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群體大學生德育論文
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精英群體大學生德育論文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美國社會認知學家班杜拉在多年研究基礎上證實：“示范觀察學習一直被認為是傳遞價值、態度以及思想和行為模式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樹立道德榜樣是我國提升國民道德素質最常用的方式，然而多年來由于榜樣選擇的政治性、完美化等因素，雖然道德榜樣眾多，但社會示范效應并不明顯，甚至產生了榜樣可敬、可愛但并不可學的現象。對此問題，不但學術界積極探索道德榜樣樹立的新模式，在民間也自發出現了“發現身邊的感動”的活動，如這兩年層出不窮的浙江“最美”現象。這些做法固然可以提升道德榜樣的親民性和感染力，但并非是樹立道德榜樣、改進社會道德風氣的最有效路徑。事實上，在多年的研究中班杜拉發現：“有地位、有能力、有影響力的榜樣要比那些地位低下的榜樣能更好地促使他人以類似方式行事。”也就是說，相比于社會下層和弱勢群體，活躍在政壇、商界、學術界、娛樂界等取得巨大經濟成就、優渥社會地位的精英群體更容易成為普通大眾羨慕和模仿的對象，他們的道德表現在一定程度上也成為社會道德的風向標。那么，精英群體的道德表現和道德評價如何呢？在近年一項“倫理道德方面最不滿意的群體是哪些”的調查中，74．8％的受調查者選擇“政府官員”，其次為“演藝娛樂圈”（48．6％）、“企業家”（33．7％）。也有學者統計了近年17個社會主要階層才能和道德的分布情況后發現：“經濟成功和道德兩者呈負相關，即人們傾向于認為，越是富有的群體德行越低。”2007年53名“全國道德模范”的社會階層分布時發現，87％來自于社會中下層及底層，得出類似結論：“不是擁有令人羨慕的職業，就會擁有令人稱贊的道德；不是擁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就一定擁有更好的道德水平；不是擁有上層的社會地位，就會擁有上乘的道德品質。”在社會民眾的思想認知中，精英群體的道德水平和其社會地位以及民眾期望并不相稱。也就是說，掌控著社會優勢資源、占據著社會主導地位、享受著社會崇高威望的精英群體，本應該在道德上也起著引領風潮的作用。正如某些專家所說，“他們由于在社會中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而對公眾具有特殊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本身決定了他們應該負有更多的社會責任（包括道德責任）”，而且，“道德的終極目的和標準是增進全社會和每個人利益的總量，它決定著任何社會最應該模仿的道德榜樣，只能是那些給社會和每個人帶來最大利益的人，只能是那些努力奮斗、成名成家、充分實現自己的創造性潛能從而極大地造福社會的人”。精英群體因給社會和每個人帶來最大利益而具有最大道德價值，從而是最主要、最重要和最真實的道德榜樣。然而，在現實中，部分精英不但沒有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反而做出以權謀私、制假販假、學術腐敗等種種敗德行為，嚴重損害了社會風氣，在民眾心中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心理學家證實，“客觀上的損失比等量獲益產生的心理效用更大”“損失產生的心理效用約是等量獲益的兩倍，這種現象不僅存在于現實生活中，甚至表現在非真實發生的損失情境”。雖然下層民眾也會做出失德行為，但由于精英群體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其敗德行為具有更大的社會示范效應。這對成長時期的年輕人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十幾、二十出頭的年輕人正處于人生重要時期，在此期間形成的態度和觀念很可能到中年都一直保持穩定”。人是情境的產物，大學生又是易感人群，如果不能消解精英群體社會成就—道德評價落差中的消極影響，一旦讓學生形成“社會成就與道德是個悖論”的刻板印象，即使國家、社會、高校再不遺余力，不但大學生道德素養的提升難見成效，甚至還會造成更多的道德推脫和道德偽善。
二、消解精英群體道德差評的策略
（一）了解道德評價心理，客觀評價精英功過精英群體道德口碑不佳，一定程度上的確是因為部分精英群體的敗德行為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惡劣影響，但也和人們在對他人進行道德評價過程中的心理傾向有很大關系。道德心理學家在研究道德心理時發現，社會中普遍存在著道德偽善現象,最一般表現形式就是，當個體評價自己與他人的道德水準時會出現“優于平均效應”,即當人們將自己與他人比較時，通常會在一些積極的個人特質（如智慧、誠實）上給自己打出高于平均值的分數。例如，心理學家在一項慈善捐款之后要求捐款者報告自己的捐款數額，并將這一數字與他們的實際捐款數額進行比較，結果發現報告的數額比實際的捐贈額高很多。對此，不同學派做出了不同的解釋。認知偏差理論認為：“人們在對自己和他人道德判斷上的雙重標準來源于人們在評價自己的行為的時候，更注重行為意圖而非結果；但在評價別人的行為的時候則正相反，關注結果而非意圖。”這是因為：“人們很容易獲得關于自己意圖的信息，且容易感知到自己意圖的真實性，因此最后決定判斷的只是那些容易被感知到的信息。”對于這種認知偏向，心理學研究證實，“即使內省也無法使被試更多地認識到自己的偏向，更不會減少個體在知覺過程中使用這種偏向”。也就是說，在評價自己和他人相同的道德行為時，我們認為自己更道德，更公正。這種心理在他人表現比自己出色而自尊受損時更為突出，人的自我保護機制“會通過給他人在道德維度上打較低分數的方法補償自己在積極自我概念方面的損失”。因此，在面對精英群體時人們內心情緒復雜，既對其社會成就和名利地位充滿羨慕，但在評價其道德行為時則采取高標準嚴要求，表現出一定程度上的道德優越感，特別是精英群體做出敗德行為時更是如此。即使精英群體利用各種形式回饋社會，也沒有改變人們對精英群體行為動機評價中的諾布效應，即在對他人的行為意圖做出道德判斷時：“當副作用在道德上是好的時候，人們傾向于判斷行為實施者是無意圖地導致它的發生；但當它在道德上是不好的時候，人們卻傾向于判斷行為實施者是有意圖的。”加上在現實社會中，各種關懷弱勢群體活動、慈善活動等功利色彩濃厚，成為政府官員、社會組織、企業界人士炒作、撈取社會資本、吸引世人眼球的表演，這更加深了人們的偏見。而在揭露精英群體的敗德行為的過程中，掌握著信息話語權的媒體為了自身的利益有時也會夸大其詞、推波助瀾，在滿足民眾好奇心和道德優越感的同時也失去了對精英群體全面、公正、客觀的報道和評判。面對這種心理偏向，我們應該督促學生熟知道德評價心理的相關理論和現象，客觀評價精英群體的功與過，在肯定精英群體正向社會價值和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對其敗德行為產生足夠的警醒。
（二）嚴懲道德失范行為，建立和諧社會秩序和普通民眾處于弱勢地位相比，社會精英群體掌握著更多的社會資源和話語權，在缺乏有效的權力監管和懲治機制下，很容易濫用權力，多項研究也證實，“權力會促使權力擁有者更加偽善”，也就是說，權力高的人會表現出更強的道德虛偽傾向，“這可能因為權力是跟獲取資源的渠道聯系在一起的，權力高更有可能獲取額外的社會資源。而權力低的人獲取社會資源的渠道更少，他們采取陽奉陰違的道德虛偽策略很可能帶來較少收益，招致更多損失”。對此，僅僅強調自修和慎獨是遠遠不夠的，自我服務偏見會讓他們產生道德推脫的現象。所謂道德推脫就是：“個體產生的一些特定的認知傾向，這些認知傾向包括重新定義自己的行為使其傷害性顯得更小、最大程度地減少自己在行為后果中的責任和降低對受傷目標痛苦的認同。”通過道德辯護、委婉標簽、有利比較、責任轉移、責任分散、忽視或扭曲結果、非人性化、責備歸因八個相互關聯的機制使人們即使做了不道德行為而沒有明顯的內疚和自責。雖然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也是影響個體道德推脫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程度越低，其道德推脫水平就越高”，但精英群體處于優勢地位，在缺乏強有力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和氛圍下，僅僅靠自覺很難讓其遵守高標準的道德規范。社會心理學家也證實：“即使人們已充分認識到該做什么，他們也經常不去最大限度地做出這種行為，”也就是說，即使人們擁有很高的道德認知，也不一定做出符合社會規范的行為。群體動力學對此做出解釋：人的行為是人格與環境的函數，“在任何場合下，引導我們做出反應的不僅僅是我們內在的態度，同時還有我們面對的情境”。因此，在加強人們思想道德教育的同時，更應該健全法制建設并嚴格執法，嚴懲社會敗德行為來引導人們踐行正確的行為規范。社會學家在對社會合作的研究過程也中發現，“強交互性”（即人們會傾向于對合作的人予以回報，而對那些破壞社會規范的人予以懲罰，這種懲罰本身并非是自利的）是促進社會穩定、合作產生的重要因素，它使得在人類族群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族群中的三種人群的比例及其平均卸責率基本維持在一個穩定水平，均值為：自私者占38．2％，合作者占24．6％，強交互者占37．2％，平均卸責率為11．1％”。也就是說，只有對社會中的敗德行為采取嚴厲、直接的處罰，揚善才變得可行，也才能扭轉社會中德福不一的消極影響，消解精英群體社會成就與道德行為之間的落差，從而構建有序社會，樹立大學生的規則意識和法治觀念，否則“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的現象依然難以改變。
（三）肯定人性自利需求，培養公平正義觀念兩千多年來，通過大一統的血緣宗法制度，儒家“何必曰利，義而已矣”“君子謀其義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觀念深入人心，新中國成立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觀念一脈相承成為社會主流行為規范。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市場經濟極大地激發著人們的自利傾向，但傳統重義輕利的一元道德觀念依然固守在人們的思想觀念中，成為評判他人道德行為的重要標準。因此，人們一方面羨慕精英群體的非凡成就，同時也站在傳統道德評價標準上給其貼上了唯利是圖的標簽，這是有失公允的。正如馬克思所說，“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把人和社會連接起來的唯一紐帶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追求個人利益是每個人的天性和權利，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鼓勵個人利益追求不但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會建構符合新時代特征的行為規范。亞當•斯密早在《道德情操論》中就論述過，在一個豐裕的世界里，“利己心”并不損害任何人，在公平的逐利中，通過各方面利益的博弈，也會產生符合經濟規范的美德，例如誠實不欺、機會均等、公平競爭、互利雙贏，促進人類共同的福利。在市場經濟迅猛發展的今天，如果固守傳統的重義輕利的道德要求，只講奉獻不求回報，只重義務不講權利，不但不合時宜，鮮有人能夠做到，同時也會造成道德推脫和道德偽善的反效果。事實上，中華傳統美德作為高層次的社會行為規范，只有達到一定道德層次和認知境界的道德精英才能做到，而且是否踐行美德公民有自主選擇權，用美德作為普遍行為規范來要求社會大眾和精英群體都是不合理的，會造成諸多的社會問題。因此，在大學生德育養成的過程中，應該積極肯定其個人自利的需求，在此基礎上培養其以“平等、自由、公平、競爭”為特征的基本社會道德規范，督促其樹立公平正義、和諧雙贏的觀念，這也是符合大學生發展需求的。有學者調查，在大學生6類18種基本需要中，“強度最大的前4位需要依次是友情的需要、維持生存的需要、自尊自立的需要、身體素質開發的需要，屬于優勢需要；強度最弱的4種需要是奉獻的需要、性的需要、權力需要、減低壓力的需要”。在市場經濟下，激烈的競爭讓生存成為大學生最為關注的需要，而傳統道德中強調的奉獻精神則處于弱勢地位。因此，我們在清算精英群體敗德行為的同時，更要肯定其對促進社會發展做出的積極貢獻，督促其承擔必要的社會責任。對大學生來說，也要在肯定其自我發展需要的基礎上，養成符合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利己兼顧利他的行為規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四）提升道德辨識能力，發揮朋輩積極效應大學生經過近二十年的人生經驗和知識積累，抽象邏輯思維能力增強，具有一定的道德認知力和判斷力，但理性思維還不成熟，容易夸大社會的不足與問題，而“一旦人們為錯誤的信息建立了理論基礎，那么就很難再讓他們否定這條錯誤的信息”。這時，可以選舉典型案例，通過辯難等多種形式，引導大學生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精英群體的道德優勢和不足，對其形成全面客觀的認知和評價，這不但會促進大學生道德思辨力的提升，同時也會促進其踐行道德原則的自覺性。心理學研究發現，“當我們主動用自己的語言去解釋某些事時我們會記得最牢，……直到我試著講出自己的見解我才真正理解它們”。研究證實：人們學到了他們所讀到和聽到的20％、他們所看到的30％、他們所說的70％、他們所傳授給別人的95％。任何知識僅僅是聽來的效果遠遠比不上自己收集、整理、講解的印象深刻，特別是公開發表某觀點更能促使人們對其進行理解和思考，厘清錯誤觀念，提升思想認知，激勵人們的行為，這是因為：“當人們對論點進行仔細思考的時候，他們依賴的不僅僅是信息自身所具備的說服力，同時也依賴自己對信息做出回應時的想法。當某個論據引人深思的時候，它才最具說服力。那些經過人們深層而不是膚淺的思考之后所產生的態度變化會更加持久，更能對抗反擊，并且更能影響行為。”用當代著名的阿諾德情緒理論中人們的認知———行動序列化公式來表示就是：感知—評價—產生情緒—需要—思考—行動。在思想辯難中實現道德培養過程中的自我監督和成長。在這過程中，可以積極發揮大學生的朋輩效應，在同齡人的相互學習和促進中，提升大學生的道德認知和踐行能力。班杜拉在觀察中發現，人們一般比較愿意模仿和自己在性別、年齡、生活經歷、家庭背景等方面類似的榜樣。這一現象也得到了某些心理學家的證實：多數大學生都認為他們從朋友以及其他同學那里學到的東西要多于從書本和教授那里所學到的，甚至還有學者在實際的教育實踐中得出這樣一個不等式，對未成年人來講，教師影響加家長影響小于同齡共振，在共同的學習和生活中，同齡人的影響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且，“同伴關系為人們提供了相互尊重的機會。正是通過這種平等的合作，個體才不再將道德視為一種外化的行為，內化才可能得以實現。同伴關系不僅使人們發現了自己與他人分離的界限，而且真正理解了道德的起源。他們在與同伴的交往中學習理解他人和為他人所理解，自律從而代替了他律”。通過大學生之間平等的交往和思想交流，消解社會敗德行為的消極影響，鍛煉和提高大學生道德認知和踐行能力。
三、結語
模仿是人類行為養成的一種普遍方式，但人們通常都回避那些遭遇痛苦結局的榜樣。這是因為，消極信息會降低目標對個體的吸引力，很難說服人們去接受出現在消極情景中的目標：“目標的相關線索包括實現目標的方法和背景相關線索被賦予消極情感時，人們會把該目標看作是無吸引力的或不值得追求的，進而會影響個體對該目標的追求。”相比之下，“人們更喜歡選那些從好結局中受益的榜樣”。精英群體作為社會成功人士自然成為民眾模仿的對象，如果不能消解其道德風評不佳的消極影響，一旦讓人們失去對道德規范的信任，后果是非常嚴重的，社會心理學家也證實：一旦信任缺失，彌補是很難的：“由不可信行為和欺騙共同導致的信任違背，無法得到徹底恢復”，“與‘恢復’的關系相比，‘修復’的關系更脆弱，也更易被再次破壞，因為之前違背所產生的創傷依然存在，以至于關系很難與之前一樣”。果真如此，道德建設依然任重道遠。
作者：魏彩霞單位：浙江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