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譯解釋性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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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翻譯是外事工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同國家的語言都有其特有的文化現象,按照尤金·奈達的“對等反應”理論,解釋性翻譯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外事活動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
正如列寧所說:“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語言是人類特有的交流思想的媒介。在科技迅速發展和各國互相依賴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游離于世界之外,不與外界接觸。語言不同的國家和民族要進行交流必須借助于翻譯。翻譯成為國際交往的橋梁,尤其是在外交工作方面。
外交的主要任務是通過會議、會談、談判等方式處理國家關系,解決國際爭端和問題。與外國政府官員進行口頭或書面對話,是外交工作的主要手段。一定意義上說,譯員是領導人在外事活動中的“嘴巴”和“耳朵”。翻譯在外交工作中起著雙向轉換語言、消除語言障礙、傳遞信息的重要作用。自古“外交無小事”,翻譯水平的高低、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系到外事活動能否順利進行,關系到外交對話的效果。從某種意義上說,外交翻譯者既是譯員,又是外交官,既要懂政治,又要熟悉業務。外交語言是國家對外政策的體現,是一國政府對別國政府或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因此,外交翻譯必須遵守的首要準則是“忠實”——準確、全面、無遺漏地傳達國家領導人、外交部官員及有關人員的原話原意,幾乎沒有任何權利對源語進行修改。
但由于各國的政治、經濟制度、文化、歷史、宗教、風俗等各有特色,各國都有一些具有特色的語言,如果只是機械地逐字逐句譯成外文,而不進行必要的加工——作解釋性翻譯,會令外國人不知所云,甚至產生誤解?！敖涣髋c溝通是翻譯的總的目的和宗旨?！?許鈞《與阿埃瑟郎對談》)任何一個起不了交際作用的信息都是毫無用處的。一個稱職的譯員不是詞句轉換的“對號者”,而應是溝通思想的“搭橋人”。他應該懂得怎樣譯才能使讀者感到清晰易懂,喜聞樂見。為此,在無損基本原意的范圍內,補充外國人不懂的背景,加幾個字或最多加一兩句話,進行必要的解釋性翻譯對外交工作的順利進行是大有裨益的。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以來,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巨變,影響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語言文字作為信息、思想、觀念和情感交流的符號,隨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大量獨特詞匯的說法在外語中難以找到現成的詞匯來表達,譯好這類詞語對正確介紹中國的內、外政策及國內情況,使世界了解中國,極其重要。
所謂解釋性翻譯(或稱增譯、加譯)是根據兩種語言間不同語言習慣、表達方式,在翻譯時增添了一些短語或句子,旨在譯出源語作者感到理所當然,而目標語的對方卻不甚了解,甚至感到詫異的意義,是一種翻譯含有特殊文化意義的有效手段。對外翻譯中,需要進行“解釋性翻譯”的情況常出現在:
一、人名和地名
翻譯人名時,除極少數人,如、、鄧小平以及孔夫子、成吉思汗等這些在國際已人所共知的人之外,用漢語拼音拼寫后略加解釋決不多余。提到“秦始皇”,最好加上“公元前兩百年統一中國的第一個皇帝”(QingShihuang,thefirstemperorofchinawhounitedthecountryinthesecondcenturyB.C.);翻譯“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時,對“諸葛亮”稍加注釋: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wouldequalZhugeLiangthemastermind.當談及中國的某些地理名稱時,若不點明其某一特征,加以解釋,而只譯其名,結果等于不說。所以“嶺南地區”、“南京路”、“山東”分別譯作“Lingnan(Guangdong-Guangxi-HainanRegion)、“theNanjingRoad,themostfamousbusinessstreetinShanghai”和“ShandongineastChina”。
二、歷史事件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源源流長,能通曉中國歷史的外國人真是少之又少,所以在外事翻譯中,譯者對我國歷史上的大事加以解釋,指明其發生的時間及意義,更能增進雙方彼此間的了解。如“辛亥革命”是“1911年推翻最后一個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the1911RevolutionthatoverthrewthalastmonarchofChina);“建國伊始”指的是“自1949年起”(since1949)。
三、概括性詞和縮略語
中國人善于歸納概括,一些詞匯的內涵豐富,涵蓋面廣,是文化積累和沉淀的結晶。翻譯此類詞語時,通常需要譯出被簡略的全部內容,或做出解釋說明。否則,外國人不易看懂、聽懂。
例1.集約型、粗放型經濟。這個短語要表達的內容很豐富:集約型經濟指靠技術進步、規模經濟、提高效益促進經濟增長;粗放型經濟則指靠增加資源、資本、勞動等要素來促進經濟增長。要包含這么多內容,不加以解釋是難以表達清楚的。在初次提到該短語時需譯為“intensiveeconomybasedontechnicalprogress,economyofscale,rationaloperationalmechanismandscientificmanagement;andextens-iveeconomybasedonincreasedinputofessentialelementsofproductionsuchasresources,capitalandlabour.
例2.核問題上的“三不政策”。翻譯時,需將“三不政策”的具體內容(不主張,不鼓勵,不從事核擴散)全部譯出:ItisChineseGov-ernment’spolicynottoadvocate,encourageorengageinnuclearprolifera-tion.
例3.三熱愛。若直譯為threeloves是難以讓外國人看懂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中,將該縮略語譯為:Thereare“…threethingstolove”,同時加注,陳述其具體內容:“Lovethemotherland,Lovesocial-ism,LovetheChineseCommunistParty”。
例4.兩個轉變。這是十四大五中全會上提出的任務,翻譯時,不能只簡單譯成twotransformations,須加解釋:first,thetransformationoftheeconomicsystemfromthetraditionalplannedeconomytoasocialistmarketeconomy;andsecond,thetransformation
ofthemodelofeconomicgrowthfromanextensiveonetoanintensiveone.
四、中國特有的機構、制度、“行話”、流行語和典故等
如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加上“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會使人更加清楚其意義。(National’sPeople’sCongress,thehighestorganofstatepowerinthePRC);“參政黨”也是我國特有的政治詞匯,它既不是執政黨,也不是反對黨,為了讓人理解它的性質,翻譯時,有必要適當作些解釋“partiesparticipatinginthepolicy-makingprocess”。
不同的文化環境賦予了詞匯的文化含義可以是相同或相近的,但更多的詞匯存在千變萬化的種種差異,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資產階級自由化”常被譯為“bourgeoisliberalization”,但這種說法在西方毫無貶義,最好加以解釋,“bourgeoisliberalizationaimedatintroductionofcapitalism”。如果在翻譯中遇到原文內容與該文化特有的自然環境、社會制度等有關的情況,則應適當增譯說明部分。如在漢語中,“黃河”不是普通的河流,它代表我們的祖先,是我們的母親河,是中華民族的象征,若僅僅將其翻成“YellowRiv-er”,是遠不能表達原有的涵義的。另如“大鍋飯”(communalpot,get-tinganequalshareregardlessoftheworkdone)、“街道婦女”(housewivesoftheneighborhood)等,都需要簡單解釋,否則會造成誤會。
典故多為形象生動的故事、傳說、軼聞或史實濃縮而成,寥寥數字內涵精深,外延悠遠,如“姜太公釣魚”、“愚公移山”、“三顧茅廬”、“四面楚歌”等。不同國家間,因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導致了兩者在觀察事物和反映客觀世界的角度和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別。譯員若一味地直譯、死譯,把“愚公移山”譯為“Thefoolisholdmanwhoremovedthemountains”,而不對這則典故的寓意進行解釋,就起不到預先的效果,還會讓外國人對此行為感到不可思議。解釋性翻譯是移植文化的有效補償手段。所以,為了讓對方領會典故的深層漢文化含義,應補充解釋“ThisChinesefablepraisestheoldman’sfirmandunswervingspirit.”
提倡外事翻譯中加入必要的“解釋性翻譯”絕不是對原文的隨意增刪,相反,這正是使譯文對原作能曲盡其妙,更忠實。翻譯的最基本任務不是語言的轉換而是信息和內容的傳達。尤金·奈達在其“對等反應”的理論中寫道:“傳統翻譯理論把翻譯的重點放在語言的表現形式上……新的翻譯理論則認為,翻譯的重點不應當是語言的表現形式,而應當是讀者對譯文的反應,還應把這種反應和原作讀者對原文所可能產生的反應作對比?！苯^對一致的翻譯是不存在的,譯者尋求的應當是“對等語(equivalence),而不應是同一語(identity)。理想的翻譯是在譯入語中找到最切近的對等語,盡量忠實準確地用譯文形式把原作的思想內容、風格、神韻等再現出來,盡可能使譯文讀者的感受和反應與原文讀者的感受和反應基本一致。譯文質量的檢驗是建立在譯文讀者對譯文的理解與原語讀者對原文理解的比較之上,而且,只有譯文被譯文讀者理解,才能最終衡量譯文是否正確和恰當。絕對忠實只是一個夢想,是極難辦到的事。譯文能否被接受,應看譯文是否忠實地體現了原文的思想內容,尤其是源出語的文化內涵。辦事情應從實際,而不是僅從書本定義出發。翻譯既是一門科學,也是一門藝術,它沒有現成的公式可套,“翻譯無定法”。由于東西方在各自文化下的生產方式、歷史傳統、哲學思想、語言文化等方面有較大的不同,作為社會文化產物的思維方式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在外事翻譯中如果像上面列舉的例子一樣,只管形式上的“忠實”,使別人感到茫然,甚至啞然發笑的話,就根本無“對等反應”可言。
毋庸置疑,解釋性翻譯是外事活動中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這種“補償”再所難免,但也應避免矯枉過正。在實際上操作上不宜用得太濫,使人感覺煩瑣,甚至有時是畫蛇添足。語言可塑性強,對那些早已多次見諸報章,為各大媒體所熟悉的詞匯或中國政府的既定方針、政策,不再贅述。
總之,外事翻譯,無論口譯,還是筆譯,翻譯的內容政治性和政策性較強,留給翻譯的回旋余地相對較小,再加上中外文化差異較大,若只注意中文與外文文字本身的對應,起結果往往“形似而神不似”。為避免譯文的意義含糊不清,進行解釋性翻譯,將意思完整地表達出來,更便于對方的理解,取得最佳翻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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