，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當城市環境、環境正義進入環境史學家的視野之后，階級、種族、性別等分析方法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環境史學中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采用，并帶來了環境史和社會史的融合。

環境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系也異常密切。這一點已經為沃斯特、懷特等許多環境史學者所指出（注：唐納德·沃斯特：《作為自然史的歷史：理論與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歷史評論》(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懷特：《土著印第安人與環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載W. R. 斯瓦格蒂：《學者與印第安人的經歷》(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納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懷特：《環境保護主義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載康韋、凱尼斯頓、馬克斯：《土地、空氣、火和水：對環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馬薩諸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紐約2003年版，引言，第xiv頁。）。人類學是一門研究“人類自身的起源和發展，以及人類所創造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發展規律的科學”（注：梁釗韜：《人類學的研究內容與作用》，中國人類學學會編：《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頁。），依照這兩部分研究內容，它又可以分為體質人類學和文化人類學兩支。其中，文化人類學又衍生出考古學、民族學、生態人類學等次分支學科。“人類學從其形成到現在，經歷了以研究進化為主到以研究行為及習俗為主的重心轉移”（注：周大鳴：《現代人類學》，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7頁。）。在19世紀人類學的形成時期，許多人類學家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尤其是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類社會和文化的決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進化論的影響，人類學長期研究人對不同環境的適應，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會。到20世紀40年代以后，“人類學逐漸對較復雜的鄉民社會產生興趣”，到20世紀60年代以后，“人類學的視野也開始轉向對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鳴：《我們從歷史走來》，周大鳴編：《二十一世紀人類學》，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在人類學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決定論逐漸被或然論所取代，后者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穩定的或動態的關系。這一觀點被斯圖爾特表達得最為充分。在他看來，環境和文化不是分離的，而是包含著“辯證的相互作用……或謂反饋或互為因果性”，“環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環境在人類事物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而不僅僅是限制或選擇”，同時，“在反饋關系中環境和文化的相對影響是不同等的”，“有時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有時環境又占上風”（注：唐納德·L. 哈迪斯蒂：《生態人類學》，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8頁。）。對環境和文化關系的一貫重視，及其或然論主張，使人類學與環境史結下了不解之緣。

人類學對美國環境史的發展功不可沒。首先，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之后，環境與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人類學家推動的。盡管美國西部史學家韋布和馬林已經開始從環境、生態角度分析歷史問題，但這一傳統沒有能夠在美國歷史學家中繼續下去。沃斯特曾著文指出，美國人類學家克拉克·維塞勒(Clark Wissler)、朱利安·斯圖爾特(Julian Steward)、羅伊·拉帕波特(Roy Rappaport)和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在發展和完善從生態角度解釋文化進化的理論方面做出了積極貢獻，認為環境史學家應該向人類學家學習。其次，人類學流派眾多，其寬廣的研究視野對環境史學也有較多的啟發。文化生態學強調環境與技術的相互作用，著重研究技術、人口、能源和社會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生態人類學家則將生態系統、生境、棲息地、適應等生態學概念應用于人類社會的分析。歷史生態學則通過景觀變化來重建過去的生態。而人類考古學則非常有益于了解世界范圍內人對古代環境的影響，對火的使用、動植物的馴化、城市化、集約化生產、傳染病、氣候波動和火山爆發的影響等許多問題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而社會和文化生態學對環境史的貢獻則在于人種學和歷史分析，它研究的問題包括土著的自然觀、自然的文化建構、人類影響的第二自然、長期適應和持續發展的可能性，環境政治和環境正義等許多方面（注：克雷希、麥克尼爾、麥茜特：《世界環境史百科全書》，引言，第xiii-xiv頁。）。最后，人類學對擴展美國環境史的研究領域也很有幫助。盡管環境史以歷史上人與自然之間的互動關系為研究對象，但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一直局限于對資源保護和荒野保護的研究，這與真正的環境史還距離遙遠。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學著作，對環境史學家開闊思路而言，應該有很多幫助。另外，在印第安人與環境這一研究領域，尤以人類學家的貢獻最多。

政治學與環境史也有比較密切的聯系，它們二者之間的聯系可以通過環境政治史得以充分體現。美國幾乎所有的環境史學家都認為，環境政治史是美國環境史最重要的研究層面之一。在美國環境史發展的過程中，環境政治史、環境思想史、自然生態史一直是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境政治史之所以受到特別的關注，首先是由于，環境史是在現代環保運動的推動下直接產生的，所以環保運動本身，以及環保運動的前身，包括自然保護和資源保護運動，一直是美國環境史研究的重要內容。環保運動對環境史的影響，還表現在環境保護主義使環境史具有比較強烈的政治與倫理訴求，使環境史具有比較明顯的文化批判意識。其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在于自然環境與政治之間存在密切聯系。一個政權要得以穩定，就必須依賴一定的環境基礎。如果一個國家自然資源長期急劇惡化，人民衣食無著，那么就很難維系政局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公眾的民主自由也恐怕很難實現。在歷史上，因為自然環境急劇惡化而導致政權和文明毀滅的事例，是屢見不鮮的。環境關乎一個國家的安危，對國際局勢的穩定也能夠產生一定的影響。所以，在近年來，環境安全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再次，環境政治史受到重視，還因為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發揮的重大作用。自19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逐漸不再固守自由放任政策，國家職能發生了很大的轉變，其中一個方面就是國家服務職能的強化。在環境保護領域，國家通過頒布各種政策法令，協調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以緩解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在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國際暴力沖突新根源的形勢面前，在環境外交領域，民族國家在捍衛自身環境權益方面將發揮主要作用。因此，環境運動、環境政策、環境法令、環境外交都特別容易受到環境史學家的關注。

在研究人與自然的關系方面，相對于其他學科而言，環境史具有獨特的優勢，這種優勢一方面是由于歷史學的包容性，另一方面就是因為歷史學是一種歷時性研究。環境史研究歷史上的人類生態系統，這一系統內部因素或主要部分的變化，“可能進行得極其緩慢，甚至難以察覺，但有時又相當突然，會在幾年、幾個月、幾小時或幾分鐘內發生”。這種突然變化往往很少出自單個的事件，在更多的情況下它是長期累積的結果。因此，環境問題研究如果不借助于歷史，就不可能深入。正如有學者指出：“求助歷史研究才可能作出貢獻……因為各個系統都處于演變之中，人們對它們的觀察便不能只從時間的某一點上著眼，哪怕關于某一系統的演變的大量數據只能在某一特定時刻收集到。只有聯系過去的情況，才能對變化進行研究；對于緩慢的演變過程，或其生態系統中的后果要在幾個月到幾個世紀以后才能充分顯示出來，要想認識到其影響，就必須從歷史著手……研究人與生物圈的關系，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科學領域，但是如果要獲得成果，就不能不用最古老的方法之一，即研究歷史。”（注：哈羅德·布魯克菲爾德：《論人與生態系統》，《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84年第4期，第12—13頁。）

三、史料利用范圍

環境史的跨學科研究特點也可以從它所利用的各種各樣的史料反映出來。所謂史料，是指“人類在自己的社會實踐活動中殘留或保存下來的各種痕跡、實物和文字資料”（注：李良玉：《史料學片論》，《福建論壇》2000年第5期，第55頁。）。依據其表現形式，史料主要可以分為文字與實物兩大類。此外，口傳史料也是史料的組成部分，它主要是指在民間流傳的口頭傳說和史詩。在美國環境史研究中，利用較多的是文字與實物兩類史料。這些史料大大拓寬了傳統史料的范疇，反映了環境史跨學科研究的特點。

美國環境史學家納什在20世紀70年代率先講授環境史時，他就認為，景觀是一部歷史文獻，它包含了大量的歷史信息。所以他鼓勵學生到野外進行考察（注：納什：《環境史概況》(Roderick Nash， " The Stat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赫伯特·巴斯：《美國史研究概況》(Herbert Bass， ed. ， The State of American History)，芝加哥1970年版，第249頁。）。沃斯特提到：要理解“在歷史上發揮最根本作用的那些力量”，“我們必須經常走出議院、育嬰室和工廠，出門在田野、森林和開闊地帶漫步”（注：唐納德·沃斯特：《研究環境史》(Donald Worster， "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載唐納德·沃斯特：《地球的終結：關于現代環境史的一些看法》(Donald Worster， ed. ， The Ends of the Earth: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9頁。）。沃斯特最近還提到：“我總是告訴我的研究生去選擇一塊地方……然后發掘它的環境歷史……去認識它的地質、植被、土壤、氣候的類型以及人類到來后的影響。”（注：沃斯特：《為什么我們需要環境史？》，《世界歷史》2004年第3期，第11頁。）這兩位權威學者都意識到，田野調查、實地考察對環境史研究的重要性，中國有一句諺語，所謂“行萬里路，破萬卷書”，講的也是這個道理。

每一個地方，每一處景觀，都或多或少地保留著過去的信息，這些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該地的環境變遷史。在環境變遷研究中，“斷代是十分重要的，對于各種環境變化過程和環境事件，只有將其置于時間標尺之上才有確切意義，也才能從中找到規律性的東西”（注：黃春長：《環境變遷》，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頁。）。在實際工作中，樹木年輪、孢子花粉是環境史學家從事斷代分析最常用的一些史料。

樹木年輪學創立于20世紀上半葉，通過樹木年輪的寬窄來觀察較長時期內影響樹木生長的外界因子的變化。年輪是樹木生長的“年譜”，“它不只記錄了樹木自身的年齡，還記載下環境和氣候等綜合外界因子對樹木生長的影響，如光照、水分、溫度、土壤條件及生物之間的作用等。現在研究還表明，樹木年輪可記錄環境污染及大氣成分變化、地震、火山爆發等”（注：劉宏頎：《樹木年輪——環境氣候的檔案》，《植物雜志》1993年第4期，第38頁。）。因此，樹木年輪通常被人們稱為過去環境變化的“記錄器”（注：馬利榮、卜春林：《樹木的歷史“檔案”——年輪》，《科學世界》1994年第7期，第23頁。）。

樹木年輪分析的成果在環境史研究中得到了大量的利用。比如，美國學者通過對巨松的年輪進行分析，發現了美國大平原地區干旱周期和雨季周期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循環交替，每隔35.7年，這里就會出現持續時間不少于5年的干旱；大約每隔55.6年，就會再次發生持續時間不少于10年的大旱（注：道格拉斯·赫特：《塵暴：農業和社會史》(Douglas Hurt， The Dust Bowl: An Agri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芝加哥1984年版，第3頁。）。又比如通過分析樹木的年輪和過火后樹木上疤痕的位置，就有可能知曉歷史上該地發生林火的具體年份。另外，樹木的形態也能反映一些很有價值的信息，樹冠特別巨大的古樹，它所在之處以前應該是草原或比較開闊的地方；而分布在林區的樹木，一般樹冠較小，而且集中在樹的頂部；那些長出叢叢新枝的樹木，就表明它周期性地被人采伐（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Gordon G. Whitney， From Coastal Wilderness to Fruited Plain: A History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Temperate North America from 1500 to the Present)，劍橋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3頁。）。

孢粉分析是研究保存在地層中的化石孢粉。孢粉與植物的繁殖有關，每一種植物的孢粉都不一樣。由于孢粉外壁堅固，能耐高溫高壓和強酸強堿，因而孢粉在地層中能完好地保存億萬年之久。同時它體輕量大，在幾乎所有地層中都有保存，因此，通過孢粉分析，就可能恢復各個地質歷史時期的古氣候、古地理和古生態（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6頁。），重現自然的滄桑巨變。孢粉分析已經在考古學中被廣泛應用，用于“確定考古遺址各文化層及地層的年代；了解古人類生活的自然環境及其變遷歷史，人類社會發展與其周圍自然環境的關系；了解古代社會的文化發展狀況，如農作物起源及其擴散”（注：姜欽華：《花粉分析與植硅石分析的結合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94年第4期，第372頁。）。

迄今為止，運用孢粉分析已經取得許多成果。孢粉學為板塊構造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并表明“在侏羅紀以前美洲大陸和非洲大陸仍然一體相連……兩大陸塊自侏羅紀以后才開始開裂和漂移”，“而印度和歐亞大陸在地質歷史上長期分離，直到早第三紀印度板塊才與歐亞板塊相碰在一起”（注：王憲曾：《孢粉學的應用縱橫談》，《地球》1985年第6期，第17頁。）。此外，在發掘美國貝科斯河(Pecos)新墨西哥薩勒堡壘南約24公里處遺址時，考古學家通過花粉分析，斷定該遺址的“年代是公元900—1250年。花粉分析結果發現，以藜科和莧屬花粉占優勢，禾本科花粉在文化層上部顯著增加，并在幾個層位中發現很多玉米花粉，證明在公元1200年后當地居民由原來的狩獵生活逐步轉變為栽培種植的經濟”（注：周昆叔、嚴富華、葉永英：《花粉分析法及其在考古學中的運用》，《考古》1975年第1期，第67頁。）。

除實物史料外，環境史學家利用更多的還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之卷帙浩繁，足令研究者望洋興嘆。美國學者惠特尼將歷史生態學的史料分為文獻資料、圖表資料、統計數據系列、手稿四大類，他列舉的資料對環境史學者說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0頁。）。

關于美國自然、地理、生態環境的記載大量散見于有關的探險日記、移民自述、移民指南、地區手冊等文獻資料。由于這些資料比較分散，不容易收集，利用起來有一定的困難。從戰后以來，美國學者開始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編目（注：羅伯特·唐斯：《美國印象：新大陸的海外來客》(Robert B. Downs， Images of America: Travelers from Abroad in the New World)，伊利洛伊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加羅德·科爾：《美國漫游：從航海發現到現在，報刊游記文章匯編》(Garold Cole， Travels in America: From the Voyages of Discovery to the Present，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Travel Articles in Periodicals)，俄克拉何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約翰·杰克勒：《俄亥俄山谷觀感：1740—1860》(John A. Jakle， Images of the Ohio Valley: A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Travel， 1740 to 1860)，牛津大學出版社1977年版；弗蘭克·弗賴德爾：《哈佛美國歷史指南》(Frank Freidel， Harvard Guide to American History)，哈佛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奧拉爾·科德：《游記里的新澤西：1524—1971》(Oral Summer Coad， New Jersey in Travelers' Accounts， 1524-1971，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新澤西州梅塔欽1972年版；羅伯特·休巴赫：《早期游客敘說美國中西部》(Robert Hubach， Early Midwestern Travel Narrative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634-1850)，底特律1961年版；R. 韋爾：《來自舊邊疆的聲音》(R. W. G. Vail， The Voice of the Old Frontier)，費城1949年版。），為使用者提供了按圖索驥的便利。

探險日記、旅行自述非常有益于我們了解過去的景觀，但在利用時，卻不能不仔細甄別。因為這些文獻有一些缺點：許多敘述相互矛盾，摻雜著大量對自然的偏見。許多新大陸的宣傳手冊渲染北美大陸的富饒，以吸引移民前來開發北美大陸。許多西去的移民是沿著已經開辟的路線前進，他們沿途所寫并不能準確地反映途經地區的全貌。一些來自歐洲開闊地帶的移民則夸大了森林的面積。另外，一些人提到草原野火和森林颶風，但他們究竟是有感于難得一見或是觸目皆是，現在則不得而知。

在美國開發西部的過程中，博物學者和生態學家留下了許多科學考察報告。早期的博物學者如德雷克(Daniel Drake)、希爾德雷斯(Samuel Hildreth)、柯特蘭(Jared Kirtland)、拉帕姆(Increase Lapham)已經意識并記錄了拓殖帶來的生態變化。在19世紀末生態學出現以后，許多生態學家力爭在開發之前將保存尚好的景觀記錄下來。這些資料對從事美國環境史研究的學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價值（注：要了解早期的科學考察報告，可以參閱馬克斯·邁澤爾：《美國自然史書目：開拓世紀，1769—1865》(Max Meisel， Bibliography of American Natural History: The Pioneer Century， 1769-1865)，紐約1967年版。有關美國各區域和部分州的早期生態，則可參考埃瑪·布朗：《美國東部的落葉林》(Emma L. Braun， Deciduous Forests of Eastern North America)，費城1950年版；埃塞爾·米勒：《俄亥俄灣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Ethel M. Miller， Bibliography of Ohio Botany)，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32年版；霍默·豪斯：《紐約州植物生態學書目指南》(Homer D. House， Bibliography of the Botany of New York State， 1751-1940)，奧爾巴尼1941-1942年版；C. 達林頓：《栽培植物染色體圖冊》(C. D. Darlington， Chromosome Atlas of Cultivated Plants)，倫敦1945年版；H. 格林、J. 柯蒂斯：《威斯康星植被：書目指南》(H. C. Greene and J. T. Curtis， Bibliography of Wisconsin Vegetation)，紐約1955年版；保羅·里澤：《伊利洛伊植被：書目指南》(Paul G. Risser， Bibliography of Illinois Vegetation)，伊利洛伊州尚佩恩1984年版；馬文·羅伯特、羅納德·斯塔基：《俄亥俄高校有關該州植被的研究生論文題錄》(Marvin L. Roberts and Ronald L. Stuckey， Bibliograph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on Ohio Floristic and Vegetation in Ohio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俄亥俄州立大學出版社1974年版。）。

在統計數據系列中，《美國聯邦人口統計》是美國環境史研究常用的資料。美國人口普查始于1790年，此后每隔10年進行一次。1840年美國第6次人口普查還對各地方縣的農林產品輸出進行了統計。而從1850年起，人口普查表格還統計了單個農場的熟田、荒地、莊稼和家畜的數量。這些資料大都由各州圖書館、檔案館和歷史協會保存。從1925年開始，人口普查的間隔由10年縮減至5年，由此就能夠提供更加詳細豐富的信息。此外，從1928年開始，美國林業局周期性地對美國林業資源進行統計，并不斷更新。這些數據已經被用來繪制以縣為基礎的全國樹種分布圖。

還應該提及的是，美國還保存了比較完整的氣象資料。19世紀早期，美國軍隊軍醫處就開始記錄許多軍事據點的氣象情況，此后，美國軍隊管理局開始建立氣象站。自1891年以來，美國氣象局及后來取代它的聯邦海洋與大氣監測局，負責搜集全國的氣象資料，并逐月發表《氣象數據》(Climatological Data)。這些信息為環境史學家重新審視過去提供了參考（注：戈登·惠特尼：《1500年以來北美中部的環境變遷史》，第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