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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伊始，阿根廷經濟危機爆發，大規模的騷亂和激烈的政局動蕩迫使政府放棄了比索盯住美元的貨幣匯率制度，國內外投資者對阿根廷的信心急劇下降。

應該指出的是，阿根廷不僅碰到了經濟危機，而且還陷入了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在這三種危機中，經濟危機是主體，而經濟危機的本質則是債務危機。

阿根廷危機的一些教訓和啟示，很值得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記取。

首先，適當的匯率制是決策的前提。在全球化時代，由于國民經濟與國際經濟的聯系越來越密切，而匯率是這一聯系的“紐帶”，因此，選擇合適的匯率制度，實施恰當的匯率政策，已成為經濟開放條件下決策者必須要慎重考慮的重要課題。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東亞金融危機，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說是由匯率變動誘發的。阿根廷危機的原因之一，也與貨幣局匯率制度有關。因此，采用一種適合本國國情、有利于提高本國競爭力的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毫無疑問，浮動匯率制不是十全十美，貨幣局匯率制也并非一無是處。問題的關鍵是，在實施某一種匯率制度的過程中，如何采取一些相應的配套措施，以便使這種匯率制度在有利的環境中運轉。例如，香港和愛沙尼亞在實施貨幣局匯率制度時，很注重改善微觀經濟層面上的基本要素。而在阿根廷，不僅企業效益增長緩慢，而且勞動力市場也具有很強的剛性。此外，國際經驗還表明，為了使貨幣局制度順利地運轉，國內經濟應該有較多的活力，金融體系健全，財政紀律嚴格，而且它所盯住的貨幣必須是其主要貿易伙伴的貨幣。

在阿根廷，由于流通領域中的現金在減少，政府遂答應省一級政府印制并發行自己命名的代用券，用于政府開支或支付公共部門雇員的工資。例如，人口最多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率先印制了10億美元的一年期代用券。毫無疑問，這些“準貸幣”雖然一時解決了流動性不足的難題，但對貨幣局匯率制度的破壞作用是很大的。一些經濟學家指出，阿根廷的貨幣局匯率制度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那種貨幣局制度，因為政府答應1／3的貨幣基礎(流通領域中的比索加上銀行中的比索存款)可以用政府債券來支撐，以便使它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其次，必須注重利用外債的規模。阿根廷歷史上曾碰到過兩次較大規模的債務危機，第一次是在19世紀末，第二次是在20世紀80年代。雖然這兩次危機都給阿根廷經濟帶來巨大的創傷，但是必須指出，舉借外債本身并不是壞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積極地舉借外債已成為發展中國家決策者的一個明智選擇。然而，外債的規模必須與本國的償付能力相適應。遺憾的是，阿根廷沒有從過去的危機中吸取教訓，而是在90年代初實現經濟復蘇后再次舉借了大量外債。更為不利的是，相當多的一部分外債不是投入生產部門，而是被公共部門用于非生產性目的。

阿根廷公共債務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50％，按照發達國家的標準，這一比重似乎并不高。但公共債務相當于出口的比重卻高達5倍，此其一。其二，阿根廷的債務結構不合理，一是還本付息集中在2001—2004年，二是大多數債務采用固定利率，一般都在10％以上，從而使還本付息負擔進一步加重。

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的那樣，除非一個國家的經濟飛速增長，金融市場非常發達，否則不應該使債務負擔達到如此重的地步。無怪乎有人認為，阿根廷的“兌換計劃”是“死在債務和經濟衰退手里的”。此外，阿根廷的教訓還表明，在外資流入源源不斷的時候，阿根廷早就應該努力提高國內儲蓄率，并在經濟改革之初，就應該把社會保障制度作為改革的重點。

第三，提高財政部門的穩健度也是維系經濟安全的必要條件之一。阿根廷危機表明，龐大的財政赤字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在90年代前期，阿根廷的財政狀況還是比較好的。然而，從1996年起，情況就起了變化。一方面，90年代前期急風暴雨式的私有化結束后，私有化收入大幅度減少，而政府開支卻得不到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前總統梅內姆為了謀求第三次連任，不惜大幅度增加財政開支，對地方政府財政開支的增加也聽之任之。正如英國《金融時報》所說的那樣，阿根廷的政治家具有隨意開動印鈔票機器來滿足政治需要的傳統。其結果是，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曾經擔任阿根廷經濟部長的洛佩斯說過，在90年代，阿根廷的政府開支增長了150％，而經濟僅增長了50％。而《拉美財政》雜志的一篇文章則認為，在過去的十年中，阿根廷的公共開支增長了1倍，財政赤字增長了6倍。

阿根廷財政收支嚴重失衡的根源在于財政開支負擔過重。而財政開支得不到控制的原因與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密切相關。阿根廷的總人口為3600萬，而公務員人數則多達200萬。這一比率不僅在拉美，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比較高的。阿根廷的國會雇傭了1萬人，阿根廷的省一級立法機關還雇傭了5萬人。阿根廷的參議院有72個席位．眾議院有257個席位。《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假如按照這一比率，美國的國會議員將多達2000人，而不是現在的535人。

阿根廷的公務員不僅領取高薪，而且還可享受非常優厚的福利。因此，龐大的公務員隊伍占用了國家的大量資金。以國會圖書館為例，在它的3000萬美元的預算經費中，98％被用來支付其964個雇員的工資。

阿根廷的財政失衡還與中心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復雜的財政關系密切相關。在90年代后期開展的財政改革中，中心政府的財政權有所縮小，地方政府的財政權則顯著強化，財政開支也大幅度增加。在這一過程中，中心政府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來監督或約束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例如，杜阿爾德總統曾于90年代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省當過8年省長，在此期間，該省的財政赤字增長了10倍多，而且還不斷地向銀行舉債。對此，中心政府幾乎是束手無策。據估計，90年代后期，在阿根廷公共開支的大幅度增長中，約三分之一與地方政府有關。

一方面，由于政府對資金的需求很大，資本市場上籌措資本的成本居高不下，從而使私人部門處于一種非常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為增加財政收入而向企業征收五花八門的稅收。據統計，一般的企業要向聯邦政府、省政府和市政府繳納14種稅。然而，由于偷稅漏稅司空見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90年代

期所作的統計表明，在阿根廷，只有50％的納稅人繳納了增值稅。因此，有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假如阿根廷能將偷稅漏稅的比率減少12．5％，阿根廷的財政收支就不會是赤字了

總之，正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魯格夫所說的那樣，不當的財政政策、沉重的債務負擔和僵硬的匯率制度三者結合在一起，必然會導致危機。

第四，政治穩定是加快經濟增長的基本條件之一。應該說，自80年代初阿根廷實現軍政府“還政于民”后，政治民主化進程一直在穩步發展。但是，自1999年國民經濟出現衰退后，“經濟問題政治化”趨向愈益嚴重。換言之，政府的任何經濟政策的出臺或付諸實施，都受到黨派之爭的影響。

“經濟問題政治化”甚至還與同一政黨內的分歧與不和聯系在一起。例如，現總統杜阿爾德與前總統梅內姆均屬正義黨，杜阿爾德而且還在梅內姆當政期間任副總統。按理說，在國家陷入危機后，這兩人應該同心同德，共渡難關。但梅內姆在2002年1月9日接受智利《商報》的采訪時說，杜阿爾德總統“不稱職”。梅內姆還批評杜阿爾德的經濟政策是“極其壞的”，認為新政府放棄1比索＝1美元的兌換計劃將導致經濟不穩定，“使阿根廷在世界經濟中的參與迅速消失，使阿根廷自我封閉，也會使阿根廷倒退40年。”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阿根廷的政治制度中有一種黨內“相互殘殺”的傳統。梅內姆貶低杜阿爾德的目的，無非是要使自己在2003年的大選中處于一種有利的地位。

還應該指出的是，最近幾年阿根廷政治民主制度中的最大問題是總統權力受到很大的制約。德拉魯阿既沒有控制議會，也沒有控制全國23個省中的14個，而反對黨手中的那些省，正是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大省。在減少財政赤字的號召中，那些省采取了抵觸的態度。德拉魯阿甚至沒有得到推舉他競選的聯合陣線的全力支持。不僅如此，在許多問題上，政府內閣也經常不能達成共識。由于得不到廣泛的支持，政府在2000年和2001年實施的近10個經濟計劃接二連三地失敗或半途而廢。其結果是，國內外投資者對政府的信心危機也越來越明顯，他們停止投資或將資金轉移到國外。

第五，政府與公眾應該在反危機措施和其他一些經濟政策上達成最大限度的共識。如前所述，為了避免危機的爆發，德拉魯阿政府根據IMF的“藥方”，推出了一系列緊縮性措施，其中包括降低工資和削減養老金支出，等等。這些措施不僅引起了低收入者的反對，而且還遭到了中產階級的抵制，從而使政府與公眾的對立不斷強化。2001年7月所作的一項民意測驗表明，德拉魯阿總統的支持率已下降到20％，是他1999年上臺以來的最低點。在德拉魯阿總統當政的2年時間內，全國工人聯合會共組織了9次大規模的罷工。而那種以敲打鍋碗瓢盆為特征的示威、游行和抗議則更是司空見慣。一些西方媒體指出，不要小看“鍋碗瓢盆的力量”，它使德拉魯阿總統和薩阿總統交出了權力。

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泰國和韓國等國的民眾踴躍向國家捐獻金銀珠寶，盡管也有人竭力反對政府的緊縮政策。民眾對反危機政策的理解和支持無疑是非常必要的。當然，就政府而言，每一項政策或措施的出臺都應該考慮到民眾的忍受程度，否則會事與愿違。而德拉魯阿政府的緊縮性措施過于嚴厲，因此產生了很大的不良影響，以至于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德拉魯阿政府的藥是否比它要治療的病更加難以被接受忍受。

還應該注重到，阿根廷“鍋碗瓢盆的力量”攻擊的目標之一，是政府的腐敗。在游行隊伍中，人們高呼的口號就是“把那些官僚趕下臺”。不容否認，長期以來，腐敗一直是困擾阿根廷政治生活的嚴重問題之一。例如，不少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經常利用手中的權力來安排一些有名無實的工作崗位。有幸獲得這種被叫作“庇護主工作”的美差的人，不必天天上班，只需每月露面一次取工資即可。據估計，阿根廷全國共有10萬人享受這種待遇，2001年用于這方面的“政治開支”高達20～40億美元。

第六，私有化不是抵御經濟危機的“防火墻”。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下，梅內姆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以至于許多阿根廷人說，“整個國家都被賣了”。梅內姆政府的指導思想是，國有企業效率低下，長期虧損，只有將其私有化，才能減少政府干預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才能調動私人資本的積極性。

不容否認，大規模的私有化一度使阿根廷與墨西哥“肩并肩”，走在90年代拉美經濟改革的前列。使梅內姆政府更為自得的是，私有化使政府獲得了大量收入。據美洲開發銀行統計，在1990～1995年的私有化高潮期，共有123家國有企業被私有化，政府獲得了184．5億美元。這筆巨大的收入可以使政府繼續大手大腳地花錢，可以繼續給政府部門的官員支付高薪和優厚的社會保障福利。然而，90年代后期，即在轟轟烈烈的私有化過去之后，私有化收入不斷減少，而政府開支卻沒有得到控制。可見，私有化不僅沒有使阿根廷幸免于難，而且還對其財政狀況留下了“后遺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