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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論文范文第1篇

影視傳播首先是一種文化傳播，天然地承載著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作用。影視作為利用影像來完成敘事的藝術形式，通過各種故事的講述反映社會生活，傳達大眾的思想情感，通過畫面造型、鏡頭運動、音樂音響等各種藝術手段創造著美輪美奐的藝術世界，傳遞著現代的審美需求。這一藝術創作的過程必然需要從既有的思想文化中汲取營養，起到重要的文化傳承作用。另一方面，影視自身作為一種社會實踐，又包含制作方式、運營模式、發行放映等一系列生產實踐活動，與一個國家的文化、政治、制度和市場因素等等有著密切的關系，形成了電影產業的文化。不管是電影文本所傳承的文化、還是電影自身所創造的產業文化，都直接反映或間接折射著一個國家和社會的思想文化特征。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影視都必然地要參與到國家文化的建構當中。任何影視創作也都不可能脫離國家意識形態的范疇。因此，影視傳播總是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傳達著國家所積極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必然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主要途徑。影視傳播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方面還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影視作品作為影像藝術受眾的接受度更高，不受文化、知識水平的限制，可以說是老少皆宜。與小說、報紙等傳統藝術形式和媒介相比，影視作為一種用具體的形象來敘事的藝術接受起來更容易，因為影視是直接作用于觀眾的視覺、聽覺等感官系統，可以直接轉化為一種心靈的感受，而不需要經過“大腦對文字的理解”這一中轉過程。因此，影視對觀眾的影響更直接、更深刻。恰如瑞典著名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所說，“沒有哪一種藝術形式能夠像電影那樣，超越一般感覺，直接觸及我們的情感，深入我們的靈魂”。影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和培育更容易深入人心。影視傳播的受眾面更廣。影視可以說是目前最受歡迎的大眾娛樂形式。據稱，目前的娛樂新聞中90%－95%都與電影相關。傳統意義上的電視、影院基本上已經實現了全國覆蓋。特別是近幾年，中國的影院建設和銀幕數量都在極速增長，中國的電影市場已經進入了一種持續的繁榮階段，一部影片的觀影人數動輒以千萬計。而一部優秀的電視劇作品的收視觀眾數量則更多。隨著新媒體的興起，影視更是以多種渠道、多種方式時刻不停地傳送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除去傳統的影視傳播方式之外，網絡、MP4、MP5、手機電視、微信等等都成為了影視傳播的載體。眾多的影視劇網站、各大門戶網站的視頻版塊也都日益風行，為中國觀眾提供了最為快捷方便的觀影平臺。影視傳播的地理范圍之廣，人群數量之多其他傳播方式難以企及的。借助影視媒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會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傳播到各地。影視傳播還是目前跨文化傳播的重要形式。影視傳播不僅可以增強本國民眾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識和接受，而且可以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輸到國外，塑造我們的國家形象和民族形象，增強我國的文化軟實力。近年我國的影視產業也開始進行“走出去”的改革和努力，將中國的影視劇作品推向國際市場，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文化輸出和價值觀輸出的問題。這必然需要我們的影視創作主動承擔起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責任，也只有承載著國家的主流價值觀的影視作品才更有力量。

二、影視藝術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獨特性

作為藝術娛樂形式，影視作品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必然具有自己的獨特性，而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說教或思想政治教育。影視作品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具有隱喻性，而不是簡單的政治圖解。影視作品是通過對現實生活的表現和反映來傳達思想的，題材來源是活生生的日常生活，而不是某種抽象的思想或概念。現在我們概括精確、表述清晰的“24字核心價值觀”恰恰只是幾個抽象的概念，倘若真正將其落實到現實的生活和工作當中其表現出來的樣貌將會是多種多樣的，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不同的工作環境、不同的城市都不會是完全一樣的。而影視作品正是通過對這多種多樣的生活的表現來承載和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優秀的影視作品絕不會將自己的思想主旨像喊口號一樣地喊出來，而是將其隱藏在故事當中，隱藏在敘事手段和藝術形式當中，讓觀眾自己去感受和領會。影視作品對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還具有藝術表現的多樣性，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影視劇作品的具體表現形式又是大異其趣的。單就我國的電影來說，長期以來區分為三種藝術形態：商業影片、主旋律影片和藝術影片。不同形態的電影在話語體系、藝術追求上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排斥的，“這些不同電影的話語體系中除了在制作方式、盈利模式、表述策略上各說各話之外，在價值觀念上也在自說自話”。這便使得三種形態的影片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上也大相徑庭。主旋律影片在這方面無疑是最具有自覺意識的，許多影片因為急于突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和傳達，甚至不惜損害影片的藝術性，而對主題思想進行簡單的圖解或進行口號式的呼喊，反而顯得“假大空”，實際的宣傳效果并不理想。商業影片因為更注重娛樂性，無論是在題材選擇、敘事方式，還是影像風格等方面都有意地遠離“政治性”，努力消解影片的意識形態色彩，因此許多影片看似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毫無關系。而藝術影片則因其過重的反思性常常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批判色彩，對社會問題或人性陰暗面的表現反而使其有一種對立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嫌疑。事實上，“任何電影創作都不可能超出意識形態的閾限，電影的生產和接受都要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根本不可能存在‘真空’式的生產環境”。不管是哪種形態的影片，都必然地帶有意識形態的色彩，其中自然包含著或隱或顯的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和傳達。影視跨文化傳播的特點使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表現和傳播具有了一定的復雜性。目前世界影視產業形成的是一種“全球化”格局，各國的影視產業面對的是一種大交流、大融合的局面。中國影視產業也不例外，擺在中國觀眾面前的也是包括本國影視作品在內的來自世界各地的影視資源。鑒于影視與意識形態難以分割的關系，來自其他國家的影視作品必然會帶有原產國的意識形態色彩，承載著他國的價值觀念，其中必然會存在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沖突的思想和文化。一旦觀眾在接受的時候缺少足夠的辨別力，就可能會產生思想混淆的結果。這對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將會起到消極的甚至負面的作用，反而增加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的難度。影視藝術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隱喻性、多樣性和復雜性決定了，觀眾對影視作品中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接受不會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需要一個從具象的故事到抽象的思想的轉化過程，還需要有一定的理解力和辨別力。

三、加強“影視作品賞析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方法

社會主義論文范文第2篇

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它既是一種新的經濟體制，又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它是在可持續發展觀和可持續發展經濟觀指導下，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的基礎上形成的，是一種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觀要求的嶄新的經濟體制。它的運行是要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實現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相互協調與可持續發展[3]348～349。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要建立和完善能夠體現生態價值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大的弊端是它破壞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并會導致社會內部嚴重的兩極分化。要避免傳統的市場經濟體制對生態環境和公共性自然資源的破壞與浪費，就必須改變自然資源不能反映市場價格的制度安排，使生態產品具有相應的價格，以實現生態經濟建設者的利益補償。該制度的重點應該包括[5]11：一是建立真實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市場供求關系、環境損害成本的價格機制。目前，我國資源性產品（石油、天然氣、水、土地、電力、煤炭）價格大多數由政府控制，整體價格偏低，沒有真實地反映市場的供求。不但難以對地方政府和企業起到節約使用資源的激勵與約束作用，反而由此產生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問題。建立科學合理的產品價格機制，本質上就是建立一個資源產品價格反映資源稀缺和環境成本的機制。這種價格機制要求盡快明確政府職能，建立合理的政府補償機制。通過完善資源價格體系結構，將資源自身的價值、開采成本、環境代價等均納入資源價格體系，為資源有償使用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加快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建立邊界清晰、權能健全、流轉順暢的生態資源資產的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產權界定及產權關系不明晰，容易導致因爭奪資源而發生沖突，破壞資源礦產；容易導致資源的流失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因此，對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進行統一確權登記，形成歸屬清晰、權責明確、監管有效的自然資產產權制度[6]。三是加快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生態補償機制是這樣一種經濟制度：通過制度創新實行生態保護外部性的內部化，讓生態“受益者”付費；通過體制創新增強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通過機制創新激勵投資者從事生態投資，建立吸引社會資本投入生態環境保護的市場化機制。這一制度的實施，既離不開市場機制，又離不開政府的強制力和執行力。因此，必須按照責、權、利相統一、共建共享、政府引導與市場調控相結合和因地制宜積極創新的原則，完善對重點生態功能區的生態補償長效機制，推動區域間建立橫向生態補償制度。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既要反映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又要體現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一般性。我國的基本國情：生態環境嚴峻、資源匱乏、社會環境問題嚴重，這迫使我們不得不加快進入生態市場經濟社會。自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陸續提出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和諧社會，倡導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最近又提出實現中國夢。政府提倡的這些問題，正是我國當前最嚴峻從而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努力朝著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邁進。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本質特征就是生態與經濟相結合，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生態凌駕于經濟之上，生態系統為人類提供的服務有時可能比為我們提供的產品更有價值。從長遠發展趨勢來看，生態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經濟形態。這種新經濟形態的運行過程能夠保證：堅決反對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去謀求發展；堅決反對以犧牲當前的發展去危害長遠的發展；堅決反對用局部的發展去損害整體的發展；堅決反對用自身的發展去剝奪他人的發展。在新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下，能夠實現人類自身價值和自然界價值的統一，當代人的發展權和后代人發展權的統一；能夠實現“生態—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的協調發展[7]。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把物質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不僅要把經濟系統中的全部經濟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而且要把生態系統中某些自然生態生產與再生產納入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軌道。黨的十總部署，明確提出要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到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這樣，我們要建構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不是孤立地建立在經濟系統的生產和再生產領域的經濟體制；而必須是建立在能夠使“五大建設”協調發展的經濟體制，強調“五大建設”均衡發展、可持續發展和以人為本的生態市場經濟體制。

2建立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共同構成的。生態經濟制度建設必須遵循生態學原理，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工業文明的發展目標是單純追求GDP，用消滅生態價值來創造經濟價值，在獲得最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毀滅了巨大的生態價值。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始終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達到盡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物質產品的目的。人們把追求經濟效益作為唯一目標，忽視生態上的要求，這種在生態上的巨大缺陷不僅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有機統一；而且造成了當今巨大的生態危機，更談不上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伴隨著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人類要擺脫這場生態危機，呼喚一場文明形態的全面變革。這場變革就是生態文明的轉型，以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對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重視。理論界和社會各界開始對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推動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1983年，環境保護被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環境保護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設生態文明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我們黨開始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上升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生態文明戰略地位的提升，體現了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不斷深入，建設生態文明自覺性在不斷增強。同時，黨的十報告還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嶄新概念，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時代的高度。站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樣一個高度，我們清楚地知道，生態文明新時代應該具有以下本質特征：（1）生態時代不僅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且是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這兩種發展關系是相互依賴、互相制約、互相作用的有機統一；（2）生態時代的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社會的社會關系，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3）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自然屬性，人與人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社會屬性。這兩種屬性的有機統一，構成了生態時代的本質，這兩種屬性的協調發展，形成了生態時代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并推動生態文明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因此，生態時代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使人、社會與自然重新成為有機統一體，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8]。在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里，我們要以“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目標。要想給我們子孫后代留下更藍的天、更綠的地、更青的山、更凈的水，我們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黨的十報告提出的明確要求。堅持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的戰略方針，這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針，是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生態經濟是一種與地球的生態系統保持和諧關系的經濟，是人們在為實現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時，將更加關注生態利益、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態市場經濟是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相結合的經濟，能夠正確反映生態系統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和全部成本，能夠有效地克服傳統市場經濟發展中不顧社會成本、環境代價而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缺點，使發展經濟、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辯證統一起來并實現三者協調發展。因此，貫徹和落實“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和生態經濟優先發展的根本方針，其實質就是經濟社會活動全過程的生態化變革，其目的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整合過程[5]11。

3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相關的法律法規制度

社會主義論文范文第3篇

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題發掘、重視傳統文化，對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中國夢的實現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指出，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首先，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生發新的思想理論的源泉，是國家前進的動力。中華民族的發展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一部中華文化的傳承、演變史。其次，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曾經主張與傳統決裂，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把線狀書扔進茅坑里，后經實踐證明是過度極端的。再次，思想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發展，都是與中國國情、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而產生的。最后，正確認識兩者的聯系，正視傳統文化，在實踐中進行有機結合，不僅關系到中國傳統文化是否能重新彰顯活力，更關系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能否得到順利的發展，將二者對立或分離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勢必起到阻礙作用。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正確詮釋傳統文化，對其給予重、深度研究，以嶄新的視角對其看待剖析，才不至于將“洗澡水與孩子一同倒掉”。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與傳統文化的關系

(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的基礎我們知道，任何一種嶄新形態的文化都是在原有文化的基礎上生根發芽、結出碩果的。首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傳統文化起了源頭和內生性動力的作用。正是有了傳統文化深厚的積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才成功地做到了集大成，達到了歷史的高度，超越了傳統文明。其次，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具有文化多樣性、包容性。炎黃子孫在這塊廣袤的土地上開疆拓土，繼往開來，不斷傳承著歷代的優秀文化成果。我們曾試圖走過“全盤西化”，但實踐證明行不通。最后，我們選擇將自身放入歷史的進程中，與傳統巧妙地融合、依存發展，才形成先進的文化。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是因為根植在傳統文化的土壤中。傳統文化中“仁、義、禮、智、信”的理念、和諧的思路、中庸的適度而為、以人為本位的價值觀、自強不息、以和為貴、愛國精神等等，都是當今先進文化構建所不可或缺的。新時期新文化在儒家文化積淀、道家與法家等傳統文化的浸潤中不斷生發，最終成就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改革、建設的實踐中。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超越發展包含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自身內部的蛻變、上升，另一層是外部的供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除了從深厚的文化積淀中汲取養分，更是吸收了世界其他民族優秀的文明成果，使其更具有時代性、開放性、包容性。主席說:“要繼承和弘揚我國人民在長期實踐中培育和形成的傳統美德，堅持道德觀、堅持社會主義道德觀，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基礎上，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引導人們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讓13億人的每一分子都成為傳播中華美德、中華文化的主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時代的呼喚下，在傳統文化的厚土中應運而生。它能集大成，必然克服了傳統文化成長于農業自然經濟、君權至上條件下所與生俱來的弊端，剔除了傳統儒學殘留的封建遺毒，諸如小農意識、等級制度觀念、宗法思想等。與此同時，保留、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中正確的理念，如關注內在修為、自身修養、尊師重道、熱忱關注國家命運、積極的處世哲學和獻身精神。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要實現開拓式的發展，保持時代性，既要不脫離中國內生文化這個主體，不斷踐行去民族文化之糟粕，取民族文化之精華，又要吸收世界各國文明的先進成果，展現包容精神、時代精神;既要關注中國國情、中國人民的思維傳統，又要關注世情、時情。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對傳統文化的繼承、超越是必經之路。

(三)以為指導是二者結合的契合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傳統文化的基石上、的指導下成就了自身，建設中國特色文化，要傳承傳統經典，更要運用先進的、科學的理論將其不斷豐富、完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形成過程中，起著核心的指導作用。近代伊始，傳入中國以來，經過文化的撞擊、實踐的檢驗，引領我們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正是因為有了的指導，我們才得以克服自身文化的缺陷，實現了民族的復興;正是因為有了的引領，才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沿著正確方向發展，不受干擾、少走彎路。總之，的指導使我們能夠在浩瀚的傳統文化中，找到適宜當今社會發展需要的傳統經典，是我們能夠“古為今用”、不斷創新的鑰匙，是中國人民主體價值觀塑造過程中的靈魂指引。

三、傳播中華優秀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應有之義

社會主義論文范文第4篇

1何為“管治”

管治是西方近來興起的概念。通常我們認為西方國家是所謂的“市場經濟”，這種認識忽略了其國家機器的強大管理功能。這種功能是在應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實踐過程中產生的。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的上層建筑也是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全球化和向“后福特主義”轉型引起了國家治理的危機(Jessop,1998)。

國家由此不得不尋求新的方式（如與私營部門合作），以整合其管治能力。即出現了所謂的“由政府向管治的轉變”。

管治概念中國古來有之。《資治通鑒》集成了帝國管治的精華。尋求天下大治，無非是掌握天時地利人和，明察各種關系，以達到整治的目的。整治的方式當然不盡相同。

因此，管治實為一種視野，我們大可不必拘泥于西方的具體管治形式。

2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

資本主義力圖在全球范圍內進行整合，危害了邊緣民族國家的利益。社會主義由此而生，是對這種勢頭的扼止，由此即形成了東西對峙。唯有國家才可承擔此重任。感嘆封建和半殖民的舊中國是“一盤散沙”。這種無組織狀態是實行快速工業化的最大障礙。對資源調動和社會整合的迫切需求必然促使生產資料的公有化和消費方式的集體化。比如，住房的單位分配即為一例。社會主義管治的基礎產生于對無序社會的管治的迫切性，因而造就了強有力的國家機器。其合法性不僅建筑在人民革命勝利的基礎上，而且源泉于民族的危機。

3管治基礎的改變

市場經濟改革轉變了原有的基礎。在國家內部，為了建立激勵機制和轉移中央壓力，實行財政放權。放權形成了計劃外資本循環和地方主義。在地方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管治能力。這在實行分稅制后有所改變，但出現了復雜的中央與地方的博奕關系。當地方政府對其可控資源的收益有穩定的預期，便有可能形成所謂的“企業式經營政府”的行為(Walder,1995)。在體制外，市場使體制外要素的出現成為可能。傳統上，單位關系是劃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主要標準。但當內外差別弱化時，此區分便失去了意義。

人力資源：隨著城市私有企業出現，私營、外資企業的職員們脫離了他們與國家單位系統的聯系。私有企業的發展壯大產生了單位體系之外的諸多工作。在高收入的吸引下，國有企業的職工們也開始放掉“鐵飯碗”，“下海經商”。通過“一家兩制”，諸多私營企業職員也可保持與單位系統的聯系，也就是說，一個家庭成員繼續在國有單位工作，以享有住房、醫療補貼及工作的穩定等種種待遇，而另一成員在合資公司或私有企業“掙大錢”。盡管如此，對體制外者的管理和控制弱化了。

而且，單位本身的變化也在弱化職工和工作地之間的聯系。隨著單位社會功能的減少，城市從業者開始“走出單位成為社會人”，例如房改的重大影響。除了去私有企業工作，工人在國企重構中也有可能變為剩余勞動力。同時，伴隨大量下崗者，還存在與日俱增的離退休人員。因此，政府意圖切斷住房、就業和再分配之間的聯系，將責任轉嫁給城市社區。

而最大的轉變則是城市中大量的農村移民。這一運動具有自發性，未經規劃，但與家庭紐帶或老鄉關系相關。移民一般難以溶入社區生活，因此他們保有“外來者”的特征。同時，戶口制度仍固執地將他們排斥于城市服務之外。由于民工高度的變動性，對他們的管理成為政府的嚴重挑戰。

生產資料和基礎設施：市場經濟改革通過放松對一定生產資料的控制引入市場化。在1990年代中期，計劃分配的原材料份額大為下降，由此為終結多數工業原材料的計劃分配鋪平了道路(Lardy,1998)。政府最終采用了一種特別的“劃分所有權和使用權”的理論建立了土地租賃體系(YehandWu,1996)。這一新系統的采用最終促成了國家在城市土地管理職能上的放權。而在正規土地利用體系外則還存在不斷膨脹的“黑市”。

城市基礎設施的發展和使用中也引入了市場機制。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地方政府的負擔，除了專款支持的大型項目，基礎設施的發展或多或少地與單位相聯系。而在改革時代，在土地租賃系統建立后，基礎設施投資開始發揮出刺激經濟增長、增加政府財政稅收等的巨大作用。

資本：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國經濟與世界聯系起來。外資的流動性引發了城市之間的競爭。外資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對資本構成的貢獻，更在于它對非國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啟動資金。而民營的非國有企業也存在極大之活力，由此亦成為就業的重要資源。

空間：由房地產市場建立而起，內城變化開始加劇。戶口對于市民的控制性作用開始減弱。購得商品房的居民可以重新落戶，或者施行所謂“人戶分離”。另一方面，自發的土地開發也在沖擊單一的單位空間。事實上，土地利用不再由單位的特征所決定。由于對單位的放權，國家對土地利用的控制也弱化了。由此，對土地利用規劃控制的需求增加了。國家通過增強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社區發展，加強由單位開發的，但游離于法規控制外的內城空間的“地域化”。而在單位系統無法觸及的城市空間，非正式空間出現了，例如“浙江村”。

總體上，社會復雜性增加了，這減弱了國家的管治能力。迫使國家需要將各種要素聯系以整合為可管理的社會。

4管治的地域化：地方權力得到鞏固

與等級式的單位系統相比，地方政府（市政府，區、縣，街道辦、城鎮、鄉，居委會、村）屬于“地方”組織。隨著單位體系外要素的增加，“地方”組織開始承擔更多的管理功能。例如，對于放棄大學或者研究機構工作，到私營企業去的人員，他們的人事檔案將由市人才交流中心管理，確證其身份。由此看來，國企工作是一種事實上的“身份證明”，包括“單位證明”，居住地則以戶口加以確證。隨著非國有企業的出現，越來越多的人不再從屬于正式的單位，因此地方和社區服務就變得重要起來。

市政府：與中央在經濟發展中的轉變相適應，城市在經濟組織中的作用開始被確認。市政府開始在地方中發揮重要作用。其角色從輔助國家項目轉向更積極的地方發展戰略制訂者。

城區：1960年代曾有過將屬于不同系統的單位整合進同一地方公社的嘗試，但流于失敗。1990年代后，這一嘗試重新出現。上海市政府在1995年提出了一個新的管理結構，謂之“二級政府，三級管理”，其中開始強調區對城市發展的重要作用。

街道辦：嚴格地說，街道辦事處并不是政府層次而是區政府的派出機構。與市政府以前在城市管理上的補充性作用一樣，街道辦扮演著邊緣角色，承擔管理國家單位外人員的作用。

居委會：居委會與街道辦事處的區別在于居委會是一個“群眾自組織”。實際上，居委會已經成為基層政府的左臂右膀，并且經費亦在地方政府預算之內。地方的政府功能在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的鞏固形成了諸多新功能。

空間流重組：地方權利的重新組織造成了資本和信息的空間流重組。政府監督部門和下級單位之間的資本流從垂直轉為水平方向。從上至下傳達和從下至上報告的傳播方式改變了。垂直流是改革前的特征，各級政府有自己的公司和，所以單位依據其管理關系劃分等級。當地方政府在地方經濟發展中開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這種關系就為水平聯系所削弱。

5管治的企業化

管治企業化的出現是政府對內部能力調整的一種應對。例如管理部門直轉變變為公司，房產局接轉為房產公司。

建立地方商業合作：從1990年代開始，街道產業已成為上海第二大地方財政收入。在地方層次上，政府和企業的界限日益模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經濟活動在地方尺度上緊密聯系，這為企業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

創造地方空間：空間的創造使大量地方性的城市治理成為可能。在明確的地域邊界內，使用更具風險性的手段，政策得以試驗。同時，很多發展區都通過“土地開發公司”進行開發。例如上海市政府在1990年代制訂了一系列法規并建立了一個開發公司專門負責外灘的發展開發，在此政府拉力下，目前外灘已成為上海的中央商務區之一。而且，城市景觀也開始被大力提升。

6從街道辦事處到社區：走向市民社會？

重建城市社區是政府的頭等大事，它關系到社會的長治久安。社區通過國家權力在基層的滲透發展起來。國家權力的下放使街道辦事處獲得了一系列的管理功能。當街道辦事處具有了諸多的此類功能，它就變得更為正式并與一般意義上的“城市社區”區別開來。將國家的權力分解到地方化的可管理的尺度無疑將促成一個更富變化和更具應變力的政府。街道辦事處或多或少成了一種政府實體，因此無論如何，在其框架上建構城市，街道辦事處仍然有異于社區。

因為基層組織的變化主要在從上至下的方向，是否這些努力將促成市民社會的形成仍然是不定的。有學者曾提出“居委會肩負著管理工作的施行。居委會的存在背離了社區自我治理的目標”（劉，2001）。

7結論

中國城市的管治基礎在市場經濟改革后發生了重大變化。而本文的結論著重于正日益變化的城市治理的原因和結果。變化的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改革造成的管治真空。轉型社會的復雜性和轉變速度超出了國家單位系統的能力范圍。對市場轉型和后福特主義轉型而言，治理在它們中的出現存在相似性，盡管這一復雜性在不同角度展開。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復雜性不僅在于全球化，而且在于市場經濟轉型的問題本身。

規劃控制的放松導致了各種尺度上生產要素的變動性，而且造成了維持社會等級組織的巨大困難。在城市尺度上，區政府相互競爭以成為零售和商業中心。地產的租金驅使他們與開發商簽訂協約(Wu,1999)。通過吸引外資和直接參與，地方政府也積極地參與到本地域中的開發中來(Wu,2000)。

其次，城市管治變化的方向不在于構建新的市民社會。政府管治的真空地帶為政府功能在基層組織的擴張而填棄，而非依靠自組織的地方管治。市場化造成了體制外的諸多自發變化，如人口變動性的增加，資本流，“體制外”要素的增加等等。

我們在本文中看到了國家在調整與動員要素關系上的領導角色。例如處理同私有企業主、下崗工人的關系方面。種種努力的背后是強大的行政指令，為的是在邊緣群體的服務設施供給、下崗工人再就業和鄉村民工潮的巨大壓力下，保有一個可管治的社會。另一角度上，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發生了變化，盡管市場化造成了有礙于管治的趨勢，它也為國家體制的創新和改革提供了契機，而市場轉型中的管治企業化亦為消除資源短缺提供了所需資本。

最后，需特別指出的是，為了理解中國城市管治的變化，我們應更多地在微觀尺度上進行地域、組織和結構的調查研究。

【收稿日期】2002-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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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論文范文第5篇

1.1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公民處理國家、社會與個人的關系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價值資源如何正確處理好國家、社會與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公民意識培育的價值基點和基本目標，“公民意識作為一種現代社會意識，是公民對公民身份內在價值的認定，是公民對自己在國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其與國家、社會、其他公民之間關系的理性認識”[3]。西方公民意識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也是個人如何認識和處理與國家、社會之間關系的過程。在文藝復興時期，啟蒙思想家提倡打破神權蒙昧思想的束縛，主張人的理性與天賦人權。特別是孟德斯鳩的法治思想和三權分立學說，從權力互相制衡與法治對權力的限制兩個方面為個人權利提供了保障。可以說，西方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權利”學說以及對國家與公民、權力與權利邊界的限定，是公民意識及其培養的基本內容。英國社會學家馬歇爾認為，公民意識應該包括三重維度，第一個維度是公民的要素，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財產權等內容，第二個維度是政治的要素，其中包括參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等內容，第三個維度是社會因素，包括經濟福利權利和享受文明生活的權利等內容。可以看出，西方的公民意識理論是以個人權利為基礎，包含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面上的權利與責任相對應的體系，其中個人權利是社會規則最基本的出發點，對公民權利的保障和對政府權力的限定等是基本內容。然而，西方個人主義至上的權利體系容易導致個人“價值至上”，進而損害共同體的利益。而且，由于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價值體系，因此，對于西方公民意識理論中處理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關系的做法只能批判地繼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強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追求的是國富民強、保障社會成員的各種權利；在社會層面強調“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追求的是建立一個為每個人發展提供自由平等發展機會的社會環境，實現對公權力的有效制約和對全民權利的保障，實現權利與義務的對應，使社會成員過上公正而有尊嚴的生活。可以看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除了引領整合各種紛繁復雜的社會思潮之外，其中蘊含的對公民參與政治生活權利的保障、對法治的追求以及對公權力的限制等，無疑為社會成員處理國家、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價值資源。

1.2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以培養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公民為依歸公民意識是指社會成員對自己身為政治人、社會人的自覺認識，它一方面體現為社會成員對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體現為積極的政治參與、理性批判、自治自律的精神。公民意識是實現民主法治、市場經濟有序運行以及社會穩定的非制度化因素。在當前中國，公民意識的培育過程是使社會成員成為實現社會現代化和建設小康社會的最基本的社會責任主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力圖為每個人的發展提供制度和社會環境上的幫助，在個人層面強調“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是社會成員應該具有的良好道德素養和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準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別從國家、社會和個人層面提出各自的基本價值觀念，但卻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整體。在引領和整合全社會價值觀念、凝聚全民族共識的同時，規范了社會成員的個人行為，為培養具有民主法治意識、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公民提供了價值引領。

2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提升公民意識

公民和公民意識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只有依靠公民主體的行為實踐和情感認知，它才能被轉化為一種習慣化、自覺化的社會價值。反之，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使其在實踐中積淀成為社會主體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可以增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公民意識培育中的導向性作用。

2.1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提高公民的理性包容意識尊重差異、懂得妥協，尊重個體和社會價值的多樣性、懂得包容，是現代社會公民的基本素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種價值體系，其本身蘊含著價值的多樣性和統一性，這在實踐過程中會推動社會主體理性包容意識的發展。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是在批判和繼承多元價值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理論指導下對社會主義本質的新的認識，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和價值追求，不僅廣泛借鑒世界各國文明成果，更深深植根于中華歷史文化土壤。其次，當前思想領域日趨多元、多樣、多變，各種思潮此起彼伏，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過程中，既要引領、主導和整合其他社會思潮，有力抵制各種腐化思潮的影響，又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各種社會思潮之間保持適當的張力和活力，在尊重差異中擴大社會認同，在包容多樣中形成思想共識。可以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也是、包容多樣的價值理念內化于社會主體，提升公民理性包容意識的過程。

2.2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提高公民的權利和責任意識現代公民意識的形成是伴隨著個人權利體系的發展成長起來的，權利及對權利的理解和尊重是現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精髓。所謂權利意識，是指公民對自身權利的認知、理解和態度。公民權利是現代民主國家制定法律的基本出發點和法律所要保護的對象。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明確提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出對公民權利的尊重和承認。在國家層面，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高公民的權利意識，最主要的途徑是進行民主政治建設和法治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一方面需要公民了解自己有哪些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參與權、監督權、知情權、表達權等，另一方面公民需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主張自己的權利。同時，要以切實保障公民權利為根本，深化司法體制改革，規范司法行為，做到公正執法、文明執法，增強民眾對法律的信任，公民的權利意識才能逐步確立。權利與責任是一個統一體，沒有無責任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責任。“責任意識是公民對自己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權利和責任的一種自覺認識。…是公民對他人、集體、社會、國家，乃至對整個人類承擔責任和履行義務的自覺態度。”[5]中國古代社會進行的臣民意識教育也側重于培養民眾的“責任意識”，但其強調的是服從而不是自覺的義務，偏重于私德而缺乏公德。而適應當前民主政治發展的公民責任意識，不僅強調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自覺做好職責范圍內的事情，還強調尊重他人的權利，正確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個人層面上強調“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為個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提供了價值規范。同時，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過程中，政府應積極拓寬公民參與管理公共事務的渠道，在政治實踐中不斷提高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和責任意識。

2.3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過程中，“第三部門”的參與為公民意識的培育提供了廣闊的實踐空間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時談到，美國的民間組織在美式民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不僅縮小了公民與國家之間的距離，增強了公民的政治效能感，也使民眾在參與并影響公共事務的過程中提高了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與責任意識等。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非政府組織發展迅速。具體表現為：數量大幅增加，種類更加齊全，作用顯著增強。在公益事業發展、暢通訴求表達渠道、密切公民與國家關系、增強民眾的參與意識等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本身凝結了對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不同組織的價值期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和踐行，是一個逐步推進、逐步積累的過程，也是不同階層、不同行業、不同組織，共同參與、共同實踐并逐步總結的過程。當前，不同城市、不同行業、不同組織開展了各具特色的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并結合實際總結出各自的城市精神和行業精神，為公民意識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社會環境和實踐空間。

3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