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合伙人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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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1篇
《中國合伙人》展示了20世紀80年代校園的純真愛情和當時錯位的師生關系。從政治性書寫來看，中國式幸福是“中國夢”反擊“美國夢”的政治寓意，以新東方現實困境折射從中國“合伙人”到中國“散伙人”的文化悖論。電影為民營企業主角樹碑立傳，擺脫觀眾-內容二維關系，演變成導演-影片角色（幕后贊助商）-觀眾三維關系。最后從完整情節、香港電影模式詮釋、成功價值觀三個角度進行批判性總結。
一、現實新東方
“新東方”三兄弟從進北大到互相認識，從同學到同事到合伙創業，是友情合伙人，注定創造豐富多彩的故事和書寫千古傳奇。現實中“新東方”的成功是不能復制粘貼的，俞敏洪和王強、徐小平一起創業打拼天下，從一個個體英語出國培訓機構逐漸轉化成擁有強大知識產權和企業品牌的綜合教育系統，涵蓋學科輔導、出國游學、小語種、圖書出版、在線課程等，擁有優能中學教育、泡泡少兒教育、邁格森國際教育、前途出國、滿天星幼兒園、酷學酷玩等子品牌。（李祝義：《俞敏洪：新東方上市與品牌得失》，載《中國品牌》2013年8期，18-20頁）2006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后以投資人和股民每年20%的增長速度實行快速市場擴張。現實中國版的兄弟可打天下不可分天下再一次重演，新東方三駕馬車最終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在企業規模較小操作不規范的時候他們渴望規范，在企業規模擴張、規范之后又不堪忍受規則的束縛。王強和徐小平淡出新東方，而俞敏洪被鎖定“做一名高級職業經理人”，中國合伙人變成現實“中國散伙人”的故事。十年前“新東方”提出“出國留學橋梁，歸國創業彩虹”口號，前半句話是新東方的現實和動力，后半句話是空想和傳說。新東方三位創始人面對現實不得不尷尬，重新面對中國式兄弟事業宿命。（程曉蒙：《新東方：與電影迥異的“散伙”》，載《人民文摘》2013年8期，50-51頁）難道王陽婚禮上的臺詞“永遠不要和最好的朋友開公司做合伙人”是現實中國版公司讖言嗎？
觀眾認為黃曉明演的是俞敏洪，鄧超應該是王強，徐小平可能是佟大為。影片折射新東方的發跡史和俞洪敏的個人自傳，觀眾不得不質疑新東方的贊助額度。如果影片只是借用了新東方的原型，那和新東方到底有沒有商業贊助和利益關系？俞敏洪在觀映之后帶著黑臉離開，拒絕對這部電影評價，認為此片與新東方沒有必然關系，現在和未來《中國合伙人》都與自己“沒有任何關系”，“新東方”沒有投資該電影。電影中發生的事情和“新東方”實際創業差了很遠，電影中人物個性展示也和現實中個性有很大不同。而實際上全國各地每一個新東方分校都派了一個老師去客串參演，有的新東方學子在電影里找到他們分部的老師粉絲。俞敏洪肯定不會直接投資這部電影，因為投資意味著要直接分票房，但這部電影是一部很好的廣告宣傳片，怎么可能投資呢？“新東方”是贊助而不是投資這部電影，等于花錢做電影軟廣告了。
影片盡量刻意避免專門為某個企業（或企業家）樹碑立傳，拍主旋律式紀錄片，但是最后閃過俞敏洪、潘石屹、馬云、馮侖、王石、張朝陽、楊瀾、徐小平、王強、老干媽陶碧華等影像還是記錄了一個時代中國企業家圖譜。筆者特地在最后留意了最后幾分鐘各成功人士面相，除了老干媽，每個人的鼻子都非常周正高挺準頭大，塑造“堂堂正正”的成功人士形象。觀眾從中感到強烈的感動或者悲傷，亦或是奇怪的共鳴。電影里將30年前失去的那段青春和校園，從陌生中激活，書寫了一代學子-商人的千古傳奇。例如馮侖在《中國合伙人》中跑龍套，他語錄中“商人不好做”，在外頭混，必須帶著“小姐心態寡婦待遇婦聯追求”心理準備，這成為影片中的經典臺詞。亦或這些企業家就是該電影拍攝的幕后捐贈人，讓有主旋弦律之后經濟糾葛關系。2009年以后金融加快對電影行業開放和投融資，電影行業已經整體上擺脫了“缺錢”狀態，進入尋找好電影品牌階段。一個影視企業最重要的已經不是票房，而是如何擺脫對票房的單一性依賴，實現品牌樹立、市場擴張和收入多元化。（李長風：《從看電影亢進》，載《中國新時代》2013年7期，86-87頁）真正的好電影不是用單一票房來衡量，高票房只不過是商業化的今天一塊遮羞布。中國電影界如果還停留在為影片主角樹碑立傳，獲得他們經濟資助的階段，電影本身擺脫觀眾-內容二維關系，演變成為導演-影片角色（贊助商）-觀眾三維關系，這豈不是諷刺？
二、中國夢的政治化書寫
1.從中國合伙人到中國散伙人
《中國合伙人》中揭示的成功實際是中國當下民營企業的現實奮斗翻版，在經歷體制變革和現實挫折后，割裂了成功的未來和理想的現實，各種敘事矛盾走向了單一化的角度：只有攝取財富才是得到社會尊重、成功走向未來的基礎。（顥然：《：類型電影的中國式解決之道》，載《電影藝術》2013年4期，35-37頁）前不久媒體里討論的“中國合伙人系列”的充滿團隊管理、信念認同、領導力、投資人、管理經驗和創業文化等傳奇故事富有啟發和告誡意義。哥們合伙，先聚人氣，還是先出點子？哥們合伙，要。在唯利是圖的商業大潮中，要找到一個合伙人并不難，但是要找到一個伙伴卻有點難，而要將伙伴變成長期合伙人（不是散伙人）就是難上加難。畢竟創業歷程總是伴隨著笑與淚。昔年同把酒今日誰與歸。
影片中成東青的自嘲和激勵學生的“成功夢”，王陽的好萊塢電影教學法和英語思維，孟曉駿的美國經驗和簽證技巧，三者珠聯璧合，是撐起“新夢想”成就千萬個美國夢的“一鼎三足”。影片中從創業到決裂，三足坍塌。這實際上是狠戳國人：中國人一直沒變，愛玩“窩里斗”。朋友吵吵鬧鬧正常，再吵再鬧也不說再見。如果朋友、熟人的確是一個人才，如果雙方在初次合作中表現優異，不跟他合作才是傻子。可嘆如何將這種合作關系保持良久，建立起特殊的“互惠奮進和諧式”人際關系不要在現實中一再上演從中國合伙人到中國散伙人的翻版。有些事只有停下來才能看清楚，有些更重要的事賦予每個時代參與者打敗恐懼的勇氣。成功者總是不約而同配合時代需要，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巨大變遷，一代企業家成長，“新東方”三位創始人分分合合。《中國合伙人》中體現的懷舊、校園、友情、創業、泡妞、愛情、理想、夢想、決裂，是一個時代的痕跡，有時候是夢想，有時候是夢想破滅。從“美國人民需要我”急切求美國簽證的到拒簽后“美國人民不需要我”的心理“”，繼上次鉆了美國“大爺”的空子，這次他又要來鉆國家的空子。影片中幾個閃過的片段足以生動傳
神地將這段史無前例的歷史呈現給觀眾，將中國崛起復雜心態呈現給世界。
1980年代的金曲，女一號杜鵑身著的印花裙子，激情的擁抱和濕吻，將激昂的大學時代、沸騰的男女戀愛、永不澆滅的友誼揮灑得淋漓盡致。1999年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群眾義憤填膺，“美國人炸大使館你們就砸英語學校，那外星人炸地球你們是不是要砸航天部？你們就知道窩里橫，中國人打中國人，你們和30年前有什么區別？懦夫蠻橫！去向那個打敗你的人學習才會使你變得更堅強”。這是強者聲音！時隔十年之后中國憤青們得知日本“國有化”第一反應是去砸中國人的小汽車。30年風云激蕩，中國和世界一起經歷大歷史，從打開國門到天安門夢想，從價格雙軌制到怒吼的“八九”，從胡同里“倒爺”到前門肯德基，從破舊的北京機場候機廳到洶涌歸國潮，從秉燭夜讀橫掃燕京大學圖書館的英雄氣概到民族主義者的新式游行。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發展的三十年是一個縱橫捭闔、英雄輩出的江湖時代，民營企業以為匪為盜，為俠為仕，游走于新舊體制夾縫中，一旦成長和成熟起來，爆發出特有的輕松自由和時代印記。2013年在淘寶網成立十周年晚會上，馬云現場演唱完畢《我愛你中國》和《朋友》，高調宣布“退休”。這兩首耳熟能詳歌或許最能體現改革開放后中國第一代企業家們共有的情懷：創富強國的中國夢和因“合伙”起家而對友情看重。華為的任正非和李一男從情同父子、當接班人培養，到離職創業、被收購回歸、最終又離開，這兩個男人之間經歷了怎樣的恩怨情仇和曲折離奇？知情人士甚至遐想，如果兩人不經意間相逢、眼神交會，在那電光火石之間，腦海里會有多少畫面閃現，多少情感交錯，滄海桑田，再回首，卻已是百年身。“92”下海派的代表人物和大佬陳東升從體制內下海，先后創立了兩家大企業，其兄長陳顯寶還創立北京宅急送快運股份有限公司，然而禍起蕭墻、兄弟反目。夾雜本人與原配、紅色后代之間多年的感情糾葛個人恩怨。任何一個發跡的民營企業，無論事業還是愛情，都稱得上是一部書寫中國夢電影傳奇。
2.中國人征服了美國人？
夢想是什么，夢想就是一種讓你感到堅持就幸福的東西。我們只有在失敗中尋找勝利，在絕望中尋求希望。在《中國合伙人》里，中國夢一開始以中國人追逐“美國夢”的形式出現。“新夢想”英語學校的老師們幫助千萬學子實現去美國并以此致富的美夢，是追逐“在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國天堂夢。影片中三兄弟赴美談判，先是中國痞子式的出言不遜，態度強硬，乃至以上廁所來侮辱女對手。美國人的法制邏輯是寸步不讓，得理不饒人。于是他們轉換策略，承認錯誤，以巨大的中國教育市場為誘餌，以中國邏輯式英語“征服”了美國人。最后美國對手俯首稱臣，雙方終于達成妥協，中方趁機在美國納斯達克成功上市。這個以成敗論英雄、不擇手段、不講道德和沒有法律底線的實用主義情節實則是中國經濟思維“攻陷”美國的。當三兄弟一道慶祝“攻陷美國”飆車于紐約時，這到底是對中國改革偉大時代的喜劇式張揚還是小丑式反諷？（王一川：《時代精神的抽離與變形》，載《當代電影》2013年7期，38-40頁）當成東青和王陽出資，捐贈一大筆錢，以孟曉駿名字命名了他曾經被開除的喂小白鼠實驗室，三人前往實驗室參觀，中國人終于揚眉吐氣了，中國已經真正站起來了？！觀眾真不知該為他們的情誼動容，還是被受辱后耿耿于懷終于報仇的少年心打動？這就是代表了祖國赤子簡單而粗暴的精神世界？這不是新時代阿Q式的“”么？靠一個想象的情節來證明中國人終于在道德上比美國人略高一籌，中國人不再需要將美國想象為天堂和夢幻之地了，這比阿Q還。
愛德華·薩義德從三個層次界定東方主義：①狹義東方主義指一門學科；②中義東方主義指以區分東方西方之間本體論和認識論為基礎的邏輯思維；③廣義東方主義指西方對東方采取“俯視”描述、闡釋、殖民和統治，用以控制、統治東方的話語方式。（《東方學》，[美]愛德華·W·薩義德著，王宇根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2-4頁）好萊塢大片中，對美國以外的所有“他者”異質文化（當然包括中國）都使其“東方化”。美國建國后237年歷史就是不斷尋找對手、征服對手、想象“他者”、反照“我者”過程。中國在“高高在上”美國人眼里只是歷史地承擔美國“他者”任務而已，只是美國文化美國軟權力美國話語權在東亞的一個滲透和改造對象。（徐海娜：《從美國電影中的中國元素看東方主義》，載《當代世界》2011年3期，63-65頁）再來看《中國合伙人》海外發行英文片名“一個發生在中國的美國夢”，這是一部關于夢想的“政治”角。20世紀80年代的莘莘學子都懷揣一個美國夢，美國是當時中國人幻想的天堂，但是申請簽證的結果卻是幾家歡喜幾家愁，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圓夢美國。20世紀80年代，剛剛打開封閉了30年的大門，幾乎所有年輕人都向往美國或歐洲。如果你想上天堂，就去美國吧。每一個學子都懷揣著一顆沸騰的美國心和一個理想的美國夢。在時代激流中，無數國人追尋中國式的“美國夢”，絕大多數遭遇現實而破碎。伴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東亞主導國家，高調唱起的“中國夢”逐漸成為新時代“中國和平崛起”主旋律。《中國合伙人》外表是講述勵志與創業傳奇，實際上是生逢其時新時代“中國夢”的政治宣傳片。三個男人從80年代以來的從“屌絲”到“高富帥”逆襲式華麗轉身，烙著時代的突飛猛進，顯示著“中國夢”是如何從“夢想”變成“現實”的，這是“中國夢”反擊了“美國夢”的政治寓意。（阿木：《中國夢的形象宣傳片》，載《工友》2013年7期，52-53頁）
三、《中國合伙人》的影視批判
第一，中國夢的影片能否有完整的情節？成東青多次為高考念書時借的全村人的錢還了嗎？王陽泡的美國妞最后怎么突然離開了？成東青多次毫無理由的守舊堅持反對“上市”，三兄弟攻陷美國時他為何驚天逆轉同意新東方“上市”？影片在處理大歷史變遷時候容易回到碎片化的個人化記錄和片段影像上來，諸多小背景需要簡要交代，故事情節以片段截取、整體較弱、心理描寫嚴重不足。
中國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2篇
而在這次的新片《中國合伙人》中，陳可辛好像真如大眾評論般被徹底“內地化”了，褪去了游蕩、彷徨、憂傷的風格，拍起了有關青春、夢想、友誼的血性勵志片。然而，在他自己對《中國合伙人》的講述中，我們還是依稀看到了那個，隱藏在巨大的時代、夢想背后，永遠漂泊不安的陳可辛。
游走于城市之間'
1962年生于香港，12歲移居泰國，18歲赴美國讀書，21歲毅然離開父母回到香港。陳可辛的少年時期充斥著城市間的來回、輾轉。
他曾在一場電影講座中坦誠說道：“小時候的漂泊，令我變得敏感和謹慎，我17歲離開香港，漂泊異地，面對陌生的一切，我是他國的非主流少數民族，這種感覺非常不好受。”
而這些艱難的漂泊歲月帶給陳可辛的情感變化或是故事經歷都如數轉移到了他后來的電影創作之中。無論是《甜蜜蜜》中的李翹、阿豹、黎小軍；抑或是《如果愛》中的孫納、聶文、林見東，漂泊中的愛情總似一場實用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拉鋸戰。
愛情，在陳可辛眼中，畢竟只占了漂泊的一小部分，而在他看來，漂泊的最大動因無疑是尋夢。
上世紀90年代末，香港電影開始走下坡，陳可辛選擇了前往美國尋夢，那時的美國對他，就如對廣大懷著“美國夢”的中國人一樣，是實現夢想的金銀島。可是到了美國，他卻發覺一切并非想象的那樣美好，再三徘徊，便又回到了香港。《甜蜜蜜》中，來自內地的李翹和黎小軍，將香港這座大城市奉若神明，使盡渾身解數，甚至不惜放棄情感，也要融入其中。那時的陳可辛，也許也擁有屬于自己的“香港夢”。經歷過美國的挫敗，回到香港，陳可辛將自己的心血傾注在這片熟悉的故土上，渴望能讓自己的電影獲得認可，獲得成功。事實上，他也做到了。如今的金銀島對陳可辛來說再不是某一片特定而局限的土地，而更多的是存在于心中的空間。“地域是無礙我實現理想的。”
前些年，當香港的女記者們建議他將工作室搬到觀塘和“老杜”（杜琪峰）做伴時，他卻出乎意料地答道：“我是要搬了，搬到北京去了。”許是實在不忍見證香港電影近些年的衰敗，又或是看上了大陸電影巨大的市場，陳可辛毅然將自己的電影夢想從香港移到了大陸，成了第一個把工作室設在北京的人。《投名狀》、《十月圍城》、《武俠》，陳可辛開始顛覆自己過去電影的風格，從題材、到剪輯、甚至音樂，一點點地迎合大陸觀眾的口味。無措、憂傷、懷舊逐漸褪去，陳可辛也開始追求大投資，大場面。
然而，在其新片《中國合伙人》中，我們還是不難看出陳可辛對自己曾經美國夢碎的“耿耿于懷”。電影中的三位主人公成東青、孟曉駿、王陽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有自己的美國夢，然而在時代的激流中，有的夢圓，有的夢碎，有的夢圓了又碎，最后卻是創辦英語培訓學校將三人綁在了一起，在中國，實現了自己所謂的“美國夢”。
陳可辛在一個采訪中提到，他最屬意的新片英文譯名是“American Dreams in China”。 美國的經濟已經飽和了，從窮致富在美國是非常困難的，每個階層都定下來了，發展得已經很成熟，反而這個美國夢每天都發生在中國，直到如今都還是每天在發生，創業啊，致富啊，發財啊的市場要比美國大很多。電影里傳遞的上述思想意圖與其說是陳可辛面對現實，權衡比較后得出的結論，不如說，是他多年游走于城市之間的獨特經歷，帶給他的一種有關“回歸”的思考。
似酒的情感'
在陳可辛電影中，無論是愛情，還是兄弟情，都濃烈似酒。
陳可辛特別熱衷于用“紅”、“藍”兩色來描繪他影片中的愛情。
他總是用紅色來表達女性，從《甜蜜蜜》中張曼玉在黎明記憶中永遠的紅色，到《如果愛》中周迅追金城武車時的紅色大衣圍巾，再到這次《中國合伙人》中杜鵑在黃曉明記憶中那雙紅色的涼鞋，紅色在陳可辛的電影里仿佛成了男主角對于女主角一種特殊記憶的象征。
而男主呢，則永遠是藍色的，《甜蜜蜜》里黎明的藍色中山裝，《如果愛》中金城武那身深藍色的毛衣，再到《中國合伙人》中黃曉明那身醬藍色外套。猶豫、自由、沉靜，再加上土土的外形，藍色成為了陳可辛男主角永遠的顏色。
細細想來，這種顏色搭配其實是非常特殊的。紅色是三原色之一，積極、樂觀、火熱。而藍色呢，憂郁、緊閉、還稍帶一絲夢幻，這種男女色彩的反差恰恰是陳可辛的愛情片中最特殊的部分。在他的愛情電影里，女性往往是更加主動的一方，更加積極的想融入時代，融入社會；而男性反而成了保守的一方，看不見外面的世界，只是固執、戀舊的堅守著生活的理想。
在《中國合伙人》中，杜鵑飾演的蘇梅亦是一位冷艷、積極、有野心的女生，正是她離開成東青（黃曉明飾），去美國發展的決定敲醒了成東青，從而也改變了他的一生。
此次陳可辛沒有選擇科班出生的專業演員，而是選擇了一名高挑女模特出演女主角，大大出乎觀眾的預料。談到這一選擇，陳可辛顯得非常自信：其實兩性關系很多時候就是這樣，當一個年輕的男生喜歡一個女生的時候，他永遠摸不清女生心里面想什么，杜鵑就有這種氣勢，冷冰冰的，甚至比你高，讓男生充滿壓力，其實她看起來和王菲的感覺很像。
除了怦然心動的愛情，陳可辛電影的另一個關鍵詞是兄弟情。這個主題在他的處女作《雙城故事》中展現得最為明媚動人，而到了后期，陳可辛悲觀主義的態度慢慢顯露，難得一部講述“結義兄弟”的《投名狀》，卻也以充斥著“陰謀、殺戮”的兄弟情破慘淡收尾。
陳可辛自己好似也對現實生活中的兄弟情嗤之以鼻，他曾多次在訪談中表示，很多友情都是建立在利益上的：“我平時很少喝酒，在酒吧喝酒時，很多人都會抱著肩膀對我說‘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什么的，我每次聽到這些都會起雞皮疙瘩。大家都希望藉著酒精來將自己的情緒浪漫化，他們在說這些話時，大部分都是基于一種利益的需要。”
當被問到朋友這一問題時，陳可辛的答案永遠只有兩個：吳君如、曾志偉。常年漂泊不定的生活，讓交朋友對于他來說，成為了一種奢侈。少年時期的幾次舉家搬遷，使他失去了結交知心發小的前提條件。而進入娛樂圈工作，乃至于成名后“UFO公司”、“人人電影”兩次合作案的過早夭折，也使得他固執地認為“利益與友誼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體”，于是我們從他的電影中看到了一次又一次兄弟情的破碎。
從已的預告片和陳可辛導演對《中國合伙人》的闡述中，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部男性、青春、夢想題材的電影，而這一題材的作品繞不開的便是對“兄弟情”這一主題的闡釋。這次陳可辛似乎回到了老路上。談到《中國合伙人》中三位男主角“兄弟情”的最終歸宿，陳可辛坦言：他們完全是不同系統的人，他們的思維邏輯都是完全相反的。其實人是真的不會讓的，人性也是不會讓的，現代社會還是必須得看利益的。
故事原型新東方集團上市后元老們的分道揚鑣，加之陳可辛導演的上述表達，讓人對故事的圓滿結局不敢報太大的希望，但是具體如何，還是要影片出來后再一探究竟。
工作中的陳可辛'
從某種程度來看，陳可辛是一個事必躬親的人。他做導演，也做監制，但其實兩者差別不大，他都會待在片場，調動資源，而讓制片部門保持高效運轉的團隊負責人都是他的老搭檔。
他的北京工作室成立初始是小團隊作戰，保持了香港公司的一些特點，比如實干、高效、不八卦，有創意很快就能付諸實踐。說起來，陳可辛也是夠有冒險精神，他相信新鮮力量所能創造的價值。工作室成立伊始，對于《十月圍城》這樣龐大項目的宣傳工作，居然只由三四個年輕人來負責。年輕人感到疑惑，后來才明白，陳導覺得自身的經驗和資歷已足夠豐富，他更需要年輕人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來與他互補。年輕同事在大方向上聽他的，在經驗跟現實發生沖突的時候，陳可辛也會聽取大家的意見來反思和調整。
隨著雪球越滾越大，陳可辛也在慢慢開放心態接納合作者。如今他的工作室日益豐滿，以前影片的宣發工作都是由工作室內部完成，陳可辛曾在一個采訪中說這是“自己掌控自己的命運”，但是現在，《中國合伙人》的宣傳據稱已外包給多家專業公司。
他很多面，讓人拎不清。據他的同事透露，在公司里，他對自己人話很少，但是對外人、對采訪對象卻會滔滔不絕。同事有時會告誡他“導演，這個先不要講”，陳可辛雖嘴上說“好啊好啊，我記住了”，但是往往說到興起，一些自己人都不知道的東西就會從他口中源源不斷地蹦出來。陳可辛很少在公司談論家庭，但是在見到女兒的時候，會跟工作時的狀態很不一樣，變成了一個任由女兒捉弄的慈父，一副完全拿小孩沒辦法的模樣。
在內地拍片跟在香港拍片有很多不同。很重要的一點是，在內地拍片必須與政府和國企打交道，人脈和資源很重要。打個比方，香港導演要是好幾年不拍片的話，可能已是“長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而大陸有些導演就算幾年不拍片，依然還在圈內。
雖然需要種種磨合，但陳可辛從未喪失北上的篤定。有記者曾問他對香港電影的困境有何看法，他很看得開，“羅馬帝國都可以沒有，何況是香港電影？”陳可辛更認同的是，市場在哪里，資源就在哪里。華僑身份的他從來視野都很開闊，打個比方，他曾是最早想到聯合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演員進行合作的導演。
陳可辛的變與不變'
在同事的眼中，陳可辛是一個價值觀和審美觀都很固定的人。他的穿衣風格是恒久不變的，他喜歡舊的、有質感的、花紋不繁復的衣服，他永遠穿的是布鞋，同事幾乎沒見過他穿皮鞋。他若喜歡某一件東西，態度總是很篤定，很少被別人的意見所左右。在工作中，他看起來不強勢，但是他的觀點會慢慢影響周邊的人，讓大家的審美慢慢與他趨同。
他對審美品位的堅持還體現在他對工作室空間的一手打造上。那時，陳可辛工作室在北京剛剛成立，他和員工都一心想找富有藝術感的loft式的工廠廠房，即使這樣的廠房要比鋼筋水泥的寫字樓昂貴得多。而對于工作室內部空間的裝修，大到怎么布局，小到每個窗簾用什么布料什么顏色，他都會親自過目。他從國外購買二手家具，一把椅子加上郵費、運輸費的價錢，高到能把人嚇死，但他一點兒也不猶豫。
但他又是一個善于變通的人。策劃北上的第一部作品《十月圍城》時，他不做導演而做監制，因為他覺得自己身上那種精英分子的艱深和冷質對于大陸觀眾來說有點隔膜。一直以來，他自己對《十月圍城》的故事倒沒多喜歡，他覺得這個故事有點傻氣，比如有一句臺詞“阿四你跟我說你閉上眼睛想到的都是阿純，但我閉上眼睛看到的是中國的明天”，對于這種直白的感情的袒露，他自己是要起雞皮疙瘩的，他會覺得這種表達是不是太幼稚了，但是作為監制，他選擇相信導演。結果影片出來，這句臺詞偏偏就是觀眾的哭點，觀眾就是會被這種傻傻的情感所打動。
每一次創作，陳可辛都在不斷反省和調整自己的觀點，像《神奇俠侶》，他發現觀眾只要接收到簡單直接的真善美的信息，情緒很容易就被點燃。直到現在，人們依然奉《甜蜜蜜》為他最經典的作品，但是陳可辛對此持保留態度，因為那種童話式的感情可能更符合他當時的價值觀，而時過境遷，人生事業的諸多挫折讓他身上似乎多了一層悲觀主義的色彩，他更愿意去拍一些否定、和解構的東西，就好比《投名狀》里對兄弟情的悲觀，《如果?愛》里一些現實、殘酷的人生況味。
在內地，陳可辛曾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挫折期。彼時，他監制的《十月圍城》和《神奇俠侶》都票房欠佳，那時候他馬上要開始自己當導演，“陳可辛制作”這個名頭不如他想象中打得那么響亮。《神奇俠侶》之后，他意識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有些老了，跟大陸觀眾的主流想法有些脫節了，那段時間他就特別愿意跟北京工作室的年輕同事交流，甚至會問他們最近在看什么小說、最近什么東西火。
接下來，他把籌碼押在了《武俠》上，試圖在最傳統的類型中打造全新的概念――微觀武俠。陳可辛坦言這是美劇《豪斯醫生》給他的啟示，在他看來，中國功夫也是最玄幻的代表，具有非常奧妙的原理，如果掰開、揉碎來講的話，應該很符合當代人的想法。
但是，后來攝影并未達到陳可辛團隊想要的效果，對于抽絲剝繭的武俠觀念的表達，跟想象中有一定距離。以至于后來觀眾在看到人被雷劈死這個情節的時候，感到非常滑稽。這個橋段其實包含了創作團隊對于“理”和“命”這樣宏大主題的表達，但卻被觀眾解構了。
當時，對于 《武俠》的評論兩極分化、褒貶不一，票房也失利了。恰逢陳可辛的母親因病去世，各種打擊撲面而來。這大概是陳可辛最消沉的時期。
雖經歷創作和市場上的種種挫折，陳可辛依然是國內最有創造力的導演之一。如果你仔細看，那個永遠漂泊不安的陳可辛還是依然隱隱的存在于他的電影中：譬如《投名狀》中包裹于兄弟情深下裸的利益目標；譬如《十月圍城》里娓娓道來的，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愛恨與犧牲；再譬如《武俠》里“眾生有罪，你我皆同謀”的哲學腔調。陳可辛還是那個認真講故事，用故事講自己的陳可辛。
這部《中國合伙人》更是將“大陸夢”做到了極致，大陸的演員，發生在大陸的故事，陳可辛為了更接地氣，甚至惡補了一些口頭禪，一些歌，一些八九十年代特殊的“北京”風味。他特意找了大陸的編劇和剪輯工作人員，希望能從前后把關；他在北京、天津的舊工廠之間奔走選景；反復思考，討論當年大陸所流行的音樂......這些，無非都只是希望，能從劇本、表演、剪輯、配樂各個方面更好地詮釋那些年，大陸有夢青年的情懷；更好地表達那個，也許正是他自己的，真正意義上的“大陸夢”。
也許，有些改變，真的也沒有什么不好吧。
再說一個題外話。在《中國合伙人》之外，其實陳可辛有一部叫做《等待》的電影籌拍了十余年。那個劇本改編自著名華裔作家哈金的同名英文小說，講述的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農村少年孔林考上沈陽軍醫學院，在校時，他按父母意愿在老家娶了淑玉，兩人長期兩地分居，而在進入部隊醫院工作后，他愛上了護士曼娜，可是部隊醫院的一條奇特規定讓林孔不能順利離婚，他和曼娜在等待漫長的二十年后才可能領到結婚證。這個故事包含難以言傳的濃烈而含蓄的中國式愛情。
如今《中國合伙人》先于《等待》出爐。而《等待》，依然存在于我們的等待中。
香港、泰國、美國、香港、大陸，陳可辛帶著自己的電影夢想一路漂泊，一路尋夢。這種漂泊讓他敏感，讓他不安。他不愿結交朋友，不斷尋求改變，甚至在和吳君如有了女兒后都不愿被一紙婚書困住。或許，他的不愿定下，真的只是因為害怕再次漂泊。
中國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3篇
而這部電影的原型新東方的路，則全面印證了這句話。雖然影片上映時，俞敏洪說過“真正商業上的合作要比電影里描述的復雜得多”，但毫無疑問，合伙人王強走了，徐小平也離開了，新東方“三駕馬車”只剩創始人俞敏洪。可見，跟好朋友合伙開公司果然不是個好的選擇。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會贊同，敢吃螃蟹的依舊大有人在，而且是受到了《中國合伙人》這部電影的影響。
他們居然“合火”了
跟任泉熟悉已久，對李冰冰和黃曉明也分別做過專訪，但記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三個會湊到一起做生意，而且是開火鍋店。就在2014年初，三個人共同投資的火鍋店“熱辣壹號”在北京市朝陽區永利國際紅紅火火開張了。
為什么會取名“ 熱辣壹號”呢？李冰冰對此的解釋是，吃火鍋就要“熱”鬧，火“辣”，“壹”次用油，“號”召良心生意。
不知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會定在了2 014年1月18日，諧音就是“要發”的意思。其實在此之前，“熱辣壹號”已經試營業了一段時間，客人們的反應都還不錯。記者也跑去嘗試了一次，只見一個碩大的招牌掛在永利國際，店內整潔優雅，裝飾、格調都很溫馨，員工服務也熱情周到，菜品干干凈凈，葷素都足夠新鮮，特別是調料與鍋底十分入味。價格也不貴，記者與朋友兩個人一共花了不到兩百塊錢，就吃了個飽。
在會當天，記者在現場看到，李冰冰、任泉牽手亮相，在外地拍戲的黃曉明雖然未現身，但也以立牌形式出場，并進行了電話連線。
通常來講，明星做生意都喜歡單打獨斗，或者與圈外人合作，一是可以隨心所欲，自己掌握比較大的主動權；二是盈虧自負，影響不了跟圈內朋友的關系。在記者訪問過的上百位明星中，他們之間的合作更多的是在影視劇方面，而此次黃曉明、李冰冰與任泉三個人合伙開店，又有哪些看頭呢？
任泉告訴記者，當時和李冰冰一同看完電影《中國合伙人》后，便有了一起開餐飲店的想法，沒想到，竟和李冰冰、黃曉明一拍即合。李冰冰笑著說：“想都沒想，一分鐘就決定合作了。”而李冰冰入股這家店的主要原因，則與當年讀大學時借錢給任泉開店有關。那時她覺得會虧，就沒有投資，沒想到任泉的第一家店就賺了。說起此事，李冰冰說自己當時“沒頭腦”，懊悔自己當初沒有投資，沒有入股，只是借給他錢，連利息都沒有。
至于黃曉明給出的原因，則十分幽默詼諧，他說自己小時候作為一個“吃貨”，一直心懷開個大飯店的夢想。后來想想開大飯店比較難，跟哥幾個開個火鍋店也挺不錯的，算是一個“吃貨”的夢想終于實現了。
三人投資風格各有千秋
任泉做餐飲生意很成功的事，早已傳遍了圈內外，“演藝圈最會做生意”的名頭也盡人皆知。在記者采訪過的很多明星那里，提到任泉時，都會很認真地尊稱一句“泉哥”。早在1997年，國內餐飲業還沒有發展起來，俏江南、小南國等餐飲業巨頭還沒出現在大眾的視野，行業的競爭也遠沒有今天激烈，剛剛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的任泉就考到了三級廚師資格證，并向同學李冰冰和徐露各借了三萬元，做出了自己的第一筆投資，在上海開辦了“蜀地辣子魚”餐廳。任泉曾告訴記者，餐廳是他做過的最成功的投資。
任泉開的“蜀地辣子魚”餐廳，從一家大概只有100平米、除去廚房和收銀臺就只能容下八張桌子的小店做起，從預算、選址，到購材、施工、品菜，任泉都是獨自完成。僅僅半年之后，任泉就因為客人太多而租下了店面樓上的二、三層。很快，“蜀地辣子魚”餐廳就從上海開到了北京，并更名為“蜀地傳說”，如今在全國已經有了多家分店。后來，任泉又加盟了老牌火鍋店“北京香天下”，生意好到“食材都吃光了，還有很多人排隊”的地步。而談起經營餐飲店的秘訣，任泉告訴記者，他十分清楚什么樣的菜品最好吃、最有市場。
此外，任泉還投資了股票、影視劇等，特別是影視劇方面，他先后參與投資了電視劇《國色天香》、《懸醫藏心術》、《兒女的戰爭》、《第九個寡婦》、《笑傲江湖》以及前不久播出的《愛情面前誰怕誰》，每一部戲都有很高的收視率，任泉自然也每部戲都賺到了錢。任泉向記者透露，自己現在很少看影視劇，也很少去關注娛樂圈的各種新聞了。有空的時候，會查看正在上映的影視劇的收視率，作為投資時的參考。他本人在挑選劇本的時候也寧缺毋濫，投資每部戲的前提是，一定要自己喜歡，覺得好才行。
不難發現，任泉的投資風格是做自己最熟悉的領域，而“熱辣壹號”有熟悉餐飲投資的任泉坐鎮，其前景不言而喻。
黃曉明這位內地一線男星，每年片約無數，擁有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投資領域較廣，紅酒、醫療、高爾夫球場等都經營得有聲有色。
記者發現，黃曉明十分善于找人合伙做投資，也十分善待自己的合伙人。比如他瞄準紅酒市場的時候，就曾找來曾志偉、巫啟賢以及一些企業界好友合伙，籌集了約6000萬元，引進法國拉菲等5大酒莊的紅酒來大陸拍賣，一年就把投資全數收回。2010年下半年，黃曉明成立黃曉明工作室，當起了老板，因拍戲而無暇管理工作室，他就找來師從陳凱歌導演的著名制片人、經紀人、電影營銷專家黃斌做工作室主管。
身為老板，黃曉明會先聽別人講，然后再總結、聽取團隊意見，之后再發表意見，很少會先做判斷。不過，一旦是他看準的事情，就會雷厲風行，立刻作決定。他對工作室員工更是像家人一樣，不管哪個員工過生日，總能收到他的特別生日禮物；一個跟了他很長時間的員工要在北京買房，黃曉明甚至替他出了首付，不設還款期限。此外，黃曉明與巫啟賢、曾志偉等人在北京共同投資成立了“金帝國際高爾夫俱樂部”，在全國已有幾十家連鎖店，會員包括陳道明、孫楠、滿文軍等明星。
在“熱辣壹號”的三位投資人當中，李冰冰是唯一一名女星。談及投資心得，李冰冰總能說得頭頭是道，她始終相信自己的“三點一線理財法”是簡單而有效的。“之前我對其他媒體都這樣說過，我的理財方法很初級簡單啊，哈哈！工作賺錢、規劃好消費和存錢的比例，理性地按照計劃來消費，這也許是最初級的理財方式。也許媒體都聽膩了，但是對于我來說，確實很有效。還是拿買股票來說，如果我去炒股，就會影響拍戲，因為我拍戲的時候，突然聽說股票漲了或者跌了，心情肯定受到影響。所以，我暫時也不打算從事房產、藝術品收藏等其他方面的投資。”
賺了錢平分
被問及三人怎么分工時，李冰冰說：“泉哥是團長，我們聽他的。（那怎么分賬呢？） 親兄弟明算賬，我們三人平分，不打架。”據知情人向記者透露，三位明星在籌劃開店的過程中，從跑工商注冊，到籌備新聞會，均由經驗豐富的任泉主導，李冰冰與黃曉明及其各自的團隊主要是給予充分的配合。而店面的裝修和設計，李冰冰則下了很大功夫，在籌建火鍋店的過程中，也始終親力親為。比如店里的裝修很中式，墻面用青石板，不用油漆，就是李冰冰提出的意見。她還希望裝修材料盡可能環保，即便新開的店，客人用餐時也聞不到異味。另外，講究麻辣鍋底，也是“熱辣壹號”的特色，因為李冰冰以前在外面吃火鍋，不敢點麻辣鍋底，怕的是地溝油、回收油。所以，她要求店里的火鍋底料是一次性的，當著顧客的面打開封包，吃不完，顧客可以打包帶走，吃剩下的，店里也絕不回收。
此外，李冰冰在知道顧客害怕吃完火鍋帶著一身的異味離開之后，就立刻要求店里一定要有祛除異味的設備。食材方面，供貨商都是她和任泉一家家去試吃，再挑選出來的。
據記者了解，三位合伙人都有專屬包間，掛滿了寫真照。就在“熱辣壹號”正式開業的第三天，李亞鵬也帶著朋友去吃了。明星號召力讓這間新開的火鍋店迅速成為工體北路的熱門店鋪。在“熱辣壹號”會現場，信心十足的任泉公布了合伙人的未來計劃：5年開30家餐飲店。此外，李冰冰和任泉的合作不止是在餐飲上，據任泉介紹，他與李冰冰投資并擔任制片人和監制的電影《張震講故事》也將于近期公布詳細情況。
賺了錢如何分賬呢？李冰冰給出的答案是：“我們三人平分，不打架”。
其他合伙開店的明星
李小璐與甘薇
去年，李小璐、甘薇與樂視影業共同宣布成立國內首個2.0時代的電影人工作室――― 樂雨薇璐電影人工作室，李小璐、甘薇這對姐妹也正式當上了老板。雖然姐妹情深，但不少人對兩位的合作也存在疑問：好朋友一起做生意，會不會因為經濟問題而翻臉呢？對此，李小璐和甘薇表示絕無可能，并坦言兩人性格相似、理念相同，雖然工作中會有一些分歧，但工作室的錢都是由財務管理。
中國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4篇
正是基于這種認識，由香港陳可辛導演的影片《中國合伙人》，以明星企業新東方的三位創始人為藍本，講述了一代青年如何發掘自我潛力，把握時代脈動，終于將“資本紅旗”插上華爾街，實現“中國夢”的故事。影片獨特價值在于，它將“中國夢”編織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語境中來講述，凸顯了“中國”在表述自我時依然面臨的文化焦慮，和自我認同的無力。作品中的香港“顯影”更折射出處于東西文化“夾縫”中的港人身份的尷尬。影片為我們更準確定位“中國”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坐標，突破西方殖民話語霸權的束縛，建構民族表述話語和身份認同提供了有益啟示。
一、表述焦慮：西方鏡像里的自我與他者
后殖民理論關注的核心是，歷史上的東方國家和民族，是如何被西方殖民話語所“表述”的，以及東方如何擺脫“被表述”的命運。在相對和平的當今世界，西方并沒有放松對東方的話語控制，日益強大和覺醒的東方國家對此也早已警覺，并做出了反控制的努力。可以說，東西方一直在文化領域進行一場爭奪“表述”話語權的戰爭。作為曾飽受殖民之苦的東方大國，30年來，我們的經濟獲得空前發展，民族自信也得到極大提升，用民族話語“表述”一個偉大的“中國夢”成為人們的共同心聲。電影《中國合伙人》正是一部力求用民族話語“表述”這一夢想的文本，正如陳可辛對影片主題的闡釋：三個人做的是一個脆弱的“美國夢”，到最后其實是中國夢：踏踏實實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像竹筍一樣快速生長，所以電影最后，他們還是要回到這片土地上，實現中國夢。②
然而，當我們從追夢激情中冷靜下來會發現，影片并沒有真正找到源于民族內部的，足以獨立表述這一夢想的話語。“”摧毀了一代青年對民族未來的想象力，“80年代”初的人們一時找不到重新表述自己的方式。影片中，在許多青年看來，“美國夢”便成了“中國夢”的鏡像，唯有透過它，我們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找到實現“中國夢”的途徑。這一潛在的殖民心態將自我擺在了“落后”，甚至“卑微”的地位。影片開頭，三個人簽證美國連續失敗，陰暗封閉的簽證處給整部影片投下一個龐大的陰影。影片反復出現青年熱衷考托福，排隊苦等簽證的場景，尤其一個學生多次簽證不力后失態，被保安強行拖了出去，嘴里竟高喊：“美國人民需要我！”而孟曉俊的簽證成功，竟然贏得眾人的歡呼喝彩。這一有點夸張的情節，暴露了編者在面對西方時復雜微妙的心態。不僅個人，影片還著意表現了“90年代”初，全民族的后殖民心態。最突出的就是對1993年，北京第一次申奧失利的文化反思。影片再現了失利當天晚上，北京街頭蕭索的人群，以及路邊無人問津的申奧標語：“給中國一個機會，還世界一個奇跡。”顯然，在當時的民族意識中，能否舉辦奧運會是一個民族能否為世界，尤其是西方社會所認可的重要標志。但“給……一個機會”的表述，則暴露出在面對西方強勢文化時，內心的極度“卑微”。正是在這一晚，遠在美國的蘇梅選擇和成東青分手。影片巧妙地將后殖民語境下民族與個人的命運聯系起來，從中可見西方霸權話語對整個東方民族和個人侵入之深。
影片“90年代”后的敘事也沒有擺脫西方霸權話語的陰影和控制。不妨以孟曉俊為個案做分析。由于家庭原因，開始的孟曉俊是一個十足的西方主義者，他一心推崇的是 “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的“美國夢”。然而，在美國的他被同是中國留學生的張曦擠走了，淪落到刷盤子度日。更令他失望的是，飯店里的美國雇員居然也克扣他的小費，所謂“公平”根本不存在，他的“美國夢”終于破滅！回國與成東青“合伙”創業后，他便堅定理想，即用“美國夢”的方式——“個人奮斗、公平自由”，在中國實現事業的成功，然后再重新“打回”美國。孟曉俊在反駁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指控時，便強調美國這一無理舉動“違背了美國精神”，從而讓對方啞口無言。可見，他是借助于西方話語（也許唯有如此），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將“中國夢”納入西方的話語場域，暫時屏蔽掉西方話語中作為“他者”的東方，也消弭了本土的文化語境。一個更吊詭的現象是，孟曉俊在新夢想所從事的“一對一”簽證面試輔導，其本質乃是西方價值理念的灌輸和美國思維的訓練。所謂“真實、自信、具體、合理”的簽證哲學，不啻為對東方傳統價值理念的規訓，面試時滔滔不絕的孟曉俊，仿佛西方話語的訓導者和代言人。他的夢想是通過幫助更多學生去美國從而壯大企業，而他自己卻恰恰正是“美國精神”的受害者，這是一個悖論而封閉的話語邏輯。
由此可見，身處西方霸權話語主導的世界，盡管東方也做了爭取話語權的努力，然而這一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變。東方已不覺認同了西方話語所建構的“東方化的東方”，而要想獲得西方話語的認可，就必須按照西方規定的游戲規則和話語邏輯做自我改編，有限的發聲也成為“表述的表述”。斯皮瓦克曾指出，“試圖通過借助于第三世界的背景而獲得一個清白的論述立場的想法是不現實的。”③這一論斷盡管遭受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反駁，但至少從目前來看，第三世界國家經常身陷表述的焦慮，建構民族表述話語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香港顯影：“夾縫”想象與“逆性幻想”
《中國合伙人》凸顯表述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香港視角的融入。香港導演陳可辛和編劇林愛華的參與，讓這個以大陸人為主角的創業故事呈現了許多香港顯影，從中分明可以感受到香港人對30年來的大陸和西方世界的獨特想象和復雜情感。盡管香港已經回歸15年了，但與長達150年的殖民經歷相比，這點時間遠不足以消弭其強烈的“夾縫”生存體驗。
一方面，香港并沒有完全適應更迭、文化轉換的歷史轉向。正如香港學者陳清僑所言：“眾所周知亦所難明的是，中英聯合聲明早經肯定的‘一國兩制’方案，始終未能舒解港人因回歸中國而牽動的情緒不安和腦波震蕩。”④這直接導致了對祖國大陸歷史缺少理解，甚至誤解，港人的大陸想象始終與歷史“隔”了一層。陳可辛原本以為，只要“動用香港的經驗，就可以拍出內地那個年代的心態；‘我在1970年代的香港成長，跟內地1980年代很像。內地1990年代到奧運前那種財大氣粗，又跟香港的1980年代一模一樣。’”⑤然而，改革30年，尤其是“80年代”與香港的“70年代”還是有本質區別的。影片中，“80年代”許多重要社會文化事件都沒有得到展現，原本寬廣深厚的文化場域被窄化、淺化了。陳可辛本人也認識到翻譯“國情”時的“信息缺失”，所以不得不請內地編劇二度操刀，以“普及細節”。即便是回歸之后的敘述，也可見對大陸歷史的偏頗，乃至“成見”。比如影片反映了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這一歷史事件，群情激奮的青年學生暴力圍攻成東青，指責他是“賣國賊”。狼狽的成東青則斥責學生“只知窩里斗”“跟30年前有什么區別？”事實上，人物原型俞敏洪本人在新東方的危機時刻并無此過激言行，學生的情緒也比影片中的要微妙，甚至“更多的學生在白天游行結束后，晚上又到燈下復習‘托福’。”⑥可以說，這只是陳可辛強力“征用”這一歷史事件，曖昧地表達了對“國民性”和大陸“”歷史的反思和無法祛除的當下疑慮。
另一方面，面對以美英為代表的曾經的西方殖民力量，港人的內心情緒是很復雜的。正如一位香港學者所言：“香港電影在參與1997話語中，透過建立復雜的人情世態和符號結構，刻鏤了香港人在為自己重新設定文化位置時，那種夾帶著濃烈民族情感、但又對殖民政府欲拒還就的復雜心態。”⑦即是說，對于結束長期殖民統治，終于回歸祖國懷抱的香港而言，源于同族同宗、同一血脈的民族情感自然是極其濃烈的。影片的“中國夢”主題，以及主人公對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一一反駁、據理力爭，讓強烈的民族情感呼之欲出，其中分明可以聽到香港同胞的心聲。但是，長期隔絕所造成的經濟文化上的隔閡卻不是短時期可以彌合的。此時，長期的殖民經歷便在港人潛意識中發揮作用，即在文化上往往更容易認同曾經的，并且今天仍占主導地位的西方文化。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的民族意識和夢想激情從未真正脫離西方話語，西方往往成了東方自我確證甚至“羨慕”的對象。“東方好萊塢”這一美名，正是香港獲得西方話語認可的確證。因此，香港視角所造成的情緒曖昧和表述焦慮，在影片中是非常濃厚的。
這一身處大陸和西方之間的“夾縫”想象，對于之后文化身份的重建是不利的。因為“當被殖民者將痛恨與崇拜復制在殖民者這一個對象上時，始終貫穿著黑格爾意義的主仆互認心理，根本無暇顧及真切的‘在地經驗’與受挫的文化傳統。”這就是美籍華裔學者張英進所指出的“逆性幻想”現象，它讓香港“看不見眼前存在的東西——香港已有的商業文化。在建構文化身份時，香港文化難以從內部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識。”⑧這一分析可謂非常精辟。后殖民語境下的“逆性幻想”，使香港不僅對自己，而且對作為“雙重他者”的大陸和西方也存在嚴重的文化“游移”和“盲視”。這一獨特心態造成影片不可能深入發掘民族傳統，展現30年積淀逐步形成的民族商業文化，也不可能以相對客觀的視角審視“美國夢”。影片中，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幾位工作人員成了整個西方世界的代表，他們的狡黠、強硬乃至無理構成西方話語的本質，這樣的處理顯然過于簡單化了。這一精神困境使標題里的“中國”二字彰顯出獨特的文化內涵，它已經成為所有“中華政治實體”的代表，是一個抽象社群的符號，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唯有如此，它才可以容納各種不同，甚至矛盾的民族情緒和文化因子。
三、認同危機：全球化表征與“第三度空間”建構
霍爾曾深刻指出：“認同問題實際上是在其形成過程中（而非存在過程中）有關歷史、語言、文化等資源的使用問題：不是‘我們是誰’或‘我們來自何方’等問題，而是我們可能成為什么，我們是如何被再現的，是如何應付我們該怎樣再現自己的問題。”⑨即是說，“認同”絕非是對已經“存在”的文化身份的“相認”，而是通過運用各種“資源”對身份（自我他者）的一種建構，以及對這種建構方式的一種反思。在當今全球化背景下，世界范圍內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力量之間的沖突和融合是前所未有的。全球化一方面導致了傳統文化的危機，單質的文化身份已很難存在；另一方面也為重建本土文化身份的認同提供了契機，因為它可以激活和強化民族認同的自覺性，擺脫以前對民族文化的麻木和“盲視”狀態。電影《中國合伙人》將后殖民語境納入全球化背景中，從而更加凸顯了認同的危機和契機。
作品直觀呈現了全球化帶來的時空壓縮和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在現代交通和通訊工具的推動下，時間戰勝了空間，同時性和短暫性成為生活的常態。影片多次對機場的航線模型燈做了特寫，它隱喻中美兩國之間的空間距離，現在就像地圖上這依次亮至對岸的燈一樣，可以輕松跨越。這使得“遠距控制”（吉登斯語）成為現代生活的獨特景觀，正如影片所展現的，美國教育服務中心的一封“投訴信”，就可以直接影響國內教輔市場的走向。的確，傳統社會那種穩固的、變化緩慢的“在場”機制被摧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遠處所發生的事件對本地在場生活世界的深刻影響。⑩此外，影片展現了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混雜化，不同國家的文化因子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旅行”。影片里中國學生可以隨時欣賞馬龍·白蘭度的經典之作《碼頭風云》，而在美國你也可以觀看香港導演吳宇森的代表作《英雄本色》。這種文化混雜化削弱了傳統文化中，特定空間的穩定性和同質性對于認同的建構功能。最后，影片還運用蒙太奇技術，使場景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頻繁切換，談判室外的紐約城市景觀，與國內一些大城市已無本質區別。同樣，國內都市現代人的生活元素與美國也實無異處。這一全球同質化的進程越快，本地“位置感”的消失就越明顯，那么“需要發現或制造出某種存在于其中的永恒真理的壓力就越大。”如此，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感就越強。
上文已經指出，全球化不僅帶來身份認同的危機，也提供了建構認同的契機。霍米·巴巴提出的“第三度空間”（或譯為“中間狀態”）設想，是少數極富啟發性的認同建構思路。巴巴指出，在后殖民語境下形成的二元對立文化格局中，“關于差異的敘事和文化政治成了封閉的闡釋循環。他者失去了表意、否定、生發自己的歷史欲望、建立自己制度性的對立話語的權利。”因為，“它總是以分析的方式要求他者的文化內容是知識的好對象、差異的溫順載體。”而通過對二元之外“第三度空間”的建構，可以構成文化行為的新話語空間，即“確保文化的意義和象征沒有原本性的單一體或固定態，而且使同一符號能夠被占有、轉譯、重新歷史化和重新解讀”。這一設想是極其深刻而精彩的！它拒絕了敵我分明的二元格局，打開了廣泛協商的無限空間，使認同始終處于既聯系過于，又立足當下，且面向未來的“未完成”狀態。但影片對認同的認識遠未達到這一高度，主要存在以下兩方面不足。
其一，影片固守敵我二元文化格局，刻意將“中國夢”與“美國夢”表述為對立的文化形態，失去了打開“第三度空間”的可能。影片批評西方對東方的認識“一點沒有改變”，仍停留于西方話語表述的“文本中的東方”，的確有力回擊了西方霸權話語，應當肯定。但是，從根本上看，東西方之間的對話和交往，絕不應該是強化對立和相互“攻陷”，而是在遵守寬容原則和差異邏輯的前提下，建立寬容平等的互動關系。因為，差異邏輯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是在充斥著霸權話語的現實世界中，對一種自我身份及其文化合法化和對平等尊重的訴求；但另一方面，對差異的過度強調，則會造成“自我”對“他者”的盲目排斥，甚至暴力抗拒。影片對東西方差異的表現即有過度之嫌，這既妨礙了我們對西方的客觀認識，最終也不利于健全民族品格和真正認同的建立。畢竟“西方的‘東方主義’是危險的，東方的‘西方主義’同樣不可取。”
其二，影片對“中國夢”，這一民族夢想的認識和建構也存在很多不足，其根源是對民族傳統文化“基因”缺乏深入發掘。霍爾指出，認同“與傳統的發明以及傳統自身有關，從而迫使我們把傳統解讀為‘變化的相同物’（Gilroy，1994），而非無窮的重復：不是所謂的回歸本源，而是與我們的‘路徑’妥協”。即是說，只有發掘、含茹民族傳統，將傳統文化精髓傳承并轉換至現代生活中來，我們才能找準自我接納的“路徑”，實現自我認同。因為，“中國夢”區別于“美國夢”的一個根本特征是，“中國夢”是要再現我國歷史上曾長期呈現的東方大國、強國的恢弘氣象，是全民族一直夢寐以求的“復興”之夢，因此它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石毓智語）。而深厚的傳統文化正是傳遞這一夢想，接續這一“歷史感”的血脈。“美國夢”則不然，它孕育于短暫的美國歷史，且一直延續至今，美國人對它的感受停留于“現實的體驗”，因此它也鼓勵通過個人奮斗，獲得“現實”的成功。影片編者對此沒有深刻認識，盡管他也強調民族尊嚴，但是我們并沒有看到任何民族傳統因素在他創業過程中起到引領和推動作用，民族傳統文化“基因”并沒有真正介入影片的夢想敘事。它更多的只是，三個“合伙人”用“美國夢”的方式，實現“中國夢”的創業故事而已。它沒有提供返回傳統文化，認同民族身份的清晰“路徑”，缺乏應有的厚重和深度。需要指出，這也正體現了香港導演和編劇在想象大陸時，經常出現的“經驗貧乏”“信息缺失”和“文化盲視”的困境。
綜上所述，電影《中國合伙人》作為“社會文本”，為我們檢閱30年的改革歷程提供了獨特視角，作品塑造的幾位有代表性的企業家形象，可以說填補了影史空白。由于影片創作者身處獨特的文化語境，導致作品并沒有找到獨立表述的話語，從中可以感受到濃重的表述焦慮和身份認同危機。影片帶來的啟示是深刻的，即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后殖民語境，我們應首先保護、傳承和轉換優秀的傳統文化，將其作為向世界發聲的“基調”；此外，內地還需加強與港澳臺影視工作者的交流與合作，豐富他們關于大陸的“在地經驗”，增強港澳臺同胞對民族傳統文化的切身體驗和認同感；最后，在表現西方時，我們應在遵守差異性邏輯的前提下，更客觀地認識和了解西方文化，既不陷入殖民話語“陷阱”，也不將其“妖魔化”。唯有如此，我們才能運用源于民族內部的表述話語，真正編織一個能夠鼓勵一代青年，并能與“美國夢”平等對話的“中國夢”！
注釋：
① [美]尼·布朗著，齊頌譯：《電影與社會：分析的形式與形式的分析》（下），《世界電影》1987年第5期。
②⑤見《合伙到散伙：電影〈中國合伙人〉戲里戲外》，《南方周末》2013年5月17日。
③轉 引自趙稀方：《后殖民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④ 見《文化想象的時空》，陳清僑主編：《文化想象與意識形態》，牛津大學出版社。
⑥ 吳曉波：《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2頁。
⑦ 邱靜美：《跨越邊界——香港電影中的大陸顯影》，見鄭樹森編：《文化批評與話語電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頁。
⑧ 陳林俠：《港臺電影中的后殖民演繹：從“雙城故事”到“臺灣意識”》，《文藝研究》2009年第3期。
⑨{15}[英]斯圖亞特·霍爾著，周韻譯：《導論：誰需要“認同”？》，周憲主編：《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頁。
⑩ 周憲：《全球本土化中的認同危機與重建》，周憲主編：《文學與認同：跨學科的反思》，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229頁。
{11}[美]哈維著，閻嘉譯：《后現代狀況》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365頁。
中國合伙人的原型范文第5篇
《中國合伙人》電影在全國各大院線上映，三天票房收入已經過億。其實這部電影的誕生和我基本上沒有關系。很多人都在猜測新東方有沒有投資這部電影，我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一點兒投資都沒有。電影以新東方的創業故事為主線，人物以我和徐小平、王強三個人在新東方的共同奮斗、兄弟情誼為藍本，這不假。但電影中發生的事情和實際發生的事情差了很遠，電影中人物個性的展示也和現實中我們的個性有很大的不同。
大概一年多前，小平約我見面聊天，見面后很興奮地告訴我韓三平希望把新東方的故事拍成電影。實際上是小平寫了一個劇本，把劇本給了韓三平，韓三平看完后表示對于劇本的強烈興趣。小平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畢業后到北大文化部擔任團委文化部長，在北大是一個非常活躍的人物，對于音樂、話劇、影視等表演藝術有著天生的強烈興趣。
小平和我講完之后，我當時就提出了反對意見，不是劇本好不好、是不是把我們的形象顯示得高大完美，而是我根本就不想把新東方搬上銀幕（小平寫的劇本以及后來陳可辛接手之后改寫的劇本，我到今天也一行字都沒有讀）。我反對把新東方搬上銀幕的理由是：盡管新東方已經經歷了創業的風風雨雨，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在瞬息萬變的商業社會中，我們唯有盡力把新東方做得更好，而不是拍電影去宣傳自己的功成名就。從我個人的角度出發，我不希望自己的形象（哪怕是經過藝術改造的形象）被搬上銀幕。如果這個形象被塑造得完美，對于現實中的我是一種傷害，因為現實中的我和被塑造過的形象一定不會吻合；如果形象被塑造得不好。對于我還是一種傷害，因為總會有人認為那就是真正的我。
而且自從新東方在美國上市成名之后，我已經深深地感到自己被名聲所累，心里只有退步之思，萬無求進之理（當然心靈上的進步是我每天都孜孜以求的）。我和小平講完這些理由后，小平基本同意我的觀點，說他會和韓三平傳遞我的觀點。
過了幾個月后，小平告訴我電影劇才已經轉到了陳可辛手里，并且對電影劇本進行了改編，決定開機拍攝。我問小平有沒有可能讓對方不拍這部電影，小平說已經不在他掌控的范圍之內。小平說新的電影劇本除了留下他當初起的角色名字成東青、孟曉駿、王陽之外，故事情節已經基本被改掉了。我想，既然和新東方沒有關系了’也就不用管了。
時間一晃就過去了大半年。今年年初，大概2月份的時候，小平打來電話，說陳可辛已經拍完了電影，初剪片已經出來了，他看過之后還是挺受感動的，盡管不能說完全是新東方和我們的故事，但是電影確實值得一看。我想不管怎樣，從客觀的角度把自己置之度外來評價一下電影本身還是可以的，所以就答應小平一起去看片子。
那天晚上，我、小平和王強一起吃了晚飯，我還叫上了另外兩個朋友――賽富基金的閻焱和易車網的李斌，都是我們北大的師兄師弟。大家口皖飯后一起去看了初剪片。
電影是在一家咖啡廳用投影儀放的，剛開始十分鐘我就發現了一個問題，我會不自覺地把電影的情節和現實中的新東方進行對照，我發現自己無論如何都沒有辦法站在客觀的角度來評價這部電影，甚至都沒法判斷電影中展示的人物個性是否有吸引力。
電影中，成東青的這個角色應該是以我為原型的，因為三年才考上大學、在大學得肺結核、在大學圖書館追女孩子（盡管實際上發生在大學畢業之后）、到外面教課被學校處分、申請出國留學美國被拒簽、在破工廠辦補習班、三個哥們兒一起創業、和美國人打官司、最后把公司弄到美國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所有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新東方的真實故事，但成東青在電影中展示的個性，包括孟曉駿、王陽展示的以徐小平和王強為原型的個性，則和現實中的我們大大不同。現實中我的個性沒那么窩囊，也不是一個“把演講當作自己性生活”的人。
看完之后我對小平說，我對電影不發表我的觀點，因為我的觀點一定不會客觀。幾天后小平告訴我，陳可辛、黃曉明希望和我見面聊一聊，我說就不聊了，因為我確實不希望自己的觀點影響他們的判斷。
這個時候，社會上已經有人在議論新東方和這部電影的關系，包括新東方有沒有投資等等。為了澄清這層關系，我發表了一條微博。陳可辛在媒體上也做出了回應，也不希望大家把這部電影和新東方扯得太近，把成東青看成俞敏洪，“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我想，這樣雙方一表態，至少新東方和電影之間保持了一定的距離。
電影定在明18日正式上映。5月8日，小平給我寫信，讓我去參加明13日在清華大學會堂舉行的電影首映禮。兩天后，陳可辛親自給我發來短信，邀請我參加首映禮。我想不管怎樣，這是因為新東方而觸發的一部電影，所以就答應陳可辛去參加首映禮。5月13日晚上到了清華會堂，第一次見到了陳可辛導演。
陳導比我想象的要矮一點兒，但樸實謙和，有謙謙君子風度，一起聊天也比較暢快。后來又見到了黃曉明、鄧超和佟大為，并和黃曉明一起合了影。電影開演之前大家一起要走紅地毯，我最后還是沒走，因為本質上我還是不希望這部電影和我聯系得太密切，陳導最后也表魂解。
第二次看這音電影，我依然沒有擺脫主觀對照立場。電影結束后，全場站起來鼓掌，也許這反映了觀眾的心聲，覺得電影不錯吧。主持人把演員叫上臺后，又把我、徐小平和王強叫了上去，讓我們談談看電影的體會。我就說，這是一部電影，人物大家最好不要對號入座；其次，盡管電影的情節很精彩，但現實中的故事更加精彩，朋友之間的紛爭更加殘酷，但友情也更加濃厚。
5月17日晚上，也就是電影公演前的晚上，我邀請小平、王強到家里吃飯。吃飯和電影沒有關系，這是我們的常規活動。我們這幾個人，要是有一段時間沒見，就會互相想念，渴望在一起聊聊天、喝喝酒。
和電影中的故事一樣，上市后一切都要按照上市公司的規矩運作，我們這幫閑云野鶴般的人物，都不是太習慣公司正規化運作帶來的束縛。小平和王強逐步退出了新東方管理層，作為股東身份，他們到今天一直保持著。
我作為新東方的主要代表。沒有辦法和他們一樣功成身退，只能被鎖在新東方做一個職業經理人。這和我的個性十分不符，所以曾經向媒體真情表達過，把新東方帶上市一直讓我很后悔。當然，我知道實際上是沒有后悔藥可以吃的，新東方當時也只有上市才能解脫面臨的諸多困境。盡管上市后又有了不同的困境和麻煩，但新東方畢竟在發展的道路上不斷前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