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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應用基于MCMC模擬的TVP-VAR-SV模型分析了中國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間經濟增長、人民幣匯率以及國際收支之間的動態關聯性。主要結論如下：首先，中國匯率和國際收支沖擊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特別是2007年之后影響加大，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重要原因；其次，經濟增長沖擊可以解釋樣本時段內人民幣匯率的升值趨勢，說明人民幣匯率升值受我國經濟基本面的影響明顯，但是國際收支沖擊對匯率波動的影響與傳統的理論結論并不一致；最后，中國經濟增長沖擊可以解釋樣本時段內國際收支長期的“雙順差”，而匯率沖擊會使得國際收支出現逆差。

關鍵詞：經濟增長；人民幣匯率；國際收支；TVP-VAR-SV模型

0引言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一直高度依賴于對外出口，但是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的波動性也非常大。從統計數據來看，凈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率從2008年以來基本為負，2009年甚至達到-44.8%。與此同時，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區間逐步加大，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正在逐步加深。根據傳統的經濟理論，一國經濟增長會對其匯率產生長期影響，匯率又會對其出口產生影響，而出口又是構成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出口也會通過資本的流動在外匯市場上對匯率產生影響。因此，從理論上來看一國經濟增長、匯率和出口之間存在著相互關聯性。另外，經濟增長形勢也會對一國的資本流動產生影響，例如隨著中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國外有部分機構看空中國經濟的趨勢，致使資本出現了外流，從而使得2015年8月份中國外匯儲備減少近千億美元。而匯率變動也會形成通過匯差套利的機會引至國際資本流動，資本的流動進一步又會對匯率波動和一國經濟增長產生重要的影響。隨著中國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其對中國經濟增長和匯率波動的影響作用勢必也會加大。根據上述分析，總的來說一國經濟增長、匯率和其國際收支存在著緊密的關聯性。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厘清上述三者之間的關聯性，尤其是觀察隨時間變化三者之間關聯性的動態變化，對于明晰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背后機理以及調整國際收支政策及匯率政策等都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故此，本文將應用TVP-VAR-SV模型對上述三者之間的關聯性進行研究，并著重觀察這種關聯性隨著時間推移而出現的動態變化.

1模型和數據

1.1模型的建立

自從Sims(1980)以來，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以及其各種拓展模型在宏觀經濟學領域被廣泛應用，直到Primiceri(2005)將VAR系列模型發展成為允許截距項、系數、方差和協方差項都隨時間而變化的TVP-VAR-SV模型，該模型克服了VAR模型參數和擾動項的方差固定、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性等缺陷。這種系數和方差的時變TVP-VAR-SV模型被大量應用到當前的宏觀經濟學研究中。

1.2數據選取及處理

本文選取的是2000年第一季度到2015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數據，因為該階段涵蓋了我國的幾輪匯改，中國經濟向“新常態”的轉換、國際收支由雙順差到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賬戶逆差并存等幾個重要的變化時段。其中用GDP季度同比增長率表示經濟的增長，記為yt；國際收支用綜合賬戶的季度同比增長率，記為mt；為了綜合度量人民幣匯率對于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的影響，采用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REER)的季度同比增長率，記為rt。在處理數據時，由于GDP數據呈現出明顯的季節波動性特征，本文對其進行了基于X12方法的季節調整。文中所有的數據均來源于同花順數據庫。

2動態關聯性的實證分析

2.1馬爾科夫鏈蒙特卡洛模擬(MCMC)

由于需要估計的參數很多，對一些參數的估計難以給出確切的解析表達式，因此應用傳統的似然函數估計(MLE)方法進行參數估計非常困難。為了解決這種難題，一般借助于在貝葉斯框架下應用馬爾科夫蒙特卡洛模擬(MCMC)方法對參數進行估計，本文將應用MCMC方法中的Gibbs抽樣方法進行參數估計。

2.2動態影響關系分析

得到不同時點上的參數估計值之后，就能夠在不同的時點上進行脈沖響應分析，這是區別于傳統的常參數VAR模型的重要不同之處。因此基于TVP-VAR-SV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既能夠分析隨時間而變化的動態脈沖響應，也可以集中于對比分析在某些特殊時刻的脈沖響應關系。（1）隨時間而變化的動態脈沖響應分析圖1顯示的是本文三變量間隨時間而變化的脈沖響應的動態演化過程，該圖中描述了滯后4、8和12期脈沖響應結果隨時間而動態演化的情況，以分別分析對應于一年、兩年和三年即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動態脈沖響應情況。明顯加大。國際收支對于經濟增長沖擊的脈沖響應（εy®m）從影響程度來看也是短期高于中長期，而且在樣本時段內短期的脈沖響應一直為正而中長期的影響基本在0附近波動，由于國際收支差額的變化同樣是短期內隨時變化的，這說明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中國長期以來持續“雙順差”的重要原因。其次，分析匯率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圖1顯示經濟增長對匯率沖擊的響應（εr®y）在短、中、長期內都基本為負，而且短期內的負值更加明顯，顯示人民幣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對中國經濟會在短期內產生負面影響。匯率波動對于一國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而且匯率作為一種需求性沖擊因素，其影響一般是短期性的。從時間來看，自2007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比之前更加明顯，這說明中國經濟自2007年以來逐步進入新常態的過程中匯率的傳導和影響機制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負面作用。再看國際收支對匯率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εr®m），圖1顯示從中期和長期來看，人民幣匯率對于國際收支的影響不太明顯，但是從短期來看有較為明顯的負面沖擊。從理論上來說，人民幣匯率升值一方面會對中國的凈出口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也能夠通過吸引套匯資本流入國內，這兩種結果會對國際收支產生相反的影響。而由于匯率和國際收支的波動都屬于短期的，因此上述的實證結果顯示凈出口引起的資本流動要超過套匯引起的資本流動，這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地位相當，也是由于中國一直對資本實施管制的結果，但是隨著中國資本賬戶的逐步放開，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不同的結果。最后分析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中國經濟增長和匯率對于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在短期內都要比中長期大，中長期的影響基本上在0附近波動。具體來看國際收支沖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在2006年之前一直比較平穩，但是從2007年以來波動性開始增加，而且國際收支沖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階段與美國幾輪量化寬松的時間窗口期比較一致，這反映了2007年爆發于美國的金融危機隨后傳遞到其他國家嚴重影響了中國的對外出口和資本流動并進一步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匯率對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顯示了比較奇怪的結果，有一個震蕩性下行的趨勢。從傳統的理論來說，一國國際收支順差應該使得該國出現匯率升值，因此結論與傳統的經濟理論并不一致，這可能與同期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斷調整有關，值得進一步深究。（2）不同時刻脈沖響應結果的對比分析為了對比分析在不同時點上的脈沖響應效果，本文選定了2005年第三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2015年第二季度等三個不同的時間點分析三變量間的脈沖響應結果。上述三個時間點分別對應于2005年7月的人民幣匯率制度調整、2008年爆發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2015年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的時期。經過對不同時間點上脈沖響應的對比分析，可以觀察比較三者動態影響關系隨時間而變化的情況。其次就匯率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來看，經濟增長對匯率沖擊的脈沖響應呈現出先下降隨后上升的態勢，而且2008年第一季度的響應最大，說明國際金融危機通過匯率傳導渠道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是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經濟的重要原因；國際收支對匯率沖擊的響應開始下降隨后上升，這與圖1的結論一致，即匯率升值時其引起凈出口減少的資本流動超過了其套匯渠道引起的資本流動，而且也是2005年第三季度的脈沖響應幅度最小，說明匯率影響的傳導機制是隨著時間而不斷健全的。最后分析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結果。經濟增長對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在三個時點上呈現了截然不同的形狀，其中在2005年第三季度產出呈現不斷下降隨后上升的走勢，這是因為當時人民幣匯率改革之后匯率大幅升值并通過國際收支渠道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增長；而2008年第一季度時產出對國際收支的響應出現了圍繞著0上下波動的情形，這與當時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及國內針對危機的大量刺激政策等復雜的經濟環境高度相關；2015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對國際收支沖擊的響應相對來說很小，說明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之后來自外部沖擊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相對來說減弱，體現在對外依存度下降等方面。就匯率對國際收支沖擊的脈沖響應來看，2005年第三季度和另外兩個時間點的響應走勢圖基本上是相反的，前者是先上升隨后下降，這種走勢符合傳統的理論預期，這說明2005年7月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對完善當時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結論

模型分析了2000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三季度中國經濟增長、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和國際收支差額三者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主要結論如下：（1）就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來看，脈沖響應結果顯示匯率沖擊和國際收支沖擊都主要產生的是短期性的影響，其中匯率升值對中國經濟增長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負面影響，而國際收支沖擊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與美國等幾輪量化寬松政策的窗口期基本一致，而且匯率和國際收支沖擊的影響從2007年以來有逐步加大的趨勢。這表明中國經濟向新常態經濟轉換的過程中來自于外部的不利需求性沖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對匯率波動影響機制來看，經濟增長沖擊可以解釋樣本時段內人民幣匯率的不斷升值，但存在著一定的時滯效應，說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受到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影響較大，這也與日元等其他匯率的走勢經驗一致。（3）就國際收支波動的影響因素來看，經濟增長會使得國際收支出現順差；而匯率升值會使得國際收支出現逆差，這是因為匯率升值使得凈出口減少，通過這種渠道對資本流動產生的影響超過了通過套匯引起資本流動的影響，不同時點的脈沖響應結果也支持這種結論。本文的上述結論具有一些較好的政策啟示：（1）由于中國經濟增長受到匯率和國際收支等不利沖擊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相比于之前，2007年之后中國經濟向新常態轉換過程中匯率和國際收支沖擊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明顯加大，這要求要適度控制人民幣匯率的升值幅度。與此同時，為了降低國際收支波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應該對資本賬戶進行適當控制。（2）由于匯率受到經濟增長沖擊和國際收支沖擊的影響越來越明顯，而且匯率沖擊對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因此在匯率政策方面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另一方面也需要央行的干預以適度控制匯率的波動幅度，以降低其不利影響。（3）對國際收支產生重要影響的是經濟增長，由于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國際收支“雙順差”，新常態經濟下中國經濟增速的下滑也為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提供了契機。中國是一個貿易大國而且資本賬戶一直受到管制，因此之前資本流動主要是由貿易賬戶主導，但是隨著我國資本賬戶的進一步開放，我們需要注意短期資本流動對國際收支平衡的影響，以及其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的不利影響。

作者:劉堯成 魏玲 單位:蘇州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