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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綜述

據為數不多的已有文獻，國外相關研究中，WildmanandSiwek和Fank提出文化產品生產中存在著外部規模經濟，表現在文化產品生產者在地理位置上的集聚不僅是國際化的，也是本土化的［12］。Schulze在論證規模經濟適用性的同時，開創性地把文化產品分為現場表演藝術、不可復制文化產品和可復制文化產品。他認為，傳統貿易理論對可復制文化產品貿易的解釋性較強，而對不可復制文化產品貿易則不適用。他使用1990~1994年文化產品貿易數據，分析了49個國家文化產品進口貿易決定因素。結果發現，文化相近性是文化產品貿易的重要決定因素，GDP總值、距離和共同語言對文化藝術貿易都產生了顯著影響［3］。Marva-sti對文化產品貿易額﹙圖書、報紙、電影、唱片領域﹚進行實證檢驗。結果顯示，語言的相似性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雙邊文化商品貿易量；國家各種形式貿易壁壘可以保護本國文化產業，因為它們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文化產品流動；但該領域生產的規模經濟無法得到證明［4］。MarvastiandCanterberry研究了美國對33個國家1991~1995年期間電影出口的決定因素。結果表明，語言、教育等因素對其出口具有正面影響［5］。Disdler運用1989~2005年跨國數據檢驗了雙邊文化產品貿易的決定因素發現，文化相近性對文化產品貿易具有促進作用。進一步研究還發現，文化產品貿易對于總貿易擴大具有正面影響［6］。

國內學者近年來對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探究也開始出現，其中以李懷亮和趙有廣的研究最具代表性。李懷亮在探討國際文化競爭問題時指出，目前文化產品貿易可以由產業內貿易理論和偏好相似理論解釋，規模經濟是美國文化產業領先世界的主要原因［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懷亮在分析我國文化貿易現狀的基礎上，從質量和品種、效益、渠道、人才、文化資源等五個方面，對文化產品出口提出了系統性的對策建議［8］。趙有廣結合我國文化產業外向國際化過程中存在的較大逆差特點，認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四個：其一，對傳統文化的不重視；其二，沒有將豐富的文化元素進行梳理，并進行經濟化傳播；其三，貨物貿易體系沒有自覺承擔起宣傳中國文化元素的責任；其四，政府在鼓勵、支持、推動文化產品及文化企業走向世界的過程當中措施不具體［9］。同樣是在另一篇文章中，作者更重點突出了林德的需求相似理論對于中國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重要意義。他指出，他國對中國文化產品需求的影響因素主要有華僑人數及占比、與中國的貨物貿易量、交流程度、文化背景、對中國的理解心態、發展水平等［10］。可見，盡管國內學者對文化產品貿易亦作了較為寬泛的分析，提出了頗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但也存在較為明顯的不足：未對地區文化產品貿易的獨特性及其競爭優勢展開更深入的經驗研究；缺乏從地區宏觀經濟背景、相關產業基礎、微觀文化企業等多個角度系統研究加快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策略。

蘇州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基本狀況

根據國研網對外貿易發展數據庫提供的截至2008年的數據，經作者整理，表1首先直接給出的是北京、上海兩個副省級城市和浙江、廣東和江蘇三個省級區域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占總出口的比重情況，以及全國總體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占總出口的比重情況。其中，具體對各地區文化產品出口的衡量，主要以中國海關出口分類標準中有統計的一些項目作為比較近期的衡量。相關數據均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貿易發展數據庫。從2008年全國對外出口總值角度來看，我國文化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整體情況還是很低的，僅為0.06%，表明整體上我國對外貿易發展中，文化產品出口還不是對外經濟貿易發展乃至經濟發展的一個較突出特點。總體而言，由于我國文化貿易發展本身起步晚，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小規模進入國際市場，而真正意義上文化產品出口則是90年代中后期，伴隨著商業電影的崛起和國外文化產品加工貿易的興起逐漸發展起來的。因此，這里分析無非是再一次表明，在經過了近十年的發展以后，我國整體文化產品出口和文化產業發展的落后狀況仍然沒有本質上得到改觀。

同樣從總值出口角度來看，各﹙副﹚省級區域中，北京以0.783%的比重，位居首位。作為一個具有世界級知名度的現代化大都市，北京不僅有著更加悠久的歷史文化底蘊，而且其經濟發展已經比較明顯地進入了后工業化社會，相應的服務經濟特色變得非常突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也在全國名列前茅，并形成了一定的集聚特色和規模經濟效應。進一步從其文化產品出口目標市場特點來看，對日本文化產品出口占到了其當年對日本總出口比重的4.931%，發達國家市場中同樣比較高的還有美國﹙1.647%﹚，對香港和臺灣的文化產品出口比重也達到了1.961%和1.311%。排在第二位的是上海，其出口目標市場份額最高的是日本﹙0.272%﹚，其次是香港﹙0.148%﹚。和北京相比，應該說無論總體還是分不同目標市場比較，上海與其還是存在著明顯差距的。具體就江蘇來看，這里計算得到其文化產品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僅為0.018%，與浙江整體上比較接近，但與排在第三位的廣東還是有著不小差距。作為兩個外向型經濟特色都非常突出的經濟大省，江蘇和廣東在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很多基礎條件方面都是最為接近的，但是這里文化產品出口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差距，無不表明兩者在進一步發展戰略思路上，已經開始有所差異。而圍繞著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這兩個地區在一些關鍵要素稟賦累積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可能更大，如對于文化產業發展來說至關重要的區域創新能力與創新制度環境方面?；谝陨媳容^分析，我們也就不難推測，作為體現江蘇經濟發展特點的一個典型，蘇州文化產業及其對外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總體狀況應該說并不會很突出。尤其是和最能體現廣州經濟發展特點的深圳相比，可能彼此之間的差距會更大。

在上面分析基礎上，表2進一步從動態角度考察了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的基礎條件和文化環境。從與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相關的機構絕對數變化情況來看，從事藝術事業和群眾文化事業的機構總數在1990~2009年間有著較大幅度的減少，但是從單位機構職工人數來看，則又有一定幅度的增加。這表明，盡管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相關機構的絕對數是減少了，但單位機構規模卻逐漸朝著能夠更好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的方向穩步發展。比較而言，這里文物事業和圖書館事業不僅機構總數都有不同程度的擴張，同時規模經濟性也有了顯著提高。這就進一步展現了蘇州文化產業賴以發展的文化環境建設及其質量水平是在不斷上升的。再從蘇州主要文化活動發展特點來看，除了藝術表演團體演出場次在2000~2008年略有降低﹙2008~2009年又有所回升﹚、文物保護參觀人數水平在1990~2000年存在較明顯下降外，其他大多文化活動均呈現出較快增長勢頭。由此可以認為，在蘇州文化產業賴以發展的文化環境逐步得到改善的同時，蘇州本土消費者對于文化產品和文化產業發展的客觀需求也在快速增長，這又構成了蘇州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重要的市場規?；A。綜合而言，在國際分工格局的情況下，蘇州從一開始對外開放促進自身經濟發展的戰略定位就是集中于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特別是加工制造﹚和推動工業化進程，來帶動本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這種國際環境影響下的早期發展戰略定位，構成了蘇州后續發展重要的“路徑依賴”，進而也決定了蘇州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服務業整體發展，在制造業快速發展的掩蓋下，居于了相對更加次要的地位。近年來，面對資源環境約束和經濟結構發展轉型的客觀要求，蘇州在國內已經較早提出創新型城市建設目標﹙深圳應該說是最早的，且其創新型城市建設水平在國內也是最高的﹚。顯然，蘇州既有的良好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及較好的教育支撐條件都將為其文化產業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蘇州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競爭力分析

1.競爭力評價體系構建

借鑒學術界對于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基本理論觀點和經驗研究結論，下面具體從地區文化基礎環境、經濟發展環境、服務經濟能力、創新活力和對外開放環境五個方面入手，建立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動力機制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1﹚文化基礎環境。文化底蘊和文化產業發展基礎是一個國家乃至地區文化產業及其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最根本動力源泉?？梢哉f，一個地區要想取得良好的文化產品出口貿易業績，必須擁有豐厚的文化資源和堅實的文化產業發展基礎。對一個地區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所依賴的文化基礎環境進行評價的指標選擇，這里主要包括：每百人公共圖書館藏書﹙冊﹚；每萬人影劇院數目；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從業人員占總第三產業總從業人員比重；信息傳輸、計算機和軟件技術人員占第三產業人員比重。

﹙2﹚經濟發展環境。地區經濟健康、平穩發展將為其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的經濟基礎，并且只有經濟得到良好發展，才能進一步為一個地區創造良好的文化制度環境。這里對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環境的評價指標選擇包括人均GDP、GDP增速﹙近三年平均值﹚、第二產業占GDP比重、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比重。其中，人均GDP體現了一個地區所能夠獲得的規模經濟效應大小。GDP增速衡量了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活力。第二、三產業占GDP比重則從不同產業結構角度體現了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結構的基本特點及其合理性。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體現了一個地區對基礎設施和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能力和重視度。由于現代文化產業發展所依賴的設施主要由高等院校、眾多的圖書館和文化館、設施完善的影劇院、滿足游憩需要的大型游樂場等組成，可見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對而言對基礎設施有著更高的要求。最后，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比重體現了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環境。

﹙3﹚服務經濟能力。擁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是服務經濟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服務經濟發展狀況評價指標的選擇中，這里用第三產業占總從業人員比重反映一個地區服務經濟發展的總體狀況：服務經濟的規模效應越突出，對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發展的促進作用也越明顯?？紤]到以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為代表的服務經濟結構高級化對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發展有更直接的影響，這里分別以金融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比重、租賃和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占總從業人員比重反映服務經濟內部結構特點。鑒于文化產業發展本身所具有的創新性特點和對金融服務等更高的要求，這里為了體現融資功能的重要影響，還專門以每萬人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體現一個地區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基本融資條件。

﹙4﹚創新活力。創新活力主要由創新環境和創新能力兩部分組成，這里以每萬人高校學生數、政府教育支出占總支出比重和政府科學支出占總支出比重來衡量一個地區創新環境；以每萬市民專利授權數和每萬市民中企業家數來體現一個地區實際的創新能力大小。

﹙5﹚對外開放環境。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隨著世界各國經濟貿易往來的不斷增加，各國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也不可避免地增加。為此，需要更主動地利用開放機遇來明確文化產業對外開放的目標，并制定適當的文化產業對外開放戰略，以此保證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的良好發展。對一個地區開放環境的考察指標包括：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GDP比重、當年新簽項目﹙合同﹚數、外資和港澳臺工業企業所占比重。此外，考慮到國際互聯網用戶數﹙萬戶﹚和移動電話年末用戶數﹙萬戶﹚體現了一個城市通訊服務條件，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輛﹚體現了一個城市的通勤能力。因此，這里還關注了每萬人國際互聯網用戶數﹙戶﹚、每萬人移動電話年末用戶數﹙戶﹚、每萬人擁有公共汽車等所體現的對外通勤能力對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影響作用。

2.綜合比較結果

按照上面具體設定的影響蘇州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五個動力機制，下面我們將主要從城市層面展開討論，重點以長三角地區城市為背景。同時考慮到我國各城市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中，從相對規模和質量層次來看，位于珠三角的深圳、廣州和珠海均比較靠前，因此實際定量比較分析中，也包括了這三個城市。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有城市均為市轄區，而不包括下轄縣。綜合以上分析，本研究最后進一步以19個城市為背景，針對影響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五個動力機制，通過因子分析，將指標綜合到一個框架下進行考察。對因子分析法的具體原理，這里不再贅述。對于分析結果的可靠性，從相關指標情況來看，在未指定因子個數的情況下，系統運算給出的結果也是在五個因子的情況下，其解釋了原有變量總方差的79.647%，應該說原有變量信息的丟失還是比較少的，因子分析總體結果比較理想。

最終，使用因子分析法得到各城市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動力機制綜合影響效果情況如表3。從中不難看出，以上五個方面動力因素綜合影響結果中，其對深圳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促進作用最為突出；其次是上海；蘇州相比較而言，綜合各方面機制作用后，最終還是排在了第三位。這充分說明，盡管蘇州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總體規模還不是很大，甚至與深圳、上海、廣州、珠海等城市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是其發展所具備的潛在動力因素還是很強的，甚至超過了珠海和廣州﹙這兩個城市分列第四、五位﹚。當然，由于蘇州一直以來戰略發展定位的路徑依賴影響和經濟發展深化轉型的序幕才剛剛開始，促進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選擇增長的潛在動力機制和優勢還有待進一步得到釋放。尤其是需要從政策引導上，予以及早重視和合理引導。

具體地，對蘇州而言，開放環境是其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最具有比較優勢的動力機制因素；其次，較好的經濟基礎也為其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有力支撐。隨著蘇州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客觀要求不斷加強，同時伴隨政策引導下發展戰略的調整，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服務經濟發展特點會變得更加突出。總之，以此為動力源，進一步充分挖掘蘇州豐富的文化底蘊，進而更好促進蘇州文化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張和對外文化出口貿易發展經驗的累積；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堅持深化改革，著力提升蘇州服務經濟質量、優化蘇州創新環境，最終形成蘇州文化產業發展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更強的綜合動力機制。五、主要研究結論通過對包括蘇州在內的長三角地級城市以及深圳、廣州等城市文化產業及其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現狀、相對地位和動力機制的綜合比較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研究結論：從蘇州文化產業和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總體情況來看，相對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線大城市，蘇州乃至整個江蘇省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總體規模還很小。這其中一個很重要原因就在于，一直以來發展政策思路上還是偏重于工業化經濟增長模式，進一步轉型相對滯后，由此制約了蘇州包括文化產業發展在內的經濟服務化。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地域分布特點方面，同樣受路徑依賴影響，日本成為包括蘇州在內的江蘇省一個重要出口集中地；而要在更高端文化產品出口市場上具備一定競爭力，美國市場的開拓還是最重要的。從各地區對臺灣市場文化產品出口情況來看，長三角區域上海和江蘇份額相對而言是最高的。但從現狀來看，這種關系還主要體現在雙邊制造業領域內的分工合作與經貿往來，還沒有在包括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在內的服務經濟領域得到更進一步釋放。對蘇州來說，如果能夠盡早認識到這一點，并采取更具有針對性的措施來加快發展臺灣市場，必定能夠更好體現出先發優勢并獲得相應的收益回報?？傮w而言，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正在朝著集約化和規模經濟效應更加突出的方向邁進。但是服務經濟結構高級化特點不突出，還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向更高層次的發展。

具體從蘇州文化產業發展的基本特征和比較優勢特點來看，首先，蘇州的文化產業發展基礎環境還是比較好的，當然和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相比，服務經濟發展方面還有不足，使得其文化產業及出口貿易發展的基礎環境還有待進一步提升。對于蘇州文化產業發展來說，還有值得關注的方面就是如何形成南京、蘇州和杭州三地在文化產業發展上的適當錯位，既保持一定的合理競爭又能夠促進彼此之間分工合作關系的深化，進而促進三地在對外文化產品出口貿易方面的優勢整合。其次，影響蘇州文化產業及其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的經濟發展環境分析表明，盡管蘇州由于工業化快速發展形成了非常明顯的規模經濟效應，但是蘇州原有制造業發展模式帶來的固化影響，其服務經濟整體發展的相對滯后特點依然很突出，導致經濟發展轉型升級比較緩慢。這也使得蘇州以政府財政收入等形式存在的、可大量用于基礎投資的資金，沒有辦法更好地投入到能夠帶來更高價值增值能力的服務經濟中去。再者，影響蘇州文化產品出口的服務經濟能力比較分析表明，蘇州經濟服務化特點并不是很突出，甚至與其較突出的規模經濟相比，還顯得很不協調。當然即便如此，對蘇州而言，其服務經濟中的金融服務及其融資環境條件相對還是比較好的，這將為其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務環境，也是其文化產業發展所依賴的服務經濟能力整體水平提升很重要的突破口。再就影響蘇州文化產品出口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環境建設來看，分析表明，與蘇州龐大的政府財政收入相比，蘇州對教育和科技投入還有待進一步提高。而與其他城市相比，盡管蘇州在技術含量相對較少的外觀設計專利上體現出了一定優勢，但這并不能掩蓋蘇州整體創新產出層次仍然較低的事實，集中體現在發明專利方面。這也構成了蘇州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層次獲得實質性提升的一個關鍵問題。研究最后指出，蘇州微觀企業層面較突出的企業家規模應該說是蘇州現階段創新活力最好的體現和最重要的支撐，而政府基于教育和科技支出所體現的宏觀層面對創新的支持力度還有待繼續提高。最后就影響蘇州文化產品出口的外部環境建設來看，應該說蘇州在對外經濟合作上還是具有很強優勢的，這有助于提高蘇州文化產業的對外開放和交流。當然，在對外通勤能力方面，蘇州的總體狀況以人均所體現的基礎發展水平并不是很理想，還有待進一步提高。

總之，盡管蘇州文化產業及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總體規模目前來看還不是很大，甚至與深圳、上海等還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其發展所具備的潛在動力因素還是很強的。其中，開放環境是其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最具有比較優勢的動力機制因素；較好的經濟基礎也為其文化產業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強有力支撐。隨著蘇州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客觀要求的不斷加強，同時伴隨政策引導下發展戰略的調整，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的服務經濟發展特點會變得更加突出，這兩方面優勢條件也會更多得到釋放。通過促進蘇州文化產業發展，最終形成蘇州文化產品出口貿易發展的綜合動力機制。

作者：陳健單位：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