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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工作經驗總結范文第1篇

隨著保險市場的不斷發展，保險業內競爭日益激烈，單純的價格之爭雖有一時之功，但絕非長久之計。通過特色的服務建立客戶對保險公司的信任和支持，完善客戶服務和大客戶關系管理，保持與大客戶穩定的合作關系，是促進公司業務規模持久上升、提升公司實力的重要條件。營業部自成立以來，注重永安公司的品牌形象，致力于客戶服務的創新，特別是將大客戶的服務與管理作為工作的重點，靠服務贏得了業務的穩定發展。

我公司于2003年11月正式與鄭交集團合作開展保險業務，兩年來共實現保費收入近4000萬元。我們在合作中不斷改進服務措施，提高服務質量，積累了一定的為集團客戶提供專業承保和客戶服務的經驗，雙方建立了良好的溝通協調關系和合作基礎。現將營業部開展鄭交集團大客戶服務和管理的做法總結如下：

一、領導重視，措施得力

兩年多來，分公司領導高度關注與鄭交集團的合作進展情況，給予營業部大力支持。分公司總經理室成員經常過問鄭交業務情況，聽取營業部關于承保、理賠等方面的專題匯報，指導營業部確定工作思路，并親自參加與鄭交集團的高層座談會。營業部經理室經常深入鄭交集團進行公關協調，現場解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目前已形成與鄭交集團多個層面的溝通聯系制，增進了雙方的了解。

營業部圍繞著鄭交集團和客服工作的需要，加大對客服的投入和傾斜，保證了各環節的服務基礎，通過創新的服務思路和特色的服務手段，提高客戶的服務滿意度，形成了自身的競爭優勢。

二、成立專門機構服務鄭交集團

在分公司領導和鄭交集團的大力支持下，為了更好地為鄭交集團提供及時周到的保險服務，體現永安公司的實力，營業部抽調8名工作經驗豐富的業務和客服人員，組成鄭交業務部和客戶服務部進駐鄭交集團，配備了查勘車、電腦、傳真機、打印機等相關的硬件設施，為集團客戶提供從簽發保單、收取保費到出險報案、查勘定損、受理案件、理賠計算、賠款支付等一站式保險服務，統一了永安公司對鄭交集團保險業務的管理，樹立了永安公司在河南運輸行業中良好的保險品牌形象。

營業部經理室帶領駐鄭交兩部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對在承保或理賠工作中遇到有爭議的問題協商解決，原則性的問題堅決不讓步，同時耐心細致地做好溝通解釋，雙方本著“平等友好、實現共贏”的原則，通過長期的溝通與協作，建立了融洽的合作關系。

三、建章立制，狠抓落實

自鄭交業務部和鄭交客服部成立，就建立了嚴格、規范的管理制度，同時按照行業協會公布的保險服務標準，認真進行落實，并針對鄭交集團的業務特點，制定了六項承保服務制度和八項客戶服務措施。公開服務承諾，公布服務監督電話，自覺接受客戶的監督。兩部人員深知，工作地點在鄭交集團，自身的一言一行不僅代表了永安公司的形象，而且服務態度好壞、服務質量高低直接關系到客戶對永安公司的滿意度，因此更加注重對自己進行嚴格要求，自覺按照職業道德規范和內部規章制度要求規范自己的行為，展現永安員工良好的職業形象。無論是承保或是理賠，重點突出“快捷”，用耐心、周到、熱情的服務贏得了客戶的普遍好評。

四、建立完善溝通協調制度

在與鄭交集團的合作過程中，雙方不斷加強溝通協調，建立健全座談會制度及信息制度，構建多層面的溝通平臺，及時了解集團的保險動態，促進了保險工作的全面開展。

（一）營業部每季度和集團保險部聯合組織召開由雙方分管領導及鄭交集團各專業公司領導參加的大型座談會，互通合作情況，加強溝通理解。通過座談會的形式，既加深了雙方的了解，又及時解決了一些工作中出現的不協調問題。

（二）每年由營業部和集團保險部安排雙方高層互訪不低于兩次，營造出高層領導重視溝通客戶關系、維系客戶關系的良好氛圍，致力于創建長期合作的寬松環境。

（三）充分利用各類報表互通信息。駐鄭交業務部每月2號前向集團保險部報送承保情況統計表，定期對集團的保險需求進行分析，給集團提供合理化的建議和承保依據。

駐鄭交客服部每周向鄭交集團保險部報送一次出險報案情況報表，通報理賠信息，每月匯總報送案件處理情況報表。對出險案件估損金額超過萬元以上的，當日通報集團保險部。

（四）營業部不定期組織開展不同范圍、形式多樣的聯誼活動，營造出和諧友好的合作氛圍，增進永安公司和鄭交集團雙方的了解，促進合作持續穩定地發展。

五、不斷提升全流程的特色服務

（一）駐鄭交業務部實行全年無障礙服務，無論節假日或上下班，只要客戶有需求，隨時為集團的客戶提供出單和咨詢服務，讓客戶充分感受到永安公司熱情、周到、便捷的服務；并根據鄭交集團業務的特點，設計出固定的車型保費價格表，便于客戶快速測算保費。鄭交集團40多家分公司分布在鄭州所轄12個縣、市區，無論刮風下雨、嚴寒酷暑，都留下了鄭交業務部人員上門送單及收費服務的身影。在今年元月份的一場大雪后，已經晚上8點多鐘了，因為天氣寒冷，加上一天繁忙工作的勞累，剛回到家的鄭交業務部業務人員正準備休息，突然接到鄭交保險部的電話，說有12輛車明天要跑長途須辦理保險，我部人員接到電話后，二話不說，立即趕到公司為客戶出單，等到業務處理完畢，已近夜里11點。像此類加班加點、毫無怨言為客戶服務的情況還有很多，這種忘我的工作態度得到了集團客戶的贊許。

（二）鄭交集團的理賠工作得到了分公司領導的高度關注以及分公司理賠管理部的大力支持。營業部從受理案件、查勘定損、賠案理算、賠款支付等方面制定了完善的服務措施，實行“限時查勘定損、限時賠款理算”制度，加強各環節的銜接，實行對賠案處理時限的全程監控，明確責任人、落實責任追究制。對未處理的賠案，雙方及時互通信息，根據集團保險部提供的未決賠案清單，由營業部主管副總督促處理，正常案件加快理賠速度，盡快結案；對有爭議的案件，面對鄭交集團保險部人員對條款較為專業的認識和理解，我部人員采取提高案件的第一現場查勘率、掌握第一手翔實資料、及時完善案件手續等方法，擺事實、講道理，據理力爭，本著公平、合理、實事求是地原則予以解決，得到了客戶的理解。

（三）實行客戶首問負責制。首問負責人按照業務流程引導客戶辦理相關業務手續，并將自己的工號明確告知客戶，便于客戶再次遇到問題時可直接找首接人進行處理，有效避免了同一問題向多人重復咨詢的情況，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客戶的滿意度。

（四）多種形式地開展保險和防災知識的宣傳。我部人員經常為鄭交集團《保險信息》報提供材料，介紹保險知識、索賠須知和事故處理程序等；利用走訪基層和集團安全員座談會的時機，對車主進行安全教育和保險知識的宣傳，并注意通過典型案例的分析，強化車主的保險意識和風險防范意識，增加客戶對永安公司的了解，真正成為客戶業務上的伙伴，生活上的朋友。

（五）營業部一直堅持每案必訪，并下發征求意見表、走訪鄭交集團基層各分公司安全科，收集客戶意見，進一步了解客戶的真正需求，及時進行整理分析和反饋，將客戶意見看成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和信息加以利用，從客戶意見中找出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解決處理，便于我們制定具體的改進措施，提高保險服務水平和服務效率。

（六）根據集團保險部的需要，積極協助集團公司做好內部相關保險業務的各項工作，參與集團保險部日常安全值班管理，為鄭交集團提供延伸和增值服務，深得集團公司信賴。

六、有效實施大客戶管理，統一保險資源版權所有，全國公務員共同的天地!

（一）因鄭交集團客戶資源龐大，為全面管理大客戶信息，鄭交業務部和客服部利用客戶信息管理系統，建立承保及理賠情況明細臺帳。針對各分公司不同車型分類整理，以各分公司為單位統計到期續保車輛的情況報表，提前通知集團保險部，做好續保工作，對出現的漏保情況及時進行跟蹤了解和反饋，促進集團保險業務的統保。

（二）針對保險管理，雙方共同做到“統一集中”。一方面積極配合鄭交集團維護集團保險資源的統一和集中，不斷擴大集團公司保險的覆蓋面；另一方面，在營業部系統內始終保持對鄭交集團保險服務管理的統一和集中。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2005年客運公司正常營運車輛保險覆蓋率達到100%。

（三）對新車入戶鄭交集團的保險業務，雙方建立了聯合審批制度，并達成協議，凡不在鄭交業務部承保的車輛，集團公司不予辦理入戶手續，大大提高了對新增車輛保險的監控力度。

（四）為加強管理，最大限度地控制風險，目前鄭交集團配備了先進的衛星定位系統和視頻系統，加大對車輛行駛的全程監控，大大降低了事故的出險率，增加了企業的經濟效益，達到了雙方的共贏。

2005年底，鄭交集團采取公開招標的方式選擇2006年保險合作伙伴，先后共有人保、太平洋、華安、安邦、陽光等六家公司參與競標，各家公司為爭取業務均采取全方位的逐級滲透的公關手段。面對眾多的競爭對手和強大的競爭壓力，分公司及營業部領導高度重視，統一部署，成立專門的競標小組，負責信息收集、研究對策、制定方案，確定投標報價，制作精美標書。面對六家保險公司的競標，營業部憑借著永安保險的品牌實力、完善的客戶服務管理、合理的報價和前期的合作基礎，一舉獲得競標的成功，繼續成為鄭交集團的保險合作伙伴。據事后了解，對此次投標報價，我公司在費率上不是最低的，費用不是最高的，但鄭交集團最終選擇了我公司，正是體現了我們搞好大客戶服務與管理工作所帶來的競爭優勢。

司法工作經驗總結范文第2篇

[關鍵詞]：新警察崗前培訓勝任力

監獄人民警察擔負著依法管理監獄、執行刑罰、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的重要職責，加強監獄警察隊伍建設是確保監獄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的客觀需要，是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格公正文明執法水平、推動監獄工作改革發展的根本保證。加強對監獄人民警察的教育培訓，尤其是對新警察的培訓是監獄隊伍建設的關鍵。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第四十條的規定，女犯由女性人民警察直接管理。目前全國有女犯監獄（即關押對象為女性罪犯的監獄）30余所，從事直接管理女性罪犯的女獄警數萬人。由于女犯監獄女警察職業性別的特殊性，對調入女犯監獄的警察進行系統的崗前培訓則顯得猶為重要。本文以某女子監獄為例，通過對女犯監獄新警察近年崗前培訓工作的經驗總結、對女犯監獄新警察現狀及成因分析，在引入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基礎上，思考并建立一個更為系統有效的教育培訓模式。

一、概念的界定及相關理論

（一）女犯監獄新警察

近年，監獄的新警察有以下幾種來源：一是通過公務員招錄程序錄入的新警，他們中包含有高校應屆畢業生、已有工作經驗的社會人員。這類新警在職業特性上的一個共同點是此前未有從事監獄工作的經驗，對監獄的認識只停留在初步的感性認識上，對自己將要在監獄從事的具體工作不清楚、不了解。二是從公安系統或其他行政單位調入的警察，這類新警與新錄用公務員相比，除了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外，一樣對監獄工作僅有感性認識。三是從其他監獄調入的警察，由于監獄管理工作的特性，在男犯押犯單位工作的女警察是不直接參與對罪犯的管理和教育的，這類新警進入女犯監獄工作后，要面臨新的工作要求和模式。

對于女性罪犯押犯單位而言，由于要擔負依法管理監獄、執行刑罰、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的職責，因此，所有不具備直接管理女性罪犯工作經驗的警察都應定義為新警。

（二）新警培訓目標的確定

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理論中，新員工培訓又稱為崗前教育、入職培訓、上崗引導等，是公共部門為新進工作人員所專門設計并實施的培訓，目的在于讓新進工作人員盡快融入新的工作環境、遵從新的工作規則和程序，并盡早為組織實現績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的規定，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監獄的功能是以對罪犯實行懲罰和改造相結合、教育和勞動相結合的原則，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其任務是為了正確執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

在此前提下，女犯監獄新警察的教育培訓目標應定義為，以實現監獄的功能和任務為目的，讓新警察樹立警察意識和職業精神，盡快實現警察的角色轉變；盡快掌握監獄工作的基礎知識和業務技能；在身心狀態方面，要能盡快適應工作環境，盡快實現職業性別的角色轉變。

（三）相關理論簡述

1、勝任素質理論。美國心理學家麥克里蘭提出了勝任力素質及其相關理論，他認為勝任力由知識、技能、自我概念、特質、動機5個層次構成，不同層次的能力素質在個體身上的表現形式不同。同時，他將從事某項工作最低應該具備的能力稱為基準性能力；把能夠區分優秀者與一般者的自我概念、特質、動機稱為鑒別性能力。國內學者認為，勝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崗位、組織環境和文化氛圍中績優者所具備的，可以客觀衡量的個體特征，以及由此產生的可預測的、指向績效的行為特征。勝任素質理論的引入，可以更為客觀的衡量新警察的培訓效果，并為建立系統、合理、有效的新警培訓模式提供科學依據。

2、人力資源的培訓與開發理論。在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人力資源的培訓與開發是指公共部門通過有計劃的培訓、教育和開發活動，提高員工的知識、技能和能力水平，改善工作人員的態度，提高工作效率，促進公共組織的發展和員工

的成長。它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1）培訓，時間較短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使培訓對象獲得當前工作應掌的某種知識技巧的行為，能使組織在短期內收益。（2）教育，時間較長的，系統化，規范化的使教育對象在能力、品德及態度等方面有較大提高的活動，著眼于服務組織的長期目標。（3）開發，對組織認定為具有某項潛能的員工，為其未來發展而進行的正規教育、在職實踐以及個性和能力的測評等活動，服務于組織的長遠目標。其中的“培訓”與本文試圖探討的新警察培訓密切相關。在此基礎上，女犯監獄的新警察培訓工作應當以實現監獄的功能與任務為目的，以警察崗位勝任力標準為指向，在科學人力資源培訓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新警察培訓模式。

二、新警察培訓現狀

（一）廣西女子監獄新警察培訓情況綜述

近10年來，廣西女子監獄新調入警察約170人，來自于監獄系統的約88人，新招錄（含定向委培）約60人，系統外調入約22人。這些新警在正式上崗前都必須參加由自治區監獄管理局主辦，由警官學校負責具體實施的為期三個月的初任培訓。在初任培訓結束回到各自監獄單位后，監獄在這些新警正式上崗前都要經歷以下兩種形式的新警察培訓：

1、崗位“傳、幫、帶”。作為監獄歷來的傳統，新警察在正式分配到各個監區后，都會由監區教導員為每名新警指定一名或多名經驗豐富的老警察作為其“導師”，在到崗后的一個月內，新警察不單獨行使執法權，不計入“三大現場”值勤警力，不單獨找罪犯進行個別談話教育等。一個月內，由“導師”負責對新警察言傳身教，幫助其盡快適應監獄工作環境，盡快熟悉工作職責，盡快掌握基本業務技能。崗位“傳、幫、帶”有效的起到了新警察上崗教育的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導師”的不同，教育水平參差不齊，在教育的過程中難免出現標準不一、效果不佳等現象。

2、集中脫產培訓。由監獄教育培訓部門統一組織新警察進行集中脫產培訓，利用監獄師資進行教學，內容以監獄歷史、各項規章制度、監管改造業務知識、警體技能和傳統教育為主，其中監獄歷史和傳統教育是最具監獄特色的培訓內容。監獄歷史課程大多由監獄主要領導和離退休的老領導進行講授，內容包括了對監獄創業初期的內外環境的回顧，對監獄先進人物事跡的介紹，對監獄現狀的介紹和對未來發展的規劃。傳統教育則是組織新警外出到條件艱苦的監獄參觀，到女子監獄的歷史押犯點參觀等形式，讓新警直觀的感受監獄工作的艱苦與責任，有效的促進了新警迅速調整心態以適應監獄工作的嚴格要求。

但由于新警調入時間存在一定的間隔，加之監獄教學資源的局限性，不少新警在調入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參加監獄的集中脫產培訓，未能在正式上崗執法前得到有針對性的教育，因此監獄對新警察的集中脫產培訓效果未能得到充分發揮。

3、警察心理援助發揮輔助作用。廣西女子監獄于2010年正式啟用了警察心理援助中心，在完善心理調節硬件設施的基礎上，監獄以心理援助中心為依托，成立了警察心理俱樂部，利用業余時間組織一些例如讀書會、心情分享座談、團體心理輔導等活動，幫助警察特別是在職業適應過程中遇到困難的新警察調整身心狀態。目前該監獄警察心理援助中心運行三年來，逐漸積累和探索了一套警察心理支援機制，為新警上崗前后的心理調試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二）新警察存在問題及原因分析

1、新招錄公務員存在的問題。一是心理適應性相對較弱。對監獄工作的現狀由理想到現實的心理落差較大。有調查顯示，三分之二的擇業者報考監獄警察職位是出于對警察職業的向往和對公務員身份的認同，對監獄工作的實際情況并沒有清晰的認識，對工作的強度沒有理性認識，從而導致上崗一段時間后，產生嚴重的心理落差，進而出現消極怠工等現象。二是工作經驗欠缺，缺乏應對挫折的經驗。近年新招錄的公務員大多為應屆畢業生或是工作時間不長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受家庭全方面的照顧較好，經受挫折磨練相對較少，在面對需要管理的形形各類罪犯時，往往難以較好應對各種大小挫折。三是崗位知識欠缺。雖然新招錄警察都具備一定的學力，在全日制教育期間積累了豐富的學科知識和較廣泛的多元知識，但對于在監獄工作中隨時需要運用的心理咨詢、管理教育、突發事件處置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術相對欠缺。

2、從監獄系統外單位調入人員存在的問題。這類新警察有較為豐富的工作經驗，但由于接觸監獄工作較少，對監獄工作了解不多，與新招錄公務員一樣存在心理適應性弱和崗位知識欠缺的問題。而且，在某種程度上，這類新警由于有了上一職業的較為長期的從業經驗，在心理上存在功能固著，因而轉變職業角色的過程中相對新公務員更慢。此外，由于與上一職業有了對比，監獄工作的巨大壓力、重大的監管責任等讓這類新警在較長一段時間內無法平衡，甚至最后不得不辭職。

3、從監獄系統其他男犯監獄調入人員存在的問題。這類新警不但有較豐富的工作經驗，且對監獄工作比較了解。但由于此前在男犯未從事直接管理罪犯的工作，一是對個別教育、現場管理、獄情收集等專業性強的業務技能并不掌握；二是對女犯的特點不甚了解，因而在從事對女犯進行管理教育的具體過程中也常會遇到不少問題。

4、女性性別角色和職業角色沖突導致的問題。由于女性的性別角色，在社會家庭生活中較男性而言擔負著更多照顧家庭、撫養孩子、贍養老人的具體事項，這需要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對于女犯監獄警察這一職業角色，又需要她24小時備勤、時刻關注分管的罪犯、投入大量精力確保監管安全、提高罪犯改造質量等。在性別角色和職業角色的沖擊下，如果沒有合適的引導和幫助，大部分新警察需要花較長時間調整，甚至部分人一直無法適應這樣的沖突，最后只能選擇離職。

5、崗前教育或崗前引導效果不明顯引發的問題。當前所有新警察在正式上崗前都必須參加由省（自治區）監獄管理局組織的，時間一般在1個月到3個月不等的全脫產培訓。通過這樣的集中培訓，一是為新警察的職業角色轉變創造了條件。二是幫助他們掌握監獄基本知識，熟悉常規業務，初步具備上崗執法條件。但目前的崗前培訓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培訓時間較短，不及香港的五分之一，不到新加坡的七分之一，相當于法國的十二分之一和英國的二十四分之一。二是培訓內容更新慢。特別涉及新形勢下監獄應急處置、網絡輿情應對、物防技防新舉措新突破等方面內容較少。三是機制不健全。目前尚未出臺新警察崗前培訓的規范性文件，一些規定或要求例如司法部下發的監獄勞教人民警察隊伍建設規劃綱要、各省（自治區）下發的教育培訓要點等文件中。對新警察到單位后的實地崗前培訓更是沒有明確要求。以上存在問題使得新警察的崗前教育效果打了折扣，不能很好滿足監獄工作對新警察的期望和需要。

三、新警察教育培訓模式探究

司法部部長吳愛英提出，要大力提高監獄警察隊伍“六種能力”，即大力提高執法能力，大力提高教育改造能力，大力提高維護監所安全穩定能力，大力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大力提高信息化實戰應用能力，大力提高開拓創新能力。司法部印發的隊伍建設規劃綱要中指出，要努力建設一支政治堅定、業務精通、作風優良、執法公正的監獄勞教人民警察隊伍，要使監獄勞教人民警察的

思想政治素質進一步提高，執法能力要進一步增強。圍繞司法部提出的對監獄警察隊伍能力的要求，結合廣西女子監獄新警察的實際情況，結合現代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理論，運用勝任素質理論及相關技術對女犯監獄新警察崗前培訓分析，嘗試建立一個較為系統的有效的教育培訓模式。

（一）基于勝任素質的女犯監獄新警察培訓體系構建思路

根據監獄工作對警察的能力要求，建立女犯監獄警察勝任力模型，并以此模型作為新警察培訓的指南，通過培訓需求分析和課程設計達到引導、規范、滲透的目標，為監獄輸送合格的執法者。

1、設定目標并收集數據。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領域，勝任力素質模型的建立是為了找到那些保證產生高績效的素質要求,因此首先要明確到底什么是所謂的高績效,要清楚界定高績效的各類目標的要求和行為表現。確定績優標準可以通過分析職位說明書或者其他書面資料來獲得,但更為常用和有效的一種方法是以那些出色勝任工作的員工為標準,利用行為訪談技術來獲取建立績優素質模型的各項數據。對于監獄工作而言，結合已經開展的績效考核工作，在對各個崗位職責進行分析的同時，對績效分數高和獲得優秀表彰稱號的警察進行行為訪談，從中獲取初步的關鍵行為描述、知識、技能和特質的描述。通過問卷調查、關鍵事件訪談等方法，對監獄領導、中層領導進行調查，收集決策層對各個崗位應具備素質、能力、技能等行為的期望。

這一步驟簡單的說，就是利用各種分析和訪談技術，收集關于勝任崗位的警察應具備的知識、技能、自我概念、特質、動機等可以客觀衡量的個體特征，和應采取的行為的大量描述詞匯。

2、勝任力素質模型框架的建立和完善。在收集到的大量信息后，對這些信息進行歸類、分析，對提取的素質進行分類、闡述和命名，建立一個最初步的素質模型框架。框架建立后，需要由受過專業培訓的人員對框架內各項要素的程度、各個要素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還要再次通過關鍵事件訪談及在實際評估中的應用來逐步驗證素質模型的有效性，并進行不斷的修改，最終建立起某一崗位的素質模型。就監獄工作而言，根據監獄崗位的大致劃分，可建立政治工作崗位模型、管理教育崗位模型、生產經營崗位模型、行政后勤崗位模型，并可進一步細分。

（二）女犯監獄新警察培訓的實施環節

1、培訓課程設計。新警培訓課程的設計是培訓的重點環節，培訓課程的設計應遵循針對性、系統性、從宏觀到微觀的原則。針對女犯監獄新警察的特點和在以往培訓中存在的問題，在設計課程內容時要有針對性的消除產生問題的因素。課程設計可圍繞新警身體素質、心理素質、職業素質三大方面展開。

例如，由于對監獄警察職業理想的設定與現實狀況之間的巨大差距，導致新警普遍存在心態不平衡問題，課程應包括理想信念教育、監獄歷史變遷、職業道德培育、心理調節等內容。針對業務知識技能缺乏，則應在一定量的理論課程外設置更多的實踐操作內容。對于女犯監獄新警察而言，心理健康教育是特別需要重視的內容，專業心理健康教育的介入有助于女犯監獄新警察盡快實現性別角色和職業角色的平衡，有助于舒緩女性的職業焦慮的家庭焦慮，幫助女新警盡快達到崗位執法要求，勝任崗位職責。

總之，培訓課程的設計應建立在對培訓需求的科學了解基礎之上。運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中，關于培訓需求分析的理論及技術，結合監獄在新警培訓中的實際情況，對培訓需求進行信息采集、分析，從而得出有針對性的培訓課程設計指導。

2、培訓方法選擇以及培訓周期的安排。培訓方法從形式上可分為靜態培訓與動態培訓，從開放性上可分為封閉式課堂培訓和開放式培訓，從課程上可分為案例教學與知識傳授，從培訓課件上可分為多媒體教學與傳統教學。對于監獄新警察培訓來說，培訓方法的選擇應以集中學習為主，以案例教學為主，加強實踐操作的指導。特別是應當安排多所監獄的實地學習，讓新警在正式走上執法崗位前多接觸幾所監獄的工作環境，以便于他們更好的融入今后的新集體。

在培訓的周期的安排方面，可借鑒英國新警培訓的分層階段性培訓安排法，第一階段由省（自治區）級監獄管理局組織培訓，對新警進行政治理論教育、監獄基礎知識、基本理論、警察實用技能（含體能訓練、警械具使用、格斗術等）；第二階段由用人單位組織上崗前的集中脫產培訓，對新警進行監獄文化教育（了解監獄歷史、傳承、精神）、監獄規章制度教育、職業道德教育、熟悉監獄工作環境等；第三階段由新警所在監區教導員負責指定老警察對其進行“傳幫帶”的教育。其別需要注意的是，在這三階段中所有師資都應由至少省（自治區）以上級別的監獄管理部門組織專門的培訓，使新警培訓的師資水平相對一致且符合監獄總體工作的需求。

3、新警察培訓的評估與管理。每一階段新警察培訓結束后，培訓業務部門及人事管理部門應對培訓效果進行評估，將反饋的信息運用到對培訓課程設計、師資、培訓方法等方面的調整。評估的方法包括訪談法、問卷調查法、就勝任力模型的要素設計相應的調查問卷，調查新警培訓的效果。

在新警培訓的管理過程中，每一階段由相應的培訓組織者進行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在第三階段的培訓過程中，監獄培訓業務部門、新警所在監區教導員以及新警的“導師”要共同對新警培訓過程施加影響，而不是各自為政，這需要在制度上得到保證。

四、結語

新警培訓對監獄警察的職業生涯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對監獄警察隊伍的穩定性和總體素質的提高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試圖運用公共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理論和技術，在總結以往女犯監獄新警察培訓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實際建立女犯監獄女警察勝任力素質模型，并以此為指南建立一個一個分級分階段的新警培訓模式。盡管影響監獄新警培訓效果的因素有很多，這一模式目前看來還略顯稚嫩，但相信今后在培訓實踐過程中的不斷積累和思考，在上級主管部門的正確領導下，在兄弟監獄勞教單位的幫助和共同努力下，必定能探索和建立起一套更為科學有效的新警培訓模式，為監獄人民警察隊伍建設實現創新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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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麗嫻.新員工培訓也要“打持久戰”——淺談新員工培訓的崗前與崗后.[J].科技資訊,2006(27)

[9]李芳.新員工培訓需求分析及培訓策略.[J].石油化工管理干部

學院學報,2011(4)[10]郜向新.新員工培訓的實踐與思考.[J].現代企業教育,2010(17)

司法工作經驗總結范文第3篇

對非數學或者經濟學專業的人士來說,統計學是陌生的;對我國研習法學或者刑事司法的人士來說,統計學更是一門枯燥而且令人望而生畏的學問。但是,統計學是很有用的。客觀世界中有許多令人不解的現象,對這些現象的解答絕大多數不是非“黑”即“白”的,而是處在“黑”“白”之間的“灰色地帶”。要揭示這些“灰色地帶”的規律,非統計學莫屬。由于諸多原因,我國的偵查學教育甚至偵查學研究中都幾乎找不到統計學的身影,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偵查學的發展,使偵查學教育長期徘徊在經驗傳授的低水平層次上,使偵查學無法擺脫“技藝”的身份而難以躋身于真正的學問之林。為了使人們認識到統計學在偵查學教育中的必要性,本文從正面討論統計學對偵查學意義的同時,亦從反面分析了統計學缺位給偵查學教育帶來的后果,從而論證了在偵查學教育中開設統計學這一課程的必要性。

一、統計學對偵查學的意義

事實上,在我國,統計學對偵查學的意義遠被低估了,因為我國偵查學者沒有真正認識到統計學能夠為偵查學做些什么,當然也就不知道統計學對偵查學的意義。時至今日,我國偵查學界的研究成果中,能夠找到熟練運用統計學的簡直是鳳毛麟角。偵查學研究者們的知識庫中,能夠找到統計學的更是少之又少。這便是我們沒有認識到統計學對偵查學的意義的有力證據。那么統計學對偵查學有什么意義呢?或者更為直白地說,統計學能為偵查學做些什么呢?

(一)統計學能夠幫助偵查學較為精確地揭示各類犯罪的特點

和犯罪學一樣,偵查學也要研究各種犯罪類型的特點。只不過,二者的研究角度是不同的。犯罪學研究犯罪特點的目的在于預防和改造犯罪人,它反映的是犯罪現象背后深層次的社會根源和心理根源;而偵查學研究犯罪特點的目的在于發現和證明具體的犯罪事件,因此,偵查學中的犯罪特點反映的是犯罪人在具體環境中的行為方式以及這些行為對環境的影響。比如,犯罪人的職業習慣、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會經濟地位等等因素是犯罪學和偵查學都要關心的問題。然而,犯罪學只關心這些因素的差異是如何導致犯罪人犯罪的,又如何利用這些因素來預防、懲罰和改造犯罪人;而偵查學則要追問這些因素如何通過犯罪現場、犯罪痕跡、犯罪遺留物、目擊證人、被害人等途徑反映出來,又如何通過這些途徑來識別這些因素,從而最終識別犯罪人,建立特定犯罪人和犯罪事件的關聯。當然,應該承認,這些差異在偵查學著作中表現得也不是那么一目了然;但是,無論如何,偵查學是要研究各類犯罪的特點是沒有疑問的。要研究各類犯罪表現出來的行為特點或犯罪行為改變環境表現出來的特點,統計學在其中大有可為。還是拿犯罪人的職業習慣、教育水平、生活方式、社會經濟地位等等因素來說,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通過犯罪現場或者其他途徑反映出來?對此問題,偵查學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解答。但讓人遺憾的是,對這些問題的解答常常不能讓人滿意;因為缺少統計學這一工具,我們無法準確得知犯罪人的這些個人特征在多大程度上決定了犯罪類型、犯罪手法,這些個人特征各自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通過特定途徑表現出來,是否有些因素并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重要,是否這些因素之間的關系和作用也要影響具體的犯罪行為本身?我們習慣的方法是通過與偵查實務人員的經驗交流,通過案例的總結,根據個人生活經驗想當然地“反思”,對這些問題進行簡單化處理;到頭來,這些問題的答案在我們的著作中始終是一片混沌。反之,如果我們吸取社會學發展的經驗,對每個因素在犯罪中的反映程度、反映方式,以及因素之間的關系如何影響反映程度、反映方式等問題進行統計分析,對前面提出的這些問題相信會有一個準確的回答,而且還可能會有讓人意外的發現。

(二)統計學能夠幫助偵查學準確評價偵查方法和策略

特定類型的案件的特定偵查方法、策略是什么?這些方法、策略的效度(effectiveness)、效益(efficien-cy)及正當性(justifiableness)如何?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這些方法、策略是否發生了改變?發生了多大改變?這些偵查方法、策略在多大程度上打了法律的球?公眾、其他司法機關、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對有違法嫌疑的方法、策略有多大的容忍度?這些問題在我國偵查學著作中幾乎是沒有答案的,即使有,得出答案的過程也是非常草率的。然而,如果我們應用了統計學這一工具來進行研究,對不同類型的案件就會發現不同的偵查策略和方法,偵查學著作中就再也不會有所有案件的偵查方法大同小異的現象。如果我們對方法、策略在特定類型案件中的效度、效益和正當性進行了統計分析,就會減少偵查實踐中偵查方法、策略的設計與運用的盲目性和隨意性,也會促使偵查學界、訴訟法學界、偵查實務界就某些偵查方法和策略正當性這一問題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應用統計分析的工具,我們就會發現一些偵查方法、策略的效度、效益及正當性的問題都隨著時代和社會的變遷也在發生變化,對變化的程度、導致變化的因素都會有一個全面而準確的認識。總之,統計學可以幫助偵查學較為準確地評價偵查策略。實際上,將統計學應用于偵查策略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有了成功的范例,而這一成功范例是由偵查心理學家提供的。訊問策略和技術的評估,是國外偵查心理學家們長期研究的偵查策略問題。在1986年出版的一本偵查訊問手冊中,Inbau等人竭力推薦在訊問中使用“里德訊問技巧(ReidTech-nique)”,這項技巧是由Inbau和Reid二人于1962年提出的,技巧分為九個步驟[1]:直接正面接觸;幫助犯罪嫌人找到借口;對否認和抵賴的操控;平息異議;抓住并維持嫌疑人的注意力;控制嫌疑人的消極情緒;換一種形式提問;使嫌疑人口頭交代犯罪的各個細節;將口頭供述轉化為書面供述。這項“里德訊問技巧”也是無數審訊人員的經驗總結,而且這項技巧一直以來用于培訓美國的審訊人員,而且還一直為一些學者所引用。然而,有的偵查心理學專家對這項技術也有疑問:和強制程度較低的訊問技巧(里德訊問技巧具有較大的強制性)相比,運用里德訊問技術能獲得更多的供述嗎?使用雷德訊問技巧導致的虛假供述所占的比例是多大?[2]這些問題顯然是對里德訊問技巧的評估。而且,很明顯,單純從偵查人員的經驗感知出發,很難對這兩個問題有準確的答案,而且即使有答案,也只是憑個人感覺而得出的想當然的結論。經過偵查心理學專家們的研究發現,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在沒有犯罪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都有可能說自己有罪,冰島和北愛爾蘭的研究分別顯示20%和22%的犯罪嫌疑人都會如此[3];而Leo等人認為訊問成功的策略以及在訊問中成功使用的幾率如下[4]:訴諸犯罪嫌疑人的道德良心(97%);發現犯罪嫌疑人供述的矛盾(91%);“夸獎”(91%);為犯罪行為提供倫理和心理上的“正當”理由(90%)。從冰島、北愛爾蘭以及Leo的研究成果來看,這些研究成果都對“里德訊問技巧”提出的疑問進行了間接回答。而且,從上可以看出,對這些疑問的回答,依靠了統計學這一工具。可見,對偵查方法、策略的評估研究是應當應用統計學的,而如果引入統計學這一工具,將把我國偵查學中偵查方法、策略的研究引入一個嶄新的階段。#p#分頁標題#e#

(三)統計學能夠為偵查學建立證據的科學評估體系

目前,我國的偵查實踐中,對證據的評估完全是一種“跟著感覺走”的狀態,規范性和科學性很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國的偵查學沒有為偵查實踐提供一個科學的證據評估體系。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偵查學著作描述的多是對證據資格而非證明力的評估,對證明力也多是定性評估而非定量評估。然而,在偵查實踐中,證據資格評估和證明力評估是同等重要的;定性評估雖然不可少,但定量評估更有說服力。然而,要在偵查學中建立一個能夠定量評估證據證明力的方法體系,是離不開統計學的。在偵查中評估證據的證明力,要同時考慮肯定、否定兩個方面的情況。單純考慮某一證據可以確證或者可以否證某一犯罪事件或者犯罪事件中的某一要素,都是不科學的。客觀地說,任何一個證據對某一犯罪事件或者犯罪事件中的某一要素,既有確證能力又有否證能力,只是能力的強弱不同而已。而且,犯罪嫌疑人沒有最后定罪之前,證據對犯罪事件的確證和否證都實際上是一種假設。是否要選取某一證據,就要將證據對犯罪事件的確證假說和否證假說進行一番量化對比,然后根據量化標準來選取證據。根據這一思想,我們將證據標記為E,證據的確證假設標記為Hp,證據的否證假設記為Hd;那么,證據支持確證假設的概率可以表示為p(E|Hp),而證據支持否證假設的概率可以表示為p(E|Hd)。而要比較這兩個概率的大小,同時用于決定是否選取證據,則要引入一個概念,即概率比(LikelihoodRatio,LR)。這個概率比等于證據支持確證假設概率p(E|Hp)除以證據支持否證假設概率p(E|Hd):LR=p(E|Hd)[5]可見,若證據支持確證假設的概率越大,則概率比值越大;若證據支持否證假設概率的概率越大,則概率比值越小。假如,經統計分析發現,犯罪現場找到的某一枚彈頭由某一槍支發射的概率為80%,而并非由這一槍支發射的概率為10%,則兩個概率的比值為LR=80%/10%=8。那么,這個概率比值要達到多大才能作為證據呢?經過研究發現,可以將這些比值用自然語言劃定等級,用于幫助選取或者排除證據。表1列出了與LR等值的自然語言。當然,偵查實踐中遠比這上面的情況復雜得多:首先,證據可能會很多,其次,證據的兩個概率值不易獲得。對于證據很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只需將前面的LR公式推廣就行了(由于推廣的過程有些繁瑣,茲不贅述);對于證據的兩個概率值的問題,誠然,并非所有證據的概率都容易量化,但可以肯定的是,偵查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證據的概率值是可以量化的。所以,這一評估證據的方法體系,可以應用到偵查學中去,當然這一方法的實質還是統計學。其實,類似的方法早已在國外的法庭科學實踐中運用了。總之,在偵查學中,統計學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但是我國偵查學研究者中具有統計學知識背景的人卻少之又少,導致偵查學研究很少運用統計學。之所以如此,很大成程度上是由我國偵查學教育中統計學缺位造成的。

二、統計學課程缺位給偵查學教育帶來的后果

據Robertson和Fields二人于1986年對美國大學刑事司法專業開設統計學課程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四年制本科刑事司法專業都必修統計學這一門課程[7]。這還只是1986年調查顯示的結果,現在開設統計學的范圍應該更加廣泛了。而相反,只要了解一下國內數十所警察、政法院校偵查專業教學課程的設置情況,我們就會發現,偵查專業的教學計劃中是沒有統計學這一門課程的。那么,統計學課程在偵查學教學中的缺位,到底帶來了什么不良后果呢?

(一)使偵查專業人才的知識結構很不合理

偵查實踐是一項復雜的社會實踐,偵查人員需要有廣泛的人文、社會、自然科學知識,還需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才能勝任現代社會的犯罪偵查工作。因此,偵查學教育應該堅持通識教育的理念,在通識教育理念的指導下,偵查專業課程的設置應當堅持科技與人文并重、理論與實務并重的格局。然而,實際情況是,不管是警察院校還是政法院校的偵查學專業,其課程設置以人文學科為主,缺少科學技術學科;并且,偵查學教育長期重實踐、重應用,因此偵查課程設置也是重實務、輕理論。在這種課程設置的框架之下,是沒有統計學這一課程的,似乎也不需要有這門課程。然而,由于沒有設置統計學這一工具,使偵查專業人才的知識結構表現出不合理的特點:人文學科知識比重大而科學技術學科比重小;實務經驗比重大而理論比重小。因為,只有開設了統計學這門課程,現代自然科學技術才容易為偵查學專業的學生所接受;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現代科學技術都必須要運用統計學這一工具,而如果沒有這一工具,學生對任何自然科學技術都不可能深入學習、研究下去;這樣一來,在偵查學專業中培養學生的科學素養將成為空談。此外,由于缺少統計學知識,學生便缺少了一項研究社會的工具,對偵查實踐這一社會現象的認識只能停留于偵查實務人士的工作經驗總結這一水平上,根本無法利用現代社會科學的研究工具,從而展開有計劃、有條理的、系統的偵查學理論探索;這樣的結果便是,實務經驗的價值被無限拔高,而理論思考和探索的價值被無限貶低。這一切都是因為沒有培養偵查學專業的學生的科學精神所造成的,而科學精神的培養,少了統計學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缺少統計學的訓練,在偵查實踐中,偵查專業人員常常不知道利用統計學工具來分析偵查實踐中的問題,也不知道使用統計學工具來對具體案件中的證據進行科學評估。

(二)使偵查學研究長期處于“缺少問題”的狀態

科學哲學認為,科學探索開始于問題。[8]也就是說,科學的發展是因為人們對自然、社會等等現象有疑問,而又有力圖解決疑問的強烈沖動,因而才有人花費無數的精力、財力和時間來進行科學探索。可見,提出問題在科學中的地位是無比重要的,而科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意識就是問題意識;而如果有無數的問題需要某一門科學解決,那么這門科學將獲得無窮的發展動力,這門科學的發展前途將無限寬廣。我國的偵查學研究卻處于“缺少問題”的狀態。我們經常可以聽見從事偵查學研究的人士感嘆:偵查學的問題太少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不是的,實際情況完全相反。且不說偵查學的概念體系需要厘清,學科體系需要完善,基礎理論需要完善和深化;就偵查實踐來說,亦有無窮無盡的問題需要偵查學研究者去研究、去解決。然而,人們為什么要感嘆偵查學“缺少問題”呢?道理很簡單,缺少發現問題的工具,而統計學則是一個發現問題的工具。偵查實務人士最關心的是具體工作目標怎么達成,如何清除阻礙工作目標實現的因素。對這些問題,偵查學界常常沒有一個好的答案,其原因在于沒有從這些表面問題看到更深入的問題,當然不會有好的答案。而要從表面問題看到更深刻的問題,沒有統計學這一工具是不行的;因為統計學可以將十分龐雜的社會調查資料進行深入分析和解釋,“統計學能使我們從資料中發現行為模式、設計有效的研究計劃、對大量信息進行簡化描述”。[9]然而,我們的偵查學教學計劃中卻沒有統計學這門課程,而這樣培養出來的偵查學研究者當然也沒有統計學知識,那么在研究中當然也就無法應用這一研究工具;因此,我國當今的偵查學研究者除了只能進行一下概念上的分析、觀念上的推演外,只能充當偵查實務人員的傳聲筒,根本無法對偵查這一社會現象進行科學、獨立的研究;這樣一來,偵查學研究怎么會有“問題”呢?沒有“問題”的科學是沒有前途的科學,我國的偵查學要找到自己的“問題”,得利用統計學。而偵查學要利用統計學,則需要有懂統計學的研究者,而懂統計學的偵查學研究者則絕大多數來自于學過統計學課程的學生。因此,在偵查學教育中開設統計學課程可以造就懂統計學的偵查學研究者,可以幫助偵查學找到“問題”,從而推動偵查學的發展。#p#分頁標題#e#

(三)使我國偵查學研究者長期無法與國外同行進行有效對話

托馬斯•庫恩(Thoma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提出了科學研究的范式這一概念,他指出“‘范式’就是彼此糾纏的、復雜的理論信念和方法信念體系,它指導人們(在科學研究中)進行選擇、評估、批評”。[10]同樣,偵查學也有研究范式。我國偵查學的研究范式是借助自然語言對現象的描述進行觀念推演,而推演的過程和結論缺乏精度。而國外的同行進行的刑事司法研究(包括偵查學在內),深受西方社會科學范式轉換的影響(從單純觀念推演轉換到觀念推演與定量研究并重),一定程度實現了定量化研究。這主要體現在研究中大量利用統計學工具來獲取、分析、解釋資料。現在,國外的刑事司法學者(其中包括偵查學研究者)出版的論文、著作已經達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即“大多數公開發表的研究實際上都是定量化了的,而且還要求用統計學方法分析資料”;[11]而查閱包括犯罪偵查在內的刑事司法文獻的學人會遇到這樣一種情況,即“如果不怎么熟悉統計學,就幾乎不可能讀懂絕大多數公開發表的刑事司法文獻和社會科學文獻”。[12]然而,不熟悉統計學,正是我國偵查學研究者的“軟肋”。于是,我國偵查學研究者與國外同行之間的對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國外同行不習慣我們的研究范式,認為我們的研究缺乏科學方法和科學依據;而國內學者只能知道國外同行對偵查實踐中某一問題的研究結論,根本無能力對研究方法進行評估。這樣一來,我國的偵查學研究無法介紹給國外同行;同時,我們也只能被動接受國外同行的研究結論,結論是對是錯,根本無力進行評估。顯然,這是一個讓人無奈的對話過程。這樣的對話并沒有使雙方真正了解對方,是一種無效的對話。而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國偵查學研究者沒有受過統計學訓練所造成的,其根本原因同樣可以追溯到偵查學教育中統計學的缺位。

司法工作經驗總結范文第4篇

內部審計理論之所以貧瘠，主要表現在：1．缺乏范式。我們基本上看不到在內部審計研究方面使用某種嚴密范式的成果。“范式”通常被理解為一個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和技術等的集合。關于審計學范式，筆者（2004）曾經在《審計關系契約論》一書中提出了審計學范式的命題，并且指出：“契約產生了審計。”“審計關系契約論是一種新的審計學范式。”由于缺乏范式，內部審計沒有應有的理論高度，缺乏涉及價值觀的思想，也就無法形成有影響的理論成果。在這種情況下，內部審計理論也無法形成社會科學界應有的學術流派，對于這個學科的發展極其不利。在我國，幾乎沒有人能夠清楚內部審計領域有幾種2013.22中國內部審計1Theory理論學者談學術流派，這明顯是一種不正常的情況。2．充斥經驗。在內部審計的專業著作或者論文中，主要研究的內容集中在實際工作經驗的描述上，這些經驗產生于特定的實際工作中，與特定單位的工作環境具有密切的關系。與理論相比，還需要進一步的提煉，只有將其理性化，才可能在許多單位進行推廣，超越經驗的局限性。由于存在這樣的現實問題，幾乎可以說，任何內部審計的經驗性成果的推廣都具有不小的障礙。3．缺少精度。在科學界，數學的精確度是頂級的；對于一門具體科學而言，應用數學的程度，甚至被認為是該門科學成熟程度的象征。在內部審計學科，精確性依然是一個需要認真關注的問題。我們從內部審計的評價方面（這是內部審計最重要的功能）能夠比較容易地看到，內部審計在定性與定量方面，都缺乏人們想象的精確度。一方面，對于許多需要內部審計人員判斷的問題，如通過審計發現的問題，內部審計行業基本上既沒有像司法領域那樣擁有明晰的、具有很強操作性的規則，使內部審計的評判無懈可擊，并且能夠得出相當確定的認定（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內部審計人員的人為因素或者隨意性）；另一方面，對于內部審計人員實施的定量評價的結果，也沒有獲得像數學上那樣“一加一等于二”的確定的計算結果。就審計實踐而言，無論是實施定性分析還是定量分析，不同的內部審計人員可能發生較大的分歧。現在，我們有理由懷疑某些研究成果的現實價值；那些審計學的教科書或者內部審計的文章，究竟能夠產生多大的應用效果，在現實中很容易做出判斷。顯然，如果內部審計工作流程不統一、審計評價存在彈性，那么，可能都會影響審計理論的形成與完善。4．定位模糊。內部審計理論來源于內部審計實務，如果內部審計實務存在許多不確定性，那么，內部審計的理論可能很難走向成熟。考察內部審計發展歷史可以看到，初始的公司內部審計主要是股東實施的，而且主要解決財務審計問題；當公司上市需要公開披露財務報告時，內部審計被迫外部化，注冊會計師充當了財務審計的主要角色，內部審計逐漸退出了財務審計領域。慢慢地，內部審計開始以管理審計作為主要的工作內容；當企業風險越來越成為經營者關注的焦點時，內部審計又開始向風險管理領域進軍。內部審計發展歷史的演進表明，內部審計不斷被“邊緣化”，在不斷尋找新的依存對象，而內部審計工作重點的轉變，來源于實施“職業自救”以求得職業生存的基礎空間。不要指望一個不被許多人關注的、不斷尋求如何生存的內部審計職業能夠在穩定的職業實踐中獲得成熟的理論。現有的內部審計理論沒有嚴密的體系，內容比較雜亂，這是內部審計理論無法進一步提升的主要原因。另外，內部審計實務沒有一個穩定、核心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內容，使依托內部審計實務的理論呈現發散狀，從而無法歸納出權威的、公認的而又相對統一的內部審計理論。5．簡單重復。內部審計理論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不斷實現理論的創新。然而，目前，我們卻看到內部審計的研究論文存在大量低層次重復的情況，這是內部審計理論發展的大忌。這種重復，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熱點問題的討論。在最近幾年，風險導向內部審計、企業內部控制和經濟責任審計的研究是幾個焦點，有大量的論文問世，但是，大部分論文的內容都局限在一些初級問題的研究上，創新性成果極少見到。（2）工作經驗的陳述。大部分介紹工作經驗的文章，基本上是就事論事，所討論的問題帶有一定的地域性或者行業性，甚至在適用特定單位時可能還有一定的條件限制，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經驗的推廣價值。當然，更為遺憾的是，這些經驗介紹的文章內容重復比較多，浪費了作者與讀者的時間。由于低層次的內部審計經驗無法升華為內部審計理論，因此，對內部審計理論發展的貢獻很少。（3）工作宣傳與報道。在一些報刊上，包括了為數不少的既不是理論研究的學術論文，又不是經驗總結的研究報告的文章，即對單位內部審計工作情況進行一般性介紹的文章。這些文章的內容與理論研究相去甚遠。

內部審計理論

以下方面應當重點予以考慮：1．內部審計范式的建造。在內部審計領域，我們看到經驗陳述充斥報刊，那些在一定范圍（如本單位）驗證過的經驗，能不能產生更大的推廣價值，很難判斷。如何將經驗提煉成為應用理論，在此基礎上形成基礎理論，建立一定的范式，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本人仍然相信，可以將審計契約理論作為內部審計的范式。理由是，一個單位具體的內部審計制度的建立與廢除，與一種契約有關，即契約決定了是否需要建立內部審計制度。在契約理論范式下，內部審計制度的設計，需要重點關注：（1）契約制定者的影響力。契約締結者（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內部審計的委托人）對內部審計制度的存廢具有重要意義，這意味著對內部審計的研究，應當超越內部審計部門或者業務的限制，采取更加寬闊的視野；只有透徹地研究契約締結者發自內在需求的對內部審計可能產生的那些導向性影響，才能準確把握內部審計的發展方向，實現業務有效性的最大化。實現研究視野突破的意義是，提升內部審計的價值，更好地服務審計委托人。（2）契約精神的樹立。內部審計人員作為審計關系人，也是契約的締結者，也應當遵循契約精神。這意味著，信奉契約的“規則”大于信奉沒有規則的人言人治。指望組織的某些負責人依靠個人力量對內部審計給予支持，遠沒有“規則”給予內部審計的支持更為有效。因為，那些暫時的有效性可能沒有恒久的有效性更有最終價值。（3）契約理論的深化。現實中，許多人認為，內部審計機構地位較低是內部審計發揮作用受到限制的直接原因。這的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為什么地位較低呢？原因是，作為內部審計機構地位決定因素的審計權利的獲得是在博弈中實現的，是審計委托人、被審計人與審計人博弈的結果。而研究三種審計關系人之間的關系，有助于解開內部審計權利體系來源之謎。其中，重要的是，研究三種審計關系人之間的契約關系，完善審計契約理論，改善審計關系，使內部審計產生更大的價值。如果能夠將三種審計關系人的六種對應關系研究清楚，通過三種契約予以考慮，那么，建立完善的審計契約理論就已經不遠了。2．內部審計本質的破解。關于內部審計本質這一問題，過去已經有不少討論。那么，為什么需要重新討論這個問題呢？原因是，內部審計在近幾十年的發展中，從財務審計、管理審計或者經濟效益審計到風險導向審計，一次又一次實現了內部審計行業的全面轉型，如果再加上經濟責任審計、工程審計與財經法紀審計等非主流的審計形式，內部審計業務可謂五彩繽紛，那么，這是不是劍走偏鋒？固然，審計界完全有理由認為經濟環境的變化促成了內部審計的一次次轉型，甚至內部審計的轉型是這個行業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也不能忘掉，內部審計的本質究竟是什么？它的發展歷史究竟告訴了我們一些什么東西？內部審計是堅守傳統，還是需要隨機應變，求得更大的發展空間，這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的課題。從西方國家公司內部審計回歸財務審計功能的些許變化，是不是讓我們能夠看到內部審計是不能遺忘財務審計功能的。可以斷定：那種將內部審計視為“包打天下”的神器的想法是不切合實際的，可能促使內部審計偏離本質規定，甚至誤入歧途，導致內部審計職業消亡。現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內部審計的本質，以便為內部審計準確定位，實現內部審計職業的健康發展。3．內部審計判斷的約束。在這里，審計判斷主要是指內部審計的職業判斷，它用來解決內部審計人員在業務操作過程中如何控制決策結果人為偏差的問題。在一些關鍵性技術（如審計重要性的分析技術）方面，審計職業判斷的應用已經眾所周知。然而，在審計評價時如何克服內部審計人員判斷的人為性問題，2013.24中國內部審計1Theory理理論論內學部者控談制卻并未受到應有的關注。比如，一項被審計檢查所發現的問題，怎樣才能保證審計結論無懈可擊，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在《刑法》上，對一項罪行的認定，需要一些法定的構成要件，符合這些要件，就可以定罪；這些要件是明晰的和公開的，有助于訴訟各方的博弈，也有助于社會各界監督。本人認為，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對提高內部審計職業判斷是有幫助的：（1）對審計所發現問題定性的規范化。既要求將所發現的問題“類型化”和“概念化”，使用統一的名詞或者術語，又要求對每一個概念的界定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標準，便于審計判斷。當然，采用書面化制度的形式予以推行，效果應當更好。（2）審計作業流程節點的控制。審計作業流程的實施，從一個環節到另一個環節，常常可能涉及判斷與選擇問題，如果理論界能夠針對內部審計人員在每一個節點上如何判斷與選擇做出具體的界定，對于提高審計作業的科學性無疑具有重要作用。（3）審計方法選擇的控制。在某些首選審計方法的應用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如何采用替代性審計方法同樣需要進行準確控制。可惜的是，關于這個問題幾乎沒有什么研究成果可以參考。4．內部審計學派的建立。

司法工作經驗總結范文第5篇

紅橋區人民檢察院未檢科自成立以來，十分重視未檢工作機制創新，著力推進未檢工作與其他未成年人保護社會工作的銜接，依靠合力提高未檢工作水平，多次深入區教育局、區內高校就開展檢教對接進行調研，就如何開展“檢教對接”進行了研討并達成了共識。區院找準檢察機關和教育系統在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上的結合點，整合資源、優勢互補，開展了一系列內容充實、形式多樣又富有成效的活動，并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研究，以期促進“檢教對接”工作的深入開展。

一、紅橋區人民檢察院“檢教對接”工作情況

紅橋區院未檢科自成立以來，將與教育系統的合作作為重點，對檢教對接機制進行了探索和嘗試。通過開展了一系列內容充實、形式多樣又富有成效的活動，收獲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同時發現了工作中存在的諸多不足之處。

（一）檢教對接工作開展情況

1.依托檢教對接機制建立教育基地。

檢教對接機制作為制度需要相應的措施和載體實現其價值，而教育基地是開展檢教對接工作的有效載體，它可以有效地執行檢教對接機制，將檢教對接機制下的工作系統化、具體化、可操作化。紅橋區院未檢科充分利用這一載體，緊密結合時展形勢，突破以往教育基地重單純說教的局限，針對學生年齡層次以及各學校不同的特點，建立了側重不同、模式多樣的教育基地。比如，在小學建立側重于普及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樹立遵紀守法觀念知識的教育基地；在招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定點學校建立關愛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基地；在學校管理秩序較好中學建立側重于普及法律知識的教育基地；在案件多發學校建立以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為主的教育基地；在高校建立側重于如何幫助大學生順利走向社會以及借助高校學術資源優勢提升未檢工作理論水平的教育基地。

同時區院依托教育基地，結合不同模式教育基地的特點，對檢教對接機制進行不斷探索和嘗試。比如，未檢科與天津市第五十一中學合作共同開通全市檢察系統第一個檢校共建微博，檢校雙方各安排從事未成年人工作經驗豐富、具備法律和教育專業知識、又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的干警和教師共同管理，通過微博這一青少年喜聞樂見的溝通平臺宣傳法律知識，解答法律疑問和學習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對于河北工業大學等學生社團工作開展較好的學校，未檢科將對法律專業感興趣的學生帶入法院審判庭實地演練模擬法庭，邀請專業人士進行指導，讓學生充分感受法律莊嚴的同時，樹立自覺學法、懂法、守法的意識。針對暑期學生違法犯罪及被違法犯罪侵害案件易發，未檢科與丁字沽小學、紅星職專等學校共同舉辦法制夏令營，開展暑期安全常識普及、法制知識競賽、教授防衛技能，并將上述活動以學生易懂又樂于參與的文體娛樂活動中，讓枯燥的法律變得鮮活起來。借助高校的技術優勢，未檢科與天津城市職業學院紅橋分院合作拍攝系列法制題材微電影，將網絡謠言、網絡詐騙、傳銷等社會熱議題材編寫成電影劇本，將現代技術充分用于普法宣傳。對于正在接受高等教育即將走向社會的高校學生，未檢科在做好日常普法的同時，重點打造“兩堂法制課”，即在新生入學時開展第一堂法制課，幫助他們樹立知法、懂法、守法意識，安全、愉快度過大學生活；為畢業生開展最后一堂法制課，為他們就業提供法律咨詢和建議，幫助他們順利走向社會。

2.依托檢教對接機制建立關護幫教基地。

為貫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以及“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紅橋區院未檢科先后在紅星職專、河北工業大學城市學院等學校建立了關護幫教基地，借助基地教育資源優勢，依托基地對區院辦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十余名作不捕、不訴或附條件不處理的未成年人開展關護幫教活動。

關護幫教措施緊密結合了檢教的特點和優勢，如未檢科聯合學校組建心理咨詢師隊伍，對犯罪未成年人開展心理輔導和心理矯治，幫助他們形成健康、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從根源上消滅犯罪意識和動機。組織犯罪未成年人學習勤工儉學、成績優異學生的事跡，激發他們學習的動力和積極性。組織犯罪未成年人參加校園公益勞動，讓他們在勞動中體會父母的不易，摒棄不勞而獲、貪圖享受的思想，做一名自食其力、為父母分憂、對社會有益的公民。組織犯罪未成年人參觀學校定點聯系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接受革命傳統教育，端正思想。上述幫教活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接受幫教的未成年人無一人輟學，其中一名未成年人經過幫教后在中考中取得了好成績，被市重點中學錄取。

3.依托檢教對接機制關愛外來務工人員子女。

近年來，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成為城市中日益龐大的未成年人群體，紅橋區院一直把這一群體作為重點關注對象，區院與區內定點招收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丁字沽小學等學校達成合作共識，并簽署了共建關愛外來務工人員子女教育基地的協議。

為使該項工作取得實效，未檢科多次深入各學校進行調研，充分了解和掌握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家庭、生活和學習情況，選派優秀檢察官擔任該校法制副校長、法制輔導員和少先隊輔導員。針對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容易被違法犯罪行為侵害的特點，通過法制講座和座談、舉辦法律知識競賽和防護演練，向學校師生普及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知識，教會學生遇到違法犯罪時如何自我防護的基本常識，了解學生的心理和需求。與學校建立常態聯系，對于學生受到違法犯罪侵害的情況，積極配合學校及時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未檢科干警參與小學生的少先隊活動，與他們一起學習、一起游戲，在了解到丁字沽小學兩名成績優異但家庭經濟條件困難的情況后，未檢科組織該院青年檢察官愛心志愿者為兩名學生捐贈了愛心基金和學習用品。通過上述活動讓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在他鄉感受到了來自社會的溫暖，同時也使他們的父母能夠安心地為我們的城市建設服務。

這項工作的開展和效果被《檢察日報》、《今晚報》等媒體予以報導。

4.依托檢教對接機制建立信息互通渠道。

紅橋區院與教育部門建立信息互通機制，每年年終通過座談會形式互相通報未成年人保護工作情況，未檢科從教育部門收集未成年人文化、道德、法制等教育信息以及未成年人思想動態、興趣愛好、在校表現的情況分析；并在嚴格把握保密原則的情況下將未檢科掌握的有關未成年人犯罪成因、特點、趨勢有針對性地反映給教育部門。通過信息的互通，未檢科在分析掌握的信息基礎上，制定開展未檢工作的具體措施，推進檢教對接機制順利開展，同時，教育部門利用未檢科提供的信息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法制和德育教育。

此外對于臨時發現的問題及時溝通，及時處理。如區教育局針對有的學校在法制教育方面力量薄弱，邀請未檢科定期為各學校負責團工作和德育工作的干部、教師開展法制教育方面的培訓。未檢科通過校園調查問卷結果分析，某校的個別學生有違法犯罪傾向，及時將情況反饋給該校，該校高度重視，適時開展了法制、德育教育，并邀請未檢科為該校學生開展青少年預防犯罪的講座。再如未檢科深入區內某校調研時了解到該校校園附近經常有社會人員出沒，給教學秩序和師生安全帶來威脅的情況后，及時向轄區派出所反映此情況，轄區派出所加大了巡邏的力度，保證了學校的正常工作秩序。未檢科還充分利用檢察建議為發案學校整頓教學秩序、加強管理和法制教育提供參考，均得到及時整改的回復，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深化檢教對接工作機制的思考與實踐

“檢教對接”機制能夠有效運行，必須依賴于一套行之有效的運作模式。具體而言要從實際出發，立足檢察職能，整合各類資源，聯合社會各個部門，形成合力，建立起一套規范化、制度化的運行機制。通過實踐，我們總結應有如下的具體的工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