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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保障居民文化權利為宗旨和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為實質開展社區文化建設

（一）社區文化建設的宗旨是保障居民文化權利。過去我們對文化權利關注很少，主要是基于這樣的觀念和條件制約：我國國情是生存權優先于發展權，在基本溫飽問題尚未解決的情況下談文化權利是奢侈的。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的滿足，精神生活的需求越來越強烈。進入21世紀以來，公民文化權利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最先敏銳地感覺到公民在文化權利上的要求越來越強烈，2002年率先在全國開展公民文化權利研究。什么是公民的文化權利？公民文化權利和公民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一樣，都屬于公民的基本權利。它主要包括享受文化成果、參與文化活動、開展文化創造和文化成果受保護等四個方面的權利。

從社會發展角度看，目前公民文化權利問題的提出，并強調與政治權利、經濟權利列為同等重要地位，主要有四個方面的原因：GDP的增長，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人們對文化消費需求加大；現代化發展要求公民素質與之相適應；民主政治使公共管理從權力理性走向權利理性；知識經濟時代知識、人的創造能力受到尊重。[4]

公民文化權利的提出，說明文化權利不是可有可無和可多可少的東西，而是公民必須得到保障的同樣重要的基本權利。從馬克思主義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理解以及當今世界對三者關系的認識來看，在公民基本權利問題上，經濟權利是基礎，政治權利是保證，文化權利是目標。[5]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建設社區文化的宗旨應該是著眼于保障居民的文化權利。

那么如何保障居民的文化權利？首先必須有一種切實有效的制度設計和體系建設，這種制度設計和體系建設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它是以政府部門為主的公共部門提供的、以滿足居民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為目的的、向居民提供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的制度和系統的總稱。

作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城市之一，深圳早在2004年就開始了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研究，目前已把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列入深圳“十一五”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深圳文化事業發展“十一五”規劃。2007年在中央要求加強文化體系建設之后，深圳又第一個出臺了《進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實施方案》，將保護居民文化權利納入法定化、制度化軌道，突出強調公共文化服務體制、機制、形式和載體的創新，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益和質量；提出了構建“結構合理、發展平衡、網絡健全、產品豐富、運行有效、惠及全民”覆蓋全市的、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目標。

（二）社區文化建設的實質是社會公平正義在文化方面的落實和體現。和諧社區建設，跟和諧社會建設一樣，從實質上說，涉及到把社會正義的概念落實到社會主義具體制度的方方面面。而社區文化建設，實質是社會公平正義在文化方面的落實和體現。什么是社會正義？鄭杭生先生曾從社會學角度給社會正義下過一個定義：社會正義就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配置的公平性和平等性。他認為社會正義是有階段性的，公平與平等是不同程度的正義；公平的正義是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正義特征，它與“合理的差別”聯系在一起；平等的正義是高級階段正義的特征，表現為“事實上”的平等或實質性的平等觀（即社會經濟平等觀和滿足需要的平等觀）。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能追求公平的正義而不能盲目追求平等的正義。歷史經驗證明，超越發展階段追求平等的正義，是不能很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的。[5]

如何把握初級階段社會公平的正義？可以從社會公平兩個主要維度即制度安排和百姓認可來把握：社會公平首先指的是一種客觀的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問題，它主要表現為社會資源分配和獲得的差別是合理的；社會機會對每個社會成員都是自由開放的，可競爭的。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公平與否主要看人們對它們的獲得是依靠先賦的、與生俱來的還是靠后天的努力。換言之，公平的制度安排應形成這樣一種激勵機制：“上層永不松懈，中層永不滿足，下層永不絕望”。[6]這種激勵機制的形成首先必須保障公民（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的實現，這樣每個公民才能在基本的權利得到滿足后，根據自己的情況、通過自己的努力，找到改變自己地位和命運的機會。

在現代社會，文化權利成為人們的基本權利，因此，文化方面公平的制度安排則顯得尤為重要，這種制度安排要能保障居民基本文化權利的實現。深圳社區文化建設中以保護居民文化權利為宗旨構建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提出民生文化凈福利指標、特別是注重弱勢群體文化權利保障的“文化關愛行動”就很好地體現了社會正義在文化制度公平方面的落實。

社會公平其次在主觀上體現為百姓的認可，即百姓社會公平感的高低。社會公平感，可以從經驗上體會到或通過一些社會指標體系來加以衡量。如江蘇蘇州市滄浪區社區文化建設中提出的幸福指數，就是一種主觀的社會指標。而老百姓不認可，就說明存在社會不公平的。沒有差別或差別過大，都是老百姓不認可、不認同的不公平的兩個極端。如果老百姓的不認同感、不公平感發展到相對剝奪感，就會對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產生極不利的影響。

社區文化方面的百姓認可，不僅表現為百姓基本文化權利的實現，還表現在基本文化權利實現過程中所體驗到的社會公平度、公平感，以及文化建設和文化活動參與積極性的高低。蘇州滄浪區將“幸福社區”作為發展目標，將居民的幸福感納入社區建設的考核體系，致力于將幸福指數引入社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規劃；深圳將民生凈福利（包括文化凈福利）作為考核各級領導班子的指標，讓老百姓、社區成員普遍感到社會發展帶來的實惠和幸福，這實際上是把百姓認可的公平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另外，居民對社區文化活動的參與積極性、主動性，在某種程度上說也反映了居民對社區文化建設公平度的認可。

制度安排和百姓認可兩個維度不可分割，宏觀微觀的制度安排是基礎性的，百姓認可是制度安排合理性的反映和體現。同理，在社區文化建設中，居民基本文化權利實現的制度安排更為基本，基本文化權利實現過程中公平感、認同感的高低，居民社區文化活動參與的積極性則是社區文化建設制度安排公平正義的表現。

二、切實認識社區文化建設的戰略作用和意義，才能更好地促進社區建設

(一)文化建設促進社區的治理和善治，實現社區制度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型社會主義，它的一個重要本質特征就是在自己的實踐中不斷探索社會正義、不斷追求社會和諧、不斷進行制度創新的社會主義。[1]社區的治理和善治就是我國在社會新形勢下在社會基層進行的一種探索社會正義、追求社會和諧的制度創新。隨著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政治與社會管理內容變得越來越復雜，我國傳統的由國家承擔全部社會管理職能的城市社區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社區面臨新的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的目標是通過社區建設實現社區的治理和善治，逐步達到自治，這是我國目前政學兩界的基本共識。治理（governance）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上用來形容公共政治和社會事務管理的一個新概念，其核心含義是政府的職能從“劃船”向“掌舵”轉變，更多的公共事務管理職能要從政府轉移到其他社會部門，它強調的不是單純的政府自上而下的權威“統治”，而是政府和社會民間上下互動的管理過程。從治理的概念引申出“善治”的理論，認為良好的治理就是處于一種協商、合作基礎上的“善治”。社區的治理和善治是我國從基層開始的一種社會管理的改革探索，是社會治理能力的一種培養和整合提升。治理和善治下的城市社區，不再是政府的延伸，不再承擔綜合行政管理職能，而是來自草根社會的區域性“共同體”，是一種民間社會。由此制度創新的要義是“社區共同體”的建設，這是一種社會治理結構的建設，它的要點是把社區所在地的各社團組織和居民很好地“組織”起來，使他們為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協同努力，充分利用社區資源，發揮各自的功能，改進社區的環境，解決社區的共同需求問題，最終取得社區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2]

在現代多元開放的社會，社區共同體的利益和價值日益多元化，加上生活節奏加快，社會競爭壓力大等原因，社區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疏遠，這不僅使居民對社區缺乏歸屬感，社區意識觀念也淡薄。而社區制度創新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互動過程，即創新過程本身需要社區基層共同體的參與和出謀劃策，且創新過程中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帶來許多不如意的地方，需要時間來修正和更改，也需要社區共同體的理解和包容。作為公共生活領域的社區，已經很難用行政命令來號召和凝聚，因此，如何理順社區共同體之間的關系，把社區共同體團結凝聚在一塊，成為實現社區制度創新的關鍵。

作為群眾性活動的社區文化正好可以使社區共同體在各種文化活動中加深了解、溝通關系，創造和諧、友善、互助的人際關系，有助于增強社區共同體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增加親情友愛氛圍、增強社區的凝聚力；而社區共同體歸屬感和社區意識的提升，又能促進社區共同體自覺主動地關心社區事務，投身社區建設，改善社區環境，形成良好社區氛圍，為自己安居樂業創造良好的社區環境，也為社區制度創新出謀獻策，真正實現社區治理和善治。

(二)文化建設促進社區共同意義創新。我國社會正日益向現代性和多元化發展，而且隨著國際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這種現代性和多元化將更加顯著。社會學研究表明，在社會日益趨向多元化的同時，人們對社會共同性的要求也在不斷增強。社會共同性在實踐中主要表現為：利益共同性和意義共同性。前者取決于一個社會的利益結構是否合理、正義和公正；后者指社會各群體對自我利益的獲得賦予怎樣的意義，兩者間即可能是正相關也可能負相關關系。社會共同性這兩方面的關系原理啟示人們，在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在制度創新的同時，意義創新也是不可或缺的。共同意義創新具有創造意義資源彌足珍貴的意義，它提供社會共同生活的新意義，引導對于社會事實的積極解釋。這使社會成員的正義感受力不斷發展和成熟，從而對公平的利益結構更容易認知、認可和接受。特別是在我國進行社區制度創新時，更需要居民以建設性批判眼光來看待新生的制度和新生的事物，這樣才可能使我國的制度創新把公平正義真正落實到社區制度的各個方面，才有可能從治本的高度，來認識、把握和維護社區制度創新的重大意義。

我國的社區文化建設實踐基本上可分為貫徹、普及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開發本社區原有的文化資源、創造本地特有的亞文化的兩個過程，[3]各地在具體社區文化建設中可能各有創新，但都有某種共同意義賦予或創新的成分在內，只有這樣的文化能夠創造認同感、歸屬感。目前，我國城市社區很多都是城市化新興社區，社區居民來自不同地方，就是老城區的居民也有來自不同地方，從事不同職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因此，在社區文化建設中共同意義創新具有特殊的意義。社區文化建設需要為社區居民“詩意地棲居”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營造一種家園意識，形成特有的本社區風格的文化，讓居民形成我是“某社區人”的認同感、歸屬感和自豪感。同時也更需要從意義創新的高度來認識文化的深層功能，使社區居民對社區公共事務產生新的共同意義，產生新的整合力量。若此，社區文化建設將會在原有的基礎上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社區轉型和重塑的目標才能真正成為可能。

（三）文化建設引領社區整體協調發展。文化的功能還表現在為整體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提供支撐。歷史上凡是盛世時代，其經濟文化社會方面都比較協調發展，凡是文化不重視不發達的時代，其社會整體發展也并不如意。當今世界，先進的經濟發達地區，無一例外地有著繁榮的文化，文化與經濟的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成為社會發展的雙引擎。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從社會學角度來說，一個社會的發展必須是經濟、社會、文化的同步協調發展。經濟、社會、文化的不同步發展，必然增加社會發展代價，阻礙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同時，社會、文化發展的落后，也必然使經濟發展的后勁乏力。我們過去社區建設的實踐也證明了這點，社會發展的落后使社會治安問題增多，社會矛盾糾紛增加，文化的落后使人們找不到心靈的皈依和家園的歸屬，更無法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永續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十六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總體格局已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和文化建設“三位一體”向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四位一體”，實際上是將經濟發展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的優勢。在社區建設中如何把經濟發展水平轉化為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水平，轉化為市民的生活質量，轉化為社會穩定，社區文化建設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些城市社區，已初步品嘗到了社區文化在促進社會整體協調發展方面的甜頭，如深圳福田區2002年提出“大經濟、大文化、大環境、大服務”的發展戰略，已使其在經濟文化社會協調運行和良性發展的曙光初露。相信若在今后社區建設中注重文化建設，那么我國城市社會的明天將更喜人。

三、正確認識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和主體，引入民間資本開展社區文化建設實踐

（一）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和主體。很多人對于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和主體方面存在認識誤區，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不利于社區文化建設的開展。

由于我國政府擔當著對文化資源的調配，從對文化資源的調配主導權來看，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是政府。因此，如何按照居民文化權利實現這一目標要求來搞好社區文化建設，這是政府的本分和基本責任。換言之，政府是實現居民文化權利的主要推動力量和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從政府在社區文化建設中主導地位來看，政府扮演著為居民提供文化服務滿足居民基本文化權利的角色。這也符合現代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務型轉型的趨勢。深圳在文化建設中，注意加大轉變政府職能，逐步實現了三個轉變，體現了政府文化為民的職能。當然政府文化為民的職能不單指政府文化服務職能，因為社區文化實踐過程也是一個貫徹、普及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過程，從這點來看，政府又扮演著引導社區文化發展的方向作用。換言之，政府在社區文化主流價值觀引導中起著主導地位。

從社區文化的載體來看，社區文化建設的主體是社區居民群眾。所謂社區文化，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環境內的人們共同擁有的特定文化環境和在此環境中孕育出來的生活行為方式、心理情感結構、價值體系等精神現象的總和，它是社區居民和社區環境互動的產物，是在社區日常自然發展的過程中形成，帶有鮮明的個性特色，也帶有一定的自身規律。因此，從這方面來看，社區文化的建設發展繁榮離不開居民主體的參與。社區文化建設也須遵循社區文化自身的規律，充分發揮社區文化主體——社區居民的積極性，才能形成本社區特色文化。那種把社區文化建設理解成拋開居民主體、只滿足請幾個演員串臺、節假日搞幾次文化活動，是很難形成社區特色文化的。只有具有社區個性的特色文化，才能真正吸引群眾，使群眾自覺自愿地投入其中，很多帶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活動，常年吸引數以萬計的人們的原因便在于此。如深圳鹽田區沙頭角街道極具地方特色的魚燈舞失傳了兩三百年，經重新發掘后立現異彩，在第七屆鵬城金秋社區文化藝術節上一舉奪得金獎和大會組織獎，沙頭角街道也因此被評為“中國民間藝術之鄉”。

（二）社區文化建設的共建共享與社會化運作。社區文化建設的主導力量是政府，這是政府的職責，但政府主導并不等于政府包辦。享受政府提供基本社區服務（包括文化服務）是居民的基本權利，但個性化的、深度的社區服務完全由政府承擔既不可能，也不符合市場經濟和現代公共管理的準則。從資源特點來看，政府文化資源是有限的，而民間和社會的文化資源非常豐富。從現階段的實際情況看，完全由政府包辦社會事業（包括文化事業）的發展，既落后于經濟發展現狀，也明顯不能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因此，應采取積極有效措施吸引和調動社會文化資源參與社區文化建設。

首先是調動轄區企事業單位文化資源共建共享。同志在2007年指出：共建共享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由之路，要把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和諧社會貫穿于和諧社會建設的全過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這不僅清楚地說明了共建與共享的良性互動關系（共建為了共享，共享需要共建），還明確表達了共建共享的一系列根本觀點：共建共享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建共享的根本是造福全體人民；共建共享的切入點是完善公共服務。社區文化建設應充分調動社區企事業單位和社團組織，進行共建共享。社區共享的文化資源主要包括人員共享、場地共享、設備設施共享、信息共享等。深圳在社區文化共建共享方面走得比較前，如羅湖區以“不求所有，但為所用”的原則，協調轄區單位組織力量，廣泛參與社區文化建設，走“資源共享”之路；福田區水圍社區為此還專門設立了社區共建協調議事機構，負責社區共建工作的計劃制定、工作實施與信息交流，負責社區資源共享的開發與信息交流。寶安區寶民社區與轄區中小學校實行圖書館共建共享，既節約了場地費用等資源，又豐富了圖書資料，較好地滿足了居民和中小學校文化需求。

其次是實行社會化運作。社會化運作是指通過一系列規范程序，將社區公共文化服務和設施場所建設交由符合條件的企事業單位或社團組織來承辦，其運作形式各地可能各有創新，但目標是一致的，即提高文化資源的投入效率和使用效益。

廣州是社區文化社會化運作較早的城市，其經驗得到民政部的贊賞并向全國推廣。其主要做法表現為這樣兩大創新：一是項目管理，二是購買服務。前者指社區文化服務采用項目的形式進行規劃、建設以及開展。先由社區根據廣大居民的需要列出設施建設和服務項目，然后根據政府及政府部門按社區服務項目管理的有關規定和程序審批項目；撥付資金交給社區承辦，或交給社會組織承辦，同時加強指導和監督。社區文體基本設施建設采用項目管理的辦法，可以達到花錢少，效果好的預期目標。購買服務指政府通過資金支付或政策優惠，以招標委托等形式，同企事業單位，非贏利性機構（中介機構）或自然人簽訂合同，使之服務于人民群眾的公共服務。廣州社區文化服務多采用購買的方式。如為了提高社區群眾性文藝活動的檔次和水平，邀請專業文藝團隊到社區演出，節慶日組織專門的文藝團體為社區居民專場演出等都是政府購買服務的表現。

深圳市也在2003年開啟公益文化活動社會化運作，還專門出臺政策來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提供社區公共文化產品和服務，初步形成以“政府主導、社會參與、機制靈活、政策激勵”的社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模式的社會聯動機制。例如通過給企業冠名的方式吸引企業參與公共文化服務，支持民辦公益性文化機構的發展，鼓勵民間開辦博物館、圖書館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委托經營”。所謂委托經營，就是將街道文化建設委托給一家文化管理公司運作，利用專業文化公司的人才優勢、網絡、資源優勢，達到開展社區文化要求的目標。福田區香蜜湖街道還開始了社區文化設施和文化場館運營的“委托經營”探索，它開啟了社區文化的“政府投資、企業營運”新模式。

雖然這些吸引民間社會資本的社會化運作方法還屬初創，還需要完善，但無疑為我國社區文化建設多元化、社會化提供了一些經驗和參考。

參考文獻：

[1]鄭杭生2007年1月20日在深圳聯合舉辦的“關愛精神與和諧社會建設”理論研討會上的發言：推進社會公平正義的新型社會主義實踐——深圳關愛行動的社會學分析．

[2]盧漢龍．“善治”從社區治理開始[N]．文匯報，2006-03-20．

[3][6]鄭杭生．社區文化建設與共同意義創新[J]．紅旗文稿，2007，(17).

[4]藝衡等．文化權利：回溯與解讀[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5]鄭杭生．堅持和發展共同理想的幾個問題[J]．中共中央黨校學報,2007，(2)．

論文關鍵詞：城市社區；社區文化；社區建設

論文摘要：由于對社區文化建設意義認識不足，社區文化在很長時間并沒有得到很好的建設。目前全國城市掀起一股社區建設高潮，文化建設作為社區建設一部分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文章提出對城市社區文化建設的三方面思考：首先，要切實地認識社區文化建設的作用和意義，才能更好地促進社區建設；其次，要明確以居民文化權利實現為宗旨和以落實社會公平正義為實質開展社區文化建設；第三，要正確認識社區文化建設中的主導力量和主體，合理引導社會資本開展社區文化建設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