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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親歷過蘇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認為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建設好國家銀行，流通貨幣，發展商品經濟；要發揮計劃的宏觀調控作用,要大力發展工業，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合理利用外國的資本、技術和設備；一切重要的生產資料要歸國家所有，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可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實行合作制才能鞏固工農聯盟；在一定歷史時期可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和競爭的所有制結構。

關鍵詞：瞿秋白；社會主義；經濟發展

瞿秋白1920年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赴蘇維埃俄國進行實地考察。在俄期間，他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還親歷過蘇俄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對列寧實施新經濟政策以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做法十分認同。為此，他撰寫了《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等一系列文章，對蘇維埃俄國建國初期由社會主義革命轉為經濟建設的新經濟政策進行了大力的宣傳和高度的評價，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問題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許多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具體做法和思路，形成了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認識。

一、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建設好國家銀行，流通貨幣，發展商品經濟

瞿秋白指出：“新經濟政策中最重大的原則，就是概括的提高‘生產力’及間接擴充振興‘國有企業’。”而隨著“市場貿易中自然的‘競爭’，資本的‘積累’，一天一天的發展”，“貨幣的流通遂成為不可免的社會需要。銀行的功能已不能否認。于是財政人民委員會建議設立國家銀行。因為非此，國家不能實際統括金融，監督全國的經濟生活，而整頓國有的資本。”[1]所以，要“監督國營企業”，“振興私人企業及生產協作社”，“統攝商業”必須建設好國家銀行。瞿秋白還認為，正是商品經濟的發展，才使蘇俄很快地恢復了工農業生產，極大地活躍了全國的市場，豐富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從而使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日益顯現出來。由此他得出結論：“可見決不能說：商業便等于資本主義。”[3]商品經濟并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制度下也同樣存在商品經濟，要改變經濟落后的狀況，就需要大力發展商品經濟。

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發揮計劃的宏觀調控作用

國家計劃作為總體指導和綜合協調的宏觀調節手段，其正確運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促進經濟的平衡發展，并能集中國家必要的人力、物力、財力進行重點建設。瞿秋白在評介新經濟政策的許多文章中多次強調國家計劃的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國家中之商業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一定的限度，要使能振興經濟，而同時不墮資產階級化，所以必須受國家的監督管理。”[2]因此，國家要設立“國家計劃委員會，掌全國經濟計劃”[2]，“增加國家管理經濟的力量”[2]“凡是與經濟事業有關系的國務委員會（各部），都應當遵守這統一的計劃進行。這又是漸求跳出那‘經濟的無政府’之第一步。全社會的‘有規劃’的經濟，依生產制度之集中，而能日益擴充其范圍。”[1]

三、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大力發展工業，積極開展對外貿易，合理利用外國的資本、技術和設備

蘇維埃俄國政府通商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列若乏認為，要發展社會主義就必須大力發展工業。對此瞿秋白深表贊同，并總結分析了俄國大力發展工業的原因：一方面是為了實行共產制度，“我們要極力發展工業，其目的原在于實行大企業的共產制。”另一方面是因為“戰事革命隊伍，工業毀壞太甚。內戰繼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于戰事，一切原料及工業基礎生產品都用在軍事上。機器不夠用，技師非常之少，技術程度又太低——戰爭時期俄國技師死者甚多”。[2]瞿秋白進一步指出，要發展工業就要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建立通商關系，合理利用外來資本、技術和設備：“要實現振興工業照俄國現在情形說來，不借外資來發展，始終太慢。大企業的工業制度早行一日，共產主義早實現一日。俄國農民工人以自己的力量辦理，未始做不到，然而我們的大政方針，是在于增加工業發達的速度。何況新發明，新技術，械器，材料都要希望外國供給。所以俄國一方面，亦不得不暫和資本主義國家訂條約通商。”[2]而且戰時俄國工業受到破壞，機器受損嚴重，技師死傷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國技師，購買外國機器來發展工業不可。不但機器，就是工業附屬品，如工業中所用電燈泡等，也須向外國購買，如此情形，自然不得不和外國資本家相接洽。”[4]“現在要實行共產主義，必須發展大企業的農工業，此非利用外資不可。”[2]更何況“俄國與外國通商，是政府的專利”，是“借外國資本來發展俄國工業——社會主義的基礎”。

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一切重要的生產資料要歸國家所有，應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

瞿秋白指出，社會主義社會國家必須“享有一切大生產的資料及機關，而且運輸、財政、通商等等亦都歸他獨占”，因為國家占有大生產資料，所以“其結果是要使全體民眾都成無產階級，共同享有生產資料。勞農國家建立以后，經濟才成真正的民眾經濟，而生產力之增高才能是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同時，“亦只有這樣的國家經營實業，方才是真正以生產的勞動者為主體。”[1]因為生產資料公有，勞動者是社會的主體，所以其分配原則也是按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進行，“經濟生活、工業、農業完全在國家支配之下，依社會主義理想上的原則行生產及支配”[2]。

五、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可以發展國家資本主義

為了有效地利用資本主義因素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列寧提出必須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上來，發展一種受蘇維埃政權直接控制和監督的特殊的資本主義即國家資本主義，把它作為進到社會主義的“牢固的橋梁”，并且提出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可以采取租讓制、租借制等四種形式。瞿秋白充分肯定了列寧關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構想。他在《蘇維埃俄羅斯之經濟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行自由商業制，就不能免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今所討論的問題，就全在于‘以國家資本主義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方面，便于不遠的將來，變此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2]“蘇維埃政府著手于國家資本主義而倡租借地，以大生產敵小生產，以先進的生產敵手工的，在我們自己的手里增加大工業的數量，增加國家管理經濟的力量，與小資產式而無政府的經濟狀態取得均勢。”[2]他對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的做法十分稱贊：“列寧最近提出的四種蘇維埃制度中之國家資本主義（GovernmentalCapitalism）：（1）租借地，（2）協作社，（3）商人，（4）企業家……（私家小工幫）。此種過渡辦法甚有味。”[2]

六、實行合作制才能鞏固工農聯盟

列寧認識到在小農占優勢的國家里，要實現社會主義，就必須正確處理同廣大農民的關系，關心農民的物質利益，把他們吸引到無產階級方面來，與他們建立鞏固的聯盟，如果采用暴力剝奪，就會葬送全部事業。因此，他以糧食稅代替余糧收集制，允許農民按規定向國家繳納糧食稅后可以用剩余糧食去換取工業品和生活必需品。他強調新經濟政策的實質和全部意義就是發展工農、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并指出合作制是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對改造小農和社會主義建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5]。

瞿秋白對列寧處理農民問題的方法十分欣賞，并寫了多篇文章予以評介。在《新村》一文中，瞿秋白指出：“無產階級革命沒有農民的輔助，不能有尺寸功效……這是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的。”所以“農業會議近來屢次宣言土地國有的原則，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產品權仍保存——因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在現實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4]他認為，蘇俄政府實行“土地國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實行新經濟政策則是蘇維埃革命第二期的政策，認為加強“無產的工人與小資產的農民間之協進”，更有利于鞏固工農聯盟和發展生產力。文章還說，“資本主義中‘最初積累’的發展，必定令農民為階級分化；國家工業的發達，必定一面吸引無產階級化的農民，一面擴充財政、技術的影響于鄉間”[4]，這種相對的雙方發展，才能“創社會主義現實的基礎”。他還強調指出：“俄國不能成隔離的新村制，而是現實經濟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要通過新經濟政策的實行，通過生產協社，勞動協社，使農民“在鄉間與小資產階級心理對抗，使他用公產的原則組織養成共產主義的人生觀”[4]。

七、社會主義在一定歷史時期可實行多種所有制并存和競爭的所有制結構

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后，蘇俄社會的所有制結構隨之發生變化，出現了宗法式農民經濟、小商品生產、私人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有企業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格局。瞿秋白通過考察和研究指出，蘇俄實行這種所有制結構的有其必要性，在落后的物質技術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經濟，不可能也不應該是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國有、集體、私人以及國家資本主義等多種所有制經濟在一定時間可以并存和競爭，但必須保持國有經濟的基礎地位，使“國有工業仍為國民經濟之基礎”[2]。各種所有制經濟通過競爭發生聯系，能促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公有制的壯大。他指出：“商業初開時，私人的營業反較盛，有時貨物都較賤，現在大概而論已適得其反了。”“大半國立的市立的工人協作社，比較更堂皇些。”[2]同時他還認為生產規模大、資金雄厚的企業也易于在競爭中獲得勝利。他還如實報道說：“資本集中律一實現，這班小資本的買賣不過四五月就得傾倒。我初見街頭所賣白面包，還是小生意家家里自己零做的。現在已經看得見一兩種同式同樣又同價的白面包，打聽起來，原來已有猶太舊商人復活，做這大宗批發生意，替他算起來，一天可得利幾千萬蘇維埃盧布呢。資本的發展——按經濟學的原則——真是‘速于置郵之傳命’。”[4]

參考文獻：

[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7-289.

[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419.

[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6.

[4]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139-242.

[5]張壽春.瞿秋白的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及其由來[C].瞿秋白論叢,*: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