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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常識論文范文第1篇

一、嘗試自學，探究規律

“學生是語文學習的主人”小學語文教學要實現從“要我學”到“我要學”的轉變。這節課教學的每一部分都是讓學生嘗試在前，學生能學會的就不教，確實不能學會的也先學后教。教師讓學生嘗試朗讀，嘗試講詩意，嘗試自己解答疑難，學生的積極性很高。這說明小學生盡管年齡小，但也有自學的能力，何況他們已經學過不少古詩，并非“白紙一張”，我們完全可以放手讓他們自己學習。對學生的學習潛力估計太低，處處不放心，實在是不必要的。

自學，也要提高“含金量”，這個“含金量”就要讓學生從中領悟一些語言文字的規律，受到人文精神的熏陶。拿這節課來說，教師把“虛指”與“倒置”作為古詩學習的知識點和方法，讓學生在試講的過程中感悟學習古詩的方法，就使教材的教育價值得到更深的發掘。

二、自主感悟，多元解讀

古人早已認識到“詩無達詁”，也就是說沒有惟一正確的解釋。一首好詩，正因為可以作多種理解，才讓人覺得回味無窮。同時，由于讀者的人生經歷不同以及文化背景的差異，對作品也會有不同的解釋。這一節課上，在“這么冷的天，那個老翁為什么還在江上釣魚”這個問題上，鼓勵學生提出多種假設，就是為了讓學生探討答案的多樣性。這種對作品的多元解讀，有利于學生從小就形成一種觀念：問題的答案不只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有很多種。這對學生的人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尊重多元解讀，又要重視價值取向，這是閱讀教學必須注意的兩個側面。拿“這么冷的天，那個老翁為什么還在江上釣魚”來說，學生有那么多的答案，有好有壞，教師不能簡單地全部肯定，而宜加以引導分辨。顯然，“養家糊口”的解釋不僅缺乏詩意，也有悖詩人的本意。教師在適當的時候才出示柳宗元的簡介，然后讓學生聯系詩人的經歷來解讀文本，使學生對這首詩的理解達到了新的深度。

三、比較閱讀，深入感悟

管理學常識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社會學；常識；知識社會學；社會學智商測驗

論文摘要：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但當今社會學概論教科書中對這個問題的論述卻往往存在偏誤。本文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教師(研究者)與學習者的角度和專家與大眾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的問題進行了梳理和評述，指出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不僅僅是對立的關系。只有綜合三種不同角度的觀點，才可以更為全面、深刻的理解這對關系的涵義。

社會學是人文社會科學中的“顯學”之一。其中，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和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時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它也是社會學自身發展過程中所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社會學家們在林林總總的教科書中多少都進行過論述。不過，國內專家在介紹這個問題的時候往往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注意不夠，要么三言兩語一筆帶過，要么是只論述其中一點，而不顧及其它，造成誤會甚至偏見。由于教科書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大學生，他們是未來社會建設的重要力量，因此，教科書的偏誤不可小視。本文在以往學界對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的探討的基礎上，從三種不同的角度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梳理和綜述，以就正于方家，并希望在以后的社會學教科書中能夠較為全面的介紹這樣一個基礎性的理論問題。

一、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

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透視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是指從專業／學科分類體系中怎么確立社會學自身的立足之地這一點來考慮問題的。社會學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從19世紀社會科學建立和發展起來以后，社會學在社會科學中的地位逐步建立起來。在已經擁有制度化支撐的社會科學諸學科面前，社會學要有自身的地位，必須擁有與其他先制度化的社會科學諸學科更為獨特的地方。

在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從孔德(AugusteComte)最先提出“社會學”概念到涂爾干(EmileDurkheim)最先獲得法國大學的社會學教職，早期經典社會學家雖然沒有明確就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進行說明，但實際上他們有一個似乎不言自明的假設，就是科學自然優于常識。比如孔德，他把人類觀念進步的階梯分為三個階段，即神學的階段、形而上學的階段和科學的階段。孔德認為，社會學在時間上是最晚出的，在邏輯層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他學科都為它做了準備，而它可以把先前一切學科作為源泉。在他的科學分類里，所牽涉到的問題不包括常識，因為在科學理性的關照之下，沒有任何屬于常識的藏身之地。

涂爾干則在孔德的基礎上更進了一步，在《社會學方法的規則》一書中，涂爾干指出，“孔德這種用歷史發展的觀念來解釋社會的方法，與人們用常識來解釋社會的方法沒有多大區別。從表面上看，歷史提供了社會進化的一個簡單程序……因此，對于解釋社會進化似乎只能用人的意念了。假如這樣來解釋社會，不僅是陷入意識形態決定論，而且是將與社會學毫無關系的概念當作社會學對象了。”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方法要求人們不要用常識代替科學，凡是未經科學檢驗的概念，不能隨便使用，更不能用來代替事物本身。”在涂爾干看來，由于社會現象的異常復雜性，所以當時的人們就用常識來解釋它們。可是，社會學家不能這樣，他指出，“社會學者在決定研究對象時，或者在講授他的研究結果時，都不能亂用科學以外或沒經過科學研究檢驗的概念。社會學者還應該清除常識導致的謬誤和前人傳下來的習慣中成為科學研究桎梏的部分。即使不能完全清除，也應該明白這類常識和習慣是毫無價值的東西，才不致于讓這類東西在學說上占據重要地位。”

涂爾干關于社會學的方法論的主張，在其《自殺論》一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展示。涂爾干挑選了一個常識看來無非是極端個人化的行為，如自殺現象進行研究。通過對自殺率的研究，他否定了常識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當然也包括當時心理學界關于自殺的很多觀點)。通過這樣具體的研究成果，涂爾干清楚的表達了他在社會學與常識關系問題上的立場。

總之，在這些經典社會學家的眼里，樹立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地位，顯然是要把它不僅與常識而且要與其他已存的社會科學的學科相區別，這在他們說來顯然不僅是樹立學科本身合法性所必須的(我們只要看到孔德、涂爾干、馬克思和韋伯在創始社會學時在將她和其它學科區隔上所做的努力，便可略之一、二)，而且也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當然，從學科、專業／常識的角度看，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也不僅僅存在于經典社會學家那里，在社會學家作為專門職業的層面，也需要考慮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社會學作為社會學家從事專門職業所不得不面對的重要問題，很多社會學家為了求證社會學研究自身對于常識的合法性，往往對此加以說明論證。據美國社會學家的看法，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有三個基本的區別：(1)目標。常識性知識關注的是使用性的活動，是怎樣以一種有意義的、可以預料的方式從事這些活動。相反，科學知識的基本目標是為其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識。當科學家出于個人的原因而盡力“證明”某種理論時，指引著他的就是常識，不是科學。(2)支持其理論的證據。常識性知識建筑在現行事物的基礎上。科學則需要遠為廣泛的證據，他們是按照明確的規則收集起來的。在積累知識的過程中，科學家們甚至將努力證明其理論之不成立。正是通過這種方式，科學家們才能向任何一個接受所運用的證據的規則的人提供系統的令人深信不疑的證據，證明其理論之成立。(3)系統性。科學理論就其本性而言是清晰的，并且是做過系統闡述的，而常識性理論則是想當然的，并且可能難以用文字來表達。

常識性知識與科學知識之間的這種區別也同樣適用于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上。

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透視

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主要是指社會學家作為教師怎樣在教學中闡明這對關系。在現代大學教學體系中，社會學概論課程是很多大學生的必修／選修課，對學習社會學、社會工作等專業的學生來說，則是必修的一門專業基礎課。在這門社會學的入門課里，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同學們首先就要碰到的重要問題之一。理解好這個問題，可以為同學們以后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因此，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是社會學學習者所關心的重要問題。

在社會學最為發達的美國，幾乎每一本社會學的入門書都會涉及到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個問題。其中，一個比較經典的例子是美國社會學家WilliamE．Snizek為美國大學選修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新生所提出的一份社會學智商測驗(SociologicalI．Q．Test)。

這份測驗由30個陳述組成，依一般常識來看，進行判斷是沒有問題的，難度似乎不大。但根據社會學的科學調查或社會實踐表現得出的結論是，所有這些陳述的對錯與常識的觀點幾乎都是對立的。這份測驗其具體內容，反映了一定時期內的社會學研究成果，其結論不一定還適合已經變遷了的社會情境。但同時，這種測驗的思路體現了撰寫教材的專家們在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上希望透露給這些專業修習者的理想和信念，即他們希望通過這樣的一種測驗，使學生們能夠理解，常識的種種觀點和看法并不一定經得起社會學研究的推敲和考驗。

在大陸，目前很多社會學概論教材里面，也仿照美國社會學教科書的思路，提出了社會學知識可能迥異于常識的觀點(甚至在這些教材中，所引用的例證也是與美國教科書所引用的例證相同)。在《中國社會結構轉型》中，社會學家劉少杰就在訪談中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進行過評論，其主旨也是與美國社會學概論教材的提法沒有什么兩樣。國內近幾年來出版的一些社會學概論教材，如張敦福主編的《現代社會學教程》、風笑天主編的《社會學導論》，朱力主編的《社會學原理》，王思斌主編的《社會學概論》等等，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大體上都是一致的。因此，國內教科書中關于社會學與常識的評論，仍是立足于社會學與常識的對立或者至少是有優越性的地方。也許，在他們的視野里，社會學當然與常識不同，甚至與常識的觀點正好相反，否則就沒有這門學科存在的必要了!

三、從專大眾的角度透視

如果說從專業、學科／常識的角度和從教師(研究者)／學生(學習者)的角度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這還是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來考察這對關系的話，從專家與大眾(門外漢，layman)的角度來考察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則遠遠超出了知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更深刻地討論了社會學與常識在社會中的運用。從使用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知識至少不比常識擁有更多道德優勢。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的考察，就不是局限于社會學與常識到底有多大的差異，而考察他們各自在社會生活中所應用的范圍、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具體的作用機制等等。

20世紀70—80年代，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認為，社會學進步的重要障礙是，錯誤地認為自己有能力探究人類的所有實踐，包括象科學、哲學、法學、藝術等實踐，因而具有“元”科學的性質；社會學家這門專業，其無意識的動機之一就在于它是一門力圖成為“元”科學的職業。布迪厄認為，社會學的“元”科學性質，“始終應當是針對它自身來說的”，它必須利用它自身的手段，對自己進行反思，確定自己是什么，自己正在干什么，努力改善對自己立場的了解。這樣就能消除由于無反思所引發的各種偏見，努力探尋各種機制的知識，一方面推動科學的進步，另一方面進一步改善反思的條件。

此外，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也對社會學知識本身以及社會常識做了建構論的解釋。比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把常識定義為行動者關于社會生活的陳述性信念和社會再生產的條件。他認為主流社會科學——慣以糾正常識為己任，這就是偏見。在吉登斯看來，正統共識的支持者“設想社會科學的實踐內容具有一種技術形態。社會科學糾正行動者關于社會行動或制度的虛假信念。如發生在自然科學中的情況一樣，隨著我們對社會的了解不斷加深，我們就可以改變它。”但是，這樣一個觀點是站不住腳的。社會科學(包括社會學)的確包含了對常人行動者所持的關于社會世界虛假信念的批判。但這些批判的概念和理論得以構成的背景、其實踐的意涵與自然科學的(概念)大為不同。社會科學關注持有觀念和創造觀念的行動者，他們會對他們的行動以及如此行動的條件做理論概括。社會科學涉及一種雙重解釋，因為在那里發展出來的概念和理論，理論要發生效力的那個世界，是由進行概括和理論思考的個人的各種行動構成的。社會科學不必向身處其中的行動者解釋社會世界的意義。正相反，社會科學的技術觀念必然是寄生于常人觀念之上的。也就是說，社會科學的概念是被制造來分析社會世界的，卻又反過來被納入這個世界。因此，社會科學的實踐影響并非主要是技術的影響，而是通過社會科學的概念被吸納到社會世界中并成為它的構成內容來發揮作用。當社會科學概念為常人行動者所接納并融人社會活動中，它們自然成為社會例行實踐中人人諳熟的要素了。這從社區、社區建設、社會指標、社會發展、弱勢群體、社會支持等等社會學的專業詞匯逐步推廣到變成大眾的日常用語的一部分這樣一個過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出來。所以說，社會科學的概念不可避免地為常人行動者的理論和實踐所熟悉，它不會局限為一種專業的話語。

吉登斯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黃平也認為，與自然不同，在社會一人文環境中，每一個被專家視為“外行”的社會成員作為具有掌握知識和技能的行動主體都在時時處處參與著社會的建構過程；并且，這既是行動的過程，也是闡釋的過程，而他們對在自己的行動參與下建構起來的社會生活的闡釋，若照專家看來也許無非是“常識”而已。不過，情況也有正好調轉過來的時候，所謂的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知識，倘依常人的(或外行)看來，也不過是用某種學術語言講述的常識。而最重要的問題還在于，由于常人也是知識者和闡釋者，任何一種關于社會一人文的專業理論都是在被常人從自己的眼光和角度不斷進行再闡釋著。正是這種“雙向闡釋”構成了社會不同于自然的基本品質。

因此，從反思社會學、社會建構論等角度來看，常識與社會學的關系就不像前人所認識的那樣是簡單對立的。這些方面的認識，也使我們更加關注社會事實的主觀方面，注意到常人的理解與生活，因此，實際上也是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更深刻的認識。

四、結語

總的來說，從以上的三個角度考察社會生活中的社會學知識與社會常識的關系，我們可以更全面的考察社會學知識與常識性知識二者之間種種變化的關系。從這種知識社會學的考察結果來看，我們基本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社會學與常識之異

社會學包括的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知識，還包括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思考方式。常識也包括常識性的知識、直接經驗的獲取知識的方法、直覺從眾的思考方式。社會學與常識的區別關系也可以參照前述的常識性知識和科學知識之間的區別來看待。由于社會上大多數人是憑個人經驗和普通常識來處理日常事務與解釋社會現象，這種方式也可以發展出知識來，就像傳統社會以經驗累積與傳承來建構知識一樣。“社會學”不必也未必能“導正”所謂“偏頗”的想法(因為“正”與“偏”是相對地)，但至少能提供我們對社會現象的”解釋”，而這個解釋通常是經由實證資料的搜集來支持或是經由理論邏輯的推演結果。由于現代知識的建構方式，通常強調“系統”而不是零散，重視“累積”而不是秘方。因此，具有“系統”與“累積”的知識成為現代學術的特色。“社會學”的特色就在強調“系統與累積”，主要能提供我們一般性(即大數法則)的知識。當然這并不能說是“正統”知識，只不過是能透過現代“科學”技術或程序的“實證資料”來加以支持的說法而已。透過社會學研究所得到的結果，有助于我們了解“一般”現象(而不是和一個人的想法)，這或許可以幫助一般人跳脫出以自己經驗為主的“認知”與視為當然的“常識”。同時，熟悉(常識)使我們“視而不見”，“去熟悉化”則是社會學式思考(think—ingsociologicaly)的第一步，打開我們的社會觸覺，讓我們“見人所不能見”，看清楚這個世界，也更了解自己。

其次，幾乎是命定的必須以“常識”為探討對象的社會學讓人們往往以為社會學并無舉足輕重或者對實際人類社會貢獻——甚至有些人直覺地就去質疑(或者否定)社會學的科學地位。但其實，社會學的知識具有強烈批判品格(盡管社會學之中的某些說法被視為是保守、靜態且傾向于維系“現狀”(htestatusquo)的)，社會學的這種批判品格也是常識所不具備的。

另外，在社會學的發展過程中，由于早期的社會科學家在其研究和理論中，也使許多他們那個時代的相當普遍的常識性假設成為理所當然(take—forgranted)的東西。社會學最近幾十年的進步，有很大一部分實際上就是對常識性假設進行再考察，對它們做出批判性評價，在必要的地方以經過科學的證據嚴格驗證的觀點來取代。

因此，現在也有一些關于“社會學庸俗化”的批判文章，它把“社會學庸俗化”問題提出來，希望使社會學學科的特性更加凸顯。在這些論者看來，對社會學家而言，常識只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的一個題目，而不是社會學理論的源泉。這種提醒顯然是必要的，由于社會學家們都生活于常識的世界里，他們對自己所利用的常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這樣一來，他們在自己的社會學研究工作中才不至于把常識當成了社會學知識(當然，反過來說，有些社會學家不是從學科、專業的角度出發做出的社會評論，我們也不能把它看成是社會學的知識或者社會學的理論成果)。

2．社會學與常識的聯系

在現代社會中，隨著社會學對社會的介入越來越廣泛、深入，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也由原來的似乎理所當然的“社會學與常識相對”的態度要變得不那么肯定了。在社會上，一方面，社會學家通過電視、廣播、報刊雜志、書籍等等媒介傳播自己的思想觀念，似乎什么樣的情況下社會學家都可以發言且常有驚人之語，另一方面，有些輿論把社會學家的工作稱為“花大量的錢財去發現盡人皆知的事實”，把社會學家在大眾傳媒中傳播的很多“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學的視角”所作的分析稱為“庸俗社會學”。社會學家對社會現實的全面介入與社會輿論對社會學的譏諷之間的張力使得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又重新成為社會學家反思的對象。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社會學危機”，更是促進了人們對社會學與常識(實際上從更為寬泛的角度來講也可以說是社會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作出反思。

如對社會學與常識的關系問題，香港的社會學家張德勝在其著作《社會原理》中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評論。張德勝的基本觀點是“道不遠人”，社會學的規律來自于人們的社會生活，因此，它自然不會與人們的常識認識太過疏遠。

管理學常識論文范文第3篇

20世紀40年代開始，學者們開始自覺地對公共管理學的方法論進行反思，先后經歷了三波反思和爭論，經過這一系列的爭論，公共管理研究已經進入了方法論的多元化階段，但是目前中國大陸關于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探討卻存在以下突出的問題：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單一化，無法回應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目前國內相關文獻在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時候，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仍是主流，通論性教材往往側重介紹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中“科學”研究的部分，主張公共管理研究的任務在于尋求公共管理客觀事實中的經驗性因果聯系，通過變量之間關系的尋求，發現公共管理的一般規律。[1]與此相關，目前國內的公共管理碩士（MasterofPublicAdministration，MPA）教育亦以“社會學研究方法”、“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社會研究方法”等作為核心課程或主干課程，這些課程的主導方法也是實證主義，難以凸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性。事實上，公共管理研究是科學發現、技術設計（政策設計、制度設計、組織設計、機制設計等等）、公共評估、詮釋和批判的統一，需要實證的、詮釋的、批判的多元方法論的合理使用和組合，闡明多元方法論單獨使用和組合使用的邏輯，才可能有效地反映公共管理實踐的多樣性。

2.程序性方法與實質性方法之間存在鴻溝。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是形成公共管理理論的哲學基礎、邏輯和價值觀，是公共管理知識成果中蘊含的，形成公共管理知識的途徑。公共管理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則是公共管理研究過程中設計和實施研究、收集和分析資料的程序、步驟和技術。公共管理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沒有截然的界限，但是側重點是不同的，前者側重研究的邏輯，后者側重研究的操作性程序和技術。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文獻中，程序性方法的研究文獻較為豐富，體系也較為成熟，比如：蓋爾•約翰森（GailJohnson）[2]等人所著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著作。這些著作以選題、文獻綜述和理論建構、研究設計、資料收集、資料分析、報告撰寫為經線，以定性和定量研究為緯線，共同編織起公共管理學的程序性方法論體系。不過，很少有文獻探討實質性方法和程序性方法之間的對應關系，這導致了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很多困惑，比如：當我們從事一些屬于技術設計類、詮釋類、批判類、評估類的公共管理問題研究時，大多數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著作難以提供有效的指導，甚至用實證主義的研究規范和標準衡量這些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造成了研究的方法論標準“缺位”和“越位”的現象，形成了方法論標準的單一化和有些研究沒有有效方法論指導的尷尬局面。

3.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實務和咨詢方法脫節。公共管理研究作為使用科學方法探討公共管理問題答案的活動，包括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公共管理咨詢三種基本形態。但實踐中，三者脫節的狀況較為嚴重：從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學者們撰寫大量的論文，充斥著繁雜的統計數據和生僻的詞語，往往被束之高閣。公共管理咨詢提出的政策建議，往往與學者們的高深研究難以接軌。造成這種脫節現象的原因之一是對三者統一的“公約數”缺乏堅實的理論共識。事實上，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公共管理實務和公共管理咨詢的“公約數”是解決公共管理問題。公共管理學術研究重點關注科學發現類、評估類、詮釋類和批判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是公共管理實踐問題解決的過程，其本質是公共管理者運用適當的途徑———諸如戰略設計、政策制定、機制設計等———彌合公共管理主體需求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雖然公共管理實務以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提供的相關知識為基礎，但是公共管理實務的方法論框架是技術設計的方法論框架，與公共管理學術研究的方法論框架存在本質的差異。公共管理咨詢所使用的方法論框架并不是單一的方法論框架，往往通過綜合運用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和實踐問題解決的方法論框架，為顧客提供知識、技術、理解等方面的知識和服務。

4.公共管理方法的學術關注度失衡。“公共管理方法”一詞可以做廣義理解和狹義理解。廣義的公共管理方法是公共管理領域中思維方法、行動方法、研究方法的總稱。狹義的公共管理方法則指公共管理實踐或公共管理實務活動的方法，屬于行動方法的范疇，即公共管理主體進行公共管理活動過程中使用的認識工具（比如戰略管理中SWOT分析模型、鉆石模型、利益相關者分析）和行動工具（全面質量管理、合同外包、憑單制等等制度、機制、程序、手段和技術等管理手段）的總稱。目前國內已經出版了一批側重研究公共管理行動的技術、手段和工具的著作。但目前關于公共管理學科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著作仍然較少。公共管理“思維方法”的著作更是少見。這導致了公共管理思維方法、行動方法和研究方法學術關注度失衡的局面，有必要從新的角度入手，尋求公共管理方法的共同基礎，提高公共管理學科認同度。

5.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缺乏合理的標準和規范。20世紀80年代以來懷特（J.D.White）[3]，佩里和克雷默（J.L.Perry&K.L.Kraemer）[4]，斯托林斯（R.A.Stallings）[5]，斯托林斯和費里斯（R.A.Stallings&J.M.Ferris）[6]，貝利（M.T.Bailey）[7]，亞當斯和懷特（G.B.Adams&J.D.White）[8]等人開展了對公共管理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的主題、研究方法、質量標準等方面的評估研究。中國臺灣學者孫同文（1986）[9]、江明修（1986）[10]、詹中原（2003）[11]、吳穎年（2006）[12]等學者對臺灣地區的公共管理論著亦做了文獻評估分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內陸很多學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反思和探討公共管理知識生產的規范、標準和方法論問題。比如：張成福（1996）對中國公共行政合法性危機的關注。[13]周志忍（2004），郭小聰、肖生福（2006）等人探討了中國行政學學科和學科整合問題。[14]袁達毅（2002）、馬駿（2006）、劉亞平（2006，2008）、何艷玲（2007）等人對中國公共行政“危機”進行了分析。[15]張夢中和馬克•霍哲（2001）[16]等人對公共行政期刊論文或博士論文進行了內容分析，嘗試提煉出已有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的學術規范。總之，公共管理知識生產尚未形成兼顧多元方法共性和個性的標準和規范。實證主義的學術規范，只適合于對部分公共管理研究成果進行評價，還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并不能納入實證主義研究的方法論傳統，需要深化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認識，在公共管理多元方法的框架下，建立多樣化、合理、適宜的公共管理知識生產標準和規范。上述五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公共管理多元方法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是什么？怎樣才能有效整合公共管理研究的多元方法論，從而為公共管理研究提供邏輯合理性？隨后本文將從問題類型學入手，闡明基于問題類型學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以期對這兩個問題提供合理的答案。

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

在科學研究中只有那些專業共同體和整個人類的知識積累都尚未解決或無法回答的疑問才算是研究問題。問題可以定義為：“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17]問題是一個反映了主客觀矛盾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概念。科學研究從何開始？一直是哲學和方法論研究的一個關鍵主題。波普爾在《猜想和反駁》一書中總結道：“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愈來愈深化的問題，愈來愈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18]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幾乎每個公共管理理論的提出和發展，都是從特定的公共管理問題開始的。問題作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反映了主觀與客觀之間的認知矛盾。雖然諸多科學家和不同流派的哲學家持有不同的方法論，但是科學史和哲學史的發展歷史表明，他們都會不約而同地從方法論層面上開展對“問題”的研究，探究什么是問題、問題的重要意義、問題的結構、問題的類型。“問題”成了不同流派科學哲學家交鋒對話的聚焦點，他們對問題認識的深入，逐漸形成了以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哲學分支領域“問題學”。[19]目前“以問題為導向”進行研究已經成為公共管理學界的共識：解決問題是公共管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核心；問題為公共管理研究定向；問題是制定公共管理研究計劃的依據；問題指導公共管理研究的觀察和資料的收集等等。但是公共管理問題包括哪些類型？每種類型公共管理問題對應的研究方法是什么？在理論界和實務界尚無一個完美的答案。類型學（typology），或稱作分類學（taxonomy），指研究者結合兩個或兩個以上單一維度的簡單概念，然后由簡單概念的交叉形成新的概念。本文從問題的定義———“某個給定過程的當前狀態與智能主體（人或機器）所要求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的差距”———出發，根據“差距”的本質特征對問題進行類型化的劃分。按照近代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e）揭示的事實和價值二分的原則，我們可以將問題中所含的“差距”分為“事實性差距”和“價值性差距”兩個維度。可以用如下的坐標圖定位公共管理問題的各種類型。在圖1的二維坐標中：（1）縱坐標所示的純粹涉及價值差距的問題屬于詮釋類問題，對詮釋類問題的解答，往往使用詮釋主義的方法，形成詮釋類知識。詮釋類知識通過挖掘、闡發、建立和確證一種價值，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溝通。（2）橫坐標所示的那些純粹涉及事實差距的問題是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探索經驗世界的狀態、發展、變化，尋找經驗世界中存在的聯系。（3）橫坐標和縱坐標構成的平面中的問題既含有價值因素又含有事實因素，可將這些問題分為技術設計類問題、批判類問題和評估類問題。

1.科學發現類問題。科學發現類問題是人類主觀認知與經驗事實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主觀認知之間、客觀事實之間的矛盾而引發的疑問。對科學發現類問題的回答，往往使用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框架，最終將產生對客觀世界描述、解釋和預測的知識。提出科學發現類問題的途徑包括：尋求經驗事實之間的聯系和一致的解釋，證實假說和現象的可靠性、尋求理論體系內部的不一致性，解答多個理論和假設的不一致性，學科理論方法的移植等。

2.技術設計類問題。“實現特定目標的最優化方案、手段和措施是什么？”屬于技術設計類問題。技術設計類問題包含事實前提和價值前提兩個基本因素。技術設計類研究的目的是在既有事實前提下，確定合理的價值前提；或者在既定的價值前提下，尋求實現特定價值的優化方案。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往往需要在時間（時間段、歷史、現狀等等）和空間（國別、地區、部門等等）中進行目標比較、約束條件比較、環境參數比較、手段比較找出當前問題的特殊性，并“有的放矢”地提出戰略與政策、體制與機制、措施與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3.評估類問題。該類問題與科學發現類問題的相似之處在于兩者都是對事實、行為和態度的描述和解釋。但不同的是，評估研究在對事實、行為和態度進行描述時，是建立在與特定標準進行比較基礎上的描述和解釋，比較的標準可以是客觀的標準也可以是主觀的標準。評估至少包括三個要素，即標準（criteria）、證據（evidence）和判斷（judgment），評估類問題的本質是根據經驗證據，尋求特定標準和經驗證據之間的關系，并對這種關系進行評判。

4.詮釋類問題。詮釋類問題是闡發、確立和建構社會現象背后的價值和意義的問題。詮釋研究嘗試回答文化、價值和精神領域的“應該怎么樣”的價值問題，與人的目的、自由和人際之間的共識和規則緊密相關。公共管理領域，人們一般通過公共管理的歷史詮釋、文本詮釋、話語詮釋和行動詮釋來獲取詮釋類問題的答案。

5.批判類問題。在批判研究者看來，現實社會并不是實證主義所謂的純粹的經驗的堆積，而是主體被“異化”的世界，需要改變客觀世界，將主體從“異化”中解放出來。批評研究以矛盾的觀點和辯證的觀點看待和分析現實，其目的是改變世界。批判問題的提出本身具有很強的社會行動取向，批判研究本身就是改變社會秩序的重要力量。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基礎和公約數。

三、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學為基礎的研究方法體系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是對公共管理研究中使用的各種、各類、各層次方法以及他們之間的聯系的系統化梳理。

1.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維度。可以借鑒亞瑟•霍爾（ArthurD.Hall）提出的系統工程三維結構（時間維度、邏輯維度和知識維度）對研究的方法體系進行刻畫。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時間維度即公共管理研究依次進行的過程，包括選題、文獻綜述、研究設計、研究實施和研究成果發表等環節。公共管理研究的邏輯維包括方法論、研究方式和研究工具三個層面。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知識維度是提出和解決公共管理問題的思維背景、認知背景和實踐背景。凡是對公共管理問題解決有啟發的知識都可以納入這一維度，而不論該知識的學科界限。

2.問題是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從問題學的角度來看，在研究方法體系中，問題是連接研究邏輯維度、時間維度和知識維度的共通點。首先，不同的方法論流派對問題的性質、問題的地位、問題結構看法不同，就會形成研究過程的差異。比如：詮釋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意義呈現的過程，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交互作用貫穿在研究過程的始終；實證主義將問題看做是歸納和證實的過程，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中立觀察是研究的起點，對結論的證實或證偽成為研究的終點；批判理性主義將問題看作是主觀和客觀的不一致，研究過程是始于問題，提出探索性答案，然后驗證，再提出新問題的過程。其次，不同的問題類型對應不同的方法論框架。（1）對于科學發現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使用實證主義作為主導的研究方法論框架。（2）對于技術設計類的公共管理問題，通常運用技術設計所特有的最優化方法的邏輯，這種邏輯是“一種特別的命令邏輯。”“首先，考察滿足外部環境限制的所有可能狀態，然后，從此集合中找出滿足目標的其它約束條件、又使效用函數最大化的特定狀態。”這相當于把目標約束條件及最大化看作新的“自然法則”并把它加到其它自然法則上進行邏輯運演，運演結果中的值被看成“應當”取的值。[20]（3）評估類公共管理問題會同時涉及價值因素和事實因素，在實際評估中，對事實和價值因素的處理方式不同會導致評估研究中實證主義、詮釋主義和批判主義的分歧。（4）詮釋學、現象學、建構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等非實證主義方法論是解決詮釋類問題的常用方法論。（5）批判類問題則主要使用批判主義、批判實在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最后，研究知識通過研究問題與研究邏輯緊密相關。研究知識只有與特定的研究問題相聯系，才有可能納入特定的研究活動。（1）背景知識驅動問題的產生，各學科知識為問題解決提供可能的答案，并促進新知識的產生。（2）既有的理論引導研究的進行。既有的理論在研究中不僅僅對問題的產生和問題的解答發揮著重要的作用，還以理論框架、研究途徑、研究范式等形式引導資料的收集、資料分析、假設檢驗、分析性歸納等過程。

3.以問題類型為基礎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總體特色。以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為基礎，將問題作為溝通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的公約數，這種新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體系具有以下特色。

第一，公共管理問題形態差異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表現形態的多樣性。公共管理學術、實務和咨詢從本質上講它們都是一種解答問題的活動，只是三者所解答問題的類型、問題的難度、問題的指向等方面存在差異。從難度上來講，公共管理實務活動中的問題可以使用已有的常識，或者對已有的知識進行簡單地綜合就能加以解決。如果問題的難度超出了常識和已有知識簡單綜合的范圍，那么就需要訴諸公共管理咨詢或公共管理學術活動加以解決。公共管理咨詢提供一個或多個可供選擇的較為固定的答案，公共管理學術研究則對問題進行探索性的回答，提供階段性的答案。從問題類型來看，公共管理學術研究活動側重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公共管理實務工作者側重解決技術設計類問題；公共管理咨詢則重點闡明將公共管理一般原理轉換為具體操作政策條文的基本原則。總之，在問題解決這一點上，公共管理研究的三種形態并不是截然分開的，而是存在有機的聯系，它們在知識生產體系中司職側重不同，共同構成了公共管理知識深化的遞進序列。

第二，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公共管理活動中同時包含了事實因素、價值因素和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因此公共管理研究可能是科學問題亦可能是技術問題、評估問題、詮釋問題和批判問題。不同問題類型在問題結構方面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對這一問題求解的方法論框架也會存在根本的差異。如果用解決詮釋類問題的方法去解決科學發現類問題，應該無法獲得求解答案，因為他們的求解目標和應答域都不一樣。因此，準確地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第一步，制約著公共管理研究的方向和路徑。

第三，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研究方法論的差異是研究哲學層面的差異，不同的研究方法論以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和價值論為基礎，不同的方法論產生不同屬性的知識，不同屬性的知識亦需要通過適當的方法論獲得。比如要獲得詮釋類的公共管理知識，就需要以詮釋學的方法論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現象學、人類學、民族志等質性研究方法展開研究。如果要獲得規律性的實證知識，則需要使用實證主義作為研究的哲學基礎，使用實驗法、調查法等實證方法展開研究。如果采用實證主義的方法去解答詮釋類問題，就犯了研究問題和方法論不匹配的錯誤。總之，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方法論的選擇。

第四，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公共管理問題的類型，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結構，并進一步決定了公共管理問題的解決思路、求解路徑、求解方式、求解結果以及對求解結果的評價。公共管理研究設計作為研究的藍圖和規劃而言，需要對問題的結構、問題的求解和問題求解結果的評價加以詳細的闡述。按照問題類型的差異，可以將公共管理研究設計分為科學發現類的研究設計、技術設計類的研究設計、評估類的研究設計、批判類的研究設計和詮釋類的研究設計。總之，正確的定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是選擇相應公共管理研究設計類型的前提。

第五，公共管理問題類型的劃分溝通了公共管理的理論和實踐的鴻溝。公共管理學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美國的教育學科分類中，就將公共管理類學科劃入職業性的應用性學科范疇。盡管公共管理的理論研究者和公共管理實務者往往是不同的群體，但是并不意味著，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可以分離，并不意味有純粹的公共管理理論，或者純粹的公共管理實踐。實際上，將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融合起來的橋梁就是公共管理問題，對公共管理問題類型進行深入的分析，就能尋找到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溝通的具體的、歷史的、特殊的通道。無論是從事理論研究的工作者，還是從事實務的工作者，都需要有問題意識，根據問題的類型采用不同的方法，獲得問題的答案。從收集信息、發現問題、尋求問題解決的方案、問題最終解決的過程來看，理論工作和實踐工作是緊密連接、相互滲透、相互啟發的過程，問題及其問題的類型是溝通公共管理理論和實踐的橋梁。

管理學常識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科技期刊； 質量； 學術論文； 審編校

中圖分類號： G2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2）01-0121-02

當今，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科技期刊所處的發展環境正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極大地影響刊物的社會地位、編輯手段、出版發行、傳播方式和讀者群體。怎樣在這種環境下進行期刊審編校工作，嚴把審編校質量關，是直接關系到科技期刊的生存與發展。

審編校人員作為期刊編輯出版活動的主體，需要對繁雜的信息進行整理、加工，從選題策劃到組稿，再到審讀加工、再到編輯校對出版等等，每一個環節無不滲透著編輯人員對期刊質量控制所花費的心血。審編校工作質量是期刊質量的一個重要指標。面對當前發展迅速的網絡技術，期刊網絡信息化勢在必行。本文筆者從實際工作出發，結合《高速鐵路技術》期刊具體情況，對期刊的審編校質量控制談幾點體會。

1 審稿

1．1初審

目前國內大部分科技期刊實行的是“三審”審稿制。初審是保證期刊學術水平的“第一道關口”[1]。從國際上很多名刊的實際運作可以看出編輯初審工作的重要性。例如：《Nature》的編輯權限很大，半數的稿件未經送審就直接退回；《Science》稿件首先分給熟悉該領域的編輯，大約3/4的來稿在初審過程中就被淘汰；《美國醫學會雜志》有54%的稿件由編輯初審時直接退稿[2]。重視對文稿內容創新性及總體學術價值的初步評判，就要制訂具體化的編輯初審工作內容：（1）形式審查，就是對論文的表現形式，也可以說是基本要素的審查，包括題名、作者署名、作者單位、單位所在地區及郵編、作者簡介、基金項目、聯系地址、聯系電話等項目進行審查。這些內容雖然大多無關于論文的質量，但可以方便進行期刊論文的統計與分析、明確著作權歸屬，或方便聯系作者等。另外，還要參照本刊的稿約審查論文的擬定格式是否符合要求，如摘要的內容及字數、插圖繪制軟件、論文篇幅、參考文獻數量等。形式審查是編輯收稿時需及時進行的工作，在進一步審理稿件前就請作者作相應的補充和完善。（2）適用性審查，作為我們《高速鐵路技術》科技期刊，編輯初審時要對來稿是否符合本刊的宗旨和報道范圍進行審查。需要指出的是，對于符合本刊宗旨和報道范圍但近期不能安排刊登的稿件應及時退回作者，建議作者另投他刊，而且一定要告知作者原因，爭取作者理解，做到“退稿不退人”。（3）學術質量的初步審查，具體是指對論文的創新性、學術性和應用性進行初步判斷。作為科技期刊的編輯一般具有本門學科的專業知識背景，或自學或多參加一些相關專業的技術交流會，而且對相關專業學科也有相當的了解，具有對論文的學術質量作出初步判斷的能力，同時利用現代網絡數據庫進行檢索查新，編輯可以在初審時就對論文的學術質量有一個基本的或概念性的認識和評價，為決定是否進一步送專家復審提供依據。（4）規范性審查，概括來說就是要根據相關國家標準和規定對論文的編寫格式，圖表表述的規范性，量和單位的規范性，評議表達的規范性等進行審查。

在審稿階段還要注意時效性原則：編輯初審時注意審稿時滯，盡可能縮短初審時間，給下一步專家復審留有充足時間，因為我們所請專家多數是生產第一線的骨干，最不好控制的是專家復審的時間，因此，編輯在收到稿件后，要立即投入到初審工作中，盡快對稿件作出初步的評價，該退、該修改還是該送復審，都應及時進行處理，以減少稿件在編輯部的滯留時間。這對縮短期刊的發表周期是一項行之有效的措施，理應在成為編輯初審時遵循的一個重要原則。

1．2專家復審

審稿專家是同行評議的主體，同行評議是科技期刊審稿的程序，是保證和提高期刊質量的重要途徑。采用雙向匿名制進行審稿，使評審的意見對稿不對人，使專家有針對性地審稿，不損害其學術形象。在科技期刊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同等專家審查機制奠定了科技期刊在學術交流中的“把關人”地位，國際上通常將是否有同等評議作為衡量期刊水平高低的一個標志。審稿態度對審稿質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與審稿專家的常識水平同樣重要。專家審稿時須一絲不茍，力爭審稿質量高，審稿時間短，做一名優秀的審稿人。審稿專家是稿件科學性的把關者、創新性的鑒定者、刊物質量的支撐者，把好學術關是專家審稿的主要責任，審稿專家應對稿件作出總體評價，包括學術內容評價（創新性）和研究規范評價（科學性），以及實用價值評價，并充分解釋評判的依據，為終審提供參考依據；同時，不能忽視分項評價，包括題名、結構布局、圖片、表格、參考文獻、語法與標點等等，提出稿件中存在的問題以及具體的修改建議[3]。如果稿件涉及多個專業，就要請多個專家，從本專業角度進行審查，最后給作者一個綜合意見。審稿也是一種學術交流活動，盡管范圍十分狹小，對豐富科研經驗和開闊學術視野都會有很大幫助。

概括來說，編輯是聯系作者與讀者的橋梁。編輯這一特定的職業群體就是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嚴謹、科學的治學精神。當今社會的評職、獲學位、科研課題等都需要發表文章，編輯作為信息傳播的“把關人”，“為他人做嫁衣”是編輯工作的真實寫照，編輯在履行自己的職責行使修改權力的時候，對稿件字斟句酌的修改需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尤其是這種“枯燥無味”“簡單重復”的繁雜、瑣細的修改是日復一日的工作內容。編輯加工過程中，在文字性的修改上，特別是內容性的修改，可謂絞盡腦汁。如“的”、“地”、“得”、“了”屬文字性的，這很清楚；但當碰到一段專業性很強，又比較生疏的術語時，就要不斷查閱資料、規范、咨詢專家，使文字、符號等都要表達準確，不能直接用口語或不準確的詞句出現在文章中。因此，對編輯工作沒有奉獻精神，就不可能保持保量地完成這些繁瑣的、復雜的工作任務。這就要求編輯具有甘為人梯的奉獻精神、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和誠心誠意為作者服務的強烈意識[4]。就會從文章題名至參考文獻著錄層層把關，一絲不茍；就會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標準[5]，包括對研究設計、參考文獻著錄等進行全面的審核、修改和完善，最終使稿件的主題思想更加鮮明、邏輯結構更加嚴謹、字句使用更加規范、數據材料更加準確，使其符合編輯出版各環節的要求，為科技期刊高質量的出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校對工作看似一項簡單、平凡的工作，對能力的要求不高，實則在編輯工作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它是一項相對比較枯燥，卻又來不得半點馬虎的工作，因為它是整個編輯服務流程中的最后一道“關口”，因此，我們采用“四校制”，第一、二、四校由編輯部完成，第三校由作者完成，這樣可使作者和編輯人員同時再次把一次關。

在校對工作中，從事文字工作的同志大都也有同感，有時陌生的東西反而出現差錯較少，而較為熟悉的東西卻容易犯錯。就不想咬文嚼字了，就像看小說一樣一目十行進行校對，就達不到校對的效果。那么，怎樣克服這種思維定勢，更好地開展文字校對工作呢？筆者認為，管理學中的“哥頓法”值得提倡。“哥頓法”是管理學中管理決策創新思維方法中的一個，它是由美國學者哥頓發明的，其中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變熟悉為陌生”，即拋開對事物性質原有的認識，在“零起點”上對事物進行重新認識，從而得出相應的結論。在文字校對工作中，也要提倡“變熟悉為陌生”，在校對時，把所有熟悉的東西當成陌生的東西，對每段話、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都保持高度的警惕，帶著疑問的心態，抱著學習的態度去校對，然后把"學"到的東西與自己所了解的情況相比較，看有無出入，這樣就能跳出固有的思維定勢，減少出錯的可能，確保文字校對工作的實效性。

4 加強期刊網絡化信息化建設

當今，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期刊網絡化是發展趨勢。期刊網絡化可以實現期刊的網上組稿、收稿、審稿、編輯、排版、校對等，既快速又便捷。利用網上專家數據庫實現在線審稿，既省時，又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編輯、作者、讀者之間提供了一種信息交流和溝通的平臺。由于網絡期刊在信息檢索、縮短出版周期、節約成本、市場經營、創立品牌等許多方面，與傳統的印刷型期刊相比表現出明顯的優勢和互補作用，因此，應該正確地認識網絡期刊時代的到來，促進我國鐵路工程科技期刊網絡化。

5 結論

建立制度化的編輯學習制度：由于科技期刊涉及的學科和專業較多，涉及面很寬，而且學科分支越來越細，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這就要求編輯不但要及時了解本學科的發展現狀，而且要及時了解其他學科的前沿動態，具備識別、鑒賞稿件學術質量的能力，才能更專業、更準確地對論文學術質量進行評判。另一方面，由于要與國際接軌，國家對學術期刊編排規范化、標準化的要求越來越嚴，隨時掌握國家頒布的編輯相關規定，編輯如果只具有相關學科專業知識而不懂編輯出版專業知識，也是無法進行編輯工作的，只有熟悉、掌握編輯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和技能，靈活運用編輯學方法和技巧，才能在審、編、校過程中發現來稿的閃光點及存在的問題。因此，建立自學的終身學習計劃，是保障期刊質量的一項必不可少的現實要求。在學習的過程中，除了定期參加常規的各層次的培訓班、學術研討會等以外，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加強學習。

（1）對照專家復審意見進行專業知識的學習。定期或不定期深入總結專家意見，重點將初審意見與專家的復審意見進行比對，從中找出自身在學科知識方面存在的不足，并進行相應的補充學習。對于這種有針對性的學習，編輯人員要持之以恒，形成一種習慣性的自覺行為。

（2）編輯每年必須撰寫一定數量的論文。在寫論文和過程中，自然會先去了解相關課題的研究現狀，結合自身的編輯實踐，深入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獨特見解。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和提高的過程。這個要求雖然有一定“難度”，但是有“難度”才會有“高度”，有壓力才會有動力。

論文的質量是科技期刊的生命線，審編校質量的提高必然對論文的質量以及期刊影響力產生重大影響，從而使期刊進入良性循環的運行軌道。

參考文獻：

[1] 何洪英，李家林，朱丹等.論科技學術期刊論文的編輯初審[J].編輯學報，2007，19（1）：17-19.

[2] 王萍，楊淑珍，于智龍等.科技期刊編輯初審對論文質量的影響[J].編輯學報，2011，23（10）：414-415.

[3] 趙文義，王磊，楊琦.學術期刊編輯審稿行為的主體性分析[J].編輯學報，2008，20（5）：382-383.

管理學常識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思想政治教育；重要性；法學思維；培養方法

一、法律思維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重要性

1.思想政治學科中法學思維

法律思維。從廣義上來講，法律思維是按照法律的邏輯來觀察、分析、解決社會問題的思維方式。法律思維主體包括法律職業從業者，如法官、檢察官、執法人員、律師等，以及法學領域的專家學者。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接觸、運用法律時的思維，也應屬于法律思維范疇。

哲學是思想政治教育這門學科的理論基礎。首先，哲學為思想政治教育奠定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理論基礎。哲學是人與世界關系的總體性理論反映，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反映世界的本質，論證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揭示人與世界的復雜多樣關系。對人的本質、人生價值、人生目的、人生意義等至關重要的人生問題予以審視、反思和預見，為人們的思想意識奠定理論基石。思想政治教育是塑造人的靈魂的活動，思想政治教育要以哲學為支撐，幫助人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從而引導人們正確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創造理想世界。

法律思維蘊含規則性、程序性、平衡性、基準性的特有知識、價值和方法。相對于其他思維形式，哲學思維顯現出豐富的抽象性、深邃的獨特性、清晰的縝密的整體性和內在的邏輯的系統性。”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不僅要從哲學的抽象性、全局性來考慮問題，還要從具體的現實出發，運用規則、講究程序、重視證據、建立明確責、權、利的制度，將哲學抽象l生和整體性、系統性和法學的具體性、規則性、適用性結合起來。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法律思維

法學不同于哲學的一個特征，就是前者比后者更具有強烈的適用性。因此，強調法學理論要經世致用，不要變成玄之又玄的經院哲學。著名法學家伯爾曼說過：

“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則它形同虛設”。再好的法律，若不服務于實踐，就是一張廢紙。所以，精通的目的全在于應用。從事思想教育工作的人，不僅需要嚴謹的邏輯思想能力，抽象的哲學思維，也需要法治的理念，以權利義務的角度作為思考問題的基本邏輯線索來解決現實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如思政專業的學生將來從事中學教育，這就要求教師有一定的法學知識來管理學生。如學生在學校的地位是什么？學生和學校是什么關系？學生在學校享有哪些權利？學生又該承擔哪些義務？學生在校期間，發生意外情況該如何處理？有的家長以為把子女送到學校，就把監護人該承擔的義務轉嫁給學校。一旦學生在學校出了事情，部分家長不管青紅皂白，就糾集其親朋好友到學校大吵大鬧。學校為了息事寧人，絕大多數學校的做法往往選擇私了，不懂得運用法律來維護學校的權利，往往付出高昂的代價。其實學校應該用法治的思想來治理學校。將雙方的權利義務劃分清楚，看學校這一方是否存在過錯，該不該承擔責任，承擔何種責任，從法律的角度來解決問題，將學校的管理制度化、規劃化。管理學校如此，企業管理，做其他思想工作亦是如此。

二、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專業中加強法律思維的培養

1.從課程設置的角度去解決問題

思政專業課程體系的安排，在以《哲學原理》為核心，《馬列原著選讀》、《西方哲學史》、《宗教學》、《倫理學》、《邏輯學》、《美學》等各門哲學課程的基礎上，再開設《西方哲學史》、《法學概論》、《西方法哲學史綱要》或者《法哲學》，合同法等課程。哲學課程體系既為學生提供了學習其他課程的方法論，又培養了學生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還鍛煉了學生的思維能力，使學生整體素質得到提升。

《法學概論》是一門概要論述法學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識的課程，開設《法學概論》的教學目的是普及法學知識，加強法制教育；通過本課程的學習，概要地掌握法學的一般原理，了解我國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的主要規定，增強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并能夠運用所學法律知識解決實際生活中的一般法律問題。思政專業的學生不僅要求懂得一般的法律規定，并且能夠運用法律來解決實際生活中碰到的問題。在哲學思維和法學概論知識體系的架構上，培養從哲學的角度和用哲學的方法來研究和思考法學問題的思維能力，這樣不僅有利于思政專業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而且還可以培養學生高層次地思考人與人或集團與集團、個人與集團之間的不公正、不公平，進而解決主體與社會整體間的公平、正義的問題。

2.從教學的角度去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