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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針對《“組合同化”說獻疑》一文的商榷意見，就考求詞語古義的某些原則和方法進行了討論。主要涉及如何確定語料中多義詞的使用意義、如何對待前人的隨文訓解和辭書釋義、如何確認詞義的引申和如何看待文獻詞語用例的年代及頻率等幾個方面。

【摘要題】漢語言文字學

【關鍵詞】詞義/考釋/引申/組合同化

【正文】

徐之明先生《“組合同化”說獻疑》(《古漢語研究》2001年3期，以下簡稱《獻疑》)從多個角度質疑拙文《組合同化：詞義衍生的一種途徑》(《中國語文》1999年2期)所舉12例證中的6個例證，讀后多有啟發。拙文旨在探討“組合同化”這種語言現象的性質、方向、原因、過程等問題，為減少枝蔓，對部分被“同化”詞的語義基礎、衍生出的相關義位及書證等的說明分析有所疏略，不意影響到論據的信度。蒙徐先生教正，今后當力求嚴謹詳盡，減少疏漏。然而筆者不能完全同意徐先生的意見。筆者認為，《獻疑》與拙文“引申”“同化”這類見仁見智的分歧，主要緣于考求詞語古義的原則方法有所不同。為此，恕不順次答辯徐先生的質疑，僅擬參酌徐先生的意見，就考求詞語古義的一些基本問題談幾點不成熟的意見。

一、如何確定語料中多義詞的使用意義

前代訓詁學家已充分認識到，不少詞語有多種意義，它們“依文為義”(《說文》“將”字段注)，在不同的語境中表現出不同的意義。因此，確定多義詞在古文獻中的具體意義時，一定要注意詞語依存的語境，在上下文的聯系中考求詞義。如果僅憑一兩個孤立的語句，很有可能將乙義誤會為甲義。例如，《獻疑》引4條書證，認為其中的“削”皆表“弱”義。然而聯系具體語境來看，這4個“削”都當指“[土地]被侵削”。先看《獻疑》例4：

《呂氏春秋·觀表》：“魏國從此削矣。”(高誘注：“削，弱也?！?這句話的前后文為：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于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仆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

從這段文字中可清楚地看到，吳起“魏國從此削矣”悲嘆的是魏西河之地將被秦國侵奪；“魏日以削”的結果是秦國的國土日益擴大。如果“削”義為“弱”的話，與“魏日以削”相對的下文應是“秦日益強”，而非“秦日益大”。因此，“削”指“[國土]被侵削”無疑。再看《獻疑》例3：

《荀子·王制》：“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p>

兩個分句中的“弱”“削”雖為互文，可聯系上文來看，它們并不是同義詞：

人之民日欲與我斗，吾民日不欲為我斗，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楊倞注：“守者，謂地也。守國以地為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

《獻疑》例3上文“弱”與“強”呼應，“削”則與“大”(國土廣大)呼應，“削”的對象是所守之地，知“削”義為[國土]被侵削，而非“弱”。

有時，我們不僅要聯系詞語的上下文考求詞義，甚至還要聯系文獻語言材料的社會歷史背景，在更為深廣的語境中求索詞義。例如《獻疑》例2“魯之削也滋甚”(《孟子·告子下》)的上下文為：

(淳于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于國也？”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自齊桓公即位以來，魯國在莊公、成公、昭公、定公、哀公等多個年代屢遭齊國攻伐，土地時被齊國侵割，至戰國魯繆公(前407—前377在位)前后，魯曾聯絡越、韓、魏等國，多次同齊國作戰，爭奪邊邑。雖時有得失，但總的形勢是失大于得。身為齊國大夫的淳于髡，當然熟知齊魯這段近前的歷史，他不無譏誚地問道：魯繆公重用包括孔子之孫子思在內的數位賢者，可“魯之削也滋甚”，賢者是否無益于國？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和說話人的身份，淳于髡注意的焦點當是魯國土地被侵削，而不是國力衰弱。故孟子以虞國為例，指出魯國如果不是用了賢者早就不復存在了，豈止是土地被侵削。對淳于髡這番話的意思，東漢趙岐曾作如此譯解：“……(子柳、子思)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于國家者，何用賢為？”亦可證“削”義為侵削，非為“弱”。

《獻疑》例1“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管子·中匡》)的語境是，齊桓公自認“甲兵既足”，欲借“誅大國之不道者”之名兼并諸侯，管仲告誡必先舉賢安民，增強國力。而后桓公又問起“古之亡國，其何失”，管仲列出三大弊端，指出有其一，就“足以削”，三者兼具，必然亡國。聯系春秋時期諸侯爭霸、大國兼并的歷史背景，文中前后照應的“削”“亡”當指土地被侵削，國家被兼并。

另外，《獻疑》誤認《戰國策·韓策一》“韓氏之兵非削弱也”中的“削弱”為述補結構，同樣是因為沒有聯系上下文。述補結構的“削弱”一般是及物性的，其后有對象賓語；如果其后未出現賓語，則表示主體“變弱”，是一個含變化義的動詞性成分。而上句下文為：

(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為秦禽，智為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明也。

“削弱”與“蒙愚”對應，表主體之常態，不含變化義，顯然是一個形容詞性成分，當是“削”受“弱”義同化后的同義連用。

再如《獻疑》認為“‘審’字表示‘審理’‘審查’(案件)之義上古已見”，其例證之二是：《韓非子·孤憤》：“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然通觀上下文，此“審”與獄訟審理并無關系：

……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

“審”的主語是“人主”，其義為“詳察”，“詳究”，是由本義“詳細”發展出來的引申義。二句意謂人主不憑功業勞績確認人臣的智能德行，不通過綜合比較、多方驗證的方法詳察人臣的罪行過失。

二、如何對待前人的隨文訓解和辭書釋義

我國傳統訓詁學產生很早，至遲從漢代開始，隨文注疏和輯錄訓詁材料編纂通釋字義、詞義的辭書一直是歷代訓詁學家的兩大要務。留傳至今的數量巨大的注疏和辭書為我們考求詞語古義提供了豐富而有價值的訓詁材料。但是，由于方法欠科學和資料有限，前人的隨文訓解和辭書釋義都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在考求詞語古義時，既不能墨守成訓，也不能盲從辭書釋義。一定要核驗原文，具體分析詞語在特定上下文中的意義。否則，可能會曲解詞義，以訛傳訛。例如《獻疑》之所以認為《呂氏春秋·觀表》“魏國從此削矣”中的“削”表“弱”義，大概主要是因為誤信高誘“削，弱也”之訓。

與前代訓詁材料相比，現代字典詞典、特別是規模較大的字典詞典的使用價值和準確性大有提高，但盡管如此，依然或多或少地存在釋義欠妥、書證與義項不合等問題，因此，使用現代字典詞典仍然要審慎。特別是當字詞典釋義與前人訓解相抵牾時，要認真分析比較，擇善而從。如果簡單地照搬字詞典釋義，很有可能不得確詁。例如《獻疑》誤認《孟子·告子》“魯之削也滋甚”之“削”表“弱”義，或許是受《漢語大字典》“減少，貧弱”義項下引此句書證的影響，而未注意趙岐切合語境的確當譯解。又如《獻疑》認為“‘審’字表示‘審理’‘審查’(案件)之義上古已見”的例證之二是：《尚書·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逼湟罁恰芭_灣三民書局《大詞典》于‘審’字的第八個義項釋曰：‘鞠訊，訊問。’并引此書證?！敝灰约恿粢?，就會看到將“審”解為“審理”“審查”(案件)句意難通，因為“審”后的“克”怎么講？沒有著落。清人對“審克”之“克”早有考證。“審克”在《尚書·呂刑》中出現4次。首次出現的語句是：“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孫星衍疏：“克與核聲相近……或今文‘克’作‘核’也?！?《漢書·刑法志》正引作“核”。)王念孫父子也曾指出“克”或通“核”?！豆茏印て叱计咧鳌罚骸皵党鲋胤?，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為止?！蓖跄顚O《讀書雜志·管子九》：“引之曰：‘克’讀為‘核’，不克其罪，謂不核其罪之虛實也?！泵髁恕翱恕蓖ā昂恕?，就自然會看清臺灣三民書局《大詞典》釋義有誤，“審”實為形容詞，意思是“詳細”，“審克”指詳細地核察。

三、如何確認詞義的引申

蔣紹愚先生指出：“引申是基于聯想作用而產生的一種詞義發展。甲義引申為乙義，兩個意義之間必然有某種聯系，或者說意義有相關的部分。從義素分析的角度來說，就是甲乙兩義的義素必然有共同的部分。一個詞的某一義位的若干義素，在發展過程中保留了一部分，又改變了一部分(或增，或減，或變化)，就引申出一個新的義位，或構成一個新詞。”詞義引申最重要的特點是新義與舊義有聯系。因此，在確認詞義引申時，一定要注意不同義位之間是否真有聯系，最好的辦法是借鑒義素分析法，弄清不同義位之間的共同義素以及增加、減少或變異的義素。蔣紹愚先生對“信”之引申義及其序列的描寫分析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范例。[1][p71]而《獻疑》在認定詞義引申時，未從義位構成的角度比較分析，多以推理的形式斷言某義由某義引申而來，這類推論往往令人難以置信。例如，《獻疑》曰：“既然‘息’的本義是喘息、呼吸，而人之呼吸有消有長，順理成章地可以引申出止息與增長這一對相對立的義位系統?！薄叭酥粑邢虚L”，究竟是呼氣為“消”、吸氣為“長”，還是吸氣為“消”、呼氣為“長”，很難理解。假如先民真能由呼吸聯想到“消”“長”的話，由呼吸義引申出來的應是“消減”與“增長”(或“消亡”與“生長”)兩個義位，而不應該是“止息”與“增長”，因為“止息”與“運動”相對立，并不與“增長”相對立。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對有些新義與舊義不便從義位構成的角度進行比較分析，比如過于抽象的意義，由因果引申而來的意義等。對于這類意義之間的關聯，可以進行推測。但是，只有推測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其他詞語的詞義系統中或同族詞之間尋找相類的語義關聯，用以證實所推測的語義關聯是真性的語義關聯。這種類比驗證的方法前代訓詁學家已有所使用。例如《廣雅·釋詁一》“取也”條王念孫疏證：“取之義近于聚。聚、取聲又相近。故聚謂之收，亦謂之斂，亦謂之集，亦謂之府；取謂之府，亦謂之集，亦謂之斂，亦謂之收。取謂之捋，猶聚謂之裒也；取謂之掇，猶聚謂之綴也；取謂之捃，猶聚謂之群也?！睘榱俗C實“取”“聚”二義的關聯和“取”“聚”的同族關系，王氏拿出充分的證據：“收”“斂”“集”“府”4個多義詞的詞義系統中都有“取”“聚”二義，聲音相近的3組同族詞“捋—裒”“掇—綴”“捃—群”都呈現“取—聚”語義關聯。有了這樣的類比驗證，“取”“聚”二義的聯系令人確信不疑。如果找不到證據證實所推測的語義關聯，則不應輕易確認某義是某義的引申義。例如《獻疑》認為“息”的喘息、呼吸義雙向引申出“止息”與“增長”二義，可其他有呼吸義的詞并無相類的引申或分化，例如《說文》“嘽，喘息也”，“鼾，臥息也”，“呼，外息也”，“吸，內息也”，《爾雅·釋詁下》“呬，息也”，“嘽”“鼾”“呼”“吸”“呬”等有呼吸義的詞皆未見有“止息”“增長”引申義，或孳生出表“止息”“增長”義的新詞。因此，《獻疑》擬測的“息”的引申方向不能不令人懷疑。

《獻疑》還否認“削”的“弱”義、“習”的“學”義、“審”的“審問”義、“覺”的“睡眠”義來自組合同化，認為是來自詞義引申。其推論同樣都缺乏驗證。例如《獻疑》認為“削割、分割勢必會導致弱小的結果”，并引《戰國策·齊策一》“夫齊削地封田嬰，是其所弱也”為證，可是與句中之“削”意義和用法完全相同的還有“割”和“裂”：《管子·揆度》“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晏子春秋·問上》“裂地而封之”，“割”“裂”為什么沒引申出“弱”或“削弱”義，為什么只有“削”引申出“弱”義？我們不能不考慮與“削”連用并經常與“削”在上下文中對舉的“弱”對“削”義發展的影響。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削”衍生出“弱”義，除了受“弱”的同化外，也有其自身的語義基礎。那就是，“削”的詞源義為“小”；[2]侵削義的“削”的主語常為受事，而“割”“裂”的主語則為施事。又如《獻疑》指出：“‘習’的本義可解作‘數飛’，但古代的基本常義乃復習，練習。……這種復習與練習也是一種重復學習的過程。故而由此引申出‘學’義來，亦是合乎語義邏輯的。”我們承認“復習、練習”與“學習”二義相關，問題在于，如果排除“鷹乃學習”這一具體語境的影響，“數飛”義怎么能發展出復習、練習義？“數飛”只是一個反復進行的動作，一只嫻于飛翔的老鷹也可以出于某種原因頻頻起飛，而這與復習、練習無關。正如《說文》訓為“數諫也”之“誎”、“開闔目數搖也”之“瞚(瞬)”，都表反復進行的動作，可都未引申出復習、練習義。再如《獻疑》說“‘審’有‘審問’義，‘覺’有睡眠義”“可以從引申途徑上找到答案”。如果否認“問”對“審”的同化，“睡”對“覺”的同化，很難解釋這樣的問題：為什么同樣有詳細義的“悉”“詳”等詞沒有引申出“審問”義，單單是“審”引申出審問義？為什么表醒義的“覺”引申出的不是“醒來的次數”，而是“睡眠的次數”？

四、如何看待文獻詞語用例的年代和頻率

文獻詞語用例的年代和頻率是探索詞義歷時衍化的兩個重要指標。一般說來，年代在后的詞義當由年代在前的詞義發展而來；使用頻率高的詞義當是詞的固定意義，使用頻率低的詞義不一定是詞的固定意義，有可能出自個人的言語行為或詞的臨時用法。但是，如果對文獻詞語用例的年代和頻率的認識僅止于此是很不夠的，因為有很多復雜的情況使我們不能過于機械地用一般的年代和詞頻標準去衡量舊義新義、固定義臨時義等。比如，對于中古和近古漢語詞匯研究來說，文獻詞語用例的年代是至關重要的。假如中古以后的語料中出現了此前未見的詞或詞義，一般可確認其為新詞或新義?？墒牵瑢ο惹卦~匯研究來說，則不宜僅依憑所謂“成書年代”來斷定詞語或詞義之先后。因為先秦語料所呈現的詞義系統是原始漢語至先秦漢語詞義發展的產物，由于語料數量非常有限，很難據此甄別一詞之數義孰先孰后；況且先秦經部、史部、子部各種典籍極少純粹出自個人手筆，多經他人陸續輯錄、補充或潤飾，并不僅僅反映成書時代的語言狀況。例如“成書年代不會早于戰國末年”的《戰國策》中未必沒有戰國初期說客辯士的“原版”性說辭，而“戰國中期的文獻”《商君書》或許多有商鞅后學的著述和加工，因此，《獻疑》不必因拙文《同化》“削弱”組合引《戰國策》書證，“削”表“弱”義引《商君書》書證而懷疑“削←弱”同化。另外，《獻疑》稱其“詳細地檢索了先秦十余種較為常見的典籍，如《詩經》、《尚書》、《易經》、《左傳》、《論語》、《墨子》、《孟子》、《荀子》、《禮記》、《商君書》、《莊子》、《呂氏春秋》以及《韓非子》等，均未見到無論任何一種結構的‘削弱’組合體”。從這段話來看，《獻疑》似對拙文并列式被同化詞與同化詞之間的組合關系有一點誤會，即組合關系只表現為連用。其實并列式組合關系還包括在結構對稱的語句中被同化詞與同化詞的對舉，例如拙文在“盜賊”條下就列舉了兩條對舉式組合的書證。實際上，先秦文獻中“削”“弱”對舉式組合不乏其例，例如《獻疑》所引《荀子·王制》“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另如《韓非子·飾邪》“兵弱而地削”等。意義原本不同的詞如果在上下文中高頻度地對舉共現，也有可能導致語言社團逐漸模糊其間的意義差別，從而把一詞的意義類推到另一個詞。

對于詞或詞義在文獻語言中出現頻率的高低同樣不能一概而論，因為詞有基本詞匯與一般詞匯之分，詞義有常用義與非常用義之別，不能要求不同類別的詞或詞義的書證都要達到某一具體的數目，也不能因某詞某義出現次數少就認定其為“個人行為”。例如《獻疑》曰：“據我們考察，述賓結構的‘學習’組合在古代文獻中極為罕見。在窮盡式地檢索了先秦十余種常見文獻后，皆未再發現述賓結構的‘學習’。這應當可以說明，述賓結構的‘學習’組合連用屬于個人行為的偶然使用，所以不太可能形成語義類推，自然不可能實現為社會所接受的組合同化?！蔽覀兂姓J述賓結構的“學習”古文獻中極為罕見，但這是可以理解的。首先，“[雛鷹]學飛”本身就是一個低頻詞組，假使在現代漢語大型語料庫中檢索這個詞組，同樣會感到難以尋覓。其次，先秦語料的內容多集中于政治倫理、國之大事，難以涉及“[雛鷹]學飛”這樣的話題。但是，即便先秦語料中述賓結構的“學習”僅此一例，也不能輕易斷言其使用為“個人行為”。因為“鷹乃學習”出自《禮記·月令》?！抖Y記·月令》成書于戰國時代，以夏歷一年12個月為序，分別記述各月的物候、氣象、天象和重要政事、農事活動等等。其中“鷹乃學習”這類物候記載當是先民多年甚至數代精細的物候觀測的結果。猶如現代北方民間“九九歌”中“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開，八九雁來”這類物候描述婦孺皆知，“鷹乃學習”在當時應有廣泛的口語基礎。

《獻疑》還質疑了拙文“蠶←食”組合同化實例，對此，筆者有三點不同意見：其一，《獻疑》認為“‘蠶’字并未產生‘侵蝕’義的新義位，它不過是詞義的臨時用法。”筆者認為，“侵蝕”義應當視為“蠶”之固定義，理由是：(1)“蠶”之侵蝕義又引申出新義，指侵蝕民生的貪官污吏。例如唐劉蛻《憫禱辭》：“吏不政兮，胥為民蠶?！?2)“蠶”經常在“侵蝕”義位上與“漁”“蠹”等詞同義連用，例如《全隋文·盧思道〈為隋檄陳文〉》：“守宰蠶漁，子弟荒暴?！薄缎略贰ち袀鞯谌か晜鳌罚骸靶Q蠹國財，暗行分用?！逼涠东I疑》認為“蠶”有“侵蝕”義屬修辭上的臨時借代，并征引了蔣紹愚先生對“借代”與“引申”的區分。大概《獻疑》忽略了一個重要問題，借代辭格中的被代者應是事物或人，蔣先生所舉“堅”代“堅車”、“木”代“棺材”、“帆”代“船”皆如此，[1][p89]未聞有以表事物的名詞(蠶)去代替一個動詞(侵蝕)這樣的借代類型。其三，《獻疑》分析拙文所引“蠶于民生”這句話“之所以不便說成‘蠶食于民生’，原因大概有二：其一，因該文的句式基本為四字句”，“出于行文的句式整齊，只能將‘蠶食于民生’緊縮為‘蠶于民生’?！薄捌涠粽f成‘食于民生’，則無以生動形象地表達漸漸侵蝕之狀。”筆者不得不提醒徐先生，如果是出于句式整齊的需求，現成的表達應是“蠶食民生”，因為“蠶食”本來就是一個可與賓語直接組合的及物性動詞，“蠶于民生”何需由及物動詞與賓語之間生加一個介詞這樣的病句簡縮而來？

【參考文獻】

[1]蔣紹愚.古漢語詞匯綱要[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2]王寧.漢語詞源的探求與闡釋[J].中國社會科學，19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