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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對于我國目前的刑事審判具有重要的意義，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提出，能夠有效的將刑事司法過程中的被動向主動轉變，并且可以解決刑事專業性強與普通公眾認知困難的矛盾。本文在對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進行理論概述的基礎之上，分析了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現狀及其原因，并從民意表達與刑法解釋技術兩點進行思考對于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實現方法，最終實現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

關鍵詞:刑法解釋;公眾認同;實現路徑

一、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概述

所謂公眾認同，一般是指人們在生產與生活之中對于某一事物所產生的一種認同感或者歸屬感，公眾認同是人們在對自己認知的基礎之上對社會的一種認識活動。而刑法學的學者認為公眾認同就是人們對刑法的認知，公眾認同程度表明的是人們對刑法的接受程度。刑法中的公眾認同是人們對于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與刑罰嚴厲性相對應聯系的認同，是人們對于刑事審判結果的服從。強調刑法的公眾認同正是強調人權限制刑罰權的體現。所謂對刑法解釋的理解就是人們對于法院審判刑事案件所依據刑事法律條文以及對此作出的解釋能夠清楚的明白它們的含義，這是人們對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的前提條件。另外，刑法解釋的認可就是在某一刑事案件中，通過對具體案件的案件事實與刑事法律條文之間的演繹推理，讓人們對推理的過程以及結論合理性的認同。

二、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現狀

(一)公眾對刑事審判中的定罪量刑缺乏認同

首先，刑事審判中的定罪量刑分為定罪與量刑兩個部分。所謂定罪既是定性問題，包括有罪還是無罪，此罪還是彼罪的區別。比如說在許霆案件當中，因保安許霆在廣州一家商業銀行ATM機取款時，該ATM機出現故障，許霆分兩次共計取款17．5萬余元。該案之所以受到社會關注，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人們對于判處許霆盜竊罪的刑事結論不認同。而所謂的人們對量刑的不認同，主要表現在人們認為某一具體案件的社會危害性與量刑情節之間不對應。比如說在一起非法詐騙案中，被告人王某在2008年至2011年9月間，先后以個人名義和違法注冊成立的某投資擔保有限公司名義，向社會公眾吸納了近百億資金，大肆揮霍集資資金用于個人及其家人生活消費，致使7．7億元集資資金不能兌付。該案其他被告人李某、閆某在擔任該公司部門主管期間積極參與、協助王某從事非法集資活動，但并未侵占、揮霍集資款。法院根據被告人在共同非法集資活動中的作用以及對集資款是否具有非法侵占的目的和行為表現，分別以集資詐騙罪判處被告人王某死刑，緩期2年執行，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分別判處被告人李某、閆某有期徒刑10年和7年。一般民眾很難對于明明是同一案件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判罰卻大相徑庭的結論不能認同。

(二)公眾對刑法解釋專業化缺乏認同

由于社會角色的不同，司法機關作為刑法適用的主體與社會公眾作為遵守刑法的主體，二者對于刑法的理解和認知卻并不相同。在某一案件的審判過程中，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嚴格的按照刑事訴訟程序，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得出結論。刑法解釋專業化與普通民眾認知困難的矛盾是司法機關的刑法解釋與社會公眾的認同之間最大的障礙。作為司法機關而言，應當重視以專業化引導常識化，尤其是在中國的法治環境之下，切忌忽略專業化與常識化之間的溝通與交流，以免使司法活動脫離群眾，使司法工作的社會效果無法實現。對于社會公眾而言，應當形成對刑法的信仰與尊重，應當尊重司法機關的權威性，不能盲目的以民意代替司法。

三、刑法解釋公眾認同實現路徑

(一)民意表達機制的構想

我們說，民意具有普遍意義上的公平正義性，但我們更不可忽略在具體某一案件中所表現出的民意的不合理性。為了實現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我們必須建立一套民意表達機制。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就國情而言，實地的調查研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不切實際。因此，我們可以大膽嘗試進行網絡民意調查，這樣不僅可以減少司法機關人力物力的投入，而且，我國網民基數眾多，得到的調查數據更為龐大。另外，司法機關可以轉化工作思路，變司法機關主動調查為讓民眾主動表達。任何個人或者群體針對某一案件可以向司法機關表達自己的意見，司法機關綜合分析切實的掌握公眾民意。最后可以建立一個中立的量刑咨詢機構。該機構可以由專家、學者以及公眾組成，將民眾對于量刑的基本態度反饋給司法機關，從而為司法機關分析和參考民意提供必要的條件。

(二)刑法解釋方法的反思

刑事解釋方法多種多樣，一般可以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而論理解釋又可分為擴張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等等。對于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而言，顯然論理解釋更為有效。所謂論理解釋就是指根據某一具體的案件，按照立法精神目的，從邏輯上對刑事法律條文進行解釋。論理解釋必須從現階段的社會發展需要出發，以合理的目的進行解釋。據此，我們可以發現，論理解釋強調的是刑法解釋的合社會性，合時代性。可以說這是和刑法解釋的公眾認同不謀而合的。所謂的合社會時代性就是要求刑法解釋符合當代大眾的民意。正因如此，論理解釋對刑法解釋公眾認同的實現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們甚至可以說當不同的刑法解釋得出不同的解釋結論或者無法得出妥當的結論時，論理解釋是最高標準。

［參考文獻］

［1］邱帥萍．刑法解釋研究述評［J］．臨沂大學學報，2011(05)．

作者：曹真 單位：西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