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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慈明亮

王瑤先生的一句話，竟被他辯得言之鑿鑿，并且樂在其中4，真是思維敏捷的性情中人。可惜收在集中的論文里，我很難聽到這種笑聲。這使我盡量搜集他發表過的文章，發現他前竟然有些風格清新的論文，讓人讀得喜不自禁。不能怪我，魯迅先生的《社戲》里的孩子都喜歡看鐵背老生翻跟頭，不喜歡聽老旦做報告。偏偏樊駿先生1957年發表的《談談〈社戲〉》有我喜歡的內容，不妨引用一番：每當我們閱讀《社戲》，首先是被它的生動有趣的描寫所抓住。就拿關于看戲的那些描寫來說吧：作品中的“我”是一個暫時從“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枯燥乏味的書本中解放出來、為充滿各種新奇娛樂的田野生活所吸引的小孩子，他正沉浸在小伙件們溫暖的友情中。他非常想去看社戲，可是因為借不到船，去不成，把他急得連東西也吃不下去。

大家說服了“我”的外祖母和母親，“我們立刻一哄的出了門”。“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輕松了，身體也似乎舒展到說不出的大”。但是，好不容易才看到的戲并不精彩，鐵頭老生沒有翻筋斗，也沒有看到蛇精和老虎，更倒霉的是大家都討厭的老旦竟然坐在臺上唱個沒完。在這些描寫中，魯迅不光是交待了一下故事的過程，而是把我們真正帶進了一個優美的境界，讓我們去觸摸孩子們天真無邪的心靈，在他們的喜怒哀樂、每一個細致的心理活動中去感受洋溢其中的淳樸誠摯的感情、善良的愿望、天真的思想和樂觀進取的精神。這就給這些平淡的事件涂上了神奇的色彩，使整個畫面彌漫了和諧歡樂的氣氛。5我以為這段文本分析文字才是我喜歡的那位樊駿先生：毫不費力就抓住情節的特點——曲折婉轉，一個困難剛解決，另一個困難就涌上來；這些困難及其紓解又是在小孩子心理層面來刻畫完成的，大人本難體味，難得魯迅先生寫得好，樊駿先生也看得清。更難得的是他對故事氛圍的把握，“平淡的事件涂上了神奇的色彩”，正如小說結尾所說，“真的，一直到現在，我實在再沒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羅漢豆的味道能有多少差別，但摻進那時的感情，味道便完全不一樣了，這的確是神來之筆。這種情形讓人聯想起魯迅在《朝花夕拾》“小引”里所說的，“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后來，我在久別之后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他們也許要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樊駿先生這樣既體察入微，又能給人以啟發的批評，正是我最喜歡的批評文章風格。這篇文章的整個第一部分寫得很好，是我見到的最妙的《社戲》評論之一。但到了第二三部分，扯上思想性，便又讓人讀不下去。比如寫勞動農民的樂觀主義精神，舉了少年閏土的例子，卻忘了成年閏土“大約只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把希望寄托在神鬼上，討要燭臺，有什么“樂觀主義”可言？1960年他又發表了《〈社戲〉的若干特色》6，可見真是喜歡這篇小說，然而這一稿把第一部分完全略去，沒有了讓人喜悅的細讀，讓人倍感失落。那位有趣又能體察人心的樊駿哪里去了？樊駿先生極少寫文章談自己，這或許是大家看到他的公眾形象而難見他的內心、情趣、喜好的一個原因。他在《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前言里斷斷續續談到點自己的學術生涯，讓人覺得好不過癮，而且這篇前言也沒有收錄到《論集》里。另一方面，他又作為善于讀出別人文章好處的解人，推薦各樣風格的后起之秀，他自己的特點反而不易察覺。不過，我們也能夠通過他對某類問題的持續關注，感受到他特有的學術視點。不妨從書中引一段他談陳瘦竹先生的小故事吧：他深感“中國研究界最缺少的正是藝術感受與藝術分析”。為此，在培養學生時，也總是明確地把藝術感受力如何作為一條重要的標準。他看重“藝術感受比較好”的學生。當重新見到因故中斷文學研究工作、與自己又失去聯系二十余年的昔日的一位學生時，他最關心的也是這個方面。在讀了對方的近作以后，不勝欣喜的是“你的藝術敏感力沒有退化，頗能發現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你還能在詩歌研究上做一番事業”。他論人衡文的這一尺度是何等鮮明。7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喪失了藝術感受力，就像廚師喪失了嗅覺和味覺一樣恐怖，陳瘦竹先生怕得有理。這就難怪樊駿先生會特別留意文學史家的藝術感受力。比如寫到王瑤先生這方面的特點：“他關于作家作品的感悟與評點常常能一語中的，表現出敏銳的藝術感受、鑒賞、判斷能力，說明在文藝科學方面也有良好的素養，但在行文中很少展開發揮。”8王瑤先生既然不發揮，樊駿先生自無可引用，的確是一件讓人遺憾的事情。不過在寫唐弢先生“藝術感覺極好”一節，他就毫不客氣，將唐弢先生點評的精妙之筆一網打盡，這里僅選一節為例：對于四十年代的諷刺文學，他認為“以風格論，廢名的是苦澀雋永，諷刺在他手里像是一張引而不發的弓，（錢）鐘書則是辛辣犀利，恰如夏季陣雨，撲面打來，又像萬箭齊發，穿石而過，不過，鐘書愛用雙關語，他的辛辣犀利又自有其機智調皮的地方，在這點上，其效果和廢名相似，讀者于淋漓盡致中感到一陣痛快之后，仍然需要仔細地去思索，去回味”。呈現的又是兩位風格各異的諷刺作家。這樣的分析，說同中之異也好，談異中有同也好，都能抓住各人獨特的創作個性，連同一些微妙處奧妙處。

唐弢先生對錢鍾書先生風格的評價，從他后面的引文就知道是從《圍城》里唐曉芙望見方鴻漸淋雨一場得來。“她忙到窗口一望，果然鴻漸背馬路在斜對面人家的籬笆外站著，風里的雨線象水鞭子正側橫斜地抽他漠無反應的身體。”無論是“撲面打來”還是“穿石而過”，都強調了釋放的力量，倒也和錢先生欣賞詩的力量感隱然相通。樊駿先生似乎不愿喧賓奪主，說到“微妙處奧妙處”就不進一步談下去了。不妨舉兩個小例子佐證一下，比如《談中國詩》錢先生贊西洋詩，“你們的詩人狂起來可了不得！有拔木轉石的獸力（bruteforce）和驚天動地的神威（divinerage）”，贊其力量之大；蘇軾是中國詩人里的豪放派，《宋詩選注》里有“蘇軾的《百步洪》第一首里寫水波沖瀉的一段：‘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四句里七種形象，錯綜利落”，速度快，沖擊力也大，唐弢先生著眼點也似乎在此。王瑤先生的“一語中的”和唐弢先生用形象比喻來闡釋“微妙處奧妙處”，大多屬于印象批評的范疇，與樊駿先生常見的結合文本的細讀式批評方式不同，后者更適合非常細密的評論文章，盡可能排除印象批評給讀者帶來理解上的不確定性。這就不但要求批評者有藝術感受力，還要有很強的分析能力。我們可以在樊駿先生《試論荒煤晚年的散文》這篇近乎完美的批評論文中讀到這一點，容我再引吧：寫到趙丹晚年因為幾次大的拍攝計劃一一落空，在二十多年里沒有拍片而深感苦惱時，采用類似電影的手法，把一些鏡頭疊印在一起，取得強烈的藝術效果。當趙丹寫完《銀幕形象創造》書稿，作者開玩笑說“我看你索性改行當理論家算了”，文章著重表現趙丹的激烈反應：“一陣陰影掠過他的眉頭，他苦笑了一聲:‘我不演那些角色，我寫什么，’分別時他站在門口，流露出一種暗淡的悲傷的表情，望著我，激動地說:‘有人說我能寫能畫，可是，他們知道不知道我是一個演員？我真正的工作是演戲！’最后，簡直象是指責我似地大聲說道:‘你要記住，我是一個演員，我是一個演員’!”寫到這里，作者加上一句:“在這一剎那間，我發覺他那眼睛里閃現出一層淚光。”然后是對于這位一向以“愛熱鬧，談笑風生，性格很開朗”著稱的“樂觀主義者”內心深處“隱藏著痛苦和悲哀”的剖析，認為這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才有的最大的苦惱（《阿丹不死》）。這樣的寫法——這些畫面，連同這些感受和議論，共同地把一個渴望工作、渴望永不止息也永無止境的攀登的藝術家的形象，深深地烙印在讀者的腦際了。樊駿先生的《我們的學科：已經不再年輕，正在走向成熟》中談到了很多位他欣賞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可惜就不談他自己。但如果能對照他已發表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些隱含著他自己學術經歷的信息。比如他將文學研究里過去的武斷推論與現在的細膩說理作比較：“不同于過去常見的‘因為所以’式的，或者‘由此可見’式的簡單推斷，將結論強加于人，而是對原委細細道來，將問題分析得絲絲入扣。”18又比如吳福輝先生的導師王瑤先生稱贊他：“自覺地‘尋找自己’的努力：尋找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的角度與方法，以開拓自己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19這里面究竟藏著他怎樣的經歷，不妨讓我細細道來。1956年第8期發表了樊駿先生一篇有趣的文章《既然那么》20。一名苦惱的炊事員的入團申請被團組織退回來要求重寫，他就求助樊駿先生，原來是要他“痛陳革命家史”，而他7歲就解放了，早年的事情記不起也寫不出。組織委員總是跟他說：“既然是貧農出身，那么過去一定受過地主剝削。”要他一定具體寫出來，他怎么能具體的了？“我恍然大悟了。這個‘既然那么’的說法，立刻使我想到‘十五貫’中過于執當蘇戌娟一抬頭時所說的‘看她艷若桃李，豈能無人勾引？年正青春，怎會冷若冰霜？’那段話。我因此大聲地笑了出來。”——過于執是《十五貫》里的粗暴斷案的縣令，他的推斷是既然蘇戌娟年輕貌美，怎么會沒有奸情？這種推測的確搞笑，這也是我在尋找別一位樊駿先生樊駿先生發表的文章里第一次聽到他的笑聲。后來炊事員在加入團組織的會上，組織委員批評他的申請書寫得不好，要他好好再想想。“我自然很同情受了這樣的批評的那個炊事員，但也為這樣批評別人的那些人難過。因為他已經把自己的思想囚禁在一些最簡單的公式和邏輯中了。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已經發出了一個警號：這樣下去，不是使自己碰壁，就會傷害別人。”他并把這一話題引申到當時公式化的創作和批評中，并呼吁“應該把他們從開始僵化或已經僵化的思想中解放出來”。

我無意把樊駿先生說成一個思想解放的先知，實際上那時候只有26歲的他是個眼光獨到、頭腦敏銳卻對世事看得不那么透徹的青年人。1953年北大畢業后他順利進入文學研究所，“被作為學術領域里的‘哨兵’培養”21，“是少數幾個受到重視的青年”22，意氣風發、自信滿滿，看到社會上和文學界的僵化，忍不住出來說道一番。“1957年反右斗爭中受到嚴厲批判”23，不知道和這篇文章有無關聯。那位炊事員向他訴說自己幸福的社會主義新生活，也讓樊駿非常感慨，“這些有聲的和無聲的話，包含了多少真實的感受，又是何等親切地顯示了為日新月異的生活所驚醒、所鼓舞起來的一個年輕人為社會主義獻身精神！可是，這些美好的感情和思想，都被‘既然那么’的論調阻塞住了，按照它寫出來的，只能是一些毫無內容的空話”。其實，那時的樊駿也是“為日新月異的生活所驚醒、所鼓舞起來的一個年輕人”，有著“為社會主義獻身精神”。24但毋庸諱言，樊駿先生自己的一些文章里也滲入“過于執”的思維，讀得讓人心生傷感。我還不能清晰了解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25，到了新時期的時候，樊駿先生對自己的評價頗低，“我為人拘謹，做事多煩瑣習氣，常常猶豫不決，想問題寫文章也總是沒完沒了的反復和拖拉”26，文章里看不到他面對充滿悖論的世界而發出的自信滿滿的笑聲，跟50年代的“哨兵”形成何等鮮明的對比。他的“猶豫不決”，我想可能是一方面受“既然那么”的習氣拖累，另一方面又要警醒，內心的矛盾很難有平息的時候。新時期他明顯喜歡上了老舍先生的小說，這一定為他的內心提供了正能量。其實他倆的經歷有很多共同之處：都有一個階段接觸過基督教，又都熱愛文學，既有文藝的天分又機智幽默，卻人生經歷坎坷。我想，樊駿先生引用老舍的這段話，比別人更有一份沉重感：“我們每個人須負起兩個十字架為破壞、鏟除舊的惡習、積弊，與像大煙癮那樣有毒的文化，我們須預備犧牲，負起一架十字架。同時，因為創造新的社會與文化，我們也須準備犧牲。再負起一架十字架。”27或許正是這種“背負十字架”的犧牲精神，決定了他終將接受做學科評介的課題：他開始覺得自己不適合，“既無興趣又無內在的動力”，“躊躇猶豫”進而“堅決謝絕”甚至血壓升高，后來卻“被喚起了一種責任感”28而慨然接受，并一干就是不曾停歇。后世的人或許會疑惑為什么有人會壓抑甚至浪費自己的文藝天分，就如同我曾疑惑為什么老舍抗戰期間會去寫沒有多少文學價值的只為抗日宣傳的鼓子詞和相聲，他們隱藏在靈魂深處的“犧牲”精神，或許對此可做解釋。或許就是這樣，樊駿先生欣喜于在老舍先生的著作中“找到自己”，讓自己在犧牲之外，找到了一片精神棲息的草地。我們不妨把《老舍的“尋找”》讀解成樊駿先生對自己的尋找，“同一件事，有多少不同的說法和看法。我自己如何說，即我的風格。我自己如何看，即我的見解”。老舍先生對《茶館》的修改和對《春華秋實》的修改很能說明這一點，但前者老舍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包括善良者的掙扎與惡勢力的肆虐，由此反映出中下層群眾的苦難和幻滅”，他成功了；后者卻束縛在政治傾向和政策精神中出不來，十二易其稿，仍無法避免失敗的命運29。樊駿先生之見，的確發前人之未發，非常具有啟發性。他沒有將這一發現局限在文學創作領域，而是擴展到文學研究領域，他對王瑤先生的學術評價中，“尋找自己”是成為一名優秀的文學研究者的正確選擇：他認為“每個人如果能夠根據自己的精神素質和知識結構、思維特點和美學愛好等因素來選擇適合自己特點的研究對象、角度和方法，那就能夠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才智，從而獲得更好的成就”，并把根據自己的特長“開拓自己的前進的道路，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稱為“自覺地‘尋找自己’的努力”。成為文學史家，無疑是王瑤這種“尋找自己”的努力的產物；而且像下文所分析的那樣，是個正確的選擇。

我想，這是樊駿先生借對老舍先生和王瑤先生的經驗，對年輕的文學研究者的諄諄教導，這其中或許也隱含著他對自身尋找的特別深切的含義。有意思的是，樊駿先生也是一個愿意隱藏自己的人，他捐錢設立“王瑤學術獎”卻不欲讓人知道，消息走漏讓他“十分惱火”31。魏建先生是這樣記載這則“神話”的：2000年，一條信息在我的同行中不脛而走：有一位不讓透露姓名的人出資100萬元設立“王瑤學術獎”。我們都想知道這神秘人物是誰？很多人猜的是已故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王瑤教授的女兒。兩年后，樊駿先生的《認識老舍》以最高得票入選首屆“王瑤學術獎”候選論文名單。樊駿力辭不受，評委們卻堅持要評。在爭執的當口，某知情人說漏了嘴樊駿就是那出資人！在場的人震驚了！32樊駿先生就是這樣成為傳說中不要名不要利的“不要先生”（Mr.No），現在想象在評獎會場上樊駿先生著急地搖著頭晃著手說“不要，不要，不要把獎給我”，覺得他像孩子一般的純真。《認識老舍》是樊駿先生給予世人的重要禮物，在此不敢妄作評判，只想題名做一點小小的考據。錢鍾書先生在《〈周南詩詞選〉跋》中說到“識君者讀此集，必曰：‘其人信如其詩’；不識君者讀此集，必曰：‘其詩足見其人’”。我們不妨說，越了解他的為人，越能理解他的作品；越了解他的作品，越能感受他的為人，這也許是樊駿先生經常提及的“知人衡文”吧。作為受益于他“尋找自己”教誨的后輩，不憚以自己之喜好，從樊駿先生的之作中取一瓢飲，借閱讀《論集》來認識樊駿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