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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書院的學生管理，以行為管理為表，以心本管理為里。管理內容上既有關于知識掌握方面的要求，又有道德養成方面的要求。招生上承擔著教化大眾和培育精英的雙重責任。學生自理自治并參與書院的管理，教師的訓導和榜樣作用又將管理置于其引導之下。書院有內部的整套管理制度，但并非完全獨立，而是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預。書院的學生管理，就是在上述兩兩相對力量中取得平衡，這種管理的特點給予當前高校的學生管理工作以啟示。

［關鍵詞］書院；學生管理；平衡

Abstract:Asfor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inAncientAcademies,thebehavioradministrationisitssurfaceandthemindadministrationisitsbasic.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inAncientAcademiesfocusedonstudentsmasteringknowledgeandformingmorality.AncientAcademiesundertookdoubletask,massandelite,inenrollment.Intheadministrationofstudents,theself-controlofstudentswastogetherwiththeguidanceofteachers,theautonomyofAncientAcademieswastogetherwiththeinterveneofgovernment.ThebalancedcharacteristicsinAncientAcademiescanenlightenthereformationofadministrationofstudents

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Keywords:AncientAcademy;administrationofstudents;balance

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不斷涌現出新的問題。學生越來越以消費者的身份出現，以往集中統一的管理模式顯示出對現實狀況的不適應，然而，倘若給與學生太多自由，學校管理又從根本上無法進行。另外，在高校的學生管理中，我們是著眼于長遠的道德內心管理，還是規范行為以取得管理效率？智育和德育何者需在管理中優先處理？招生是面向精英還是考慮大眾？放權于學生還是著重教師引導？如此等等，皆似兩難選擇。歷史常能引發我們很多的思考，給予我們啟示。我國古代書院之所以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與其管理制度獨具特色是分不開的，書院的學生管理在各種兩難中如何平衡，是本文旨在探討的問題。

一、心本管理與行為管理

我們所能夠用來分析書院的學生管理的資料主要是學規。書院學規告知學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其表象是對學生進行行為管理，如朱熹的門人程端蒙和其友人董銖根據《白鹿洞書院揭示》制訂的《學則》，人稱《程董二先生學則》，就對學生的禮儀、居處、行走、言語、衣著、飲食、讀書寫字、待人接物等方面有明確規定。但若將書院的學生管理與官學比較，就能發現，書院的行為管理不同于官學。宋朝太學規定了在學的時間，根據田況《儒林公議》的描述，是“然向學者少，無法利以勸之”。因此“乞立聽書日限”，于是“來者日眾”［1］。熙寧興學期間，規定太學聽讀日限為一年：“太學條制，本學生徒須在學聽讀一年，方許于太學應舉。”為加強對學生的管理，太學頒定了五等罰規，對學生的不良行為進行懲罰。其中第一等為“謗訕朝政”，由此在政治上加強對學生的控制。太學考試制度嚴格，舍試由朝廷派專官主持，防止學官徇私舞弊。

可見，官學的學生管理著眼于限制、責罰，而書院的學生管理強調的是導向。兩種管理觀念源于不同的人性假設，官學的管理顯然假設學生在得到教化之前是不好學的、功利的，需要嚴格控制甚至懲罰，書院則是提出要求，希望學生以高標準來對照自己言行，來嚴格要求自己，自責其身。因此，可以說，書院的管理，雖然也有各種規章來實現行為管理，但其本質上是一種心本管理。這種管理不過分強調學校管理制度對學生的約束，而是積極把握學生的心理需求，致力于培育學生奮發進取的精神世界，增強他們的內趨力，激活潛能，以使他們自主發展。

書院的學生管理以心本管理為特征，從許多書院制定的規則、山長們對學生的管理言論可以窺見。主講南岳集賢書院長達九年的文瑞成，嘗撰“立德、立功、立言，史是之謂不朽；希賢、希圣、希天，人皆可以為之”聯以勵士。教人以“強恕”而“求放心”，每命生徒“晨起禮圣”，“住香靜坐”，“待心歸腔”后再讀書。常言“讀圣賢書，不徒為科名起見，須見得句句是切實教我為人處”［2］。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修身的要點有四條：“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包括了言論規范、行為態度，心理活動、道德修養這一系列從行動到內心的全部要求。對處事，朱熹繼承董仲舒的格言，要求做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是書院心本管理的典型代表。

二、智育規范與道德養成

高層次的書院是古代的高等學府，是培養高級人才、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讓學生習得高深知識是書院的辦學宗旨，與此同時書院又承擔了培養科舉人才的任務，因此，書院要求學生掌握知識，但是，書院又不是因科舉而產生和存在的，所以書院在學生的培養中也非常重視道德教育。從上所述，書院管理學生，是從學生的“心”來進行管理的，那么管理必然重視道德的教化。這樣，書院的學生管理就既有關于知識掌握方面的要求，又有道德養成方面的要求。

岳麓書院學規有這樣的十八條：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日講經書三起；日看綱目數項；通曉時務物理；參讀古文詩賦；讀書必須過筆；會課按刻蚤完；夜讀仍戒晏起；疑誤定要力爭。前十條是道德修養，后八條是學習態度和方法，前者規范的是德育，后者規范的是智育。德育從條目數量、位置看是居于主要地位的，將孝、忠、廉、節等道德規范納入學規，將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與理學教育所倡導的道德規范融為一體。而關于學習的條文，雖是以學習態度和方法為主，但也是對學生如何做人、如何處世的生動的品格教育。

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同樣也反映了學生管理上二者的結合，首先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義”的五教，作為明確人倫關系的準則，緊接著是以此為基礎的關于為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前四者屬于知識傳授范圍，最后一項“篤行”屬于實踐。然后才是關于修身、處事、接物的規則。

整理明代書院的學生管理資料，從其內容上印證了學生管理將智育規范與道德養成結合，而又以道德養成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特征。如王陽明的《教條示龍場諸生》，其條文有“立志、勤學、改過、責善”；蕭良干的《稽山會約》有“立真志、用實功、滌舊習”；查鐸的《水西會約》有“立真志、用實功、銷舊習、求益友”；蕭繼忠的《問津書院學規》有“德行、宗旨、經濟、制舉、識議、規勸”；方世敏的《瀛山書院學規》有“格致、立志、慎修、戒傲、安貧、會文、尊注、通務、知命、惜陰”［3］(P408)。清代曾為肇慶端溪書院和廣雅書院山長的朱一新，教育生徒強調居敬窮理。嘗謂“進德之要在居敬，修業之要在窮理”。而“窮理必兼學問思辨。學問者，格致之事；思辨者，由致知以幾于誠正。之博而返約則居敬尤要”。反映了書院管理者對智育與德育結合的深刻理解［2］(P395)。

三、教化大眾與培育精英

招生是學生管理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從生源看，書院承擔著教化大眾和培育精英的雙重責任。書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學性質，繼承了孔子時代私學“有教無類”的重要特征。書院自創辦之始，就向下層社會開放，招收平民子弟，學生不受身份和地域限制。據文昌書院記：“凡越雋生童，不需一束，均得入院肄業，按月觀課。捐廉獎賞，作育人材，大公無類。更欲立書舍，給膏火，招徠來學，以廣栽培。爰豎倉廒于署內，著落經管于學齋。公私相關，非為旦夕計，為萬世計也。更詳慮周到，徒信廟祖，洼水易涸，復捐清廉三十金交學齋許詳齡等收管，并合前存公項銀十金，就于文昌宮借放生息，以預膏火及立書齋之舉，與夫有志上進能赴鄉會試津貼路襯。”［4］由此可見，書院不僅具有濃厚的平民色彩，而且對家境貧寒的子弟予以經濟上的優撫。清道光年間的安徽阜陽聚星書院，學額年取生員正課20名，副課20名，正課每名每月膏火錢1200文，副課500文。童生20名，正課每名每月膏火錢1

000文，副課500文。正副課生住院肄業者，每名每月另給小麥3斗。每月官課1次，山長課3次［2］(P91)。

書院這種教化大眾的特征，與官學形成鮮明對比。歷來官學都以官家子弟作為培養對象，因為官學開辦的目的是為統治階級培養和輸送人才，是為貴族和管家服務的，將廣大平民子弟排除在外。唐代中央官學有六學二館，對入學對象的身份作了具體限定：國子學收三品以上的官員子弟，太學是五品以上，四門學要求以勛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律學、書學、算學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而其中的庶人則非一般，而是要在有特殊專長的同時由州、縣長官舉薦。

但值得注意的是，書院的教化大眾，并非對學生毫無要求，只是這種要求體現在學生的學業興趣而非身份上。有些著名的書院則擇優選生入學。如白鹿洞書院只收舉人入學，朱熹寫有《招舉人入書院狀》。明代萬歷甲申潘志伊作《興復書院記》，說：“陽明子云：書院之建，譬如于軍伍中擇其精銳者分別為一營耳。”在白鹿洞洞學榜（羅輅）中，關于擇生徒，是這樣說的：“訪聞近年邪正賢否，漫無去取，中間誠心向學者固有，或恣意游觀，興盡而返；或設心規避，假此為名，不惟繼前修者寥寥無聞，而行檢大壞往往為洞學之玷，以致有志之士不屑而去。自今凡奉公移來者，慎于所選，從游之后，洞師驗與衎可拒者則拒之，上司不必撓其權。其四方有志之士，聽其肄業。”［5］所以，很多書院的招生仍然是有選擇的，不過所擇者為學問意義上的而非政治意義上的社會精英，這使書院成為培育學術精英的場所。正如朱熹所說“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學而不屑于課試之業者居之”。

后來在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開學時的演說詞中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6］其中國文化傳統方面的思想淵源，大抵與此相關。

四、自我管理與教師引導

書院管理制度中，學生自理自治并參與書院的管理乃至教學工作，是一個突出的特點，使書院的學生管理呈現自我管理的特色。與私學一樣，書院只有一位明確的主持人。其名稱有洞主、山長、堂長、院長等，主持人往往是學派宗師，講學釋難為主要職責，而管理實為兼領。有些規模較大的書院，雖增設副講、管干、典謁等職，但專職人員極為有限，往往由書院學生輪流分任，相較于官學，書院冗員極少，有吸收學生參與管理的特點，或稱“高足弟子代管制”。制訂一套共同遵守的學規，利用其進行自我約束、自我教育。

學長有時在有的書院即學生首領，管干、司計、掌祠、掌書、典謁、司錄、經長等多在肄業生中擇優選拔，這些擔任職事的學生被稱作“職事生員”，取類似職務津貼的“貼食錢”、“辛資”等費用。學生自治中最主要、設置最多的職事是齋長。齋長一般從住院生徒中選擇品行端正、老成持重、學業優秀者擔任。任期不限，根據工作好壞而定。其職責主要是稽察考勤、勸善規過、辨疑析難，同時還幫助管理財產、圖書、協辦考試事務、發放膏火獎資，甚至稽核齋夫、役等員工，實為書院的行政管理人員。另有司糾，類似今天的學生寢室長，掌稽察生徒善過，擇老成者擔任。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開封明道書院助講兼監院楊仲唐訂《明道書院學則》：“每齋或四人或五人，必擇老成持重者一人為司糾，稽察一齋諸友之善過而登記之，己之善過又賴同齋諸生糾察之，以備齋房不在一院，恐監院、齋長不能遍及也。”［7］

書院教師的訓導和榜樣作用，深深影響著生徒的治學態度和學習方法，將生徒的自我管理又置于教師的引導之下。教師闡發經義、啟發誘導，以及督促檢查。尤其歷任山長，一般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及對于教育的獨到見解。書院于南宋確立管理制度，施行山長負責制，山長主持教務，每月三次課試及逢一、三、六、八日，講課時到院。山長等核心成員的學術水平、道德水準可以決定書院的興廢盛衰。如在學習方法上，朱熹提出的“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志”被稱為“朱子讀書法”，是歷代書院普遍遵守的法則。

書院十分重視學術講演，其形式有“升堂講說”、“學術會講”等。書院大師除了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外，還十分重視不同學術觀點的論辯交流。明代后期的顧憲成、高攀龍就特別制訂了書院會講制度、規定：“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并訂有“會約”、“會規”，以道義相磋磨，學術相珍重。朱熹認為，除集體講演外，書院老師的職責就是指導學生自修讀書。書院體現鮮明的門戶開放精神，如果有著名學者講學，其他書院的師生都可以聽講求教，書院還設專人接待。這樣，教師通過學術闡發、議論和與生徒交流，始終在思想上起著對生徒的導引作用。

五、書院內部管理與政府行政干預

書院都有自己的一整套獨立的學規、學約或戒條等，對外完全門戶開放，允許學生自由入學、自由擇師，甚至中途易師。學規、學約各書院不一，是辦學的指導思想，又是內部學生管理的具體體現，許多條文是學生的言行準則，相當于學生守則。如在《麗江書院學約》中就有關于退學的規定，屬于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以懲罰，令其退學：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娶；宗族訟財；侵擾公私；喧噪場屋；游蕩不檢。從這些方面看，書院的學生管理以書院的內部管理為主，較少受官方影響。

但是，書院在學生管理上還以一種間接的方式與政府相連接，其中的紐帶就是學規。學規雖然反映了書院學生管理的自治性質，但學規的制定者卻有不少與官方有關，這種密切關系因山長被賜予官職而在宋代已出現了，如岳麓書院的首任山長周式，因“學行兼善，尤以行義著稱”，而受到宋真宗皇帝召見，授官國子監主簿。到南宋中后期，書院山長一職漸由吏部差授。元朝時，山長要經禮部或行省及宣慰司任命與備案。及至明朝，書院的官學化傾向日益濃厚，學規不少就由現任官員制定，或由現任官員委托人制定。根據李國鈞、王炳照對隨機找到的一些明代書院和講會規約的統計，直接由官員制定的學規占了一半。如《白鹿洞洞學榜》制定者羅輅、《白鷺洲書院禁約》和《白鷺洲書院館例》制定者汪可受、《稽山會約》制定者蕭良干是知府，《洞學十戒》制定者高賁亨、《規示書院諸生八事》制定者李齡是提學，《赤山會約》制定者蕭雍、《水西會條》制定者查鐸是副使，《百泉書院學約》制定者聶良杞、《虞山書院學道堂堂規》制定者耿橘是知縣等［3］(P406-407)。

書院在生徒出路安置、生員定額、考核等處有諸多仿效官學之處，反應出非完全獨立的特征。首先是政府給書院的學生以仕途的出路，將學生管理與官場緊緊聯系起來。在元代，政府指示：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薦之，臺憲考核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然后，書院與官學一樣普遍實行生員定額，也就是嚴格的計劃招生，與官學不同的是還有不屬于定額范圍內的旁聽生，但他們不能享受膏火等待遇。最后，考核嚴格并出現對中央官學“三舍法”的效法。湖南的“潭州三學”，學生按照考試積分多少，分別進入岳麓書院、湘西書院、州學三個不同等級的學校。

到了明代，干脆將對學生的行為和學業管理納入提學或當地政府的責任范圍，學生管理接受提學官的統一監督。如鄭廷鵠在嘉靖三十一年給洞主崔柏的公函中，規定主洞官每季必須將書院中的有關情況匯報提學，匯報的具體內容就是白鹿洞書院的學生管理，包括洞中生徒請假和曠課情況、學習進度和成績、官府供應分配給生徒情況等。

書院是一種兼有官學和私學性質的教育機構，其于學生的管理，也體現出在“官味”和自由之間平衡的特色。正是這種在內心管理和規范行為之間的、在智育和德育之間的、在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在放權于學生和教師引導之間的、在自我管理和行政干預之間的配合與平衡這種特色，使得書院發展因得到政府支持而歷久彌堅，也使得書院形成與官學不同的管理體系。因此，如何在管理中達成平衡，是當前我們的學生管理應深入思考的問題。

［參考文獻］

［1］田況.儒林公議［EB／OL］．

［2］季嘯風.中國書院辭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376．

［3］李國鈞、王炳照.中國教育制度通史［M］.第四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

［4］四川《越嶲廳志》卷一，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5］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十，清康熙五十七年順德堂藏版．

［6］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A］．楊東平.大學精神［M］．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221-222.

［7］陳谷嘉、鄧洪波.中國書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04－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