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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國際貿易政策理論與現實；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階段發展及其效果評析;新時期對外貿易政策導向與對策等進行講述，包括了自由貿易政策主要基于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貿易自由化傾向的過渡型貿易政策、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貿易政策中性化趨勢中的適度保護政策、擴大內需、以進促出，保持經濟可持續和穩定發展等，具體資料請見：

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績，特別是以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依托的對外貿易對我國經濟增長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但是從長遠看，特別是這次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影響到我國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出現了很多現實問題。如貿易結構存在嚴重傾斜，在高、中、低產品貿易層次中沒有形成合理、均衡的結構，與主要貿易國的貿易摩擦加劇，國際貿易保護主義進一步抬頭等。如何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我國對外貿易的國際地位，對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引導帶來了新的挑戰。

一、國際貿易政策理論與現實

國際貿易發展的歷史，可以說是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交替發展的歷史。一國不同時期采用的貿易政策，往往取決于其經濟發展水平和所處的國際經濟環境和政府的政策目標：當一個國家經濟穩定增長，貿易交換的商品具有比較優勢，并對經濟發展起促進作用時，就會倡導自由貿易政策；而當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分工地位及其利益與工業化發展之間出現矛盾時，必然轉向保護貿易。

自由貿易政策主要基于傳統的比較利益理論，并隨著世界經濟和國際市場供求關系的不斷深化發展和層次上的變化而產生了新的理論基礎。如從需求角度解釋貿易發生的重疊需求理論，從供給角度的規模經濟、差異產品和不完全競爭來闡述的國際貿易新理論等。而保護貿易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首先取決于政府要保護的目的，其理論基礎包括早期的重商主義、李斯特的幼稚產業保護、凱恩斯的超貿易保護觀點，以及在新的市場競爭條件下的戰略性貿易保護理論等。其次，根據政策目標選擇適當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的趨勢，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對各國實施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明顯抑制作用，當前新的貿易政策措施層出不窮，并成為實現政府政策目標的工具。最后，這些政策措施實施的效果是否達到了政府的政策目標，從而成為繼續或將來實施的依據。

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對外貿易經歷了由國家統一經營、國家管理經營到放開經營的過程，貿易開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在以發達國家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推動下不斷深化，但是，國際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卻在自由化進程中更加激烈。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和地位的提升，一方面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拉動了經濟的總需求；另一方面與我國主要貿易對象——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凸顯出來，而這一變化是與我國改革開放后不同階段的發展水平和采取的政策調整分不開的。在我國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迅速增長而引起的貿易沖突加劇，勢必影響到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當前對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必須注意保留貿易平衡政策運用的空間。

二、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階段發展及其效果評析

我國對外貿易政策的制定離不開我國改革開放總體經濟發展的背景，同時又與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與外貿體制改革的進程息息相關。

(一)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

改革開放初期到90年代初，我國在沿襲建國后進口替展戰略的同時，提出了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主要采取的是“獎出限Jk"的政策，這與當時我國經濟發展基礎和對外開放面臨的外部環境是相適應的，也符合國際貿易幼稚產業保護理論以及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發展的“中心一外圍”理論的觀點。實施促進國內工業發展的貿易保護政策措施主要是關稅，以及進口許可證、外匯管制、商品分類經營和國營貿易等較嚴格的、傳統的貿易措施。伴隨著我國外貿體制實踐中的外貿承包經營責任制、下放部分外貿經營權、開展工貿結合、取消財政補貼等改革進程，采取了放寬外匯管制，實行出口退稅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為外貿企業自主經營創造了外部環境，為對外貿易的市場化改革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采取了動態的、有條件的貿易保護措施，倡導的是國家統制下的開放型貿易保護政策，結果促進了國內民族工業的發展，鼓勵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業，通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大批工業項目建立了我國的出口生產體系，形成了我國明顯的勞動密集型商品出口與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商品進口的貿易結構，體現了比較優勢行業和產品貿易的發展。但是由于政策實施上的不平衡，我國東西部貿易發展差距較大，外資政策與外貿政策的不配套，沖擊了一般貿易下的設備進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資企業。同時設備的引進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導致較先進的設備閑置，浪費了寶貴的外匯。

(二)貿易自由化傾向的過渡型貿易政策

進入90年代到我國人世前，是我國對外貿易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時期。該時期我國經濟提出了“外向型”發展和“國際大循環”戰略，為此國家外經貿部提出“大經貿戰略”和“科技興貿戰略”。該時期對進口管制進行了較大的改革，在進口方面，1992年開始按照HS編碼協調制度對225個稅目進口稅率下調，減少和取消配額和進口限制等非關稅壁壘，以及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等；在出口方面繼續實行出口退稅制度，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專門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大力發展加工貿易等。特別是1994年外匯并軌制為代表的我國外貿體制改革的深化，對外貿企業實行統一的結匯制、減少進出口數量限制、鼓勵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加強出口退稅制度等，理順了連接國內市場價格體系與國際市場價格體系的通道，有效地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到2001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達5097.68億美元，大約是改革開放初期1987年(206.4億美元)的24.6倍，是1992年(1655.3億美元)的三倍。確立了我國在國際分工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以及我國進出口商品結構，為我國成為國際貿易大國奠定了基礎。

該階段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市場化取向，形成了我國特有的傾向于貿易自由化的過渡型貿易保護政策。盡管政府實施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發揮我國的比較優勢，與開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義觀點的影響，重點鼓勵出口創匯，甚至不遺余力地從事虧損出口創匯。結果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在給中國帶來發展經濟、引進技術所需的雄厚外匯資金的同時，“中國制造”的優勢也給中國“制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此外還存在出口貿易方式和結構的不平衡。加工貿易、代工貿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資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結構，實質上是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利用中國廉價勞動力進行資源配置進行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中國處于全球低端生產環節，固化了中國在國際分工低端產品的比較優勢；剛性的出口收匯任務與國家資源收購方法之間的矛盾，引發了外貿經營者之間對國內貨源的爭奪；優惠政策傾斜的目的與實施對象的矛盾。由于國家鼓勵多創匯，原有專業外貿公司或國營外貿企業實力強，仍是受惠主力，與優惠政策扶植我國私營和民營等外貿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三)有管理的貿易自由化政策

加入WTO以后至2007年，我國面臨著加入WTO后如何推進外貿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和內外貿一體化的變化，為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以及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變化，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增強經濟安全成為新時期中國外貿戰略理念的核心。對外貿易政策目標以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和對外貿易由靜態比較優勢向動態比較優勢轉移為重點。尤其是WTO非歧視原則下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與貿易、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因此，我國采取的基本是相對較低的保護與溫和的出口鼓勵政策相結合的措施，即運用關稅、反傾銷、反補貼、反壟斷、保障、政府采購等措施對國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實行動態的、以擴張出口為目標的保護；運用低估匯率、調整出口退稅和補貼鼓勵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出口鼓勵措施。人世后我國的對外貿易地位急劇上升，2004年進出口總額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達到11547.4億美元，成為僅次于美國和德國的第三大貿易國，短短四年后，即使在金融危機開始影響下的2008年，全國進出口總額達25616.3億美元，是人世時(2001年)的五倍，是改革開放時(1987年)的一百二十多倍。

該階段“人世”的要求決定了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要體現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體制轉變的發展要求，具體體現在貿易政策重心的轉移，即政府從側重宏觀外貿戰略向側重微觀主體發展方向轉移，實施有管理的自由化貿易政策。而現實中我國與貿易國的摩擦卻并沒有因為入世后自由化進程加快而有所減少，相反我國遭遇了更為頻繁的貿易糾紛，在我國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快速增長而引起貿易沖突的加劇，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必然帶來不利的影響。因此，調整現行貿易政策、保持貿易的平衡和經濟持續穩定增長成為新的經濟形勢下面臨的長期問題。

三、新時期對外貿易政策導向與對策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加入WTO最主要的目的，是利用加入WTO的機會熟悉運用其中的規則，保護和發展本國產品的對外貿易能力和自己的民族工業，而不是單純強調對WTO承諾的兌現。WTO賴以建立的經濟學理論基礎——比較利益理論是有利于世界貿易發展的，但是其有效實現必須有一個基本前提，即參與貿易的各國面對的競爭條件應是平等、公正的。而現實中的國際體系和國際分工，存在著強權政治和霸權體系，國際關系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在這種體系中，國家實力和地位始終是本國、本民族最大經濟利益的可靠保證。一個國家如果沒有堅實的工業基礎，不但不能使國家變得強大，而且很難保持政治統一和國家權力的獨立地位。從國際貿易政策理論的發展與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對外貿易實踐來看，在實現工業化的道路上無不利用了重商主義學派的觀點，也為像中國這樣的還沒有完全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提供了值得借鑒的政策取向。

(一)貿易政策中性化趨勢中的適度保護政策

我國對外貿易的迅猛增長和經濟地位的提升，引發了發達國家與我國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我國出口額的增長率自2005年至2008年不斷下降，但2009年上半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出口總額首次居世界第一位。與此同時受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影響，世界貿易保護更加嚴重。根據世界銀行監測統計，從2008年10月到2009年2月，各國政府提出的與貿易相關的提案有78例，其中66例涉及到貿易保護，高達84.6％，而在66例與貿易保護相關的提案中，已有47例被執行。其中發達國家在最終執行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措施上的比例高于發展中國家。面對危機時期貿易保護的升級，我國與貿易對象國特別是發達國家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我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存在的問題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了我國應在中性化趨勢中進行適度保護的政策取向。

我國面對貿易爭端如果采取簡單的貿易報復措施，引發貿易戰是不利于自身發展的，但在工業化發展進程中對本國幼稚產業實施保護，是有充足的理論依據的。因為一國貿易政策是傾向于保護或開放還是中性，根本上取決于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況。我國人世后的貿易自由化道路的選擇以及實施開放型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決定了對外貿易政策的目的強調促進結構的轉變、進出口政策作用力的相互抵消，使總體的貿易制度走向中性化。但是一個國家的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政策的制定與調整必須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市場機制和國際環境的有效作用，貨幣、貿易政策以及其他經濟手段是達到這種目的的工具。但問題是對“幼稚產業”的選擇和判斷應避免出現最終演變為保護落后產業的失誤。因此，采取的保護政策必須注意以下的問題：一是扶持的范圍必須是具有未來發展潛能的，達到保護是為了日后不需再保護的幾個行業，因此所選定的行業必須有利于國民經濟結構的提高，并且存在顯著的關聯效應、學習效應和動態外部效應；二是應該明確保護或扶持的時間，對被保護的企業和行業規定限期；三是扶持目標，定位于能成為國際市場最主要的競爭者的這些產業，通過整合的方式提高大企業間高強度的競爭，以競爭促發展；四是政策手段不強調貿易保護，而主要是通過國內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組織政策等加以規范、誘導和扶持。例如，可以考慮把汽車、半導體、數控機床和飛機工業列為幼稚產業，扶持時間定為今后的“XX個五年計劃”，并對扶持目標和任務進行詳細分解。

(二)擴大內需、以進促出，保持經濟可持續和穩定發展

2007年我國GDP總量(按當時價格計算)為2.49萬億元，經濟規模居世界前列，預計到2010年，我國GDP總量將比2000年翻一番，屆時我國大國經濟體的特征將進一步顯現，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不容忽視。考慮到經濟發展潛力、人口規模、市場規模，我國的經濟增長比較趨近于大國的經濟模式，應更加強調內需的作用。同時，面對當前對外貿易不確定性因素，合理化解高外貿依存度帶來的潛在風險，提高本國經濟抵御外部經濟風險的承受力和消化力，也需要依靠擴大內需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

有關我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可借鑒我國主要貿易市場的經驗。在美國、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中，是在通過稅收政策基本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并且創造了“中產階級”以后，才達到提高“內需”的目的，而這種“內需”又推動發達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美國在格林斯潘擔任美聯儲主席時，就是依靠巨大的“內需”使美國經濟長期繁榮，直到這次“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為止。相比之下，中國沒有利用對中國投資的外商通過征收大量稅金來縮小外商與中國平民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甚至也沒有對中國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及其管理人員征收大量稅收，以解決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如果中國能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幫助大量相對貧窮的消費者提高收入，尤其是幫助中國消費者減少在“醫療、住房、教育”三方面的巨大支出，中國“內需不足”的問題基本可以得到解決。

另外，我國經濟增長應依靠要素供給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而這些要素的加強有賴于我國的進口結構和質量，因為進口中的先進設備、先進技術和戰略資源，雖然不會直接對GDP總額產生作用，但將促進科技進步和生產率的提高，促進經濟集約化增長，從而提高GDP增長率和提升產業競爭力。利用充足的外匯儲備進口國外的先進技術、設備和科學的管理，并注重消化、吸收和創新，增強本國產業和產品國際競爭力，可以“以進促出”，保持適度的國際貿易收支順差作為促進中國外貿和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支撐條件。

(三)優化對外貿易結構，減少貿易摩擦

面對經濟危機每個國家都在尋找各自的出路。美國強烈要求中國減少外匯儲備，改變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的增長方式，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而這一政策卻使我國對外貿易發展陷入兩難：一方面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會造成出口受阻、企業倒閉和工人失業，從而引發銀行出現大量的呆賬壞賬；使國內的總供給能力大于總需求，從而產生與經濟危機類似的產能過剩問題。另一方面如果不實施進出口平衡政策，“4萬億計劃”又可能引發通脹問題，從而加劇被美國套住和承受外匯儲備大幅貶值的可能。因此，應當轉變當前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對外貿易結構進行進出口平衡，減少貿易摩擦。

從貿易結構來看，應逐步改善商品結構單一、技術含量低的現狀，加大研發投資的力度和重視程度，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通過調整和完善出口稅收、加工貿易等政策，改變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大部分處于低附加值、價值鏈低端的局面；我國對外貿易區域的結構性問題恐怕難以在短期內得到改變，要想減少貿易市場過分集中帶來的威脅，需要加強內需，擴大國內市場來分散風險；針對長期以來大多出口產品采用貼牌的生產方式，鼓勵企業品牌發展戰略；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對環保節能型產品的出口給予優惠政策；規范出口競爭秩序和行業自律，穩步推進對外貿易秩序的法律法規建設，加快建設外貿信用體系。同時應協調利用外資政策，調整外商的投資結構，減少外商低端制造業的投資，限制技術含量低、資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大的外資項目，提高外商投資的質量；取消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縮小民族產業與外資企業之間的差距和資源配置的不平衡性，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流失，增加政府調控資源配置的能力。

另外，政策措施應注意加強針對性。例如，美國輪胎特保案對我國的啟示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存在國家干預不當問題。對于在國際上容易引起糾紛的傳統優勢產業，出口退稅只要達到使出口產品以不含國內間接稅的公平價格參與國際競爭即可，避免出口企業以退稅作為壓低報價的“優惠鼓勵政策”，從而避免國外進行反傾銷的可能。二是上述提到的國內外市場不統一，存在國家干預的缺位問題。目前出口市場的信用體系暢通，而國內市場信用體系相對滯后，交易成本高、風險大，導致對內銷售的報價偏高。三國內商品流通出現阻滯的物流系統建設滯后，存在中央政府干預缺位，而地方政府干預不當的問題。因此，需要由中央政府打破地方保護主義，改革高速公路收費體系，發展鐵路交通。

(四)建立開放經濟下的內外統一的貿易綜合管理體系

我國人世后雖然將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管理體系融合，但仍存在外經貿管理措施的單一性、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做法的差異性、市場化的措施和金融融資方式依然“內外有別”等問題。因此，必須從根本上轉變為內外經濟融通一體化的綜合管理體系，建立統一的大市場體系。政府在管理形式上，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等間接管理手段為主，為我國企業平等參與國內和國際競爭創造條件；運用市場機制促進國內外商品流通；培育我國具有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包括生產商、貿易商、零售商，讓中國企業更愿意在國內市場做生意，腳踏實地立足國內市場積累經驗的同時參與國際跨國經營，形成具有世界“品牌”的生產型跨國公司、貿易型綜合商社和跨國流通企業，這對我國經濟、貿易發展更具有豐富的現實、政治和社會意義。

調整貿易政策必然帶來相關政策管理體系的變化，不可避免地導致原有管理體制的改變。改變原有政策協調機制雖然會增加協調成本，但是調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因此，必須實現貿易政策基礎由傳統的比較優勢逐步向以競爭優勢為基礎轉變；貿易政策管理方式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為主轉變；貿易政策作用范圍由過去單一的外貿領域向整個流通領域延伸，這意味著貿易政策將更多地注重國內外市場的融通、內外貿易的統一。因此，需要盡快建立內外融通的綜合性貿易管理體系，形成連續性和承繼性的貿易政策，使我國企業能夠實現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同時盡可能注意與其他相關政策的銜接配套，避免因貿易政策的變化而引起整個宏觀管理政策體系運行效率的降低，這是新的內外貿易一體化綜合管理體系有效運行的重要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