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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責任保險危機

責任保險保障致害者的法定賠償責任，該責任來自致害者因侵權事故而導致的對第三方的損害。它一直與法庭訴訟存在密切關系。它的盛行始于美國，但在發展之初，責任保險曾受到來自理論界的很多質疑，如Shavell(1982)¨在其經典文獻《責任與保險》里指出，責任保險的存在會稀釋投保人法律上應有的注意程度——責任保險的購買者在擁有責任保險后，因受害者的損失完全(或者大部分)由保險人承擔而放松應有的注意程度，導致更大的損失概率。Dazon(1984)則在Shavell的研究基礎上指出責任保險會導致保險人的更多負擔；臺灣學者陳彩稚(2000)也指出：“責任保險中的道德風險比人身保險和財產保險更為復雜，因為它不僅包括了被保險人的道德風險，也包括受害者和受害者的法定人的道德風險”。Parsons(2003)[43則總結了責任保險的道德風險，指出其包含“保險單持有風險”、“索賠者風險”、“司法判例的風險”和“承保風險”四個領域。很明顯，它的范疇要大于一般保險的道德風險范疇。因此，責任保險所具有的道德風險也是大于一般保險的。責任保險在美國實務界十分受歡迎，個人和企業為了投保責任保險支出了大量的金錢。但美國的責任保險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美國共發生了三次責任保險危機：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7O年代，被稱為可獲得性的危機；第二次發生在1985年一1987年之間，被稱為可負擔性的危機；第三次是21世紀初的(醫療)責任保險危機，它席卷了包括密西西比、西維吉尼亞等州在內的約三十個州。而本文所關注的主要是第三次危機，因為它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又因為它主要出現在醫療系統領域，因此較多的人稱它為醫療責任危機。這場醫療責任危機對美國醫療體系的影響是全方位的。2002年，處于危機中的州只有12個，到2009年末，已多達30個，其中包括密西西比、西維吉尼亞、內華達和賓夕法尼亞州等。危機的表現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美國的醫療服務人員和機構越來越難以負擔高企的醫療事故責任保險費。作為一項商業保險，醫療事故責任保險是由各大保險公司所提供的，而越來越高的醫療事故索賠成本導致經營責任保險若有利可圖，必須收取高額的責任保險費。目前，收取責任保險費數目在田納西、佛羅里達和愛達荷州等地已經達到一年l0萬美元甚至更多，而這對于平均收入較高的醫療服務人員來說也是一筆天文數字。更糟糕的是，有些地區由于經營醫療事故責任保險無利可圖，各保險公司開始拒絕提供這項保險。這意味著就算醫療服務人員愿意負擔高昂的保險費，他們也不能獲得責任保險的保障。二是數目眾多的醫療服務人員由于缺乏(或者說難以負擔)醫療事故責任保險的保障，開始放棄提供醫療服務，特別是一些承擔高風險的服務人員。具體表現為如婦科醫生拒絕接生新生兒，外科醫生不再執行大型手術，同時有不少醫療服務人員選擇搬離處于危機所在的州，還有大量的醫務人員集中起來向政府表示抗議，抱怨他們無法獲得或者難以負擔醫療責任保險。三是大量的患者難以獲得及時的救治。在這些出現危機的各州里，由于醫務人員的遷移和拒絕提供高風險的醫療服務，醫務治療的眾多領域都出現無人負責的真空。在一些州，不少患者由于缺乏及時的治療和手術而病情惡化或死亡，更多需要救治的患者則只能到未發生危機的州才能獲得救治。最近這次美國(醫療)責任保險危機，引起美國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并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如RichardEAnderson(2005)在《醫療責任保險危機和有效的法律改革》一文中指出，美國(醫療)責任保險危機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幾方面：高昂的責任辯護成本、不封頂的懲罰性賠償金以及有偏好的法庭判決體系。并指出美國其余各州應學習加利福利亞州的改革制度，對懲罰性賠償金進行封頂，同時限制律師的行為，減輕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本文則指出，過度訴訟和高額的懲罰性賠償金是造成美國醫療責任保險危機的關鍵因素。為了說明本文的觀點，我們對責任保險與過度訴訟進行了全面的經濟分析，力求盡可能地揭示出過度訴訟對責任保險危機形成的作用。本文的創新點在于：一是對責任保險危機產生的關鍵因素提出一個具有邏輯性的經濟分析體系；二是全面剖析了責任保險危機發生的原因；三是對我國責任保險危機出現的可能性進行了預測。

二、修正的訴訟與社會合意模型

基于對法庭訴訟與訴訟動機的研究目的，Shavell(1982)提出了一個模型，比較了訴訟的提出與社會合意(最優)之間的關系。但值得注意的是，Shavell并沒有在模型中考慮懲罰性賠償金的情況，而美國司法界懲罰性賠償金十分普遍。因此，我們有興趣知道在Shavell的模型中加入懲罰性賠償金會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在1784年Genayv．Norris一案中，美國最早確認懲罰性賠償金這一制度，之后懲罰性賠償金在美國司法界得到廣泛應用。所謂懲罰性賠償金，是指賠償數額超出實際損害數額的賠償，其作用主要是對惡意、嚴重過失侵權行為予以懲罰和震懾，而非填補受害人遭受的損失]。“懲罰性賠償金”與被告致害所需的賠償實際上并無關系。它設立的初衷也是為了以儆效尤，加大致害者的經濟負擔，以起到警示作用，不讓類似的事故發生。應該說懲罰性賠償金本身的設計沒有問題，但是在實踐中，法庭宣判的這類賠償金數目越來越大，尤其是近年來已經遠遠超過事故本身的賠償金額，在醫療責任事故中尤其如此，這也大大加重了被告和保險公司的負擔。現在來回顧一下Shavell的模型，其基本假定如下：各參與方都是風險中性的；被告能夠通過從事阻止活動降低他們造成損失的概率，但這樣做需要付出成本①。特別地，我們定義z為原告可能遭受的損失，Z>0；p為假如被告不從事阻止活動的損失概率，P>0；q為假如被告從事阻止活動的損失概率，P>q>0；為被告阻止活動的成本。假如一個被告造成損失同時原告提出訴訟，原告將獲得被告支付的z賠償金。考慮到訴訟自身的成本，假設口為原告的法律支出，0>0。b為被告的法律支出，b>0。社會最優的標準假定是最小化社會總成本，這等于預期損失、阻止成本和預期法律支出的總和。假定法律支出是連續可分的，那么社會成本將會因被告從事阻止的行為而減少，即：+q<pl(1)假如這個不等式的方向相反，被告從事阻止的總成本大于他不從事阻止遭受的損失，顯然被告將沒有從事任何阻止行為的動機，因此有成本的訴訟是不受社會歡迎的。給定這些假設，只有當a<Z時，才會存在訴訟。假如一個原告遭受損失并提出訴訟，他的凈得益將是Z一0。假如口<l成立，那么在納什均衡里被告將從事阻止活動；因為假如被告這樣做，他的預期成本將是+q(Z+b)，否則將是P(Z+b)；同時根據公式(1)和q<P，則有+q(1+6)<pl+qb<p(t+6)(2)因而，總的社會成本將是+qZ+q(0+b)，即，總社會成本是原告和被告的阻止成本、預期損失和預期法律成本之和。假如口>Z，那么原告將不會提出訴訟，因而在均衡中被告將不會從事阻止行為的活動，其社會總成本將是pf。假如訴訟是社會所期待或者說合意訴訟，則有+ql+q(a+6)<pl(3)經過整理，我們有q(a+6)<[(p—g)f—](4)公式(4)被稱之為社會合意訴訟約束公式(Shavell沒有做出該定義)。這意味著提出訴訟的預期社會總成本小于預期的社會總得益，阻止成本的損失凈減少，則是(P—q)z—。Shavell的分析獲得了兩個重要條件，我們關心的是第一個條件，就是非社會合意的訴訟得到提出。這反映出口<Z成立，同時公式(4)中的不等式的方向相反。由公式(4)可以看出，社會從這個訴訟中獲得的是負收益，但是由于個人訴訟約束公式n<z成立，所以個人從事了違背社會最優的訴訟活動。現在假設法庭判決的懲罰性賠償金為pd，盡管它是隨機發生的，因為某些案例可能并不適用懲罰性賠償金，但我們不打算在模型中考慮不確定性(Shavell就是這么做的)，因此原告從訴訟中獲得的收益將被修正為1+pd，個人訴訟約束公式0<z則變為0．<z+pd，而社會合意訴訟約束不變仍為公式(4)，我們簡化為c(p，q，口，b，z，)。現在比較pd的出現是否增多了不合意的訴訟，這實際上是比較：P，[(G(p，g，0，b，Z，)l(Ⅱ<f)]>Pr[(G(p，g，口，b，l，)I(0<l+pa)]ifpd>0。在單側函數的約束下，不難驗證后者是大于前者的，于是有了第一個結論，在懲罰性賠償金存在的情況下，增加了社會不合意的訴訟。

三、Sarath的訴訟懲罰模型

本節采用Sarath(1991)提出的訴訟懲罰模型。它是對Grossman&Hart(1983)提出的有限產出的委托一公式的一個擴展，在模型中我們假設，訴訟是導致人行為的一個估計，隨后的懲罰將在保險人和人之間進行分割。委托的基礎概念如下：這里有n個產出，標識為q=(g一，g)，以委托人偏好的增長順序進行安排。為方便起見，產出也經常被簡單表示為指數i。A表示可能行為的設定，并假定將是實數R上一個緊湊的區間。假定人選擇的一個行為a，觀測到q的概率通過P(口)來表示。P(a)=(P(a)⋯．，P(n))，假定當a>b時，P(a)>P(b)。人的支付由=(．．，)表示，這里是當產出g發生時的支付。委托人假定是風險中性的，對一個支付和行為a，人的效用函數由ty(x)一V(a)決定，這里U是凹且遞增的，V是凸且遞增的，兩個函數都是三階可微的。人的保險效用由表示。下面介紹訴訟和保險基本的委托一模型。人被發現有罪的概率取決于一個給定的產量和行為。這個有罪的概率和假如他被發現有罪將被估計受到的懲罰一樣，我們假定為一種當事人都了解的共同知識。在產出被觀察到之后，委托人接收到一個私人信號然后可能會決定起訴這個人。人被允許執行保險來補償來自于被委托人起訴的損失。事件的相關結果表示如下：1)合同是一致同意的(懲罰結構也是共同知識)。2)人選擇他希望獲得保險的一個行動a和一個數量t。3)q是可被觀測到的，并且人接受支付i。4)委托人是否起訴由g和一個私人信息罾決定。5)假如委托人決定要起訴，法庭將根據產量q和人的效用供應a做出有罪估計。6)根據保險協議的條款，法庭估計的損失在人和保險人之間進行分割。注意到在委托人決定是否要起訴之前人是假定接受合同指定的賠償。一個替代性的指定可能是假如人將被起訴時，委托人保留了合同的支付。在這篇文章中，不管針對哪一種指定的選擇，這種結果在顯著程度上是不受影響的。•在解釋這些不完全信息、懲罰、訴訟之間關系的特點之前，我們對起訴策略上的限制進行說明：1)委托人不能夠預先承諾不起訴。2)法庭賠償金是束緊的，在委托人和人之問直接的附加賠償是不可能的。考慮到在訴訟進行的實際狀況，包含在條件1和條件2中的束縛是自然的。通過這些限制，假如他的期望回報為正，委托人接下來的理性策略就是起訴，給定他的私人信息和信念參照于人的行為選擇。假定一旦起訴發生，對每一個產量q和行為a，法庭要先決定人是否有罪，并且估計一個懲罰賠償金。而被發現是有罪的概率為g(a)(=Pr[guilt(i，a)])，是一個關于i和a的函數，隨之產生的懲罰，是單獨關于i的函數。在上述法律懲罰的結構合并了純粹疏忽制和嚴格責任制兩種完全相對的制度：一個完全疏忽制將同時擁有g(a)和獨立于i的Hi，g只能取0或者1并取決于行為a，而一個嚴格責任制將完全擁有獨立于a的g(a)。一般來說，兩種極端都將是無效的，而懲罰進程是典型的不確定的疏忽規則。這里的不確定性可被認為是來自于人努力的不完全觀測和疏忽標準的不完全施加。我們選擇的解釋就是人的行為選擇是由訴訟所披露的，但是懲罰標準是隨機的。給定上述懲罰標準中的不確定性，下一步就是分析委托人訴訟策略的信息的效果。我們允許委托人進行訴訟的決定取決于私人信息鴦，它提供了一個訴訟是否會成功的信息。

四、過度訴訟產生的動態博弈分析

如前所述，學術界早在20世紀8O年代就已經證明責任保險的存在往往會對法庭方的判決起誘導作用(Dazon，1984；Shavell，1982)，即法庭在實際判決中往往傾向于將事故責任更多地歸咎于購買責任保險的投保人一方，導致很多原來通過正常判決可能并不需要付責任的損失不得不由保險人來承擔。而在事故中受害方在了解到法庭方這一傾向后將會更積極地起訴購買責任保險的致害人，因為這樣將有很大的可能贏得訴訟獲得賠償。這種結果一方面導致訴訟成本不斷上漲，另一方面導致保險人累積了巨大的責任。21世紀初的醫療責任保險危機較好地驗證了Dazon和Shavell的理論。為了進一步廊清責任保險所產生的這種過度訴訟效果，我們通過博弈論的分析來表明它們的關系。在分析之前要做一些基本的模型假設。博弈環境需滿足我們常用的一些經濟學上的假設，首先是理性人假設。即假定參與博弈的各方(投保人和法庭方)能夠按照理性原則，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為。其次是博弈環境。本文假定的博弈環境為一個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動態博弈j。此外，假設參與博弈的各方都處于一對一(one-to-one)的相對狀況，即雙方都沒有多余的其他可選擇對象。下面通過博弈樹來具體了解這種狀況。比較可知，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僅和B值的大小，也就是受害人起訴后的勝訴概率。在致害人都沒有投保責任保險時，兩者是等同的，但現在問題是面對一個購買了責任保險的致害人和一個沒有購買責任保險的致害人，法庭方在做判決時是會產生偏差的。理由在于法庭在進行判決時，出于受害人能否獲得足夠賠償的考慮，會充分考慮致害人是否購買責任保險的情況。當了解致害人購買了責任保險后，法庭方知道判決受害人勝訴，致害人需要賠償的損失將由保險人負責，不會因賠償不到位導致受害人產生怨言，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法庭方出于社會安定等因素會有更大判決受害人“勝訴”的概率，這種概率大于致害人沒有購買責任保險時受害人“勝訴”的概率，即>口。當>時，起訴I狀態下受害人的期望得益大于起訴Ⅱ狀態下受害人的期望得益。顯然，作為理性人的受害人完全能夠預見這種結果，這將導致在一起事故中受害人了解到致害人購買責任保險后，會更有動力去起訴致害人。上述得到的結果顯然不利于保險人，這將導致他們承擔更多的賠償責任。美國的責任保險發展實踐也證實了這樣的結果——在一起事故發生后，受害人了解致害人擁有責任保險的賠償后傾向于更多地進行訴訟，法庭方則傾向于判決購買了責任保險的致害人敗訴，最終導致保險人為責任保險支出大量的賠償金。根據英國Pearson委員會的報告。。估計，88％的侵權個人傷害賠償案，占總價值的94％是針對有保險支持的被告。21世紀的醫療責任保險危機也顯示，美國的法院在事故判決中最大限度地追求對受害人的保護，只要致害人投保了責任保險，往往就會敗訴。在此形勢下，眾多保險公司由于無法支付責任保險業務所產生的眾多大額賠償，紛紛提高責任保險的保費和投保條件，最終導致普通民眾基本很難獲得責任保險保單，演化成一場影響惡劣的“責任保險危機”。要修正本博弈的結果，需要保證法庭的判決與責任保險的存在不相關，即致害人是否購買責任保險對法庭方判決沒有影響，這時博弈結果可以修正為圖2。這時O／=盧，所以圖中均用O／代替，法庭判決的“勝訴”或者“敗訴”在兩種起訴狀態下的概率相同，因此作為理性人的受害人在了解到這種得益后，會抑制在事故發生時了解致害人擁有責任保險后去進行更多訴訟的動機，從而控制了訴訟成本，也減輕了保險公司的負擔。因此保持法庭判決時的獨立性是避免責任保險出現危機的關鍵因素。在這方面，法國的經驗值得借鑒，法國在處理責任保險事故時，責任和保險往往能夠有效地隔離開，使保險人不用過多承擔不應負擔的責任，這是我國責任保險發展應該尋求的方向。那么在遭到這種判決傾向上的不公后，被告會不會選擇上訴?答案一般是不會。因為實際承擔賠償損失的是保險公司，被告并沒有遭受直接利益上的損害。而且在根據TomBaker(2006)[11關于美國司法實踐的學習，我們了解到很多侵權案例中原告、被告、律師與法庭都處于“共謀”狀態，這個時候，原告方和被告方不再對立，而是一起設計能獲得責任保險賠償的訴訟與和解。因為只有責任保險可以讓原告獲得足夠的賠償，被告不用自己承擔損失(在保險單限額內)，律師獲得較多的傭金(美國的律師是按照賠償金數額比例提成領取報酬)，法庭有效(有時是過度)地保障了受害者。而在不能獲得責任保險支持的賠償案里，不管原告勝訴與否，上述各方得益的情況不可能出現。進一步的研究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圍，在此從略。

五、結論及啟示

綜上所述，我們基本了解了責任保險危機的成因及實現過程。在美國，責任保險有著誘使更多不符合社會最優的訴訟出現及增大平均責任賠案成本的趨勢，這既來源于美國所實行的懲罰性賠償金制度，又來自于美國法庭判決時不合理的傾向性。當然這不是責任保險危機的全部來源，其他如過高的責任保險賠案費用、律師鼓勵無質量的訴訟傾向等因素并沒有在文中得到體現，但我們可以說總結了美國責任保險危機成因的關鍵因素。美國的責任保險危機雖然是一個逐步積累的過程，其造成的負面影響也不是短期內能夠消化的。我國在新《侵權責任法》公布以后，責任保險必將迎來一個發展高峰，但如果陷入類似美國的責任保險危機漩渦里，對社會和民眾來說都是難以承受的。美國的醫療責任保險危機對我們有以下幾點啟示：1．在醫療事故賠償金的處理上，不宜過分加重醫務人員的負擔。我國還沒有懲罰性賠償金的概念，但精神損害賠償金的索賠數額最近幾年有逐步增加的趨勢，因此應在妥善保護受害者權益的同時，有意識地控制這類非實質賠償性的支出，以免造成這類賠償金逐步上漲后由于剛性難以下降，最后造成整個醫療責任保險系統沉重的負擔。2．法庭判決時，應采用以事故責任為主的法國模式而不是采用以責任保險為主的美國模式。以責任保險為主的美國模式，傾向于將事故責任判決給擁有責任保險的一方，這大大影響了醫療事故責任的公正性，同時也極大加重了致害方和保險公司的負擔。此外，法庭判決也不能簡單地以事故的嚴重程度來影響判決的公正。雖然在法庭上可以出于人道主義給予嚴重受害的被害方一定的補償，但決不能以此來作為判決的基礎，否則將給責任保險系統帶來過重的負擔。3．應加強律師參與訴訟動機的管理。相對來說，如美國律師界那樣積極鼓動被害者夸大賠償金額，盲目提出索賠的情況在我國尚不多見。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國目前的醫療事故賠償金額還不是很高，律師所能獲得的利益有限，而且我國對于律師的紀律約束也較美國嚴格。但是提前做好這方面的管理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而且隨著醫療責任保險的逐漸引入，我國醫療事故賠案金額也將逐步提高，因此對律師行為的有效約束，有助于限制索賠的盲目性和索賠金額無根據地擴大。4．在對被害者的賠償上，只要能夠保證被害者獲得及時救治，不宜重疊各種賠償，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和致害者負擔的加大，而且應允許致害者和保險公司采用一段較長的時間來償還金額較大的賠償。正如前面所述，這樣有利于致害者和保險公司通過資金的利用來彌補損失，不至于因為巨額的賠償而出現經濟困難。總的來說，由于我國醫療責任保險系統還不完善，尚處在發展之中，而且司法系統也與美國存在較大差別，所以短期內不太可能出現如美國一樣的醫療責任保險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類似的問題在我國不會出現。隨著我國醫療責任保險的進一步發展，探索一個完善的既能有效保障受害者權益又不至于造成致害的醫務人員過重負擔的醫療責任保險系統，需要我們進行長時間的摸索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