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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是死亡賠償問題的焦點。本文總結了相關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中的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并對這些標準進行了評論，結合這些標準的優劣歸納出了制定死亡賠償金的平等、合理、公平、便于操作等基本原則，在這些原則基礎上重構了以死者當地生活水平為基準、不考慮年齡差異、適當考慮對精神損害有影響的其他因素和賠償人的經濟能力等賠償標準。

[關鍵詞]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精神損害

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是死亡賠償制度的關鍵。合理的賠償標準既有賴于對生命權的把握和權衡，又須在受害人與加害人的利益沖突間尋求合理的平衡點，在承認合理差別的基礎上追求法律規則的平等性與公正性。我國的一些單行法、行政法規與司法解釋在規定死亡賠償時也確定了不同的賠償標準，但這些賠償標準仍存在一些缺陷，在實踐中往往受到批判。本文試圖通過對這些賠償標準缺陷的分析，構思制定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的基本原則，并在這些基本原則之上提出新的賠償標準。

一、質疑原有賠償標準

死亡賠償制度本不是民法中的熱點和難點問題，但是由于近幾年曝光的一些關于死亡賠償糾紛的案件，使得死亡賠償尤其是死亡賠償的賠償標準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焦點。我國規定有死亡賠償內容的法律、法規以及司法解釋甚多，但是歸納起來，關于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0倍發放。這是《國家賠償法》提出的賠償標準，其第27條第3款規定：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20倍。第二，按照當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補償20年。對7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少計一年，但補償最低不少于10年。這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提出的。第三，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最高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法釋[2001]7號)第一次把死亡賠償金定性為死者家屬的精神撫慰金，其賠償數額根據以下因素確定：侵權人的過錯程度、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以及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第四，2003年《最高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法釋[2003]20號)中確立的賠償標準在實踐中受到的質疑最多，其規定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20年計算。但60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75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賠償權利人舉證證明其住所地或者經常居住地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純收入高于受訴法院所在地標準的，可按照其住所地或經常居住地的相關標準計算。

以上賠償標準在司法實踐中所產生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沒有因地制宜，看似公平而實際不能達到公平合理的效果。以國家上年度平均工資這一標準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08年前3季度我國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19731元，最高是北京，為39663元，是全國的2.01倍；而最低的是河南，為14485元，為全國的73.4％，兩者相差接近3倍。若按照這些數據計算，以國家上年度平均工資為標準得出的賠償金接近40萬，以北京和河南當地平均工資基準計算出來的賠償金分別是80萬和30萬左右，這兩個數據都與按照國家平均工資得出的賠償金相差懸殊。換言之，按法律規定的標準得出的賠償金與當地生活水平有很大的差距。因此，采取國家平均工資的做法看似公平，但卻忽略了我國地區經濟差異這一重要客觀事實。第二，按照當地平均生活費的標準比國家年平均工資標準更為合理，貼近實際，不論對于受害者還是加害者都易接受。但是，這個標準過于死板和絕對。比如：一居住在平均生活費較高地區的人去另一生活費較低的地區出差，但一到當地就發生了交通事故，那么，依據該規定其獲賠的數額將遠遠低于其在居住地發生交通事故獲賠的數額，這似乎不太公平，也容易加深地區經濟差異的矛盾。第三，過于模糊的標準在實踐中操作難度大。筆者認為，法釋[2001]7號對死亡賠償金的定性是正確的，但是賠償標準制定的過于模糊，賠償數額參考因素過多且沒有一個相對客觀的標準，因此，同一案件或者相似案件不同法官審理可能得出的死亡賠償金的數目相差懸殊，這必然會引起社會的不滿，同時還容易滋生腐敗。針對這個實踐難題，一些地方法院或者行政部門無奈只得在上述司法解釋的精神下自行制定一些客觀的標準，比如，2002年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按照醫療事故發生地平均生活費計算，賠償年限不超過6年；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在貫徹執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意見中，規定死亡賠償金應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費計算20年，對于七十周歲以上的受害人，年齡每增加一歲少計一年，但補償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顯然，各個單位制定的標準有較大差異，就上述兩個文件中前者的賠償年限最高是6年，而后者至少是10年。第四，沒有抓住關鍵差別，人為擴大不平等性，加深社會矛盾。法釋[2003]20號司法解釋抓住了城鄉這一社會存在的差別，這一標準較之國家賠償法的標準更加細化，但沒想到其不僅沒有為社會所接受和稱道，相反卻招致痛斥。因為我國城鄉差異由來已久，已形成了現在的城鄉差別待遇，許多國家的政策和福利只有城市居民能夠享有而農村居民則不能。所以，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認識和批判城鄉差別待遇所導致的人和人的不平等，城鄉差別待遇成為了我國一大社會矛盾和社會難題。然而，該賠償標準以城鄉收入差異來作為賠償的基點不僅沒有體現賠償的合理性差異，反而無形中還激化了這個社會矛盾。在北京朝陽區發生的同一起交通事故中，城市戶口的死者獲賠41萬，而農村戶口的僅得17萬，相似案件還有不少，導致出現“同價不同命”的情況。二、確立賠償標準的基本原則

每部法律在制定之前都要有基本原則。基本原則是法律的靈魂和指導思想，沒有基本原則的統帥，法律不僅可能成為一盤散沙，而且還可能被不同的立法者隨心所欲地操縱。在制定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之前也要有個基本原則，這個基本原則涵蓋著賠償金所涉及的各方面利益，體現著各方面利益的地位以及他們的博弈。

1．平等原則。該原則的含義是指對不同身份、地區、年齡、收入的死者其死亡賠償金不應相差過大。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家屬的精神撫慰。不能否認，侵權人的手段、方式、場所的不同對死者家屬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打擊程度不一，但這種程度我們無法用客觀的標準去衡量，而且在死者家屬的精神痛苦中親人的死亡所帶來的傷痛應是主要的，因此，即使不同死者在諸多方面存在不同，其死亡賠償金也不應相差懸殊。同時，過于懸殊的死亡賠償金已經在社會上受到了“同價不同命”聲音的聲討，雖然我們說死亡賠償金不是死者生命的價格，但是其間接地體現了生命的意義，因為死者家屬的精神痛苦即潛藏著對生命的關愛和尊重。從這個角度上說，對生命的尊重應該具有平等性。

2．合理原則。平等不等于絕對相等，而是應該允許不同死者賠償金之間存在合理化的差異。人的差異有很多種，有性別差異、年齡差異、民族差異、地區差異、健康差異、收入差異、職業差異等。而我們所說的合理化的差異與個體的主觀努力程度無關，也不應是死者的個體性差異，因為這個標準是普遍適用的，其針對的是所有人而不是單獨個體。從死亡賠償金的歷史淵源和現實狀況來看，影響賠償金數額的一個主要的客觀因素是死者的地區差異。由于我國地區經濟差異比較大，不因地制宜地考慮賠償問題，賠償很難達到合理的標準，因為合理不是絕對的，它是在一定環境下的相對合理，而這個環境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3．公平原則。此處的公平是指在賠償人與受償人(一般是死者家屬)之間要實現利益的平衡。誠然，受償人因親人的喪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損害，但由于精神損害本身具有主觀性，外人無法判斷和衡量其程度，因此，我們很難用一個科學的公式計算出彌補精神損害的數額。為了便于立法的操作和賠償的執行，對受償人我們只能給予在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圍內的賠償金額。超過一般人的能力承受范圍的賠償對于受償人而言可能只是一張白條，因為賠償人沒有能力執行。對于賠償人來說，過重的經濟負擔可能會導致其生活的嚴重困難，甚至危及生存，這對其家庭和社會都是不利的。

4．便于操作。所謂的標準就是尺度，如果尺度沒有確定性和操作性的話，那么將無法實現賠償的公平合理。法釋[2001]7號司法解釋就是最好的例子。雖然其所列舉的眾多賠償的參考因素都是合理的，但是對各種因素在賠償中的地位和所占比例都沒有說明，這樣在實踐中不同的法官根據這些因素可以得出不同數目的賠償，而對這些不同的數目我們也很難說哪些是公平合理的，哪些不是。這無疑會帶來實踐的混亂。因此，結合之前相關民事規定的立法經驗，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必須具有可操作性，換句話說，它必須具有一個相對客觀的計算方式，這樣才能實現賠償金的平等、合理和公平。

三、死亡賠償金賠償標準的制定

1．以死者當地生活水平為基準。死者當地生活水平是死亡賠償金的基點，賠償數目一般為這個基點的20倍。這個基點對死者家屬和賠償人而言一般都能夠接受，較其他死者個體差異更為客觀合理。我國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是以死者當地生活水平為基礎的，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這里的“當地生活水平”一般指的是死者住所地的生活水平。按照民法通則以及司法解釋的規定，自然人的住所為戶籍所在地的居住地，經常居住地與住所不一致的，經常居住地視為住所。我國地域寬廣，人口流動大，特別是近幾年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人口流動愈加頻繁，經常居住地與住所地不一致的情況十分普遍，而我國民法中規定經常居住地是自然人離開住所地后連續居住1年以上的地方(住院治病除外)，我們認為，這里的1年期間已經不能反映出流動人口居住的穩定性，應該至少為5年。也就是說，如果死者在當地生活了5年以上的(包括5年)，那么就按照死亡時經常居住地的生活水平來計算；如果不滿5年的，籠統按照死者戶籍所在地的生活水平來計算，那么在戶籍地與經常居住地水平差異較大時似乎對死者不太公平，可以考慮區分滿2年的按照戶籍地與經常居住地的平均水平來計算，不滿2年的則按照死者的戶籍所在地來計算。這樣的設置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死者家屬的利益，同時體現死亡賠償金的平等公平。

2．不考慮年齡差異。一些法律把年齡差異作為影響賠償標準的因素，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觸電人身損害賠償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70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少計一年，但補償最低不少于10年；法釋[2003]20號解釋中規定60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75歲以上的，按5年計算。若按照這些規定的標準，一個70或者75歲的老人其獲得的死亡賠償金比該年齡以下的人要少1／2或者3／4。假設在同一交通事故中死者為一老人和一剛出生的嬰兒，當地生活水平為10000元，那么按上述標準，該嬰兒可以獲得20萬而老人則只能獲得5萬，這顯然嚴重貶低了老人的價值，同時，對老人的保護也是不利的。我們認為，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家屬的精神撫慰，不論死者是老人或者是未成年人或者是剛出生的嬰兒，都將給家屬帶來精神傷害，而這種傷害沒有程度之分，因此，年齡的大小與賠償標準沒有關系，不應該作為影響賠償的因素之一。

3．適當考慮對精神損害有影響的其他因素和賠償人的經濟能力。之前多數死亡賠償金的賠償標準都是采用定額化賠償的方式。所謂的定額化是將死者自體所受損害確定一個總體的賠償額，以避免因所得不同產生個人差額，特別是避免偶然因素(如被害人是高額所得者)課以加害者過大的賠償額。這種確定數額的賠償從死者及其家屬的角度而言體現了個體的平等性。同時，避免了法官在具體案件中自由裁量權過大，導致相似案件出現的賠償結果有較大差距。但是，我們認為，現實生活中侵權致死的案件情況復雜，從死因角度看，有單純侵權人的原因，也有死者存在一定過錯或者主要過錯的情況。從侵權人過錯程度來看，有的是故意導致的有的是過失致人死亡的，在侵權手段方面有的手段極其惡劣如交通肇事后不僅沒有積極搶救還反復碾壓受害者，從侵權行為后果上看有的案件除了導致死者死亡還有產生其他嚴重的后果，比如在死者死后侮辱尸體，這些案件情節的不同都會給死者家屬的精神損害程度帶來不同影響。既然死亡賠償金是對死者家屬精神損害的彌補，那么，法院應該考慮不同案件中能夠對死者家屬精神損害產生影響的情節和因素，適當增加或者減少死亡賠償金。賦予法官一定范圍內的自由裁量權不僅不會破壞賠償的平等性，相反，它可以使案件結果更加公平合理。同時，對于侵權人的經濟能力，也是法官在確定賠償額時應該考慮的一個因素。我們在前面已談到賠償標準應該考慮到賠償人與受害人的利益平衡，超過賠償人賠償能力的賠償數目對雙方是有害而無益的。法官在判決案件時既要考慮賠償人現有的經濟能力，也要考慮其長遠的經濟狀況。如果賠償人現在沒有償還能力但在一定時間內能夠具有的，那么法官可以采用定期金支付方式或者責令一定時間內支付完畢的方式要求賠償人履行；如果賠償人確實沒有而且以后也基本不可能會具有賠償能力的，法官可以在與死者家屬協商后在當地生活水平20倍的基礎上適當減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