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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是20世紀聲名顯赫的哲學家，在中國也倍受青睞。老一輩學者如熊偉先生，今日中堅學者如陳嘉映、王慶節、孫周興、鄧曉芒、倪梁康、張祥龍教授等，都為翻譯海德格爾的著作，介紹和研究海德格爾的思想表現出極大的熱情，貢獻巨大，成績斐然。就連一向很少涉足翻譯領域的靳希平教授，也翻譯了一本洋洋幾十萬言介紹海德格爾生平思想的著作《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以下簡稱《大師》）。海德格爾的魅力可見一斑。青年學者和學生對待海德格爾就更不用說了。“趨之若鶩”是我10年前做出的評價。今天大概依然如此。

海德格爾的一生毀譽參半，一件主要的事情是他與胡塞爾的關系。尤其是這里涉及他們對納粹的態度以及在納粹時期他們所受的不同待遇等，比如，胡塞爾不允許在大學授課，出版受到審查，而海德格爾卻榮登大學校長寶座，在學術界如日中天；胡塞爾對納粹保持沉默，本人被邊緣化，并受到迫害，而海德格爾卻與納粹打得火熱，如魚得水，因此他與胡塞爾分道揚鑣，他后來對待胡塞爾的態度，包括不出席胡塞爾的葬禮等等，在人們眼中就不僅僅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是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雖然后來海德格爾多次表白，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做過辯解，似乎也得到了人們的諒解，但是這畢竟是一段歷史，而且是一段與他的老師，現象學的創始人胡塞爾的關系的歷史，一段與納粹——那個時代給人類帶來毀滅性災難的一群人——之間的關系的歷史。歷史無論輕重，總是需要承受的。

海德格爾與阿倫特的關系也是倍受關注的事情。阿倫特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小他17歲，兩人保持情人關系秘密往來兩個學期。阿倫特后來成為國際上的風云人物，著名政治哲學家。時至今日，海德格爾寫給阿倫特的情書還不能完全公開，但是依據阿倫特保留的這些情書，還有她寫給其他人，包括寫給雅斯貝爾斯的信，這一段戀情也已昭示天下。在兩人的交往中，海德格爾一直居主導地位。阿倫特離開海德格爾，固然為了保護自己，主要還是因為海德格爾為了自己的聲譽和前程而要求她離開。雖然幾十年后二人重敘友情，阿倫特似乎也原諒了海德格爾，但是終歸心有不甘。

中國人講究道德文章。以此評判，海德格爾實在是不值得推崇的。《大師》的英譯本加了一個副標題《在善惡之間》，大概多少也反映出一點這樣的傾向。人們也許會覺得遺憾：如果海德格爾沒有那段與納粹的瓜葛，假如阿倫特不是名人，沒有受到人們的關注，該有多好啊！我倒是覺得，人們可以評價海德格爾這個人怎樣，但是也可以把學術與學術以外的東西分開。作為哲學家，其實我們可以只看海德格爾留下來的學術著作，這樣，我們也可以只對他的思想做出評價。但是，即使在這種視野下，對海德格爾依然褒貶不一。稱贊他的人說他是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思想家。批評他的人則認為他把哲學搞壞了，對哲學產生很壞的影響。在我看來，好也罷，壞也罷，能夠得到這樣的評價本身就說明他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學家。

海德格爾的著作很多，我沒有全讀過，只讀過他的主要著作，特別是早期的一些著作。說實話，我不喜歡海德格爾，但是我承認他很重要，因為他提出和思考的問題是在哲學的主線上。我不認為他對他自己提出的問題推進了多少，給出了什么有創建的答案。西方的一些評價也認為，海德格爾最大的貢獻不在他對問題的解答，而主要在于他的提問方式。但是我認為，正由于他的問題是在哲學史的主線上，因此才會引起人們的重視，才會產生如此重大的影響。這個問題就是“是”（Sein）的問題，就是亞里士多德提出要研究的那個“是本身”。上至柏拉圖、巴門尼德，下到托馬斯·阿奎那、笛卡兒、康德、黑格爾等人，幾乎各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無不討論和重視這個問題，為它貢獻出聰明才智。

海德格爾的著作以難讀難懂著稱，對于中文讀者尤其如此。但是我認為，中譯文中存在的問題，加劇了這種難讀難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對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概念“Sein”和與之相關概念的翻譯。我們不是把它翻譯為“是”，而是翻譯為“存在”。為了遷就這個翻譯，我們還拋棄了“Existenz”一詞的本來譯法“存在”，將它改譯為“生存”或“實存”。當然，這里主要是理解的問題，不僅是對海德格爾一個人著作的理解，而且是對整個西方哲學的理解，對西方哲學最核心的概念和問題的理解。

《大師》再次顯現了這個問題。在講述海德格爾最主要的思想時，我們看到以下文字：

（1）海德格爾從“語義問題開始他的追問。當我們在表達中使用‘是[seiend]’的時候，我們想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談論‘存在[Sein]’？”

在這同一頁和下一頁上，我們還看到：

（2）對“存在者[seiende]的處理研究”；

（3）“在什么意義上讓人作為實存[Seiend]而存在”；

（4）“把這種關系稱之為‘生存’[Existenz]”。

《大師》依循了國內通常的譯法，但是譯者無疑知道這些翻譯的差異以及這里存在的問題，顯然有意識地標示出這里的區別。感謝譯者，不用對照原文，我們就可以看出這里存在的一些問題。首先，“Sein”和“seiend”的翻譯不同（1），前者翻譯為“存在”，后者翻譯為“是”，二者本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形式，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分詞，中文中卻根本看不出來了。其次，同一個“seiend”，這里竟然有三種譯法：“是”（1）、“存在者”（2）、“實存”（3）。盡管列出的德文有動名詞、大小寫和詞尾的不同，但它們都是同一個詞根同一種形式的變異，絕非中譯文所顯示出來那樣大的差異。再次，把“Existenz”譯為“生存”。我不知道在中文中“生存”與“實存”會有什么樣的區別，與“存在”又能夠有什么區別。但是我知道，在德文（或英文）中，“Existenz”與“Seiend”的區別，因而與“Sein”的區別卻是實實在在的。不僅從字面上，而且在詞義上，它們可以區別得清清楚楚。但是在中文中，只要帶著這個“在”或“存”，它們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區別，無論是字面上，還是詞義上。我曾經說過，在翻譯中，只要不影響我們的理解，用詞的問題大概還不太大。問題是這樣的翻譯會不會影響我們的理解？這里的問題大不大？為了說明這一點，讓我們集中考慮（1）。

（1）的意思其實不難理解。它基于一個前提，似乎提出兩個問題。這個前提是：我們在語言中使用“是”一詞。基于這個前提，第一問是：用它想說什么？這個問題很直接，因此也很簡單，不過就是問我們說話時使用“是”這個詞乃是什么意思。這一點很容易理解，因為在西方語言中，“S是P”是語言表述的基本句式。第二問是，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說到“是”？這一點可以有兩種理解。其一，它換了一種角度或方式提問，意思與前一個問是一樣的。其二，它是前一問的繼續和深入。因為這里有兩點變化，一點是“意義”加了引號，另一點是從分詞的“seiend”變成名詞的“Sein”。這種變化似乎說明，前一問是思考在語言中具體使用“seiend”這個詞，后一問是思考一般說到“Sein”這個概念，于是就從思考具體使用這個詞的意思上升為思考說到這個詞時的一般意義。但是無論有什么區別，這至少表明，后一個問和前一個問談的是同一件事情，即這里談到的“seined”和“Sein”是同一個東西，只是思考的層次不同罷了。這一點，從德文來看是清楚的，也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譯文的“是”與“存在”顯然沒有表達出這里的意思，因為它把本來談論的相同的東西變成了完全不同的東西。若是如下翻譯這段話：

（1*）“當我們在表達中使用‘是’的時候，我們想說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談論‘是’？”

還會有上述問題嗎？《大師》列出原文，可以使有心或仔細的讀者看到這里的差異和問題。要知道，這些問題僅僅是在一兩頁上出現的，又加注了原文！可我們那些大量翻譯著作呢？它們一般沒有原文注釋，而且也不可能總是帶著原文注釋。那么這樣的翻譯會有助于我們讀懂海德格爾的思想嗎？我的意思是：（1）本來不應該有什么理解的問題，產生這樣的問題是由翻譯造成的；引申一步，這樣的翻譯會有助于我們讀懂海德格爾那些本來還是比較清楚的思想嗎？

（1）是作者講解海德格爾的思想說的話，它使我想起海德格爾自己說的一段話，也是非常出名而重要的話，它的中譯文如下：

（5）“我們不知道‘存在’說的是什么，然而當我們問道‘“存在”是什么？’時，我們已經棲身在對‘是’（‘在’）的某種領悟之中了，盡管我們還不能從概念上確定這個‘是’意味著什么。”

這是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的話。我實在是讀不懂，既然談論“存在”，怎么又扯上“是”了呢？我尤其不懂，為什么問“‘存在’是什么？”，就已經棲身在對“在”的理解之中？這里無法理解的關鍵之處在于，如果說棲身于對“是”的理解，那就說明，“是”乃是比“存在”更基礎的概念，就應該探討“是”。既然如此，探討“存在”還有什么意義呢？或者說，為什么不探討“是”這個更基本的概念，而要探討“存在”這個不那么基本的概念呢？但是，如果把這段話翻譯如下：

（5*）“我們不知道‘是’說的什么。但是，當我們問‘“是”乃是什么？’時，盡管我們還不能在概念上確定‘是’意謂什么，我們卻已經處于對‘是’的一種理解之中。”

以上問題還會存在嗎？很清楚，“是”乃是最基本的東西，對它不能問“是什么”，因為這樣的提問本身就已經包含了“是”本身，因而依據了對它的理解。想一想海德格爾著作中常舉的例子：“天空是藍色的”，“我是高興的”等等，他還常常把其中的“是”加上重點符號，用他自己的說法，隨便一說，就會談到這個“是”。這本應該是顯然的，因為在西方語言中，“是”這種系詞結構起著一種不可或缺的作用，西方人表達關于世界的認識一般是離不開它的。所以海德格爾才會對它進行追問。但是“存在”的譯法使人根本無法看到這一點。退一步講，即使認為海德格爾是在“存在”的意義上說“是”，或者，他說的乃是“是”，而他所考慮和談論的卻是別的東西，比如“存在”，難道我們不應該在翻譯中首先考慮，如何在字面上符合他所說的東西，而不要扭曲他說的東西嗎？以“存在”來翻譯他說的“Sein”，不僅無法使人看出他所探討的“是”的這種最基本的含義，而且無論怎樣下功夫來翻譯“seined”、“Seiende”、“Dasein”、“Existenz”等用語，想什么辦法使它們與“Sein”區別開來，大概也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近年來，我反復強調應該以“是”來翻譯“Sein”（或“being”），不應該以“存在”來翻譯它。而且在我看來，這不是關于某一個哲學家的問題，而是關于整個西方哲學史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術語翻譯的問題，而是理解西方哲學的問題。圍棋大師吳清源先生在談論圍棋的時候說，布局好比在高速公路上跑車；方向對了，開得快一些，慢一些，總會到達目的地的；而若是方向錯了，車開得越快，離目的地就會越遠。我贊同吳先生的這個說法。

《大師》的結束語借用了海德格爾在舍勒去世時講的一句話：“哲學之路又一次重歸黑暗。”這是作者對海德格爾的高度評價，大概也包含了譯者對海德格爾的理解和崇敬。但是我認為，這句話可能翻譯錯了。它說的似乎不應該是“哲學之路”，而是“一條（研究）哲學之路”（英譯文是“awayofdoingphilosophy”）。我說“可能”，因為我手邊只有英譯本，沒有德文本。我猜想，德文原文大概也不會是“derWeg”。當然，我這種猜想可能是錯的。如果原文真是如此，我就要說，作者的看法是錯誤的，也就是說，海德格爾的看法是錯誤的。海德格爾（或舍勒）的研究方式或途徑，只是研究哲學諸多方式或途徑中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更不是當代哲學最主要的研究方式。因此，他的方式或途徑不是唯一的，他也無法代表哲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