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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環境帶來的巨大挑戰,低碳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英國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之未來:創建低碳經濟》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經濟”(lowcarboneconomy)的概念。該白皮書從英國對進口能源高度依賴和作為京都議定書締約國有義務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實際需要出發,著眼于降低對化石能源依賴和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提出了英國到2020年,CO2排放量在1990年水平上減少20%,到2050年減少60%,以建立低碳經濟社會的目標。白皮書要求通過提高資源的生產率,以更少的污染獲取更多的經濟產出。

低碳經濟這一理念始于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的考慮,隨著實踐的進展,低碳經濟的內涵不斷得到拓展,人們從不同的角度提出對低碳經濟的理解。目前大多數學者認同低碳經濟是一種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為主要特征,以較少的溫室氣體排放獲得較大產出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有學者認為:低碳經濟是指在不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前提下,通過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盡可能最大限度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從而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實現經濟和社會的清潔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低碳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它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要求是一致的,與當前大力推行的節能減排和循環經濟也有密切聯系。綜觀各種意見,筆者認為,理解低碳經濟需要把握其三個重要特性:(1)綜合性。低碳經濟不是一個簡單的技術或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涉及到經濟、社會、環境系統的綜合性問題。從第一個層面理解,低碳經濟意味著經濟發展與溫室氣體排放之間關系的“脫鉤”,即GDP的增長率高于溫室氣體排放的增長率(相對脫鉤),或經濟穩定增長而溫室氣體排放量零增長甚至減少(絕對脫鉤);從第二個層面看,低碳經濟所確立的是一種在促進發展的前提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基本思路,與單純的節能減排思路不同,它強調發展與減排的結合,重點在低碳,目的在發展,通過改善經濟發展方式和消費方式來減少能源需求和排放,而不是以降低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為代價實現低碳目的;從第三個層面看,低碳經濟還關系到人類的發展權和社會公平問題。

因為幾乎人類所有的生產和消費活動都一定程度依賴能源,產生相應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同的國家由于發展水平不同,面臨的發展潛力和減排空間不同,要設計合理的、能為國際社會所認同的碳排放方案,必須從社會公平與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考慮。(2)戰略性。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對人類發展的影響是長遠的。低碳經濟要求進行能源消費方式、經濟發展方式和人類生活方式進行一次全新變革,是人類調整自身活動、適應地球生態系統的長期的戰略性選擇,而非一時的權宜之計。(3)全球性。全球氣候系統是一個整體,氣候變化的影響具有全球性,涉及人類共同的未來,超越主權國家的范圍,任何一個國家都無力單獨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嚴峻挑戰,低碳發展需要全球合作。多年來,各國圍繞著氣候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談判,從而形成全球性的制度框架,如《京都議定書》。但是,由于沒有一個世界政府,這種全球性的制度規范往往在參與和執行方面受到國家利益的左右而大打折扣。

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的日益明顯,發展低碳經濟正逐漸成為一種新的國際潮流。英國政府在繼2003年能源白皮書之后,于2006年10月《氣候變化的經濟學:斯特恩報告》,對全球氣候變化的經濟影響做了比較權威的定量評估,指出如果目前全球以每年以GDP1%的減排成本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的GDP損失,呼吁全球盡早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2月至11月間,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陸續第4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的四個部分,從不同方面就全球氣候變化的事實、原因、預估、影響、適應和減緩措施等方面進行了綜合評估。報告指出,在當前氣候變化減緩政策和相關可持續發展措施下,未來幾十年全球溫室氣體排放將持續增加。如以等于或高于當前的速率持續排放溫室氣體,會導致全球進一步變暖,并引發21世紀全球氣候系統的許多變化,從而對全球人類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獲得、糧食生產、健康和環境產生巨大影響。2007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里島召開,為2012年以后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制定了“巴里島路線圖”。與此同時,以歐美為主的發達國家也已開始采取一系列實際行動向低碳經濟轉型。英國先后引入了氣候變化稅、氣候變化協議、排放貿易機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項經濟政策,推動低碳經濟發展。丹麥、芬蘭、荷蘭、挪威、意大利和瑞典等國,對燃燒產生二氧化碳的化石燃料已開征國家碳稅;德國、日本和奧地利等國也相應引入了能源稅和碳稅制度;美國也在投入巨資研發低碳技術,尤其是最近實施的《能源政策法》,為發展低碳經濟提供了法律保障。

如何應對這樣一種新潮流,中國學者目前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數意見認為低碳經濟是未來國際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趨勢,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并可能會帶來國際貿易、市場和國際技術競爭格局的改變,對中國來講,挑戰和機遇并存,需要積極應對。有學者把低碳經濟提升為規制各國利用化石能源的權力、維護全球生態系統穩定的一個新的國際規則,把《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對各國在全球氣候變化中責任的規定與《聯合國憲章》保障世界各國和平相處及《關貿總協定》規制各國貿易競爭的作用相提并論,認為中國需要正確面對它、尊重它,并積極地參與。也有一種意見認為這是美歐利用氣候問題設局,把氣候問題提到國際政治層面,給中國施壓。

實際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第二大CO2排放國,高度重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并為應對氣候變化做了大量工作。中國先后于1998年簽署、2002年批準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雖然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承擔減排責任,但仍積極行動,開展節能減排工作。“九五”計劃(1996-2000)提出了節能率平均每年為5%,削減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包括溫室氣體)的目標。“十五”計劃又提出節能和減少主要污染物排放10%以上?！笆晃濉币巹潉t把單位GDP能耗降低20%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削減10%作為約束性指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強調“加強應對氣候變化能力建設,為保護全球氣候做出新貢獻?！?007年6月,中國政府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確定了中國長期應對氣候變化的框架。同年,國務院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提出了45條具體工作安排,國家發改委制訂的《單位GDP能耗考核體系實施方案》明確提出,對各省級人民政府要實行節能減排的問責制和一票否決制。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在節能減排上已經下了很大決心,并取得一定成效。

二、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的制約因素

低碳經濟符合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是國際社會長期發展的趨勢。但結合中國現階段發展的實際情況,我們必須客觀地認識到向低碳經濟轉型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1、發展階段。中國目前正經歷著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階段,人口增長、消費結構升級和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使得對能源的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長。國內外眾多關于中國未來排放的情景研究都支持這一結論。國際能源署(IEA)的“世界能源展望2007年”中,2005-2030年在參考情景和可選擇政策情景下,中國一次能源需求年均將分別增長3·2%和2·5%,能源相關的CO2排放將年均分別增長3.3%和2.2%。在各個情景下中國都將在2010年后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

2、發展方式。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呈現粗放式的特點,對能源和資源依賴度較高,單位GDP能耗和主要產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雖然我們早在“九五”計劃中就提出要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但十多年過去了,以粗放型為主的增長方式仍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其中有著深刻的體制根源。因而我們要充分估計到粗放增長的慣性和轉型的難度。

3、資源稟賦。在中國能源探明儲量中,煤炭占94%,石油占5.4%,天然氣占0.6%,這種“富煤貧油少氣”的能源資源結構,決定了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格局將長期存在。過去20多年,中國努力促進能源結構的多樣化,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消費比重從1980年的72.2%下降到2001年的66.7%。但近年隨著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價格攀升以及經濟快速增長的需要,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費中的比重又有回升的勢頭,2006年達到69.4%。由于煤的碳密集程度比其它化石燃料要高得多,單位能源燃煤釋放的CO2是天然氣的近兩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必然會產生較高的排放強度。

4、貿易結構。在現階段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美、日、歐等國家已進入知識經濟或服務經濟時期,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領先地位,而中國產業仍處于低端位置,在產業技術含量、附加值和競爭力等方面均與發達國家有較大落差。在國際貿易中,中國出口的商品相當一部分為高能耗、高度依賴于原料加工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商品。并且,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中國承接了相當一部分勞動、資本密集型、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中國在成為“世界制造業基地”的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出口了大量能源資源,并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據2007年由英國政府資助的廷德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中國2004年凈出口產品排放的CO2約為11億噸,約占總排放量的23%。IEA則估計,2004年中國國內出口商品生產蘊含的與能源有關的CO2排放量為16億噸,占中國排放總量的34%。

5、鎖定效應。中國目前正面臨著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據IEA估計,參考情景下,中國在2006-2030年間需要在能源部門累計投資3.7萬億美元,其中74%用于電力投資,約為2.8萬億美元。能源基礎設施所采用的技術、設備一旦投入使用,將對溫室氣體排放產生長期影響。而目前在電力基礎設施建設中,在如何避免傳統燃煤發電技術的弊端、采用低碳的先進技術方面,在資金、政策方面尚缺乏有力的保障。

三、中國實現向低碳經濟跨越式發展的潛在優勢

1、減排空間大。由于產業結構、消費結構處于高能耗階段,加上節能技術水平較低,能源管理漏洞較多,使得中國的能耗強度和能源效率明顯偏低。有關研究表明,中國的能源系統效率為33.4%,比國際先進水平低10個百分點,電力、鋼鐵、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輕工、紡織八個行業主要產品單位能耗平均比國際先進水平高40%,機動車油耗水平比歐洲高25%,比日本高20%,單位建筑面積采暖能耗相當于氣侯條件相近發達國家的2~3倍。因此,通過結構調整、技術革新和改善管理等途徑,實現節能減排的余地較大。

2、減排的成本低。相對于發達國家,中國的減排成本比較低。從國際上看,框架公約規定每噸成本超過30美元,中國的成本大體在15美元。加上中國能源需求增長、符合減排條件的項目多、規模經濟效應明顯的特點,都有利于開展國際碳排放交易,從而吸引國際資金進入減排項目。2006年,全球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CDM)碳交易市場達到300億美元。目前,已有全球50多家金融機構加入全球氣候變化投資網絡,投資額達到了13萬億美元。截止2008年2月,中國CDM項目獲得聯合國CDM項目執行理事會簽發的核證減排信用(CERs)達到了3637萬噸,占聯合國目前核定CERs總量的31.33%,首次超過印度成為最大的CDM碳交易量國家。

3、技術合作潛力大。一方面,中國與發達國家在低碳技術方面還存在較大落差。比如,在電力行業中煤電的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IGCC)、高參數超臨界機組技術、熱電多聯產技術等,中國仍不太成熟;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技術方面,大型風力發電設備、高性價比太陽能光伏電池技術、燃料電池技術、氫能技術等,與歐洲、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有不小差距。在交通領域,汽車的燃油經濟性問題、混合動力汽車的相關技術等,還處于探索階段;冶金、化工、建筑等領域的節能和提高能效技術,也有較大改進余地。另一方面,低碳技術國際合作的機會在增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此外,中歐之間簽署的《中歐關于氣候變化的共同宣言》,美國發起的《亞太地區清潔發展與氣候新伙伴計劃》等多邊及雙邊合作都把低碳技術的開發與合作作為基石。在全球高度關注氣候變化、發達國家承諾要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轉讓溫室氣體減排技術的背景下,中國作為能源消費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應抓住時機,積極引進先進技術,加快低碳技術的創新和推廣速度。但是,也應該看到,技術合作的實際進程存在一定困難,由于涉及知識產權、商業利益等諸多原因,中國目前仍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

四、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策略

為應對上述挑戰,把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優勢,中國應該選擇合適的策略,實現發展與低碳的雙贏。

1、堅持國家利益,正確評估中國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和責任。在國際氣候談判中,中國要建設性地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而不是跟風。中國的碳排放增長不僅要考慮中國特定的發展階段因素,更要考慮現代貿易和投資引發的轉移性因素,尤其是高碳產品出口引起的碳排放問題。要把中國特定發展階段所產生的“生存和發展排放”的客觀必然性與發達國家的排放相區別,并要求出口的需求方,為由出口產品造成的排放買單,從而減少中國在減排溫室氣體上面臨的國際壓力,避免陷入發達國家借氣候問題給中國設計的陷阱。同時,在進行低碳經濟的國際合作中,要堅持嚴格的可持續發展標準,對技術和項目嚴格把關,并準確核算減排成本,增強碳排放交易的透明度,防止清潔發展機制等項目成為發達國家廉價的減排工具。

2、從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重視低碳經濟的發展,變被動為主動,實現發展與減排的良性循環。根據英國《斯特恩報告》得出的結論:及早開展相關行動在經濟上是占優勢的,行動越及時,經濟損失越少。從中國實際情況看,面對日益嚴峻的能源和環境約束,為避免經濟建設和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在其生命周期內的資金和技術鎖定效應,也必須高度重視向低碳經濟轉型。因此,我們有必要把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納入國家發展戰略視野中,摒棄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從前瞻、長遠和全局的角度,部署低碳經濟的發展思路,尋找低碳經濟與國家發展戰略的結合點,從而在產業結構調整、區域布局、技術進步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為向低碳經濟轉型創造條件。

3、堅持兩條腿走路,積極構建促進低碳發展的政策機制,大力支持低碳技術創新和應用。從國際經驗看,政策機制和技術創新是向低碳經濟轉型必不可少的條件。中國同樣需要在這兩個方面下功夫:(1)在政策機制方面,開征碳稅和推行碳交易被認為是富有成效的政策手段。碳稅是一個混合型稅種,它的稅率由該能源的含碳量和發熱量決定,不同的能源由于含碳量和發熱量不同,會有不同的稅負,低碳能源的稅負要低于高碳能源的稅負,因此,碳稅對減少碳排放、促進低碳積極發展有明顯的作用。國家有關部門應密切協作,調整稅收政策,建立適應中國國情的支持低碳經濟的稅收體系。碳排放交易機制對促進各地區、各單位之間利益均衡、提高減排效率有重要作用。2008年8月,全國首家環境權益交易機構———北京環境交易所正式掛牌,它將為開展環保和排放的技術交易、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碳排放交易提供平臺。(2)要多管齊下,支持技術創新,促進低碳技術的重大突破。首先,要高度重視早期投入,給各種低碳技術的研究、開發和展示項目提供充分的資金支持。除了政府公共資金的投入以外,設立低碳基金也是重要途徑。目前中國設立了清潔發展機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國綠色碳基金(民間基金),以支持低碳發展的資金需要。但是,現有的這兩個基金在規模和使用方向上都有一定局限,有限的基金主要用于資助碳匯的項目,對低碳技術研發和技術商業化運用還缺乏支持。此外,碳基金的籌資渠道、運作方式等方面也需進一步探索。其次,整合現有的低碳技術,通過技術交易等手段,促進其迅速推廣和應用,鼓勵企業開發應用低碳先進技術。最后,加強國際間交流與合作,促進發達國家對中國的技術轉讓與合作,實現低碳技術發展的跨越式進步。

4、構建“低碳經濟試點區”,探尋發展低碳經濟的途徑。正如深圳等沿海城市成為改革開放的試點特區一樣,低碳經濟也需要一些有條件的地區作為發展模式轉型的試金石。可以考慮按照不同地區和部門的特點,選擇試點區。比如,在東部和西部地區各選擇低碳經濟試點區,采取相關政策吸引研發及高端制造業投資,改造或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成為發展低碳經濟的示范區。也可以在電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高能耗、高污染的行業率先試點,通過低碳技術的引入和改造,成為探索低碳經濟發展的重點領域。2008年初,世界自然基金會在中國以上海和保定兩市為試點推出“低碳城市”發展示范項目,希望從上海與保定這兩個試點城市的建筑節能、可再生能源和節能產品制造與應用等領域中,總結出可行模式,陸續向全國推廣,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