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辯證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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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二者不僅具有差異性，更主要的是二者還存在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統一性。深入分析二者之間辯證關系有助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對發展戰略的理性選擇，揚長避短，有效地在動態中發揮其比較優勢。
Abstract：Beingtwodifferentfacetsoftheeconomicdevelopmentintothedevelopingcountriesandregion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latestartingarenotonlydifferentitated,butalsointerdependentandmutuallytransformedbetweenthem.In-depthanalysisofthedialecticalrelationshipbetweenthemcanhelpthedevelopingcountriesandregionsselecttheirdevelopingstrategiestomaintaintheirdynamicadvantageseffectively.
Keywords:late-startingadvantage;late-startingdisadvantage;dialecticalrelationship;strategicchoice
長期以來“后發優勢”一直都是理論界十分熱門的問題，尤其是在我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一問題更是倍受學者們關注的焦點。“后發優勢”理論不僅在世界范圍內得以驗證，而且也被一些學者廣泛地應用于研究國內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途徑的選擇上，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具有響應力的實際成效。相對而言“后發劣勢”的研究卻略顯薄弱，而對兩者之間辯證關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其實，“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的概念來自于國際發展的不平衡性的概括和總結，它是發展中和欠發達的國家及地區同一發展問題的兩個不同側面，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
一、關于“后發優勢”理論
對“后發優勢”的研究最早源于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絕對優勢理論。此后，國際學術界便從資源稟賦理論、區域理論、制度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等方面對“后發優勢”理論進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就是美國的社會學家M.列維和經濟史學家格申克龍的理論。列維認為現代化進程的后來者，其“后發優勢”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后發國對現代化的認識要比先發國在自己開始現代化時對現代化認識豐富得多。第二，后發國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鑒先發國成熟的計劃、技術、設備以及與其相適應的組織結構。第三，后發國家可以跳越先發國家的一些必經發展階段,特別是在技術方面。第四，由于先發國家的發展水平已達到較高階段,可使后發國家對自己現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預測。第五，先發國家可以在資本和技術上對后發國提供幫助。而格申克龍認為“后發優勢”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后發國家能夠從發達國家學習先進的成果來加快自己的發展，并從錯誤中吸取教訓。第二，后發國家領導人和知識分子均有落后的意識，從而為國家發起的現代化提供了保證。
西方學者提出“后發優勢”理論之后，國內學者也對“后發優勢”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羅榮渠認為，后發優勢主要表現在如下四個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用強制方式打破傳統社會自身無力克服的封閉性與停滯性，傳播現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國家的現代化啟動。二是可以借鑒先進國的經驗，避免走彎路，采取趕超戰略實現跳躍式的前進，快速的進入較高的工業化階段。三是借用先進國的新技術與資本及各種有利條件，提高國際競爭力；四是后發國家聯合對付先進國的損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發展；林毅夫教授認為從技術的層面來說，一國的經濟發展決定于生產要素、產業結構和技術創新三方面。因此，“后發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方面：第一，落后國家和地區具備比發達國家和地區更為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第二，落后國家和地區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把發達國家的一些產業直接引入，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第三，落后國家和地區可以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引進先進的技術，從而降低研發成本和縮短研發時間。
歸納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并結合個人分析，筆者認為“后發優勢”大體可以總結為以下四個方面：第一，資源優勢（其中包括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優勢）。由于發展中和落后的國家和地區現代化進程晚，自然資源具有較大開發潛力，人力資源相對豐富和廉價。第二，產業替代優勢。首先，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夕陽產業在落后國家和地區卻是朝陽產業，又由于該產業在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應用周期中已得到其應得的收益，所以經常會以低于原始開發成本很多的價格轉讓給落后國家和地區；其次，即使是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新興產業也可能由于后續進入者過多，競爭環境惡劣，而造成向發展中及落后國家和地區的產業轉移。以上兩種情況都會在不同程度上節約發展中及落后國家和地區產業升級的時間和資金成本，使其快速處于較高起點，形成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之間差距的收斂效應。第三，技術引進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水平較低，從發達國家和地區引進先進技術是其實現技術快速升級的重要途徑。這一途徑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節省大量的研發時間和經費，從而形成與發達國家和地區技術差距的收斂。第四，借鑒選擇優勢。由于發達國家和地區先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進入現代化進程，后者可以借鑒前者的經驗教訓，不走或少走彎路，優化戰略選擇，實現跨越式發展。
二、關于“后發劣勢”理論
相比而言人們對“后發劣勢”的研究卻略顯單薄。“后發劣勢”概念是美國經濟學家沃森提出來的，楊小楷教授也進一步提醒人們警惕未來發展中的后發劣勢問題，其英文為“CurseToTheLateComer”，就是“對后來者的詛咒”。他的意思就是說，落后國家由于發展比較遲，所以有很多東西可以模仿發達國家。模仿有兩種形式，一種是模仿制度，另一種是模仿技術和工業化的模式。由于是后發國家，所以可以在沒有基礎制度的情況下通過技術模仿實現快速發展。其中“詛咒”是指落后國家由于模仿的空間很大，所以可以在沒有好的制度的條件下，通過對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發達國家必須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別是落后國家模仿技術比較容易，模仿制度比較困難，因為要改革制度會觸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國家會傾向于技術模仿。落后國家雖然可以在短期內取得非常好的發展，但是會給長期的發展留下許多隱患，甚至可能導致長期發展失敗。
在分析“后發優勢”的同時還必須清醒的認識到“后發劣勢”也同時存在。筆者認為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后發劣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劣勢就在于其后發性。因為，無論怎樣去探討“后發優勢”，其前提都是落后于發達國家和地區，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第二，技術模仿過程中容易產生技術依賴。首先，由于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與發達國家和地區技術上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其引進技術的成本總是低于自主研發的成本，并且可以節省大量的研發時間，這種情況下大大地削弱了研發的積極性，并形成“落后——引進——再落后——再引進”的不良循環，而且還有可能由此形成國家和地區的技術和經濟安全隱患。另外，如果發達國家的某種技術已具有市場主導地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技術模仿就會陷入一種技術模仿的渠道性依賴之中，很難另辟溪徑打開新的研發渠道（就像大多數電腦主板廠商都要以適用INTEL處理器為標準一樣）。第三，如果技術模仿和產業替代與本國或本地區資源稟賦結構差異性較大，則會造成調整稟賦結構的成本遠高于技術模仿和產業替代的成本，甚至是高于自主研發和自主產業升級的（資金和時間）成本，從而陷入后發陷阱。第四，后發國家和地區模仿先進的技術容易，但模仿先進的制度比較難。因為技術的進步不論對任何人和群體的利益都只能產生正面影響，不會產生負面效應，但制度變革就會侵犯一些人和群體的既得利益。而只有技術發展，沒有相應的制度變革則會給長期發展埋下諸多隱患，甚至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發展失敗。在這方面不僅沃森和楊小楷持有此觀點，其實早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就已蘊涵了這種思想。馬克思在分析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過程中始終強調“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發展狀況”，“上層建筑一定要適合經濟基礎的發展狀況”。馬克思觀點的主要內容是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中主要是技術和工具的革新），必須要有相應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改革。否則，就會造成諸多不穩定因素，引發社會矛盾激化，進而導致生產力發展受阻。第五，是發達國家為了保持自身的絕對優勢而設置的諸多障礙。.三、“后發優勢”與“后發劣勢”的辯證關系
事物是矛盾的統一體，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也是如此。上文分別剖析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這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較而產生的兩個不同側面的特點。由于二者分析的側面不同，所以二者之間是相互區別的。但二者的關系不僅是相互區別，更主要的是辨證統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轉化。如果理性對待，正確選擇，劣者亦會變劣勢為優勢；反之，則優者亦會變優勢為劣勢。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是辯證統一，相互依存的。“后發優勢”總是在不發達或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較的前提下才可能存在，這就說明后發性這個根本性的劣勢是所有“后發優勢”的基本前提。而每一具體形式的“后發優勢”也預示著與其相對應的“后發劣勢”必然同時存在。如：豐富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優勢必然對應著工業化進程起步較晚和程度較低的劣勢；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優勢必然對應著經濟不發達和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劣勢；技術模仿優勢必然對應著技術落后，技術依賴的劣勢；產業和技術替代升級優勢必然對應著為了適應替代產業結構和引進的先進技術結構而以較高成本調整自身稟賦結構的劣勢；借鑒選擇，快速發展的優勢必然對應著高成本支出和高頻率的社會改革，容易造成社會不穩定的劣勢。以上一一對應而存在的矛盾足以說明“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失去了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復存在。
其次，“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是動態轉化的。“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實質上也就是后發國家和地區的“比較優勢”和“比較劣勢”，而其并非是靜態的概念，在現實的經濟發展中兩者之間實際是辯證轉化的矛盾過程。如：經過一個時期的快速發展，由于大力開發而造成的自然資源耗竭和環境承載力下降，其資源優勢將逐漸消失，并可能隨之轉化為工業化程度提高和進程加快的優勢；經過長期的技術引進、消化和再創新，原本的技術模仿優勢將逐漸不復存在，并可能隨之轉化成真正的先進技術優勢；經過不斷的產業替代升級，原本的產業引進替代優勢將逐漸不復存在，并可能隨之轉化為真正的產業結構競爭優勢；由于工業化程度提高、進程加快，以及產業和技術升級等多方面的影響，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將逐漸消失，并可能隨之轉化為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高素質勞動力優勢。同時，借鑒選擇優勢也將逐漸消失，并可能隨之形成為相對完善的社會形態優勢。①以上的種種矛盾轉化都說明“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概念，而是伴隨經濟發展“后發優勢”不斷消失，而“后發劣勢”也不斷轉化為“競爭優勢”的過程。
四、“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動態轉化過程中發展戰略的選擇
前面所分析的“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的動態轉化并非是必然的過程，而只是一個可能的結果。因為具體的“后發優勢”都是暫時的，并非永恒不變的。如果發展戰略選擇錯誤，就可能使“后發優勢”逐漸消失，而新的比較優勢又無法形成的被動局面，進而造成持續發展動力不足，甚至是導致長期發展失敗。所以，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只有審時度勢，理性選擇發展戰略，才能實現持續、快速、穩定的發展。
首先，在實施技術引進和產業結構替代升級戰略過程中要進行理性選擇。在技術引進和產業替代升級的選擇中并不是層次越高越好，其選擇標準是要符合本國或本地區稟賦結構及發展狀況。否則，將會發生極大的稟賦結構調整成本，反而阻礙了經濟發展。
其次，在發展中進行動態優勢戰略選擇，將“后發優勢”轉化為競爭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速發展通常以資本和能源的高度消耗，以及環境的嚴重破壞為代價。其諸多“后發優勢”也必然伴隨這種消耗而逐漸喪失。所以，要繼續維持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態勢，就必須在發展變化中轉變生產模式，逐步培育和創造新的比較優勢能力。變資源優勢為技術優勢，促進TFP的增長②,進而逐步實現“后發優勢”向競爭優勢轉化。
再次，在快速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進行相應的經濟、政治改革以及意識形態更新。合理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先進意識形態是為促進經濟快速發展提供良好社會環境的重要保障。所以，在實行一系列經濟發展戰略的同時也必須積極擬訂和實施相應合理的改革方案，也只有這樣才能消除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隱患，實現健康穩步的發展。
總之，只有在具體的“后發優勢”尚未消失前進行理性和恰當的優勢戰略選擇及時挖掘和形成新的比較優勢，才能真正持久擁有和發揮比較優勢，才能快速推進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
注釋：
①本段文字中之所以頻繁運用“可能轉化為XX優勢”，是因為這種轉化只是一種可能，并非必然結果，只有在進行正確發展戰略選擇的前提下這種可能性才會轉化為現實性。文章最后部分（即，“后發優勢”和“后發劣勢”動態轉化過程中發展戰略的選擇）的寫作意義也正在于此。
②“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英文簡稱TFP）在傳統的經濟增長理論模型當中，TFP的增長，被認為是除了勞動和資本投入之外決定一國經濟增長的關鍵性因素，而TFP的增長又分為三個來源：第一是效率的改善；第二是技術進步；第三是規模效應。
參考文獻：
［1］M·列維.現代化的后來者與幸存者［M］．北京：知識出版社，1988.
［2］格申克龍.從歷史的角度看經濟落后［A］．謝立中，孫立平.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C］．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
［3］羅榮渠.現代化新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4］楊小楷.后發劣勢，共和與自由［Z］.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雙周經濟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及與會者的評論與討論,2000-12
