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薩托利民主理論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就薩托利《民主新論》中所暴露出的某些理論問題進行了在自己能力范圍內盡可能詳盡的分析和批判，力圖闡示傳統民主理論在相關問題上的看法和目標，以便能澄清是非，為民主政治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提供理論基礎。

本文論題主要集中在多數原則、自治問題、精英主義的基本立場和內在矛盾等相關問題上的分析和探討。在文中，作者針對薩托利在關于民主政治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上的錯誤觀點進行了盡可能詳盡的批駁，在對薩托利的觀點進行批判的同時，作者也盡己所能，從正面論述了本人在這些問題上的認識和看法。作者的基本觀點是：建立在多數原則基礎上的民主政治是人民實現自治的基本途徑，是維護自身利益不被侵犯的根本保障。而為了使民主得到真正的實現，就必須探索適當的途徑，以使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政治權利和自由得到切實的尊重和維護。在民主發展過程中所暴露出的關于人民政治素質不高的事實，只能表明人民在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利所遇到的困難和阻礙，但這并不能構成某些人限制或否定人民政治權利的充分理由。以薩托利為代表的現代精英主義在一系列關于民主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和自相矛盾的辯辭，不僅反映出精英主義在關于民主問題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重大缺陷，而且也暴露了西方代議民主制的內在矛盾。這一矛盾在實踐中的結果就是人民雖然在形式上享有種種的自由和權利，但實際上，人民的權利往往由于制度上和歷史上的原因而無法得到真正的實現。這是民主政治在其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而現代精英主義在這些問題上所表現出的對民主主義基本立場的背棄，充分表明精英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為特權階層的統治利益辯護的理論工具。由于精英主義的觀點來源于現實政治生活中的種種矛盾現象，因此，具有一定的欺騙性和危險性。為了使民主政治得到健康發展，我們必須結合實際情況和時代的發展要求，對西方近代以來的政治學主流理論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和批判，去蕪存精，在有力揭露其內含的反人民傾向的同時，重視并努力克服現代民主政治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

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是關于民主政治的基本理論問題，因此本文采取的論述方式基本上是思辯性質的。目的在于從理論本身著手，證明以薩托利為代表的精英主義理論的內在矛盾和危險傾向。從而為民主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和挑戰面前，提供一定的思想武器。這些觀點代表了本文作者在三年學習期間的研究和思考成果，并反映了作者一貫的思想傾向。因此，對于文中可能存在的一切不妥之處，作者愿意承擔任何責任。

《民主新論》是美國政治學家喬·薩托利窮十年之力推出的一部集中探討民主問題的政治理論巨著。本書自出版起就在各國的政治學界引起巨大的反響，成為政治學者的必讀書目之一。本文就是在研讀《民主新論》的過程中一些心得的綴合。應該指出的是，在這篇論文中，我所從事的工作遠不是將作者的基本觀點加以通俗化的闡釋，而是力圖通過對其觀點的分析和評述，來表明我個人對民主問題的一種態度，即對傳統民主理論的精神實質和價值追求的信守。因此，在閱讀本文時可能會感到我對作者觀點的評價存在著巨大的差異。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對一種觀點的贊成與否，是依其是否有助于我們向著一個更理想、更美好的境界邁進而定的。

一

民主作為一種現實的政治制度，是人們賴以進行各種社會活動和交往的基本途徑與方式。在人類歷史上，人們曾經采用不同的途徑、以不同的方式來建立起彼此之間的聯系。直到近代，民主制度才為文明社會所普遍采納，成為社會交往和決策的基本準則。但是，我們根據什么來選擇民主而不是其他政治制度呢？與人類社會所實行過的其他制度相比，民主對于社會發展的意義究竟在什么地方？對這些問題的討論涉及到應如何證明民主制度的合理性問題，而對民主合理性的證明又直接關系到民主制度的成敗興亡。作為畢生關注民主問題的政治理論家，作者必然要對民主的合理性問題進行深入的思考并給出自己的答案。然而，從作者的觀點看，我們顯然無法有效地為民主的價值進行辯護。我們“既不能根據經驗，又不能根據理性，也不能根據民主價值從客觀上說其內在價值要優于所有其他價值這一理由，去創立、證明或說明民主?！蔽覀兩踔敛荒苡妹裰髻囈越⒑途S系的可行性原則——多數原則來為民主進行辯護。因為多數原則以“人民總是正確的”這一命題為自身的存在依據，但從經驗角度看，人民并不總是正確的。這樣，人們對多數原則的遵循只不過是基于一種方便，即為了能使問題得到解決，人們同意按照多數原則的要求來進行決策，而這種同意實際上完全沒有什么客觀性理由在里面。

由于無法找到合理證明民主的途徑，作者于是退而求其次，將對民主本身的證明問題變成民主與其他制度之間的選擇問題。比如，從安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充滿了安全機制，“而個人獨裁政體從本質上看則突出表現為缺乏安全機制?！?。因此，如果我們想要得到更大的安全的話，我們就應選擇民主而不是個人獨裁。于是，對證明民主“真正利害攸關的并非證據，而是選擇?！弊髡咦晕议_脫道：“嚴格說來，我們不能‘證明民主’，但我認為，我們可以令人信服地說明，民主更為可取。”

作者認為，改換問題的提法就能避免困境，未免有點異想天開；而認為不用證據就能從事比較和選擇，這就更透著荒謬。因為任何選擇都是基于某種理由、按照某種共同標準、依靠某些證據而進行的選擇。排除掉證據的選擇只是一種文字游戲而已。既然選擇需要證據，那么問題依然是我們究竟應該根據什么標準、通過什么證據來證明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可取。作者認為，僅僅從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充滿了安全機制這一角度，就可以說明選擇民主政體是正當的，而不必求助價值或進行價值爭論。但是，安全本身不也是一種價值并且與其他價值一樣充滿了歧義嗎？難道說我們不需要對安全這個概念的具體含義和民主保障安全的功能作出說明嗎？當霍布斯同樣可以用安全標準來證明絕對君主制是可取的時候，憑什么認為社會成員在民主制度下會比專制制度下更安全？即使退一步講，我們承認民主制度的安全保障功能遠高于其他制度，但是基于確保安全的考慮，我們還必須要知道，民主制度的安全機制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通過什么條件實現的。因此，撇開其他因素不談，僅僅對安全的關注也將我們帶回到對民主制度本身的考察和研究之中。所以，如果我們想為民主辯護，我們就必須根據民主制度本身所依據的原則和固有的內容來證明民主。

事實上，作者本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接近了證明民主的正確途徑，那就是，用民主制度所賴以建立的可行性原則——多數原則的合理性，來證明民主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作為民主社會用以指導集體實踐活動的基本原則，多數原則不僅建立在公眾的普遍同意基礎上，而且它的合理性是可以通過實踐結果來予以檢驗的。所以，通過對多數原則在實踐中的效力的考察，我們就可能將民主置于一個客觀性的基礎之上。但是，由于作者沒能正確認識多數原則的真實涵義，以至于無法對民主的價值作出合理的說明，這是很可惜的。

作者認為，多數原則的來源，是基于對多數一貫正確性的非理性信仰，這是一種非常錯誤的認識。作為一種源遠流長的決策方式，多數原則來自于人們在長期實踐過程中的經驗總結。它只是表明這么一種觀念：即在一般情況下，多數人的意見往往比少數人的意見更可取。這種認識立基于人們經過長期實踐而形成的對客觀世界復雜性和自身不完善性的深刻體認。正是因為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是錯綜復雜、變幻無方的，而每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實踐經驗又都是極其有限的，所以相對于多數原則而言，將決策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就更不可能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正確方法。由此可見，多數原則所承認的只是一種相對的可能性，而不是絕對的必然性。事實上，因為將某個絕對原則作為自身存在的理由而最終陷于困境的不是多數原則，而是作為多數原則對立面的個人獨裁制度，只有獨裁制度才需要以某個絕對性的虛假命題來為自己辯護，也只有獨裁制度才需要通過壓制不同觀點和批評意見來維持自己的生命。而多數原則通過對某個社會組織或個人一貫正確性的否定，進而否定了這類虛假命題對現實生活的指導意義。多數原則的合理性因此就表現在它不僅能正視個人能力的不完善性，而且為克服這種缺陷提供了適當的途徑。多數原則通過將發言權授予每一個人、通過將多數人的共同選擇作為指導社會行動的依據，以保證由之產生出的政策具有更全面的知識和經驗內容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適應性。所以，多數的正確性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實現的，對多數的信仰不是非理性的盲目信仰，而是有著深厚的認識論基礎并能夠得到客觀實踐的經驗證明的。

作者之所以歪曲了多數原則的認識論基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完全用一種孤立的、靜止的視角來看待人民與專家的關系。在作者那里，一個孤立的、封閉的專家群體被隔絕于人民群眾之外，以至于決策的多數沒有理性，而理性的少數無權決策。于是，我們只能在理性而不民主的專家決策或民主而無理性的多數決策之間作一選擇?！案爬ǖ卣f吧，我們對人民的依賴程度越大，可能獲得的理性計劃就越少；反過來說，我們越是依賴專家，權力在民意義上的民主就越少?！蔽覀冋f，這種專家外在于人民的情況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之中，所以，由此而導致的兩難困境也不過是作者又一個庸人自擾的幻覺而已。在民主理論中，所考慮的問題是當權者與人民之間的關系，而不是專家與外行之間的關系。在無權的人民之中，有著各種各樣的專家。這些有真才實學的專家并不孤立于人民之外，他們就是人民。因此，阻礙他們發揮重要作用的不是心懷妒忌的人民，而是不懂裝懂、倚權仗勢的特權人物。相反，只有民主政治，才為這些專家提供了可以發揮自己影響力的機會和條件。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中，人民實在沒有必要在理性與民主之間做一生死選擇，而是完全可以通過民主方式來獲得真正的理性和自由。

正如當代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哈耶克所指出的那樣：“正是因為我們通常都不知道誰最有知識，我們才將決策的問題留給了一種不受我們控制的程序去解決。但是有一個道理卻是恒久不變的，即正是從行事方式不同于多數所規定的標準的少數那里，多數習得了知識并做出了較優的決策?！彼裕爸鲝埫裰鞯恼擖c，其實預設了任何少數意見都可能變成一種多數意見?！彼_托利雖然也認為民主的前景取決于多數與少數之間的自由轉換，但他只是從意志自由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因此在他那里，多數與少數之間的轉換是任意的和沒有什么客觀理由的。而哈耶克則準確地看到，少數向多數過渡的依據是客觀知識和正確的選擇。恰恰是為了實現這種具有真正理性精神的轉變，我們才應該建立平等的人際關系和一個不受任何人的主觀意志左右的程序機制，使得少數向多數的過渡成為可能。民主主義并不否認，在現實社會生活中，真正了解具體問題的人總是少數。但民主主義堅持認為，這個有知識的少數始終是具體的、與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有關的，所以事先我們一般都無法確切地知道誰屬于這個有知識的少數。除非實行多數原則，我們不可能通過其他的方式使那些真正了解事實真相的人脫穎而出，利用各種機會和條件將自己的意見傳達給大眾，將少數人的知識變成大多數人可以善加利用的財富。所以，與作者及其他一些精英主義者所說的相反，多數原則并不否認正確的總是少數，它只是否認某個固定的少數會必然地與這個正確的少數相一致；多數原則也不否認權力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它所否定的是將權力視為一種認識工具和決策依據的企圖。多數原則并不奢望參與決策的每個人都能做出明智的決定，但它確實希望，通過將決策權平等地給予每個人，能夠為那些少數有識之士發揮應有的作用提供必要的條件。而實踐也證明，從多數原則出發，社會總可以找到有知識的少數，這些有知識的少數也總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而將決策權完全托付給一個人或少數人，這實際上就是假設人類已經窮盡了所有的知識，并且這些知識完全可以由某個天才掌握。這種假設不僅在邏輯上無法成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也必然會使社會在許多情況下處于束手無策的境地。

以上我所說的專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涵蓋了所有在各自領域中有一技之長的人。但從某種意義上講，作者對“專家”的界定要比我窄得多，他實際上是將專家特指為那些“精通如何主宰——不是知識，而是——人民的人”。因此，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以及其他領域中卓有建樹的人在他那里就不算是“專家”了。也只有將專家理解為政客或行政官僚，上面關于將專家與人民相區分的言論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但問題在于，將決策權交給政治“專家”就真的能實現決策的理性化嗎？任何一次決策都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對于那些精通統治術的政客們來說，可能與被他們統治的絕大多數人一樣無知，他們也必須為自己配備專家。這樣，在掌握著統治權力的專家與能夠解決具體問題的專家之間就會自然產生這么一個問題：即當兩者發生沖突時，究竟是權力為大還是知識為大。這個問題提給那些主張以知識作為決策權依據的精英主義者們是很不愉快的，因為恰恰是這個問題構成了一切精英主義者的阿基里斯之踵。如果權力占了知識的上風，那么無論從什么角度衡量，我們都無法認為這樣產生出的政策是“理性”的；而如果知識占了權力的上風，那么又有什么理由認為民主與理性之間存在著無法調和的矛盾？難道那些無權但有知識的專家不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因此，再也沒有什么比泰納的那句“一千萬人的無知加起來也不等于一點知識?！钡拿愿艹浞直┞冻鎏貦嚯A層的狹隘立場和對人民群眾集體智慧的偏見了。一千萬個零相加依然等于零，但一千萬個一相加決不等于一。將人民群眾說成是無知的“群氓”，不僅是對那些無權但有知識的人的誣蔑，而且也與現代精英主義所提倡的“競爭式民主”相矛盾。競爭是要有裁判的，如果人民是無知的，那么誰有資格評判那些“競爭領導權的少數”？當權者競相爭取人民選票的競爭又有什么意義？也正是從精英主義對人民集體智慧的蔑視以及將權力奉為知識依據的潛臺詞中，民主主義看到了由之通往極權統治的危險傾向。

作者在談及多數原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不被社會所接受這一事實時說：“為什么多數原則是被人緩慢而不情愿地接受的呢？答案非常簡單，多數的權利并不等于多數‘正確’”這實際上是一種歪曲歷史的說法，因為他完全無視人類社會曾長期處于專制統治之下這一事實。如果不懷偏見的話，我們就會知道：多數的權利固然并不等于多數正確，但一個涵蓋面很廣的多數確實可能比任何一個固定的少數更正確。只是由于這個合乎情理的觀點會威脅到當權者的根本利益，所以一個相對合理的決策方式才在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受到權勢階層的壓制。這里再強調一遍：權力不是知識，也不是認識的手段。因此我們沒有理由認為當權者比無權的人民更聰明、更富有智慧。再杰出的政治家，他所掌握的知識與人類總的知識諸量相比，也是一個近于零的無窮小量。就其知識內容而言，當權者掌握的知識主要還是管理方面的知識，這種知識是關于行動的知識，而不是關于認識的知識；而且這種知識與其他知識一樣，都屬于過去而不面向現在和未來。所以在面臨許多新的問題時，當權者與其他人一樣都處于無知的境地，這種認識上的地位使當權者沒有任何理由來否定按照社會多數人的意愿形成的決策。然而，現實生活中的危險依然是：雖然當權者在解決具體問題方面并不比其他人更富有智慧和能力，但他所掌握的資源和技術手段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可能違背人民的意愿而自行其是。這一事實表明，盡量使權力無法干擾決策的理性化進程，是保證決策正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正是從防止權力對決策過程的非理性化干擾這一目的出發，我們才需要通過民主手段來馴化權力。在這方面，我們除了堅持人民主權原則，堅持以多數原則作為決策的基礎之外，并無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來防止權力對決策理性化的損害。

二

作者一方面認為多數原則是一種非理性的決策方式，另一方面又認為與獨裁制度相比，假定“人民總是正確的”相對來說“幾乎算不上是個危險的公理”。因為在代議民主制下，一種多角色、多梯級和多濾層的決策機制使得“人民的聲音”必須要經過無數調整和障礙的漫長過程才能轉化成現實的政策。作者顯然認為，現代民主制度中的決策系統已經使得人民的意志被大大地稀釋了，以至于很難對現實政治環境造成破壞性的影響。因此，說人民一貫正確的假定雖然不對但相對“無害”，不過是說這種形而上學的假說在現實生活中近乎“無用”，這種觀點其實是在變相承認西方現行的代議民主制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寡頭政體。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確曾犯過錯誤，而且人民也曾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如果我們認為，人民當家作主是一個空想，那么我們就只能放棄使人民意志得到真實實現的種種努力和探索；但如果我們不愿接受作者對民主制度的解釋，我們就必須努力去理解導致人民犯錯誤的原因以及防止人民再犯錯誤的預防措施。

要理解人民為什么會犯錯誤這個問題，就必須從決策方式本身的性質和作用出發。多數原則作為民主社會中人們用以解決內部沖突和實際問題的手段，它在決策過程中的作用是幫助人們整合與決策有關的各種因素，并對那些不符合其目的的因素進行篩選。由于多數原則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使由之產生的政策更能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當人民受到無知、偏見、野心、貪婪等不良情緒的干擾時，我們就很難指望人民根據其目的而做出的決策具有足夠的明智性。畢竟，多數原則只能幫助人民進行決策，但不能代替決策，它也沒有力量保證由之產生出的政策具有客觀上的有效性。但人民所犯的這些錯誤源于人本身的劣根性，在其他決策方式下仍然會發生類似的情況。所以，精英主義假設，將決策權集中到少數權力精英手中，會更有利于產生明智的政策，是沒有什么理論根據的。從邏輯上看，精英主義的這種觀點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前提與結論之間的條件關系問題。專制統治者作出明智決策的情況只有在統治者集知識與權力于一身時才是可能的，這樣的情況在現實政治實踐中只是個例而不是普遍現象。而合理的決策方式只能建立在一般的事實基礎之上，決不能以例外作為自身存在的依據。相比之下，由人民集體參與形成的政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個人決策的任意性和偏狹性，因此往往更有可能產生出明智的決策。所以僅僅因為人民在歷史上犯過錯誤就將多數原則視為一種非理性的決策方式，同樣是一種以偏概全的論證方式。它不僅將導致正確決策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混為一談，而且將特殊現象當成一般的事實來對待。

由于人民犯錯誤的原因在于人自身的不完善性，由于決策方式的作用只在于幫助決策，而不是代替決策，因此任何一種決策方式都無法絕對保證由之產生出來的政策具有人們所期望的正當性和有效性。但從另一方面來講，由于不同的決策方式立基于不同的價值觀念之上，而且由于不同的決策方式包含有不同的結構和功能屬性，因此從相對的意義上講，某種決策方式會比其他的方式更有可能產生出公正合理的政策。與其他方式相比，多數原則是一種服務于普通人的決策方式，因此從理論上講，它應比其他方式更能正視人的缺陷和失誤。作者認為，多數原則是一種基于主觀的“無用”的游戲規則，表明他根本不理解建立在多數原則基礎上的種種法制條件和糾錯機制的深刻內涵。在專制統治之下，統治者的決策失誤是由被統治者來承擔的；而在民主政體下，人民的決策失誤最終要人民自己付出代價。那么還有什么比災難性的后果更能說明不健全的決策方式對人民的消極作用呢？所以，從邏輯上講，一種以多數人的利益為依歸的決策機制往往會比個人獨裁更需要有正視事實的勇氣和自我批評的精神，更注重通過反饋和糾錯機制的建立與完善來加強對決策風險的控制。以此而論，從多數原則中引伸出的對社會成員的普遍參與的重視、對言論自由、人身自由、法治原則和寬容精神的強調與保障，這些民主社會中所特有的價值傾向和原則，無不是民主社會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評精神的反映。這一事實也表明，民主制度要比其他制度更合乎情理。所以，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健全理性的產物。將人民的錯誤與制度本身的合理性作直線類比，只是表明論者是在按照一種簡單的思維模式考慮問題，這種思維方式是不可能正確理解和說明復雜的社會問題的。

民主主義在立論前提上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在實踐中的表現就是它的組織結構和運行機制比其他制度更健全、更具包容性和自我調適能力。在歷史上，民主社會所曾經犯過的錯誤，幾乎在其他的政治形式下都會發生，而且某些錯誤的性質往往比在民主社會下更嚴重；相反，民主社會所能達到的政策水平，卻是其他制度無法企及的。民主制度固然無法完全避免錯誤的發生，但它的學習能力和自我糾錯的能力卻使其能比其他政體更能防止類似錯誤的重復發生，也就是說，民主政治具有不二過的品質。從歷史上看，現代比較成功的民主體制無不來源于對以往民主政治中所存在的缺陷和弊端的反思與糾正。所以，如果說其他政體的存在方式體現為相反兩極的不斷循環的話，那么民主政體的存在更表現為一種波浪式的起伏前進的過程。正因為民主政體本質上是發展的，因而它也就比其他政體更適合人的需要。從不同決策方式在實踐中的表現，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以多數原則為基礎的民主政體要比其他政治形式可取得多。這種比較不是拋棄了證據的比較，而是根據可靠的經驗證據進行的比較，因而它的結論自然會更令人信服。

三

多數原則不僅表現在各種具體問題的決策上，它還承擔著一項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選舉功能。作者認為，選舉既應服從代表功能，也應服從擇優功能。但他所謂的“優秀”，主要是從當選者的知識水平和政治能力這些方面來衡量的?；谶@種認識，作者對選舉能否真正履行其擇優功能充滿疑慮：“如果說選舉的意義在于擇優，它實際上卻是錯誤的選擇或不良的選擇，也就是說，選舉成了擇劣。在數量規律下，值得當選的人常常被不值得當選的人排擠掉。結果，愚拙的領導、不稱職的領導便取代了‘有價值的領導’?！?。

作者之所以對現行的選舉制度在履行擇優功能時的表現評價較低，固然是因為目前的選舉方式本身存在著種種的弊端和不足之處（這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加以改進的），但也與他對民主政治中選舉作用的認識有著直接的聯系。在他看來，選舉本身并不能體現民主是“統治”的民主，而只是被統治者用來喚起統治者的注意，以促使統治者實現負責任和有能力的統治的手段。也就是說，選舉所能做的就是幫助統治者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實現更負責任的統治，而廣大的普通民眾依然無法擺脫被統治的命運。作者明確地指出：“選舉只從含糊的意義上說明了如何統治，它主要是確定誰將統治。”因此，“選舉不是制定政策；選舉只決定由誰來制定政策。選舉不能解決爭端，它只決定由誰來解決爭端。”

認為選舉應能充分發揮其擇優功能，這是對的。但不能將選舉的代表功能與擇優功能割裂開來，做片面化的處理。選舉的過程并不是從普通群眾中選出優秀分子，而是在優秀分子中選出能夠代表人民利益的領袖。所以，民主的擇優功能是蘊含于代表功能之中的。當選舉的代表功能得到充分實現時，選舉也在同時實現了其擇優功能；但我們不能說，當選舉在實現其擇優功能時會必然地實現其代表功能。正是因為選舉的代表功能和擇優功能之間存在著這種蘊含關系，所以在選舉過程中強調其代表功能的優先滿足，是保證選舉的結果與選舉的目的相一致的正確方法。

強調選舉的代表功能的優先性，并不是說擇優對于民主制度的維系就不重要了。而是要指出不能將“優秀”的標準與民主社會對領導人的具體要求分割來考慮。在不同的場合下，評判“優秀”的標準應有所區別。有些“優秀”品質如才學、風度、道德品操等屬于個人私德的范疇，這些品質并不適用于社會對一個領導人的評價標準。即使某些品質與優秀領導人的素質和能力密切相關，也不能絕對保證領導人就能充分地運用好自己的條件為社會服務。所以，在公共領域，判定一個領導人“優秀”與否的標準只能是其滿足社會需要的程度，而不能是那些屬于個人的東西。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就不能僅僅根據某個特殊階層的偏好來擇優，也不能脫離代表功能來單純地看待擇優問題。

托克維爾在考察十九世紀美國的民主狀況時，注意到這么一個事實——美國的民主政治常常在選拔領導人方面犯錯誤。但托克維爾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并沒有在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止步，更沒有簡單地將美國的民主視為一種非理性的制度，而是進一步提出一個對于民主政治非常關鍵的問題：盡管當選的領導人不那么忠誠或能干，但美國依然在其治理下走向繁榮，這是為什么？托克維爾的解釋是：這是因為美國的民主制度，特別是它的選舉制和任期制，使得領導人不可能形成與多數人的利益相背離的特殊利益。托克維爾指出，雖然領導人的才德對于社會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如果允許統治者形成與被統治者相反的利益，那么“德便幾乎不發生作用，而才也將被用來干壞事?！蓖锌司S爾給予我們啟示是，民主社會固然需要德才兼備的領袖，但相對于領導人的自身素質而言，確保領導人不與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馳是更為緊要的一個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民主社會的一切制度都是為了實現領導者對人民真正負起責任這一目的而建立的。只有站在人民的利益不被侵犯這一立場上，我們才能正確地把握選舉在民主社會中的作用以及代表功能與擇優功能之間的辯證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