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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等，具體資料請見：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基點，是指能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共同發揮對經濟調節作用的最佳結合點。這個因素既可能是貨幣政策實施的結果，同時又可能是財政政策實施的結果，即二者協調配合的最佳結合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應當一頭連著財政收支的管理結構，另一頭關系到貨幣供應量的適度調控，有互補互利的作用。因為財政收支狀況的變動是財政政策的直接結果，而貨幣供應量則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結合點提醒我們，兩大政策的協調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各自以自己的調控內容與對方保持某種程度的協調，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策效應的相互呼應。另一種則是兩大政策的直接聯系，也就是所謂政策操作點的結合。經濟轉軌時期的財政體制和金融體制處在變革之中，其結合點也會因此而變動。因此，在轉型過程中，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有兩大基點：一是國債；二是財政投融資體制改革。

從不同的側面分析，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有不同的方式，目的在于協調配合運用兩個政策工具，形成合力，共同解決宏觀經濟運行存在的矛盾和問題。

一、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方式與內容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如果從配合的形式上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政策工具的協調配合。我國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協調配合主要表現為財政投資項目中的銀行配套貸款。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要求國債發行與中央銀行公開市場的反向操作結合。也就是說，在財政大量發行國債時，中央銀行應同時在公開市場上買進國債以維護國債價格，防止利率水平上升。

第二，政策時效的協調配合。在西方經濟理論中，通常把政策時滯分兩類三種，即認識時滯、行動時滯和外部時滯三種，其中前兩種時滯又稱為內部時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也是兩種長短不同的政策時效的搭配。貨幣政策則以微調為主，在啟動經濟增長方面明顯滯后，但在抑制經濟過熱、控制通貨膨脹方面具有長期成效。財政政策以政策操作力度為特征，有迅速啟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但容易引起過渡赤字、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因而，財政政策發揮的是經濟增長引擎作用，只能作短期調整，不能長期大量使用。

第三，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功能的協調配合還體現在：“適當的或積極的貨幣政策”，應以不違背商業銀行的經營原則為前提，這樣可以減少擴張性財政政策給商業銀行帶來的政策性貸款風險。財政政策的投資范圍不應與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完全重合。基礎性和公益性投資項目還是應該以財政政策投資為主，而競爭性投資項目只能是貨幣政策的投資范圍，否則就會形成盲目投資，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第四，調控主體、層次、方式的協調配合。由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調控主體上的差異，決定了兩大政策在調控層次上亦有不同，由于貨幣政策權力的高度集中，貨幣政策往往只包括兩個層次，即宏觀層面和中觀層面。[2，3]宏觀層面是指貨幣政策通過對貨幣供應量、利率等因素的影響，直接調控社會總供求、就業、國民收入等宏觀經濟變量，中觀層指信貸政策，根據國家產業政策發展需要，調整信貸資金存量和增量結構，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而財政政策由于政府的多層次性及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形成了多層次的調節體系，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宏觀層是國家通過預算、稅率等影響宏觀經濟總量，影響社會總供求關系。中觀層則主要是通過財政的投資性支出、轉移性支出等，調整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解決公平、協調發展等重大問題。微觀層則是指通過財政補貼、轉移性支付中形成個人收入部分對居民和企業的影響。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配合還可以從宏觀調控目標、結構調整和需求調節方面的協調配合三方面進行分析。

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的實踐分析

政府在對宏觀經濟調節過程中，要使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配合達到預期的效果，首先要根據宏觀經濟調節目標、國民經濟運行狀況和經濟管理體制的特征來選擇某種財政貨幣政策的配合方式。政策配合是否恰當，將直接影響到宏觀調節效果。

（一）改革開放以來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運行的基本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79～200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17.5%，人民生活水平和國家綜合實力大大提高。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國民經濟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市場機制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增強，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由直接控制向間接控制逐步過渡，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逐漸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方式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初略統計，改革開放23年間，實行“雙松”政策組合的達13年，實行“雙緊”政策組合9年，實行“松緊”組合只有1年，具體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改革初期（1979～1984年）。這一階段，總體上說執行的是“雙松”的政策搭配，即“松”的貨幣政策與“松”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松”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降低存款準備率，降低利率，擴大貸款規模，增加貨幣供給。財政系統通過減少稅收，增加財政支出，擴大社會總需求[4，5]；社會總需求因而能在短期內迅速擴張起來，對經濟的發展產生強烈的刺激作用。在改革初期，特別是1984年以前，在社會總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能力和生產資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條件下，利用這種政策配合，能夠推動閑置資源的運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但是1984年以后，由于經濟中不存在足夠的閑置資源，“雙松”政策注入大量的貨幣則會堵塞流通渠道，導致通貨膨脹，對經濟產生不利的影響。

第二階段（1985～1997年）。1985年后，一方面中央銀行體制的建立，確立了貨幣政策作為一項宏觀經濟政策工具開始具有了特定的內涵和應有的作用，銀行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開始得到確立。另一方面過渡投資、經濟過熱的癥狀越來越明顯。在這一階段中執行的是“雙緊”的政策搭配，即“緊”的貨幣政策與“緊”的財政政策的搭配。在“雙緊”政策模式中，銀行系統通過收回貸款，壓縮新貸款，減少貨幣供給量，從而使社會總需求在短時間內迅速收縮；財政系統通過增加稅收，削減財政開支，增加財政在中央銀行的存款，減少市場貨幣流通量，壓縮社會總需求。

第三階段（1998～2002年）。這一時期中國經濟運行出現了一種新的現象，告別了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的短缺經濟，出現了物質產品的相對過剩，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由過去的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由過去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轉變為治理通貨緊縮。在政策取向上，由實施長達5年之久的“雙緊”過渡到“雙松”，即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著力防范金融風險，財政政策在支持發展、化解風險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作用的基本估價

“轉型”是近幾年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任何政策措施都不能離開這條主線，并在服務服從于這條主線的前提下，實現自身的發展和完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地位作用的發揮亦離不開這個基本前提。

第一，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確立，標志著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轉型時期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組合的顯著特征。從改革初期的大財政、小銀行，到上個世紀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中前期的“大銀行、小財政”，到90年代末期財政政策在治理通貨緊縮過程中主體地位的確立，財政政策本身從行為而言經歷了一個“強——弱——強”的過程，從職能上講也經歷了一個由金融財政到吃飯財政、由建設財政到公共財政的轉軌和演化過程，公共財政理論及政策框架的初步確立及分步實施，標志著我國財政體系及建設開始與國際慣例全面接軌，是財政政策本位的徹底回歸，是市場經濟建設的最重要內容之一。

第二，政策搭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但必須與當時的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調控的重點緊密聯系起來，相機抉擇，協調推進，才能收到最好的政策效果。近二十年來，我們在宏觀調控建設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但仔細總結檢驗，宏觀調控的政策績效與預期政策目標相差較大。時至今日，尚未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宏觀調控理論與政策規范，“相機抉擇”變成了“隨意選擇”，宏觀調控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后期政策目標不明確，基本處于“一松就亂，一緊就死，緊緊松松，松緊交替”的怪圈之中，滯延了經濟發展的步伐和經濟體制轉軌的步伐。甚至在90年代末期把“實行雙緊”的政策搭配作為我國既定的一項中長期宏觀經濟選擇寫入了我國的許多重要文件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證明我們的決策部門以及理論界對宏觀調控認知的膚淺，自主運用能力與水平較差。政策搭配缺乏權威部門，往往政出多門，形成政策效應的相互抵銷，在1998年就呈現出了財政政策擴張效應被稅收的制度收縮效應抵銷，積極的貨幣政策效應被整頓金融秩序、治理三亂的制度收縮效應所抵銷等局面，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及政策搭配框架還有相當長的距離。

第三，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呈現遞減態勢，在宏觀調控中的主體地位有所下降。眾所周知，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財政政策的目標是通過其收支的規模和結構來實現的。因此，政府有能力改變財政收支的規模和結構，是有效實現財政宏觀調控的前提和重要保證。近幾年來，我們加大了財政體制改革的力度，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收到了明顯的政策效果。但是，擴張的財政政策已經持續了將近5個年頭，通貨緊縮的勢頭開始得到遏制，實施擴張財政政策的經濟運行背景有了較明顯的變化。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公理，繼續實行擴張的財政政策，需要進一步加大財政政策的擴張力度，刺激效應要呈下降趨勢。如何保持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是宏觀調控體系建設、政策搭配與選擇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第四，信貸集中與“惜貸”并存，擴張的貨幣政策缺乏必要的傳導機制，淡化了穩健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當前，一方面，金融機構存在大量閑置的供給型資金與經濟發展急需的巨額資金需求并存，有效的金融資源得不到合理運用。截止到2002年末，預計全國金融機構存大于貸將超過4.5萬億元，比通貨緊縮初期的1997年末，新增4萬多億元，其中近幾年新增近2萬億元，銀行資金運用率降低，造成大量資金浪費和效益滑坡，金融運行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國民經濟各產業主體又急需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財政可支配資金無力擔此重任，“造血”與“輸血”嚴重脫節。如何將充足的金融資源總量優化、結構配置到各產業部門，為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是貨幣政策需要解決的現實課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教訓啟示下，從1997年開始，中國金融體系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取得顯著成效，其核心是改革了銀行內部法人制度和授權授信制度，銀行評估項目、管理資金更為嚴格、謹慎和科學，同時也削弱了整體金融供給資金的能力（部分分支機構無貸款審批權限）。這種日趨理性的經濟金融環境降低了選擇性貨幣政策的運行效率，形成了信貸資源向優勢地區（沿海地區）、優勢行業（電力、電信、煙草等）、優勢企業（上市公司、大型企業集團）集中，且呈不斷強化的態勢。內陸地區、中小企業、民營經濟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形成了銀行體系內部資金閑置與營銷“惜貸”的結論。對此有人從貨幣渠道傳導機制上尋求破解上述課題的答案。從疏通傳導機制出發增大積極貨幣政策的政策效果，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也會收到一定成效，但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別是當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基本確立以后，貨幣政策作用的制度基礎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運行傳導機制和載體，形成與市場金融運行相適應的風險利益配置機制，從根本上解決商業銀行主體在傳導貨幣政策缺乏主動性、創造性的體制誘回，是克服信貸傳遞渠道不暢的根本出路。

第五，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貨幣政策已經形成了以“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再貼現、存款準備金”等三大傳統工具和“窗口指導”為主體的政策工具體系，但由于上述工具的使用及運行尚缺乏必要的制度載體和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利率市場化的步伐舉步維艱，金融系統及金融體制存在明顯的“雙軌”并存特征，完善的貨幣政策調控機制缺乏制度保證和運作機制的支撐，貨幣政策效應特別是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的修復作用，往往受制于行政或決策者能力、操作者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作為兩大宏觀經濟政策聯結的重要工具——國債在運行及市場化運行中還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尚未形成全國性的有效的國債市場，加上國債種類、期限中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能夠買進賣出的國債數量不大，因而難以達到利用國債市場進行微調的目的。為此，今后的改革應當通過完善國債的品種、期限結構，逐步建立健全國債市場，為擴大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業務創造條件。總而言之，只有存在一個高效流動的國債市場，才能既為財政提供巨額資金來源，又能為中央銀行提供調控經濟的手段，充分實現其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的作用。

第六，財政政策淡出、貨幣政策彌補問題。當前，相當一部分學者和政府官員正在積極探討以貨幣政策來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問題。貨幣政策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其關鍵在于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以保證價格水平的穩定。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作用的經濟部門，往往是信貸可得性比較高的部門，而不是融資困難的部門，從這個意義上講，貨幣政策沒有必要來彌補財政政策的退出空間，只有在總量意義上，促進經濟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和穩定價格指數這些方面，貨幣政策才有發揮作用的必要。對此，貨幣政策的政策空間主要有：（1）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尤其是降低長期貸款利率。進一步降低貸款利率可以降低社會的投資成本，促進社會投資。目前，我國的貸款利率仍在5%以上，商業銀行的利差有3個百分點以上，因此貸款利率仍然有進一步降低的空間。（2）加大對中小金融機構資金的扶持力度，促進中小企業的投資，增加中小民營經濟的信貸資金支持，促進社會總投資的增長，穩定價格指數。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貨幣政策具有彌補積極財政政策退出空間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